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丨陈好梅：黑帮屋往事，差点跟“反标”案扯上边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2008年-2018年在成都生活。

原题

黑帮屋往事

（上）

作者：陈好梅

01

1967年夏天，我们姐仨从避难（躲避武斗）的成都回到了北京大姨家。那时我妈已经被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一个多月了，大姨决定让我们去电影学院找“组织”。大姐把我们送到了那儿以后就回她的大学宿舍去了，我和二姐则被批准跟我妈住在一起。

那是某座学生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这楼共有四层，二楼是女生宿舍，三楼和四楼是男生宿舍，一楼则是鱼龙混杂的：有几个房间住的是老师，有几个住着学生，还有一两个好像是“红联会”的办公室——“红联会”是电影学院的一个派别组织，正处于受压制的一方，另一派是掌权的造反派，叫“井冈山”兵团。

我们这屋住的都是“黑帮分子”，所以被叫做“黑帮屋”。它以前是给黎莉莉阿姨午休用的，所以，屋里的常住人口除了我们母女三人，莉莉阿姨当然是以前的主人和现在的常客。不过她有时住有时不住，视造反派的管理是否严格而定。

这房间大约有14平方米，屋里有一个小书架和几个小课桌，靠门的两边放了两张上下铺的架子床，我和二姐睡在上面，下铺分别是我妈和一个大胖女人；靠窗的两边则是两张单人床，一张是莉莉阿姨的，另一张是后来进来的冯慧德阿姨的。

莉莉阿姨（她那时的头衔是三十年代“黑明星”）的身世很传奇。她父亲是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机要秘书。1931年他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在长征路上失踪（牺牲）。听说解放后周总理接见他们一家人时，曾为此痛苦自责……

莉莉阿姨在动荡中度过童年，去过天主教寄宿女校、孤儿工读园、还在戏班学过京剧。后来参加了黎锦晖的歌舞团去南洋演出，抗战时又在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公司，还去美国学过台词和化妆。年轻时她相当红——别的影星大多娇滴滴的，她却是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骑马跳舞样样精通，身材也像运动员一样健美，给当年的银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她在抗战时期的武汉跟罗静予结婚时由郭沫若证婚，由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致贺词，可见当时风头之健。

现在想来，莉莉阿姨的长相真很“甜”——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嘴唇薄薄的向上抿着，动作也非常女性化，难怪当红时有“甜姐儿”之称。不过在我们小孩儿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并无稀奇之处。再加上那时的审美标准是“工农兵高大全”，我们的审美观当然也与时代保持着高度一致，所以不觉得她有多美。

上个世纪50年代，莉莉阿姨和我妈都参与了《智取华山》的拍摄，之后都进入电影学院专修班跟苏联专家学习，最后又都留校成为表演系教师。

前排左一黎莉莉，左四我母亲张昕，左六邸力

当然，莉莉阿姨跟我妈这种延安出来的人做派不大一样。我妈常说她会生活，比如拿紫菜卷着香肠吃，又解馋又不会发胖。记得她喜欢买些没用的小物件，虽然那时候市面萧条，没什么可买的，但只要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出来，她一定不放过。有一天我们发现新街口百货公司卖一种很小的塑料针线盒，颜色很鲜艳，她知道后赶紧让我们帮她去买。还有一次那里新到货一批上海产的花手绢，她忍不住买了好几条，还送给我们姐俩一人一条。

莉莉阿姨可以说是我们在“黑帮屋”住的那两年接触最多的人了。她的一些家庭生活的余波有时也会在这里出现。比如她儿子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工结婚，有一段时间她和儿媳妇共用一辆自行车，我们就老是看见她来来去去地取车还车。我听她叫莉莉阿姨“妈妈”，觉得有点儿奇怪，怎么还会有人愿意管一个“黑帮”叫妈妈呢？

后来这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儿，我们跟着瞎起劲儿，晚上躺在床上帮着起名字。莉莉阿姨提出的好几个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其中包括“铁梅”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最后，因为那时正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我姐提出叫耕耘的“耘”字，被一致通过欣然采纳。那天我们起名字起得兴起笑声不断，结果第二天就被人去告状说，“黑帮屋”里的人怎么那么高兴？半夜三更的还在笑呢！

莉莉阿姨的弟弟是北影厂的著名摄影师钱江，因为莉莉阿姨是“黑帮”身份，所以她儿子的婚事是钱江夫妻出面操办的。那时江青因为要把样板戏拍成电影而启用了钱江，同时却警告他要远离他的姐姐。

