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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伶”们混江湖的日子
这个题目当然与酒有关。把刘伶搬出来，除了附庸风雅外，也为了增加文章的关注度。我是绝不可能做到像“竹林七贤”那样有“魏晋风骨”。因为对“竹林七贤”来说，我“后浪”都不是，最多是冲到滩涂的浮渣而已。而我身边的“刘伶”们，有无“魏晋风骨”，那就只能走着瞧了。虽然我一直处在“劳力者治于人”的境地，但也曾不自量力地为一官半职奋斗过，完全没有一丁点“七贤”放怀洒脱的影子。也许，对于古人的那些传记传说，我是虽力有未逮，但心向往之吧。所以，请别怪我离题万里、挂羊头卖狗肉。拟这个题目时，我在想，究竟我对酒有多少了解？想着想着，突然发现，原来是酒了解我更多一点。而且它还一直默默地觊觎着我。只要一不小心，我就会落入到它的圈套里。常常，我跌入圈套了，便愤愤然悔之晚矣；出了圈套后，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如既往赴汤蹈火。后来，义无反顾投入江湖，对酒有了一点浅薄的识见——酒这个东东，它不主动，但很迷人；如同女人一样。只要你稍有轻佻，它就让你丢盔卸甲，欲战无能……正所谓“美酒佳人”也。30岁前，我对酒的本质与面貌，不究不疑，只知道湖吃海喝。醉了，一觉醒来，又可以呼朋唤友，八方云集，在酒桌上码一排排瓶子、杯子，相互叫嚣起来。记得第一次醉酒，是在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时期。应该是回小镇节庆吧，同届同学们轮流请客。那天中午时分，主人家堂屋里，早早摆好了一张八仙桌。人陆续到齐，济济一堂。东家搬出一大玻璃瓶的酒。标准25斤容器。反复强调，厨房里还有一瓶。里面泡制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70年代，家家贫富悬殊不大，喝瓶装酒的家庭很少。请客用的酒，一般都是在副食品门市部一溜筒、一溜筒，打进壶里或者葡萄糖瓶子里的散装粮食酒，并早早备用在家。有讲究的就找熟人，到槽坊试酒的成色，盯着把酒放出来。与“桃花源”主人陶公的“葛巾漉酒”，应该是差不多的情形。然后提回家，放一、两个月，酒的糟气就基本消失了，酒体也比刚出槽坊时，温和顺口不少。据说放的时间越久越好。这家同学的家境，从酒瓶看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家就买不起那么大的玻璃瓶。拿出来的酒，小心翼翼往桌上一放，男同学们摩拳擦掌，吆喝入席，迫不及待斟酒。由于人太多，酒杯大小不一，只能用小碗、搪瓷缸代替。于是各人争着拿那些相对较小的，护佑到自己面前，严阵以待。热气腾腾的菜一碗接一碗上，拼酒的气氛进入高潮。有量的，干脆不坐了，指名道姓来，端着酒碗，仰头“咕咚”一声就下了喉。人人面不改色的样子。感情是革命队伍的一员。我敬陪末座，不敢造次；但很快还是醉得一塌糊涂了。不省人事后，睡在了主人家的后厢房里。后来据说当时放倒的，就有七、八人之多。但有几个不承认自己醉了。被人叫醒时，已是夜晚。因为还有一家又开始闹酒了。而我身边，还躺着一个叫不醒的。第二天，有同学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XX差点醉死了。还迟一步送医院，医生说就没办法救了。这个还在医院挂吊瓶的同学，就是头一天醉了后，睡在我旁边那位叫不醒的。我说去看看他。同学说，不能去！不能去！反正已经脱离了危险！他妈在医院，从昨晚骂到现在，见一个同学骂一个同学……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醉酒。那时穷，一年到头，喝不了一、两次酒。所以，刘不刘伶的，我倒没有兴趣。能醉酒，说明我起码吃到过肉了。
