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梅花奖40周年 | 打开封面 | 汪人元 | 认识梁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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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周年。作为我国第一个旨在表彰和奖励优秀中青年戏剧表演人才、繁荣发展戏剧事业的艺术大奖，它的影响大、声誉高，对全国的剧种和地域覆盖面也广，强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对戏剧的关注和当代中国戏剧事业自身的发展进步。梅花奖创办40年以来，31届共推出了获奖演员726位，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仅艺术资质优秀，而且刻苦勤奋，根基扎实，舞台表演精彩，往往成为各剧种的骨干力量，乃至代表人物，为中国戏剧事业的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这里却想专门谈一谈对梅花奖演员梁伟平的认识。

梁伟平，上海淮剧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淮剧艺术领军人物，其实国内戏剧界的同行们大多早就认识他了。然而，我却希望戏剧界的朋友们能够再次认识这位戏曲演员独特的非凡之处。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的意义，尤其对当前每一位奋斗中的戏剧青年，甚至对当下每一个谋求发展中的剧种来说，都显得相当重要。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我独对梁伟平如此深切关注？或者说，他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我想，他最独特、也最突出的价值或许就体现在：他数十年来明确而执着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剧种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细想一下，艺术事业上有成就者绝不少见，但像他去这样想、这样做的并不多。而正是因为他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同剧种的命运紧密相连，使得他的艺术发展格外能够保持一种强大的持续动力；他的个人成就也竟然能够形成对剧种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他的艺术成果也就溢出了个人的收获、现时的荣耀，他的个体生命价值因融入他所投身的艺术之中而得到了无尽的延伸。

对每个戏剧家来说，个人命运的奋斗与剧种命运的发展，虽然具有一定关联性，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对个人奋斗的超越。艺术家能够自觉地将两者紧密关联，那一定是艺术家将“爱艺术”放在了“爱艺术中的自己”的前面。正因如此，梁伟平才令人肃然起敬。

一

梁伟平在花甲之年倾注全力推出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即《武训先生》。人们都注意到他是将此剧作为长期坚持探索“都市新淮剧”的一个最新实践，但我却发现，他在几十年来演过了无数角色之后，对这个戏剧人物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心灵契合。恰如他的坦陈：“武训是我创作中最感动的人物形象。”

淮剧《武训先生》

的确是这样的，他在演武训时最为动情。为什么呢？就因为当他走近武训这样一个千古奇丐时，产生了罕见的心灵和情感的震撼与共鸣。历史上的武训，一辈子仅靠个人乞讨，而执意兴办义学，尽受欺凌、历经劫难而终生不悔。甚至在义学建成之后，他仍坚持着自己凄苦饥冻的乞丐生活和一心利他的执念。一个人世间最卑微污秽的形象，却有着内在最崇高圣洁的精神力量。世上反差最大的种种两极，诸如卑贱与崇高，荒谬与非凡，污秽与圣洁，苦难与甘饴，屈辱与刚强……竟然在这个旷世奇人的身上融为了一体！他以最低贱的姿态，完成了最高贵的行为，让人惊异，让人心颤，让人流泪，甚至让人羞惭，也让人深思。所以梁伟平在出演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曾说过：“我真爱武训，真诚接受，真心感悟，真情演绎，崇敬崇尚！”于是，这些体会不但在他的心目中，自然也呈现在他的表演中。武训自创的乞讨叫卖声就成了最美的旋律，而武训走过的乞讨之路也成了最美的曲线，因为那正是一个卑微的生命通向崇高的人生轨迹啊！梁伟平从走近、到认识、再到扮演武训之时，内心与人物之间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同频共振。这，绝不是偶然的。

武训饰演者梁伟平（左）与编剧罗怀臻

编剧罗怀臻对武训一生受尽欺凌侮辱而心怀崇高目的的行为逻辑，曾做出这样一种深刻的阐释：对知识有崇高的敬畏，对人生有执着的信念。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梁伟平与此具有深深的契合。我们如果走近梁伟平的艺术人生，就会深为所动地发现，他对艺术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淮剧艺术的赤诚和责任感，也早已化作了他人生最为执着的信念。

