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雁 | 日本作为方法，北京作为题材：评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六期为复旦大学日语系王升远教授《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畅雁，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在读博士。本文刊于《文学》2018年秋冬卷（复旦出版社，2019年）。

本期其他书评及作者回应将陆续刊出，敬请关注。

日本作为方法，北京作为题材

评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畅雁

台湾学者陈光兴主张，在当今的后殖民与全球化为背景的区域性再统合趋势下，亚洲各国应互相参照，以期实现“去殖民、去帝国化与去冷战的三位一体”的运动。他写道，“透过亚洲视野的想象与中介，处于亚洲的各国社会能够重新开始相互看见，彼此成为参照点，转化对于自身的认识。”[i]笔者认为，基于强烈的文化亲缘性以及紧密关联的现代化历史经验，陈光兴提出的这一方法性视角同样适用于检验和反思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在近现代发展进程中所面临和表现出的诸多问题。王升远教授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即是在这一视角下超域研究的成功典范。该书以北京（北平）[ii]为题材、以中日关系为线索，从宏观的政治外交到微观的庶民文化，考察了近代[iii]日本文化人笔下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多个层面，用北京串联了城市发展史、外交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并通过文史资料的综合分析在追究了近代日本文学/文化总体在战争责任上与帝国殖民主义的共犯关系的同时，也肯定了部分日本文化人反殖民、反帝国的可贵姿态。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作为学术著作有三点显著的意义。第一，在日本文化/文学视域下的中国研究方面，相较于数量繁多的关于上海和（伪）满洲的既往研究，作为中国文化和政治重镇的北平尚未被开拓却又亟待关注。该书的出现及时弥补了这一空白，为属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特定视角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研究”开拓出了一片新的疆域。第二，关于“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像”这一课题，国内外历来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小说这一体裁的解读，对于其余文体则付之阙如。本书不仅关注了小说、诗歌，还广泛涉及了诸如游记、新闻报道、回忆录和私人书信等其他文本。作者似有意模糊“文化人”这一概念的界限。因此，该书囊括的不仅有比如正宗白鸟、佐藤春夫、阿部知二等文学家的作品，也涵盖了像政治家前田利定、汉学家中江丑吉、思想家鹤见祐辅、记者高木健夫等一众日本知识分子的笔迹。如此一来，作者不仅使其考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射程，也得以描绘出更为复杂、多元、甚至内部矛盾的日本文化人集体想象的北京。第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不仅是关于北京这座城市的外域文本研究，对于日本文学研究本身而言，该著作同样也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贡献。比如，本书着重提及的佐藤春夫及其作品就一直等待着再评价与新发掘。这位曾经与谷崎润一郎齐名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巨擘，在如今的一般日本民众中早已寂寂无闻。而在学术界，伴随着90年代至千禧年左右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研究的热潮，对于佐藤春夫的关注一度再兴于日本本土又逐渐消退。之后的佐藤研究转向作家与殖民地关系的问题上。在台湾、北美及欧洲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专门探讨佐藤春夫在日据台湾的活动与创作，而王升远这部著作的所涉内容则正好弥补了关于该作家在中国大陆方面访问活动和有关作品的考察的相对不足。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除绪论和结语外根据各章节的关联性可划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至第三章，王升远将其主要考察视域锁定在了从1873年清日建交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之后的将近70年间，并沿着这一纵向历史脉络梳理和比较了不同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表象。通过这些他者眼光下的政治观察和文明批评，作者得以剖析并揭示关于北京及中日关系方面近代日本文化人在政治、文化心态上的嬗变。维新以降，日本经历了始自明治（1868-1912）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再到大正（1912-1926）的“文化亲善”、加速殖民，直至昭和初期（1926-1945）军部逐步抬头、最终引发全面侵华的变化。与政治情势相勾连，不同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也随之相异。明治的日本来京人士主要为政治家、汉学家、评论家和思想家等几类。面对“想象中国”在“现实中国”前的幻灭，他们笔下的北京是古老中华帝国衰败和腐朽的缩影。北京带给了他们感伤与失落，同时也潜在地激发了其殖民欲望与侵略野心。从明治日本文化人关于北京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的是日本对华态度与政策在之后逐步放肆的诸多伏笔。

