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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陈晋勇:改开时代首批选调生的人生履历​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晋勇,1956年出生,1982年1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原山西省晋城县工作。历任团市委(县级市)副职、乡镇党政正职、区(县级)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曾任山西省七届人大代表,四次担仼晋城市(地级市)人大代表。


原题
回想1977年高考



作者:陈晋勇


1977年的高考,是党中央果断结束十年文革动乱后的第一次高考,也是我国高考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考,更是全国千万青年命运改变、人生转折的高考。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让我有幸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并有幸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从而成为山西大学校园内的一名学子,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四年大学学习生活。


一、参加高考

1973年和1974年,我在晋城一中高中56班上学。那时,文革高潮虽已过去,教学秩序虽已恢复,但学制缩短、课程简化,已不能和过去的高中相比。好在晋城一中作为山西名校优质教学资源还在,学校和老师也能秉承优良传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数理化教学还是“两胡一黄”(胡敬虞、胡荣绵、黄克伦)三位有名老师,语文、政治和英语老师也没有大的变化。历史老师苏仁娜(内蒙古人,蒙古族)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和爱人安徽人郝勤章都是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晋城一中。苏老师为人和善,历史课讲的好。郝老师水平高,后来担任了多年晋城一中校长。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晋城一中,云集了一批五六十年代名校毕业的教师。这批教师让晋城一中在文革前有了很高的升学率,有了山西名校的名声。

我在晋城一中期间,除了政治和历史两门课需要服从政治(如历史课的批林批孔)外,全校的整体教学和学习风气还算正常。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各位代课老师用力讲课的动人情景,清楚地记得班主任老师对全班学生的真诚勉励,更清楚地记得多数同学重视学习、追求成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氛围中,我度过了难忘的两年学习生活。虽然离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很大差距,但也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高中毕业合照,四排左一为作者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了。抱着不久的将来成为一名正式工的梦想,我走进了一家晋城县新成立的手管局下属企业——无线电厂。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开始在街面门店学习半导体手音机维修,后来又在厂里车间从事电子产品外壳加工,同时还兼任了一年时间的采购。

由于厂子很小,高峰时也不足百人,我又是第一批进厂的人员,厂长李大旦把我当作骨干对待,一些外出开会和采购物资的事给我安排的不少。我曾两次到太原参加省厅召开的行业会议,与厂里一位同事先后到过阳泉、石家庄、河北正定、北京等地出差。

去北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下旬,那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10月24日那天听说“四人帮”要游街,北京熟人带着我俩冒雨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结果虚惊一场扑了个空。后来看到了一支队伍敲着大鼓在王府井大街游行,路边的人说是外交部长乔冠华带着队,是真是假因人多拥挤我也没看清楚。我一个毛头小伙在当时能够东跑西跑心里确有几分惬意,但好景不长到1976年底的时候,我们这批工人被告知没有转为正式工的希望,因此我为厂里奋力工作的热情顿时冷了下来。

在无线电厂当正式工的梦想破灭后,我又在一家颇有名气的社办企业——钟家庄公社农机厂找了一份汽车维修的工作,确定的目标是将来手握方向盘,当一名汽车司机。在这家工厂的汽车队,我的工作是在师傅的带领下,对队里的四辆大卡车进行维修。师傅从最简单的换轮胎教起,然后是研磨引擎气门,查看底盘,检修电路等等,快一年时间了才让我上车学习驾驶。而这个时候,我却因为考上了大学不得不离开了。

准确一点讲,十年文革的历程,就是我上中小学的过程。十年文革对我的中小学教育造成的影响不小,但庆幸的是我从小还有一个爱看书的习惯。

我在小学四年级时爱上了地理,这一爱就爱不释手,直到今天仍是我的所爱。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千方百计购买、收集地理书籍图册。从初中同学张伟业家楼上收寻了一堆人家不要的地理填充图,回到家里不厌其烦地往里面填写内容;从书店买了十六开本的美国经济地理,那本书里己经有了高速公络和立交桥的图片;从父亲单位县教育局的教研室找了几本旧版的中国、苏联和世界地图册,然后着迷地拿着尺子测量一些国家的铁路长度,仔细地数着莫斯科等铁络枢扭城市有几条铁路叉出。

