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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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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历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
作者：王健
是的，当咆哮变成正常分贝时，轻言细语就是怠慢，当山呼成为潮流时，沉默就是呐喊，当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颂圣时，歌唱爱情就是造反。
不是邓丽君在造反，而是偷听邓丽君就是一种反叛。
这种反叛，对于不同的人群，反应是不同的，底层，岩浆似在涌动，上层，内心依然纠结。
想当年，上海电视台一位女编导在电视节目中亲口讲述，说台里一个小年轻，每一次听到邓丽君的那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时，就泪如雨下。
歌声触摸到了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但又迎面遇到了体制坚硬的外壳，于是，喷涌和纠结，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一遍遍重演着，但结果是：邓丽君本人虽然从未能踏入内地一寸，可她的歌声却自由地荡漾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是邓丽君第一次面对内地媒体采访的镜头：
邓丽君的歌声就这样跨过大海、越过高山，像甘冽的清泉一样慢慢登陆小城、翻越田埂，一寸一寸蔓延着，涌入龟裂的缝隙，最终浸透整个干涸已久的心田。
中央电视台2012年11月30日，用“十亿个掌声·邓丽君”作为题目向全国播出了连续三期特别节目，开头是这样介绍的：
“唤醒了无数被禁锢的心灵”？唤醒！禁锢！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歌手，可以被这样评价？鲍勃·迪伦还是约翰·列侬？迈克尔·杰克逊还是猫王普莱斯利？人类所有过往的历史还能找得出第二个歌手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吗？
也许，邓丽君的歌曲并不深刻，但怎么就深深刻入了人们的心灵，这是为什么？
归根结底，是邓丽君的天资异禀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奇迹般地相遇了。
这片坚韧不拔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虽然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同样面临着从中世纪般的禁欲主义和铺天盖地的颂圣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紧迫历史任务；虽然没有产生但丁、达芬奇、伏尔泰和卢梭，但作为人性复苏和以人为本的历史补偿，邓丽君的歌声无意间促动了整个社会的革命性还俗。
把中国从造神运动中解救出来
如果真理标准讨论是一次顶层设计的思想解放，那么，邓丽君的歌曲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温柔革命。真理标准破解的是对个人不可置疑的迷信，邓丽君歌曲降解的则是对神灵不可遏制的迷狂。
如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耳朵来听这段无以伦比的歌，即便是深更半夜，你也可能会有一丝渎神的恐惧，因为，它应合了法国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所说的“声音政治”，在某些特殊时期，声音是用来颂圣的，铺天盖地的造神和与此相应的声音秩序具有严厉的宗教意义，甚至气息与声调也具有不容置疑的规定性。
音乐从来就不是滴血的祭坛，而是苦难灵魂的最后避难所。
邓丽君的歌声温婉地打破了原有的声音秩序，把对至高无上的个人膜拜，变成了对无数灵魂的轻声抚摸。虽然这歌声并不携带神圣性，但却是对曾经无所不在的神圣性的冲决。
在这片既缺乏宗教虔诚，又无处不在地充满狂热崇拜的大陆，被 “讨嫌” 地拼搭起来的语录歌和扬颂曲就像堆积起来的高大全的草垛歌舞场，竟然被一个小女子轻轻的气声一吹就倒。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瞬间。
真正的思想解放，不仅仅是白天轰轰烈烈的敲锣打鼓，更是午夜听曲时的泪如雨下和漫漫长夜中润物细无声的灵魂抵达。
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大众文化的崛起
1980年代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声与大众文化的利器——录音机奇迹般地相遇了。如果说，邓丽君的歌声是千年一遇的天籁，那么，随机便携、自主录制、自由播放则是万年一遇的人设。
麦克卢汉说，一切权力归根结底都是信息权力，那些拎着四喇叭录音机招摇过市的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手里闹哄哄的声响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邓丽君的声音竟然可以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撒播到四面八方。
这场“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究竟有多厉害？王蒙有一个比喻：“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
为什么？因为这块曾经封冻的大地上高扬着的是群体主义的旋律，扩音器里的宏大叙事怎会深切关注到“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真正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不是铁血，而是铁血后面的柔情。
正是邓丽君，那几乎贴在你耳边的呢喃软语，渐渐融化了封冻在你耳道内部的鲜红滤管，将生命最深处的渴望轻轻唤醒，把草根挺直向上的尊严慢慢激活。
邓丽君的声音让所有人知道，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是一个值得吟唱的美丽世界，在那儿，“每一个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
这块久违了的大地，竟然又飘扬起了爱情的圣歌，如此山崩地裂的改变，难道没有六百年前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禁欲中解放出来的那种痛快淋漓吗？
邓丽君歌曲不仅是启蒙，也是文革灾后的集体疗伤和补偿
