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
1967年8月25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
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
1952年，毛泽东和彭真，郭沫若在城楼上
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
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马屁经典:
革命诗人郭沫若的不朽传世诗作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彭真等在首都机场欢迎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回到北京。前排左起：彭真、贺龙、李宗仁、周恩来、郭德洁、郭沫若、于立群（郭沫若夫人)、张洁清(彭真夫人)
《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宇宙充盈歌颂声 》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腊梅花》
（1958）节选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
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
原载凤凰网历史综合2008年11月17日
延伸阅读
沫若祭
刘亚洲
写毕《甲申再祭》，意未尽，还想再给郭沫若写篇祭。郭沫若是大文学家，我就从文学说起。
①
十九世纪，法国总统应邀参加一个大富翁举行的晚宴，到场后总统发现，他自己的席位竟排在第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第二位是文学家，第三位是诗人。一位来宾问主人为何这样安排，主人回答：“这是真正伟大的人的排名。所谓伟大，是指那人不可或缺，不可取代。排名第一的工程师是因为他身怀世界最尖端的技术，谁也不能取代。第二、第三位也是一样，但总统却并非只有他来当才行。”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给我足够的条件，我可以培养出五十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②
文学必须与政治挂钩，因为文学在政治之上，政治在文学之下。在中国，文学可以躲得开政治，政治则躲不开文学。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人民则不一定需要。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文字狱，就可以知道文学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发抖。历史上同样有那么多谄媚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文学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发抖。
文学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学是春天，政治是夏天。当权者害怕文学，文学同样也害怕当权者，他们都不害怕的只有一样东西——人民。小说当然可以反党，虽然它不一定反党。它同样可以用来歌颂党。以文学为革命工具是小看了文学。不以文学为革命工具同样是小看了文学。作家不需要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但是时代却反映着作家的精神。
在江青眼里，文学必须干预政治才叫文学。政治必须强奸文学才叫政治。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无病呻吟，风花雪夜，故作高深，技巧深沉，同样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政治一方面爱文学，一方面虐待文学。文学反过来也是一样。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比政治残酷得多，也厉害得多，生命力也强得多。在古代中国，做政治家，多不得好死；做文学家，多不得好活。
③
鲁迅是有人格的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只有狗格和猪格。把那个时候的某些作家比喻成畜牲，其实是侮辱了畜牲。鲁迅时代的中国文学属于兴旺史。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衰亡史，直到另一个鲁迅出现。不怪乎今天中国文学界最流行的口号是：全中国读小说的人联合起来，不再读小说！王蒙对中国作家的评介可谓入骨三分：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末等人格。
刘心武说：“中国作家……小心眼小聪明小阴谋小儿科，蔚为小观！”郭沫若是代表人物。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粮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善，光是偷懒没事干；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
我曾亲见伟大领袖讲话时郭沫若的表演。郭沫若双耳重听，所以用手护之，侧耳倾听领袖的每一句话，还把身子尽可能地朝领袖方向倾斜。某次，郭沫若注意到领袖未戴手表，当场把自己的瑞士名表解下来给领袖戴上。领袖终身用此表。
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听了后却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让我们回到鲁迅的时代吧。我们要做鲁迅。我们坚决不做沫若。鲁迅实在伟大，他居然连母爱都敢怀疑，他说：“母爱像穿在身上的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不舒服。”对母爱都如此，对领袖的爱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有一点我仍存疑：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
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证。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
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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