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陈好梅：著名“黑帮”子女的剧团风云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4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动荡时期的剧团风云

（上）

作者：陈好梅

在我的《动荡年代》中，曾提到1966年夏天我家从怡园搬到了重庆话剧团，那时距我们从北京搬到重庆还不到一年。

我们在团里住了十几年，离开它再次搬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了。那些年里种种支离破碎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虽然大都是些鸡毛蒜皮，却也或多或少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回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那就让我从头说起吧。

我们那次搬家的直接原因，是市人委要将“怡园”作为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在我的印象中，大串联应该是在1966年的8月至10月达到高峰，后来才渐渐停止了的。这段时间，各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虽然受到剧烈冲击，但各项工作还出于惯性地继续着，造反派还没有大规模夺权呢。

说到准备搬家的情景，我还是跟从北京搬到重庆时一样，几乎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记得我妈只带了几个箱子和我们自己家的一张藤床、一套吃饭用的桌椅和一个小写字台过去，其余带不走的书籍和一些漂亮的瓶瓶罐罐都装箱放进了市人委的库房（在北京时日夜盼望的新买的乒乓球台则送给了话剧团，摆在一进门的排演场里）。好在从北京搬来时的七八个木头箱子们尚存，所以应该是很快就整理好了。当时市人委的人还提醒过可以带些公家的家具，可我妈居然连一个衣柜都没要，只带去了一个黑色的书架。直到现在，它还在北京我老妈的家中站着呢，一会儿当书架一会儿当杂物架的。

然后我的记忆就是住进新家了。团里很大方地给了我们两个房间，一间在“大楼”里，另一间在“保姆楼”里——那时团里的年轻人都还没有成家，房子也就没有那么紧张。

“大楼”是一栋四层的铺着水泥地的红砖楼，中间是长长的过道，两边排列着好几个12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有个很小的壁橱；过道尽头有小小的水房可以打水，但没有厨房和厕所。“保姆楼”则是两层的篾片房子，也即是说它的墙是篾片（竹子的外皮）糊上泥巴而成的，一跺脚就忽闪忽闪的那种。它的房间比“大楼”的大一点，里面摆了两张单人床和一个木桌子，都是以前用过的道具，非常粗糙（后来发现，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家具，有的还奇形怪状的，一看就知道是演外国戏时用的）。不知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房间，而是紧密地团结在我妈身边，挤在“大楼”的那个小房间里。

当年在话剧团里，“大楼”可能是最好的宿舍了，因为我听说有人在“斗私批修”中检讨说：“我自己住在那么好的‘大楼’里，却……” 还听说文革前它是给导演和演员们住的，保姆和孩子则住在“保姆楼”里，平时不许进入“大楼”，以保证导演和演员们白天能够好好休息，晚上才能好好演出。文革后当然就没有这些规矩了，而且随着人口增加，团里又见缝插针地盖了几栋新的简易楼，不管哪儿都住上了人家，更见不着什么保姆了。

我们搬进剧团后没有什么不适应，因为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太多了，再加上生活也方便了很多，因为终于有了食堂。自从阿姨回京后，我家的家务活儿诸如买菜做饭洗衣服擦地等等就由我和二姐承包，现在能吃上现成饭，我们都觉得幸福极了！（以前我妈就一直羡慕她们电影学院的同事，除了住得近上班方便，还能随时见面聊天，更可以一到饭点儿就拿着锅盆碗筷去食堂打饭。她曾经的理想是，只要我们一上中学，就搬到电影学院去住。）

不过我们也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它正是和去食堂打饭联系在一起的。

重庆这个地方跟贵阳差不多，也是“地无三尺平”的山城。话剧团与枇杷山公园毗邻（以前的人到了重庆都一定会去枇杷山看山城夜景），位于整个市中区的最高处，而“大楼”又立在话剧团的最高处。那么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去锅炉房打开水，还有去浴室洗澡、到传达室打电话以及出门上街，都得一路下行。

