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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陆伟国：黯然离校，1968年毕业分配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
作者：陆伟国
1963年，校内人工湖边晨读。我们离校后，这个湖就没了
我们1962年入学的人民大学67届学生，终于在1968年9月毕业分配离校了。作为本科生，在学校里待了六年(如果算上随后去部队农场的一年半，那就是七年半了)。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一年。
1965年春节，参加社教，在长沙湘江边
这六年的大学生活，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接受部队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运动。这个经历，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终于要走了。
1966年春，因去工厂进行实践教学，住在铁一号总统府
01
分配方案
其实，不光是我们急于离校，进校的解放军、工人宣传队更盼着我们早点走。有关部门对这些学生也有点头疼了，再不需要他们冲锋打头阵，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就碍事了，看着心烦了。工宣队才进来一个月，就着手毕业分配。盼了一两年的事，几天之内就搞定了，搞得很快也很神秘。其实，在军工宣队进来之前，这事就已经安排好了，只是被称之为革命小将的老九们蒙在了鼓里。
196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弄了半天，学生们在紧张的武斗中还没缓过气来，两眼紧盯着对方的时候，上面已经安排怎么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个通知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6月开始分配”，同时指出：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二，毕业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要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三，1967年毕业生，其工资暂按原定标准发放。
由于有这个文件，所以军、工宣队来了没几天，8月26日，他们就召开了66、67届毕业生大会，布置毕业分配工作。
那个时候的分配，都有个分配方案，即每个专业（每个班）都有个与学生人数等额的接收单位名单。通常情况下，接受单位都有具体名称。也有不是具体单位，而是某地或某系统。比如，分到六机部（第六机械工业部，原船舶工业部），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在阜成门外的那个红楼里面了，而是去了再往下分。也不一定造船的就是在沿海，说不定是离海边还有好几千里地的内地的船用设备厂呢。为了表示分配的公平合理，“文革”前不少学校是提前公布分配方案，而后由学生讨论，谁该去哪儿。但往往谈不拢，最后由系里定。
但这次，分配方案事先是绝对保密，也没有什么过细的思想工作。没几天就公布结果：张三上那儿，李四上这儿。现在有的大学生羡慕那时的计划分配，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用自己操心。是的，是人人都有一份。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你想要的那份，尤其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叫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想不去，哪怕就是想回自己的老家、重新回自己原先的生产队当农民，那也不可能了。因为你的户口，不在你手里，你上哪儿也去不成。你的命掐在别人手里，哪儿也去不成，只有听命，想操心也操不上。
而且即使在那时的前后几届中，相比起来，也是1967届的分配最差。因为那时各地还在一片混乱之中，经济萎缩，单位瘫痪，有的还在两派武斗呢，哪还要什么人呐。加上我们班是统计专业，需要的人就更少了，谁还不能干啊，还用得着上去人民大学找么？
所以我们班的分配是最差的了，比前后几届的不行，比同一届其它专业的也不行。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几乎是沿着国境线，像天女散花似的，一个省两个，一个省两个，撒了一圈。而且几乎都是到最基层，没有一个省会城市，极少数去城市的，也是大同、渭南那样的中小城市。我们班按大区的分配名额是：东北6人、西北6人、华北6人、西南3人、华东3人、中南2人。明显是偏向北方，其中三北地区就有18人，占了70%，陇海线以北的占了77%。
分配的单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或是分到各省后再分配，通常是先到农场或农村劳动，先储备缓冲一下；再有，就是到大西北、大西南和东北的三线工厂。能去工厂，那就算是不错的了。那些工厂都是几零几零的代号。
有这么一个真的故事：在宝成线的火车上，有个女同学直哭。别人问她怎么啦？她说都来回坐了三趟火车，愣是找不到所分去的那个工厂到底是在哪儿。可怜的孩子啊，那些厂都在深山沟里，坐在火车上，怎么能找得到呢？当然，自己真要去深山沟里，恐怕就更不好找了。
02
我们班的分配