从青海服完兵役回来，在荆州一家几千人的国营单位谋得了一份工作。70年代末，改革开放成为那个时期的新词语、时髦话。84年我被单位派到深圳住办事处。第一次到深圳考察，我们一行六人。考察完后，我与另外两个被直接留了下来。当时我的工资为76元/月。出差补助，在内地是2元/天，在深圳特区是10元/天。即使这样，我们天天都在想着法子省吃俭用。没有港商来时，基本上天天吃0.25元/包的福字牌泡面。一餐三包。有时实在咽不下去了，就用廉价的芭蕉压一压。连好一点的香蕉都舍不得买。这已经是当时最便宜的水果了。这两种水果能充饥。这段时期，我们已经长住在人民桥边的湖北外贸大厦。服务员看到我们，个个横眉冷对，似有不共戴天之仇。因为我们长期包住，为了泡面，每天要到茶房提走三茶瓶开水，其他房间的客人就不够用了。门旮旯全堆的是泡面包装盒包装纸。不是我们小气，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工资加补助，再深圳实在不够解决一个人的温饱问题。我们中间有一个对吃非常讲究的，是武汉人，他天天发牢骚：隔梆梆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于是，他除了睡觉，就是天天想心思，怎样找到好吃又廉价的食物与食材。有一天，他回来兴奋的告诉我们，他在桂园附近找到菜市场了。都是新鲜菜，丰富得不得了。尖庄酒4.5元/瓶，米酒1元左右/瓶。在此之前，他喝了几顿米酒后，也不觉得米酒难喝了。提到“凤爪”时，他更是眉飞色舞，那是他到深圳后的至爱。接着他建议：三人“打平伙”买一个电饭煲。在宾馆偷偷开伙。我不置可否，但还是出了那份钱。才过了几天嚼“凤爪”、喝米酒的日子。就被服务员给发现了。天天不定时敲我们的门看动静，不准我们用电饭煲。湖北外贸大厦虽然是宾馆形式，但房间里以及总机，都没有为客人设置的长途电话。我们往荆州的单位挂电话，要在晚上去深圳大东电报电话公司排队挂号。摇通了才能通上电话。有时一等就到了凌晨一两点。过了晚上零点，湖北外贸大厦按规定是要关门的。有时我们回去晚了，怎么叫他们也不开门。由于我们不守规矩，宾馆上下不断刁难，只好搬到了后面的“新世界”宾馆。日子过得如小偷一样，出门还得装模作样。当时“国贸大厦”刚完工。如今的阳光酒店，那时是块杂乱无章的工地，还留有曾经做过猪圈的痕迹。对面的“国商”是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旁边是著名的“香江酒楼”。港商来了，除了照例给我们带一支洋酒、一条洋烟的“手信”外，大多在那里请客。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陈汝佳，当时就是那里的驻唱歌手。每次我们吃完喝完，武汉同事都会把空酒瓶带回酒店。衣柜里全是“人头马”、“马爹利”瓶子。某天，他吃泡面吃得实在扛不住了，心一横，不由分说，要三人一定去香江酒楼“舀”一顿。我们两个没有出声，等于默认了。临出发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喝什么酒？我们面面相觑。三人都知道，带米酒去是很没面子的。他灵机一动，说有了！他把宾馆每天派发的袋装红茶冲了两壶，灌进了空的洋酒瓶子里。提了酒，吆喝着兴冲冲的朝香江酒楼走去。菜来了，打开酒瓶倒酒，结果瓶口还冒着热气。武汉同事马上将酒瓶盖子盖上。这餐饭吃的鸦雀无声。三下五除二买单，像贼一样溜出了香江酒楼。那一晚，武汉同事没有打酒鼾。反而我不习惯了，翻来覆去睡不着……生活的窘迫，会让人失去很多东西，包括尊严；而如果还贪婪，那就是咎由自取了。《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意思是说，刘伶醉酒后撒野，有人要揍他，他滑稽自称身体如鸡肋，经不住大人的尊拳，把那人说笑了。我们三人的作为，与刘伶的“鸡肋“之自嘲，大有异曲同工之嫌。但我们笑不出声来。
生意渐有起色后，我们搬到了东门那边的南方（华龙）宾馆。宾馆属于中外合资、港式管理，房间里可以打长途电话。服务员是肇庆市旅游学校毕业来的，彬彬有礼、甜美可爱。其中一个比较出众的，后来还成了我们一个同事的老婆。那是他喝完酒后，胆粗粗找总机小姐，每晚学粤语、聊天聊通宵的结果。先说庄先生，大不了我几岁。讲一口很有磁性的“港普“。长得人高马大、玉树临风。由于他在友谊大厦“金屋藏娇”，他就天天在深圳晃荡。不是在深圳，就是在来深圳的路上。他对外声称是在谈恋爱，而且是官方认定的。所谓”官方“，此女孩乃某省外贸进出口公司某科长的千金，是人家在一个正式场合托付给他的。到底内情如何，我也没有八卦过，都是道听途说。但我知道他在香港有老婆。庄先生每天忙完，就会在黄昏时分，约一班人“酒池肉林“，我是他一段时间里钦点的必陪对象。友谊大厦是深圳最早开发的商品房之一。刚开始才几万港币一套，多是香港人购买。