许多人都听说过当年筱文艳亲自去苏北找到梁伟平，邀他来上海淮剧团演戏的故事。筱文艳可是淮剧界泰斗级的人物啊，然而为了淮剧事业的发展，她放下身段，一路寻找，终于把一位条件很好、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却不想演戏、正办理改行手续的梁伟平，引进了上海。筱文艳之于梁伟平，如有母恩，形同再造。她着意带着走进上海的梁伟平参加各类艺术活动，以开其眼界、扩其影响；安排他演出了剧团所有剧目中无论主配角色的小生戏，以增其实践、快速提升；为他请来岳美缇等艺术家单兵授艺，以丰富借鉴、熏染升华；亲自指导他的唱腔，以直接传授、承继传统；甚至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照，不让他感到离家之后身与心的一丝孤寂。真可谓牵其手而从艺，铺其路而畅行，哺其艺而腾飞。但令梁伟平终生难忘、也最丢不开的，则是她对自己的重托：“希望你担当起振兴淮剧的重任！”

淮剧《武训先生》

如此的深情嘱托，令梁伟平动容，更使他投入，由此便形成并不断强化了他终生不渝的人生执念。为了淮剧，他数十年坚持着最刻苦的艺术追求、最繁重的舞台演出，乃至发生过数次因病、因骨折剧痛而晕倒于舞台，经过抢救或服救心丸、苏醒后仍坚持重新登台，台下观众都为之落泪的故事；为了淮剧，他几乎从不休假，还主动放弃了历年工会安排的所有旅游休养，甚至还提出“淮剧没有双休日”；为了淮剧，他坚辞了由于他的优秀和影响而引来盛情邀约拍摄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可以获得高额片酬的机会，而专注于自己的舞台演出；为了淮剧，即使在自己成了名角、经济条件宽裕时，也从安定青年演员人心出发，坚守志业，避免形成物质攀比，而故意不买私家车，坚持与大家一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为了淮剧，他不停地充实、提升自己，深知提升自己与提升剧种的紧密关系，于40岁时还参加全国统考，进入上海交大又读了3年书，以进一步增强自己在艺术上的技术修养与文化修养；为了淮剧，他提出了“人争一口气，团争一台戏”的响亮口号，来鼓舞全团保持奋发状态，集体立志让淮剧这个外来剧种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立足闪光；还是为了淮剧，当他与罗怀臻终于顺利合作完成了“都市新淮剧”三部曲的《武训先生》之后，连众人都觉得，演完此戏实已功德圆满了，但在他的心头，为淮剧的努力奋斗却还是曲不会终，人不会散。武训的一句台词始终回响在他的耳边：“就当劫数未尽，缘分未尽，从头再来……”这一切，都似乎让我们能够生动地感受到，一位曾以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说出“淮剧可以没有梁伟平，但梁伟平不可一日无淮剧”的艺术家跃然眼前！这样的戏曲演员，在当代戏剧界太少见了。

梁伟平把个人命运同剧种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当代大量戏曲演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会让他的生命中具有一股很强的气场，也有一个很大的胸怀和目标。这当然与他的个体生命意识、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紧密相关，但也与他对上海淮剧的生存发展，特别是上海淮剧生存困境的发生与解决所具有的特别感受与认知有关。

二

梁伟平初到上海淮剧团时，真如鱼儿跃入了大海，在欢腾畅快之中，迅速地融入了上海淮剧和上海文化。

淮剧本是起源于江苏盐、淮地区的一个剧种，却在20世纪初期随着谋生的移民来到了上海，并在上海获得了艺术上的重大发展而成熟起来，由原本仅用锣鼓伴唱而发展出了丝竹伴唱，从原来仅唱淮调等简单曲调，而后则发展出了淮调、拉调、自由调三大曲调系统，并逐渐形成板腔体格局的剧种唱腔，并在表演上也获得了极大丰富，从此扎下根来，自50年代起建设了一支在上海特殊文化氛围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淮剧艺术队伍，并且以强大阵容、丰富剧目、高质量演出、更富有时代气息而形成了与江苏淮剧的风貌不尽相同的上海淮剧，并对整个淮剧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乃至引领作用。

