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张远宏：我的父亲是个"贪污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远宏，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初中毕业参加建筑单位工作，木匠工种。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到重庆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的父亲是个"贪污犯"

作者：张远宏

父亲姓张名永福，这个名字相当市俗化，一点都不文气。

父亲的父亲，即我爷爷，早年曾在重庆两路口肖家沟开一茶馆，那地方是重庆出佛图关到璧山，永川去成都的大路。爷爷私底下还兼任着袍哥的大爷，替左右邻里摆平各种纠纷。所以在方圆几百米内，还是个有头有脸的草根人物。

爷爷能简单的识文断字，说不清什么原因，也许是亲友举荐，也许是用钱去买通了关节。爷爷忽然就被委任作了四川遂宁县的邮务座，这相当于遂宁县邮政局局长或邮政承包人。于是，爷爷就举家从重庆迁到了遂宁。

当时，虽然西风东渐，但西南地区毕竟太过僻远，各方面都还贫穷落后，遇到荒年，饥民随时可能变成强盗。这不，说到风就下了雨。由遂宁发出的一批价值不菲的邮件就被土匪给抢了。爷爷负不了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就脚底下抹油，开溜了。在逃跑时，爷爷只带走了继祖母，而把他的母亲即太祖母和我父亲，以及父亲的永智、永才两个弟弟留在了遂宁。

父亲悲惨的少年时代就来临了。他们的状况极像李密《陈情表》中写的“母孙四人，更相为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祖母老弱，兄弟年幼，除吃饭穿衣。尚有上学的费用。父亲回忆，饭食半年为红薯，两三月难吃上荤腥，夏天均赤脚而无鞋。为了筹措生活费以及找寻藏匿在重庆的爷爷，父亲曾在13岁时独自一人步行往返遂宁和重庆。当时之惨景，用父亲话说，比叫花子（乞丐）好点。

父亲资质尚可，他初中就读于遂宁教会中学，高中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两所学校都教学严谨。石室中学更是四川省内的百年名校。在亲友们的经济支助下，父亲忍受贫瘠的生活，潜心向学，高中毕业命运给他的回报是：中央大学数学系。

父亲晚年回母校成都石室中学

时光已流转到抗日战争末期，中央大学早已从南京搬到了重庆沙磁区嘉陵江畔的柏溪，父亲又回到了他童年的重庆。虽说生活仍旧清贫。但父亲的生活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父亲眼里，想必嘉陵江畔的阳光会比儿时明丽多了吧。

在中央大学里，父亲有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政治选择。他加入了国民党。而在我一生中真没听过他说起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们长大后，要填写家长履历时，父亲总是反复叮嘱我们，在写他加入国民党时，一定要写明是学生时期，写明是在抗日战争中，且是集体加入，父亲幼稚的认为，这样的写法就能减轻对我们的政治压力。

听父亲偶然讲述大学生活中的事。是中央大学代理校长蒋介石曾到柏溪分校看望学生们。非常奇特的是，父亲从未提起过蒋介石给他们学生讲了些什么。令他印象深刻的却是蒋介石当时穿的一件黑色大氅。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父亲添了点麻烦，国府将迁回南京，而中央大学也随之要东迁南京。父亲的经济条件不能支撑他到南京去继续完成学业。万般无奈下，父亲选择了辍学，在中央大学两年多的时间，父亲拿到了一张肄业证书。

柳暗花明又一村，抗战胜利，百业复兴，国民政府急需大量人才。当年，孔祥熙先生就在重庆开办了一个：“银行人员培训班”。父亲以中央大学数学系的资质得以进入。学霸就是学霸。1947年上半年，在重庆稍作实习后，父亲以青年骨干的资格被分派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稽核处任会计。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青春作伴，轻裘快马。从一名西南重庆的穷小子，变为了上海滩的高级白领。中央银行丰厚的薪资，优渥的福利，带给父亲的是欢愉的心情。父亲本就多才多艺，上海滩的繁华生活很适合他，他很快就学会了交谊舞，并成为舞场上风流倜傥的佼佼者。他穿的西裤得要有吊带，他穿的皮鞋要白色，二十多岁的他，时不时手上还要拿根文明棍。父亲在晚年总爱提到上海，在上海那两年，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父亲在上海外滩15号，原中央银行大楼前留影

