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美国丨陈冲：疫情之下的生命反思

作者简历

陈冲，1961年4月生于上海，1978年考取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英美文学。1976年出演电影《青春》崭露头角，1980年凭借电影《小花》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1981年赴美留学，1986年起进入好莱坞。主演电影《末代皇帝》《大班》《红玫瑰与白玫瑰》等。1997年执导电影《天浴》入围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奥斯卡金像奖评委，第51届台湾金马奖评委会主席。

原题

疫情之下的生命反思

作者：陈冲

对话陈冲：美国疫情之下的生命反思

陈冲美国日记（七）

4月23日

春日的诱惑

我的书架上和我的Kindle电子书里面，有许多买了多年还未曾阅读的书籍，《弗兰肯斯坦》（又称《科学怪人》）就是其中的一本。

当初觉得应该读，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而一直没有看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已经在别的书籍和电影里接触到太多关于它的概念和画面。

疫情蔓延以来，我读了几本跟瘟疫有关联的书，比如《霍乱时期的爱情》《死亡地图》《鼠疫》。

昨天跟一位朋友交流疫情期间的书单时，她说她正在读玛丽·雪莱的一本关于瘟疫和世界末日的科幻小说，叫《最后一人》。我突然想起了在书架上积灰多年的、玛丽·雪莱的另一本书——《弗兰肯斯坦》，终于取下来读了起来。

我很惊讶，这样娴熟诗意的语言、复杂哲理的思维、微妙细腻的感情、无底深渊的黑暗，竟然出自一位18岁少女的笔下。然而，她是一位非凡的少女。

玛丽·雪莱从出生就在跟死神纠缠，她的母亲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生下她就去世了。玛丽自己的婴儿，在她创作《弗兰肯斯坦》之前的半年也死了。

伤心欲绝的玛丽，带着对生命的思考和爱，跟她彼时仍是恋人的珀西·雪莱、他的女儿和他们的好友拜伦，开始了去日内瓦湖的旅程。一路上，玛丽被大自然惊人的美和严峻所震撼。

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里，她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一路风云的不测、山峰的威严、峡谷的神秘、河流的奔腾、森林的幽静。这一路的历险也将在几个月后被她重新想象，成为《弗兰肯斯坦》的一部分。

春天变成了夏天，他们四个人终于到达了日内瓦湖。这“反映着天堂蓝色”的湖泊，阳光里的鲜花和新割草地宜人的气味，月光下螳螂和夜莺的歌声，给这个悲伤的少女带来了久违的平静。

在一个柔和的夏夜，四个朋友聚在湖边，望着月亮的倒影想着各自的心事。拜伦建议每人写一个鬼故事，来忘却生活里的痛苦和烦恼（当时拜伦也在离异和失去女儿监护权的痛苦中）。《弗兰肯斯坦》由此诞生。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用来自娱自乐的创作，将成为世界上最有远见的文学作品之一。

在那个对科学的理解还非常局限的年代，玛丽·雪莱释放出不可阻挡的想象力，以惊人的天才和激情孕育出一个扣人心悬、经久不衰的故事，并以未卜先知的预见性，对科学和创造的本质提出了精髓性的探讨。

书中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热爱生命起源科学的生物学家，他以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才华创造出了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生命。这个生命学会了人的思维、逻辑、言行和感情，它跟人一样渴望伴侣的爱、社会的同情和美好的梦想。

但是，正如它对弗兰肯斯坦所说：”我应该是你的亚当，但是却成了坠落的天使。”所有人都视它为怪物、恶魔，而人类对它的唾弃、厌恶和憎恨逼迫它成为人类的仇敌。

人到底是什么？意识又是什么？目前的科学还无法准确地解释意识。然而，现代的弗兰肯斯坦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研发人工智能，这个所谓的“智能”是什么？它终究会为人类带来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权衡科学研究的益处与其不可预见的陷阱？

从1816年玛丽·雪莱在月光下的构想开始到今天，二百多年过去了。但是，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像《弗兰肯斯坦》那样，激发后人对科学和其道德后果的思考和想象，并提醒我们，人类最大的天敌并非自然，而是人类自己。

合上书本，我眺望窗外。午后的暖阳照在邻居家盛开的樱花树上，满枝的花朵在微风中颤动。

春日的诱惑，让我想到玛丽·雪莱在去日内瓦湖的路上给她妹妹写的信：“在这样一个神赐的气候，来到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长着新翅的小鸟一样快乐，根本不在乎我要飞去哪个树枝。飞翔，只为了尝试新发现的翅膀。”

