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汉字起源是个谜

李零：漢字起源是個謎

李零：汉字起源是个谜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黄帝时代按考古学的说法就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往前推，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的问题。

▍西方对汉字的偏见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比如，黑格尔认为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也体现在对文字起源的研究上。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受这种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而古代象形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文字的起源：渐变还是突变？

文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过程说则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这两种说法，突发说更适用于甲骨文这种成熟文字，过程说更适用于陶符这种原始文字。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过程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普遍支持定义说，认为考古学家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往往是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那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郑也夫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关键是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而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的一种。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可以读，也可以不读。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但也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

▍陶符的年代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这一进化模式超越了定义说和突变说。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1981年在杨家湾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如果说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商代陶文（公元前1435-1412年）是殷墟文字的前身，那么从公元前2000年汉字起始到公元前1400年汉字完成系统化这段时间就是研究汉字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可惜这一段历史目前还毫无线索，成了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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