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 | 张亦峥：正黄旗出身的海淀嘟哥沉浮记

作者简历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海淀嘟哥沉浮记

作者 ：张亦峥

海淀嘟哥是我们院儿孩子对他的称谓。在我们院儿孩子的流行语中，嘟哥就是大哥的意思。海淀嘟哥就是海淀大哥。

海淀大哥姓李，全名李京河。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在班级里坐我后桌。刚上中学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崔老师封我代理班长。说是代理两周左右，直到正式选举那天。如果同学选我了，我就不用代理了，转为正式班长；如果选了别人，我下台，也不用代理了。我记得还没到两周，班主任就根据我实在太不是玩意儿的表现，中止了我的代理班长身份，组织全班选了位闫姓同学当班长。用那时的话说，就是罢了我的官，众望所归。

众望所归显然没有包括我后桌的李京河。因为，此人竟然在我撤职查办若干天后，还叫我班长。那种感觉于他说来真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就纳闷了，我真当班长时都没人叫，不是班长了，他却叫，这不是起哄架秧子吗？他却说，我选的是你，不是那个闫同学，所以，你还是班长。至少是我的班长。我心说，还有这种人？便由此对他肃然起敬。并不是因为他选我当班长，而是那种固执己见。因为有时候，固执己见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为他人左右，这正是我们那个年代少有的。就尤其值得我这种随大溜的人敬佩。

于是，在此后近两年的中学生活中，我们俩狼狈为奸，调皮捣蛋，一唱一和，很让我们换过的几任班主任，个个伤透脑筋。

后来到了史无前例，我们都不大上学了。再后来，我就跟院儿的孩子们玩儿开了，玩儿大了，玩儿野了。一天后海、前门、东四、东单地蹿，李京河也就淡出了我的生活轨迹。我几乎忘记了还特么有这么一个好哥们儿呢。直到1970年的冬天，我们在海淀南大街上不期而遇。

相逢的那种感觉，就像电影里的两个革命党，相互间都找到了组织的兴奋加喜悦。他领着我去了位于苏公家庙胡同20号的他家。那是那个年代，北京胡同常见的那种破败的四合院。灰暗的院落里，勾肩搭背着一堆抗震棚或者小厨房，争先恐后地昂着它们丑陋不堪的脑袋，让你几乎避之不及，无从下脚。我上学时就去过他家。好多年后，已然没了一点儿当年那个整洁生动的院落的影子。不过，他妈妈竟然还认识我，还像当年那样真实。留我吃饭就一句话。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假客气。如果是假客气，我要是真留下来，后果肯定是让双方都很尴尬。李京河就出门去打酒。回来以后，像酒馆里那样，把酒倒在一个酒壶里，盛一茶缸热水烫上。

我们喝着酒，就说起了彼此这些年的情况。我这才知道1968年夏天，他就去了内蒙古突泉插队。他说，插队前曾找过我，可是没人告诉他，我去了哪儿。我说，那时候，我正在学习班关着呢。你到哪儿去找呢？他说，要不，咱们也许能一起到突泉插队。我说，没这戏。我就没想过会插队。他说既然插了队，就想开点儿。不会总在农村铲大地。我说，当然不会。我一天都不愿意铲大地呢。反正，那天我们说了一大堆没一点用处的屁话。

后来，我回山西了。我们就有了通信联系。他来信告诉我他们那里已经开始招工了。既然招工有了动静，就快了，不管是谁走，他都高兴。就像是排队，前头走的越多，离他不是就越近了吗？年底，他说他已经去了突泉的煤矿。下井。背煤。就一煤黑子。虽说是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但却见着人民币了。人民币比太阳更重要。他说，等我们再见面时，就不必去三角地的小酒铺了，就海顺居，就广州餐厅，就丰泽园，就萃华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啦您哪。我立即把这个天大喜讯告诉了张放。还五音不全地唱了几句《北京的喜讯到边疆》。张放听了笑，说，应该是边疆的喜讯到高原。又说，咱甭丰泽园、萃华楼了，先海顺居红烧海参吧您哪。

