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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丨汪朗：吃皇粮的滋味
作者自画像
汪朗，1951年6月生于北京，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前曾在山西忻县插队三年半，在太原钢铁公司当炼钢工人六年半。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经济日报》的前身《中国财贸报》，在此一直工作至2011年退休。在《经济日报》期间，先后从事国内、国际多个领域的经济报道，当过几个部门主任，大致还能胜任工作。最近几年，业余时间写点儿关于吃吃喝喝的文章，编过两本集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影响。仅此而已。
原题
吃皇粮的滋味
作者：汪朗
方成漫画
中国的官吏，很早便有皇粮可吃。
春秋战国时，秦国官员的收入主要是实物，按官职大小配给粮食，作为工资。一年领取皇粮一百石以上的为“有秩吏”，已进入干部序列；能挣到六百石以上者，则属于“显大夫”，相当于现在的高干了。当时要了解干部的级别，办法十分简单，只要看看该人吃多少皇粮就行了。低级官吏的年薪不过五十石，高的可达千石。
商鞅变法后，在秦国想要做个小官并不难，只要作战玩儿命即可，“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明码实价，老少咸宜。其时秦军作战十分凶悍，令六国闻风丧胆，当与这套规定有关。不过，要想做大官，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有真本事，或是好爸爸。
秦汉年间，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即谷子，因而支付官员的粮食也以此为基准。可百姓交纳的皇粮可是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为了统一工资标准，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明确各种粮食折合成粟的比例，省得官员攀比。《秦律·仓律》中便规定，稻禾一石，可以抵顶粟二十斗；大豆、小豆和麻籽，“十五斗为一石。”由此可见，当时的稻谷还是挺金贵的，小杂粮却不怎么吃香，和现在的行情不同。
谷子外面有壳，必须经过舂簸去皮才能食用，一般来说一斤谷子能加工出六两小米。据专家考证，秦时一石合100升，一升约合342.５克。据此计算，五十石之官所得俸禄为小米1712.5公斤，供养五口之家颇为紧张，而一个千石高官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日子就相当滋润了。说来也有意思，新中国刚成立时流行的“供给制”和最早的工资标准，也是以小米作为计量单位的。如1950年政务院颁发的中央政府工资实行标准，便分为25个等级，最高月薪为3400斤小米，最低120斤，相差28.33倍，比秦代官员收入差距还高些。不过，这包括了工勤人员的工资标准，而过去这些人是不能算官的。
方成漫画
秦国的“有秩吏”因公出差，还另有补助，可以享受沿途驿站供应的饭食。这也合乎情理，让领导干部背着个米袋子到处视察民情，也实在不成话。下级官吏则无此待遇。《秦律·仓律》规定：“月食已致禀而公使有传食者，及告归尽月不来者，止其后朔食，而以其来日致其食。有秩吏不止。”其大意为，一般官吏出差在外，在驿站或官府就餐，以及请假一个月不归者，停供一个月粮食。待到重新上岗后再领“工资”。有秩吏则不再此例。这种规定未免不尽合理，小吏本来就没有多少皇粮可领，外出公干还要克扣，家里人岂不是要喝西北风？看来，官大官小就是不一样。所以一般人都要不断追求进步。
有无皇粮可吃，后果大不相同。东晋时的陶渊明当过两天彭泽县令，因不愿意伺候上级派来的巡视员，“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挂冠归隐，写他的田园诗去了。这“五斗米”并非虚指，而是他一天的禄米数量。据专家考证，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米，一半发现金，一半领粮食，平均每月可得粮十五斛。一斛十斗，正好合一天五斗。
不过，陶县令没赶上好时候，每天额定的五斗皇粮不过是空头支票。当时朝廷财政紧张，只好拨出一部分公田给地方官耕种，打下的粮食充当工资，县令有三顷地。陶渊明嗜酒，上任之后遂下令将公田全部种上秫子，用来酿酒，这下夫人不干了，总不能一人陶陶然而全家饿肚皮吧，于是坚决要求改种粳稻。经过协商，陶老先生让了一步，“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这才维护了家庭的和谐。
陶源明的皇粮大约一口也没吃上，因为他只干了八十多天县令，辞职时工资还在田里长着呢，最多只能喂牛。告别皇粮，免受俗务羁绊，陶老先生写出了不少好诗，但日子过得也真是苦，最后竟然落到“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地步。一般文人受不了这份罪，因此还是要做命官，吃皇粮，该折腰时就折腰。折腰最多没面子，不折腰则会饿肚子，孰轻孰重，就看你怎么掂量了。
方成漫画
唐朝初年文武官员工资中也有禄米一项，从正一品的一年七百石，到从九品的三十石。仅供养百官，朝廷一年就需要粮食五十万一千五百多斛。这只是贞观初期的数字。当时唐太宗对官员编制控制很严，据杜佑的《通典》记载：“贞观六年，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因此供养这些人的花销还不算大。此后，官员数量出现了持续增长势头，到了唐中宗时，更是全然没了规矩。