那时，每当伙食团做好了饭，胖胖的谭师傅就会敲响一节钢轨，那“当当当”的清脆声音一起，人们就心急火燎地往食堂聚集了。

刚开始几天，我们一家人坐在食堂的桌子旁吃饭，后来很快发现，除了单身的年轻人，那些有家可归的人都是派孩子去把饭打回家吃的，于是我们也照此办理。

这下给了某个小男孩儿捉弄我们的机会——常常我们刚刚打好了菜放在桌上去排队买饭，转身一看那些菜都被搁在了地上，或者被转移到外面去了！更讨厌的是，当你端着大盅小碗往家走的时候，他如果走在前面，就不断回过头来发出“啰啰啰”的声音，表示他在叫猪；如果他在后面呢，就一直“哦叱哦叱”地叫，表示他在赶鸡。跟他一起的几个孩子虽然不出声，但似乎也乐见其成。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跟他一起吆喝也太幼稚了点儿，咱好歹也是十三四岁的大姑娘了，怎能跟他一般行状？要不然就大义凛然或充满不屑地瞪着他，直到他玩腻了这个游戏？可是他却乐此不疲，一副百玩不腻的样子。

现在想来，我们的进驻肯定给团里的孩子们注入了兴奋剂——他们从小到大见到的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现在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的女孩儿，还是某个著名的黑帮的子女！你只要这样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理解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的耐心了。

这样过了些日子，我二姐终于率先失去了耐心。有一天我们在家里闲着没事，从窗口看出去，那几个男孩儿到“大楼”后面的坝子上去玩儿了。平时从来不爱出门的二姐突然说：“我也要去玩儿！”就下楼直奔他们而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很为难。因为不出所料的是，那个男孩儿果然又开始挑衅；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二姐居然一把揪下他的帽子，飞快地出手打了他一耳光！接着两个人还展开了拉锯战，那顶倒霉的帽子被他们拉来扯去的，最后被扔在了地上！

我很担心，因为我二姐本来就是个不管不顾的人，我却是深深记得自己的身份的——那么要不要出去帮她呢？正纠结着，她已经得胜回朝了。据战报，她那一巴掌把男孩儿耳垂上的冻疮打破了，令他疼得哭了起来，接着拉扯帽子完毕，两人正要继续战斗，却被另一个大点儿的男孩儿分别抓住手腕说：“今天就到这点儿，就到这点儿了！”于是短暂的战斗就完满结束了。

晚上，我妈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震惊，她反复强调：如果人家说你们这是阶级报复怎么办？“阶级报复”，多么刺耳的词啊！它曾经那么遥远，现在却在这么近距离的地方，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到，今后的日子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啊。

面对我妈的追问我们不吭声。不过据我们所知，团里除了有数的几个工人家庭，几乎没有出身好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次充其量也就是个反动阶级徒子徒孙的自相残杀罢了。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自相残杀的效果好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跟我们捣乱了。听说那个男孩儿的妈妈当天晚上就又打了他一遍，后来的几天还老是当着我们的面骂他，一边骂还一边看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叫“骂给你看”。

而且，这件事还出人意外地成为了我们融入话剧团的契机。有几个女孩儿主动跑来跟我们说话，其中一个鼓励道：“打得好！打得痛快，哭得幸福！”这么看来，那男孩儿似乎有点儿民愤？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瘦瘦小小的，好像没多大能量。

多年以后，我在新加坡上了一个英语口语班。那个老师不肯照本宣科，只把课文中的一些单词摘出来，扩展成一个个句子，然后让我们用这些句子说事儿。有一次他教的是“Once and for all”（一劳永逸），然后教我们一个句子：“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

住进团里后，我们慢慢地对它有了些了解。

说起话剧在重庆的地位，应该是在抗日时期的“陪都”时代达到鼎盛的，那时全国最著名的演员都在这里上演过剧目。因此，在这个相当闭塞的内地城市里，就出现了一批话剧艺术的拥趸者。

在我的印象中，重庆话剧团似乎与那个时代有点儿关系——因为其中有些人是当年从上海转赴内地宣传抗日的“孩子剧团”以及各种演剧队的成员；同时又好像没太大关系——听说它的前身是解放军挺进大西南时期的“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我知道他们常常感慨：当年来到重庆，以为一两年内就会回上海，没想到居然待了一辈子！

