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开放的52个领域中，中国最大贸易协定仅开放了8个
在全球产业重构中，中国如何深化对外开放，如何重振全球化？
演讲者 | 黄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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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全球产业重构中，如何深化对外开放，如何重振全球化或者说是否迎来新的全球化等话题，在中制智库和新浪财经、工信部华信研究院联合出品的2020年第11期中国制造大讲堂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助理教授黄汉伟博士与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博士一起进行了讨论。
以下为黄汉伟老师的演讲内容速记，中制智库整理——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
在聆听迟院长跟李院长的演讲中，我受益颇多，今天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高举全球化大旗；第二要解读现在全球化面临的主要挑战；第三方面，我来结合李院长和迟院长的观点，阐述一些重要的开放策略。
我演讲的主题是《深化对外开放和重振全球化》。
为什么要高举全球化大旗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化实际上主要由全球工厂或者全球制造业大国在推动，比如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全球工厂，它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殖民大国。
在全球化的殖民帝国也就是大英帝国内部，它积极推动了帝国特惠制，它在大英帝国内部推动自由贸易，这点我们在中国是有惨痛的回忆，英国在推动世界市场的开放方面，是非常积极的，但它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暴力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全球工厂之后，也积极地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从历史看，美国实际上关税水平一直非常高，你看历史数据，美国的关税水平从建国初的二三十个百分点，最高时候达到六七十个百分点都有。从20世纪初，美国开始积极地降低关税，但我们知道中间在1929年开始全球经济大衰退的时候，美国跟其它主要国家打了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贸易战。
在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他又开始积极推动降低关税，与主要国家开始停战，贸易战逐渐停战。其中他为了制度化的使得美国政府有更多的制度便利，来推动贸易协定，他们在1934年通过了《互惠税则法》，赋予了美国行政单位签署贸易协定的权利。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权利被特朗普政府滥用，开始利用这个权力向全球推动单边主义与贸易战。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务院又推动了一个关于推动世界贸易扩张和促进就业的倡议；1947年，美国又积极推动了我们现在叫WTO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它前身是关税总协定的一个谈判。
在第一轮谈判中，日内瓦有18个国家在进行（谈判）。其中我们看到现在的历史记录是说，美国当时积极地寻求降低关税，去除配额修改或者废除帝国特惠制，美国政府当时对大英帝国还有法国等殖民地国推行的帝国特惠制非常不满。
因为，虽然提到大英帝国内部是积极自由贸易，但它在殖民帝国外部实际上是有很高的关税壁垒的，这对美国当时作为全球工厂，推动它的生产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国，有很大的障碍。因此美国当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来推翻这些旧有的殖民地国造成的关税壁垒。
从美国国会的投票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上，美国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有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唯一的一个达成共识的历史时期是冷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90年之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国会上的投票，对自由贸易的法案的投票高度一致，两党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
当然这个共识在1990年，他们最强大的敌人苏联崩溃之后，两党的共识又开始产生分歧，尤其在贸易自由化上的分歧又开始重现。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似乎又开始反转，民主共和两党开始在反自由化上达成了共识。
所以，中国现在作为全球工厂，作为最大的贸易大国，应该学习这些历史，按照这些历史的规律，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当它们成为全球工厂之后，都应该积极推动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点我们应该内部要形成共识。
刚才很高兴地看到两位老师提到，现在我们国家的领导，整个政府的共识也是这样，即便现在对外开放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们应该继续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
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我现在做的一个研究是去量化。中国过去，比如从1995年到2011年期间，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多少，我计算发现，在1995年到2011年期间，每年年化的福利收益从贸易自由化的收益，达到4.4%，在全球各主要国家属于较高水平。
但其中我们主要的获利，来自于关税的大幅下降，而不是来自于非关税壁垒的下跌，就是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有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有关税的，就是政策上的一些可以见到这些数字，但从这些关税的下降上，我们获利非常多。而从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上，我们获利非常少。
因此，我觉得下一轮开放的重点，也就是说对外签订贸易协定中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是要消除非关税壁垒。
刚才提到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国家也在积极推动，我们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大概有20个，现在正在谈判的贸易协定大概有13个，正在研究要开始谈判的协定有8个，其中我们知道比较重要的，中国跟东盟10+1的一个贸易协定，中国内地跟港澳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一个协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协定。
