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丨成曾樾：京城有个“铁一号”

Original 成曾樾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成曾樾，笔名老成，1954年8月生于北京，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做过机关干部、报社编辑、副刊部主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文学评论集等。曾担任鲁迅文学奖小说奖评委。

原题

京城有个“铁一号”

“铁一号”是北京一座大院的简称，全称是“铁狮子胡同一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东口路北。最早的铁狮子胡同是一条很宽的大胡同，因为胡同里有一对元代留下的铁狮子，故以铁狮子命名。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牺牲的抗日将领张自忠，由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叫了“张自忠路”。现在被扩宽的张自忠路已经成了京城东西通衢的平安大街的一部分。当年的铁狮子早已没了踪影，现在只留下一对硕大威猛的石狮子屹立在铁一号大院的大门两侧。

铁一号早年是一座王府——和亲王府，是始封王室宗第五子弘昼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封为和亲王后的府邸。北洋军阀时期，这里是段祺瑞的执政府。解放后，这里成为了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

我父亲1946年到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9年随党政机关从华北进北京，分配在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此我父母的家就安在了铁一号。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1966年，在我准备上小学六年级时，才回到了父母身边，进到了铁一号生活，一直到1976年搬出，整整在铁一号生活了10年。

“铁一号”院子很大，面积大概接近400亩地。院内楼房也多，光是北洋执政府时代建造的西洋式灰楼就有10多座，上个世纪50年代后又盖了3座5层的红楼和一座3层的新楼，老楼新楼加在一起将近20幢，除了办公教学用房，院内大部分是家属宿舍，住了不下500户人家，人口接近2000人。住户都是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家属，其中有不少是人大的老领导和老教授，如党委书记郭影秋、党委副书记李新、历史学家尚钺、红学家冯其庸、党史专家胡华、清史专家戴逸、文艺理伦家何洛、新闻学家甘惜分、罗列、方汉奇、经济学家吴大琨、外国文艺理论专家缪朗山、外国文学专家王金陵、现代文学专家林志浩、古代文学专家吴文治、芦笛、马列主义理论专家孟氧、作家孟伟哉等等，可谓学者云集，人才济济。

铁一号的生活

铁一号里的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不但有食堂、浴室、理发室、商店、图书馆、阅览室，还有俱乐部、篮球场、小礼堂、小花园。逢到周末，灯光球场上便会放映露天电影或表演评书。记得有一次请袁阔成先生来说评书《烈火金刚》，说到日本鬼子驻华北司令部时，袁先生特地停了下来，介绍说：“诸位，这个司令部在哪儿呀？不是别处，就是咱们此刻所在的这个铁一号大院。”

铁一号的食堂很大，不算里面的小包间，光是外面五六十米长的大通间就至少能容下二百多人同时就餐。饭菜的花样也多，除了大锅饭，还有小炒和留学生专灶。许多人图省事都不在家里开伙，每日三餐都在食堂里吃。食堂里还出售自制的面包，松软香甜的面包是孩子们的最爱。但我们最感谢这个食堂的还要说是“文革”期间，那时家长们都被下放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院里的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脖子上挂着钥匙，手里拿着饭盆，多亏了这个食堂，让我们熬过了几年的艰苦岁月。

大师傅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蒋师傅，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秃顶，圆脸，脸上总是带着笑，说话声音很大。他对孩子们很和蔼，有时还爱开个玩笑。蒋师傅负责熟食和小菜部，这个部门最受我们小孩欢迎，猪蹄、香肠、酱牛肉、卤蛋、各式小菜，色美味香，最吊胃口。我们还可以和他讨价还价，一根小香肠卖七分钱，我们能讨到五分，一个猪蹄一毛八，我们能讨到一毛五，有了熟食再买两个馒头，外带一碗免费的米汤或面条汤，一顿饭就齐了。

