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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 陶冶：被逼离京下乡，霎时间天昏地也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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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一个知青的求学历程
从文革失学到恢复高考
1966年6月2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初夏日。早上7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称北京大学哲学系干部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消息，大字报题为《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判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破坏文化革命。
因前几日，在北大附中的全校大会上，校领导支部书记兼副校长贾世起同志刚刚向全体同学传了达北大党委对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的事件的严肃批判，北大内部的人都知道这张大字报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早自习时同学们议论纷纷，为什么中央广播电台与北大党委的观点完全相反，教室里一片嘈杂。
早上8点，语文老师吴铁梅走进教室，吴铁梅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时年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子，消瘦的身材，后来听说她是吴德的女儿（文革中吴德曾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由于父亲的原因，吴铁梅老师是北大附中唯一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受到批斗的老师。
同学们纷纷向吴老师询问此事，吴老师似乎对此问题毫无兴趣，对大家说，停止讨论此事，先上课。
景文当时是北大附中初二的一个14岁男生，景文在班里学习成绩中上等，景文和所有教室里的同学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这一生中的最后一堂中学课。景文还清晰地记得，吴老师在课上一字一句地讲一篇苏东坡的游记，游记的名称记不清了，只记得里面有一句形容瀑布的精彩语“雪溅雷怒”，还有水池边有浅坑痕迹被称为佛足印云云。
下了第一节课后，友谊班的辅导员徐宗煌同学（时北大附中初、高中对应班级结为友谊班，如：初二2班与高二2班结为友谊班，高中友谊班派品学优秀的同学担任初中友谊班辅导员），满腔革命热情地冲进教室，通知大家去北大看大字报，声援聂元梓等人的革命行动，于是后面的课不上了，全体同学热情高涨地到北大去声援革命。
六月骄阳似火，北大校园里人山人海，革命热情胜过骄阳。北大的大饭厅的东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饭厅边上的马路上，挤满了人，大家高呼革命口号，广播里传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所有的人齐声跟着高唱。景文也在人群中踮着脚，高声歌唱，跟着大家大声叫喊。
景文和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从这一天这一时起，所有高喊革命口号的人的厄运已经开始了，大家都将被滚滚洪流吞没。
从北大回来以后，学校就停课政治学习搞运动，景文和他的同学们的中学学习生涯彻底结束了。
初二第二学期以后，景文感觉学习逐渐吃力，可能是随着课程的难度和数量的增加原来的学习方法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作业完成和知识掌握已渐渐跟不上老师的教学了。作为一个在班里学习成绩中上等的学生，学习吃力的感觉令景文有些惊恐，但又不敢和家长说。
正在此时，学校宣布停课了，学习压力突然释放景文有解放了的感觉。但后来才知道，不是解放了，而是灭顶之灾压下来了。此后的两年里，北大附中在校的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再未正规上过一堂文化课，直至这些孩子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字，被赶出学校。
当晚广播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通知，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第二天学校宣布停课搞运动。所谓搞运动，就是整天念报纸上的社论和批判文章，很枯燥。
过了两天，上级给学校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成员是华北局的机关干部。向院校派工作组指导文化革命运动，据说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决定的。毛泽东后来又严厉批判了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运动，犯了右的错误。
工作组来了两三天后，就召开全校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弟（红五类）会议。景文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不是红五类，没资格参加会。不知道工作组向这些红五类的同学们灌输了些什么迷魂汤，煽动了些什么蛊惑人心的理论口号，这些一个小时前还和大家嘻嘻哈哈，两小无猜的红五类好同学们，会议结束回到班里，对没去参加会的同学们都不理睬了。本来很要好的朋友，你和他打个招呼，他并不答理你，用警惕、疏远、蔑视、冷淡的眼光扫视你一下，然后把头转向一边。
见原本和自己很要好的红五类同学突然对自己不理不睬，景文不知天高地厚的开了句玩笑，结果人家表情极为严肃郑重地回了一句，“你注意点！要小心！” 景文如一桶冷水从头顶浇下，虽是夏天，但心却凉透了，登时把自己和人家划清楚了阶级界限。
所谓工作组虽然是刘少奇同志派出来的，但是一来学校就在学生里划分阶级，在学生里搞阶级斗争，也是“左”得厉害。但就这，还被领袖批判为“右”。看来没有最“左”，只有更“左”。
在学习了十几天的报纸和文件后，6月18日，全校到海淀区西北部的农村劳动。景文全班住在后沙涧村（苏家坨公社），总算脱离了枯燥的政治学习。