冬天回到北京时，我去他家，他却没回来。我们一大帮子破落子弟，就只能天天泡在纯纯家。魏老太公（我们对纯纯爸爸的尊称）要是没让那些混蛋带走交代问题，就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讲历史，讲文学，讲日语的正确发音，甚至，还一本正经，以鼓励为主地评论我们胡乱涂抹的诗词。魏老太公从来不认为我们是坏孩子。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你们都是些好孩子，要不是这个……这个……你们现在就都教室大院儿坐着听课呢。教室大院是一个用许多的青砖教室围拢起来的巨大院落。院子的中心是长满茂盛花草树木的花园，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核心区，更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可是，如今哪儿还有什么教室大院啊！

魏老太公要是被混蛋们带走了，我们再来纯纯家，就总会被小脚侦缉队骚扰、跟踪、偷听或者直接报告管片警官，那警官就会找上门来盘问，回北京干什么来了？肿么又回来了？还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吧！结语就是马上买票走人。这种处境让我们非常烦恼。东躲西藏的总不是办法。我就不时去李京河家打探，看他回来没有。

直到过了元宵节，他才回来。我们就去了他家。他妈妈一见，我把这么多一身板蓝的小子领到她家，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安和不满，她忙不迭给我们沏茶倒水。那时，人常说“一身蓝讨人嫌，一身灰警察追”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李京河呢，就把成条的春城或者大前门拿出来，扔到床上，供大家无休无止地吞云吐雾。

我们院儿这帮落魄子弟，想不到在海淀街上，竟还有把他们奉为上宾的去处，竟有如此仗义之人，立马异口同声称他海淀嘟哥。于是，我们就来个战略转移，把根据地从纯纯家转移到海淀嘟哥家了。那年头，谁肯接纳我们这样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混小子呢？但他和他的母亲接纳了我们。

那个春天，于我说来真是少有的快乐春天。我们抽烟，喝酒，打牌，聊天。嘟哥见我们胡乱诹的诗词，说好是好，可是总不那么平易，不如现代诗好。他说，不知道你们读过《茨岗》没有，说他们那儿的知青都喜欢普希金。还有他的《叶普盖尼·奥涅金》。他说，不如我们合作，写一首中国的现代长诗该有多他妈震（那时候，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长诗被禁，王书怀的《张勇之歌》和高红十执笔的《理想之歌》还没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嘟哥插队那地方有许多高67高68的。近朱者赤，难怪他学问非比往常。于是，我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写了一个长诗《蛮荒之歌》。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林中的小路伸向哪儿？是不是自由的地方……嘟哥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独特，太震撼了。

接下来的几个冬春时节，我们院儿这帮破落子弟没事就泡在他家。我在与不在，都不影响他们在一起玩乐。那两年，北京家家户户又兴起了做沙发。嘟哥就拎了把板斧，一不用锯，二不用刨，就凭一把板斧，哐哐哐，一通狂砍，做起了沙发。不等他做成，我就回了东北。他又转移到张放家继续操练。后来，又转战我舅家做沙发。我舅当年七八十岁的人，原先是哈尔滨中苏友协的什么管事的，也跟着我们一口一口，嘟哥嘟哥地叫着。我回北京见到我舅，问他家的沙发是嘟哥板斧劈出来的吗？他笑笑说，也是也不是，算是我们合作的吧。最后，我们这几家的沙发做成没做成，我不大清楚，但我清楚，每回他来做沙发，各家各户的酒他是一点儿都没少喝。

1978年上学以后，我就渐渐没有了时间。我的时间并没有多少是花在学业上，差不多都给写那些无聊的小说而废掉了。然后就是参加工作，更是身不由己，况且我工作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哈尔滨，我们之间就几乎断了联系。直到1992年，我搭上知青返京的末班车，调回北京工作。

安顿好，我便去了苏公家庙胡同20号找嘟哥。多年不见，嘟哥显然已经乘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快车。一身藏青色料子西装，雪白的衬衣领口打着金利来领带。我这才知道，他早就回了北京，先是在一家运输场开车。后来就承包了这个场子的一个车队。大大小小的也成了一个什么“总”，也给自己配上了一个专职司机。我跟他说，你自己本来就是开车的，干吗还要配上个司机呢？他说，这你就不懂了。我开车和他开车，是两回事。出去办事，老总亲自开车，你让人家怎么看你。你是真总呢，还是假总？连个司机都没有！切！