而在上海这样一个活跃开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现代都市中，因为拥有多样的艺术品种，高质量的艺术演出，更有一批对艺术持有独到见解的艺术名流、学者、专家，这里也有海纳百川的宽松艺术氛围……于是，这一切便构筑起了一个良好的艺术涵养之地，同时也建立起一种具有特殊眼光的评价尺度，产生了对艺术发展或隐或显的引领性指导，甚至会形成一种几近共识的艺术底线，对此无知者往往会被普遍认为是“拎不清”。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环境，它与其他许多地方艺术工作易受或多受外行的粗暴干预是完全不同的。

梁伟平正是在这样的上海淮剧和上海文化中，尽享资源、饱和吸纳，同时也感受压力、奋力拼搏，快速成长为上海淮剧团一名出色的当家小生，成为上海淮剧艺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但是，他不久也感受到了上海淮剧生存发展的特殊困境。这种压力同时来自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即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对传统艺术的挑战，以及上海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对这个外来剧种的挑剔。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压力，前者是对所有戏曲剧种的共同挑战，而后者则对不同的剧种构成不同的挑剔，但上海淮剧却格外强烈地承受着这样双重的压力。

这种压力是非常现实和严峻的，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观众锐减、市场萎缩。因为上海淮剧过去一直把以苏北移民为主体的产业工人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曾经的国营企业繁多、观众无数，仅大型纺织厂就有数十家，只要为各家演出一场戏，就能连演一个月，戏票往往还不够分配。但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那些淮剧的忠实观众便已急剧老化并萎缩，更成为文化消费的社会底层。淮剧票价一低再低，也很难形成市场。

而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则在于，淮剧原先在上海的几个戏曲剧种中地位排名第三，紧接在京昆之后，然后还有越剧和沪剧，但在不知不觉中很快便成了“淮老五”而排到了末位。甚至一度在文化界还出现了“上海到底要不要淮剧”的议论。

在这种沉重的现实压力下，梁伟平一下子就把过去比较单纯的个人艺术追求，同淮剧的生存发展问题紧紧联系起来，带着更多的责任感去勤思考、多作为。他与上海淮剧团的所有同志一起，坚韧地站立在舞台上，以格外顽强的意志在低收入和多演出的夹缝中求生存，并努力向上海以外的淮剧流行区域、苏北的城乡去开辟自己的演出市场。然而，这样的奋斗并没能摆脱困境，相反却在不断拉大着自己同这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差距。

现实教育着大家、也逼迫着大家深入思考，终于发现，上海的几个戏曲剧种，除了沪剧，哪个不是外来剧种？而为什么唯独淮剧特别遭受了作为外来剧种难以立足的窘境，而京、昆、越这些剧种却从来不自认、不强调，也不被称作上海的外来剧种？原因就在于，淮剧长期以来被贴上外来剧种的标签，是建立于为上海的苏北外来人口服务的基础之上的。这本来是上海淮剧早期发展中的权宜之计，却被长期无意识地延续了下来。而一旦这种艺术上的外来印记遭遇到现代都市更多的审美性排斥和淘汰，淮剧的生存就会发生危机，而当同时还混杂着传统艺术的当代普遍困境的问题时，便格外显得难以立足了。

一旦认识清晰了，便有了新的奋斗方向。于是，绝地奋起的剧种命运突围终于出现了，上海淮剧打出了一面让人惊异的、建设“都市新淮剧”的大旗！为此，梁伟平与上海淮剧同仁先后创排了《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武训先生》这几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并且将这种努力持续了二三十年，打开了一个上海淮剧发展的新局面。

