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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陆伟国:黯然离校,1968年毕业分配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  


原题
1968年的毕业分配




作者:陆伟国



1963年,校内人工湖边晨读。我们离校后,这个湖就没了


我们1962年入学的人民大学67届学生,终于在1968年9月毕业分配离校了。作为本科生,在学校里待了六年(如果算上随后去部队农场的一年半,那就是七年半了)。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一年。

1965年春节,参加社教,在长沙湘江边


这六年的大学生活,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接受部队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运动。这个经历,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终于要走了。

1966年春,因去工厂进行实践教学,住在铁一号总统府


01

分配方案


其实,不光是我们急于离校,进校的解放军、工人宣传队更盼着我们早点走。有关部门对这些学生也有点头疼了,再不需要他们冲锋打头阵,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就碍事了,看着心烦了。工宣队才进来一个月,就着手毕业分配。盼了一两年的事,几天之内就搞定了,搞得很快也很神秘。其实,在军工宣队进来之前,这事就已经安排好了,只是被称之为革命小将的老九们蒙在了鼓里。

196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弄了半天,学生们在紧张的武斗中还没缓过气来,两眼紧盯着对方的时候,上面已经安排怎么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个通知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6月开始分配”,同时指出: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二,毕业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要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三,1967年毕业生,其工资暂按原定标准发放。

由于有这个文件,所以军、工宣队来了没几天,8月26日,他们就召开了66、67届毕业生大会,布置毕业分配工作。

1967年初,趁着大串联回家了,在上海黄浦江边留影

那个时候的分配,都有个分配方案,即每个专业(每个班)都有个与学生人数等额的接收单位名单。通常情况下,接受单位都有具体名称。也有不是具体单位,而是某地或某系统。比如,分到六机部(第六机械工业部,原船舶工业部),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在阜成门外的那个红楼里面了,而是去了再往下分。也不一定造船的就是在沿海,说不定是离海边还有好几千里地的内地的船用设备厂呢。为了表示分配的公平合理,“文革”前不少学校是提前公布分配方案,而后由学生讨论,谁该去哪儿。但往往谈不拢,最后由系里定。

但这次,分配方案事先是绝对保密,也没有什么过细的思想工作。没几天就公布结果:张三上那儿,李四上这儿。现在有的大学生羡慕那时的计划分配,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不用自己操心。是的,是人人都有一份。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你想要的那份,尤其不是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叫你去,你就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想不去,哪怕就是想回自己的老家、重新回自己原先的生产队当农民,那也不可能了。因为你的户口,不在你手里,你上哪儿也去不成。你的命掐在别人手里,哪儿也去不成,只有听命,想操心也操不上。

而且即使在那时的前后几届中,相比起来,也是1967届的分配最差。因为那时各地还在一片混乱之中,经济萎缩,单位瘫痪,有的还在两派武斗呢,哪还要什么人呐。加上我们班是统计专业,需要的人就更少了,谁还不能干啊,还用得着上去人民大学找么?

所以我们班的分配是最差的了,比前后几届的不行,比同一届其它专业的也不行。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几乎是沿着国境线,像天女散花似的,一个省两个,一个省两个,撒了一圈。而且几乎都是到最基层,没有一个省会城市,极少数去城市的,也是大同、渭南那样的中小城市。我们班按大区的分配名额是:东北6人、西北6人、华北6人、西南3人、华东3人、中南2人。明显是偏向北方,其中三北地区就有18人,占了70%,陇海线以北的占了77%。

分配的单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或是分到各省后再分配,通常是先到农场或农村劳动,先储备缓冲一下;再有,就是到大西北、大西南和东北的三线工厂。能去工厂,那就算是不错的了。那些工厂都是几零几零的代号。

有这么一个真的故事:在宝成线的火车上,有个女同学直哭。别人问她怎么啦?她说都来回坐了三趟火车,愣是找不到所分去的那个工厂到底是在哪儿。可怜的孩子啊,那些厂都在深山沟里,坐在火车上,怎么能找得到呢?当然,自己真要去深山沟里,恐怕就更不好找了。

外校一位68届毕业生要求到大三线去的“献忠书”