从贸易协定的签署上，我们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在贸易协定的深度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空间。我们现在签订的贸易协定，层次都非常的浅，我们从世界银行的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上看，贸易协定的开放领域，大概分成52个大类，世界贸易组织背书的基础领域有14个，包括工业品、农品的关税水平，海关合作，卫生检疫，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开放领域。
在更加深度开放的领域，比如说在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卫生还有非法移民管控，非法药物产业合作，反洗钱等等，我们现在很少。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世界上开放程度最深的一个协定是欧盟，它在世界银行这个数据库里面52个开放的领域里面，已经开放了40个领域。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开放协定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也被叫做美加墨贸易协定，它开放的领域有20个。而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贸易协定，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放领域只有8个，可以说我们现在开放的领域是比较少的，所以刚才迟院长提到，叫推行更进一步的制度的开放，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对外贸易协定签订上，应该要推动更加深度的开放的一些领域。
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首先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经济史学家说我们历史上有两拨全球化。第一拨全球化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拨全球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中间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我们知道最重的挫折就是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各主要经济体打了一轮非常大规模的贸易战。
从现在全球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看，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代表性事件，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主要的挑战。
第二个主要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世界贸易全球化，或者多边主义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开始逐步边缘化。它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WTO本身，我们知道从多哈会议谈判之后，WTO本身的进展基本上是停滞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产品的关税谈判上，分歧较大，所以久久不能达成协定。
二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对WTO本身制度上的一些破坏，比如说去年12月份，WTO的一个上诉机构的法庭，它的法官任命被美国政府阻止，导致WTO的上诉机构法庭已经停摆。它最新的进展就是，现在WTO总干事长停职，在选举新的总干事长。WTO本身的操作，在经费上，在人员机构的安排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个，现在WTO是一个多边谈判机构，在全球100多个国家，200个国家谈判的时候，要协调这么多方的利益非常困难，所以现在更多的一个流行的趋势是比较地区主义。从数据上看，现在全球签署的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从1990年之后实际上爆炸式的增长，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的领域，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贸易协定。还有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潜在的空间。
最后一个面临的挑战，是现在全球新冠全球大流行，国际供应链面临一个断链跟脱钩的危险。比如说最新的一些进展，欧盟说要在稀土的进口上要多元化，他们不希望稀土的供应全部依赖于中国。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们现在是否面临国际供应链的断链和脱钩的危险，从数据上看，国际的供应链分为三个中心，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以德国为首的欧洲，以美国为首的北美。现在是否面临比如美国政府或者日本政府说要给企业补贴，让这些制造业企业搬离中国，产业链会不会完全脱钩，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首先你要完全脱钩，需要翘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成千上万个企业，它需要协调他们共同决策，这个成本或这样一个政策协调难度非常高的。这是从生产方面来看。
另外从需求面来看的话，中国现在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谋定产业链在中国的一个布局，因为企业为了降低各种运输成本也好，贸易成本也好，它实际上是希望布局在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中国现在是天然的最佳的一个布局的地方。
即便说没有脱钩，或者说断链的危险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对全球或国际供应链做一些反思。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企业也好，国家也好，对供应链的一个主要考量点，它要效率，要成本，但现在不论从华为面临的困难也好，或者从其它企业面临的安全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供应的安全稳健，跟效率是同样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比如全球变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还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你对供应链的安全考虑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样讲，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自给自足的供应链，要重新闭关锁国，刚才迟院长也讲到，不是要闭关锁国，要达成我们一个安全的供应链。因为供应链的安全，关键点是要多元化，实际上国际贸易是有助于我们对供应链实现多元化。在完全自给自足，假如我们国家面临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企业假如说把所有的供应链都布局在国内，同样这些企业也会面临风险。
所以，国际贸易是一个风险分摊的机制，可以保证我们在供应链上实现安全。但即便这样讲，我们国家也好，产业也好，企业层面也好，要做好供应链的压力测试，就是我们讲银行金融体系，经常会讲到要对金融体系做压力测试。
同样，我们对企业的供应链也要做压力测试。比如说有些产业，有些企业它有一个系统性风险比较大，比如它把80%、90%的原材料都依赖于某个国家，这样一个分布是没有多元化的分布，系统性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国家层面，产业布局层面，要做些引导。
关于开放的几个策略建议