中日甲午海战及日俄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并成为是时东亚的最强军事力量。在日本政府积极扩张的亚洲战略的影响下，大量著名日本文学家、文化人士伴随大正时期的赴华热潮抵京，而由日本在华“支那通”撰写的北京指南也应运而生。当时虽有少数清醒正直的日本文化人全力批判这一以研究和开拓目标殖民地为目的的集体行为，然而这些稀少的声音终究无法匹敌以“支那趣味”为表、以殖民主义为里的席卷日本全国的媚俗之风。文化名义上的调查、交流与访问麻痹了大部分日本文化人对其本国殖民侵略现状的反思。而若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与帝国殖民主义的共犯关系还处于相对无意识的阶段，那么随着昭和初期军部掌权，日本文化界的主流便被彻底卷入了举国动员的漩涡。除却寥若晨星的“知华派”日本知识分子的抵抗身姿，日本文化人与日本官方的在华侵略部署有意识地形成了相互增进的恶性同谋。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对于弥漫于北平的排日风潮表现出了不解与敌意；而在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他们甚至喧宾夺主，在带着狐疑的心态试图笼络留平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时，又以主人翁姿态倡议规训在平日本人的行为礼数。

基于以上第一部分构建的总体历史框架之下并与之呼应，《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随后的章节转为关于近代日本文学/文化中的北京表象的专题研究。第四章、第五章可视作全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观纵线聚焦到城市的微观面相，这一部分详细考察了代表北京庶民文化生活的两个方面——天桥地区和人力车夫——如何映射于当时日本文化人所编织的文本空间。虽可见少数对亚文化、庶民文化所展现之生机与活力的褒扬，日本文化人对北京天桥与人力车夫的俯视姿态尽染隔膜与鄙夷之色。作者对掩藏于这些文明批判下的双重逻辑洞若观火：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日本视北京此景为亟待文明启蒙的野蛮象征，意图正当化其殖民侵略行径；而在“东亚新秩序”所涉多边关系里，却又视北京底层民众为值得怜悯同情的“盟友”，以期同化吸收殖民地他者。

本书第六至第八章组成的第三部分转入文学领域内的焦点论述。第六章是阿部知二长篇小说《北京》的作品论，王升远通过文本分析和殖民语境下的性别隐喻得以揭示：无论是殖民/侵略抑或被殖民/被侵略一方，在侵华语境下试图撇除政治因素的所谓“理智的行动主义”都不切实际且注定失败。而相较于阿部知二尝试悬置政治维度的乌托邦幻想，第七、第八章则分别以作家论和作品论的形式清算了文豪佐藤春夫有意识、有策略地为虎作伥的战争协助责任。笔者个人尤为喜爱第七章的内容。不仅因为如前所述，该章节与第八章是对佐藤春夫文学作品的新发掘与再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对该作家在华活动及文学创作的梳理和分析，并佐以其他相关日本文化人的同时代评价的考察，作者生动而立体地描绘出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生产是如何体现在借文化交流之名却行政治目的之实的日本文学家身上的。从王升远的调查可以得知，佐藤春夫在赴华之前便在脑海中勾勒出了清晰的殖民地图。“在《北岛旅情记》中，佐藤明言其不乘飞机、而乘火车经过朝鲜到‘满洲北支’这一路先设定的初衷：‘历史上我国的大陆进出都是从这个半岛开始的，我决定也遵从这个顺序从朝鲜进入大陆。’”[iv]换言之，佐藤春夫的中国地理观念之形成不同于“普遍情况下”由实地接触到抽象归纳的顺序。相反，是既存的殖民话语引领着中国的地理空间在佐藤春夫面前渐次展开。笔者由此联想到的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关于“地图的先行”的论述：“领土不再先行或久远于地图。从此，地图先行于领土——这是拟像的先行。是地图造就领土……”[v]被这一拟像构造所支配，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及其创作活动自然就暗合了王升远在前书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殖民逻辑：在他眼中亟须“更新”的北京城市空间两极分化：古迹腐朽，陋巷破败；而在他俯视下的北京城市居民又以女性表象呈现，使其产生厌恶和怜悯的双重情感。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的这一倾向也被其他日本文化人在对待在京中国知识分子时的态度所承袭，与之相关的探讨组成了本书第四部分的三个章节。第九、第十章重点调查了日本方面在对待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留京唯一最大文人”周作人时采取的笼络策略。为了实现对中国文学/文化界的“去抵抗化”，日本文化人有意识地歪曲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抗日派和知日/亲日派各自不同的假象：前者成了盲目、冷酷和非理性；后者变为理智、温和又易合作。第十一章对村上知行《北京的文人》一文的分析则总括了日本在侵华时期文化政策上暗含性别隐喻的表里：面向其本国文化界提出“去‘文人’化”、“去中国化”，以期强调“武威”传统来配合殖民扩张的姿态；面向中国知识分子又宣扬和平与复古，试图对他们进行改造收编。由此，通过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王升远教授得以勾勒出的是在“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这一总体表象下相互紧扣、相互影响的多个层面。“北平体验”首先是日本文化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体验，同时也是对于其在北京所遇的人——不仅是北京的中国人，也包括北京的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的体验，并且还是他们身处北京之时关于中日关系的体验。这三层要素合而为一，构成了日本文化人关于他者、自我、以及两者关系的集体想象。