现在那里的各种户型，虽然快40年了，老旧残破，但也大多价值上千万了。有十几栋之多，都是30层左右，在国商后面，靠近火车站方向。所以，他请客多在“香江酒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那里喝完一瓶”人头马“后，又有人要加入。我们便移师南塘食街，即现在的东门步行街靠深南大道一侧。那晚喝了至少五箱啤酒。那时的啤酒一箱是24支装。全是750毫升瓶装。现在都改为680或者640毫升的六支包装了。每人平均喝了15瓶以上。开始规定不准上厕所。上厕所就罚酒。后来顶不住了。凌晨三点后，大家纷纷往厕所跑。凌晨四点钟后，大排档多准备打烊。我们这家说，酒钱打五折，你们可不可以先买单。我们只好就近又换了一家。从唾沫四溅干杯，喝到睡眼惺忪举不起杯子……在蒙蒙天光里，我送庄先生回家。到他家后，他女朋友就是不给他开门。他死皮赖脸的最后绝招，也不奏效。我从旁屡劝不成，只好走了。早晨九点，我被不停的电话声吵醒。原来是庄先生打来的，要我马上去一趟。他马上起来为我开门。并莫名其妙的急急问我：见到我的35万港币现金没有？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一听就蒙了。因为我是唯一全程陪同他的人。这时，他女朋友从房间出来，把皮夹克甩给他。头也不回的又进房间去了。
这次醉酒，庄先生向他小女友求情进门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刘伶的故事来——《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 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翻译过来，相当于：刘伶向他妻子要酒喝。他妻子连酒带壶毁掉，流着泪规劝他说：“你喝酒太过分了，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把它戒了。”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禁止，只有当着鬼神发誓。你可以准备酒肉。”妻子依从了，刘伶跪着祈祷说：“天生我刘伶，以嗜酒出名。一饮就是一斛，喝五升才能解我的酒病。妇人的话，千万不能听。”接着又喝酒吃肉，不觉酩酊大醉。庄先生那天求小女友时，也是时而装委屈无辜、时而又嬉皮笑脸。大有刘伶爱酒之时强词夺理的某些特征。记得庄先生，还因为与他做生意时，差点让我进了班房。有一次，我们的产品卖给他，他找不到出口批文，便运到东莞太平港，意欲走私到香港去。产品被扣后，他的人也消失了。我们跑了无数次东莞。连产品被扣在哪一栋仓库、哪一个角落，我们都摸清楚了。甚至爬到仓库的气窗上，看到了我们的产品。但由于当时关系太好，没有与他签买卖合同。没有办法证明是我们的产品；我们无法申领到我们的被扣押品。至此之后，我再见到庄先生，已是我去香港多年后了。那是一个萧索的深夜，在罗湖开往红磡中途的某个小站的站台上。打了一个招呼，陌生而勉强，彼此无话可说。那个小站，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进出过两、三次。莫非冥冥之中有神谕？我愚钝，百思不得其解。
认识香港的郑先生，是因为香港的黄姓老板要到我们单位去下订单。郑先生是黄老板带去的技术员，也是他的朋友。郑先生的生活习惯很奇特。早晨喝四罐青岛啤酒，当早餐，不吃任何食物；中午三点左右食物进肚，多数为西餐；晚上八罐青岛啤酒，是晚餐，不吃任何食物。来深圳、去荆州，那时根本没有青岛啤酒在市面流通。郑先生只能是我们招待什么酒，他喝什么酒。到荆州后，我们招待他喝的，是白瓷瓶的“白云边”。那时只有53度一种。他第一次在荆州宾馆喝到这个酒，就连说好酒！好酒！我们当时以为广东、香港人都不嗜白酒，也没有酒量，就只上了两瓶。那时候，这个酒还紧张，有时市面上根本没得卖。眼看要喝光了，郑先生当机立断，把剩余的白云边据为己有了。还没有离开荆州，郑先生就向我们预订白云边的酒。我想方设法给他带过去四瓶。后来我们成为朋友，郑先生周末总往深圳跑。他平时温文尔雅、恭敬谦让。但逢酒必醉，醉后必耍酒疯。我了解后，一直躲着他。但他胡搅蛮缠，总有理由让你去陪他。他来深圳，喜欢住蔡屋围大酒店。有一次，我和几个海陆丰的广东仔、晚上去他附近的酒店陪他喝酒，眼看他要喝醉，我们借故散了。