同样是在小学四年级,我看了第一本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书中的精彩内容把我吸引,从此又开始了一个借书买书读文学名著的历程。特别是在开始痴迷小说的几年时间里,手里常常捧着一本书不肯放下,经常挑灯夜战熬红眼睛被母亲责备,说肯定把眼睛看坏了,即使这样仍然“恶习不改”。其实到现在我的视力依然很好,2016年体检双眼还是1.5,给我开车的司机却是1.0。

那时的文化人茶余饭后喜欢谈论《参考消息》,受此影响我又喜欢上了国际政治。上初中时父亲一位朋友修房让我去当小工,晚上宿在他家楼上多日,楼板上一大堆旧《参考消息》让我看了个够。后来父亲订了《参考消息》后我们就有了约定,他在单位先看,拿回家里我后看。上初中时我还用攒的钱买了几本国际时事专辑,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在高中和工厂期间,我经常“高谈阔论”学到的知识和了解的新闻,因此让大家给起了个“外交”的绰号。可以这样说,这些爱好的确使我增加了学识,扩大了知识面。

1977年10月,我和农机厂工人在公社水利工程工地劳动,一天晚上坐卡车进城看戏,恰好停电去见父系,得到了恢复高考的准确消息。父亲还说帮我请假以便回来作复习准备。当我和高中同学酒国平28日回到城里时,才真正感受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大地,搅动着广大青年的心。他们奔走相告,热烈讨论,都想一试身手。受这种氛围感染,我也进一步坚定了试一试的决心。

在报考方向上,父亲与我出现了不一致。他让我报考中专,认为这样把握大些。大妹妹听话,按父亲的意愿报了中专(考上了)。我综合分析,权衡利弊,认为还是应该报考大学。我觉得自己高中毕业生报中专有点不好看,而考不上大学却不一定丟人,这其实是有面子思想作怪。从自己的特长考虑,也的确觉得报大学比较合适,因此最后决定报大学文科。报考方向确定后,接下来就该借书了,这自然想到了母校晋城一中。有晋城一中这座学习宝库,有那么多考生在收集复习资料,这为我做这件事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我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把复习资料准备好,然后进入了紧张的学习过程。

当复习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考试推迟的好消息,真是天遂人愿。这样算下来,我的复习时间就有了35天。在屈指可数的有限时间里,可以说我是“黑白颠倒”,夜以继日。我根据需要复习的内容精确分配时间:初中数学一天一本,高中初学两天一本,这己经占了12天;政治题准备了200道,要全部背下来;语文课本占几天,历史复习再占几天......;自认为地理有底功,不需要复习,临近高考,觉得还有点时间,于是拿了个小饭登坐在炉台上翻了一上午。

在紧张复习的30多天里,我每天晚上睡的很晚,睡眠时间少的可怜,实在困的不行了,就把脑袋往冷水盆里浸浸清醒一下。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学习强度过大,复习到第二十几天时,突然掉起了头发,而且掉的很多,洗头时盆里漂浮一层。高考结束后,干脆理成了光头,终于止住不掉了。上了大学半年后又开始掉了,再未停止,直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紧张的复习阶段过后,终于迎来了12月5日的高考。12月5日、6日的高考,文科考场设在晋城二中。天气很冷,但考生们的心却是热的,坐在我右边的女孩甚至紧张的不得了,轻轻自语听不清她说的什么。开场时我的手指冻的有些发麻,到最后手心却渗出了汗水,全是紧张做题造成的。两天时间很快过去,四场考试全部结束。自我评估,与其他考生对照,总体感觉不错。其中有两道题让我比较高兴,一道是“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作文题,复习作文对类似主题有涉及,一些素材可以用上。另一道是“三元里抗英”古文题,临考的前几天刚看过这篇古文,考试恰好出了这道题。