承接上文对《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的简要整理与介绍，本节提出笔者在拜读该作之后所抱的几点疑惑，望与作者王升远教授探讨，也希冀以此能与笑阅此书评的读者一同打开对该书更深入的理解空间。第一，作者于绪论中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语境下将上海与北京作为东方的“西洋”与“东洋”并置，并阐释后者在文化、历史、与政治/军事三重维度交错下对日本呈现出的“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二重撕裂[vi]。然而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关于中华文化的观念史中，北京的定位或许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确认，而其结论又将从根本上影响对日本文化人北京体验的解读。众所周知，近代日本文化人普遍对中国抱有浓郁的乡愁情结。但相较于明清以来的北京，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想象中国”却主要是凝聚着汉唐文明的长安（西安）。[vii]因此，不同于书中所引述的、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将北京视为东方帝都的总体化西方想象[viii]，对日本而言的“想象北京”本就在纵向与横向上都偏离于“想象中国”。或者可以说，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下的“想象北京”是停留在“前近代”时间与速度的中国华北地区，而其“想象中国”则更多指向着古代中原。另一方面，在近代日本文化人眼中，较诸战祸不断的中国北方，南方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发展更具稳定性与多样性。书中囊括了小林爱雄对于“南清革命军”的提及[ix]，而作者所引竹内实的中国论[x]比起北京也更多地关注了上海与南京。这也部分解释了在日本文化人眼中的北京何以没有繁盛只有衰落、不见传承只见停滞：“现实北京”亦不同于“现实中国”，后者具有不同面相且尚有充满生机之处。总之，北京是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重镇不假，但是否可将其直接定位成在日本文化/文学视域下的“东洋”并以此作为北京题材外域文本研究的基调仍有待商榷。

第二，本著作虽题为“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全书的着力点却似主要侧重于日本文化人关于北京城中的“人”的体验与表现。比如，第四章中提及的关于天桥的“脏、穷、乱、俗”是日本文化人对于天桥民众这一作为“人”的集体性他者的表象而非天桥空间本身；第六章关于阿部知二《北京》的文本分析也仅着眼于小说里日本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接触。除却上述第七章中涉及的佐藤春夫关于卢沟桥的表现，整部著作未见太多内容用以具体考察北京城市空间在日本文化人笔下的表象。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社会性的。”[xi]其观点又被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和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城市理论家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所呼应[xii]。在此例举这些理论并非为了纯粹地套用西方文论以阐述东亚问题。城市空间的具体形态反映了近代北京城内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和国族关系，而其在日本文学/文化中的表象与构形[xiii]又反映了这一立体的关系网络如何在殖民语境下被再生产。“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中的后者究竟如何体现，并与前者如何有机结合是笔者从该书中尚未完全找到解答的问题。