临分手，他非要提八罐啤酒上房间。说是第二天的早餐。回到我住的酒店不久，就接到BB机的传呼。原来是蔡屋围大酒店来的，要我马上过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即刻往蔡屋围赶。电梯一开，就听到郑先生在与人吵架。粤语、英文、港普，还夹杂着不少粗口，说的相当顺溜，如机关枪发射一般。一看，郑先生赤身裸体，身上一寸纱都没有，在那里手舞足蹈。男性经理看我出电梯，马上迎过来。对我说：真不好意思！你朋友醉成这样！追着我们的女服务员，要交朋友。小女孩个个花容失色。要不是大家这么熟，我们早报警了。我赶紧把郑先生弄入房间，说要跟他喝酒。结果他提上来的八罐啤酒，早全空罐在那里了。男性经理会意，扭头就去取酒给我们。第二天，都近黄昏了，我以为郑先生回了香港。结果他还在酒店传呼我。我怕又发生什么，只好又去见他。郑先生马上起身：“快！快！快！这个女孩不错！把她安排到你那里管仓库。不要让她再做这种事了……”女孩向我抛一个淫荡的眼神，拿了茶几上的港币，径直出门去了。
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摘自《世说新语.任诞》。译作白话文的意思为：刘伶常常纵情饮酒，有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呆在屋中。有人看到后讥笑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沉默片刻，郑先生抬起头，对我非常严肃认真的说：我喝醉了，也是他们的客人。敢报警！我听到后，瞠目结舌，不予争辩。他哪里知道自己的恶作剧与“国情”！说香港人不喝酒，是大误解；说香港人没有酒量，是更大的误解。我接触的香港人、广东人，大多能喝。与区域关系不是很大。只是群体性的习惯不一样罢了。广东人、香港人，喝几次白酒、食髓知味后，分分钟可以把你放倒。带郑先生过来的香港黄老板，瘦小瘦小的，白酒酒量也深不可测。只是他不喝罢了。当然，酒也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它的优点。在通常情况下，人一般呈现三维状态，微醺或醉酒时，就会进入人的六维空间。郑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郑先生几乎每个周末还来深圳，但我只听他的趣闻，很少再与他见面了。
深圳的外贸局面打开后，货源开始紧张。当时市场经济还处于形成阶段，计划经济还在顽强抵抗（如今计划经济似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所以，那时根本没有信息这一说，何来畅通不畅通的问题？而且，内地人对改革开放，当时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反复而激烈。有很多工厂连深圳都不敢去。所以，内地有好的产品，也不敢直接往深圳销售。我们无知者无畏。也由于先人一步在深圳开了窗口，便可以大胆赚取这中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所产生的巨大差价了。所以，跑货源，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当时跑的片区，主要是辽宁省。有一次，我们一行两人，去到辽宁省靠近内蒙古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终于找到市场上畅销的产品了，大喜过望。而工厂却正在为销路发愁，我们一拍即合。工厂出动了正副厂长销售科长陪我们。那时银行转账没有现在快捷，普通汇兑，起码一星期以上。本来我们是希望当天往沈阳赶，然后马上回荆州带汇票来取货。但在酒桌上相谈甚欢，双方推心置腹后，酒量就无法控制了。喝完酒，我们两个觉得还够清醒，就决定走。来到长途汽车站，准备买票到附近的小火车站。只要能进站，想办法挤上去就行，我们就可以赶回沈阳去了。排队到售票窗口，售票员听我们口音是外地的，怎么都不卖票我们，只收后面的钱，卖给当地人。我忍无可忍，乘着酒兴，就朝那个售票的小窗口递拳头过去。人没有打到，却惊动了当地派出所。我在他们的临时办公室与他们拍桌子吵了起来。后果可想而知。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的拘留所。