白燕升的“四个没有”准确地刻画了邓丽君风格的底线。可在底线之上，行到水穷处，坐看邓丽君：娟秀端庄而不娇花照水、温润婉约却不弱柳扶风，空谷回音、幽兰一支，仿佛从遥远的《风》《雅》《颂》中走出，集三千年东方雅韵于一身。难怪黄霑会说邓丽君是中华文化的图腾，这与余秋雨讲邓丽君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也算是异曲同工。
1995年，5月8日，得知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后，中国当时最顶级的词、曲作者乔羽、谷建芬、王健、徐沛东夜不能眠，共同联手写下悼词发往台湾：“一个用歌声给人们带来温馨的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是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宣告冰川期结束，（1978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光明的中国》标题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是一个女孩用她温暖的歌声融化了北岛说的最后几块冰凌。
邓丽君的歌声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贝多芬的那句话：“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的音乐，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
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宗教，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怎样步履蹒跚坚持走过两千年的漫漫长夜；
人们应当庆幸，当我们《伤痕》累累、互相搀扶着走出泥泞时，邓丽君的歌声飘然而至，以便让受苦的人们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音乐，我把我的脸埋在你蜜也似的头发里 ”。
如果没有邓丽君，我们个人翻身的编年史是不完美的，如果没有邓丽君，冰雪消融后的改革开放是不完整的。
我们没有祈求上天，可上天把邓丽君赐予了我们，也许他知道，如果没有邓丽君，对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邓丽君的歌声是对苦难的均衡，邓丽君是对走出艰难时世的苦难民族的人道补偿。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如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卸职后所感慨的：“没有能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是一个遗憾”，张五常干脆直说“是人类的损失”。可是，毕竟邓丽君声音还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这块她魂牵梦绕的土地，在上层的纠结和默许中，无数善良的人们经过街角，听到邓丽君，禁不住慢下了脚步……
回顾那段感人的岁月：白天，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种思想解放；深夜，万籁寂静中在被窝里听邓丽君更是一种灵魂释放。这种“白天谈老邓，夜晚听小邓”的奇迹反映了一种空前的政治智慧，面对不同的声音，说到底，对邓丽君的宽松，就是对老百姓的宽厚。
邓丽君已经渐行渐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其他
80年代丨她的歌声，是对苦难民族的人道补偿
本文作者
王健，1970年从上海去江西插队农耕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上海师范大学。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创新教指委秘书长、上海市新闻传播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独创优势富集效应理论，主要著作有《让思想冲破牢笼》《非常规思维的力量》《超越性思维》《先者生存：优势富集效应》以及《王者的智慧》等。
原题
她引发了一场革命
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有些日子不同以往，总有些人令人难忘。
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是中国内地万类复苏的感人岁月，有一个声音恰逢其时，仿佛来自天外，久久回响在这片苦难和希望并存的大地上。
今天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声音也许再难产生当年的震惊，那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幸运地躲过了千万颗红心只能向着一个焦点的“扩音时代”，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艰难的“偷听时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的：
不是邓丽君在造反，而是偷听邓丽君就是一种反叛。
这种反叛，对于不同的人群，反应是不同的，底层，岩浆似在涌动，上层，内心依然纠结。
想当年，上海电视台一位女编导在电视节目中亲口讲述，说台里一个小年轻，每一次听到邓丽君的那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时，就泪如雨下。
歌声触摸到了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但又迎面遇到了体制坚硬的外壳，于是，喷涌和纠结，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一遍遍重演着，但结果是：邓丽君本人虽然从未能踏入内地一寸，可她的歌声却自由地荡漾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这是邓丽君第一次面对内地媒体采访的镜头：
邓丽君的歌声就这样跨过大海、越过高山，像甘冽的清泉一样慢慢登陆小城、翻越田埂，一寸一寸蔓延着，涌入龟裂的缝隙，最终浸透整个干涸已久的心田。
中央电视台2012年11月30日，用“十亿个掌声·邓丽君”作为题目向全国播出了连续三期特别节目，开头是这样介绍的：
“唤醒了无数被禁锢的心灵”？唤醒！禁锢！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歌手，可以被这样评价？鲍勃·迪伦还是约翰·列侬？迈克尔·杰克逊还是猫王普莱斯利？人类所有过往的历史还能找得出第二个歌手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吗？
也许，邓丽君的歌曲并不深刻，但怎么就深深刻入了人们的心灵，这是为什么？
归根结底，是邓丽君的天资异禀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奇迹般地相遇了。