唐中宗李显是个倒霉蛋儿，刚当皇帝一年便被母后武则天给废了，战战兢兢又熬了二十年才再度上台，于是便可劲儿瞎造，好把耽误的美好生活补回来。瞎造的表现之一便是随意封官。他曾经一年封了两千多名员外官，景龙三年（709年）的一个月中便任命了七个宰相，很爽。这些官员多到在衙门连个板凳都没有，故时人谓之“三无坐处”。“三无”指的就是宰相、御史和员外官。员外官虽然没事可干，但俸禄却不能少。这下便有些麻烦。
唐代关中产粮已不敷首都长安消费，需要从江淮调运解决。当时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定在洛阳，就是为了运输粮食供应都城。但是从洛阳再到长安，漕运要经过三门峡，河水湍急，事故频发，转输十分艰难。隋唐两代，皇帝经常要带着朝廷官员跑到洛阳办公，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名曰“就食”。景龙三年关中大旱，眼见得编内编外官员马上就要无粮可吃，有人遂向李显建议，依照成例迁至洛阳办公。李显感到忒没面子，气哼哼地说了一句话：“岂有逐粮天子乎？”打死也不去。亏得中宗没过两年就薨了，继位的玄宗李隆基一方面裁汰冗员，一方面整治漕运，这才保证了皇粮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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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岑参曾经曰：“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开口笑。瓮头春酒黄花脂，禄米只充沽酒资”。看来他是有资格领取皇粮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他的朋友杜甫也曾当过不大不小的官，后来因战乱而四处颠簸，断了皇粮，于是只好吃别人的。他到成都投奔好友高适并得到接济后，写了一封感谢信《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这诗未免有点凑合事，不过吃喝感谢信也只能如此，即便是出自诗圣之手。因为总有些折腰的感觉。
吃皇粮人数最多的大概要算清朝。除了文武官员外，北京城里的八旗子弟，无论当不当兵，做不做事，都能领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京城旗人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万，为了供养这众多人口，朝廷在北京东城建了十三座大粮仓。专门储存从南方运来的米粮，如今这些粮仓虽然不复存在，但名称却还保留着，包括禄米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等。
吃皇粮的闲人多了，正经干事的俸禄自然就少了。清朝京官，一品年俸不过白银180两，二品155两，最低的九品只有35两。每两俸银同时配给俸米一斛。到了咸丰光绪年间，国库吃紧，京官工资还要打八折，日子更加清苦。好在只要人在官场，办法总是会有的。
清代中期有一官员名叫张集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负责征收皇粮供应军队，一年要收米豆麦二十万石，发放十九万多石，结余归己。陕西粮道是全国著名的肥缺，据说一年有三四十万两银子的进项。不过，张集馨的亲身体会是只有六万多两，而且还有许多固定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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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要给官员送礼：“驻军将军三节两寿（即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以及官员和夫人的生日），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有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此外，来往西安的官员的吃饭、听戏费用，馈送的盘缠，都要由粮道负责，一次大约二百两银子，“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告助者不在其内。每年入项约六万金，再除私用，亦无复多余。”
张集馨送礼名单上的官员，既有将军、都统等军队领导也有陕西巡抚（抚台）和陕甘总督（制台）等行政上司，这些人收受的礼金，属合法收入，不必担心受到查处。当时的陕甘总督，就是林则徐。看来只要官做得够大，各种皇粮都会有的，是不是肥缺并不重要。
清朝的皇粮多为老米。官仓的稻谷长期存放之后，颜色转黄，米质变糟，这便是“老米”。虽然属于变质食品，但管仓者照样发放：白给的东西，爱要不要。因此，老米原先只是没钱人家才吃，毕竟聊胜于无。后来，有人研究后发现，具有皇家特色的老米通过长年存放，去了油性，既开胃又爽口，比新米还要好吃。
此“老米优越论”一出，迅速得到响应，就连皇上都把老米摆上了餐桌。光绪七年元宵节那天，万岁爷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有“老米膳、老米溪膳”。由于最高当局倡导，老米顿时身价百倍，一些粮行还专门向贫困八旗人家收购还未到期的米券，到期后到官仓领取老米再转售给那些慕名求购者，售价比新米还要高。
大清国一完，老米也跟着掉价，虽然还有遗老遗少留恋这一口儿，但一般人家是不再问津了。离开皇粮，起码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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