头一天，我们恳求管教人员，让我们向外打电话，他们理都不理。当天就发给我们铁锹，要我们去开荒种树。在拘留所吃的食物猪狗不如，冷饭冷菜。所谓菜，三餐都是洗锅水，飘着几片大白菜，下面沉着几块土豆，连油的影子都没有。晚上七、八个人一起睡通铺，度“时”如年。在扣留时，我们的随身物品，被登记在册，保管在其它地方。有一个管教人员，对我带的“爱华”牌“随身听”(巴掌大小，杜比立体声，放卡带的那种)与港币很好奇。我就要他拿过来，放给他听、给他看。这样，我们才争取到了向外打电话的机会。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石厂长来把我们领了出去，不停地向我们道歉。回到单位，保卫科长（我们的保卫科有派出所功能）见到我：你不是拘留15天吗？我说可能搞错了吧。他疑惑重重地看了我半天。至于这个拘留书放没放进我的档案里，我从来没有过问。刘伶能把《酒德颂》写得笔意恣肆，轻灵幽默。我真心佩服，不愧为“醉侯”！不过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早已无“竹林”这样的净土了。更别说“无为而治”、使点小性子了。回过头去一想，总以为可以用目前的苟且，能换取将来的诗和远方。哪知在十万八千里以外拉的屎，从来都没有超过如来佛的五指之间，时不时还能闻到自己的尿骚味。不要做“愤青”之类，安分守己，听话、装傻是当下求生存的第一要素。
后来身份就变了，时髦的说法，是“离职下海”了。仍在深港两地混江湖。最初的日子实在难捱，是在“自知的绝望中，还要装自信的站在芸芸众生面前”的那种难捱。你难捱，没人知道，因为你不能让任何知道你难捱。还不能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来。各种应酬，你还是得打肿脸充胖子积极参与，不能有任何怠慢。来了自己特别好的同学、乡亲，就更不能讲任何条件了。有一次，好朋友带着一帮人从老家来了。我当时正处在弹尽粮绝中，唯有一套旧西装撑门面。但还是热情似火地在陆羽茶楼旁边的一个川菜酒楼请他们。因为第二天确实有重要事情，我私底下向好朋友打招呼，希望能不喝酒。同是同意了，但最后我却醉得至今都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转换各种车、走两个多小时路程回到自己家的……开始四瓶酒上桌子，我作为主人，滴酒未沾。接着又上酒。我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自己当过兵，桌上一官员，是部队干部转业的，便对我不依不饶，端着酒站在那里，说不干杯、不坐下。这叫“将军”！我是东家，不能给朋友太难堪，只好起身舍命陪君子。酒刚下喉，桌子上的其他人，就开始起哄了，说我没诚意，能喝不喝，要罚酒……那晚我是如何离开的，没有任何线索。醒来已在自家的浴缸里，看时间已是凌晨五点了。只觉得浑身疼痛，尤其是右眼角处。用手抹，有血。对着镜子看，破了一大块。经历了这次醉酒，我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且对我不薄……让我混江湖混到了现在。
有时，你喝酒，不是因为感情。我和这位干部素昧平生，但却把自己喝成那样。这就是国人所说的为了“面子”。“面子”是什么？一句话是很难说清楚的。但你如果说是中国人的江湖，大家可能就心领神会了。“面子”在古今的中国社会动态里，俨然是一个无法挑战的哲学课题。大到宫廷，小到市井，它都神一样的存在。在你生活的环境里，无处不与”面子”相关。最高级别会议的左右座次，三、五人在一起的先后称呼，都有“面子”的学问在里面。酒只不过是”面子”在复杂的外延中，使之更加丰富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之后，我对酒一直处在欲拒还迎的暧昧状态；有没有把对朋友的真诚寄托在酒里，对我来说，那是毋容置疑的了。用酒表达自己的情感，确实是我的重要方式之一。喝酒，现在美其名曰“酒文化”。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饮酒不说是人类的恶习，但至少是人类的不良习惯。没有必要吹得那么天花乱坠。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凭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喝。