我们也身处这样一个神赐的春天，新闻里日益增长的死亡人数，让我更贪恋地拥抱自然旺盛的生命力。

我走去离家不远处的ILM花园，一路上，我觉得今日的天比往日更蓝。尽管这是我十分熟悉的环境，不知为什我好像头一次看到这样蔚蓝的天空。

什么是幸福？这个无形的、被所有人向往的东西。或许它就是这样一个季节的这样一个时辰？被太阳晒了一天的草地散发着温暖，一只红色的甲壳虫在我脚边爬过，远处有几个孩子在嬉戏。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柔软的青草上，好像我也是长在这里的一棵树，只需要阳光和雨水。我的头脑和这片逐渐变紫的天色融为一体，似乎回到一片我未曾去过、却已熟悉的时空——玛丽·雪莱在204年前想象出来的奇妙世界。

陈冲美国日记（八）

4月26日

生日感悟

我的父母不讲究仪式，我不记得小时候他们给我庆祝过生日。在有心情、有零花钱的时候，母亲会买酱芒果干、苔条饼干、花生米这样的零食回家，那些就是庆祝的日子。

父亲的病人偶尔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者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者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父亲都会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那些也是庆祝的日子。

我是我父母的孩子，也没有节庆的仪式感。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才开始正式过节。

女儿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被同学请到家里去参加生日派对，那种隆重和奢侈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我也尽量模仿着那些家长的样子，给她们开生日派对。每次搞得全家人精疲力竭，孩子们好像也并不觉得幸福，印象里总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大女儿不再喜欢派对。每逢她的生日，我们就会跟学校请一两天假，全家外出旅行。她九岁生日我们去了温哥华，我问她有什么生日愿望，她说生日那天要读一本书，还要跟我一起游泳。

我很想为她买一件礼物，便问她想要什么。她平静地说，我要读书和游泳，再多会给我负担。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她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她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对她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也是一个忧患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快乐似乎总是那么短暂。灵魂深处的不安和骚动，让我无法停留在一个满足的精神状态里。

每年的生日，都会接到家人和朋友们的祝福，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我总是想，千万别让我辜负了这么温暖和美好的祝愿。但是，跟世上很多人一样，我也有过许多不快乐、不幸福、没有任何理由庆祝的生日。

年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谈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肤浅的事情。世界上具有变革性的突破、发明和创造，伟大的文学、艺术和音乐，有哪一样是产生于幸福？折磨和承受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教会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身边那些微小的喜悦。其实，大多数人在孩提时代，都有这种从日常生活中索取欢乐的自然能力。但是成年后，我们马不停蹄地繁忙，便顾不上去留心身边美妙的点点滴滴。

它们是那么的不起眼，就这样零零碎碎地分布在时光里。我们既看不到卖它们的广告，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买到它们。就跟天上的云彩和路边的野花那样，它们只需我们停下脚步来欣赏、来采摘。

今天醒来后我赖在床上，趁着还没醒透由自己的思绪去游荡。我想，生日跟每一日又有什么不同呢？也许它就是在厚厚的时间书本里被折过的角、划过的行？有些段落让人回味，有些让人梦想，有些让人感伤，有些让人欣喜若狂，也有些让人悲痛欲绝。这样，生活可以有翻篇的机会，也因此会有新的段落，新的篇章，新的期待。

记得我是在《小花》摄制组过的十八岁生日——我的成年礼，那时我们在湖北荆州拍戏。但是我完全忘了是怎样庆祝的了，只能把回忆留给想象。

那时我特别馋，整天都在想吃的，眼巴巴地羡慕刘晓庆经常有午餐肉罐头吃。也许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吃到了午餐肉，那一定是幸福的。也许那天我们开了舞会，那也应该是很快活的事。当时跳交际舞盛行，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和斯特劳斯圆舞曲、邓丽君歌的录音带，几乎每个周六都跳舞。

三十岁的生日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也许是我一生最隆重的“祭奠”。记得洛杉矶的家里堆满了鲜花，跟葬礼没什么两样。狂欢了一夜之后，我自以为告别了青春，步入了中年，非常悲壮。

从洛杉矶回到上海，我又和老同学、老朋友们一起在家里办了一个生日聚会。那时，导演关锦鹏和美术指导朴若木正好在上海拍《阮玲玉》，他们也来参加了这个晚餐，并由此结缘，继而合作了他们的下一部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

还有，四十一岁的生日也很难忘。那时我怀孕九个多月，像一条鲸鱼那么圆。吃晚饭的时候，我觉得好久都没有感到胎动了。当时我想，等我把蛋糕吃下去，里面的糖份肯定会让她兴奋起来。可是吃完了蛋糕，还是没有胎动。

