余英時：談錢鍾書先生

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後，先是在清華，後來到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這個對他來講是一個避風港。因爲研究所可以沒有學生，可以避免許多困擾。後來他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委員會，在政治上比較安全，沒有什麼東西會騷擾到他。當然他會感受到各種風浪，最重要的一點當然就是他有自己的價值系統跟思想，也可以說思想系統都已經確定了，不會因爲政治局面改變、新的意識形態有強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適應。他基本上不大適應的。

他也不是說完全不適應，就是說適應得不大看得見。比如說他在《宋詩選注》的序言中，當然要適應當時的情況。他很聰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他後來在這裡親自和我說，他引的話，幾乎都是常識，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東西。這就是說他也能保護自己，也能夠知道怎樣明哲保身。這幾種原因加起來，他可以繼續做他自己早年開始的工作。

他晚年寫的《管錐編》四大本，上百萬言，都是他讀書筆記整理出來的，跟早年寫《談藝錄》基本上是一個路數。所以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麼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不斷的學問，繼續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

傅：他寫《談藝錄》的時候還很年輕，也就三十出頭，在那個時候他差不多就已經確立了他一生的學術風格？

余：他早年就以聰明著稱，他小時候，我的老師錢穆看見他父親叫他背書，他很小就在他的父親督促之下念了很多書，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會說一個新的學說出現他就震動，他不容易動。這個東西能保持到最後也是因爲早年有這個深厚的根基，他到清華的時候，各種文集他看得相當多，英文也看得相當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許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會爲一種學說所俘虜。因爲我們普通人常常會被一種思想所俘虜，也並不是那個思想力量大，而是那個思想背後有更大的現實的力量支持。他能夠在這種情況之下，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書的結果。

傅：一直有人在說，他的《管錐編》也好，《談藝錄》也好，寫的都是片段，他沒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體系，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余：我知道這是通常對他的批評，我最近看到有個人引過葉公超一個評論，說錢鍾書的問題，是他滿地都是散錢沒有串起來。這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另外我要給他做個解釋，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統，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說黑格爾造一個大系統，他自己也不能住進去，旁邊還要造個小房子自己住。這個大系統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認爲他基本上就不是講求系統性的人。如果我們用西方的觀點，以撒亞·伯林——也是牛津大學的——講了有兩種人，一種是狐狸，樣樣都知道，這就是錢鍾書；一種刺蝟，刺蝟一定要造一個大東西，這個大東西在哲學上講就是系統，文學上也可能稱它是文學系統文學理論，這個東西錢鍾書都沒有興趣。他捕捉的是一種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來很可觀，就是這樣說他是有許多散錢，沒有整個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來的，那些還是有用的，而且是永遠有用的。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大系統，往往沒有幾年，就被人丟掉了，就忘記了。你留下真貨，還是有用的。所以《管錐編》還是繼續有它的價值。

同時他的治學方向，可以說早年接受晚清遺老的影響太深，就是專門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較勝負，要超過別人。他是非常好強的人，總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統上發揮，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這個典故，這個典故最早出現在什麼地方；這個詩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這是中國考證學派的影響，因爲他父親錢基博先生還是受老派的影響，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陳石遺那樣的老一輩談詩論藝，二十歲左右就已經迷上遺老那一套訓詁啊、找出處在什麼地方啊這些別人不大注意的東西，他要在這個上面求勝。

求勝只能在這些小的點上求勝負，大的地方講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沒有人能夠評判的。他後來走的路子是中國傳統的、清朝人發展的一種筆記爲主的著作，如《日知錄》，或者更早一點的像南宋末年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他們這些筆記都是非常有原創性的。陳援庵先生就說清朝人的筆記就等於一瓢奶粉，你要拿熱水一沖，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現代人都從《日知錄》這裡面找一兩條，然後再去發展再去發揮，再加水分，那就變成一杯牛奶。現在的論文或者專書，往往也不過是古人筆記的一條兩條。

所以從這個上面看，錢鍾書的遺產學術價值永遠是有用的，但是他確實沒有一個大系統。他是注重小的結果，較少注重大判斷，大判斷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爾也有一些大判斷，比如論中國詩與中國畫有兩種相反的途徑，不過這樣的東西不多。