钱江家住在电影学院大门外马路对面的北影演员剧团里，他的母亲也就是钱壮飞夫人跟他住在一起，直到病重去世。莉莉阿姨时不时要去看母亲，有时回来就会跟我妈说一两句情况。她母亲去世那天，莉莉阿姨回来说，她的丈夫罗静予（北影厂总工程师）痛哭不已，因为他和岳母之间感情很深。后来我们听说，那天罗静予哭得惊天动地的，北影厂的人议论说，他那不是在哭别人，而是在哭他自己呢（1970年初冬罗静予自杀，那时我们已经离开北京了）!

现在我只想得起来有关莉莉阿姨的几个细节：一是她有一次提到，以前如果不化妆就出门，就觉得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上街似的”，我听了不能理解，觉得很不屑；二是她有一天躺在她的单人床上看《参考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自言自语道：“以后要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看看就好了！”说完觉得不对，立刻嘲笑自己说：“还想什么好事呢，你这个大黑帮！”

我那个时候从上铺往下看，正看到顿感失言的莉莉阿姨把报纸举起来看我们的反应。她看得见我妈，我妈却没有看她，正在对我们做鬼脸。我连忙向薛宝钗学习，“浑然不觉”地收回了目光。

记得听莉莉阿姨讲过一个乐子：文革初期她们这些“黑帮分子”每天都要在校门口站队接受批判，外面的许多“革命群众”包括闲杂人等都喜欢过来看热闹。一天她站在我下铺的大胖女人后面，完全被她遮住了，于是在口号声“打倒三十年代黑明星黎莉莉！”过后，她听到有人失望地自言自语：“三十年代的明星就长这样啊？”她说她在后面暗喜，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另外，有些事情也是我们从莉莉阿姨那儿听说的。比如有一天她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妈，头天晚上北影厂编剧海默被北影厂的造反派打死了，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旁边的实习处里。海默叔叔曾经是我们大院儿的邻居，可是我们听了这事都一声不吭，除了大睁双眼连表情都不敢有，更没有一句议论。也是，那个时候谁敢说什么呢？

说到这儿想起同是邻居的崔嵬伯伯的女儿跟我们说起过，运动初期海默叔叔和崔嵬伯伯曾经被关在一起，俩人还时不时互相较劲和吹牛：“你那算什么呀？想当年我干革命的时候……”那时我们是把这些当乐子听的，没想到海默叔叔的这种不服软的性格使他无法逃避厄运——后来我从一些报道知道他的厄运跟江青有关。

02

说到打人，那是经常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斜对面的房间里住着几个“红联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高高大大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男生，是“红联会”广播站的广播员，嘴特别好使，也是从不服软。他多次被“对立面”的人殴打致伤，那时“红联会”就会通过广播发出强烈抗议。然后他得有好几天躺在床上出不了门，同学们轮流过来照顾他。过几天他就又是好汉一条了。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看到他，好像是伤得较重，走路摇摇晃晃的，头上缠着绷带，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叫阵呢！听说他现在得了中风，不知道跟以前的受伤有没有关系。

现在想来也真是荒谬，在那个时代，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居然成了“新常态”，大家似乎对此都见惯不惊，更别说像我这样没头脑的孩子了。

因为打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不久后我们的“黑帮屋”就得以增添了一位新的常驻人口——电影学院工程系的系主任冯慧德。她是被造反派推下楼摔断了腿以后被“安排”住到这儿来的。她一住进来就气愤地告诉我们说，她被推倒后一直骂声不断：“你们几个小伙子打我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还说他的儿子要来找那些人说理……我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黑帮分子”的子女竟然敢跟“革命群众”说理，那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群众运动”吗？

冯慧德阿姨长得白白净净，比其他人岁数大，当时可能有六十来岁了。我二姐记得她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还曾经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这双鞋被抄家的红卫兵当‘四旧’扔了出去，我又当‘四新’捡回来了！”

她的气势也比别人大，说话无所顾忌。比如她劝我妈说：“荒煤的问题也就是认识问题，不会怎么样的”；还说刘少奇：“我看他也不过是认识问题，不会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时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她这样说也不怕有人去告密！

而且她似乎一点儿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有一天晚上她被外面的欢呼声吵醒，坐起来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告诉她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刘少奇被开除出党了！她听了“哦”了一声立刻又倒头睡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老太太简直就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糊涂虫。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应该是最清醒的人了！

