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丨方方理性释疑:关于武汉日记之种种
1982年作者大学毕业后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关 于
(一)
原载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关于:说在前面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人们听,或是不听,我能说明的,我尽可能在此明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天起,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我要减少那些喧嚣,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
这份记录的名字,叫《关于》。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当然,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一、关于日记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
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重点是:
二、关于听说
重点是:
1、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但这么多天来,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
2、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小误差,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已经做了订正。
三、关于医生朋友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重点是: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
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
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五、关于卖惨
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话:你卖惨。你只写阴暗面。你光看到负面东西。你吃人血馒头。面对这一类质问,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你哪怕稍微翻阅了一下,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对大部分质问者,从他们话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原文。他们只是受到那些刻意攻击我的微博或公众号的诱导,并轻易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这些攻击和质问,大多出现在我的日记结束之后。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几无可能一一回复。于是,质问的版本就又升一级,说你为什么不回复?你不敢说话了吧?你为什么不歌颂抗疫,你是恨国者,你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你心理阴暗,等等。几乎所有的质问,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实际上,那些攻击我的微博和公众号,是从十多万字中,挑出我写到的有关悲惨的几百字,并将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后对不读原文的人说:看看,这就是方方写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几百字散落在十几万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记录的过程中,同时处在武汉这个灾难的现场。我知道的武汉惨烈事件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还说过,我不能写这些,我不能吓着大家。尤其一些来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灾难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镇静,对政府的各种命令,无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须配合执行。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试想想,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之沉重,怎么会有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悲壮出征,前来援助?如果不是武汉的情况之惨烈,怎么会有医护人员一谈到他们初来武汉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声?生命的逝去,是让所有人悲伤的事情。我也同样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难忍内心悲伤,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存在。在记录中,我的真实情感,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在听到封城信息的同时,我们便听到了四处的求救和不间断的死讯。武汉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们,面对死亡全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同城的居民——我们,也同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它的突然,这份痛,便显得格外强烈。尽管我应该记录下更多,但是,我还是担心读到的人们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尽量少写,尽量一笔带过,尽量点到为止,尽量不写过程而只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去世医生的亲属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没有写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的记录,并没有真正写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凄惶和无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写到了这个逃避。我说我不敢看更多的视频,并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坚强,我也希望大家避开,换一种别的方式调节自己,以便捱过艰难时刻,比方去追剧什么的。所以,对那些最悲惨的人事和所谓的“阴暗面”,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减少记录。这样做不全然是为了我的读者,更多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在那个时候,镇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个日记,除了记录,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报现状,鼓励大家坚强,即便有难处也忍着,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困难终将过去。如此等等。对于这一类大量的文字,比写我的个人悲伤多几十倍的文字,那些攻击者们,却只字不提。不得不说,在这些攻击的背后,某些人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有一位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或是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一个数字分析。尽管阅读变成这样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很无奈,但是这些数据,却提供出最坚实的证据。这篇文章题为:《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
文中指出:“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重点是:
1、我的记录中,确有发自我内心的为生命逝去的个人悲伤。如果看到那么多的死亡而无动于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让这种悲伤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几乎没有展开描述悲惨的死亡过程;
2、政府早期的失误,我有过不少批评。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励人们,并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心,给政府以信任。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很快会渡过难关。对于后期疫情的控制得力,我亦照样实录,多次称道。只要稍微完整地读过我的文字,都不难看到这些内容。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重点是:
方方作品
方方作品
方方:张之洞如何成就了大武汉?
方方日记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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