淮剧《金龙与蜉蝣》

梁伟平在这几出戏中都亲自领衔主演，在每一个剧目的演出中都对自己的表演艺术进行了重大挑战和全新锻造，同时也对当代淮剧艺术的建设形成了推动。在《金龙与蜉蝣》中他出演了一个传统戏曲无法归行的“变态的太监”蜉蝣，完全打破自己最为擅长的小生行当规范，在人物由可爱到可怜、再到可恶的三阶段特征的把握中，进行了艰巨而卓有成就的重塑；在《西楚霸王》中，他又以武生应工塑造了一个气宇轩昂的热血英雄，完全改换了舞台形体和表演方式，音色也更浑厚，行腔更加豪放；而在《武训先生》中，他则调动并融合了小生、老生、丑行等多种行当的表演技巧，生动刻画了一个极富戏曲韵味和形式美感的千古奇丐武训的形象。他的表演创造既给舞台留下了独特而生动的戏剧人物，也为淮剧拓展了表演空间，更为戏曲表演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关于如何处理继承与发展、心理体验与形式表现之间的关系可资研究和借鉴的范本。

淮剧《西楚霸王》

但更重要的是，“都市新淮剧”的艺术追求体现了对时空双重压力的双向突破，既正面回应了现代社会对传统戏曲的挑战，以传统艺术的新思考、新趣味、新风貌来契合时代审美；也以戏曲新作领风气之先的最优姿态赢得圈内圈外、上海以及全国戏剧界的惊喜注目和欣然接纳。特别是当年《金龙与蜉蝣》的惊艳面世，一时名动全国，让人们留下了至今也难忘的美好记忆，不仅创下了一出戏竟在全国不同部门获得43个奖项的惊人纪录，更成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了全国地方戏艺术创作走向的标志。客观地说，“都市新淮剧”的口号未必是一个严谨的戏剧理论表达，但它的艺术实践却形成了上海淮剧一个重要的方向性突破。这种突破的意义就在于：在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及都市文化氛围中，上海淮剧不再是仅仅看到不讲上海话的自己如何去适应上海水土问题（事实上讲上海话的本土剧种沪剧今天也同样深感危机），而更关注上海淮剧在当代社会中总体上的审美差距；不仅要让淮剧保持独特个性，更要让淮剧具有更多优点；不仅要努力让淮剧比自己的过去更好，更要致力于让淮剧在赋予传统戏曲以时代生命力上比其他剧种及艺术门类做得更好。

两代“蜉蝣”梁伟平（右）与王俊杰

由此，我们似乎突然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上海淮剧的意义。淮剧的苏、沪并立是很独特的，它与京昆艺术在全国各地某种程度的“地方化”不尽相同（上海毕竟有着几百万的苏北人，这是上海淮剧观众的特殊构成），与越剧的江浙沪闽“一体化”、黄梅戏的皖鄂“一体化”更不一样。相对于整个淮剧来说，上海淮剧一直是在替整个淮剧艺术率先接受都市观众的挑剔，也包括面对非典型淮剧观众趣味的选择，并且承担了在一个具有诸多一流艺术表演的竞争环境中，以及最具有现代前沿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如何立足、不断自我超越的使命。因此，观察上海淮剧的存在与作为，不仅对于淮剧这个剧种，甚至对于大量发展中的地方戏的现代生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对上海淮剧意义的追寻中，梁伟平的价值就自然显现了。

一路走来，梁伟平数十年来的艺术创造自然是令人欣慰的，卓有成就的，特别是他在“都市新淮剧”的建设过程中，让人们醒目地认识到他、肯定了他、赞美着他，从而使他获得了整个淮剧界的第一个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文华表演奖等一大批荣誉。但我想强调的是，他的艺术创造不仅是出色的，更是独特的。这个独特就在于他的所有代表作的成就过程，人生理想的追寻脉络，都与剧种建设发展的需求和腾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平心而论，在每一个戏曲演员的艺术生涯中，个人技艺的提升能与剧目的建设相互融汇已是难得，而能在剧目建设中融入更多剧种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实绩成就，那就格外难能可贵了。

