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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许小济：父亲百年祭，儿子最后的几句话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许小济，1953年生于北京。1960年上北京景山学校”。1968年到山西原平县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载波专业。先后就职于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等公司，主要从事国际通信、光缆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作者：许小济
我的父亲许力以，1923年8月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父亲搞了一辈子出版，直到他的最后一息（2010年12月）。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夜深人静，每当我翻阅老爸留下的书籍，看到他在书中夹的纸条和树叶时，都会引起我对他的不尽思念！
老爸在世时，我们很少给他祝寿。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出生时讲的是阴历，现在都用阳历。阴阳一混，我们总是搞不清他的生日到底在哪一天？他自己也很少提及。他的朋友想为他庆生，他也总是推托，不愿麻烦大家。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2002年，有人说80岁了，怎么也要过一下，还说要按习惯，80不过，79过。于是在02年的8月，中国出版协会为父亲举办了一次生日座谈会，出版界的不少领导出席，相当隆重。
他们盛赞父亲在出版方面的贡献，说父亲是在中央出版机关工作最长的领导人，是资深出版家，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了我国许多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开拓者，他是出版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们回忆了许多往事，说父亲既是出版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重要的实施者，既能坚持原则，也能灵活处理。有的说父亲不慌不忙，有一种灵巧的接篮球动作，不是死硬的伸手去接，是顺手退一点软接。有的说父亲不仰视他人，阿谀奉承，也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严于律己，关爱他人，具有长者风范……
父亲在文革前任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中央机关的处就是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以后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新闻出版总署特邀顾问等。
父亲对大家的赞誉表示感谢。他说我实际上没那么好，我从小参加革命，有幸的是前后左右尽是能人，领导中有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中有在座的朋友，还有后来的青年才俊。如果说取得一点成就，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父亲说，过去有时间读了一些书，除马列外，还读了不少杂书，非常有益，读杂书可开阔思路，问题是如何对待。他一再感谢同志们。
2003年，我们全家给老爸过了80大寿，十几个人开了三辆车，去慕田峪长城玩儿。老爸说慕田峪树多，气势雄伟。他乘缆车上去，兴致很高。烽火台坡势很陡，他居然爬了上去。路上我们吃了虹鳟鱼，一鱼两吃，大家都很开心。
老爸在海边长大，喜欢吃海鲜。我们全家常去京深海鲜市场大快朵颐。那里的食材新鲜，现捞现做。多宝鱼、螃蟹、鲅鱼馅饺子，都是老爸每次必点。
老爸晚年仍很忙碌，过的非常充实。我每次去，他不是看书写字，就是会客打电话。在我眼中，老爸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他所从事并喜爱的出版事业。
父亲一生组织过不少书籍的出版，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他主持《邓小平文集》在西方的出版，包括策划、组织到出版的全过程。
1980年，父亲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他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的董事长马克斯韦尔商谈，由培格曼公司出版邓小平的文集，并列入其世界领袖丛书之一。此事报中央批准后，父亲开始操作。
然而，出版过程并不顺利。马克斯韦尔提出了一些问题，请小平先生回答。他还希望在出书之前，能够见到小平一面。对于马的问题，小平同志做了书面回答。关于是否见面，中央答复，以后再说。
《全集》中包括了邓小平同志的9篇文章、31张照片、对马提问的书面回答、特别是小平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可是，马并不死心，他对父亲说，他出版各国领袖的书，都见过那些领袖，并说他本人无论在伦敦、北美或南非，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一电话召唤，他立刻可以飞往北京。
以后，马又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文集》的出版。父亲生气了，说再不出版，我们就中断与你们的联系，与其他方合作！这位商人立马道歉，改变态度，工作才又重新推进。
1984年12月6日，《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西方出版，引起世界轰动。当天，新华社用中英文向全世界宣告《文集》的出版，同时播发了父亲写的一篇介绍文章。
父亲文章的题目是“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就是引用了小平同志在《序言》里所写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此，小平同志的这个格言传遍世界！
《文集》出版后，小平同志同意会见马克斯韦尔。马在接到通知时正在莫斯科，他喜出望外，当即带了随从飞抵北京。