冯慧德阿姨的丈夫齐燕铭跟我父亲有很多共同的遭遇：他也曾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也曾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中被批判；后来也同样离开了文化界，被打发到外地当副市长；还同样在文革初期被文化部召回“说清问题”，之后又都被文化部的“造反派”关起来接受批斗（甚至和我父亲住同一个房间）；最后又都被关进监狱达六七年之久。只不过齐燕铭于1974年被周总理出手相救得以复出，我父亲则在1975年出狱，并判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么看来，我们和冯慧德阿姨同住一室还真是有缘分呢。

住在我下铺的大胖女人姓王，在后勤管食堂，大字报上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三姨太。她对这个说法十分不满，分辨说她虽然是第三个被娶进家门的，但却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前面那两个才是姨太太呢！后来有一天那个跟她住在一起的不知是几姨太来找她，我连忙趁机参观了一下，是个长相很一般的老太太。

大胖女人的胖并不是吃出来的，而是一种病，好像是脑子里有什么瘤子，所以她才不方便天天回家，有时候得在黑帮屋过夜。她的胖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出来的，这么说吧，她睡在我的下铺，躺下以后就像一座小山一样。记得她说做一条内裤都需要六尺布，也不知道她的布票够不够使。有一天她在打扫厕所时丢失了一件薄毛衣，她说毛衣很旧了不值得惋惜，可惜的是织毛衣花的那老些工夫——一圈好几百针呢！

大胖女人跟其他的“黑帮分子”格格不入，说话行事没一件让我看得上。记得她听到莉莉阿姨的身世以后很不理解：“这些人闹革命就闹革命吧，怎么连孩子都不管了？”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受的是什么教育，听了这样的话怎么能不投以鄙夷的眼光呢？现在想想，人家说的可不是老百姓的大实话吗？

大胖女人也被造反派打过（据说她贪污），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后果是不管什么人说话，她都竖着耳朵使劲儿听，还带着令人讨厌的探究神情追问不休。那种包打听做派和八婆作风使我对她的厌恶日渐一日地增长，最后达到爆表的程度，只要她一开口打听，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按住她，把她撅成两半儿！现在想想，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保持如此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切齿痛恨，也只有年轻人才做得到，所谓“一事能狂便少年”嘛！

除了这几个常驻人口，在这里出没的还有好几个黑帮分子。不过她们都在家住，只是白天来这里集中学习或者分组进行“劳动改造”。

比如学院党委副书记申伸。她跟我妈以前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来北京之前她住在大胖女人的上铺，为了给我们腾地儿才回家住，但是中午还是要过来休息，所以我跟她实际上是共用一个铺位的。

记得我们共用的床头有个钉子，上面挂着一个破木头牌子，歪歪斜斜地写着“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有一阵子，每天她要出去时，就摘下这块牌子戴在脖子上，就像现在的人戴上项链一样。某一天她心情不错，一边哼着歌一边把破木牌擦拭一番再挂在脖子上，被我妈当乐子说了好久。

在我的记忆里，申伸阿姨很亲切，老是笑眯眯的，所以觉得她哼着小曲儿擦木牌子也很自然。对于黑帮屋里的事情，她常常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比如说到大胖女人被认为是三姨太时表现出的不忿，她的那句话是：“人家那是明媒正娶”！

申伸阿姨也说过一个乐子。她们有几天在学院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干活儿“改造”时，老是有几个孩子跟她们过不去，扔个小石子喊两句口号什么的。有一天他们又在喊“打倒黑帮分子”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很严肃地劝告大家：“别再喊了，要是咱们长大以后也当了黑帮怎么办？”“咱们怎么会当黑帮？”那些孩子不解。“可万一要当上了呢？”女孩子拿不准。

申伸阿姨一家的经历也很有传奇性。她父亲申伯纯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新闻发言人；1937年加入中共，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做情报工作；解放后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申伯纯的爱人郭西在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129师的作战参谋（郭西的前夫安子西是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在策反国民党张荫梧起义时被杀害）。我妈曾说，申伸阿姨跟她的继母郭西是以“同志”互称的，大胖女人听后对此又表达了强烈的不解。