在村里干了几天农活后，景文参加了给玉米打农药的农活。当时玉米长了有1尺多高，据说长了虫子。个学生们一人发了一个粗网眼的小麻袋，麻袋里装了半袋子的666杀虫剂粉。几个学生拎着麻袋口向前快步走，边走边抖动麻袋，666粉就从麻袋网眼中飘洒出来，一片呛人的烟雾弥漫在身后及周围。现在看来，对玉米用666农药，玉米中的残留毒性非常大，当时的人们也没有环保意识。
干了一天半的打农药的活，不知道虫子杀死多少，景文先就农药中毒了，头晕、恶心、呕吐，浑身无力，躺倒了。结果被送回去住进了北医三院职业病科病房。
农药中毒住进医院，虽是不幸，但却逃过了一场批斗。后来出身不好的同学们告诉景文，在劳动的同时，每天晚上还在搞运动，运动越搞越深入，6月23号晚上，运动终于搞到了同学身上。当天晚上揭批同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每一位非红五类的同学，一个个过堂，自我揭批自己的丑恶资产阶级思想和丑恶的资产阶级家庭，然后同学们揭发和批判你的丑恶思想和行径，批斗会进行到深夜，每个非红五类的同学都被批斗了一场。大家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要自我揭发自己的丑恶思想，还要同学们像仇敌一样互相批判，在同学心灵中造成的伤害和同学之间的裂痕是终生难以弥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导演这运动的人真是太缺德了。
幸亏中毒住院了，逃过了这场批斗会，景文真不敢想像自己要是挨批斗会不会精神崩溃了。
7月初景文康复出院，到学校一看，学校又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学校里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学校党支部和校领导全成了黑帮和反党集团，还有很多大字报是批判工作组的。
景文走到教室门口，门口站着几位红五类的同学，手里拎着军用武装皮带，气势汹汹地把着教室门，看到景文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过来，扬起皮带指着教室门口贴的一副对联恶狠狠地说，把对联念一遍才能进教室，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景文还真被这几位嚣张的红五类同学吓得够呛，只好老老实实地念一遍，但心里却想着，我爸虽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绝不反动，所以我也不混蛋，念了对联也没骂我自己。同学们一个个顺从地念了一遍对联走进教室，但心里非常不忿，私下里都对此嗤之以鼻。进了教室景文以后才知道，此时在学校里所有非红五类的同学被统称为“资产阶级狗崽子”，简称为“狗崽子”。文化革命一起来，我们已成为猪狗一类。
就这样，所有的同学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绞肉机般的文化大革命，不管是红五类还是狗崽子都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1968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8点，中关村街道上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大家习惯地想到，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了。晚上大喇叭一响，就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在中关村已成为惯例。
景文因为出身不好，一切革命运动人家都不带你玩儿，要防止你篡夺革命江山，不革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景文对政治运动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类事情一贯不太关心。但这一次，大喇叭里，收音机里到处都传来的声音不由得景文不仔细听，因为最新指示的内容与自己太相关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最新指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千斤重锤击打在景文的心灵上，把景文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地击碎了。
对于上山下乡当农民，不管当局如何宣传、鼓动，激励、赞扬，宣传防修反修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推出先进典型人物现身说法，不管当局用什么宣传手段，景文没有一丝毫的热情和兴趣，景文心里对此一直是抗拒和逃避的。
1968年招兵，景文和班里的全体男同学都报了名，还到海军医院去体检。当兵，在当年对景文来说是梦一般的理想，高远而又美好。其实景文也知道以自己的出身当兵是没门的，但在幻想没最后破灭之前，对一切不利条件故意视而不见，白日做梦总比绝望悲苦的心情舒服点。体检完回到家里，晚上百无聊赖，景文望着窗外的沉沉黑夜，觉得前途渺茫，情不自禁地嘴里出声念叨：我现在特别想当兵，我现在特别想当兵……
父亲听到景文念叨，一言不发，神情黯然地摇摇头。父亲在文革中曾向景文道歉，说他的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同学都参加了地下党，现在都是革命干部，子女都是红五类，当年他只是一心念书，对政治不感兴趣，当年不革命，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子女们成了出身不好的人，心中很愧疚。景文听了无言相对。
1968年初送刘国建同学参军合影，后排左2为作者
1968年初送刘国建同学参军合影，前排左2为作者。当时颐和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1967年12月，报纸上登出了12名红卫兵小将到内蒙古牧区，决心扎根牧区干革命当一辈子普通牧民的消息。1968年4月，学校请已经到内蒙古插队的同学们回京开报告会，动员大家报名赴内蒙古插队。景文也去听了一场，对自愿到内蒙古牧区干革命当一辈子普通牧民的红卫兵小将的献身精神景文是真心的佩服，但自己是绝没有一丝一毫想去的意思。
听完报告，同班的刘景和同学和景文商量说，我现在很想去内蒙古牧区插队，景文听了以后感觉非常理解刘景和同学。
