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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 于泽俊：我是一个兵，熔炉中的光环与痛苦
作者：于泽俊
这些都是每个战士必须经历的，我毫无怨言，只要不挨骂，什么苦都能吃。其实我真正怕的不是训练，而是站岗。两个小时傻愣愣站着没事干闲得发慌。
三连的哨位在营房东北角，很少有人去那里，每次上哨我都带一本书。那时能买到的只有鲁迅著作单行本，什么呐喊、彷徨、野草，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出了有二三十种，我差不多买齐了，就是在白天站岗的时间，我读完了这些单行本。有一天，我正在看《两地书》，连长突然来查哨，发现我在看书，问道：“你看的啥？”
我知道违反了纪律，急忙检讨：“连长，我错了，以后保证不在站岗时间看书。”
连长说：“我没问你对错，我问你看的啥书。”
我把书递给连长，连长翻看着问：“这书写的啥？”
“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
“许广平是谁？”
“是鲁迅的夫人。”
连长没再说什么，把书揣在口袋里走了。我以为连长要抓我的典型，谁知过了两天他把书还回来了，又拿走了我的笔记本。
周四下午政治学习，我被抽出来办黑板报，学习散场之后，副班长跑来问我：“《共产党宣言》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1848年。你问这个干嘛？”
“指导员说是一千多年前发表的，我觉得有点不对，所以来问问你。你说得准吗？”
那时我还年轻，忍不住想出风头，吹了个大牛：“当然准啦，《共产党宣言》我背都能背下来，日子还能记错？我床头就放着一本呢，不信你去查。”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指导员耳朵里，第二天他来找我，让我给全连讲《共产党宣言》。没想到吹牛吹出这样的结果，这可难为我了。我说讲不了，指导员说，背都背下来了怎么讲不了！我只好硬着头皮上阵。
如果当时能找到一点背景资料，这个课我能拿下来，可是我手里只有一本原著，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我不能犯指导员那样的错误，只好围绕原著做文章，好在能背诵一些段落，这些背诵可以打发掉一些时间，其余时间就花在解释原文上，这样不管讲好讲坏，都不至于闹笑话。
我讲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讲得对不对，估计下面听的人也不知道，但是那些背诵很唬人，把一个连的人都镇住了，从此大家对我刮目相看，班长排长再也不骂我了。
我终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那年10月，我被评为师一级学毛著积极分子，相当于二等功，全营只评了我和副营长两个人。其实入伍以后我就没学过毛著，如果评学鲁迅积极分子，我当之无愧。
副营长带着我到师里参加经验交流会，混着吃了一周大盘子，每顿八菜一汤，早晨是四样小菜，咸鸭蛋、酱豆腐、糖蒜、咸菜丝，牛奶豆浆包子油条随便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营养补充，别说那八菜一汤，就是早餐的咸鸭蛋酱豆腐也是难得的奢侈品。
开始时大家都很斯文，不好意思放开吃，副营长说，都吃光！剩下了炊事员会以为做多了，下次立刻减量，吃光了他们以为不够，还会多添。
果然，第二天每个盘子里的菜量都加大了。我们这一桌都是基层连队来的，肚子里没油水，有多少吃多少。就这样，顿顿吃光，不断加量，哪一桌都没有我们这一桌菜量大。吃到后来真的吃不了了，感觉像是犯罪。
回到连里，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文书兼军械员还管着全连战士的档案。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自己的档案。中学毕业的思想品德鉴定是工宣队一位师傅写的，因为我们喜欢老师的课不喜欢他的，因而怀恨在心，给我的评语几乎没有一句是正面的，其中有该同学一贯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不服从组织领导，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做事不负责任，喜欢自作主张，思想意识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肮脏情调，需要彻底改造云云……气得我火冒三丈，幸亏四公司给我的鉴定还不错，否则我当不了兵。
到了连部不参加训练，每天有大量时间看书，可惜找不到书，那些鲁迅单行本早已翻得滚瓜烂熟。
镇上有个新华书店，我经常去那里，看看有没有鲁迅的新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当时只出了四卷，我全部买了回来，后来又买到几本《中国通史资料简编》，可惜一套书不全，只有三册还前后不搭界。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只要是书就买。
连里有几个城市兵，经常能搞到书，来自南京的一位战友家里订到了《学习与批判》（文革后期比较有影响的杂志），按时给他寄，每一期来了我都要从头读到尾，一字不落。