到晚上九点半的样子，我忍不住给医生打电话询问。医生说，你还是来医院检查一下吧。丈夫把睡下不久的大女儿叫醒，跟她解释了情况，一家三口便去了医院。一到医院，大女儿就跟接待我们的护士说，我妈妈的贝贝不动了。她的神情非常严肃而沉着，那时她才三岁。

当了妈妈以后，我总是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据说，她生我的时候忍受了不少的煎熬。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她生下我哥哥以后就一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

母亲躺在在中山医院的产床上分娩，四周围了一批实习医生来见习生产过程。她在这样不堪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仪态，不能像其他产妇那样挣扎、叫喊。多年后我当了演员，母亲曾经开玩笑说，你出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观众的。

正沉浸在的回忆中，丈夫端了一杯红茶到床边，跟我说，中午我带你去野餐吧。我就想，春天生的人真幸运啊，如果是冬天生的，就不可能在生日去野餐了。起身后，我做了两个烟熏三文鱼的三明治，里面加上甜芥末酱和莳萝；又做了一个简单的西柚、牛油果沙拉和一壶蜂蜜薄荷叶茶。

太阳升高以后，我们动身去半月湾。疫情期间倒是交通特别畅通，空气也比以往更清新。平常要开近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四十分钟就开到了。不幸的是，半月湾周围所有的海边停车场都被封闭了。

我看到沙滩上仍有人在玩耍，海湾里也有人在冲浪，就跟丈夫建议，把车停到一条小街上，再走去海边。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去做违规的事情，他向来比我守规矩。不知是我成长年代的环境所造成，还是天生的缺陷，我有时候爱打擦边球。好在有他在身边，我可以做一个更好一点的人。

我们看到一块长满野草的空旷地，就停车走了进去。在草地的尽头，是陡峭的礁石，从那里俯瞰，有一小条隐秘的沙滩。两只精悍漂亮的狗，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浪里，拣回主人扔到水里的木棍。

丈夫把沙滩浴巾和毯子铺在野草上，我们静静地坐在上面，像田里的两只大南瓜。

偶然，一朵云彩飘过头顶，挡住了太阳，空气里出现一丝凉意。然而，阴云过后的阳光, 就变得加倍的灿烂和温暖。自然似乎总是在提醒我，它所赐予的是礼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一场灾难中，能有这样美好的一日，也是礼物，不会忘记。

一片天空，一片野花，远处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还有海豚呕呕的叫声......

陈冲美国日记（九）

5月6日

安慰之歌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的电话，告诉我她的两个朋友抢救无效，不幸先后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并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每天新闻里的数据突然不再抽象。

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没有边境，不分种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蔓延了全球，至少有25万人因此而丧生。那些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

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写过一首叫《天鹅》的诗，他把生命的努力比喻成天鹅笨拙的行走步态，而把死亡比喻成天鹅踌躇地踏入湖水。温柔的水轻轻地把它接住，向它屈服，在它身下流淌。

波浪里，天鹅不再犹豫，带着帝王般的镇定安详，它终于可以自如地滑行。这个画面给我带来宁静。也许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悲哀只属于幸存下来的人，因为他们无法停止对逝者的爱。

一个半月前，马友友发起了《安慰之歌》（Songs Of Comfort）的网上音乐会，以祭奠亡者，安抚生者，赞美生命。很快，全世界各国的演奏家、歌手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开始参与，《安慰之歌》像春风野火一般流传开来。

人类学里有一个“线粒体夏娃”的理论，它假设整个人类是二十万年前同一个非洲祖先的后代，她的子孙后代在不同时期离开了非洲，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听那些《安慰之歌》让我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合一。

英语里面一个过去并不常用的字“oneness”，在这场疫情中，到处可见。“夏娃”的后裔们，在自己各自不同的时空，通过音乐，将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一个人的抒情，变成了所有人的抒情；一个人的损失，变成了所有人的损失；一个人的哀悼，变成了所有人的哀悼；一个心灵，升华了所有的心灵……

不知不觉已经是五月了。水果店里，出现了暑天的水果 — 杏子、李子、桃子，还有黑莓、草莓、樱桃，新鲜得好像还滴着露水。路边树叶的绿色越变越深，葱葱郁郁；粉红的樱花像雪花翩翩飘下，落在路人的肩上、头发上；草地上的蒲公英绒球犹如无数仙子，在空中纷飞起舞。

