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特稿丨柔肩担家国，她们的抗战史诗

“那天晚上，我儿子死在了我的怀里，他才三岁大。”

失去孩子的故事太多，可每一个听起来都撕心裂肺。

1937年，面对着日军的连番，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使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成长并且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恍然从梦中惊醒，才发现本该遥远的战争已成为难以逃避的现实。

崔香玉，祖籍湖北宜昌，是一位医生的太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只有19岁。因为丈夫是国民党部队医生，一家人得以受到“特殊照顾”，在战争的第二年有幸逃难到四川巴东。

然而巴东和宜昌一样，集结了众多军事设施，以及从沦陷地区迁移来的医院，这些引来了日军轰炸机惨烈暴虐的蹂躏。

▲1937年年底，我国沿海各大城市相继落沦陷。作为陪都，重庆是遭受日本飞机野蛮轰炸损失最惨重的城市。图为重庆大轰炸现场。

丈夫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年不在家，崔香玉只得独自挑起家庭大梁，一个人照顾公婆和孩子。“每天，一听到空袭警报响起，我就得抱着孩子，带着公公婆婆一起跑出去找地方躲避。”巴东是个位于长江岸边的小镇，悬崖下面和沿江所建的吊脚楼下，都曾是崔香玉一家艰难求生的避难所。

▲日军轰炸重庆 / 资料图

躲空袭的时候自然无暇觅食，更何况白天做饭所生成的炊烟会成为日军无情轰炸的目标。春夏之际，江边满是同样饥饿的蚊群，一家人反倒成了虫豸的“美味大餐”；一到冬天，江边又湿又冷，缺少足够的御寒衣物，崔香玉只能将孩子抱在怀里，和公婆互相挤在一起取暖，但也丝毫难挡凛冽的寒风。

崔香玉已经数不清，日军轰炸完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多少具支离破碎的尸体。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人的遗骸被丢在冰冷的地上，或被悬挂在树枝上。

▲日军轰炸重庆 / 资料图

她不敢想，这些不幸罹难的人会不会是在遇难途中擦肩而过的同胞；她更不敢想，自己和家人会不会最终也成为这些残肢断体的一部分。

回响于耳边的是房子燃起火焰的噼啪声、人们呜咽的哀泣声，浮现于脑海的是那几乎凝成实物的悲凉与恐惧。它们不断放大，和鼓点般压抑不止的心跳声混在一起，在这人间炼狱中汇聚成可怕的梦魇与绝望的呼喊。

▲日军轰炸后的重庆街景 / 资料图

“我差不多得了恐慌症，无论白天黑夜都始终处在巨大的恐惧之中，总担心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随着抗战的进行，大量流亡难民涌入四川的各个小镇，重庆人口已经超过100万，物资极度匮乏，物价异常昂贵。

在战争年代，要找到足够的粮食养活一家人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极为艰巨的挑战。丈夫微薄的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生计，崔香玉便和公婆在屋后小院种上蔬菜、玉米和红薯。

▲轰炸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 资料图

在这般“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的生存困境中，崔香玉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坐月子”在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简直是天方夜谭，生了二儿子的当天，崔香玉就不得不抱着新生儿跑到防空洞去躲避空袭，整整一天都没有得到吃喝。不过，生存下去依然是她唯一的信念，就算是为了两个孩子。

然而，她的大儿子却没有等来和弟弟共同长大的那一天。

▲重庆大轰炸下的防空洞

战争年代的妇女们面临着极端艰辛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并承受了加倍的生育之苦。许多妇女生完孩子后没有奶水喂她们的新生儿，只好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在自己的怀里。日军的大轰炸也使得许多孩子无法正常进食、进水，以致长期营养不良。

“他在日军轰炸警报中出生，又在另一个警报中死去。在他对这个世界短短三年的记忆里，全是空袭警报、往防空洞逃跑、忍饥挨饿。”