1985年8月2日，父亲和朱穆之（文化部部长）、刘杲（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同志陪同马克斯韦尔去了北戴河。为了赶时间，他们一行从南苑机场乘坐专机前往。
会见地点是在一个距离海滨几百步的一个俱乐部的厅堂，小平同志常在那里接待宾客。会前半小时，父亲先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听力不好，示意父亲靠近一些。父亲汇报了约20分钟，小平问，他多大年纪了？61岁，小平说，年轻人嘛！小平又说，是礼节性见面吧！父亲说，他还想提出一些问题，了解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接见时，小平同志从对英关系到对欧关系，从贸易谈到合作，谈了许多。小平还谈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干不得，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等等等等。当天晚上，电视台播放了新闻，次日报上刊登了接见消息。
小平同志的接见，使马克斯韦尔非常兴奋。他回到伦敦后，还一再对父亲表示感谢，并寄来一些稿费。小平同志收到后，立即转赠给了少年儿童基金会。
1985年邓小平接见马克斯韦尔（左四），父亲（左一），朱穆之（左三），刘杲（右一）
父亲是广东遂溪人，出生在农村，我的爷爷是县城的小学教员。父亲原名许承学，参加革命后，改名许力以，取全力以赴献身革命之意。
1938年父亲参加党的外围组织，1941年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在大夏大学时，被敌人出卖，连夜逃跑。经组织安排，去了根据地，担任《七七日报》的编辑，新华社记者等。1948年去西柏坡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1年分到中宣部出版处，以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
我的母亲秦焕如，广西桂林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经中共南方局的组织安排，5个青年一起从重庆去大别山根据地，其中就有父母两人。行军时，父母相互照料，从相识到相爱，走到一起。他们感情一直很好，母亲性格温柔，从来不说过激的话。
解放后，我妈主要从事工会工作。1993年8月，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那天，我正在哈萨克斯坦出差，回来才知，深深自责，跪在我妈的遗像前面痛哭。老爸更是悲痛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排行老四，最小。家里民主，女孩都随我妈的姓，姓秦，男孩都随我爸的姓，姓许。
1960年我们全家在沙滩大院红后楼前
我家孙子辈是三男一女，老爸戏称他们为四人帮。一次吃荔枝，老爸说“日啖荔枝三百颗”，我的女儿马上说“不辞长作岭南人”，老爸连声说“好！好！”小孩喜欢吃洋快餐，他就总带他们去吃。
我们全家都上了大学，孙子辈学历更高，有硕士、博士，老爸甚感欣慰，说都比他的学历高。对于老爸是否有学问，我不甚了了。
1998年老爸与孙子辈在我家
一次，老爸机关的翻译生病，他临时抓差，让我去与老外吃饭并当翻译。老外是韩国的两位大学者，他们话题广泛，谈古论今，中西哲学，我翻译起来相当吃力。幸好韩国人懂得汉字，他们干脆就用中文进行笔谈。饭后还兴致不减，吟诗作对，令我佩服不已。我这才知道，原来老爸肚里有货。
我家搬过四五次。解放初，中宣部设在中南海，我家住在中南海的迎春堂。我那时年龄尚小，对中南海没什么印象。
1984年父亲在中南海的办公地点
1958 年，中宣部搬到了沙滩大院，那里原是北大校址。我家住在红后楼，大院内有篮球场，游泳池等许多好玩儿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儿时光。
1966年文革开始，中宣部首当其冲，部长被称为阎王，处长是判官，统统打倒。他们在办公大楼前面，都被剃了光头。父亲每日挂着牌子，在机关扫地。
以后，他们都被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我去插队之前，去党校与父亲道别。看守人员厉声喊道“许力以”，马上听到父亲大声回应“到！”。这一幕，永远地印在我这个15岁的孩子心中。
中宣部撤销，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机构进驻沙滩大院，我家就不让住在大院，分配住到弓弦胡同2号。那里曾是四位副部长的住宅，他们被关进秦城监狱后，就让我们搬了进去。
没有多久，老爸去了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老爸与包之静（出版处处长）同住一间，包伯伯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俩共事20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睡在一个土炕上，还在担心党的前途。可惜的是包伯伯在1971年被迫害致死。老爸说，每当想起老包，眼泪便夺眶而出。“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我妈到北京郊区劳动，我和两个姐姐分别去了内蒙、山西插队，只有我哥一人留在北京当建筑工人。我家6口，各在一方。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老爸回到出版口工作，我上了北邮，妈妈姐姐也都相继回到北京。小院有了生气，丁香花盛开，梨树也结出果实。小院的花花草草倾听了我家的多少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以后，为解决更多人的住房，我家小院被拆，门前盖起一栋楼房。老爸搬上楼房，房子比较简陋。直到2006年，老爸搬到富贵园小区，才住的舒适一些。
每次搬家，准确地说就是搬书。因为书籍太多，每次搬家都会处理一批，老爸舍不得，有些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
1975年我与大学同学在我家小院内
十年动乱之后，春回大地。1979年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版协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热闹非凡。有人问，今天什么日子，来了这么多领导？老爸说，文革中书都被封，社会反响很大，现在要抓出版工作了。
