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赵林：百年之后，我们仍需睁眼看世界

学者简历

赵林教授

赵林，1954年出生，北京人，武汉长大。1973年到湖北襄阳插队，1975年被武汉市煤炭公司招工回城。1978年初考入武汉大学，苦读10年，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二级教授，国家教学名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

原题

百年之后

我们仍需睁眼看世界

西方文明最强大的根源，其实是基于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和奋斗精神，以及从古希腊文明承袭下来的科学理性主义。

1840年英国用大炮强行打开了国门，搅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更为悲哀的是，大清之后进入了更黑暗的军阀时代，因此也有了悲哀的结果：取代落后和野蛮的，往往是更加落后和野蛮。

从那时起，一个疑问就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心头——西方为何能从蛮荒之地兴起，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演化出现代文明并扩展到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早熟，但后来被西方超越的东方大国，国人开眼看世界，却往往习惯了“从中国看世界”，而不是周有光先生说的“从世界看中国”。

因此尽管中国早已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大潮中，但百年之后，我们仍需重新睁眼看世界。

比如中国人看西方文明，往往更习惯读西方人写的书，从“西方看西方”，从汲取知识的角度，固然无可厚非，但无论洞悉中国与世界的走向，还是自身转型向何处去的历史大哉问，更重要的都是要带着问题意识去看西方文明——

中西方文明究竟为何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发展轨迹，换句话说。这场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又是如何诞生的。

而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一上来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就抓住了中西方分野最关键的三个关键节点——

即文明的演进（5000年前），信仰的确立（2000年前），理性的崛起（500年前）。经过赵林老师这一中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的串联，即使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再熟悉，也能从中收获全新的意义。

文明的演进：在“他者”中确认自我

西方文明悠久，从不缺精彩的故事，今天的中国人随口就能讲出一大串西方历史中的人物：

——希腊神话中性情奔放的宙斯、为了解救人类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亚历山大；被元老院谋杀的凯撒......

但是，读历史如果仅仅只停留在故事层面，便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是什么”的迷恋，遮盖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本质。

读历史的关键，并不在记住了多少故事，而在于是读出了历史的新意，是否读懂了历史的关键脉络。

赵林对西方文明的演进，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研究方法：

当其他学者都在纵深上研究历史与今天发展脉络时，他却将各个古老文明横向对比，以此确立让西方文明得以成为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

因为他认为，定义西方文明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在他之外的"他者"——正是西方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差别，反过来定义了西方的本质。

在《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一书，赵林将人类的五大母体文明与其派生的子文明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学比较。

在更大的视角之下，西方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为清晰，也在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中，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西方文明的演化，其实是一场通往现代的接力赛，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棒古希腊摸索出了方法、第二棒古罗马探索出制度、而第三棒基督教给定了价值。

因此，西方文明底层系统的复杂多元，使西方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演化逻辑。

这样的研究，即便是在一向以宏观视角著称的西方学者中，也堪称大手笔。

信仰的确立：契约精神的来源

提起基督教，国人大多会想到黑暗的中世纪、被烧死的布鲁诺以及他背后代表的被基督教压抑的科学精神，仿佛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毒瘤。

这可能是国人对西方最大的误解之一。

赵林认为，就像儒家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伦理精神一样，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也一起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两极。

无论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还是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来自于上帝的智慧——“耶路撒冷的智慧”，基督教重塑了西方文明：

超越国家的宗教纽带：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信仰与道德的智慧，它弥补了理性无法解释的道德从何而来的问题，它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生活。

保守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法律、行政手段、到哲学、语言、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照单全收，并把它们传授给了野蛮的日耳曼人——蛮族的武士逐渐成为绅士与骑士。

新教伦理：中世纪结束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基督教打破了狭隘的宗教观，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赚钱不仅不丢人，更是在荣耀上帝。新教的财富观是“努力赚钱、不断省钱、积极捐钱”

不了解基督教——包括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宗教文化形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正如赵林老师在《天国之门：西方文化的精神》一书中指出：

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系统，建立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之上的一套价值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的肌躯、筋骨和血脉之中。

它的原罪意识、救赎信念、天国理想、契约精神等等，已经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衍生出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识、法制观念、社会理想和民主制度。

理性的崛起：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理性在今天是一个很时髦的概念，当我们批评一个人思维混乱时，会说他没有理性；在赞扬一个人头脑清晰时，会说他具有很高的理性精神。

虽然我们频繁地使用理性这个词，却并不真的理解何谓理性、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于一个民族有什么影响。

而赵林在《走向理性》一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根本分野，就在于理性的分野。

他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是一种实用理性，适用于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以及处理人际关系，最后结出的果实往往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而西方人的理性精神，却在古希腊哲学的思辨理性和宗教的非理性之间挣扎徘徊。

当基督教的非理性精神强大到开始压迫西方人的理性精神时，文艺复兴爆发了，蓬勃的欧陆启蒙运动也开始了，西方就这样走向了现代化进程。

今天我们谈到西方文明时，总觉得他们的强大来自坚船利炮，来自他们的工业制造能力、他们的金融系统、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但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

正如赵林所说：“西方文明最强大的根源，其实是基于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和奋斗精神，以及从古希腊文明承袭下来的科学理性主义。”

赵林教授

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

黄仁宇曾说：研究历史的人有三种境界，前两种是工匠和技师，最后往前进一步就是思想家。

而其中的区别，正是是否带着对时代的思考与问题意识。当下涉及西方文明的书早已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经典巨著。但生活在中国，要了解西方，就不得不读中国思想家专为中国人写的“西方文明史”。

这套“西方文明三部曲”并非一套面面俱到的通史，作者抓住了西方文明演变路径中最关键的三个节点——既有宏大的全局，又能看到西方文明演变中种种生动的细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依次铺展开来。

有一句话曾在武大流传：“没听过赵林老师的课，等于没上过武大”。再艰深的问题，他笔下也能深入浅出，变得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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