孩子们最喜欢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小花园。小花园坐落在高大的钟楼后面，前后左右四座高大的灰色洋楼将它隐秘地围在了中间，封闭性很好。平时园子里人不多，于是便成了孩子们撒欢的天堂。花园面积至少有十多亩地大小，成矩形，四个出入口分别设在四个角落里。小花园早在北洋执政府时既已存在，想必段祺瑞等人也曾经常在此散步。

园中央是一个很大的喷水池，池中有假山、金鱼，园中树木扶疏，鸟语花香，环境幽静。一些大学生经常在这里的长椅上看书，其中包括一些选调来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如全国劳模郝建秀，写过《半夜鸡叫》的高玉宝等，他们当时都是人大举办的工农速成班的学员。

那时的通讯还不发达，但是大院里设有公用电话间，如果有电话打进来，有专人负责传呼，所以很方便。但院子太大，楼多人多，有时难免传错，我就遇到过一次。记得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传电话的人跑来我家，气喘嘘嘘地说电话间有我家的电话。我有些惊奇，平时传电话，往往在楼下仰头一喊就行了，这次专门跑到五楼上来找我，看来是有急事。

我急忙跑下楼去接，打电话来的是一个男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老校长吴玉章刚刚去世了，让我家赶快派人到医院去。我一听吓了一跳，吴老是人大的校长，大家都知道他，也很敬仰他。他不但是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毛泽东还曾亲自作文称赞过他。听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我自然是万分悲痛，但我家与吴老并无亲属关系，是不是搞错了？一核实，果然是传错了，我家住的是红一楼丁组十号，电话里要找的是红一楼丙组十号，我急忙跑去丙组十号，通知了那家人。

亲如一家的邻里

住在铁一号的住户都是同事关系，所以邻里关系比较融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虽然没有现在多，但住房也依然紧张。除了名教授或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以外，其余的家庭差不多都是合住，两家、三家甚至是四家住在一套楼房里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我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就一直是与人合住。最初的邻居是一家日本人，这是夫妻两人，在人民大学里教书，据说都是日本的共产党员，所以和中国非常友好。那时我和妹妹才上幼儿园，赶到天气好的时候，日本的叔叔阿姨便会带我们到院子里去照相，那时有相机的家庭还不多，所以，我们都感到很神奇。记得他家还养了几只漂亮的小鸟，啼声婉转动听，我和妹妹经常跑去他家看小鸟，逢到小鸟产蛋，我和妹妹还会得到几枚热乎乎的小礼物。

几年后，我家搬到了旁边的楼门里，便又有了新的邻居。这是一套比较大的单元房，一共有四间住人的房子，外加一个大厨房、一个小厨房、一个卫生间，但竟挤了四家人。我家住了其中的两间，还有一间住的是林志浩叔叔，林叔叔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鲁迅文学研究专家。还有一间住的是孟伟哉叔叔，孟伟哉叔叔后来成了著名作家，还担任过中宣部文艺局的局长。

还有一户人家是一位姓高的叔叔，住在大厨房里，大厨房面积不过七八米，可以摆下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书架，墙角有一个水池子。高叔叔是个单身，当时也就二十多岁，所以只好委屈在厨房里。高叔叔长得很精神，浓眉大眼高鼻梁，言谈举止颇有派头，屋里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母亲见他条件不错，就将她单位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介绍给他。

记得见面那天，女孩子先来到了我家，后被高叔叔邀请到了他那间小屋里。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高叔叔微微弯下身子，在他的大厨房门前向着客人做出一个请的姿势，很有贵族风度，那做派俨然像是邀请贵宾进人大会堂的劲头。后来两个人终成眷属。后来，高叔叔被调去了国家对外文委工作，职务也有了很大提升，分了房子，成了一名文化外交官，几乎跑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与我家是对门邻居，因他比我父亲年长一岁，所以我称呼他做冯伯伯。冯伯伯与父亲不但是同系的同事，而且私人关系很好。两家相隔不到五米，做饭的炉子也都放在一起，真正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父亲不吸烟，有时候我家来了会抽烟的客人，便会到冯伯伯家去借烟，冯伯伯很少抽烟，但家里总备有中华烟，茶也是上等的龙井或碧螺春，拿给客人很有面子。当然，说是借，也从没见还过，因为都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后来我家搬出了铁一号，但两家的联系一直未断。1998年我曾去中国美术馆出席冯其庸伯伯的书画展开幕式并与他单独合影，冯伯伯对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老邻居。”