第三，本著作从某种角度而言是针对近代日本对华殖民话语构筑及演变的循迹和剖析，基于此视角与立场，对于书中所引部分日本文化人的文本仍有进一步批判的空间和必要。在分析佐藤春夫“时局小说“《北京》中抑西方文明而扬东方文明的倾向时，王升远认为，“不同于近代以降中日知识界（尤其是留洋归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文明仰视、推崇的普遍认知倾向，在佐藤春夫的文明比较论中，东方文明是堪与西方文明相拮抗的、对等的文明‘另一极’。”[xiv]然而，如果全面关注佐藤春夫的文笔创作便不难发现，该作家对于西洋文明/文化的谄媚态度可谓昭然若揭。[xv]虽然其“西洋”观念多处于想象层面，但不难断言，佐藤春夫二元文明等级体系与美学观念中的西洋远高于东洋。在这点上，佐藤春夫和书中所提、与其过从甚密的保田与重郎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思想核心是国粹主义。[xvi]也因此可知，佐藤春夫在昭和初期对于东洋文化突然的大肆讴歌无非是其对于战时环境下殖民话语建构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入。本书作者在之后论及佐藤春夫对鲁迅的推崇之时似已有所意识到这一话语策略的存在[xvii]，但终究未能从根本上察觉和揭示该作家所鼓吹的东西文化对等言论的虚假性。

除却笔者以为的上述问题，《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依然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开拓之作。从研究对象而言，这是一部站在中国立场上看日本近代文学/文化的超域研究；而从研究角度而言，这又是一部以近代日本文化人的言语文字看北京外域形象演变及日本对华政策发展的跨界研究。作者在绪论中自谦道，“本研究只能有选择性地初步呈现出其‘冰山一角’，不求面面俱到的‘大而全’，以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上的更新与拓展为首要追求，力图做到‘小而精’。”[xviii]最后，受王升远教授这部著作的启发，笔者僭越提出几点在其射程延长线上可以深化与细化的问题。首先，在探讨亚洲或东亚话语现代性时，东西对立的二元结构值得进一步复杂化。本书触及了各种层面的东西相抗——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对西方人的敌对感、阿部知二《北京》中蒲氏一族的留美背景和亲日传统、佐藤春夫的东西文化话语策略等。但“东洋”与“西洋”并非仅是简单的对立关系。陈光兴提醒我们，近代以降的西方不仅对立于、而且同时内在于东方：“这个大写想象的西方，在不同的国族主义论述语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曾经是对立体、参考架构、学习对象、丈量标准、追赶目标、（亲密的）敌人，甚至成为论辩及行动时的借口。”[xix]西方犹如潜伏的幽灵，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内化进了日本的机体，也同时悄无声息地将后者想象的中国代换成“过去”。仅在空间概念上将西方单纯视作东方的强大另一极，便无法彻底理解近代日本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更难于从根本上解明属于东亚的话语现代性。

其次，殖民语境下的性别隐喻在中日关系上同样需要分层处理。《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中殖民/侵略的日本持续着“男性”话语的强化尝试，被殖民/被侵略的中国则不断被赋予“女性”表象。这成为“想象北京”与“现实北京”的接点。然而如前所述，“想象北京/现实北京”不同于“想象中国/现实中国”。由于在东亚历史上中国长期所处的优势支配地位，近代日本的“想象中国”虽然在西方面前被置换为“过去”，但却一直保持着深远且强烈的“男性”色彩。在此不妨参照“他者”的观点：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榊敦子指出，对于近现代日本而言，中国一直支配和保有着以下四种隐喻意义——“外国与异域的；理智、概念与抽象的；男性的；传统与僵化的”[xx]。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汉诗文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文化而言即是典型的“男性”表象。因此，将关于东亚殖民语境的思考延展至时间维度，对其下性别隐喻的多重性理解便也随之而来。“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碰撞正是这一多重性别隐喻对近代日本文化人的撕扯，而其揭示的又是日本的另一种身份焦虑。亦即，在日本通过“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意欲超越西方现代性而失败之前，其侵华战争不啻为想要超越东亚传统的俄狄浦斯式的尝试。