后来又有了一些供领导干部看的内部书流传，如《基辛格回忆录》《领袖们》《回忆与思考》等，不过那种书很难借到，借书的人排长队，拿到手后第二天就要还，白天没时间，夜里熬一个通宵也要看完，好在我掌管着军械库，不用借助手电筒或蜡烛。
有一天借到一本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如获至宝，花了几个晚上把诗全部抄了下来。
连长指导员都知道我爱看书，对于我在工作时间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没有批评过。连里其他干部对我也另眼相看，经常来找我讨教一些问题。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开始在我身上蔓延。
第二年，连队被抽调到兰州军区配合体育馆工程施工。第一个任务是挖地基，土方量相当大，没有任何机械配合，全靠洋镐铁锹。一个连不够，又从警卫营临时抽调了一个连。两个连展开竞赛，刚开始平均每人只能挖5方，到后来竟然达到20方，大冬天的光着膀子都是满身大汗，早晨天不亮就进入工地，晚上顶着月亮回来，每天工作量达12个小时，三顿饭都在工地上吃，有的战士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收工后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地基挖好之后，甘肃省建二公司进驻了工地，战士们改为当小工，体力上轻松了许多。体育馆的预算十分紧张，为了省钱，各种安全措施都不到位，工作环境非常危险。
最危险的是高空作业，主体框架起来之后，战士们要爬到二十几米高的屋顶框架上干活，框架是网状结构，连接网结的是不到20公分宽的槽钢，战士们抱着几米长的跳板、扛着几十公斤重的焊条在槽钢上走来走去，下面连防护网都没有，掉下去必死无疑。现在想起来依然胆战心惊。
我当文书，每月底要回团里报一次实力。所谓报实力就是报一下人员伤亡增减数字，一张表格填不了几行。这个数字是机密，不得用电话电报邮件传递，必须派专人送达。为此还给我配了一个带锁的牛皮文件包，那是个招贼的东西，我不敢用。
团里有不少干部在兰州有亲属，知道我每月往来一次，经常让我给他们带东西，油米面猪肉大葱什么都带，有一次居然带了六个提包外加50斤大米，我说带不了这么多，留守班长说：“都是首长，你能拒绝哪一个？怎么都得想办法带回去，否则连长指导员都不好交代。走，我送你上火车。”
这边有人送，那边却没人接，下了车，六个包，我一手提两个，左肩挎两个，右肩还扛着一袋大米，双肩都有东西，肩膀不能偏，只好直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心想，真拿战士不当人！
站台上有小红帽，可以用小推车帮我把东西送出去，一件五毛钱，我觉得太贵不值得，一个人把东西扛到了出站口，结果严重超重，按公斤数罚款，罚了五块多。
1975年下半年，体育馆工程进入尾声，我们随大部队移防到天水。年底之前，连里又让我去体检，这一次还是没有批。上一次是空降兵，这一次是地下党，团里一个干部的侄子在我们连当班长，后来居上排到了我前面，营党委讨论的时候，认为他不成熟，没有批，白白浪费了一个提干指标。
我要求复员，连长指导员苦苦挽留，说你的事我们一直在努力，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希望。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对我好，但是提干的事情他们做不了主，两次被顶替他们都为我说过不少好话，无奈上面的意图顶不住，所以我还是要走，最终他们也没同意，强行把我留下了。
天水的营房是1969年修建的，当时中苏关系正紧张，部队住在甘泉镇附近的几条山沟里，一个营一条沟。上级要求利用山区特点挖窑洞，防止敌机轰炸，可是甘泉附近的山坡度小，挖不了窑洞。
部队住在山沟里本身就很隐蔽，敌机来了随处可以躲藏，挖不了窑洞可以不挖，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上级，上级的意见就是命令，让修就得修，于是就想了个蠢得不能再蠢的办法，在山坡前的平地上箍窑，窑顶再盖上一米多厚的土。可能是土里混进了葵花籽，经过风吹鸟啄葵花籽逐年散开，我们到来的时候，满房顶长满了向日葵，真是一道奇异的风景。
部队回到天水，指导员调到集训队去了。新来的指导员田青云是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来自陕西农村，走之前是个排长，回来之后破格提升，成了团里重点培养的干部。
田指导员很能说，政治学习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恨不能把他刚学到的那点知识一下子全部倒给大家，经常搞得推迟开饭。周一晚上的党团活动时间也延长了，田指导员认为过去的党团活动完全是走形式，做样子，每次党团活动都给大家布置一大堆学习材料，先念后讨论，他挨个党团小组去听，哪个组先散了就要挨批评，搞得谁也不敢先散，直到到熄灯号响才结束。
每天开始训练之前，连长都要集合队伍讲一讲当天的训练内容、要求和注意事项，三五分钟结束。连长讲完田指导员还要讲，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
有一次他讲了一个小时还没结束，连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打断他说：“指导员，剩下的内容留到周四下午再讲好不好？”这一下驳了他的面子，周四下午学习，连长没来，田指导员对通讯员说，去叫连长来参加政治学习。通讯员跑了一趟回来报告说连长有事来不了，田指导员说，再去叫，让他先把手里的事放下，什么事比政治学习还重要？通讯员又叫了一次，回来说连长忙完了就来。指导员说，那咱们就等。大家坐在饭厅里一直等到开饭连长也没来。
