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潘晓来信”
事件揭秘
“潘”和“晓”的命运，也被这场大讨论所改变。1980年5月，潘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学校勒令其退学。1983年，潘祎牵涉进一桩盗窃案，入狱三年半。一夜成名之后，黄晓菊也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1980年5月，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 “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在这场讨论过去近30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 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在一次纪念潘晓来信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深深地渗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动的情绪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但是，那种带血的纯真的呐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 《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在我进入小学不久，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写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的时候，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我有些茫然，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他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
“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 ‘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悲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用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 ‘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不再理我。“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贪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如说为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不少青年在来信中说，他们读着读着，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1980年5月，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来信，引发了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全国讨论《中国青年》杂志随即展开了一场震动全国的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从5月号开始到12月号，讨论持续半年多，共收到6万封来信。这正是杂志社所期待的。原来，《中国青年》自1978年9月复刊之后，主编关志豪一直关注青年人在想什么。他组织编辑就此进行调查，发现十年动乱给青年的心灵造成了难以言说的创伤。怎么办呢？编辑部一致的意见是开展一场公开的讨论。发表潘晓来信，就是要给青年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于是，从5月号到12月号， 8期杂志共编发111篇稿件。很多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有着和潘晓同样的遭际和心路历程，潘晓能够把探求人生意义的心里话坦率地说出来，是一个历史进步。一种意见认为， “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有些人受的挫折比潘晓还大，但他们不改初衷，为了理想不惜献出生命，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是正确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错误的人生观。另一种意见认为， “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更美好”不是科学人生观。共产主义不是禁欲主义，为自我和为别人不是截然对立的，人考虑自我是正常的。人生的河流是由为自己和为别人等各种源泉汇合而成的，要承认为自我有存在的合理性。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发展的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还有一种意见赞成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认为人的活动首先是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满足别人。黄河本身必须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人民日报》适时地发表了评论 《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说这次讨论 “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感人至深”，局面才有所缓解。青年黄晓菊
“潘晓”是个笔名，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潘晓”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另一个是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 （现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祎。一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偶像，在人们心里崩塌了；以为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突然转向了。青年们有些发蒙，黄晓菊和潘祎也在这个群体中。那年，黄晓菊25岁，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一名女工。她中学时代曾遭校方批判，因为她喜欢看《简爱》和《红与黑》这样的外国小说，同学揭发她“看资产阶级黄色小说”。小伙子潘祎，则是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的二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格孤僻乖张，认为“上了大学又怎么样？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被《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联系在了一起。《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曾组织同事们调查，想要搞明白“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结果发现，“青年们很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关志豪回忆说。怎么办呢？《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提出，既然青年中存在普遍的人生困惑，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展一次讨论。于是，潘祎和黄晓菊进入了编辑的视线，并接受了约稿的要求。
1980年的黄晓菊