此外，《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给笔者带来的启示还有比较视角下城市/地区外域文本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在这一方面，历来的学术成果似乎都专注于纵向上深入而详尽的梳理。关于京派和海派文学中各自的北京与上海表象的对比研究不乏其数，但却少见外域文本研究领域青睐此法。其实，以中国为题材的日本文学/文字创作在数量和内容上的丰富性为地域、城际间的横向比较与参照提供了足够的可能。佐藤春夫除北京以外就有诸如关于南京、上海、杭州、和福建各地等地的文字创作[xxi]。相较于北京在他眼中呈现的古迹/陋巷两极化，作家将南京分为“新南京”与“旧南京”，并各自作了生动的描绘。“蒋介石的新南京建设差不多从那时起展开。从地图来看当时最为醒目的在建屋顶现在是相当于中央军官学校的位置。此外在市里稍微走走看看，所到之处引人注意的尽是堆积的建筑材料和锤打之声。道路被压出深深的车辙印，尘土淹没双履。”[xxii] 又如，“此处本是被鸡鸣寺眺望的焦点一带，由此处放眼望去鸡鸣寺反倒成了风景的中心。鸡鸣寺那里没有、而这里独有的风景是沿着莫愁湖可见的古城墙。从湖心亭回程的舟内看到的是城墙上持枪正姿的士兵在烈日暴晒下守望。”[xxiii]通过对比，佐藤春夫笔下北京与南京各自的特点也都更为明显突出了。

本部分的最后一点笔者希望借以强调《文化殖民与城市空间》所展现的学术态度。王升远教授在绪论中专门探讨了国内日本文学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而在之后的每一章节，作者都将关于学术立场、思路和方法的探讨融入进了其研究实践活动。笔者尤为赞赏的是他对日语原文资料的严谨态度。全书所引日语文献不仅主要均为作者自译，且都根据日本学界相对严格的标准作了初出标注。仅以此浩大的工程量便可想象其所付心力之巨。而且从结果而言，除极个别引注问题[xxiv]外，翻译精准，考证翔实。这在原文资料入手困难、日语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内日本文学/文化研究界，不啻为值得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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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陈光兴著：《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2006年，第339页。

[ii] 除“北平”时期外，书中也涉及大量“北京”时期的史实和文本。为行文方便，下文对非明确指代北平时期的情况均以“北京”表述。

[iii] 中国和日本文学/文化研究界关于“近代”、“现代”的概念不同。因本书主要涉及日本文学/文化，下文均以“近代”指代本书主要涉及的从日本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历史时期，以防歧义。

[iv] 王升远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42-243页。

[v] 拙译。“The territory no longer precedes the map, nor survives it. Henceforth, it is the map that precedes the territory – PRECESSION OF SIMULACRA – it is the map that engenders the territory….”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cop. p.1-2.

[vi]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13页。

[vii] 作者点出，“佐藤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观发生了全盘的转变，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于唐宋明清而非‘中华民国’（实际上这是当时日本知识界极具代表性的中国观）……”（《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307页。）但这一观念并非完全是为了殖民侵略而炮制的话语策略。“想象中国”=汉唐的观念早已有之，只是在殖民侵略语境下被加以利用了。

[viii]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4-5页。

[ix]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67页。

[x] 具体参见：竹内実『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東京：春秋社、1966年。

[xi] 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与生产空间更为具体的探讨可参见：Lefè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Lefèbvre, Henri,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 2009.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86.

