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第四十三集：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一谈《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那么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崇尚民主。认为民主选举是最先进的选举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读了《群书治要》才发现，其实现代西方的民主选举，至少是有以下五个弊端。难以避免。
第一个弊端就是以言取人，我们知道民主选举制，主要是通过候选人的演讲，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样的程序就会导致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的倾向。
在《论语》中，关于言语，有很多经典之谈，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辞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缓，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
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教我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能够因为他讲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言语讲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有实际的德行。所以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张释之他任廷尉。他和汉文帝一起出行，这个文帝就登上了饲养虎的地方，叫虎圈，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关于禽兽薄上的各种事情。结果他问了十多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在旁边一位职位很低的啬夫，就代替上林尉回答了这些问题。皇上所问的关于禽兽薄上的问题，他非常清楚，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薄很熟悉，口才非常好。文帝看了之后，果然很欢喜。这个时候他也忘记了孔老夫子的教诲，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就说；当官吏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甚至准备下诏，拜这个啬夫为上林令。这个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长官。比上林尉的职位还要高。这就是越级提拔了。张释之看了之后，就赶忙上前来劝谏，他就问文帝一个问题。他说：“您觉得绛候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西汉的功臣。因为他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候 。那文帝就说：“他当然是长者了。”这个长者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年纪很大，德高望重。那张释之又问了：“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汉的一百四十三为功臣中，位居第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了：“绛候，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竟然说不出话来。您现在越级提拔这个啬夫，那不就是让人效仿这个人，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任用了智慧舞文弄法的刀笔之吏，结果官吏们争相以办事迅急为能。以苛刻督责为能。然而这样的流弊是什么呢？这样的流弊就是，徒具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但是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所以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秦朝逐渐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这个土崩瓦解的局面就出现了。现在陛下您，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超级提拔他，那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追求口舌之能，而不求实德。况且下级顺从上级，这个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地迅速。因此，陛下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谨小慎微。”那文帝听了之后，就称他说得好。于是就取消了，要任命啬夫为上林令的命令。
所以中国古人经常教导我们，比如说在《傅子》上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上的君主，喜欢的是德行，喜欢的是仁慈诚信之心，那么属下都会去纷纷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面的人就会争相地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方向发展。“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视修养，重视道德和品行，那么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起来了。而人人都学习能言善辩，这个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而“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我们知道要修行德行，这是很难成就的。也很难被发现。而言语却很容易撰写，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要让口才很好，让您的演讲术很高，或者文章写得很漂亮，这都是很容易办到，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又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你不通过尊师重道，通过举荐和褒奖善人，教导百姓向善，却只以言辞动听，能够取悦于人来选用人才。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天下背弃道德，只以言辞的浮华，伶牙俐齿来博取君主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德难为而言易饰也”。这个德行是很难修养的，很难成就的。与此相比呢，这个言语却很容易粉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言语，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确实是容易的。但是要锻炼好的口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这里是说呢，它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古人他看到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讲得很动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西方的民主选举，你了解一个候选人，是通过他的演说来了解的。
第二个弊端就是结党营私。我们说民主制依靠的是大多数人的意愿来选举。其实《论语》上孔老夫子早就提醒我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有很多人都厌恶他，你也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大家都厌恶他。也不要轻易相信众人的意思。因为可能大家都是贪污受贿，他特立独行，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才被众人所厌恶。也有人被众人所喜好，大家一谈起来都赞叹他，肯定他，那你也不要轻易去相信，也许他有了利益当了官，大家都是他的同党，跟着他一起收益，或者大家知道他要当领导是必然的，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得罪他。所以你一定要考察他为什么被人而赞叹。
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乡人皆好之，何如”，这个全乡的人都赞叹他，能不能判定这个人就是一个善人呢？孔老夫子说：“未可也”，还不一定。那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断这个人，就是一个恶人呢？孔老夫子仍然说:“未可也”，也不一定。后面他说了一句，“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而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那么在《群书治要·史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威王刚刚即位的时候，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这个齐威王做了一个举动。他做了什么举动呢？他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给召来了。齐威王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诽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去即墨以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都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原因。”于是怎么样呢？他封了一万户的食邑，给了即墨大夫，给以重重的封赏。接着他又把阿地的大夫给召来了，对他说；“我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听到赞誉你的声音。赞叹你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视察发现，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够派兵去救援。魏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知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你善于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于是怎么样呢？他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一同都给烹杀了。这样一来，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再也不敢弄虚作假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了这件事，再也不敢轻易地和齐国打仗了。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了很多人的诽谤，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个人廉洁有守，不愿意同流合污。或者他做得好，别人都嫉妒他，嫉贤妒能。