淮剧《武训先生》

今天人们已经大体形成了一种共识，上海淮剧至今在艺术上具有两个高峰。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人出戏、艺术大发展的辉煌时期，那是以筱文艳为代表人物；另一个则是新时期持续到新世纪以来“都市新淮剧”的建设时期，而这一个高峰，正是以梁伟平为代表的艺术作为而构建起来的。

三

若论梁伟平的独特艺术成就，可以用“增值”一词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能为剧种艺术增值。一个戏曲演员通过在舞台上的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出色的舞台技艺就很不容易，不少演员一辈子也就是凭着对前辈艺术的继承、对传统剧目的精湛演出而享誉剧坛，也能获得人们的敬意，而要以个人的艺术修炼为剧种增值，又何其之难！但如果进一步来看梁伟平的“增值”，还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艺术成就已形成了剧种的有效积累，成为一种新的财富和活水添加到了剧种艺术传统的长河之中，体现了剧种纵向上的前行与进步；二是个人艺术创造在引领剧种走出新路方面，显示出更多宏阔的、有价值的思考、设计与实践，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甚至形成了横向上对同时代其他剧种发展或多或少的超越。这是何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这两方面的增值，前者是集中体现于他对淮剧小生表演艺术的规范，后者则在于对“都市新淮剧”的追求。

梁伟平对淮剧小生表演艺术的规范，是他个人艺术成就对淮剧构成有效积累的最大贡献。淮剧虽然也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但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地方剧种，过去长期以来小生和老生的表演都没有严格的规范与区分，而梁伟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伟平的个人条件实在是太好，这从筱文艳一路闻风寻觅，将他从苏北引进上海的做法中就可以想象和理解了。他扮相俊美，个头适中，嗓音清亮而圆润，且音域相当宽广，腰腿柔韧有力，思维反应敏捷，实在是个戏曲小生的好料子。难得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富连成科班出身的武生老师的基础教育，打下了不错的武功根基，出演过包括“林冲夜奔”在内的全本《逼上梁山》。进入上海之后受到特殊培养，他演遍了团里《白蛇传》《水漫泗州》《吴汉三杀》《牙痕记》《琵琶记》《南北和》《哑女告状》等所有传统戏的小生角色。但同时又向岳美缇等艺术家学艺，扎扎实实地学习了《拾画》《叫画》《惊梦》等昆曲经典剧目。再加上自己在一系列新编剧目《罗英访贤》《卖油郎独占花魁》《千古韩非》《韦应物》《马陵道》《李甲与杜十娘》《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作品中对小生行当表演的悉心揣摩与创造，终于在继承、借鉴、创作这种多样并举的锻造中，摸索出了淮剧小生的表演方法，形成了一种吸收外来剧种优长、但更有淮剧特质的那种优美儒雅且清健有力的独特风格。而在唱腔方面，梁伟平不仅嗓音条件好，高音能达到罕见的小字三组D音，更是运用自如，高低音统一，真假声转换自如，尤其是行腔圆润婉转，游刃有余。他来自淮剧家乡，咬字语音纯正，特别是传统戏根基扎实，又虚心认真向诸位前辈名家学习，故他的演唱自有传统韵味。但他又视野开阔，绝不保守，能主动借鉴当代各种声乐技术，且与淮剧界各地、各路的代表性作曲家密切合作、切磋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唱腔之中注重唱字、唱声、唱情、唱味、唱人物的特点，一改过去淮剧生行粗放、悲凉的格调，而建构起一种清新舒朗、大气儒雅的总体风格，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难能可贵的是，梁伟平还在培养下一代淮剧学生中，精心地编织起整套关于小生行当包括唱功、念白、台步、指法、水袖功、扇子功等完整的、切实可传的系统教材。于是，这样一种备受关注、更备受欢迎的淮剧小生表演方法及其规范便在淮剧界逐渐传播开来，终结了过去淮剧小生、老生浑然不分的格局。甚至，由于梁伟平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及其影响，如罗怀臻所说：正像以筱文艳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曾经创造了淮剧旦角的艺术高峰，梁伟平则将上海淮剧带入了生行艺术的一个全盛时期。