就在父亲恣意享受青春时，中华大地正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化。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北的黑山白水，再到富饶的中原大地，数百万之众的两大军事集团拼死相博，枪炮声下，尸横遍野，中国已走到了改朝换代的门坎边。父亲从未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我们讲述那些历史的篇章，什么共产主义的兴起，什么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什么上海滩金融风暴。仿佛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巨变并未深刻的震撼他的心灵，他也没有对那些宏大事件有过什么分析、思考和抉择。

惊破西湖歌舞的是陈毅和栗裕的几十万大军，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攻下南京，然后迅速包围了上海。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海的郊区已响起低沉的炮声，中央银行的稽核处处长从国库中领取了三百多两黄金，召集全处开会，声明这是中央银行员工的遣散费，每人约15两黄金，这是国民政府对他的雇员最后的一次安慰和犒赏了，以后前途，由大家自行决定。

 摆在父亲的面前有三条路：一是继续留在上海；二是去台湾；三是回重庆。因为我母亲已于1949年1月先期返回重庆，且重庆还有我姐姐和即将出生的我，父亲的选择是回重庆。父亲在上海住的中央银行宿舍，并无房产，于是在4月底，托一个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亲友买了两张机票，与朋友方伯伯一道飞离上海，飞机起飞的十多天后，解放军即攻占了上海。

这里还有个故事，解放后，组织上曾多次追查父亲是怎样返回重庆的事实。因为在1949年4月底时，迫于战争，民航飞机大多停班，多少达官显贵已无法乘机离开上海，而父亲居然还能弄到机票？可父亲与后来去北京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的方纯伯伯串通口供，坚持说是他们用黄金买的机票，并且连购买的地点，去机场的方式等都编得天衣无缝，最终过关。

若是父亲坦白了有蒋介石侍从室亲友帮助购买机票，恐怕会有一个洗不清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嫌疑。他的后半生，就会惨不忍睹了。父亲是在1986年后才讲出这个真相的，通过撒谎，在与组织的博奕中，父亲取得了一个小胜。

回到重庆的父亲曾想又去中央银行重庆分部工作，但人家已如惊弓之鸟，并不多理睬他。反正手上有钱，父亲在重庆昏昏噩噩的闲混了几个月，在1949年11月底，父亲在重庆终于见到了解放军。

新政权的成立，民生经济为要务。大约在1950年的2月份，中央银行的军管会就通知原中央银行旧职员进行集中学习。当时还没有什么“西南革大”，这种学习班应是西南革大的前期形式。学习班里上午讲基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苏联和中共的简史等，下午座谈学习体会，还不时进行履历登记，核实复查有关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等。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时，一位姓赵的军代表作了总结讲话，多年以后的父亲对此讲话记忆犹新。在总结了学习班的学习经过和成绩后，赵代表刚硬的说：“请大家记住，你们能够进入人民银行工作，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这碗饭，是党和人民给你们吃的，若不给你们吃，你们就端不成这个碗……”

父亲在重庆解放碑原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部留影

1952年是父亲倒霉的一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原本以为与这个运动一点不沾边的父亲，忽然被通知集中隔离审查，莫明其妙的父亲又变成了一个“贪污的大老虎”。

问题出在1949年上海领取的十多两黄金上，清查小组认定是贪污国库资产，现在想来好笑，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替前朝国民党政权清理腐败呀！父亲尽力辩解，还找寻证明人，可是那些证明人都是原中央银行的旧人，他们本身都是伙同贪污的同案犯，那能起什么作用呢？

虽说是贪污大案，由法院、公安和人民银行共同审理，但父亲他们并没有被押进大牢，审问都在银行隔离处进行，这使父亲少受了许多罪。审讯、抗辩、再审讯、再抗辩，如此折磨两个多月后，父亲终于投降了；他同意退还黄金，其实不屈服真是不行的。

但那些黄金父亲已用去不少，于是，母亲的首饰，父母亲值钱的衣物，统统卖掉，连父亲一支稍稍值钱的派克钢笔都卖掉了。当尽卖绝，一贫如洗，“赃款”总算退完了。1952年底，法院宣布，父亲犯有贪污罪，但免于刑事处分。父亲不服，认为不是贪污行为，提起上诉。1953年，仍然就是这个法院又进行了终审，维持原判。