胡耀邦的讲话生动有趣，他引用辛弃疾的词句“春已归来，，，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说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他还说，出版界20万大军，使我想起毛主席的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我们现在是“二十万军同心干，书刊滚滚来天半”。
以后，出版行业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大家都豪情万丈！老爸多次参加中央书记处讨论出版工作的会议，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老爸说，肚子没有东西吃，人活不了，没有精神食粮，没有书看，人们也难以生存。老爸一生都在思考的是，应该出什么样的书籍？如何满足人们的精神食粮？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他们从救治书荒做起。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一批书籍，父亲与同事商量，开出了第一批的35种书目，大量印制。其中有：《子夜》《家》《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悲惨世界》《高老头》等，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买不到，还请父亲帮助，我就曾经多次跑腿儿，帮着买书、送书、寄书。以后他们又增加印制100多种，初步解决了图书市场的一片荒芜局面。
以后，出版界又组织了各类书籍的出版，老爸主持的就有辞书《汉语大字典》、丛书《当代中国》、刊物《博览群书》等；他们增设出版机构；推动版权立法，恢复稿酬制度；促进对外出版交流……做了许多许多。对于老爸具体都做过什么，我基本不知，就不详述了。
但我知道，老爸很忙，逢年过节还要去基层慰问。胡乔木同志是分管新闻出版工作，一年春节，他让父亲和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出版社。他说“出版方面出了问题我要负责，你们两个也跑不了，三个蚂蚱拴在一起！”。需要时，他还把父亲叫到他的家里，讨论工作。
出版工作是意识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复杂敏感，领导抓的很紧，既要百花齐放，又不允许离开轴线一步。管的过紧，就死气沉沉，放的太开，毒草又冒了出来。在夹缝中成长，需要有很高的平衡能力。
1986年父亲（左一）与胡乔木（左二）等同志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席《汉语大字典》的出版发布会上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很多。反右时，上级领导要求“肃反”对象达到百分之五，老爸说“太过火了！”。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被人记录在案，登在中直机关党委的内部简报上，被视作右派言论。后来他不得不反复检讨，才算过了关。从此，他说话就格外小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决定，给错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平了反，可见当年要求百分之五的比例是不正确的。父亲对这一比例提出质疑和批评，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老爸退休之后，一大爱好就是去逛书店，有时还到小书摊上看看。老爸说我们出书应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喜好，可以宽泛些，但应有正确的方向引导，逐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
老爸对我们基本是放养，没有说教。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几次说起让我学好英语，尽管我的专业是通信。他去日本用仅有的一点零钱，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让我多听正宗英语，我很高兴，每天抱着录音机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因我英语较好，后来被邮电部选中参与亚欧光缆的建设，从此走上国际通信工程的管理之路。
不过，应该提及的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感谢景山学校，感谢李中、方晶等一批优秀老师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老爸的家里书很多，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卧室，反正哪哪儿都是书。甚至卫生间还放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几近翻烂。老爸手边总是放有辞海、地图。对于不懂的字词和不知道的地方，他都要查阅一下。老花镜看不清，再用放大镜。
老爸对于出版理论有许多思考，他写过《人类文明与出版》等几部专著。他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出版总论时，一万多字，字斟句酌，查阅了许多文献。
老爸笔头很快，勤于笔耕。他写过随笔《海外侧影》、《东方求索》等书，有上百篇小文。其中有对世界出版业的介绍，也有他对社会现实的一些看法，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的真实情感。
老爸对于新生事物，非常敏感，很早就开始探讨电子载体对纸质图书的影响。他与时俱进，七十多岁还主动换笔，用电脑打字写文章，他拼音不行，发音不准，就用五笔字型，虽是一指禅，打的还挺快。
由于老爸的耳濡目染，我也喜欢读书，我读书很杂，什么书都愿翻翻。小时候，看小人书。文革时，家中被抄，书架都被封了。无意间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一本灰皮书《新阶级》，因与主流观点不一致，我很爱看。灰皮书是60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斗争，作为反面材料，专供高级干部阅读参考。父亲参与了灰皮书的出版工作，出过上百种。