如果真理标准讨论是一次顶层设计的思想解放，那么，邓丽君的歌曲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温柔革命。真理标准破解的是对个人不可置疑的迷信，邓丽君歌曲降解的则是对神灵不可遏制的迷狂。
如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耳朵来听这段无以伦比的歌，即便是深更半夜，你也可能会有一丝渎神的恐惧，因为，它应合了法国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所说的“声音政治”，在某些特殊时期，声音是用来颂圣的，铺天盖地的造神和与此相应的声音秩序具有严厉的宗教意义，甚至气息与声调也具有不容置疑的规定性。
音乐从来就不是滴血的祭坛，而是苦难灵魂的最后避难所。
邓丽君的歌声温婉地打破了原有的声音秩序，把对至高无上的个人膜拜，变成了对无数灵魂的轻声抚摸。虽然这歌声并不携带神圣性，但却是对曾经无所不在的神圣性的冲决。
在这片既缺乏宗教虔诚，又无处不在地充满狂热崇拜的大陆，被 “讨嫌” 地拼搭起来的语录歌和扬颂曲就像堆积起来的高大全的草垛歌舞场，竟然被一个小女子轻轻的气声一吹就倒。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瞬间。
真正的思想解放，不仅仅是白天轰轰烈烈的敲锣打鼓，更是午夜听曲时的泪如雨下和漫漫长夜中润物细无声的灵魂抵达。
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大众文化的崛起
麦克卢汉说，一切权力归根结底都是信息权力，那些拎着四喇叭录音机招摇过市的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手里闹哄哄的声响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邓丽君的声音竟然可以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撒播到四面八方。
这场“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究竟有多厉害？王蒙有一个比喻：“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
为什么？因为这块曾经封冻的大地上高扬着的是群体主义的旋律，扩音器里的宏大叙事怎会深切关注到“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真正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不是铁血，而是铁血后面的柔情。
正是邓丽君，那几乎贴在你耳边的呢喃软语，渐渐融化了封冻在你耳道内部的鲜红滤管，将生命最深处的渴望轻轻唤醒，把草根挺直向上的尊严慢慢激活。
邓丽君的声音让所有人知道，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是一个值得吟唱的美丽世界，在那儿，“每一个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次流泪也都是头一遭”。
这块久违了的大地，竟然又飘扬起了爱情的圣歌，如此山崩地裂的改变，难道没有六百年前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禁欲中解放出来的那种痛快淋漓吗？
邓丽君歌曲不仅是启蒙，也是文革灾后的集体疗伤和补偿
白燕升的“四个没有”准确地刻画了邓丽君风格的底线。可在底线之上，行到水穷处，坐看邓丽君：娟秀端庄而不娇花照水、温润婉约却不弱柳扶风，空谷回音、幽兰一支，仿佛从遥远的《风》《雅》《颂》中走出，集三千年东方雅韵于一身。难怪黄霑会说邓丽君是中华文化的图腾，这与余秋雨讲邓丽君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也算是异曲同工。
1995年，5月8日，得知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后，中国当时最顶级的词、曲作者乔羽、谷建芬、王健、徐沛东夜不能眠，共同联手写下悼词发往台湾：“一个用歌声给人们带来温馨的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邓丽君的歌声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贝多芬的那句话：“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的音乐，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
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宗教，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怎样步履蹒跚坚持走过两千年的漫漫长夜；
人们应当庆幸，当我们《伤痕》累累、互相搀扶着走出泥泞时，邓丽君的歌声飘然而至，以便让受苦的人们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音乐，我把我的脸埋在你蜜也似的头发里 ”。
如果没有邓丽君，我们个人翻身的编年史是不完美的，如果没有邓丽君，冰雪消融后的改革开放是不完整的。
我们没有祈求上天，可上天把邓丽君赐予了我们，也许他知道，如果没有邓丽君，对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邓丽君的歌声是对苦难的均衡，邓丽君是对走出艰难时世的苦难民族的人道补偿。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如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卸职后所感慨的：“没有能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是一个遗憾”，张五常干脆直说“是人类的损失”。可是，毕竟邓丽君声音还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这块她魂牵梦绕的土地，在上层的纠结和默许中，无数善良的人们经过街角，听到邓丽君，禁不住慢下了脚步……
回顾那段感人的岁月：白天，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种思想解放；深夜，万籁寂静中在被窝里听邓丽君更是一种灵魂释放。这种“白天谈老邓，夜晚听小邓”的奇迹反映了一种空前的政治智慧，面对不同的声音，说到底，对邓丽君的宽松，就是对老百姓的宽厚。
邓丽君已经渐行渐远：
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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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音视频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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