他掏出的香烟，可能早就不是春城大前门之类了，换上了红塔山、三个五。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是股市里的事。我不懂股市。他说，简单。就俩字：捞钱。说着往上衣里兜里塞了一捆钞票，说出去喝点儿。我说，喝点儿，也用不了一捆哇。他说，出门不带上万八的，心里就不踏实。我说，我这辈子虽然没什么钱，但该花时也没觉着缺过，可像你这般财大气粗还真是少见。他笑笑，说，人要是来了财运，挡都挡不住啊。

那餐我们还叫上念书时比较说得来的一个同学。去的是中关村一带的很土豪的一个餐馆。当时的炸蝎子是两块一只。他说，先来上一百只。我好说歹说，才减到六十只，一百二十块钱。相当我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他见我们不动筷子就说，你们倒是吃啊，大补呢。他还要了许多别的菜，但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吃蝎子的样子，轻车熟路，贪婪而酣畅淋漓。

那天喝的是汾酒，因为我跟他说，我不喜欢曲香型的。他说，那就随你。喝起酒来，他的话自然也多起来。他告诉我，他也算是“先富起来”的那拨人中的一个。好几年前，就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出入被人们称为高消费场所了。我说，脸不变色心不跳你给用到这儿啦。他说，脸不变色心不跳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我说，这短语的出处和你的及时行乐可是两回事。他说，反正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

他说，他已经懒得去歌厅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一去歌厅，一群小姐就挨个儿往他身上扑。打都打不走。有天晚上，有个小姐陪他跳了几场，他懒得掏钱，就撸下手上的戒指给她当台费，谁知小姐没接住，掉到地上。舞池子里黑灯瞎火的，又拥满了旋来转去的男男女女，那小姐撅个大屁股在人家脚底下，东摸西摸，也不怕让人踩着。他烦了，就说你别现眼了，我这儿还有一个，你拿去就是了。这小妞一蹿多高，抱着他脖子就往脸上啃，还没完没了地说“大哥真爽”。他说什么大哥？我够得上当你爸！这么着，他浑身都不自在了。身边是有别的女人了。可他没了激情。当年，他在内蒙古插队时，碰上个女知青，就能心跳，怦怦地跳。“可这会儿，激情和青春一样，一去不返了。你就是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青春。我真够可笑、可悲的。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寻找青春的感觉。可那不是。最多算是性欲。性欲和爱和青春是两回事”。

我跟他说，没钱不成，但钱太多也未见是好事。

他说，切，还是钱多好。当年咱没钱，俩人喝酒就只能买一个松花蛋。后来有钱了，我一下买了二十个，末了能把松花蛋吃出了鸡屎味儿。可下回我还是买二十个，吃十个，扔十个。不吃油条吃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几天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在双榆树一个什么饭庄，班上同学聚聚。我要是嫌远，他可以派他的司机去单位接我。我说不用。到了地方一看，都是跟我们比较近的同学。我知道，他这是在给我接风。餐后，服务员又推来一套唱歌的劳什子，还真有人吼了几嗓子。

又过了两年，他又在黄庄的香港美食城订了个包房。又是这些同学。吃的比那个什么饭庄更上档次。我想他肯定是发大发啦。他很少吃什么，也很少说话，就是看着大家吃。他见一盘基围虾下去了一些，就又叫来了服务生说，这个再来一盘。我说不用了吧，这么多菜呢。他说，不是都喜欢吃这个吗?