耐心地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初选通知下来了,我在其中,自然非常高兴。开始体检身体,填报志愿。这时候有点犯愁,按照我的意愿,想报地理专业,但地理系在临汾山西师范学院,觉得学校不太好。县教育局一位老师根据我在初选名单中的排序,建议报南开大学世界史,我又担心报高了不能录取。经过反复考虑,第一志愿报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第三志愿师范学院地理系。又焦急地等了一段时间,正式通知书下来了,我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可以想象,当时的心情有多么高兴,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全家兴高采烈,高中同学祝贺,在我的住地周围造成了不小影响。


二、我的大学

1978年3月18日,我走进了山西大学的校门。欣赏着整洁漂亮的校园,享用着天天有肉的饭菜,感到山西大学的一切都很美好,真庆幸自己考上了这所省内最高学府。上课以后,老师讲课的情形又让我很受感动。历史系是山大名系,知名教授学者很多。高考制度改革激发了学校和教师的教学热情,他们迫不急待地想把知识传授给我们这些考上来的学生,迫不急待地想把我们培养成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课程的增多,我越来越感觉到了学校、系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老师们高超的教学水平。在历史系几年的时间,崔凡芝、程人乾、罗元贞、梁鸿飞、任茂棠、郝树侯、金嗣焜、江地等多位老师,王成美、刘书礼几位系领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至今难忘。

与老师对应的是勤奋学习的学生。七十多位年龄不一,经历各异的同学,被压抑的求知欲望开始迸发出来,读书改变命运的火焰在心中燃起。每个人都把学习当作第一要务,人人都是学习的“拼命三郎”,大龄学生的学习精神丝毫不输年纪小者,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室以及校园里,到处都是同学们学习的身影。

浓厚的学习气氛感染着我,艰巨的学习任务推动着我。我和全班同学的心情一样,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同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在时间安排上,我紧紧围绕学习计划,上课认真听讲,做好课堂笔记,课后及时消化学习内容;早晨在校园里背英语单词,晚上到阅览室继续充电。临近期末考试,加大力度复习,确保能考出满意成绩。在学习方法上,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慎重“初战”,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看哪门课程比较薄弱,在下个学期要纠正过来。以此类推向后延伸,保证每门课和每个学期的学习质量。利用课间时间向老师请教,把不懂的问题及时弄懂。不耻下问,向高分同学请教,掌握他们的学习技巧,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学习效果上,古代汉语、哲学、英语多投点精力,让这些难度大的课程都能够跟上。在图书利用上,多往图书馆和阅览室跑,把相关的资料尽可能地用起来。

大学小组同学合照,后排左一为作者


我以认真的学习态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度过了一个一个学期,经历了一场一场考试,学到了应学的知识,度过了既紧张又充实的四年。横向与全班同学对比,虽然整体成绩不在前列(80分以上多,90分以上少),但也没有愧对学校和老师的培养教育,没有愧对自己的艰苦付出。

我在努力学好规定课程的基础上,还利用学校的图书资源,增加一些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比如,在上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后,感到自己虽很喜欢地理,但学的并不全面,存在短板,因此随后抓紧时间找资料,强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我很喜欢二战史,为此去图书馆借书,到书店买书,看过的书有二十多本。两篇论文也是二战题材,一篇是论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问题,另一篇是毕业论文——《略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法对德绥靖政策》。我对蒙古西征史感兴趣,为此也去图书馆找书查资料。即便是参加工作己经多年了,碰到这方面的书,还是想拿过来看看。如前几年还从晋城图书馆借阅了苏联人写的《拔都汗》(上下册)长篇历史小说。

我在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这套书后,对犹太人问题有了兴趣,为此也看了一些书,还研究了以色列地理,并在课间向程人乾老师请教过。老师讲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特别是他说当年看到一堆堆遇难者的鞋子和头发,心情感到非常沉重。参加工作后我还买了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的专著——《犹太史——我的民族》学习。我对犹太人的兴趣在有些场景下也会表现出来,比如1998年去美国,在华盛顿看见一伙犹太人(有的男人头顶扣顶小圆帽)正在参观,于是赶紧凑到跟前,想仔细看看他们相貌特征。我有去以色列旅游的想法,想近距离了解那个神奇的国家,看看是不是一个如圣经里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当然,我对几十年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恃强凌弱侵略行径也是坚决反对的。