所以，那个时期话剧团的成员分类就很简单：第一类就是上面说的那些人，当时他们也就四五十岁，跟我妈年龄差不多，大部分是编剧、导演和演员。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和江浙一带，也有几个北京人，其文化水平和演出水平还可以，但跟北京人艺之类的顶尖团体不能相提并论。

第二类是文革前在重庆本地招收的一批学员——他们当时正值20来岁，赶上了文革，正在起劲儿中。他们的文化、演技以及普通话水平比上一代差了不止一点儿。还有长相，有些人招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挺好看的，可是长着长着的，就没长好。记得这代演员中有一个是从中央戏剧学院分来的毕业生，他一上台，那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和十足学院范儿的做派就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跟这些土生土长的演员们完全不搭界。最终，让你感觉难受的不是大家不对，而是他太奇怪太另类太让人别扭了，恨不得把他铲下台去才顺溜些。

我们在北京看惯了我妈那些学生——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俊男美女们，对他们不太看得上，觉得他们不够洋气，却有着“文艺界人士”那股说不出道不明的派头，便私下将之命名为“外地文艺界”做派。当然这里也透露出北京人自视甚高的毛病，正像后来我常常批评我的北京朋友那样：你们不小心出生在皇城根下很了不起吗？

再有就是本地的工作人员了，比如门房财会炊事班木工队（团里大家用的那些奇怪的家具就出自他们之手）等等。

这样，整个话剧团虽然不大，但加上家属也有两百多人，还是相当热闹的。这两百多人的单位家庭工作生活都集中于同在一个地方，那就更加热闹了。更何况，如火如荼的文革还开始了呢！

当时，上面所说的第一类人中，除了之前在反右运动中已经中枪的，剩下的也有不少被打倒了，其头衔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视他们之前的职务而定；剩下人则分成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少数派”，也就是后来掌权的“8.15派”，另一派是保守的“多数派”。这两派经常发生争论，我们就有热闹看了。为了回家能很好地交流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根据每个人的长相给他们起了绰号，比如“多数派圆头”和“少数派圆头”、“少数派长脖子”之类。后来大家混熟了以后，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外号，都表示很满意。

我二姐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被欺生的问题后，就听从几个中学同学的召唤步行串联到成都去了，我也很想跟她们一起去，但她死活也不肯带上我，我妈劝了半天也无效。

我二姐一走，我就掺和到团里的一群孩子中去了。

话剧团的孩子们是分了好几拨的。以前人气最高的是女团长的大儿子带领的住在团里的一拨人（住在团里的多数是导演演员们），不过那时他或者是因为长大了不屑于再当孩子头，或者是家里受冲击所致无心做领导工作，总之他们这拨人好像正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我虽然也住在团里，但没跟他们玩儿过，却不知怎的掺和到了住在下面的剧场周围的孩子们中了（在剧场周围住的多数是工人和右派家庭）。

刚开始我们天天从团里最高处的后门出去，到枇杷山公园去野玩——在山坡的小树丛中上爬上滑下。

后来我们发现更好玩儿的地方是剧场。

剧场的前身是“抗建堂”，后来叫“红旗剧场”。它坐落在半山上，其大门和话剧团的大门分别开在上山的同一条破旧的小街上，观众要去看戏还得先爬坡。文革前市委书记任白戈曾经打算拆迁剧场门口和小街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住房，使车辆可以直达剧场门口，因为文革兴起，这个计划泡汤了。

我们在剧场的玩法主要是探秘。在短短几天内，我们就把这个空旷阴冷黑暗的剧场真正“玩转”了，它所有的机关暗道都被一一破解。

比如，我们发现，从观众席的某个柱子上的梯子爬上去，就可以达到舞台上方，那里有很多绳索之类的东西悬挂着，你可以拉拉这个，拽拽那个，从而发现舞台效果的制作乐趣；从墙上的某个通道钻进去可以到达后台，从那里出来站在舞台上感觉很奇妙，让你得以从演员的角度俯瞰那黑压压的观众席；从后台的楼梯上去可以直达化妆间，你就可以由这里而不是由大门进入话剧团的院子了……这一切是多么新奇有趣，多么令人心醉神迷啊！