1941年的一个夏天，伴随着刺耳的日军轰炸警报声，3岁的大儿子死在了崔香玉的怀里。

那天早上，崔香玉便发现儿子持续高烧，她本准备去找医生，但突然的警报连鸣声剥夺了这位母亲救治儿子最后的希望。

▲轰炸过后的尸殍遍野 / 资料图

长长的等待仿佛没有尽头，而等待的背后只是绝望的死寂与无限的悲戚。

从防空洞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暗了下来。空袭使当地所有诊所、商店、机关都被迫关闭。虽然儿子的父亲是个医生，但他死前却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救助。

“孩子啊，你可知道我有多么痛恨日本侵略者！”那天晚上，空荡的街巷上回响着一位母亲撕心裂肺的哭诉。

对这过早夭折的生命而言，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那两兄弟对我们的帮助并不是没有企图的。想到我们一家三口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根本无法在如此混乱的逃亡中生存下来，我母亲默许了他对我的性侵犯。”

抗战时期遭受性暴力的中国女性，不只是被日军强暴的妇女和饱受性虐待的慰安妇们。

▲怀孕的慰安妇

1938年9月，17岁的刘群英带着弟弟和母亲加入到难民队伍中。在逃难的混乱状况下，老弱妇孺正是强盗和流氓们垂涎的“猎物”。

每至夜幕降临，刘群英就把唯一的一床被子铺在地上，和母亲轮流在上面各自睡上几个小时，另一个人就在放哨，以避免遭到坏人的袭击，或被大队伍遗落。弟弟年幼尚且不能走远路，刘群英和母亲只好轮流背着他和行李艰难前行。

途中她们得到了一对安徽年青兄弟的援助，帮忙背弟弟和行李，两个男人的陪同也着实让刘群英一家心安不少。

倘若没有那两个兄弟的帮助，刘群英深知自己和母亲、幼弟是绝对无法平安到达的。在两兄弟的建议下，刘群英一家随其前往重庆。

▲战争中逃难的百姓

“如果我们去那里，他们就能找到工作，并且承诺会帮助我们。在四川我们谁也不认识，身上带的钱也快要用完了，和他们一起去重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然而，这种“怜悯的援助”却是有代价的。

刘群英成了那个年长的哥哥发泄性欲的目标，由于孤儿寡母逃难十分艰险，母亲不得已默许了他对17岁女儿的性侵犯。

刘群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她曾幻想过的美好生活会成为一场以战火与轰炸声为背景的昏暗哑剧，自己对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的一切憧憬全都在无情的战争中化为一片虚无。

当时还是个女高中生的刘群英在艰难跋涉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又很快在躲避轰炸的逃离中永远失去了他。

“我们只是在野外挖了一个坑，就算是把他葬了，然后又继续赶路。甚至到今天我都不清楚他到底被埋葬在了什么地方。”

然而这只是她不幸人生的开端。

来到重庆，刘群英被迫和那个年长的哥哥结了婚，婚后又不得不忍受他抽烟酗酒、嫖娼赌博的恶习。

母亲一直为在来重庆的途中让女儿受到伤害而惭愧不已，把女儿不幸的婚姻归咎于自己身上，开始帮别人洗衣服，去街上卖烤红薯和蔬菜来挣钱补贴家用。

▲战争中逃难的百姓

对于自己的不幸，刘群英一点也没有埋怨过母亲。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也为了不让母亲已经充满愧疚的心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刘群英独自忍受了这一切。

她白天在机关小学教书，晚上不得不找些零工，帮人洗衣、做清洁来赚点外快。

受到母亲的积极影响，她还免费教邻里几个穷困妇女学习一点儿基本的文化知识。“事实上，母亲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对不幸的人要富有同情心，即使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也总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我的未婚夫也在那家报社工作，他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我的婚事完全是由党组织的吴玉章安排的。吴玉章在四川是知名人士。他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做过四川共产党的书记。”

王素,中共地下党员,出生在贵州省织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在自家开办的私立学校接受了几年的私塾教育。

