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秋，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终身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韩晓秋
写在前面：
最近这几年突然发现耳根子边上总有一种声音：某某时代多好，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是得养一年的；理发店是理发的，浴池是洗澡的；结婚是要先恋爱的，孩子的爸爸是明确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疫苗是可以放心用的；欠钱是要还的，坏人是不能当官的……
这些基本都是真话，但如果只听到这些，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完美国度，只有经历过又没那么“健忘”的人，才知道那时还有更真实的情景：人民群众是勒紧裤腰带的，人民的公仆是有特供的；糙谷霉面是供应自己民众的，精米白面是要援外的；农民辛苦一年粮是不够吃的，“同志加兄弟”是伸手吃白饭的……
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忘了人类生存必需的底线：吃饱饭！所以在怀念那个时代的相对公平（的确不是如今的贫富严重分化）时忘了自己是饿着肚子的。
有名人一针见血的指出：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又怀念那个吃树叶草根的年代了……我也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说：谁在吃饱吃好后怀念那个吃不饱吃不好的年代，我跟谁急！
1966年，故事发生的前一年——这眼神儿，有点做隐蔽战线工作的潜质吧……下面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亲历，因是著名“吃货”，这段回忆依旧与吃有关。那年我11岁，小学四年级，“四”只是记一下入学时间，属于“社会少年”，因为基本不上课。1967年，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中：武斗，街垒（比大城市来得晚），游行，示众，批斗，辩论，上访，分派……父亲因无派别被莫名其妙地冠以“反动分子”的帽子——不是造反派就反动，逻辑就这么简单。后来罪名比较具体了：“反动技术权威”，再后来就“国际特务”了。造反派每次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斗会，就把父亲押到现场陪斗。回家后，母亲默默地给父亲换上干净的衣服，把那被多少人拉扯过的衣裤泡在大盆里，让我们给父亲打一大盆热水，从头到脚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父亲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们大气儿不敢出……就在这样的难熬的日子里，1967年端午节到了。我家1966年夏从海拉尔随父亲工作调转搬迁到乌兰浩特，因为乌兰浩特周边都是农村，所以小镇中竟然有几个小小的农贸集市，卖的都是农民自家产的农副产品，为此母亲曾大大的欢喜了一场：终于可以买到供应以外的东西了！但好景不长，1966年秋开始，红卫兵的“横扫一切”让小小的农贸集市也因属于“四旧”不能幸免。公开的买卖被打散了，但农民要卖了换钱的东西总要出手，于是“地下活动”频频。端午节，孩子们像干渴的土地盼雨水一样盼着的节日，不是对这个节日有什么特殊的理解，是“节日”俩字的诱惑：“哇，有好吃的！”天天的窝头大馇子土豆白菜吃得我们眼珠发蓝脸色泛绿：渴望白米饭肉蛋鱼！粮食局一如往年，每户2斤糯米。东北不产糯米，所有供应来自外地，米质极差：挑出2两石头子草棍子稻壳子外加老鼠屎，净重1.8斤；每户2斤鸡蛋，看外观即可知里面已经散黄了，（多年后我也一直弄不懂，怎么非得放变质了再卖？跟老百姓有仇？）我家6口人，可平均每个人2个臭蛋有余。母亲守着这十几个暗淡无光的鸡蛋，看着无精打采的丈夫和兴奋地等着过节的孩子，动着心思。那年，我11岁，因为运动基本停课，在家属院里游荡，终日与毽子，沙包，跳绳，皮筋为伍，弟弟学龄前，懵懂无知，母亲把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去大街上找偷着卖鸡蛋的人领回家，弟弟做掩护。第一次接这带有“地下工作”性质的任务，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看似姐弟俩随意走路玩耍。弟弟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子，我紧紧拽着他，眼睛却盯着路过的，站道边的，倚在墙角的每个人，看有没有手里提篮子的，怀里抱包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本来在市场里卖鸡蛋的人。