在剧场玩了一阵，我们本来只有四五个人的队伍扩大了，有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也加入进来。那时学校早已停课，大家的居住条件又很有限，家长们是不可能将孩子长期关在家里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少数派开始占上风了（他们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多数派成员则纷纷“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然后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且越来越好之际，我们这些无事忙的孩子们也被他们动员起来了。

现在想来，少数派的中坚力量是那些还没有结婚生子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些孩子大都属于被打倒的家庭，那么造反派为什么这么不挑不捡的呢，难道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总之，我们被召集在一个组织之下——整个文化局系统的孩子们成立了一个什么战斗团，名字忘了。于是我也戴上了红袖章，虽然底气不足，到底也实现了阿Q式的理想，跟着革命党“同去、同去”了。记得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小学同学，她仔细地审视了我戴的红袖章，满脸都是怀疑和不屑……

我们这个组织基本没有什么行动，就是排练了几个舞蹈去街上跳了跳——那年月谁都可以拉个圈子就跳，还加上报幕：XXX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还参加过一两次其他艺术团体（如京剧团歌舞团杂技团）的不知所云的大会。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松散的组织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不过，其中一次帮红卫兵卖东西的盛况我还记得。那时剧团接待了一些从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住在离“保姆楼”不远的“小礼堂”里，我们这些孩子特别喜欢跑到那儿跟他们聊天。我还因此学会了怎么回答常见的疑难问题——有一次一个红卫兵让我们说说，每个人的父亲是干嘛的。父亲已被打倒的某个女孩儿就很明确地告诉他：“我爸爸是扫地的！”

那些北京红卫兵不知从何处印刷了一批小册子，名为《叛徒内奸走资派刘少奇的档案材料》。我们把这些小册子背到街上去卖，刚一吆喝：“刘少奇的档案材料！两角钱一份！”就遭到过往行人的哄抢。期间我们两次气喘吁吁地爬梯坎回到小礼堂补充货源，那些没有买到的人居然就听话地在原处等着。最后我背了满满一书包毛票去交差，数来数去，发现差了一块多钱。一个红卫兵满不在乎地说了声算了，结果就真的算了，本来我还以为得找我妈要钱去弥补损失呢！

那时团里的批斗会也一律对外开放，我们这些家属孩子都可以参加。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孩子在大家喊口号“打倒xxx”时，如果不是自己的父母就举手跟着喊，反之，如果是打倒自己的父母，他们就不举手，也不跟着喊。这样我很快就根据他们的一会儿举手一会儿不举手分辨清楚了谁是谁的孩子。

还有的批斗会是即兴的。你听到外面有了大声的喧嚣，就可以跟着那些闻声而动的大人孩子们一起跑到排演场去了。

有两次这样的即兴批斗会很热闹。因为批斗的不是“死老虎”，而是“革命群众”中说了“错话”的人。被批斗的人根本不服，又挣扎又对嘴，场面十分火爆。

有一次批斗的是一个年轻演员。她属于有点儿思想的人，对文革有疑虑，便写信给中央。其中有一句是：“M主席我对你有意见”……这封信没发出去就被发现了，少数派的同龄人把她抓到排演场去，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她闹得可厉害呢，坚决不肯低头，尖着声音跟他们吵架。后来她好像被管制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应该是例行的批斗会，团里某个年轻的女演员找到我，让我在会后上台发个言，表示一下和家里划清界限等等。我那时不善于跟大人说话，所以只点了点头。

不记得当时心里有何感受，反正只需说几句话，表个态而已，可能没太当回事吧，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是最怕当众发言的。这跟我的语言能力有关：那时我虽然已经可以说一口地道的重庆话了，但思考和朗读时却完全不行，那发言时用什么语言就是个问题了。如果用重庆话，我怕说得古怪，用普通话呢，又有“装”的嫌疑。那么当时心理负担是不是很重呢，存疑。

不过在那人看来，我肯定是临阵脱逃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批斗会快要结束时，我突然发现衣服扣子掉了一颗！那怎么能上台露怯啊？我急忙回到“大楼”，想要找针线钉上它，却发现没带家里的钥匙。无奈中只好敲开邻居的房门借来针线，匆匆钉上扣子后再回到排演场。可是例行批斗会已经结束，人们正纷纷往外走呢。那个女演员悄悄问我：“你刚才去哪儿了”？还表情很复杂地看着我摇了摇头，带着些理解，也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遗憾。那我解释了没有呢，也不记得了。再说，就算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吧？