三十年代初，王素就通过各种途径获知日本在东三省的侵略行径，非常积极地投身到抗日宣传活动中。

▲抗战期间阅兵女战士

在那时，女孩子抛头露面地参加公共活动是非常少见的，更别说参与这些公共政治活动。王素等人的“放肆”着实震惊了当地村民，也让价值观保守的父亲觉得有损家族的声誉。

1934年，王素随哥哥们一同前往贵阳，在那里初次接触并参与中共的地下活动，和同乡的年轻男女一起参加学习小组和讨论会，并在下半年正式参加了中共地下运动，负责协助地下党成员们在该地区的沟通联络工作，为分布在各个学校里的地下党员们传递信息。

“我之所以会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我想奉献自己的生活和青春来拯救我们的国家。”

▲抗战期间积极参加工作的女性

1940年，王素被安排到重庆去工作，但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她的生活举步维艰。

“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我从来没有从中共地下党组织那里得到过报酬，都是用家里的钱资助我的地下工作活动”。

为了崇高的理想，王素来到一家制药厂里清洗瓶子，每个月9块钱的收入仅够填饱自己的肚子。几个月后，王素等人因为帮厂里一位被经理强奸的女工组织抗议活动，惹怒了管理当局，为此她失去了仅有的工作。

之后王素又先后三次回到老家，目的是去偷钱。第一次偷了300块，大部分用去营救关押在监狱里的党组织成员，之后又从家里偷了两次钱，终于被家里断绝了关系。

▲抗战期间的女战士

然而为了给党组织筹钱，王素根据国民党关于“男孩女孩享有同等继承权”的法律向家里起诉，并成功打赢了官司。

王素的工作性质使其抗战期间在重庆只能过着相对孤立危险的生活，从来没有跟任何亲戚朋友联系过。

1940年到1945年期间，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重庆，在大多数时间里，她甚至连家门都没怎么出过。最后，邓颖超重新安排王素去中共创办的新华书店工作，她的婚事也是在那时候被党组织安排的。

跟传统的婚姻一样，王素和丈夫之前从未没有交往、恋爱过，只是在婚礼之前相互草草见上了一面。在婚礼当天，王素更是最后一个到的人。

“我对这桩婚事真的是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我们都接受过训练，要对党组织绝对地服从，要为党牺牲我们的生命。”

▲1943年1月，参议员多为女性

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的历史。提及抗战，我们所关注的多是悲壮的战场厮杀，战场上的铁血男儿，抑或是敌我之间的斗智斗勇。

在这样一种抽象的以重大军事、政治事件为中心、以男性精英为主角的历史里，我们总是难以避免地将女性视为单纯的受害者和被动的受益者。

甚至在泛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主角永远是男性，其中的女性角色，要么是被侮辱和欺凌的，要么就是“花瓶”，俨然成了空洞、羸弱、贫乏，最低劣层面的逐利游戏，所出售的也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

少有李安导演的《色戒》这般挑战主流抗战电影模式的影片，由女性主义阴性化、个体自由主义角度切入，以反抗父权制、男性化和国家主义神话。

▲巾帼不让须眉，抗日根据地的花木兰们

人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无数的女性以芦苇般柔弱的身躯扛起了家庭、家族甚至战争胜利的沉重负担，她们顽强的生命力与贡献改变了中国女子的传统形象。

这些文字与照片，所展示的历史足够悲痛，却不及现实的万分之一，而它们所能呈现的坚持更是薄如蝉翼，无法触及那背后无数女性模糊却无法抹去的脸庞。

那段苦难岁月中，熊熊战火蔓延中国的整座江山，可女性，她们的坚韧与温柔如同悲天悯人的雨水，洒下和平的希望，与生存的勇气。

▲抗战期间的女童子军

崔香玉、刘群英、王素，她们只有三个人，可后面还有无数如她们这般的女性，她们或为孩子而坚强，或为亲人而隐忍，或为信念而坚守，但不变的是骨子里的韧性、生活的智慧以及仁慈的情怀。

这些质朴的口述史描绘的是普通女性的画卷，却也是璀璨夺目的奖章，她们博大的胸怀撑起了半座城池与整片山河。

半城以此向抗战中的女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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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作者李丹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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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编  赵慧文 丨 美 编  RG丨 音 乐  LM

半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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