人们院子里的水仙、郁金香、小苍兰开始枯萎凋谢，它们将落叶归根，回到生下它们的土地；而就在它们的身边，牡丹、杜鹃、丁香盛开了，牡丹花大得像婴儿的脑袋，在风中轻轻晃动。自然就这样无休止地变换和循环着，生与死从来离得很近，就像光明与阴暗，美丽与恐怖。

我戴着耳机散步，听着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这场演奏大约55分钟，正好够我走到海湾一个来回。记得第一次听这个音乐，是在拍电影《苏醒》的时候，我们几个演员聚在导演滕文骥家里，听他给我们讲解古典音乐。

他是我当时认识的人里，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的人，那是文革中被禁的东西。我们坐在那里，全神贯注、一动不动地听。只有滕文骥一个人，在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段落，奋然起身指挥；在温婉细腻、抒情的段落闭起眼睛、张开鼻孔，抬起手臂，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

那天，我被一种神赐的魔力所震撼，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份感动和渴望。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它那么抽象，却又那么直接地触碰到人心。

忘了是哪个哲学家曾经说过，当莎士比亚必须描写无法表达的感情时，他便放下羽毛笔，求救于音乐。音乐的似水柔情能穿透心灵最隐秘、最柔软的缝隙，融化人间哪怕最坚如铁石的心肠。

德沃夏克是捷克人，创作《新大陆》的时候，他住在美国。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辽阔的疆土，也来自于黑人的“心灵音乐”（Negro Spiritual）和印第安人的本土音乐。

在一篇采访中，德沃夏克曾经谈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音乐，跟古老的苏格兰音乐有一种莫名的相似。他把自己波西米亚人的音乐传统和这些不同民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谱写出了《新大陆》。

每次听，我总是被第二乐章管乐的娓娓道来所打动，它好像在诉说“很久以前……”那样远古的童话，让我联想起我们的祖先们，长途跋涉走出非洲后，发现新大陆的景象；或者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在找到一片绿荫，一条大河，一块可以歇脚、扎根的土壤时的心情。

回到家里，邮递员正好在家门口送信。小女儿Audrey接到一只硬纸盒的包裹，是她夏威夷学校的好友寄来的。她拿起纸盒轻轻摇了摇，里面传来一阵唏哩哗啦的响声。

打开后，我们发现一只破碎了的玻璃碗、一堆卵石和彩色玻璃球。Audrey笑眯眯的，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接到的是已经打烂了的礼物。

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圆形的玫瑰花樽，把石子儿、玻璃子儿都倒了进去。突然，她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带彩石的银戒指，高兴得忘乎所以。她的生日就要到了，18岁，人生最绚丽的花季。

丈夫下班回来，看到有人给女儿寄礼物，突然羡慕起送礼物的人。除了玫瑰花，我从来不让他给我买任何礼物。结婚的时候我跟他说好了，不要给我买生日礼物，我只要他一辈子的忠诚。

遇到他之前，我其实是一个在感情上脆弱易碎的人。丈夫的性情比我稳固，也比我轻松，他像磐石一样可靠。有他在我的生命里，我也变成比自己的天性更强大一些的人。

我把好友的朋友去世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他在医院工作了三十余年，跟死亡的关系比常人要亲密许多，也似乎因此生活得更积极、更毫无保留。偶尔，他跟我提起一些看似十分平凡的病人，在生命的尽头，却如天鹅入水的瞬间，产生出异常的美丽和深刻的自省。

他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失去对上帝或者宇宙、对人性中真善美的信念。我想，如果这样的信念可以存在于一个人临终的时刻，那它或许也存在于人间的每时每刻。

这对我，是一首“安慰之歌”。

陈冲美国日记（十）

5月16日

今天的云

疫情居家令期间，每天最美好的是出门散步的时光，尤其是在蓝天白云的日子。哪怕在雨中漫步都别有一番风味，潮湿的空气会让我想起家乡上海的梅雨，勾起那黏黏糊糊的怀旧和思念。

旧金山这个城市一年四季温差很小，非常适合步行。孩子们小的时候，不懂散步本身的愉悦，出门后总是问，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会说我们去图书馆，或者我们去超市。再大一点，她们有些认识路了，就问，我们为什么绕远路？我会说，妈妈喜欢走路啊。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漫步去图书馆的一路上，她们学到的东西，并不亚于在图书馆里面，至少在感官和想象力的层面上是这样。

科技 —— 以效率的名义——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缝隙，然而它并没有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更不要说更多的智慧。我们反而失去了狩猎采集时代的本能，和跟自然的关系。现在，我们也许省略掉了从家里走去图书馆蜿蜒的路程，一切可以在手指间解决，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闲暇。工作、睡觉以外的时间都被花在了屏幕前，任光怪陆离的信息侵入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 — 有些也许是我们需要的信息，而大多数是我们不需要的；有些也许是真理，而大多数是糟粕。