半上午过去了，遇到过卖粮食的，也是半遮半掩；遇到过卖菜的，不喊不叫，旮旯里蹲着，但菜在身边放着，量很少，一敛就能跑的架势；遇到了卖活鸡的，挑着担子慢慢地晃着走，明显走路不是目的；望眼欲穿……终于，目标出现了：一个大娘挎着一个篮子，慢慢地走着，还不时四下里张望，好像在等人，又像在找人，我暗暗判断：卖鸡蛋的！紧走几步，跟上，扒头看篮子里，一块脏兮兮的布蒙着，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应该没错！我拉着弟弟走到她身边，小声问：“大娘卖鸡蛋？”“嗯？”她似乎没听清，也可能不敢回答，含糊了一个“嗯”，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我马上说：“要是卖鸡蛋跟我回家，我妈妈要买……”说完我转身往家的方向走，走几步回头一看，她真跟着了！那样子像极了后来谍战片里的地下党在接头，我有点小得意……进了我家小院，妈妈迎了出来，那个大娘看见大人出来了，也明显松了一口气，放下了手中的篮子，估计她也提防我是不是个小骗子。我不知道那篮子里到底有多少鸡蛋，只记得母亲把邻居高娘和甘娘华娘都叫过来，几家把那些鸡蛋都数着分了（那时乌兰浩特私人卖鸡蛋不论斤，论个儿，现在想，也对，秤砣秤杆的往哪藏啊）。直到那个大娘走后，母亲才跟几个邻居说是我家三丫头从大街上寻摸来的，少不得获得大娘们的一致夸奖。 1968年，故事发生的第二年，其实原本善良憨厚……
看着这些色泽光鲜的新鲜鸡蛋，母亲松了一口气，又开始盘算着节日的另一个内容：包粽子。父亲母亲都是地道的天津人，端午节包粽子是从小就熟悉的习俗。东北人那时包粽子并不普遍，一是糯米本不是东北常见，二是包粽子的材料更是当地人所不熟悉，连“粽”字都被读成“正”，供应的那点糯米很多人家都用来焖了糯米饭。在东北，端午节的重头戏是吃鸡蛋（当然还有踏青采艾蒿拴红绳等习俗，但对“吃货”来说都不值得一记）。父母意识中这种从小培养出来的民俗已是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节不包粽子叫什么端午节呢？可是，上哪里弄粽叶呢？过去有集市，还可以去找找有没有卖的，现在怎么办呢？左邻右舍地打听，终于听说一个小副食店进货了。那天一大早母亲就直奔那个副食店，走时兴冲冲的，回来却垂头丧气：买回来的粽叶只有寸把宽，根本包不进米！好歹也是粽叶，聊胜于无。母亲把粽叶煮好，铺在屉上，然后把泡好的糯米和红枣分层次铺在叶子上，上面再覆盖粽叶，蒸熟，切成菱形块，装盘时底下也铺的是煮好的粽叶——母亲说：“借个味儿吧”……端午节那天，白白的煮鸡蛋，黄黄的炒鸡蛋，红白相间的粽叶糕，节日多供应的一斤肉炒了两个菜，让餐桌看起来无比丰盛。父亲那天喝了酒，露出多日未见的笑容，我们也就更加开心。酒后，父亲认真地看着二姐（大姐留在了海拉尔）和哥哥，斟酌字词，慢慢地说：“爸爸后面还不知会怎么样，你俩是家里大的，要帮妈妈过好日子带好弟弟妹妹……”我们都不懂父亲在说什么。一个月后，父亲进了牛棚，罪名是“国际特务”。11个月以后，1968年端午节前后，父亲带着一身伤疤和两鬓白发回家，那一年，父亲39岁，文革给予他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后来，红卫兵们在砸烂一个旧世界后鸟兽散了，市场监管部门被砸烂后还没收拾起一地碎片，呈瘫痪状态，乌兰浩特的集市又恢复如旧，再也不必动用“隐蔽战线”的方式买鸡蛋还是什么蛋，所以，这一年的端午节也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父亲，于1981年去世，终年52岁
后来我成为“地下老交通”：那时供应的粮食细粮极少，什么每户每月2斤白面，每户每月1斤大米，大米的质量极差。指着这点供应量，一个月全家吃一顿细粮都不够！父亲的工资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于是就买私粮。比如我家供应以外吃的大米都是我从外面发现目标领回家母亲接着交易的，因为集市恢复后，粮食还是严格管控的。乌兰浩特郊区有一个三合屯，鲜族人聚居，以种水稻闻名，他们卖大米全部是“隐蔽战线工作”：在大街上游走，东张西望，等“鱼”上“钩”。鲜族人习惯把东西顶在头顶上，我学会了看他们顶的东西是不是粮食：一般量不大，五斤左右，万一被抓损失不惨重，价格都在四毛到五毛之间（那时供应的大米0.175元一斤）。看准了，走上前小声问：“卖大米么？”对方微微点头。“跟我走！”领回家，母亲接着交易。于是我们全家每周可以吃上一顿大米饭，平时焖小米饭抓几把大米，把小米饭做成“二米饭”，口感不知好多少。至今我仍然喜欢焖一锅二米饭（不同的是以大米为主，抓一把小米），一盘酱茄子，一盘炒辣子，吃得酣畅淋漓……这样的“地下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哥哥参加工作，因为他在财贸系统，可以买到供应以外的大米白面，我才平安撤退，再没有执行任务……现在去超市，各种品牌大米琳琅满目。在各地大米中，我只选东北大米；在东北大米中，我只选五常大米；在五常大米中，我只选长粒香！
1970年春节，我从这一年再没有去“接头”
写于2020年5月
韩老师带病批“作文”，
打动无数花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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