具体到我们班的分配，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天津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大城市的了。这个天津名额，太宝贵了。我们班有天津的同学、四个北京同学、两个河北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中央“四个面向、一结合”的方针政策吧。从好的方面想，也可能是为了减少矛盾，叫谁去也不好，干脆就谁也别去了。
也曾有传言，我们班还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也是没让去。我们班当初有四个江苏同学、四个上海同学，都没让去，多可惜啊。这件事情上面，工宣队做得就太没有人情味了。没想到的是，我人生最后的落脚点，还就是当时虚无缥缈、说不清是有还是没有那个名额的南京。
后来有同学说，那只是误传，我们班的分配方案中并没有南京的名额。但也很可能是，在这位同学知道之前，这个名额已经被划掉了。因为1967年原本毕业时我们班的花名册是28个人，而在1968年实际参加分配是26人，空了两个名额。这两个空额，很可能就是天津和南京这两个好地方，被军工宣队划掉了。
那时也有个不成文的条条，对恋人，在分配方案许可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照顾，尽可能让他们在一起，但一般就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
我们班唯一一对相恋的同学李芳馨和聂家丽，军工宣队原本也是好意，让他们一起分到内蒙古，因为内蒙古有两个名额（没有具体单位）。不料，两三天之后，都分好了，正准备要走呢，内蒙古方面又来了明细的方案。这两个名额，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盟。同是内蒙古，东西两端之间，距离就差大了。从东蒙到西蒙，还得在北京转车，比从哈尔滨到广州还要费时费事。而他们俩有一个是天津同学。那个天津名额给他们中的一个也好啊，以后再慢慢地挪吧。但现在这个样，叫他们怎么办？就算是一个盟，到了盟里还要下到旗（县）里，到了旗里，说不定还要下到乡里，那些地方说不定连个公交车也没有。叫他俩怎么办？
我们都匆匆地走了，不知这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听后离校的同学说，他俩一起去了通辽。但那儿肯不肯接受，到底如何安排的，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从那之后，也再没有他俩的消息。直到今天，连他们当初到底去了哪儿，后来怎样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很多同学至今一直惦念的事。
我是分到了山东。在公布结果之前，军工宣队的一位同志找我谈过。问，如果你在北京一带工作生活，身体这些方面还可以吧？我一听觉得不对。因为班里有四个北京同学、两个天津、两个河北同学，如果有北京名额，绝对轮不到我。但既然问到了我，还能说连北京也不行么，只好说可以哎。出来后，我跟别的同学讲了这事，他们也说不可能。我心里忐忑不安了没两天，方案就公布了，我去了山东。
看来军工宣队是把我安排在山东后再对我说，要是在北京，你能习惯吧？既然你说行，那再把你放在更南面一些的山东，你也就说不出熊话来了。你这时候再有意见，就会对你说，已经考虑到你是南方同学，既然北京的气候条件你都可以，那山东就更没问题了，总比东北和内蒙古要好吧。这也算是种策略吧。
在我们班的方案里，整个华东地区只有山东两个名额和浙江象山县一个，中南地区只有广东两个。能上山东已经不错了，应该说，已经是有所照顾了，所以我也没有别的意见，表示服从。当然，要是不服从，你也没有别的咒念。
浙江象山这个名额，给了河北迁西的一位同学。大概是考虑他当时有位外校的女友分在了苏州，象山是我们班方案中（除了南京）离苏州最近的地方。没有让他去南京，恐怕是担心有些江苏同学会有意见，因为江苏同学中有的要去到新疆。
我们班分到新疆、青海的同学，可能是因为条件的恶劣，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平均年龄五十多一点吧。那位同学去了浙江象山后，具体又分到了下面一个基层粮站。这对于他，在语言、气候、生活习惯、工作条件等等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的不适应，后来就调回了河北老家本县的一个厂，再后来也没了音讯。
操作我们毕业分配的，出面的是工宣队的师傅，比如找我谈话的人，是工宣队的。但实际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在背后的军人，分工管我们班的那位军人，叫李向武。班长离校时，他还写了一首诗给班长留赠：
真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了。
别笑，那时候的诗，就是这个样的。
03
毕业证书
相处六年的同学，要分手了，却没有告别，没有依依不舍，更没有毕业典礼、合影和会餐。简略得连班里同学们的毕业证书都是系里叫我去用手填上的。我的毕业证书，也是我自己填写的，这在毕业生中还是很少有的。只是找不到稍为好一点的毛笔，笔尖秃秃的，没几根毛，字写得不够理想。
“文革”结束后，听说可以回学校换新的毕业证，因为原先的上面印有林彪抄录那段最有名的雷锋语录的手迹。我没去换，一是知道得晚了，再是这是我自己填写的，可是不一般哦。
这张有特殊意义的我自己填写的毕业证书。照片和落款上是有钢印的。这张照片就是文章最前面作者简介上的那张
这是比我低一级的工业经济专业68届李宝山同学的毕业证书。这一张更有历史价值了，你看，盖的章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古今中外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这大概是唯一的奇观了。他们是在1968年底毕业离校，比我们晚了三个月
04
同学分手