申伸阿姨18岁就跟着父亲在国民党鹿钟麟部帮助翻译秘密电报、收听广播、记录战区情况。后来她坚持自己的抗日原则是“哪有日本人我就去哪儿”，因此拒绝了去工厂工作和去延安的机会，最后辗转去了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在那里她演过戏也写过剧本，后来与剧社的导演（北影厂名导演）成荫结婚。

前排右四张昕，右五申伸，右六江韵辉

有同样传奇经历的还有邸力阿姨，她跟我妈一样都是表演系的教师。她跟申伸阿姨长得完全不一样，前者白白净净，容长脸，不胖不瘦身材适中，后者则黑黑瘦瘦矮矮的，脸也很小。

我对邸力阿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65年我们离开北京去重庆前，和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一起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她过来对我们说：“要坚强啊！”我们那时只有在电影里听到过这样的词汇，想不到还可以用在生活里，于是不能不对她这样的老革命肃然起敬，慢慢止住了哭声。

邸力阿姨那会儿也说过一个乐子（我好像有专门记住乐子的本事）。她说她每天回家，胡同里都有几个小孩跟着她跑，伴以“你是黑帮！”“你是坏人！”之类的指控。可是有一天，那些孩子忽然跑过来叫她“阿姨”了！还记得邸力阿姨说起这件事来一脸慈祥的笑意……

邸力阿姨的丈夫是财政部长吴波，文革初期受到很大冲击。有一段时间周总理特意叫几个战士每天把他接到中南海上班，因为他记忆力极强，各地财政情况全在他的脑子里，他要是被打倒了，全国财政体系就玩不转了。

我那时隐约听我妈她们几个私下说，邸力阿姨对吴波伯伯的处境非常担忧。她们对此好像有点儿不以为然——大家不都是一样倒霉吗？

不过，如果知道他们一家的经历，就可以理解她的担忧了。

邸力阿姨是内蒙古佐旗人，家里很富有。她16岁到北京读书，18岁加入地下党。1934年由于叛徒告密，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她与前夫（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及一些文艺界的地下党人在上海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在狱中生下儿子。这个孩子失踪了好多年，因为她把儿子托给了一个文艺界的好友，没想到这个朋友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解放后她多次到上海寻找，直到50年代初才在杭州找到。

几个月后，邸力阿姨和前夫被营救出来到了延安。后来在延安审干时期，他们被怀疑是特务。她被审查了很久，而她的前夫则被康生秘密枪决了。理由是，江苏省委宣传部党组织被破坏，其他人都牺牲了，他作为部长还活着，肯定是他出卖了组织！

吴波伯伯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要职，所以在延安审干时也曾被怀疑是特务，差点被杀。他被整整关押了两年，让他交代入党动机和目的，受哪个国民党特务机构指派以及有何同伙……

另外，“黑帮屋”零散的过客还包括导演系的吴国英、学院办公室的孙月枝、院长章泯的夫人江韵辉（表演系教师）等等。吴国英是导演系的系主任，个子很矮小。有一天她向我妈建议，让我们每个星期都写一篇作文。我妈听了不置可否，我听了则很气愤——好不容易不用上学了，干嘛自找不痛快呢？现在想来，也许是她看我们太无所事事了才提出这个建议的吧，毕竟是两个该上初中的学生了，整天乱晃荡算怎么回事呢？

孙月枝阿姨比较年轻，她十七八岁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可能还不到四十岁。她的丈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王炎，她本人在电影学院办公室当副主任。我对她的小儿子印象极深，那孩子不到五岁，圆圆的脸，瘦瘦小小的，特别聪明可爱。他天天跟着妈妈来黑帮屋集合，就有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有一天我听到他在门外大声宣布：“妈妈，长大以后我也要当黑帮！”他妈慌忙答道：“你干嘛当黑帮？不当！”他坚持：“我就是要当黑帮嘛！”

03

说完了黑帮屋里的人，该说说相关的事儿了。

可是当我回想那两年的生活时，发现自己记得的事情并不多，毕竟我们在那里只是打酱油的。而且随着年龄渐长，更因为自己的身份，我不再像住在重庆话剧团时期那样，随时跑去凑热闹看批斗会辩论会，而是学会了“矜持”，对各种类似场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现在，呈现在我眼前的，有的只是个别的画面，有的则是听来的只言半语……

总的来说，那两年我过的好像还挺快活的——我们住进黑帮屋时已是1967年初秋，运动初期的“破四旧”和“揪出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已经稍稍退潮，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陷入“夺权”以后的派性斗争甚至武斗的狂潮中。