全连上下对田指导员这种霸道作风都看不贯，矛盾一爆发，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连长一边。田青云感到了恐慌，挨个找班排长谈话，有一天下午轮到了我。
“听说你是个秀才，提了几次都没提起来，太委屈你了，回头我给上边说说，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指导员就别费心了，说也不起作用，我已经做好年底复员的准备了。”
“你放心，咱上边有人，就是一句话的事。”
对这种赤裸裸的封官许愿的作法我很反感，但是也不得不应付：“那我就先谢谢您了。”
“干事情嘛，手底下得有一把子人，上边得搭上线，以后跟着我干，你的前途包在我身上了。”
这明显是在拉帮结派。过去连里干部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从来没有人拉帮结派，也没听到过任何一个领导这样说话，感觉像是吞了一只苍蝇。我以为他这种做法起不了什么作用，谁知还真有人跟着跑。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越来越多，全连的班排长分成了两派。
不久，连里传出连长要转业的消息，原来拥护他的那些人立刻转向了指导员一边，唯恐落在别人后面。
连长是1958年的兵。按规定，军龄满15年的副营职以上干部可以带家属，并解决城镇户口，这对基层干部的生活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变化。连长军龄早就够了，身体还不错，再提一级完全有可能，这下栽在了田青云手里，过了没多久果真转业了。
俗话说，言多必有失，田青云讲课时也会像老指导员那样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有一次他讲到宋庆龄和鲁迅的友谊，说两人克服重重困难，给八路军、新四军搞药品，直到抗战胜利……我忍不住纠正了一下，“指导员，鲁迅1936年就死了。”
我忘了他是谁，他哪有老指导员那样的胸怀，加之我一直没有表态站队，以为我故意出他的丑，从此公开对我进行报复，整天找七班的毛病，动不动就在全连大会上点我的名，处处羞辱我，我忍无可忍，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和他顶了起来，谁知他早有准备，不紧不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难道我说你说错了吗？你自己是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说完，他打开那张纸一字一板地念道：“该同志一贯骄傲自满，不尊重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不服从组织领导，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做事不负责任，喜欢自作主张，思想意识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肮脏情调，需要彻底改造……”
念完，他得意洋洋地问我：“这是你档案材料上写的，白纸黑字，我没冤枉你吧？”
我说：“还有一份鉴定呢？你怎么不敢拿出来念？”
田青云只当了半年指导员就调走了，这半年他把连队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把人性中最卑劣丑陋的一面全部调动了出来，连里打小报告成风，到处都是他的密探，我在班里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夜里说句梦话都有人报告，我手下八个兵，不知道哪一个可以信任。他不光对我一个人如此，凡是他眼里的反对派都是同等待遇，甚至对那些跟他跑的班排长，身边也要安排卧底，以掌握他们的动向。
田青云调走是因为碰到了更厉害的对手。新来的连长是军干子弟，父亲是个师级干部，才来了一个月两个人就闹翻了，连长要求上级把田青云调走，否则他就走，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于是田青云被调到机关当了宣传干事。
天水处于陇南原始森林的边缘，连队驻地风景绝佳，背靠山坡，前临小溪，对面山上郁郁葱葱，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各种野花。夜间站哨，真是一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丽图画。可惜那时整天忙忙碌碌，没有好好欣赏。
副连长看中了这里大片的荒地，号召大家种菜，各班展开竞赛。我对种菜很感兴趣，下了不少工夫，每棵西葫芦下面要挖一尺多深的坑，农村战士告诉我用不着那样，我听不进去，照样干，后来果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个夏秋给炊事班交了1700多斤菜，全连第一。
副连长一个人单独开辟战场，拿个䦆头在山坡上种玉米，也不翻地，刨个坑撒几粒种子就算完事，出苗以后蹭蹭地长，收获的时候全连天天吃煮玉米棒子，香极了。
2020年9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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