入学时，我们班是30个同学，六年后离校时却只有26个。临走时，我们都没有提到在武斗场上被长矛刺中七枪、当场身亡的同学陈荣祖。那个撕裂得渗着血的创伤，谁也不愿去触碰。愿他的魂灵永远留在母校的树荫下、土壤里。而在我们的心上，有的是血，有的是泪，有的是无法抹去的伤痛，有的是展望前途的困惑和茫然。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我们班那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监护”。这并不是什么民事案件，更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泪（她的事情在我回忆录里有专门讲述）。那天，我在楼上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看着那辆车的驶去。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那时，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后期，我和她在一个大队，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虽说是同一个大队，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很少碰到。我还特地去看过她一次。
这样一位女同学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有一次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几近裸体，残忍至极。那时，我回家了，回校后下去看她(人民大学男女生住同一个楼，我在三楼，女生在二楼)。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
她的事情，后来弄到了周恩来那儿，这些就不说了。十多年后，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还见了次面，她美丽依然。在离校之后，我是我们班同学中唯一见到过她的人。见面时，她十分惊诧，问我怎么是通过公安部门找到她的，难道自己还在公安部门的掌控之中，其实倒不是。
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文革”前，她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第一次听到《歌唱祖国》的乐曲，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都抑制不住，从心底里呼喊：“回家了，回家了！”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她的父亲是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干部，为了世界革命，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历尽千辛万苦，撇家舍业，难以顾及亲人，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最后却是这个结果......
有很多话，在此，我不便于说。但是，她的遭遇，太不公平、太不应该、太伤人心。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前些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寻找过她。我说，让她静静地生活吧。有相当一部分“文革”过来人，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远离曾经的人，远离曾经的事，默默地疗伤。我们能理解。
直到2021年春，我们同学联系上了她。退休前，她已是一位企业的负责人。为她点赞。
离校前，倒是系办的老师，尽管这两年受过那么多的伤害，却还是过来对我们再三叮咛：到了单位，千万不要参与当地的两派斗争啊。拳拳之心，真是堪比慈母。
05
黯然离校
离校的情景，终生不能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背着所谓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校门。
记得很清楚，那是夜里，路上空寂无人。校门的顶上有盏灯，就在跨出校门的一刹那，脚下突然开始有了往前的身影。我知道，学生时代就此结束，这就将永远告别人民大学，不知何时才会再走进来。越往前走，脚下的身影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模糊。渐渐地整个身影，连同整个人，都融进了不可知的茫茫黑夜。
我们离校时的校门
徐志摩有首诗，说，我轻轻地走了，就像我轻轻地来。而我是，我很认真地来了，却轻轻地走了。
那一夜，在列车上，我流了鼻血，流了那么多的鼻血，用了很多张纸来擦。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流过。包括这辈子，那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那时是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热燥，不知道这一步踏下去将是什么，是尖石还是泥沼？任列车在黑暗中前行，把我带向一个可知又不可知的远方。
到如今，差不多五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离世，三分之一失联，三分之一还在群里。这也许就是老五届的一个侧影。
1969年秋，在部队农场收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