在铁一号，互相串门是家常便饭，只要在门口打个招呼“XX在家吗？”人就进来了，大人们串门多是为了谈工作，有时一聊二三个小时，有时几分钟说完事就走。小孩之间串门就是为了玩。那时我家里经常是人来人往。父亲也爱去别人家串门，常常是聊到很晚才回来。反正都是住在一个大院里，所以不管聊到多晚，家里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在这种环境里，我也习惯了家里总是来人，有时，大人在屋里说他们的，我就在一边干我自己的事，困了我就躺下睡觉，大人还在继续说他们的事，客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

红学家的愤怒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知识渊博，学问精深，不但在古典文学、国学、红学、敦煌学方面堪称大家，在戏曲、书法、绘画、摄影、收藏等领域的也是赫赫有名的专家。冯先生对专业钻研刻苦，终日研读、写作。记得“文革”期间，许多教学和学术活动都被叫停，但冯先生利用这个时间用小楷默默抄录了四卷本的《红楼梦》，那种毅力与功力是超人的。

冯先生定力十足，但也有被激怒的时候。记得那是1972年，冯先生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当时北京各中学已经恢复了高中，但要经过挑选和政审才能就读。冯先生的女儿竟被告知不能上高中，我的妹妹与冯先生的女儿岁数相同，在一个学校里就读，同遭厄运，也被排斥在高中门外。冯先生闻听此事，立刻被这种歧视性行径所激怒。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激愤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并大声抗议道：“凭什么不让我们的孩子上高中？我们教了一辈子的书，自己的孩子反倒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转而对站在楼道里同样义愤填膺的我父亲说：“如果真的不让咱们的孩子读书，咱们就自己教，咱们教出了那么多的学生，我就不信咱们教不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冯先生的女儿和我妹妹真的没有上成高中，我父母只好托人艰难辗转将妹妹送去了外地一所偏远的高中上学，冯先生的女儿则选择了自学外语，因为冯先生的夫人是一名资深的大学外语老师。苍天不负有心人，冯先生的女儿经过不懈努力，后来终于成了外语方面的人才。

走进中南海的芦笛

很小的时候便认识芦荻阿姨。那时她很年轻，人也漂亮。她住在铁一号红一楼戊组，和我家所住的丁组紧紧相连。芦荻阿姨在大学里讲授古典文学，“文革”中，人民大学被解散，芦荻阿姨被分配在北京大学教书。晚年的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看书吃力，便让中央办公厅为他物色一个懂古典文学的老师进中南海为他读书。选人的条件自然很严，一是要业务好，精通古典文学，二是年龄不能太大，因为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读书通常是在夜里，所以要能熬夜；第三是要口齿清晰，普通话讲得好；四是政治上要绝对可靠。选来选去，选中了芦荻。这大约是1975年初夏时的事。

听说要去给毛主席读书，芦荻吓了一大跳，感到有些紧张，但作为一名党员，上级的安排必须要服从。一天深夜，一辆汽车将芦荻拉进了中南海。据后来我看到的文章记载，病中卧床的毛泽东见到了芦荻，握着她的手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神情高度紧张的芦荻，愣愣地站着。

这时，毛泽东在床上慢慢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一下子点出了芦荻名字的出处。就这样，芦荻走进了中南海。因为那时的保密工作极为严格，所以铁一号院里的人都不知道芦荻去哪里了，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人间蒸发了。