在《群书治要·晏子》中，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给我们很深的启发。这个晏子开始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都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之后，当然很不满意了。就把晏子召回来，要怎么样呢?要罢免他。这个晏子的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就说：“君主，我知道我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的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让赞誉的声音，传到您的耳朵里。”于是齐景公派他又回去治理阿邑。结果果不其然，三年之后，赞叹晏子的声音不绝于耳。齐景公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就要给晏子封赏，这个时候晏子推辞不受。景公觉得奇怪啊，他说：“你治理有功，这个封赏应该接受，你为什么却要推辞呢？”晏子说：“三年之前，我刚刚到阿城的时候，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比如说他想到人家偷东西，但是现在晏子要求人人都注重门户的防卫，这些人就不便利了。所以这些人就厌恶我。我又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诉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还要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结果懒惰的人就不高兴了。他们也厌恶我。在判断诉讼的时候，我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偏向，结果这些权贵、豪强之人，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法的我才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绝。那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对于那些权贵之人，他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考察，我是严格按照礼仪的规定，来接待他们。从来也没有给他们过分的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有三种邪佞之人，毁谤于外，两种谗曲不正的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这毁谤之声都被您听到了。当我再次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以前的做法，我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邪恶的人就高兴了。我不再提倡节俭，对那些懒惰的人，也不给以惩罚了，也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那么懒惰苟且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豪富有权势的人，结果那些豪强，有权势的、有财富的人，也就高兴了。对于我身边的人，他们要求什么，我就给他们满足什么。不管这是不是符合法律，符合制度，身边的人也都高兴了。当那些权贵来访问的时候，我招待他们，都是超规格的接待，大大的超过了礼仪的规定，给他们很高的待遇，结果这些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因此，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跑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惩罚的。但是您现在却要给我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也不敢接受。”齐景公听到这里，深有所悟。他明白晏子是一心为公的人。所以他就提拔了晏子，并且委任晏子来主持国政。
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民主选举它依靠的是众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往往把那些特别喜欢结党营私的人，选举出来了。特别是候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须依赖于大的财团进行宣传，那么一旦他们当选之后，你就必须要考虑，如何回报这些财团。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基本上是被大的财团所掌控。而这些财团的实质，就是唯利是图。所以在民主制度之下，结党营私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也是导致西方国家政策虽然出现了病态，但是不能够更改的重要原因。
那么第三个弊端就是遗漏人才。因为民主制鼓励的是竞选，那么这种选举方式，往往会把最上等的人才给遗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晏子》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求贤之道，晏子把人才分成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呢？
“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最上等的人才，他只考虑道义，他不考虑私欲。所以他是很难举进的。而且他很轻易的就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贤才，他很容易出来做官，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你让他不做官也很容易。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举荐出来的，但是也最难以被罢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与人无争，于世无求。他没有私心，没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说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那是进还是退呢？完全是看缘分，看条件。有德行的人重用自己。自己的德行能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他就出来做官。条件不成熟，他就退而独善其身，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我们看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要三顾茅庐，他看到刘备非常地真诚，确实想把天下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很有诚意。所以才出来辅助他，才愿意做官。那我们想，在现代这种竞争的环境下，能够把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选拔出来吗？所以最上等的人才，往往被遗漏了。
民主选举的第四个弊端，就是要引发对立。因为民主制的选举，带动的是竞争的风气。而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为了获得自我的利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还想方设法地谋算别人。那么我们看到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那就是自赞毁他，称叹自己，抨击别人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不团结。斗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所以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局部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呢？这都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普遍流行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中国古人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大家不能相互欣赏，互相团结互助，而是竞争，拆别人的台，说别人的不是，诽谤别人，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好呢？
而上行则下效，上面竞选最高领导者的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下面的人又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所以整个社会都有竞争的风气，这个社会也很难治理和谐。
第五个弊端就是对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我们知道民主，它要尊重广大选民的意愿。但是广大选民他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水平不够，或者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考虑得不够长远。急功近利自私自利，这样就会导致对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比如说美国因为采取了高福利，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财务透支。甚至导致了高消费、高浪费的现象快速蔓延。为了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水平，那怎么办呢？它就必须靠借债过日子。到了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债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的这种历史新高。这也触及到了国会所允许的上限。那为什么借了这么多的国债，可是问题还不能解决呢？那就是因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选举。你为了获得选民，获得选票，那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来增加税收，降低福利的这种方法。他不能够采取这种方法，那就不能够解决这个国债的问题。这个选民不同意，选民不投他的票。所以他采取了错误的治国理念。为了满足人们过分的欲望，不得不借债过日子。所以美国人一出生就背着债。
那现在又有人建议，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债问题，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和响应。但实际上这更是一条死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说，“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这个土地广阔，但不实行仁政，这个国家就会危险。倚仗兵力的强大，欺凌别的国家，自己也会灭亡。
所以《群书治要》上有一句话，主席也经常引用。说“国虽大，好战必亡”。那么你让别的国家挑起战争，自己发国难财，这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恶事。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如果大家呢，选民他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不够，那么我们还依照选民的意愿，来判断这件事该不该做，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国策，就会导致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对整个国家也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所以《群书治要》上，对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其实是讲得非常的深刻。那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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