[xii] 因篇幅有限，不做赘述。具体可参见：Foucault, Michel. 1984. 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October, 1984; (“Des Espace Autres,” March 1967.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Soja, Edward W. 2000.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xiii] “构形”一词可以追述到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但在此主要借鉴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张英进教授的定义。“‘构形‘（configurations）一词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1）在明显的文本层次，它指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2）在更深的思想层次，它指以文本书写城市的过程中运用的认知、感觉、观念工具。在第一个层次，城市“构形”主要依赖一些“形象”（figures），它们在读者心目中很容易唤起与某城市相关的某些意象，如城墙、塔、庙、公园、市中心的路口、某住宅区的一条曲巷等等。一般情况下，这些单个的、不连续的城市景观“形象”会在某一文本中同时“浮现”（configure），以便在观念、理念上尽量接近回忆与重构中对某城市的整体感觉。在第二个层面上，“构形”涉及一些认知和感觉行为，以便在一个原本无形式的、不可解读的城市环境中把握空间和时间。而且，“构形”还牵涉到一些话语行为，即根据城市网络中更大的思想体系（如道德-社会关系），来表达（重构[refiguring]或转变[transfiguring]自己的日常活动。”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xiv]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286页。

[xv] 就笔者所知范围，就可列举：「西班牙犬の家」（1917年）、「田園の憂鬱」（1919年）、「美しき町」（1919年）等。

[xvi] 关于这一论点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橋川文三『日本浪曼派批判序説　増補版』、東京：未来社、1965年。

[xvii] 作者在之后提及，“难以否认，‘鲁迅’不仅成了佐藤春夫自身肇端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东洋话语’构建之重要支撑，又与此时期日本的整体舆论转向达成了一种微妙的暗合。”《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307页。

[xviii]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25页。

[xix] 《去帝国》，第348页。

[xx] 拙译。原文的具体表述如下。“The following four such metaphors, which qualified China not as just another country, but also as the cultural Other, seem particularly dominant, sustaining and thus deserving extended attention: the foreign and exotic (as opposed to the domestic and indigenous); the intellectual, conceptual, and abstract (as opposed to the sentimental, spontaneous, and material); the masculine (as opposed to the feminine); and the traditional and rigid (as opposed to the modern and variable).” p.4-5. 而之所以说是“他者”的声音，是因为榊敦子谦逊地坦言，一旦跨语际、跨文化研究中有一方属于研究者本国，那么任何全知和客观视角的姿态都不足取信，而她自己就是站在日本立场上做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p.13. Sakaki, Atsuko. 2006. Obsessions with the Sino-Japanese Polarity in Japanese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xxi] 笔者所知的范围内即有以下作品：「西湖の遊を憶ふ」（1934-35年）、「曽遊南京」、「厦門のはなし」（1937年）、「上海」（1937-39年）等。

[xxii] 拙译。「蒋介石の新らしい南京建設はその時からそろそろはじまつてゐたのである。地図で見るとその時一番目についた普請中の屋根が今の中央軍官学校に相当する位置になる。その外市中をちよつと歩いて見ても到るところに積み上げた建築の材料と鎚の音とが人の注意をひき、道は深く刻み込んだ轍のあとのために埃つぽく靴を埋めた。」佐藤春夫「曽遊南京」、『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1巻』、京都：臨川書店、1995年、402頁。

[xxiii] 拙译。「ここは鶏鳴寺の眺望の焦点になつてゐたあたりであるが、ここから見渡すと逆に鶏鳴寺が風景の中心になる。鶏鳴寺の眺めになくてここにあるものは湖に沿うて見える古城壁であつた。亭からの帰りに舟のなかで見つけた事であるが城壁の上には銃を持つて姿勢を正した兵士が炎天に照らされながら見張りをしてゐた。」『定本佐藤春夫全集　第21巻』、403頁。

[xxiv] 比如作者对前田利定所著《支那游记》和关和知所编《西邻游记》作了以下引注：“前田利定：『支那遊記』（非売品）、1912年”、“関和知等：『西隣遊記』（非売品）、1918年”。经笔者调查，前田利定该著作其实由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民友社刊行；而如关和知《西邻游记》初出版本无出版社信息的情况下，一来可参阅其复刻收录进《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 第5卷》（関和知編『西隣遊記』、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　第5巻』、東京：ゆまに書房、1994年）的版本，否则则一般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或权威学术文献检索网站CiNii的格式，以发行人代出版社记之。记以“非売品”并不符合学术引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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