其间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听我父亲说，一次，芦荻给毛主席读书，忽然提到了柳宗元，主席想到了柳宗元的一句话，但手头偏偏没有这本书。便委托芦荻去找。芦荻很是犯难，深更半夜的哪里去找这本书呢？情急之下她忽然想起了原来系里的同事，研究柳宗元的专家吴文治，他家里一定有这本书。吴文治也住在铁一号，于是，中央办公厅连夜派车送芦荻回铁一号借书。半夜敲开吴文治先生家的门，吴文治满脸惊奇，哪有半夜三更来借书的呢。芦荻又不能解释，只好说有急用。

终于把书拿回了中南海，毛泽东捧着书爱不释手，阅读之时不禁兴起，拿起铅笔在书眉等空白处写下了不少感言。据说还书的时候，吴文治先生见到自己珍爱的书上批了很多字，很是不悦，说借人家的书怎么能在上面随便写呢。吴老先生哪里知道这可是伟大领袖的御笔亲批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在某大学教书的同学找到我，想通过我请芦荻去他们学校讲讲毛泽东是怎么读书的。据说很多高校都请过芦荻去讲，但都被婉言谢绝了。看来难度很大，我也担心被拒绝，说只能试试看吧，结果和芦荻阿姨一说，她马上就答应了，还对我说：“曾樾呀，你求我办的事，我肯定会办。”那次讲座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反响强烈，非常成功。讲座后，主办方支付给她讲座费，她坚决不要，她说：“我讲毛泽东是我的责任，怎么能要钱呢？”

芦荻阿姨已经去世了，去世前的若干年里，她一直致力于流浪小动物的收养，并担任了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的会长，她将自己的全部储蓄和家当都捐献给了那些可怜而无助的小生命，她的爱心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无限温暖。

职务最高的邻居

若论职务，在铁一号的住户里职务最高的当数郭影秋，他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而且资格很老，他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便担任了云南省省长。1950年代中，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社会上一些人则议论“共产党领导不了高校”，郭影秋知道后主动向中央“请缨”，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对云南籍的一位辛亥革命老人说:“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

“文革”中，郭影秋更是大大地出了一回名，起因是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人民大学63级学生去京郊海淀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不长的时间里，郭影秋就给苏家坨的老百姓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文革”开始，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700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还喊出了“郭影秋万岁”的口号，一时间轰动全国，惊动了毛泽东。

郭影秋后来搬进铁一号的一处平房里居住，房子和院子的面积都不大，外表也很不起眼。前后院里住的也都是普通的住户。一些大领导经常来铁一号探望养病中的郭影秋，所以经常能见到一些小轿车停在郭家的小院前。但这些小轿车都很普通，都是一些诸如华沙、伏尔加等（当时属于司局级干部和副部级干部用车）的车，一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乘车前来的往往是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大人物。

这也许说明当时的领导比较廉政，不讲排场，要不就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郭影秋十分平易近人，铁一号的大学老师们有事情都可以随时去他的家里找他，都会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前不久，我还从那个小院的门前经过，和以前相比，小院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显得陈旧了许多。郭影秋书记早已去世，这座小院留给人们的只有深切的思念与回忆。

铁一号的孩子们

铁一号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起玩的小伙伴。我上小学时一直住在姥姥家，所以与院里的小孩相识较晚。但说来好玩，有的孩子竟在此之前就已经见过了。比如第一次见到铁一号的小孩竟是在景山公园。我读书的小学就在景山公园旁边，一次，我和同学正在公园的山上玩，忽听得山下歌声嘹亮，便忙跑下山去，原来是景山少年宫合唱团正在公园的南门前排练。只见上百名孩子穿着白汗衫戴着红领巾站成一排排整齐的队形，一个中年男人在前面指挥，唱的是中越友好方面的歌。

歌声响起的时候，从队列两旁各走出一位小朋友，一个是中国小孩，一个是越南小孩。越南小孩皮肤黝黑，穿着件宽松的三婆衣，两个孩子走到一起后，便手挽着手并肩在前面领唱，引得公园里的游人都围过来观看。我感到很好奇，这个越南的孩子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之后没几天，我去铁一号的父母家，在楼道里迎面遇见了一个小孩，看着竟格外眼熟，仔细一看吓了我一跳，圆圆的脑袋，厚嘴唇，皮肤黝黑，这不是那个越南小孩吗？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甘北林，是新闻系教授甘惜分伯伯的孩子，就住我家楼下。他与我同岁，后来还成了中学的同班同学。

