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禹治水只是神话传说，你就OUT了

本文作者/陈道

这是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名叫“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传说时代的大禹治水因为使用口述，一代接一代地在民间传开，而“遂公盨”上的铭文，真实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这些年，甭说社会戾气重，只那搞学问的，也都是一股大无畏精神，语不惊人死不休，脑门子一拍，敢换日月，譬如对待中国历史，有拆祖宗庙的，有挖祖宗坟的，还有骂祖宗不是人的！

著名的历史学大师顾颉刚不仅信誓旦旦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史，跌倒两千年的史；自周之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而且，于1923年在其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禹的认识，核心问题有二：其一，《诗经·商颂·长发》中所谓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是“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而此条文献可理解为“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由此得出结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其二，禹和夏发生联系“是从九鼎上来的”，既然《说文》释禹为虫，所以“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一石激起千层浪，顾大师对夏禹历史的否定和神话的阐释，在当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大禹是一条虫”的论断不仅在史学界，也在整个学术界甚至社会上广泛流传，使得他声名鹊起，一时无双。

禹是谁？禹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所谓华夏之“夏”指的就是禹之子夏启创建的夏王朝。多少年了，来自有心的和无心的力量推动，关于禹和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一直是外国学者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一个支点，否认了夏禹，意味着“华夏”来源的正当性也将受到质疑甚至推翻。

顾大师痛快地发了这一声，名声地位都有了，只是“华夏”蒙上了一层阴影。

估计，顾大师也没有料到他关于“夏禹是条虫的”社会破坏力会这么大，1925 年 11 月，他作《答柳翼谋先生》申辩道：“我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正与我引《鲁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左传》和《楚辞》而说鯀为水族一样。我只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能够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借了这一点暗示去建立几个假设，由了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作确实的证明。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明，假设终究是个假设”；他并说，在接到钱玄同的回信后，“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

说得好轻巧，只是做了一个假设，既然大家不认可这个假设，那就别当一回事儿，“将这个假设丢掉”。泼出去一盆脏水，能收得回来吗？至少，我在学生时代就曾听闻这一观点，且知道不少年轻学子对此深以为然，且作为嘲笑祖宗的一个论据。那都时隔七十年有余，依然如此有市场。推倒容易，重建艰难。学术上的不负责任，比战争的破坏力还要大。

不知道顾大师为此是否内疚过，估计不会，因为，我在他写的一篇自序里看到的是一种沾沾自喜和悠然自得：“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我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

不是有一位著名的作家说：知识分子是负责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她也一贯只提问题，只负责批评，其它一概不问。此种行状实在太容易了，连三岁娃娃都会做，所欠缺的只是个名声。

为什么顾大师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想方设法地否认夏禹的真实存在呢？其因有三：

其一：质疑中国古史，根本上，是倭子国百多年来的一个阴谋。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曾撰文，着重考察顾氏古史辨与倭学者的见解有无直接关系。他明确表示是相信剽袭说的，因为当年研究章太炎，对他批评倭人疑中国古史，颇费时间去寻找依据。章太炎最反感倭某些学者藉曲解历史为倭侵略政治服务，而很起劲地疑中国古史的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正是其代表人物。倭子侵华是全方位动员出力，不管是庙里的和尚，还是媒体、学术界，很多人都是不遗余力为之效力。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将夏禹说成是条虫的论点，很配合了倭人的这种需要。

其二：朱维铮先生还指出：近若干年，胡适的旧作、书信、日记、年谱及传记大量出版，证明胡适在五四前后，是疑古的中坚。将其与晚出的《顾颉刚日记》对照，可知顾氏走向考订古书乃至疑古，均受胡适的引导。但顾氏的《古史辨》序及诸文，反证他自始便非但好名，兼会掠美，极力淡化胡适通过研究课题引导他由考证而疑古，又拉住钱玄同作支柱。

其三：按照顾大师本人的说法：“我对于古史的最早怀疑，是由《尧典》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而来。在这个冲突中，中枢的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对于禹在传说中的地位特别注意”。（见《答柳翼谋先生》一文）

禹是否确有其人？大禹治水是不是只是神话传说？

大禹在先秦文献中又称“夏禹”（《国语》）、“伯禹”（《国语》）、“崇禹”（《逸周书》）等，关于他的出生地，按汉晋之前故老相传，夏禹一族的发祥地位于现在的豫西、晋南一带。

