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政系77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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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揆学术观：牛顿说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认为这挺危险，还是立足事实的大地上最牢靠。丁东对杨百揆的评价：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关切之中。
经确认，学者杨百揆先生近日在家中去世，享年69岁。
杨百揆，1950年10月20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北省沔阳（今仙桃市）。1968年赴山西山阴县插队。1978年，杨百揆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大学期间，曾与李克强、刘庸安合译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后再译姐妹篇《法律的训诫》。1982年大学毕业后，杨百揆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政治学研究所行政学研究室主任等职。
1990年代以来，杨百揆先生一直潜心研究中国国情、经济、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国际政治、中外法律比较等问题，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社会兼职。
代表作有：《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 、丁健译）《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杨百揆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谭健、杨百揆著）《新官场现形记——内阁大臣的日记》（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等。
左起：袁观富、杨百揆、杨帆、刘庸安、张星水、戴斌在北大聚会
作者：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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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和朋友外出旅游，在外高加索的山间行走，旅友王东成突然从微信看到一个噩耗：学者杨百揆在北京逝世。我心里一惊。他才69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和杨百揆相识于十几年前。当时，尹伟中创办《学习博览》杂志，邀我和杨百揆一起参与。我们每两周去一次编辑部，和几位青年编辑一起商议选题，相处十分愉快。百揆兄比我年长一岁。我们经历相似，有很多共同语言。他和我都是老三届，他是北京四中66届初中生，我是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都是1968年到山西插队，他在山阴县，我在沁县。后来，他做过几年铁路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我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我的学长。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最有生机的岁月，也是杨百揆人生最好的时光。他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期间，出版了《西方文官系统》《美国总统及其选举》《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等著作和《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训诫》等译著，在国家政治转型的许多问题上，提出不少有影响的创见。我和他共事的时候，他已经在家赋闲多年。然而，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关切之中。某次他在编辑部谈起，人类面临的社会威胁主要有三个,可以叫作大权、大钱、大言。我觉得他的思考具有根本的性质，语言也生动，建议他一定要诉诸文字。他说我是他的知音，于是很快写了一篇短文，在《学习博览》2008年1期发表，题目就叫《大权、大钱、大言》。他说：权、钱、言为“大”的特点是：一、垄断性。大权即垄断性权力或曰“绝对权力”；大钱即垄断性资本或“主宰性财富力量”；大言即垄断性话语。二、逐步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三、形成向其他领域的强势扩张。如权抢钱、权控言的权；钱买权、钱买言的钱；言夺权,言骗钱的言。权、钱、言三者之一过大时，就足以危害社会。三者均大且合一时，对社会危害最大，比如中国的秦始皇时期；二者大且合一时，对社会的危害次之，比如英国17世纪上半叶詹姆士一世时期，政教合一但有经济自由，且经济中没有大钱。要避免大权、大钱、大言对社会的大威胁大侵害，首先须将权、钱、言三者分开，使之均衡并互相制约，形成社会分权制衡。要限制大权、大钱、大言之一对社会的威胁侵害，一是要防止其由小变大，二是内部还要分制，就像避免形成绝对权力要在权力内分权制衡，限制钱坐大，变成豪强，要有限制钱的规矩。言也是一样。在保障言论权、经济权、参政权等基本人权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前提下，消除大权、大钱、大言的威胁与危害，是今后人类要解决的最重大的社会课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百揆心中其实早就酝酿了一整套想法，足够写成一部大著。可惜他当时疏于动笔，只开了一头，就把这些宝贵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左起张耀杰、杨百揆、陈慧鑫、高安华、罗立为等
从小，我性格内向，好沉思，不善言谈，爱读书，爱玩。父亲对我们很严。言谈举止都要有“规矩”。父母每天检查我们的作业，看成绩册，还要求我们把每篇课文都背下来。当时家里的书很多，从线装古籍到量子力学，从王右军的草诀歌到连环画。父亲还不时地给我们买一些科普读物。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则主要从姐姐、哥哥那里借来看。我什么书都爱看，还容易迸入角色，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
上中学以后，大约是1963或1964年，校园中政治气氛开始浓起来。先是学雷锋，做好事，后来是阶级教育忆苦思甜，下乡下厂劳动。我读书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大约是1964年，读完了《矛盾论》《实践论》，并在书内空白处做了笔记。后来又读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以及中外各种思想流派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军事、文学著作几百种，并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还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书增长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思路。但只有文革、插队、当工人和这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才使我真正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回想起来，书只起到了参考、借鉴和印证作用。当时我看一些书并不理解，后来发现，是生活使我理解了一些书的内容，否定了另一些书的内容。
大约在1971年前后，我曾一度认为自己一切“弄通”了，也号称“壮志坚信”，并用理论套生活，不自觉地削足适履。但强有力的生活之足不断地顶破僵硬的理论之履，使我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
我思想的转折大约是从插队后期开始的。1977年转变基本完成。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大概是深深体验了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社会中种种惊人的不合理现象。对此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深入的思考，从现实生活中理解和评判各种理论和社会基本价值。大概由于知识结构、思想方法不同和某些特殊经历，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看来与很多人不大一样的思想。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活和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断验证、强化和丰富了这些思想。这些年我主要考虑如何使之社会化，并不断完善和充实的问题。我想用这样的话概括我的生活经验：
牛顿说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认为这挺危险，还是立足事实的大地上最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