当时，刘景和同学父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被关进牛棚。他母亲是北大附中的高中语文教研组长，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把他家抄了。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把所有的老师家都抄家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吴铁梅老师。刘景和同学的母亲民国时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出身于名门。刘景和同学的外祖父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给他母亲留下来一些家产，红卫兵抄刘景和同学家战果丰硕，在学校里给他家办了一个抄家的专题展览，还请当年在他外祖父家的佣人的女儿来学校给我们年级做忆苦思甜报告。
学校里给自己家办抄家展览，自己的同学们去参观展览，还听控诉自己家族的忆苦思甜的报告，刘景和同学已经成了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五类了，当时所受的思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刘景和同学在学校里一天都不愿意多呆，而家里父母被关进牛棚，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存款被查封，连吃饭都发生困难。此时去插队也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1968年是大规模上山下乡的一年。从年初开始，黑龙江依兰县、内蒙古半农半牧区阿荣旗、内蒙古牧区东乌珠穆沁旗、内蒙古农区突泉县、山西榆次县，眼看出身好的、出身不好的，激进自愿的、落拓被迫的，一批又一批的同学们到农村去了，景文不为所动，一直扛着、拖着、坚决不报名去农村，幻想着能留在城里分配到工厂就业。
当年还在城里死扛着不下乡的学生们，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内心里真心热烈欢呼的恐怕很少。一位后来到宜川县党家湾公社插队的马同学在听到这段毛主席最新指示时，竟然情不自禁地亮嗓子长啸一声，却是有词有调的一句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唱腔“霎时间天昏地也暗”。这位仁兄平时不爱好音乐，也不唱歌，但当他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如五雷轰顶，悲愤绝望之情如潮水般涌出，竟然神差鬼使地把芭蕾舞剧《白毛女》里杨白劳自杀后喜儿悲愤的呐喊唱腔高声唱出。
不幸的是，他这高亢嘹亮的悲鸣被居委会老太太真真地听了个清楚，第二天一早警察叔叔就上门把马同学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关了一个星期，警察叔叔提马同学过堂，对马同学说，你如果报名下乡，就放你出去，也不记档案。如果不报名，哼哼……马同学赶快报名下乡，立马被释放。出了监狱才知道，下乡插队却是比监狱里阳光灿烂得多。
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景文也觉得“霎时间天昏地也暗”，知道这下天塌下来了，大势去矣，不去也得去了。
此时北大附中已经被“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接手管理，初二年级的200多名同学仅剩下四五十人还在死扛着不下乡了，编作一班，每天向工宣队报到。
这些来学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宣队员们，自己把毛泽东思想学了几分几恐怕只有天晓得，当时学校里就盛传，工厂里把调皮捣蛋、技术差、不能干活的人都派出来当了工宣队。
管理初二年级的工宣队员是两位年轻人，男的叫李x东，是一位复员军人，二十五六岁，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空军军装。对同学十分冷淡傲慢。女的姓张，更年轻点，整天笑眯眯的平易近人。当年有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最高指示撑腰，工宣队在学校里就是太上皇。
趁此高人一等、轻松愉快的大好时光、良辰美景，两位年轻的工宣队员明面上严厉教育改造这些小资产阶级学生，私下里热火朝天地谈着对象。曾有几次，同学撞到他们满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热烈拥抱。但那位李x东工宣队员并没有把对女友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分与同学们一丝一毫。在同学们面前，李x东工宣队员永远是阴冷蔑视的目光、嘲讽严厉的表情。
“最新指示”发表的第二天一早，景文到学校，看到空荡荡的教室里中央坐着工宣队员李x东，面前摆了一把椅子，几位同学站在门口等着，轮流坐到那把空椅子上过堂谈话。
轮到景文过堂了，景文坐到过堂的椅子上，工宣队员李x东用眼角扫了景文一眼，眼神严厉而蔑视，用懒洋洋的语气问道：“听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了么？”
“听到了。”
“你对毛主席最新指示什么态度？”
“当然坚决拥护！”（敢不拥护么？不拥护立刻就成了反革命）
“那现在要到陕西延安插队，你报不报名？”
景文咽了口吐沫，吃力地说：“我报名。”
工宣队员说：“那你到那边去填表。”然后抬抬下巴说：“下一个过来。”
就这样，景文在工宣队的强大政治压力下，报名去陕北插队。
景文在工宣队那里过完堂，报名下乡插队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开开门一看，房间里坐了一屋子老太太。因家里地方小，老太太来得多，父亲没地方坐。只好陪着笑脸站在一边。景文一问，原来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们追杀到家里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来了，动员让孩子上山下乡，不能留死角。景文说，刚刚在学校报了名。老太太们称赞了两句告辞了。此时，景文才深切体会到，“在劫难逃”这个成语的意思。
1968年12月28日，景文去中关村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从此时起，景文已成为陕西稼娃（稼娃，关中方言，没见过世面农村娃）。
当年去报名内蒙古牧区的多是热血青年，而到延安插队的多是被迫无奈之辈，更有很多顽主，工读学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的“老泡儿”，一簸箕全搓起往外一倒完事。可笑的是还披着一个革命的外衣。
对当年确实是以热血献身精神报名去延安的插友们，景文在这里也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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