另外一个小孩的认识也很神奇。记得上小学时，全国正是乒乓球热。有一次学校的体育老师带我们去景山少年宫去打乒乓球，想让我们感受一下庄则栋当年在这里学球时的心境。景山少年宫就在景山公园内的西北角，乒乓球室是靠着宫城东墙下的一排平房，大约有10张球台。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只有一张球台在打球，打球的是两个孩子，看上去只比我们大两三岁的样子，两个人只是练球，并未比赛，但水平极高，一来一往地抽球，竟十多分钟不断，正手反手动作异常娴熟，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打球的孩子中有一个孩子格外醒目，他生得五官端正，满脸英气，身材也高，挥拍动作很是潇洒。旁边坐着一位胖胖的教练，姓庄，正是当年庄则栋的启蒙教练。庄教练并不指导，只是喝着茶看他们打，我猜想这二位学生一定是他精心调教出的爱徒。可想不到后来我在铁一号里见到了那个满脸英气的孩子，才知道他叫大兵，和我同住在一幢楼里。他不但球打得好，功课还特棒，正在北京四中读书。

铁一号里的小孩很多，从小学到高中，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如果算上女孩子，全院加在一起足有二百多号，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功课普遍不错，读的也都是好学校，四中、五中、人大附、师大附、育才、八一中学的都有。还有一位叫晓升的老初中生，考上了北京市100中，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滑翔机学校，招生完全按照战斗机飞行员的标准考试录取，后来“文革”爆发，晓升没当上空军，去海南岛当了海军。

平时孩子们难得一聚，只有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才能凑在一起，大孩子的娱乐项目通常是打篮球、打桥牌、下围棋、打乒乓球，小一些的孩子则是玩弹球、扔瓦片、打扑克。冬夏季最受青睐的地方是滑冰场和游泳池。院里的小孩几乎都有什刹海游泳场或工人体育场的游泳证，一去就是一大帮子，连闹带玩，十分开心。还时不时搞一些把某个孩子扔进水里的恶作剧。冬日里滑冰多是去什刹海，但滑冰的开销较大，需要置办一双冰鞋，一下子拿出几十元钱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巨大的投资。

院里还有一景，就是跳皮筋。那时女孩子跳皮筋的很多，随处可见，但男孩子跳皮筋的几乎没有。住在红一楼的近代史专家李新教授有个儿子叫小明，比我们要小四五岁，经常一个人在楼前跳皮筋，而且跳得很棒，不但动作轻盈标准，而且跳法很多，看得人眼花缭乱。开始时我感到很惊奇，后来才知道，这个小明从小就爱跳皮筋，而且还在市里的跳皮筋比赛上拿过亚军，连院里跳皮筋好的女孩们都要甘拜下风。小明还有个弟弟，叫李大兴，现定居在美国，是一名作家。

铁一号里还有位传奇式的人物不能不提，因为他的眼皮上有个疤，所以绰号老疤。他的拿手绝活是打石子。一块鸡蛋大小的鹅卵石握在手里，几十米的距离内指哪打哪，绝无失误。院里不少小孩都领教过他的厉害。一次，一个叫阿毛的孩子向他挑衅，站在几十米外的楼门前让老疤用石子他打屁股。只见老疤一挥手，一块鹅卵石便嗖地飞了过去，阿毛急忙往楼门里跑，想不到石子也跟着追进了楼门，准准地打在他的屁股上。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例。老疤比我大六七岁，后来去海南岛当了海军。几年后官至炮艇艇长，估计是炮弹也打得准。

“文革”中，一群孩子整天泡在一起，无所事事，便想出了许多娱乐项目，比如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和一大群鸭，还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水池，让鸭子在里面游泳。此外还在楼顶上养了鸽子，可谓“陆海空”三军齐备。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由于无人管辖，淘气的坏事也没少干。比如为了上房玩，将住在邻院的曹禺先生家的房顶踩出了大洞。当时曹禺先生正在被看管，家中只有两个女儿，拿我们院里的“坏孩子”也没办法。