在课外书籍的阅读中,我对人种学的兴趣要更大些。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主要源于对世界史的学习。什么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拉丁人,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这些问题课本里讲的很肤浅,想把它弄清楚。我去学校的藏书中查资料,发现阅览室有一本繁体中文版人种学专著,是一本进口的书。阅览室的书不往外借,就每天抄几页硬把这本书抄下下来。看到书店有本《人类发展史》是讲人种学的,也赶紧把它买了回来。

在上世界古代史课时,我还向陈老师提出过埃及人种的疑问,说阿拉伯人是七世纪中期到达埃及的,金字塔的建造与当代埃及人的祖先没有关系,或者说现在的埃及人与古埃及人在人种上没有关系。

我对匈牙利人与匈奴的关系、土耳其人与突厥人的关系问题感兴趣,的确这两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有点困绕着学术界。对芬兰人来源于亚洲,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的种族差异这类问题想弄清楚,对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因纽特人,苏联亚洲地区的亚裔人种想多作些了解,对印度人种的复杂性以及澳洲土著的历史渊源也想理理头绪,探个究竟。

围绕人种学,我还看了一些人类语言学和民族学知识的书,目的是想把种族、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甚至想把世界几大宗教的概念也搞的清楚一些。参加工作后,有时到书店逛,也要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或者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找一些有关的书。比如担任泽州县委副书记那几年,先后买了《民族学通论》《印度羊皮书》《圣经故事》和《德兰修女传》多本书,向县宗教局要了《圣经》《伊斯兰教法》(上下册)几本书。我把这些书安排在闲暇时间消遣,不会让它影响工作,更不会让宗教精神鸦片动摇自己的无神论世界观。我看这些书也从来没有过“不务正业”的感觉。

总之,我对待学习的态度很明朗,即不仅要学好教科书,而且要多跑图书馆,不仅要学好课堂上讲的,而且要多看课堂之外的,尽量多学习知识,多增加学问。

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我也重视参加学校、系里、班里的集体活动。比如曾几次参加全校的1500米长跑比赛,每年在全系迎接新生大会上献唱歌曲。我更重视培养与同学的友情,与朝夕相处的宿舍5位同学都处的很好,与宿舍对门的同学和情趣相同的几位同学交往也比较多。

大学毕业工作后,与李福明同学在晋城合影


即使在参加工作后,对同学情也不敢轻视和懈怠。每有同学到晋城,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恰当姿态,或尽地主之谊,或到住地看望,或电话问候。比如徐方等多位同学90年代到晋城旅游,我和广善同学都尽力给予招待;张泽民、李福明、王兴旺都多次到晋城,陈跃钢、马天荣、赵晶都不止一次到过晋城,梁力民、孙保平、史海青、赵立人、吕秀琴、张云也都到过晋城,无论他们谁来,我都要和他们见面。

四年弹指一挥间,山大历史系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我顺利完成了学习计划,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山西大学母校。


三、毕业以后

1982年1月,我和班里的6名选调生同学(张云、石民民、郭清槐、孙希镇、赵保维、王兴尧)提前离开学校,到省委党校的省委组织部“青干集训班”学习(20天),结业后到基层参加工作。

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合影,后排右四为作者


回到家乡晋城县后,县委组织部把我分配到水东公社担任团委副书记,我的工作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个人的成长进步也从这里开始了。

头十年大体是这样的情况:1982年3月参加工作,1983年6月入党,1984年5月任晋城团市委副书记(县级市,副科级),1985年8月主持晋城市郊区团区委工作(实行市管县将晋城县分为城区和郊区)。1985年10月任郊区高都镇镇长。任镇长期间,1986年至1987年到省委党校学习一年;1988年夏赴深圳培训23天,学习特区改革开放经验;1988年12月当选省七届人大代表。1989年3月任高都镇党委书记。1993年4月任郊区区委常委、区纪检委书记。‍