梁伟平对“都市新淮剧”的追求与创造，更形成了对上海淮剧新发展的重大推动。

地方戏的当代立足，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有好角好戏，并且以它们来体现一个剧种独特的好。所谓独特的好也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当然要独特，具有并保持个性，因为这永远都是在艺术百花园中独具芬芳、而不被取代的根本；第二更是要好，要有比他人更高的、至少是不弱的品质。梁伟平作为一位出色的淮剧名家、好角，他的艺术创造与贡献，不仅在纵向上能对本剧种传统做出了突破与发展，还与他的团队一起通过对“都市新淮剧”的剧目创作，极力追求在横向上拔尖，对同时代其他剧种乃至其他舞台艺术做出或多或少的超越，以使上海淮剧在当代戏曲困境之中能够异峰突起，于时代潮流中不败。尤其是在这些新剧目中，他还能同时关注并保持剧种个性与追求精湛品格这两个方面，真是极为可贵。

这一点，我们从“都市新淮剧”的《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武训先生》这些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来看，均可谓莫不如此。即使是在当年心怀最强烈的反思与突围冲动状态中所创作的《金龙与蜉蝣》，也依然体现出浓烈的现代气息与淮剧传统精神的融合。而到了近年创作的《武训先生》，更表现出对创新中坚持、凸显剧种个性追求的深入，即在前行和突破中讲究回归，在保持剧种个性时也讲究提升，以锻造一种更为精致的剧种艺术本体。

《金龙与蜉蝣》堪称“都市新淮剧”的开山之作。我们至今也难忘，该剧跨越历史的主题所蕴含深刻悲剧性所带来的震撼，作品文化哲思与戏剧本身的好看难得统一，由观念突破所形成的艺术创造力的全面解放，舞台表现力的那种耀目的开拓与展示，包括戏曲高度新综合的现代风貌和精湛水准，给当年困顿的戏曲舞台带来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辉煌之美。

仅从该剧的表演来看，客观地说，剧中的金龙以及玉凤、玉荞等，虽然也都是主要角色，但他们在戏里的性格设置却相对统一而单纯，而唯独梁伟平扮演的蜉蝣，则是一个充满变化、极其复杂的艺术形象。也可以说，正是梁伟平的精彩表演为该剧的出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他把一个阳光健康、前来寻父的青年之可爱，到被父王金龙于不知情中阉割的可怜，再到了解真相后阴毒变态地劝妻子“伺候”大王以促其死亡的可恶这样三个阶段特征，通过自己“亦文亦武、亦生亦丑”的独特方式，极为生动地表现了蜉蝣这个人物从真挚浪漫到绝望凄苦、再到狡诈阴狠的全过程与多侧面，为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个既独特又富有魅力的舞台形象。

梁伟平在“都市新淮剧”的创作中，已经完全抛开了演员只是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调动起唱念做打的技术手段，如同演传统戏那样大同而小异、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去登台表演，而更多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从表演观念到手法的更新，舞台的整体样式把握，如何去推动作品艺术乃至剧种艺术的整体性发展。对于自己的舞台表演，他已有明确的追求：既要深刻地体验，又要精彩地表现，而规避纯粹的“四功五法”传统技巧的运用，或“纯体验型” 的自然流露式的表演。所以，他在舞台实践中提出了演唱应该唱人物而非唱行当、要为人物“声音造型”；也提出了新编历史题材剧目的念白最好采取“半吟半白”的方式，将自然生动与形式美感结合起来；在新角色的创造中，既有对传统形式的充分调动，也更有必要的打破、添加和创造；他会与作曲家细致推敲人物各种情感的音乐表达；他也会与导演共同精心研磨和寻找最准确与最富于形式感的表演方式……他甚至更在意排戏时的入戏和忘我中的即兴状态，珍惜自己沉浸于戏剧、深切体验人物情感的状态下，对那种合乎艺术逻辑且得心应手的表现形式的捕捉，因为它们往往可能是闪现灵光的最佳创造！正如一次在《西楚霸王》的排练场上，当排到“别姬”时，由于对霸王同虞姬之间的心灵契合、情感浓烈升至巅峰状态的体验，他完全进入了戏剧情境之中，竟将剧本内容即兴颠倒，处理成在虞姬自刎后，悲愤而忘情地用清板演唱“垓下之歌”，现场竟感染了司鼓，也即兴操起大鼓为之伴奏，引发了在场编剧、导演、作曲的一致叫好，当场肯定了这样的即兴处理而调整了剧本结构。应该说，梁伟平在“都市新淮剧”代表性剧目中的创造的确是功不可没。