年龄大的孩子则没有在院里任性玩闹的运气，在经历了一番“红色风暴”之后，院子里的“老三届”都陆续被发往外地，或插队或军垦，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云南，去哪儿的都有，天各一方，从此再未团圆。有的则永久地留在了那里。前面提到的那个打乒乓球最棒的大兵有个弟弟叫二兵，被分去云南插队，不到一年便死在了那里，是被毒蛇咬破了手指。二兵为人极好，待人厚道，在院里时我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他是68届的初中生，去云南那年才15岁。

在家长们被批斗关押的日子里，孩子们都仿佛在一夜之间迅速地成熟了起来。那时候许多家长都被关押在海淀区的人大校园里，孩子们便主动承担起给家长送东西的任务，如送衣物、洗漱用品等。我们经常是几个孩子结伴一起骑着自行车去送，从铁一号到西郊至少要骑一个多小时。

记得有一次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四个小孩两辆车，因为骑车带人被警察抓住，警察一脸严肃，问我和另外一个孩子是什么出身？那时很看重出身，要是出身不好，事情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不敢说父亲是在押的“黑老九”（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辱称），只能壮起胆子大声报到“革干出身”，“革干”即是革命干部的简称，属于红五类。警察听后态度马上变得温和多了，简单批评了几句便放我们走了。

“文革”中，孩子们有一阵子还兴打群架，像电影《老炮》里演的一样，讲究约架（也叫茬架），双方约好时间地点，届时大打出手，板砖、皮带、弹簧锁，刀光剑影，一决高低。那时铁一号大院里的男孩几乎都参与过打架，喜欢茬架的“能征善战”的男孩不下几十个，对手主要是邻近的中国民航总局宿舍院里的孩子。其中最大规模一次约架，各方都约来了100多号人，两边加在一起200多人，砖头横飞，棍棒交加，一场混战，直打得大门口外的公共汽车都停了运，直到警察赶来了双方才一哄而散。

铁一号的影视缘

由于铁一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许多影视剧都爱把这里选作外景地，尤其是与北洋政府有关、与三一八惨案有关的影视剧。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拍摄过的一部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就曾在铁一号拍过外景。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一个人去大门口玩，忽然见到大门口全是身穿黑色警服手持步枪的军警，门外的大街上已经戒严，身穿五四时期服装的上千名学生在门口高呼口号示威游行，这场景吓了我一大跳，脑袋一懵，以为真是军阀打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是在拍电影。

还有重拍老电影《南征北战》，国民党将领们召开军事会议的镜头也选在了小礼堂的门前，散会以后钻进轿车前的张军长和李军长在门前还有一番互不服气的对话。当时我们一群孩子都凑在那里看热闹，为了能凑得近一点，还和维持秩序的剧务人员几乎打起来。

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在铁一号拍的，据说是王朔点名要在这里拍。由夏雨扮演的主人公等一群孩子在灰楼的台阶上聊天的镜头，令我想起我们当年的一群孩子就是坐在这些石台上或聊天或玩牌时的情景。

改革开放以后，来铁一号拍电视剧的就更多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也是拍于这个院。铁一号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导演青睐，主要是铁一号灰楼的建筑极有特点，高大的走廊，雕花的墙壁、绿色的尖顶，宽阔的台阶，气势恢宏的建筑风格在别处极少见到。加之高大巍峨的钟楼与宽阔气派的大门，自然是气度不凡。毕竟是当年的执政府，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地，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中南海、国务院，气魄自然不同凡响。

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具有诸多纪念意义的大院，如今已是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平整的球场、楼前的空地都被各式各样的临时建筑所占据，整个大院变得拥挤不堪。就连两座北洋执政府时修建的水泥防空洞也被临时建筑所掩盖，面目全非，实在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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