初审、终审均由一个法院作出，这法律程序有点乱套。但法院的审判逻辑还是严密的，你若不是贪污犯，你怎么会退出这些黄金呢？这个有点奇葩的法院名叫：重庆市市级机关第九人民法庭。

现在的我，对父亲这个贪污案件有如下思考：

第一，中央银行的金库肯定会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一个稽核处处长不可能随意去提取数百两黄金。但由于政权更迭，很多原始的书面文字档案已无法追查，个别当事人又远在台湾，所以难于证实此案的真伪。就连控方，可能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第二，我揣测，是新生的政权严重缺乏黄金这种硬通货，突然听到有此事存在，脑袋一拍，就立即追查清缴，设若当时中央银行留在大陆的雇员有数百人的话，追缴的黄金数额会高达数千两。

第三，还是基于上述第二条的分析，只要父亲这伙人退出黄金，政府和法院就不会施加实际的刑责，愉快的反贪污审判就胜利落幕了。

不管我现在如何科学理性的分析，在当年，我已经铁定是一个贪污犯的儿子了。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反右斗争的序曲叫“大鸣、大放”，即鼓励人向组织提意见。这时父亲已调到重庆的四川省银行学校作教师，这个学校大多是银行系统的老人，所以大家知根知底，大家都觉得父亲的贪污犯当得太冤，在学习中就怂恿他鸣放，以争取重新审查和退钱等。

父亲掂量许久，终是一言不发。这时学校一个搞政工的头目还把父亲请去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劝说他：“张老师，既然有冤，就讲出来，组织上会认真对待和处理。”（这就叫“引蛇出洞”吗？）但父亲还是感到吃不准政策，结局还看不透，父亲依然闭口，不鸣放，不申冤。

到运动后期，当看到那些积极鸣放，帮助党整风的同事被划为右派，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降职降薪。父亲肯定特别的庆幸，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而沾沾自喜吧。在我们成年后，父亲教育我们在社会上要谨言慎行时，总爱讲这句话：“我当时就是不说。”父亲的眼里闪动着一丝狡黠之光，仿佛在体验他人生中的一场重大胜利。

1959年，四川省银行学校搬迁成都，父亲不愿随迁，就调到了重庆第十中学，校址在南温泉。在十中，父亲遇到了一位好校长叫王永全，王校长欣赏父亲的才干，还委其担任了十中数学教研组长。父亲的境遇有了改观。

其时，大饥荒的脚步已接踵而至，我们家表面上看像个中产人家，但毫无家底，且人口又多，所以也尝尽饥饿的滋味。当时有种红色的代食品馒头，里面是混有相当多的蕨根粉，吃多了会便秘，现在都能记起想吃下那馒头的渴望，至于怎么屙出去的，是一点也记不得了。

由于肚子太饿，12岁的我也曾带着妹妹去朝天门河边偷中药材吃，那些中药材是用草绳编的袋子装着，准备运往武汉、上海去的。只要用手指一挖，就能取出来吃，当然不能让别人发现。桂皮吃起辣辣的，但甘草好吃，回味很甜香。外人都认为我父亲是教师，我家是什么书香门第，这种偷吃行为，真是有辱斯文。我家尚且如此，那些贫寒之家呢？

还是回头来写父亲吧，父亲为报校长知遇之恩，工作认真努力，年年都负起“保高三”的重任。工作累，营养差，40岁左右的父亲经常生病，虽然父亲发有照顾供应的小本，还是得了水肿病，大腿骨上一按，那个洼印很久都无法复原。本该是春和景明让父亲过几年舒心日子，让父亲在教育工作上作出些许成绩的时候，又遭逢这连续几年的大饥荒。对父亲来说，真叫做命途多舛呀。

 不用讲什么卢梭、洛克，也不用提什么自由、人权，在那个时代，只要政治压力稍小点，人与人之间多点尊重，父亲那些人真的就能奉献自己。晚年，当那些毕业的学生到家里来看望父亲时，父亲是最高兴最得意的，或许他生命中有意义的东西就存在于那些学生中。

重庆第十中学校

用任何词语来修饰文化大革命都显得贫乏，绝大多数中国上层领导和下层民众都几近疯狂了。但它真就以雷霆之势，千钧之力，闪亮登场，横扫华夏了。父亲在运动初期尚有些自由，还可以到重庆大学等处去看看大字报，随着单位什么斗、批、改的进行，父亲又陷入漩涡和罗网之中了。学校的王永全校长已成了“走资派”，权力转到了党的书记韩某某手上，他是个转业军人，好像也没什么文化，打从心眼里，他就看不惯王校长和父亲一伙。