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编辑部决定，以黄晓菊的稿子为主，融合了潘袆的部分观点，由马笑冬修改后发表。文章的署名，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叫“潘晓”。在这篇文章里，“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文末，“潘晓”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北京及全国各地报刊，还有一些外国记者纷纷要求采访潘晓，都被谢绝了。在越炒越热的气氛中，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0年6月18日下午来到 《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汇报。他问杂志发行多少份？主编关志豪说：325万份。胡乔木说：“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在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舆论压力下，潘晓不得不露面了。经过编辑部仔细商讨，决定由黄晓菊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方式和观众见面，因为潘晓的文章是以女性身份叙述自己的经历的。8月20日，央视 《新闻联播》播出了“潘晓专题报道”。黄晓菊在电视上露面说：“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这句话一时广为传播。先是9月23日， 《工人日报》办的 “情况参考”刊登群众来信说，潘晓来信是 “有肉一块，蚂蚁俱来”，来信指黄晓菊 “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黄在生活中 ‘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 ‘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12月，华中工学院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指责这场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 “必须澄清”。
关志豪回忆， 1980年第12期的 《中国青年》不仅减少了讨论版面，而且宣布讨论就此结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 《中国青年》杂志因为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受到巨大压力和某些人的激烈指责，事情越闹越大，杂志社陷入了被动。这一年12月6日，杂志编委会向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 《检查报告》。《报告》说：“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杂志在1984年第1期发表文章，否定了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公式。陈志尚、金可溪撰写的这篇文章题为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文章前面加了 “编者按”。“编者按”说：“1980年 《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黄晓菊
潘晓讨论开展起来之后，黄晓菊结识了一个崇拜她的大学男生，两人结婚几年之后又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渴望学习的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通过考试进入一家研究所担任图书资料员，她对这里能够读书的环境很满意。但是， “不久，潘晓之事传入所里，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怪怪的。”黄晓菊后来写文章这样说。已经离婚的黄晓菊狠狠心，把3岁的儿子送进全托幼儿园，于1988年孤身南下，到海南、深圳“闯世界”。三年下来，当过记者，做过女佣，吃尽辛苦，所剩无几。1993年，她又回到北京，借钱开小店卖羊毛衫，经受了被人骗钱等种种惨境之后，终于凭着血汗拼搏，开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如今，她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了。出生于1959年的潘祎吃了大苦头。1980年春，经学校推荐，潘袆参加了 《中国青年》杂志的青年思想状况调查活动。他对人生问题的思索引起了马丽珍以及编辑部重视，他的观点被融进 “潘晓来信”之中。讨论开展起来之后，潘晓在一些人心中成了负面代表。1981年3月，学校以他的疾病为由，勒令其“自动退学”。潘袆在北京四处流浪，每天生活费只有6分钱。他一再要求复学，都遭到拒绝。学校一位干部告诉潘袆，处理决定是经过 “上边”批准的，想复学，不可能。想打官司就去找 《中国青年》杂志去打，是他们把你搞成这样的！此后，潘祎在马丽珍等人热心帮助下四处求职，在建筑工地打工，帮公司看大门，又进了卖大碗茶的前门联社当装卸工。1983年10月，潘袆因牵涉盗窃罪被捕，社会各界甚感震惊。最后，潘袆被判刑3年半， 1987年4月出狱。出狱后的潘祎认为“人生观大讨论”是自己的一场灾难。《中国青年》杂志社伸出了援手。在关志豪、马丽珍等诸多热心人帮助下，潘袆渐渐打开了求职的路子。1996年底，《中国青年》又搞了一个人生观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部专门请潘袆撰写署名文章《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章发表之后，潘袆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媒体采访他，称赞他的“复出”。黄晓菊近照
在“潘晓”声名最盛之时，每天都有人在工厂门口求见，要和她探讨人生，许多大学也请她去作报告。《中国青年》杂志把她调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后来她又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做图书资料员。后来，黄晓菊遭遇停聘，理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在民族所图书馆，我管订书刊报纸。他们订的都是专业类书籍，一天到晚就是来回抄。我就给他们订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些书我也爱看，这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吗？”1988年，黄晓菊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为了生存，她去了深圳找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小她四岁的丈夫离开了她。“那时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大院里聊萨特，就认识了。他父母是外交官，驻国外。我们俩恋爱，他父母不知道。等他们回来，我们已经订婚了，一听这事，就说不行。我们结婚，他家里什么都没给，觉得我们早晚得散。”“婚后没有房子，就只好住在我外婆家里我原来的闺房，生活很艰苦。我丈夫当时在化工厂上班，工资微薄。在这么块地方看小孩，鸡飞狗跳的，他特别苦恼。我对他说，你是男人，要承担责任。他就不高兴了：‘你怎么也这么庸俗？你还是‘潘晓’呢！怎么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结果是协议离婚。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我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衣服我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有的还是我自己裁剪的。有人看不上，我还会和人争论。”她的生意一直不大不小，这种状态延续到了今天。关志豪至今还在为当年的许多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而可惜，“人生观大讨论”休止后，六万多封读者来信都被焚毁。“这些信如果保存下来，将是研究青年思想史最好的资料。”如今回忆起那场大讨论，黄晓菊曾对媒体表示，“人们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思想讨论并不是要改变生活轨迹，却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更正与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