也许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人们追溯2020年代的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滥用、对效率的崇拜时，会说，真不可思议啊，当时的人居然追求那种没有旅途的到达；他们居然把自己的头脑当成垃圾桶。就像当今人们回忆1950年代孕妇享受烟酒的行为时，会说，那是多么无知、多么愚蠢啊。

前些天一直阴雨，今天终于放晴了，金色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让我的心跃跃欲试。丈夫9:30才上班，我们便决定早早起床，上街散步。邻家门前的花园散发着淡淡的玫瑰、紫罗兰、栀子花的清香，还有路上花瓣、落叶被雨水浸泡后开始腐烂的特殊香味。我们走到离家不远的Union街。它历来是一条布满了时髦精品店和餐厅的、玲琅满目的街道。

近年，网购消费开始影响这条街的兴旺; 而这次疫情对许多商家来说，也许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用木板挡住，以防盗或者蓄意破坏。整条街那么冷清、萧条，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走过Krimsa，这是一家专卖羊毛地毯、挂毯和室内装饰品的商店，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曾引起我强烈的想拥有它的欲望，而我平时是个物欲很低的人。今天Krimsa的门前停了一辆巨大的卡车，店老板站在门口，我隔着两米跟他打招呼，他说他要把店搬去科罗拉多州了。这个消息让我莫名地伤感，好像那辆卡车将载走的不只是美丽厚重的羊毛地毯，而是一整个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我们离开Union街，走向ILM公园。丈夫抬头，看着天空一朵完美的云彩，跟我说“Cumulus”，我没听懂，他说这样的云叫Cumulus，是从拉丁文来的。我自以为英文词汇量挺大的，但是丈夫还是时常能教给我一些新的词汇。或许因为我没有在美国上小学、中学的科普课，或许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字，但是从未去查过字典，所以今天才认识它。我突然好喜欢这个带画面、带音乐的字——Cumulus ——它们一朵一朵浮在蓝色的天空，底部平平的，顶部拱起来，像巨大的天鹅在水里滑行，像开满棉花的山，像棉花糖，也像我女儿们小时候弹的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

回到家后，我上网查了这个新学的字，发现一本叫“The Invention of Clouds”《云的发明》的书，它讲述了Cumulus的来历，和它的发明者的身世。我马上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本并开始阅读（必须承认，这是科技为我带来的方便）。原来，这种云的命名者叫卢克·霍华德，是一位英国的化学家、药剂师和业余气象学家。霍华德在1803年自行出版了一本32页的小册子，题为《云的变迁》。

书中，他把云彩分为三大类，并用拉丁文为它们取名为积云（Cumulus）、层云（Stratus）和卷云（Cirrus）。《云的变迁》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专业人士对霍华德的批评，他们指责他在为云命名时使用了拉丁文，而不是自己国家的英文。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开始盗版和窃用书中的内容以牟取暴利。

幸运的是，在霍华德的关注者里，有一位热情洋溢的“铁粉”——歌德。也许因为气象学中对云对研究超越云的物理现象，颂扬了自然的内在诗性，因而令这位哲学家和诗人着迷。没有任何其他的自然现象，能比云彩更诗意、更哲理地象征了自然界完美的循环和平衡 ——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补充。当霍华德受到批评时，歌德便站出来为他辩护，坚称霍华德拉丁语的命名“应被所有语言接受；它们不应该被翻译，因为那样就破坏了发明者的初衷”。

在欧洲，歌德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以及文明价值的仲裁者，他的支持确保了霍华德对云的拉丁命名，成为气象学里的标准名称。歌德还为霍华德的每一类云彩，写了一首对应的诗歌，并用诗歌的形式感谢了那个“把一朵云与另一朵云区分开来的人”。

放下书本，一个遥远而朦胧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黄昏，一个女孩站在晒台上看云。那好像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刚为我买了一本叫《看云识天气》。从那以后，我每天在晒台上看云，如果那天有积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下楼，向全家预报：明天是晴天。偶尔，我会看着云发呆，由天上的棉羊变灰兔、灰兔变鹦鹉、鹦鹉变成一栋小黑屋，里面点起一盏灯。大自然变着法儿地取悦着那个没有玩具的女孩。

窗外天色渐暗，星月升起，我在冥冥之中感受宇宙的无边和神秘。今早出门散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看见那朵云，所以有了这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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