后来我想，他就是希望我们多吃点儿多喝点儿。可是，当时，却感觉他有股子居高临下的派头。我倒无所谓。怕那些同学们心里恐怕会有点儿不舒服。这以后，就再也没接到他请吃饭的电话。我去他家。说起怎么不聚了？他就说，给他们电话，都说忙。难道我就不忙吗？那感觉就像是他花钱请大家吃饭，是多大过错似的。

又过了一两年，就完全没了他的消息。我去他家找。他家的房子都拆光了。那条胡同也没了。又过了几年，他家那一带成了新中关大厦和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区。他和所有我认识的人都中断了联系。

我曾多次打听，寻寻觅觅，却不知所踪。

2016年，一个同学告诉我，李京河找到了。我说在哪儿？他说好像是在上庄一带租了个房子住。我想不明白，也是“先富起来的人”中间的一个，怎么到了暮年，弄得连个窝都混没了呢？就迫不及待想见到他。还好，他还有个电话。但电话号码早就不是我熟悉的1390了。他显然没有想到，给他打电话的是我。于是，我们说好次日在天坛东门见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个呷哺呷哺，还挺清静的。

坐在那个没几个食客的呷哺呷哺，我打开一大瓶二锅头。我问他这个行吗？他说行。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常说的，不怕没钱，就怕没见过钱。他就属于见过钱的那种。所以，我才敢用我的最爱二锅头来招呼他。

他说，我们别后的这20年里，他又结过两次婚。我说，那就是三次了！你有过三个老婆！而我到现在就一个老婆。他说，你又拿我开涮。我说，怎么是开涮？顶多算是羡慕嫉妒恨。他说，现在都离了。不过三个老婆对他都还不错。每回离婚都是他自己要离的。三个前妻，一人给他生了个儿子。我说，后来再也找不到你了。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想做一次大的，家当全押上了，结果，瞎了，破产了。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了我正黄旗的出身了。

我说，就因为你破产了，就不愿意见同学了？他说，人嘛，享多大福，你就得预备遭多大罪，你不能总在高处待着不是？待过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得了，你就不冤。我不是不愿意见大家，是怕结账的时候，我忘了我现在的模样，再喊声埋单，可一摸兜儿，钱没了，丢不丢人？

我说，丢屁人！在我眼里，你还是当年的模样。

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很在意我的出身。我年轻时，不是讲究血统高贵吗？我这血统算得上算不上高贵？可我哪儿敢说呀，说了还不就地打死？现在，我敢说了，可这除了我这聊以自慰的高贵，还有屁用！

我说，真没想到你还在旗，而且还是正黄旗。若在前清也正经是皇族，铁杆庄稼吃俸禄的呢。无怪小时候去你家玩儿，你妈妈那么多礼数呢。家里再紧，面子上也要过得去。

他说，我有不少朋友同学，我妈就喜欢我跟你玩儿。其实你好吃懒做，也不是只好鸟。

我说，可这并不妨碍我在另一些人的眼中，闪烁着更加光辉的形象。

他说，另一些人是哪些人？

我说，比如你。

他就笑起来。笑得很敞亮。

我们又自吹自擂了一回。他说他退休了，一个月三几千块钱的养老金。要跟过去比，不过一顿饭钱而已。可今非昔比，他就凭这三几千块，还得养小儿子。小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儿子他妈总想帮衬，但他说，你拿来的钱，我一分不会花，全给儿子攒着。儿子工作了就交给他。

我心说，还他妈是条汉子。铅华尽洗，繁华散尽，才见硬汉本色。前两天看网上新闻，说北京人平均月薪一万多，要想活得滋润，月入就得三万。他不过只有“滋润”的十分之一，却也能从容不迫地面对。这恐怕也算是境界的升华吧？

这年春节，我和我弟去看他。顺便送他一本我和朋友刚出版的小说。他看看封皮说，还是国家级出版社呢。我真没看错你。后来，我们去了西二旗的一家卤煮店。要了一锅卤煮外加一斤大肠。吃起来齐声直叫香得很。我就想起当年我们在中关村的那家土豪店里，他狂吞炸蝎子的情景，起起落落，就特么是一场梦。梦醒了，想再回到梦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比如他，在时代大潮狂涛翻卷中，先是翻上浪峰，再是卷入谷底，有浮有沉，他这人生也算是苦辣酸甜都尝遍了。但尝遍者众，能从容面对者寡。换作是我，我不知道我能否像他一样。套用范希文的名言：不以山高，不以谷低，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2017年底。班上的同学在一个叫汇贤府的餐馆小聚。

结账时，AA制。

我想起从前同学聚会，或者我跟嘟哥一起吃饭饮酒，散伙前，总是他一招手，叫一声：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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