这时的父亲身负三宗罪，其一是本人的，国民党员加贪污犯。其二是港台关系。其三是走资派王校长什么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所幸这三宗罪与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文件，即“公安六条”中划定的“地富反坏右，敌伪军政警宪特”的标准还是有点差距。

父亲的身份就像一个“准阶级敌人”。批斗“走资派”时，父亲可作陪斗。批斗“阶级敌人”时，父亲也可以作陪斗。只有批判什么教育的“白专道路”时，父亲才能当主角。

韩书记对父亲还是不依不饶，最终派遣父亲去扫了操场和厕所。可恶的是，学校限制父亲的人身自由，几个月均不准父亲回家。母亲在城内家中情况不明，担惊受怕，凄惶度日。父亲则在学校伴着扫帚日渐憔悴的等待一个又一个的明天。

就在这时候，又出一奇事，一个陌生人，将台湾亲属从海外辗转寄回的寻亲信交到了父亲手里。拿着信件，父亲心惊肉跳，父亲有看信的心，但无拆信的胆，思忖一番，还是把原信上交给了学校保卫科。

保卫科的人也如临大敌，既然是海外来信，必然关乎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赶紧派人直送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公安局的同志平素是摸过枪的，见识多，胆子大，轻轻就拆开了这封信。虚惊一场后，由此父亲也知道了台湾亲友的情况。

妹妹已在农村当知青了。当时，重庆市蔬菜公司到农村招工，前期的各项程序都完了，最后政审（政治审查即了解我父母的政治立场和历史问题），招工单位到学校后，不知学校怎么出的政审材料，居然政审不合格，妹妹没资格当卖菜的。

我姐姐知道此情况后，认为学校在整人。趁着年轻气盛，要去找学校韩书记论个道理。到学校后，父亲惊恐万状，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央求姐姐不要去闹事。当姐姐冲进韩书记办公室时，父亲恐怕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据姐姐事后说，父亲的样子看起来太可怜了。

1972年底，为了妹妹顶替工作，父亲提前办理了退休，回到家里。这一年，他刚五十岁，当他从社会这个泥淖里爬出来时，已经是伤病满身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放飞思想的年代，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都跟着日历翻出新的内容。先是可以积攒下粮票去跟农民换鸡蛋吃，到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就已经可以在解放碑的邮电局与台湾的亲人通电话了。在这种宽松而滋润的环境中，父亲的身体也日渐康复。

1986年下半年，突然的喜讯传来：通知父亲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去，领取一份1953年贪污案重新的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撤销了原来1952年的判决，并宣判父亲无罪。同时领到四百多元的“慰问费”。平反了！昭雪了！我也不必去形容父亲喜极而泣，老泪纵横的样子了。但这次法院判决的逻辑是太不严密了，既然父亲无罪，那收缴去的黄金怎么给个说法呢？

父亲在新判决书中“原判定张永福伙同他人贪污遣散费等事实依据不足，原以贪污定性判处不当，应予纠正。”的句子上批了“莫须有”三个字。在判决书后面，父亲写下了“三十四年后平反，亦属罕事，幸亏邓小平先生执政！”幸亏呀幸亏，父亲的思考也仅止于幸亏这个层面上了。

父亲的平反判决书

父亲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他爱好美食、美景，美的音乐，甚至于美女。他想用他的聪明才智加上勤奋努力去获取和享受这些，但终其一生，所得寥寥。在历史的滔天巨浪中，父亲像一叶扁舟，不，像一片树叶，随大浪浮沉，而每一次浪涌，都打得他踉踉跄跄遍体鳞伤。他不停的退缩，不停的投降，把他稔熟的英语，随口吟诵的唐诗宋词，合着他的软弱、胆怯裹在了厚厚的甲壳之中。在屈辱中，父亲度过了他本该昂首挺胸，神采飞扬的年华。

父亲病危之际，在重庆医学院，他坐在轮椅上，嘴唇嗫嚅着，我凑过耳朵到他嘴边，已听不清他的声音，他是想说出他的欲望？他的理想？他生命的价值？他对亲人的牵挂？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

父亲走了，他什么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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