淮剧《西楚霸王》饰项羽（右）

客观地说，上海淮剧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在都市文化氛围中不断成长的历程。无论是唱腔的丰富和发展、语言向苏北官话的渐变、表演的吸纳与丰富、剧目的建设积累等各方面，都留下了这个都市文化深刻的印记。但梁伟平全身心融入的“都市新淮剧”建设，更是一次格外自觉而醒目的理性追求，即在保持剧种个性的基础上去创建现代品格和精湛的舞台风貌。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批剧目中，无论是《金龙与蜉蝣》对人性的反思，还是《西楚霸王》对项羽题材的新意开掘，抑或《武训先生》对信念的精神召唤，它们都不同程度、不同样态地体现着先锋的文化探索、品质的精湛呈现，但同样也洋溢着淮剧这个剧种特殊的艺术气质，比如，唱腔中的质朴豪放、苍劲悲凉，以及委婉入世的浅近，表演中追求夸张、强烈的表现精神同特别接地气和民俗感极强地融为一体的形式风格，甚至就像《金龙与蜉蝣》主题歌所唱“大哥哥你心太黑、你想得出就做得出”句尾的两个字“黑”“出”，在苏北话中都属于入声字，它所具有的特别押韵合辙效果，连同词义的传递共同形成的独特表达，这些都在共同构建着一种“独特的好”。也正是上海淮剧“独特的好”所达到的某种高度，才使得当年《金龙与蜉蝣》竟然能够在全国巡演，乃至走出了国门。

可以说，虽然淮剧艺术至今也还处于未尽成熟的发展状态之中，但梁伟平在全国地方戏于困顿之中奋力拼搏的共同格局中，对淮剧的前行做出为其增值，为其出挑、耀目的杰出贡献，已经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启示。

就是这样，梅花奖演员梁伟平从一个条件很好的演员，通过实践与理性的双重磨砺，成为一个有学有术的演员，再到具有创造性的演员，更到形成个人艺术特色的演员，直到成为对剧种发展具有重要推动力的演员，成就了一种非凡。其中最核心的动力，便来自他将个人命运同剧种命运的紧密联系。而背后的实质，便在于他将艺术视为生命，视作信仰。

今天戏剧青年在奋斗前行的道路上，当以梁伟平这样艺术优秀与胸怀宽广并存的艺术家作为自己的榜样。要警醒那种极少数评上了梅花奖，便觉得艺术到头了，人生追求也到头了，开始走下坡路，甚至都不再演戏了，完全把艺术追求混同于个人利益索取的浅薄与狭隘。

今天戏曲的良性发展，当然并不能仅靠演员，但演员永远是戏曲艺术呈现于舞台的主体角色。优秀的演员不仅给观众带来美好的审美享受，更给自己所从事的剧种艺术带来生机与动力，这对当代处于困顿中拼搏发展的诸多地方剧种尤显重要。而真正优秀的演员，则绝不只是技艺的高超，更会将自己的生命光华汇入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中，体现出宽阔的胸怀和坚定、美好的精神力量。观察梁伟平精彩、独特、卓有成就的艺术人生，似乎能够让我们沉静下来，去体悟这样一个问题：在今天进入现代社会后个体生命意识日益觉醒之际，能否找到并且具有超越个人物质欲求的安身立命之精神选择，恐怕正是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我们期待着涌现出也评选出更多这样的梅花奖演员来。

（作者系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院荣誉教授、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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