在乡镇工作岗位上


我能够在若干年内有些成长进步,首先得益于党组织对选调生的重视,换句领导常说的话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更主要的还是靠自己努力工作。比如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公社书记王小虎就把人口普查的任务交给我负责,而我也完成的让领导很满意。参加工作一个多月就与公社团委另一位副书记郭天德组织了一场300多人参加的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受到了王小虎书记的夸奖。随后王书记又让我负责最大行政村水北生产大队的“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在团市委任职期间,协助书记张霞(团区委只有我一个副书记)举办了李寨中学团的实践教育活动全国现场会,迎接了李克强书记(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参会和观摩。现场会结束后又迎接了全国十几个省市前来参观学习。

在乡镇工作岗位上


在高都镇任职的几年,高都作为一个大镇,工作一直走在全区前面,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如迎接了全省双文明建设现场会观摩,在市区建成了晋城首家三星级酒店(高都大酒店),建成了3000千瓦火力发电厂,成为全国12个小城镇建设试点之一等等。我被省体改委授予“农村改革楷模”。到区纪检委工作后,又先后两次被山西省委表彰(一次为先进个人,一次为先进个人三等奖)。工作亮点和获得的奖项还有许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对以上情况进行剖析,我认为,无论是工作成绩的取得,还是从政职务的变化,或者个人荣誉的获取,归根结底是与在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四年学习分不开的,是与1977年的高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再具体一点应该这么说:是1977年的高考让我进入了山西大学学堂,是山大历史系的四年培养教育武装了我的头脑,是四年学习成果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进行了有力的实践。对这个结论,我再举下面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在乡镇工作岗位上,右二为作者

2000年,我们泽州县委理论中心组举行全县十五规划研讨会,我(当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在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发言,提出了对全县十五规划的意见。我主要讲了为什么要重点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怎样调整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的问题。还用山地国家瑞士“挖山不止”发展经济的做法和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方百计)支撑我的观点。县委书记赵魁元认为我的发言有份量,是研讨会最好的发言之一。

县委班子合影,左五为作者


2014年,我在省人代会晋城代表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治理山西五大河流的发言。我从汉武帝汾河坐楼船、唐代汾河搞漕运、沁河支流长河(位于泽州县)古代有码头多个事例切入,讲了五条河流在历史上水量有多丰沛,今天为什么逐渐枯竭,治理重点应该放在哪些地方。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省市(张建欣副省长参加会议)领导的注意。会后山西经济日报记者专门找到我,让我谈情况,向我要发言材料。我认为,我能作出以上有质量的发言,说到底,就是靠着山西大学历史系四年学习打下的基础。

在省委党校学习

省委党校一年制培训班毕业留念,二排左七为作者

1977年的高考己经过去四十四年了,现在回想当年的那场高考,我觉得有许多事情可以总结。

首先,是党中央果断结束文革动乱,及时拨乱反正,恢复中断多年的考试制度,迎来了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春天,为广大青年进入高校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

其次,1977年的高考激励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当中,让几十万青年踏入了大学校园这片广阔的知识海洋。这些学子毕业走向社会后,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迅速成长为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赴深圳学习培训


第三,1977年的高考开辟了国家培养人才的道路。经过40多年发展,高考招生从当年的27多万多人增长到现在的每年870多万人,使我国由人口大国变成了人才大国,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第四,对于我个人来说,正是因为1977年的高考,让我有幸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名学子。在山西大学及其历史系的培养下,在同学们的影响和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学到了在大学之外学不到的知识,走上了能够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道路。

赴澳大利亚学习考察


第五,1977年的高考使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命运得到改变,成为人生的赢者和社会的翘楚,但我们个人的命运一定要始终与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始终把个人的事情放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中思考,始终想着怎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即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己经退休并逐渐老去,但也应该有这样的人生追求和高尚情怀。

在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和历史系77级毕业4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母校、历史系、老师以及同学们的祝贺之意、感恩之心和感谢之情!


2022年4月于晋城


在澳大利亚考察畜牧业


赴澳考察合影,后排左四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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