具体到我妈所在的表演系，情况好像也还过得去。因为以前表演系的招生是非常严格的，每个班学生人数不多，老师相对来说却不少，有教台词的、教形体的、教表演的等等。这些课程都不能像其他大学院系那样“大拨轰”，而是需要对学生一个一个地调理，这样师生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也许正是因此，听说表演系的学生没有打自己的老师的。

所以我妈常说，那个时候她总是觉得文革是一件很奇怪很滑稽的事儿——一方面她们都被“揪”了出来、被冠之以种种可怕的头衔，被编入黑帮队天天打扫卫生，另一方面她又照样好为人师地多管闲事，而她的学生们仍然对她很好。

比如在她被“揪回”北京的火车上，那两个学生就对她照顾有加，睡觉前先帮她收拾好床铺。甚至还嘱咐她说：“回去后有什么想不通的，你跟我们说说就是了，千万别在其它场合说出来！”后来到了北京，其中一个学生甚至劝我妈逃走，他说：“张昕老师，你去哪儿都行，就是别回电影学院！我就说我们在北京站把你给弄丢了！”

还有几个文革前毕业分在北影厂的学生，听说我妈回京了就来看她。他们刚刚在屋里坐下准备“叙旧”，就看到有人进来了。于是立刻正襟危坐，严肃地称自己是来“外调”的。

几个留校当老师的学生也常常来跟我妈聊天。他们的宿舍楼离我们不远，随时可以窜过来。其中一个人结婚时还邀请我妈参加婚礼。因为以前我妈一直反对吸烟，他在公开场合看到她时，还赶紧把手上的香烟藏起来。我妈回来笑道：“现在还藏什么，我还能再训他一顿吗？”

因为我们是临时跑到北京的， 粮票等等都得靠重庆话剧团当权的一派将四川省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来。那边比北京乱多了，两派“革命群众”斗来斗去的不说，有时还得出门逃难，所以我们的粮票总是不能按时寄到。于是除了大姨家不断接济我们外，我妈那些学生也随时把多余的粮票送给我们。有一次我和二姐在街上碰到两个高大的男生，他们一见我们就问：“是张昕老师家的小二小三儿吧？”然后就把身上的粮票掏了出来。回去以后，我妈分析了半天才猜出这两个学生是谁。

顺便说一下，我的身高就是在那个时期疯狂增长的——那时北京的口粮是按比例分配的，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中，有20%大米、40%面粉、还有40%粗粮，所以食堂的饭票也相应地分为米票面票和粗粮票。人家给我们的，当然以吃不完的粗粮票为主。我那时不上学不动脑子，又天天吃玉米窝头，结果每四十天就增长一厘米！不管是谁，只要过一段日子看到我都会惊呼：“这孩子又长高了！”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二姐走在我后面不远处，听到两个人议论说：“陈荒煤的女儿也太不像话了！”她听了吓了一大跳，后文却是“长那么高！”这才松了一口气。

既然说到这儿了，就回顾一下黑帮屋的日常生活吧。

先说穿。那时大家都穿的很朴素，一个季节有两件衣服可以换洗就不错了。有一次我妈买了几尺布，本来只能做两件小褂儿，可是贪心的她偏偏想要裁出三件来，结果做出了三件又肥又短的衬衣。莉莉阿姨在旁边看着，一个劲儿地摇头：“太肥了太肥了！”我们则一个劲儿地表态：“不怕肥不怕肥！”后来有一天，我在前面走，二姐在后面看了说感觉奇怪极了，我那又瘦又高的身体在那件肥短的衬衣里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另外还记得，我们常常跟大姨一起翻箱倒柜，找出他们家压箱底的毛料大衣和呢子裤子什么的，用刀片小心地把它们拆成布片，然后送到普兰德洗染店去染成统一的深色，再找裁缝店做衣服。我的一件外套就是这样拼凑的，用旧呢子做里子，毛哔叽的旧大衣做面，虽然又硬又重，但是穿起来还是很神气的。许多年后它越来越糟糕，颜色变得深浅不一衰败不堪，我还是不舍得扔掉。

再说吃。

我们那两年基本没有做过饭，一日三餐大都是由本人去食堂打回来吃的（我姐负责洗碗）。其原因除了我本来就特别爱吃以外，还因为我在家是最小的，因此总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同时我的脸皮也相应的厚一些。这样在那个非常时期，凡是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就舍我其谁了。