接下来我结合两位老师的演讲，对接下来开放的领域，策略做一些抛砖引玉。刚刚迟院长讲到，我们要对服务业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点我是深为同意的。从数据上看，比如说在2018年，我们国家服务业的逆差达到快接近300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具体从行业分布来看，我们其中最大的逆差来源是旅行、服务，达到我们服务贸易的逆差90%。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亮点，比如刚才迟院长提到一些电气、计算机，比如华为、阿里巴巴他们提供的这些云服务，实际上是我们在创汇或者顺差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们国家在基建领域的服务贸易，也是一个顺差的地位。但很大的一个逆差源就是旅行，我们国家现在每年出境旅行的人次达到1.6亿人次，带来巨量的一个旅行贸易的逆差。所以迟院长说，海南要建设自由贸易港，但我知道海南要建立一个国际旅游岛，所以这方面，而且现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我们出去旅行也基本上不可能，这是海南发展服贸，特别是旅行服务的一个重要的良机。
刚才李院长提到说深圳要成为内外双循环的重要结点，实现深港融合，这点我是大为同意。我们知道深圳在金融、信息领域，在全国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但在教育、服务这些重要的领域，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需要补上。
香港在基础科研教育方面，实际上是有很多优势。我们知道香港有八所院校，很多都是世界排名靠前的，现在已经有开始跟深圳做一些合作的办学典范，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建设一个分校，当然香港其它的高校，也在积极跟大湾区的城市做一些合作。
另外刚才李老师说香港在服贸和制度上有很多先进的或者制度上的安排，值得深圳进一步学习。我们知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香港作为货物贸易的中转点和一个重要结点，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但接下来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跟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服贸领域，加强跟内地的合作。比如香港在金融业，在法律、咨询还有物流这些服务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内地现在要开放这些领域的一些投资，香港作为这些方面的中间人，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投资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加大一些开放跟合作。
另外一个开放的重要方面，是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方面我们听到专家学者讨论很多，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今天主要想讲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特别是在规模跟种类上要扩大。
从数据上看，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最大货币是美元，其次是欧元，但是我们知道欧元区它的经济规模跟美国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不相上下。但现在从数据上看，欧元使用的比例远低于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不是你经济规模上去了，你的货币就自然会取得一个国际货币的地位，其中有很多结构性的制度上的原因。比如说从制度上和结构性的原因上看，欧元和欧元区它的金融资产的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欧洲的资产供给主要是银行性资产为主，它的股市、资本市场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
同样，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日元使用的规模也是很小的，日本它的整个金融市场也是银行性资产为主，银行性资产它的流动性不够，外国投资人持有的难度、门槛更高。
所以，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进一步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供给，特别是一些流动性更高或质量更高的金融资产，我们要促进它的供给。但在促进这个供给，需要做到哪些方面，我们现在知道中美贸易战有很多优秀的企业要回流中国，比如说不论是内地的资本市场也好，香港资本市场也好，这些优秀的制造业或者优秀企业回流，增强了我们中国以这些优秀企业做依托的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要推动这些优秀企业的回流。另外比如说现在我们推动沪港通、深港通，是不是要考虑降低它的门槛，能够降低外资投资内地资产的一些难度。
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简要提两点，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做的。一方面推动央行政策的透明性，还有它的信誉。我们知道美元的一个重要依托是美联储的信誉，现在它的信誉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下，有些损失，但是我们中国央行从美联储百年的经历来看，我们要学习它推动政策的透明性，还有国际上的一些信誉，进一步学习。
另外在深化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上，要进一步推动深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欧元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它缺乏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但伦敦不位于欧元区，法兰克福或其它的欧元区内部金融城市，规模都远小于伦敦。这方面我们中国很幸运的有香港这样一个天然的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大都市。
最后一个点，我们要推动一些示范性的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什么要推动这些示范性的贸易协定的签署，我们知道从亚投行的建立也好，英国的加入实际上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英国加入亚投行之后，其它西方大国纷纷加入。
我们现在跟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协定屈指可数，接下来要推动跟发达国家的协定，签署上，我们是不是要推动一些指标性国家，跟他们签定贸易协定，然后以这些指标性国家的贸易协定做样板，推动跟其它主要国家的一些谈判。
比如我们现在国家在推动的不论是地区的贸易协定，中日韩的一些贸易协定，我觉得接下来最主要推动的贸易协定就是中欧自贸跟投资协定，中英自贸跟投资协定。比如说刚才提到英国，英国脱欧，所以它现在有非常高的主动性，需要来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替代之前跟欧盟的协定。比如它最近说要加入CPTPP，就是之前美国推动，美国后来退出，英国要加入。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同样的比如推动跟英国或跟欧洲这些贸易协定，以及贸易协定做样板，推动更大规模或更深入层次的、更高层次的贸易协定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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