他主要的貢獻都是筆記式的。筆記式有一個好處，就像《管錐編》你可以說是讀書筆記，而且是以書爲本體爲本位，他不需要有個架構。現代在西方學術或者在中國學術，多半要求你有一個結構，你自己要提供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往往是創造性的。這個結構好，就可以把許多不同的東西放進來。但是他自己不要結構，他以書爲結構，他講《周易》就以《周易》爲結構，講《左傳》就以《左傳》爲結構，在這裡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發揮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來的意思精益求精，講得非常精到，同時還要牽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較溝通，這是他從《談藝錄》裡面，已經開始的工作，就是所謂二西之書：一個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裡面用佛教的、禪宗的東西也很多；另一方面當然是西方的哲學文學，各種各樣的東西，跟中國拉在一起的時候，他把它抓在一處，你可以看出來這個東西不光是中國有，外國也有這樣的想法，也有某種表現。也可以說，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處。他很少講相異之處，相異之處，就是要講一個大的背景，大的架構。

所以他可以避免這種大的判斷，也可以少給人家攻擊的餘地，你沒法攻擊他，他根本不講那一套。他講同不講異，至少異講得很少，我幾乎找不到他講中西相異的地方。因爲相異的地方很難講。某一個典故中國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徵什麼東西，這個都可能找到共同之處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貫穿起來，這個貫穿起來後面，其實還有一個假定，這個假定就是說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絕然不同的。這本身是有很大意義的，因爲現代人往往要強調，我們中國文化有什麼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這個特殊性在哪裡，你又說不出來。但是錢鍾書至少用實際的成績證明了這一點，光說這一句話很容易，但是怎麼樣相同，錢鍾書是千百萬的例子去找了。

傅：有學者批評錢鍾書先生缺乏問題意識，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余：問題意識是西方的觀念，實際上是這個觀念十九世紀早就有了。錢鍾書不是沒有問題意識，他把一個問題意識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後往往變成許多小的問題。一般的讀者接不上，因爲他沒有這個知識背景，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東西。很坦白地說，有些可能是讀者的程度問題，而不是錢鍾書本人的問題。我認爲他有問題意識，不過是他的問題表現方式，不是一個，做大塊文章。因爲他要講的，一般人常識知道的問題他都不提的。那最後只能追到幾個很尖端的點上去談問題。一般人哪能個個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談的是什麼東西。我不認爲這樣的批評是能夠把錢鍾書的價值減低，他有他的問題意識。不過你自己沒有這個程度，到不了他的問題上面去，他的問題層面比你高。換句話說，在他提出並解決問題的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問題。

傅：現在不少人在研究錢鍾書，形成所謂錢學。

余：我認爲錢學很難研究，因爲他是沒有一定形狀的，你怎麼去研究他？現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說他看不起人，罵別人，用各種方式罵。那對錢鍾書並不是很合適的一種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將來對錢鍾書發生很大的誤解，甚至於產生很大的反感，以爲錢先生就是專挑別人的毛病。

有人講讀書有幾種方式，一種是你在書裡面看別人的好處，這樣你就得到益處。另外一個方式你看別人的書，盡挑毛病，百孔千瘡。如果兩個不同的人念書，一個是在裡面找他的好處，再壞的書也有好處，也有所得；反過來說再好的書也有毛病。一個人專門找毛病，一個人專門看長處，結果下來，找長處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東西，找壞處的人得到的是負面的東西，不過說這個人錯了，這個也沒有看見，那個也沒有看見，那樣反而顯得小氣。

清朝初年，像閻若璩知識淵博，樣樣都知道的，可是後來全祖望罵他，他因爲自負淵博，反而顯得自己很陋，那就變成陋儒了。所以這位大學問家雖然樣樣都知道，什麼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認爲他是陋儒。我想錢鍾書不是陋儒，他超過了這個境界，他忍不住要諷刺別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這些東西都給他拼命宣揚出來，那最終無非證明他博聞強記，比別人更高一籌，不能證明他實踐中一定高。這樣的研究方式是對錢鍾書的恭維還是傷害，那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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