02

我们班的分配


具体到我们班的分配,有件可气的事,有个天津的名额,被工宣队作废了,没有派人去。多可惜啊!我们班除了一个北京的名额,再就没有直接去大城市的了。这个天津名额,太宝贵了。我们班有天津的同学、四个北京同学、两个河北同学,愣是一个也没让去。大概是为了显示他们坚决贯彻中央“四个面向、一结合”的方针政策吧。从好的方面想,也可能是为了减少矛盾,叫谁去也不好,干脆就谁也别去了。

也曾有传言,我们班还有个南京电子管厂的名额,也是没让去。我们班当初有四个江苏同学、四个上海同学,都没让去,多可惜啊。这件事情上面,工宣队做得就太没有人情味了。没想到的是,我人生最后的落脚点,还就是当时虚无缥缈、说不清是有还是没有那个名额的南京。

后来有同学说,那只是误传,我们班的分配方案中并没有南京的名额。但也很可能是,在这位同学知道之前,这个名额已经被划掉了。因为1967年原本毕业时我们班的花名册是28个人,而在1968年实际参加分配是26人,空了两个名额。这两个空额,很可能就是天津和南京这两个好地方,被军工宣队划掉了。

那时也有个不成文的条条,对恋人,在分配方案许可的情况下有一定的照顾,尽可能让他们在一起,但一般就是别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方。

我们班唯一一对相恋的同学李芳馨和聂家丽,军工宣队原本也是好意,让他们一起分到内蒙古,因为内蒙古有两个名额(没有具体单位)。不料,两三天之后,都分好了,正准备要走呢,内蒙古方面又来了明细的方案。这两个名额,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盟。同是内蒙古,东西两端之间,距离就差大了。从东蒙到西蒙,还得在北京转车,比从哈尔滨到广州还要费时费事。而他们俩有一个是天津同学。那个天津名额给他们中的一个也好啊,以后再慢慢地挪吧。但现在这个样,叫他们怎么办?就算是一个盟,到了盟里还要下到旗(县)里,到了旗里,说不定还要下到乡里,那些地方说不定连个公交车也没有。叫他俩怎么办?

我们都匆匆地走了,不知这事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听后离校的同学说,他俩一起去了通辽。但那儿肯不肯接受,到底如何安排的,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从那之后,也再没有他俩的消息。直到今天,连他们当初到底去了哪儿,后来怎样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很多同学至今一直惦念的事。

我是分到了山东。在公布结果之前,军工宣队的一位同志找我谈过。问,如果你在北京一带工作生活,身体这些方面还可以吧?我一听觉得不对。因为班里有四个北京同学、两个天津、两个河北同学,如果有北京名额,绝对轮不到我。但既然问到了我,还能说连北京也不行么,只好说可以哎。出来后,我跟别的同学讲了这事,他们也说不可能。我心里忐忑不安了没两天,方案就公布了,我去了山东。

看来军工宣队是把我安排在山东后再对我说,要是在北京,你能习惯吧?既然你说行,那再把你放在更南面一些的山东,你也就说不出熊话来了。你这时候再有意见,就会对你说,已经考虑到你是南方同学,既然北京的气候条件你都可以,那山东就更没问题了,总比东北和内蒙古要好吧。这也算是种策略吧。

在我们班的方案里,整个华东地区只有山东两个名额和浙江象山县一个,中南地区只有广东两个。能上山东已经不错了,应该说,已经是有所照顾了,所以我也没有别的意见,表示服从。当然,要是不服从,你也没有别的咒念。

浙江象山这个名额,给了河北迁西的一位同学。大概是考虑他当时有位外校的女友分在了苏州,象山是我们班方案中(除了南京)离苏州最近的地方。没有让他去南京,恐怕是担心有些江苏同学会有意见,因为江苏同学中有的要去到新疆。

我们班分到新疆、青海的同学,可能是因为条件的恶劣,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平均年龄五十多一点吧。那位同学去了浙江象山后,具体又分到了下面一个基层粮站。这对于他,在语言、气候、生活习惯、工作条件等等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的不适应,后来就调回了河北老家本县的一个厂,再后来也没了音讯。

这是工宣队制作的我们班分配去向表,当然也是几十年以后才看到的。其中有一个名字还不是我们班的

依据分配表制作的分配去向图,一个同学用一个红三角表示。只表明去到了哪个省,不表明在省内的位置


操作我们毕业分配的,出面的是工宣队的师傅,比如找我谈话的人,是工宣队的。但实际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在背后的军人,分工管我们班的那位军人,叫李向武。班长离校时,他还写了一首诗给班长留赠:

眼向忠字看,心向忠字想,
劲向忠字使,血向忠字流。

真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了。

别笑,那时候的诗,就是这个样的。

03

毕业证书


相处六年的同学,要分手了,却没有告别,没有依依不舍,更没有毕业典礼、合影和会餐。简略得连班里同学们的毕业证书都是系里叫我去用手填上的。我的毕业证书,也是我自己填写的,这在毕业生中还是很少有的。只是找不到稍为好一点的毛笔,笔尖秃秃的,没几根毛,字写得不够理想。

“文革”结束后,听说可以回学校换新的毕业证,因为原先的上面印有林彪抄录那段最有名的雷锋语录的手迹。我没去换,一是知道得晚了,再是这是我自己填写的,可是不一般哦。

这张有特殊意义的我自己填写的毕业证书。照片和落款上是有钢印的。这张照片就是文章最前面作者简介上的那张


这是比我低一级的工业经济专业68届李宝山同学的毕业证书。这一张更有历史价值了,你看,盖的章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古今中外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这大概是唯一的奇观了。他们是在1968年底毕业离校,比我们晚了三个月


04

同学分手


入学时,我们班是30个同学,六年后离校时却只有26个。临走时,我们都没有提到在武斗场上被长矛刺中七枪、当场身亡的同学陈荣祖。那个撕裂得渗着血的创伤,谁也不愿去触碰。愿他的魂灵永远留在母校的树荫下、土壤里。而在我们的心上,有的是血,有的是泪,有的是无法抹去的伤痛,有的是展望前途的困惑和茫然。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我们班那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监护”。这并不是什么民事案件,更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泪(她的事情在我回忆录里有专门讲述)。那天,我在楼上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看着那辆车的驶去。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那时,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后期,我和她在一个大队,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虽说是同一个大队,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很少碰到。我还特地去看过她一次。

这样一位女同学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有一次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几近裸体,残忍至极。那时,我回家了,回校后下去看她(人民大学男女生住同一个楼,我在三楼,女生在二楼)。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

她的事情,后来弄到了周恩来那儿,这些就不说了。十多年后,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还见了次面,她美丽依然。在离校之后,我是我们班同学中唯一见到过她的人。见面时,她十分惊诧,问我怎么是通过公安部门找到她的,难道自己还在公安部门的掌控之中,其实倒不是。

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文革”前,她曾深情地对我说过,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第一次听到《歌唱祖国》的乐曲,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都抑制不住,从心底里呼喊:“回家了,回家了!”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她的父亲是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干部,为了世界革命,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历尽千辛万苦,撇家舍业,难以顾及亲人,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最后却是这个结果......

有很多话,在此,我不便于说。但是,她的遭遇,太不公平、太不应该、太伤人心。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前些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寻找过她。我说,让她静静地生活吧。有相当一部分“文革”过来人,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远离曾经的人,远离曾经的事,默默地疗伤。我们能理解。

直到2021年春,我们同学联系上了她。退休前,她已是一位企业的负责人。为她点赞。

离校前,倒是系办的老师,尽管这两年受过那么多的伤害,却还是过来对我们再三叮咛:到了单位,千万不要参与当地的两派斗争啊。拳拳之心,真是堪比慈母。

05

黯然离校


离校的情景,终生不能忘。是我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背着所谓行李,一步一步走出校门。

记得很清楚,那是夜里,路上空寂无人。校门的顶上有盏灯,就在跨出校门的一刹那,脚下突然开始有了往前的身影。我知道,学生时代就此结束,这就将永远告别人民大学,不知何时才会再走进来。越往前走,脚下的身影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模糊。渐渐地整个身影,连同整个人,都融进了不可知的茫茫黑夜。

我们离校时的校门


徐志摩有首诗,说,我轻轻地走了,就像我轻轻地来。而我是,我很认真地来了,却轻轻地走了。

那一夜,在列车上,我流了鼻血,流了那么多的鼻血,用了很多张纸来擦。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流过。包括这辈子,那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那时是满心的焦虑、满心的热燥,不知道这一步踏下去将是什么,是尖石还是泥沼?任列车在黑暗中前行,把我带向一个可知又不可知的远方。

到如今,差不多五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离世,三分之一失联,三分之一还在群里。这也许就是老五届的一个侧影。

1969年秋,在部队农场收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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