现在想来，那时已是1966年初秋，已经过了最早期的激烈阶段，所以我看到的那些批斗会还算是“温良恭俭让”的，后来从一些回忆文章里才知道之前也有很残酷的。比如有一次，被打成右派的曾蓉阿姨就被强迫站在食堂饭桌上面的一把椅子上，又被人从背后猛地推倒在地，双手被戳得血肉模糊；还有一次，她和另一个阿姨被押去解放碑“游斗”，胸前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木牌，她被吓得面色惨白，那个阿姨却泰然地劝她说：“没得啥子，就当我们在这个戏里演的是反派……”

说到这里想起来还有“游斗”这回事。那时街上时不时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我们就会一窝蜂地跑下去站在路边看。从话剧团的小街跑下来是观音岩，那是从体育场（那里常常进行大型的批斗会）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必经之路，所有的游行队伍都会从那儿经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被“游斗”的是军医大学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看到他们身穿军装，头上却戴着高高的尖帽子，心里觉得太别扭了，那可是咱亲人解放军啊！

还有一次，我决定自己去体育场观看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为此我一早就出门了，只看到满满一街人都在往那个方向走。结果好像我没能进到会场，人太多了。后来只看到卡车开了出来，上面谁是李井泉呢，却没看到。

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父亲也在挨批斗。那时父亲在北京还可以跟家里通信，信上当然不提这些事；而且，他是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就被文化部召回的，在我的心里，那是“组织”管着的地方，却从来没想到，“组织”也会瘫痪，父亲也会落入“群众组织”手中。

我还常常去解放碑看辩论会。解放碑是重庆市中区的中心，那里的高音喇叭永远放着响彻云霄的歌曲、口号，街道上也永远熙熙攘攘地挤满人。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都变得十分模糊，只记得辩论会也分多种，其中有预谋已久的，也有即兴式的，有时还演变成一个个小圈子的辩论——七八个人围起来就开始东拉西扯、唇枪舌剑了；辩论的内容也会随时转向，成为无主题变奏。

比如有一次台上的人说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到了什么什么，下面有人就说了，“中南海大得很，毛主席不可能听得到噻！”于是大家就辩论起来，中南海到底有多大？还有一次，说是有一个正规的辩论会要举行。我去时正看到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解放碑下面的台阶上站着侃侃而谈，可是不到一会儿，他就被下面的“群众”群起而攻之了，还有人上去推推搡搡。然后台上台下的人就有人抱腰有人捉脚，把他倒栽葱式地拖了下来！

那时候不同派别的人还编了很多押韵合辙的歌谣，在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抹黑“对立面”。那些歌谣短小精悍，充满重庆方言的幽默和智慧，外地人是听不出个中滋味的。最爱唱这些歌谣的正是我们这样的小学生，可惜现在的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到了1967年，重庆的造反派“8.15”夺权成功后，其内部分裂出来的“反到底”派开始不依不饶，说他们才是真正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这两派之间从打口水仗发展为小打小闹般的武斗，最后则彻底失控，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整个重庆地区以及云贵川都乱成了一锅粥，并持续了好多年。

在大规模武斗兴起之前（1967年初夏），我和二姐本来已经去了北京，可是在我妈被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学生“揪”回北京后，我们和大姐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回了重庆，并于次日跟着大批躲避武斗的民众跑到成都避难，一个月以后才得以再次回到北京，跟我妈一起住在电影学院的“黑帮屋”里，直到两年后的1969年10月才回到重庆（这两年间的经历我已在我的博文《动荡年代》和《黑帮屋往事》交代过）。

说起那个时候的所见所闻，总是让后来的我想起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写到的那种以高尚之名唤醒的人性恶、那种以暴力造就的新的欺压者、那种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极度冷漠和践踏，那种群众见怪不怪的盲目和麻木，种种现象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一一呈现，套用一句文革常用语来说，还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呢！

陈好梅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