现代的小学课本在讲述大禹治水故事的时候，用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显然是很聪明的做法。稍有些历史素养的都知道，世界多个民族，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文明中，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而我们中国在这一个时期，发生了大约在公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及大禹治水。

有关大禹治水的历史，《尚书》、《诗经》、《左传》、《逸周书》、《商誓》、《大聚解》、《论语》、《墨子》、《荀子》、《庄子》、《管子》等先秦文献多有记载，不能等闲视之。

根据一个由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实地考察，在青海喇家遗址附近，在一个倒塌的窑洞里发现洪水沉积物及破碎的陶器，在黄河上游积石峡的山上，发现大洪水当时形成的一个巨大的高山湖。另外，数千年前一个巨大的地震压垮喇家的房屋，在遗址找到的儿童骨骼，碳十四检测结果发现是发生在公元前1922年的灾难（前后加减28年）。大洪水的时间吻合黄河河道改变的年代，也与大禹传说中描述的持续数十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一致。

此外，诸如从 1959 年至 1977 年秋季前后“共发掘了 17次，揭露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也揭开了夏文化探索的新篇章。学术界在几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即：

1. 作为探讨夏文化主要对象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其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2. 偃师尸乡沟商城是商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偃师尸乡沟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一个界标。3. 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可能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作为禹、启建立的夏王朝之初的夏文化，应在河南嵩山南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去寻找。

尽管顾大师好像也想闹明白夏王朝的历史，立《夏史三论》，试图从旧文献堆里还原出战国时代以降逐渐演变出的“夏代史”，他说：“这数年来，人家还只记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说的禹为虫，我屡次声明，这是我早已放弃了的假设；至于所以放弃的理由，乃为材料的不足，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但是，你若为了反对而反对，即使再多的历史文献，也再难考证出什么相反的答案，尤其是自周室典籍失踪之后，中国上古历史文献残缺的厉害，加上后世儒生出于各种目的，删减文献，甚至编造文献等问题严重，旧纸堆里的死循环，害人害己。

近些年来，随着近些年各种考古手段的运用，及考古实物的不断出现，神话传说成为了还原历史的重大线索，也不断予以重新印证，包括夏禹和夏王朝的面孔，在一个个具体实物面前显露出真容。也正是在这一个过程中，“遂公盨”凌空出世！

“遂公盨”是2002年春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豳公”所铸的青铜礼器，其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

原本有盖，现已缺失，其实包括这件器物名称什么的都不重要，要命的在于内底的铭文。

铭文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故将字距适当拉开。或以为在第一字下还有一字，细看原器，实系铸造时的凹痕。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保存情况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铸时有一些问题，造成缺损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难于辨识。

李学勤先生破译的此铭文内容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毋。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好，益于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心好德，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常说“甲骨文一字万金”，这段文字，何止一字值万金！这段铭文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又往前推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两千九百年前，华夏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实物面前，你还相信夏禹“是条虫”、大禹治水只是神话传说吗？莫忘了西周重礼好德，焉能傻乎乎地糊弄自己！

其实早在顾大师关于夏禹“是条虫”的观点出台，就有学者针对所谓“神话传说”，开始了创造性的历史研究。

徐旭生先生在 1924 年就开始了对《尧典》所载天象的研究，目的是“我们如果能用现代天文学的精确知识证明《尧典》上所载的天文现象实在非四千年不能有，那岂不是可以证明这种传说虽是登简策的时期相当晚，它自身却是很古老和可靠的传说么”。

竺可桢在 1926 年发表的《论以岁差定 尚书·尧典 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与徐旭生有关《尧典》天象的算稿不谋而合。

诸如此类，顾大师在学界之威名，至今尤重，“虫”说对中国历史文化之冲击尤在，虽然，有学者认为他之所以要提出那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在于顾这个人：“好大喜功”，而且，他本人后来也赞同新的考古实物来印证大禹的实际存在及夏王朝的历史，他本人在解放后还站出来痛批胡适。

哦，值得一提的是，闻：顾大师其实很在乎他与大禹的关系，按他自己说，他在少年时代“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余、句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于是认定“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讫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并对同学夸口要刻一方“大禹子孙”的图章以示荣耀。

如此荣耀的关系，却拿出大禹治水只是神话传说、夏禹只是“虫”的论断，实在匪夷所思啊！ 

本文参考资料：

《夏史与夏代文明》李学勤主编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蒋维崧：也许这是他最后的学术文字了……

孙庆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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