那时出门上街对我们来说非常便当， 因为我们的宿舍楼就在学院大门的一侧，一出楼门拐个弯就行了。可是打饭就不一样了，去食堂比出大门还要远一点儿，而且要经过好几座主要的办公楼，然后还得排队。这样对我二姐这样自尊又敏感的人来说，每天在众目睽睽下行走就不大舒服了。试想想，那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属孩子在食堂出没，我们的身份又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万一有谁多看我们一眼呢？

所以，打饭这个重要任务只能落在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身上。而且，我也很快地穿上了无形的防护衣，学会了以不变应万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面无表情目光直视腰板笔直头颅向上，只要有人多看我一眼，我一定要坚定地把他看回去——这样外强中干的做法倒也很好地保护了我的自尊心。

另外，我们姐俩每个星期都能去大姨家改善伙食，我妈却始终坚守阵地不能或不敢出去。那么她天天吃食堂就有点儿悲惨，毕竟那时候的大锅菜相当差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买一点儿肉末，用莉莉阿姨的煤油炉子做点儿丸子汤之类的简单的菜，还有就是在大姨家炒一些肉末咸菜带回去给她下饭。

04

最后说玩儿。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年，一直没有上学，那么我们每天怎么打发日子，又去什么地方打发呢？记得有一段时间，黑帮分子们都是来我们屋里集中学习的，后来才去了更大的黑帮队，那我们姐俩在屋里也没地儿待啊。

所以，除了有时去大姨家或阿姨家，还有去找小学同学玩儿以外，平时我每天上下午都要出门，像上班一样。有时晚饭后还要出去走一圈。我姐不爱动，一般每天只跟我出去一次，也不知道她别的时间怎么打发，估计是躺在她的上铺看书吧。

我去的地方都在附近——夏天上下午各去积水潭游泳两次，冬天则各去溜冰两次，晚饭后还常常去离电影学院更近的太平湖散步（我相信我那个时期个子的疯长除了与不上学和吃粗粮有关，还得益于这种天天的运动）；其它季节呢，就常常是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太平湖公园里呆着了。

太平湖公园现在已经被修地铁的泥土填平了，成了居民区，当年却是一个景色宜人的人工湖公园。岸上是一排排的垂柳，中间一道小桥将两个面积不小的湖连起来，北边有儿童游乐场和一个小小的阅览室，西边还有个小树林。

现在想来，太平湖真的给了我们太多的安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天天在那儿看书散步打秋千说废话，如果没有那些革命时代的见闻，它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天堂——我就是在那儿真正学会欣赏自然美的，我发现，就像对乐曲的感觉一样，越是熟悉的景色越是能让人发现它的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段，它呈现出来的美也是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

当然，它并不是真的世外桃源，席卷全国的血雨腥风怎么会留下死角呢——要知道作家老舍就是在那儿自杀的。

除了老舍，还有一些人选择在那儿自杀。在那两年里，我们目睹的自杀者有两个。一个是投水自杀，在水里只露出头皮，远远看还以为是一块西瓜皮。一些半大男孩跳下水去将尸体拖上岸，还用泥土和石块丢过去。另一个是上吊自杀，在小树林的一棵松树旁，但是并不是挂在树上，而是两条腿往下坠着的。还记得他穿着蓝色制服，是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子男人。人们远远地围观着，说这个人是对面的北影厂演员剧团的。

第二天我忍不住又去了那里，发现松树下坐着一对恋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昨天就在同一个地方，有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位父亲、丈夫、儿子、朋友……

在太平湖公园玩儿的结果，还让我们姐俩跟一个“反标”案扯上了边。

那时候我刚刚学会了看外国小说（当然都是苏联的革命小说，不敢看其他的“大毒草”），就每天带一本书去太平湖公园，找一个临湖的长椅坐着读。后来湖边那个小小的阅览室开放了，里面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些椅子，提供报纸和“红宝书”之类的。我和二姐经过那儿的时候总要进去转转，还喜欢翻看桌子上意见簿，里面总会有些病句啊错别字啊什么的，再加上一些瞎发的感慨和存心逗趣的内容，我俩无聊分子一旦找到个把乐子就足够笑上半天的。

麻烦就是这样找到我们的。

有一天，那个阅览室的瘦瘦的女管理员走过来跟我们搭话，让我们在意见簿上写点儿意见。可是她这个阅览室实在乏善可陈，什么内容都没有，我们写什么呢？在她的循循善诱下，我们嘻嘻哈哈地写了几个字，诸如“非常好”之类。