不是喝不起，而是喝了，有愧于勤劳贫苦、忍辱负重的列祖列宗们。酒的原料无非水与粮食。茅台的市值与产品的高价，是这个时代的怪胎。研究透了茅台的怪胎本质，就研究透了这个特定社会的本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酒对人的身体，基本没有什么好处，但小酌也无妨。问题是，人能控制住自己才行嘛。酒就是抓住了人类自视甚高、舍我其谁、自以为是的弱点，而如今又增加了人们无处发泄的郁闷。致使人类离不开酒，从而对酒产生敬畏，继而酒就伟大起来了。酒的那点虚无的好，就是广告商不停地用美好辞藻给受众洗脑的结果。现在我身体上的毛病，大大小小，都与喝酒有关。知道它的厉害是一回事，但要我清心寡欲，我又真的做不到。成为一个貌似无症状的疑似“脑残”患者。年轻时，我是所谓“文醉”，喝多了，安安静静睡觉，一觉醒来，又龙精虎猛了。四十岁后，不说是“武醉”吧，但至少口水多过茶，胡说八道停不了。要命的是，自己清醒后，完全不知道自己醉酒时的嘴脸。说了什么，如何表演，根本记不起来。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后来一直决心戒酒，但一直过不了自己这关，所有的理由，都是为自己喝酒的行为开脱。几十年兜兜转转，无不围着酒色财气打转；但“气”从来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时间在往前进，人文情怀却在不断倒退。我们还有纵横瑰丽的想象力吗？还有魏晋时期人们向现实说“不”的勇气与磊落吗？甚至望向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也只能知羞掩面，行跪拜之礼了。尽管沉沉浮浮，自己好不容易解决了温饱，但心中的那种失落感与挫败感，却始终无法言说。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天天可以“哭穷途”。偶尔登登高、也发发“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叹。所以，表面上看，我喝酒很潇洒，其实内心挣扎，因为，我始终做不到刘伶那种放荡不羁的境界——《晋书》记载：刘伶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位大哥常常坐着鹿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扛着锹跟着他，说：“如果我醉死了，把我就地埋了吧。”
千百年来人们谈“魏晋风骨”、“魏晋气象”，无非那是一个凸显个性的时代。自由奔放，和而不同。魏晋的人文精神，是汉朝独尊儒术后一次逆反的钱塘大潮。只可惜昙花一现，到如今只可在故纸堆里，窥见到那时的浩荡与雄奇了。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老庄的逍遥齐物将来必定与鲲鹏一起，总有一天会扶摇直上，扇起扫荡六合的滔天巨澜……只有碰撞，才能闪耀。期待老庄思想发扬光大，并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一道璀璨风景。刘伶在“竹林七贤”中，才华应该是最差的。而且单薄丑陋。但因嗜酒，名声却在其他六贤之上。仅存的两篇作品，更与盛名难符。细究，还是因为他散漫放荡，任性不羁的自由自在性格。
人生不过百年，生不易，自由更尊贵。此次疫情发生在去年的冬天，转眼就要迎接今年的秋天了，一晃庚子年就完蛋了。此刻，你我还惊恐于斗室，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是否几欲做困兽斗？这难道不是痴人之梦与勇吗？或者醉酒去——死便埋我！如是，则依稀流动着“魏晋风骨”蠢蠢欲动的光影，真说不定。这篇文章里面的六个主要当事人，在我叙述的故事之后，就慢慢断了来往。但我还在酒里，也在江湖里。不过，我依然不是“前浪”也不是“后浪“，还是那一撮浮渣。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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