过去我出差上飞机，总是要带上一两本书。现在眼睛吃力，还常常听书，每周要听2本。读书可大大地丰富人生，使人愉悦，为什么不多读一些呢？“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老爸喜欢书法，是有童子功，闲暇时就写上几幅，多是唐诗，一挥而就。“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写了好几遍，还问我哪幅写的好？父亲鼓励我学书法，曾送我一套《三希堂法帖》，四大本。但退休之后我才动笔，可惜他已驾鹤西去，不能给我一些指点了。
实际上，我与老爸的交流并不很多。直到晚年，才有一两次长谈。老爸喜欢太阳，我们聊天就随着阳光不断地移动座位。他谈的最多的就是他的战友，有谁谁谁在战争中牺牲了；有谁谁谁由于意外，脱离了组织，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有谁谁谁因右派问题耽误20年，一生就毁了；他回老家看到家乡没有太多变化，拉着儿时玩伴粗糙的双手，仿佛看到闰土再现，老泪纵横。
他说自己18岁入党，快70年了，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贡献？自己未被捕过，未坐过牢，包括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牢。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个个领导干部都如此，算不了什么。他说，值得欣慰的是，自己读了不少书籍，可能有一点知识，对事有一点分析。
十几年来，每年的正月十五，老爸都会受邀去人大会堂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欢度元宵晚会。他得过不少荣誉，有“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奖等，他很知足。
当然，他有时也会像我们一样，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对许多不当政策加以反对。不过，他更愿意相信未来，让我们要向前看。
老爸读的书多，上下五千年；走的地广，纵横千万里；见的人多，谈笑有鸿儒；经历丰富，有起也有落。所以，他视野开阔，心胸豁达，淡泊名利，做人低调。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
父亲一生组织过许多大型出版物的出版，退休后，主要是致力于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这个《全集》是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巨著，汇集了中华五千年的许多艺术珍品，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陶瓷等很多门类。
为了抢救和保护中华文化的历史遗产，国家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工作委员会。邓力群是总顾问，王忍之（中宣部部长）为主任，房维中（计委副主任）等同志为副主任，父亲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主抓日常工作，启功为总编。他们举全国之力，参与的人有六千多位，包括许多院士教授、专家学者，群星荟萃。
他们本来想用十几年的时间，到二十世纪末基本完成。但工程实在浩大，完成时间一拖再拖。后期难度越来越大，各种问题不断涌现。领导层更替频繁，许多出版社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各种材料不断涨价，经费紧张；全集办公室原有8人，大都超过80岁，四人已经仙逝；许多老专家走了，启功先生也走了……
老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伟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前无先者，以后短时间也难做这样大规模的联合编撰工作。不管还有多少困难，总是要努力完成。
直到老爸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给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写信，给几位同志打电话，处理工作。他拼了全力，可是，《全集》仍未出齐，成为老爸永久，永久的遗憾……
2000年父亲在邓力群家
老爸在《我最后的几句话》中写道：“我可惜还有一小点未完全结束的事业，这是我离休前中宣部领导邓力群与郁文交待我，说无论我退下与未退下，必须把《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全部完成。我遵照他们的嘱托，为此努力工作，但还有一点点未完全出版，我在病中甚为不安，，，最后希望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给予最后支持，加以全部完成。并望我的挚友亲爱的同志邬书林、张小影、陶骅同志给予帮助。”（邬、张、陶三人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中宣部出版局局长）。
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用他的行动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父亲走后，大家都对父亲《我最后的几句话》感动不已。有关领导下达指令，务必在次年10月以前全部完成！
经过各方努力，皇皇巨著，304卷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终于在2011年，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全部完成了。前后整整用了25年啊！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同志在光明日报上专门发文《许力以临终遗言全部实现了》。老爸同事说，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在出版人的手中，薪火相传！
2010年12月，在八宝山举行了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来了400多人，有的从外地来，有的从香港、台湾赶来。他们写了几幅对联，挂在门厅两边，有的很长，拖到地上很远：
写得真好！浓缩了父亲的一生。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老爸，在你百年之际，让我再给你祝一次寿吧！
物质和生命可以消失，灵魂与精神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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