过了两天，“井冈山”派的两个头头（都是表演系学生）说要跟我们“谈谈”。他们先是检讨自己平时对我们关心不够，说以后要是有什么批斗会之类的活动会叫我们去参加（吓得我们不轻，后来有一次要召开对我爸的批斗会，我们生怕他们信守诺言，那天早上赶紧躲了出去），最后提出要求，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对文革的认识交给他们。

接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麻烦，毕竟从小学毕业起就没有写过作文了。后来想了一阵，不就是抄报纸吗，又有何难？于是抓了一张纸头胡乱写了一篇——前后都是主席语录，中间夹了些豪言壮语。写好后我把它折成了一个一寸见方的小方块带在身上，准备随时遇到他们方便交卷。

我二姐从小做事就比我讲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她比我认真 ，写了之后只中间折了一道。后来遇到这两个人时，她交出的是像模像样的作文纸，而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的那个小方块看起来却实在不像样子。

又过了两天，这俩人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居委会大妈家去了。什么理由？怎么去的？都没了印象。只记得从电影学院出去转个弯，就是一排排简易的平房，在一个小院外，那个居委会大妈正在干着什么活儿，屋里有一老一少的两个警察正襟危坐着。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我们被怀疑在太平湖阅览室的意见簿上写了“反标”。

那天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也许我这人只有记住乐子的天赋？反正那两个警察只问了我几句话就把我打发到外面去等着了，我二姐却被盘问了半天。后来我们估计，他们之前已经对比了我们在阅览室和“命题作文”中留下的笔迹，我的可能太儿童体了，二姐的则比较成熟，说不定与那条反标的笔迹比较相像。

回到黑帮屋，我妈知道我们被怀疑，顿时痛哭失声。这也难怪，她从十几岁离开家参加学生剧团，走到哪儿都属于被组织无条件信任的人，所以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吧？可是我就不一样了，被怀疑当然不舒服，但是主要还是怕背黑锅，并不觉得被不被信任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妈那儿一哭，莉莉阿姨怕被人听见，赶紧去关房门上方通向走廊的透气窗。只见她拿了个笤帚一捅，窗户就关上了。

后来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上铺已经睡着了，我妈在下铺跟某个造反派学生谈话。说到此事居然又哭了，说她自己不要紧，但是她的孩子受影响她受不了云云，那个学生大声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被他们的谈话吵醒，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对我妈十分抱怨，觉得她太傻太天真，简直有点儿与虎谋皮的意思。

接下来二姐又有几次被叫去谈话。为了让她承认，那个老警察竟然说那个标语也算不上反动，只是有点儿反动倾向罢了，还说她很聪明。我姐回来直接给翻译成：他认为我老奸巨猾！后来我姐说，那个人太会说太会推理了，有好几次都差点儿被他给说糊涂了，觉得真有可能是自己写的。然后再一想，不对啊，我没有写过！

为了配合破案，我姐还把这几年的学习笔记交了出去——别以为我们这两年除了看热闹啥也没干，我不但看了不少苏联小说，还通读了毛选四卷呢；我二姐本来就喜欢读书和写字，更是做了不少读书笔记。

再后来这件事没了下文。1969年春天二姐独自回重庆下乡插队前，曾专门去位于北师大附近的派出所，想要讨个说法，这才知道派出所早就不管此事了，随着文革的进程和公安系统的权力更迭，那儿的人全都换了，她的笔记本估计也当成废品给烧了。

这件事给对我的影响好像不那么大，因为有一次我去某个地方时，还又一次去翻看人家的意见簿呢，被同去的家人骂道：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只是后来有一件小事令我有些担心。

那时二姐先回重庆了，黑帮屋的阿姨们也都集中在黑帮队“学习”，我一个人在屋里呆着很无聊。然后有一段日子，孙月枝阿姨的小儿子和江韵辉阿姨的女儿小梅忽然成了我的好朋友和玩伴（小梅比他大一点儿，可能是六岁多）。这俩孩子来玩儿的时候，一听我说别动什么东西，那是黎莉莉阿姨的，就大笑着学电话铃响：“铃铃铃！”

后来这小男孩儿一个人也跑来玩儿了。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们家属院出了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说是他写的。他神色有点儿黯然地喃喃道：“反正不是我，反正我没写……”我听了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人家会不会认为是我教唆他写的呢？

陈好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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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