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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朱霁云：父亲“特务案”的前前后后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朱霁云，江苏如皋人，“老三届”高中毕业，插队8年。参加工作后，曾任如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编委办主任。现为退休公务员。
原题
父亲“特务案”的
前前后后
（外一篇）
“朱犯轩臣，特务，化名魏西，代号504······原如皋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
1970年9月上午10时左右，我正在何庄公社食堂的饭桌上写标语“坚决拥护县对敌斗争大会的严正宣判！”头顶上的广播喇叭传来县革委会朱某某的声嘶力竭。起初我以为是与父亲名字相近的人，听到单位、职务，才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我迷迷糊糊地写好惊叹号，瘫坐在凳上，脑子里一片空无。
此前的1968年底，我作为如皋中学的高中“老三届”，来到何庄插队，几个月后被调到公社搞通讯报道，听到宣判，我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黑”身份，这下子是“黑”到底了，一个特务子女怎么能在公社写报道、写总结，还替书记写报告、写党课材料？我“知趣”地回宿舍捆扎好铺盖，找公社书记苏仁杰“坦白”了父亲的问题，主动说“我不适合在公社了，我回队里去。”苏书记挂下脸说“我还和他同过事，他竟潜伏得这么深！你的事，等公社党委研究了再说。”后来公社并未让我回队里，个中原委，是为后话。
父亲成了特务后不久，清除出干部队伍，遣送加力公社最穷最偏的谢埪大队7小队当农民。
父亲究竟怎样成了特务，父亲生前从未详细说过， “国家主席都那样了，我算个什么” 说起这事他总是扯掉。从他偶尔的絮叨，以及旁人的叙说中，我才理出了脉络和细节。
1950年代，20岁出头的父亲已是如皋教育界有名望的非党员校长，个别党员副校长并不服气。“反右”风紧了，教育局金仁贵局长、刘宗维副局长突然通知他，去南京江苏教育行政干校学习，直到“反右”结束，才让他回来。“现在想起来，他们是有意让我躲过去的。”父亲说过。
文革风起，先是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县政府门前出现了一幅巨大的漫画，前面是青面獠牙的眼镜长者，手挥一支粗大的秃笔，后面是奴颜媚骨的眼镜少年，紧拽长者衣裤，手抓一把毛笔、钢笔，一老一少同在涂抹“反动文章”，漫画题为“老子与孝子”。这是我和父亲同在一幅画作中的唯一作品。
接着又风传父亲是“汉奸”“日本间谍”，因为他在解放前自学过日语，是如皋懂日语的少数之一。后来又说他在解放前的如皋中学读书时，是国民党“特务”。
1966年父亲随县直机关干部，先去永安沙农场，后到陆家庄农场“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审查，3年多没回过家。一年春节，我兄弟仨带了一饼干盒的茶食去探望父亲，凡给被审查干部的东西要经过检查，负责检查的县政府打字员张凤英，她打开看了看，轻声对我们说“把它盖好，你爸知道检查过会难过。”
一天干校李连长让人通知我去，说是你父亲有重大历史问题，要说服他坦白，顽抗的话，就拉到何庄公社门前的大桥上批斗，你就不能在公社写写弄弄了。我去了父亲大通铺的宿舍，架子床上下、四周，糊满了“打倒”的标语，当听说要拉到何庄大桥批斗，父亲瞪大眼睛，面露恐惧，我知道，这击中了父亲怕连累儿子的“软肋”。
几天后，一位60多岁的老太，扛着一把锄头，走了六七里路，从陆家庄来到公社，告诉我“你爸神情不对，怕要出事呢！”来人是省里下放的老干部卢殿坤的夫人，她趁着下地劳动的空档，偷偷来给我通风报信。我赶忙找出一张兄弟仨的照片，在照片后面写下一行字“爸爸，我们想您，爱您！”托她带给父亲。多年后父亲告诉我，想不开的时候就看看照片、看看字，就是这张照片，让父亲几次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1970年9月的一天，干校通知，说是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要在城里开座谈会，下午父亲和十几个机关干部，爬上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开到城里，七拐八拐到了老电影院东边的大华旅社，干校的人说，明天开会，今天先住下。第二天一早，让他们排成队，来了二十几个人，左右夹着他们向体育场方向走去，父亲和一队人鸦雀无声，隐隐感觉不对头。到了体育场东北角，只见人潮如涌往会场而去，他们一队人被赶往乒乓球室，要求“靠墙站着，不许说话、乱动”，这时候，父亲才意识到“末日已临”，根本不是开什么座谈会，是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的。
不一会儿，有人在门口喊名字，喊一个拉走一个。喊到父亲的名字，他走到门口，脖子上被套上长方木牌子，他赶忙托起牌子，低下头瞄了一眼——“特务朱轩臣”打着红×。
后来父亲说过，审查时一会儿要他交代“汉奸”，一会儿要他交代“日本间谍”，一会儿要他交代国民党“特务，”直到瞄了一眼，才知道给他“坐实”的是“特务”！
“把特务朱轩臣押上来！”大喇叭一声震天的吆喝，随即，父亲被两个穿军装的朝后扯住手臂，按下脑袋，快步奔跑（俗说“坐飞机”），在潮水般的口号声中，押上会场前搁在油桶子上的大跳板。由县革会军代表朱某宣判，这就是本文开头喇叭传出的嘶喊。
三四万人的批斗大会，与父亲一起押上大跳板批斗、宣判的有教育系统的“特务”董某、王某、农林系统的“特务”龚某、计委系统的“叛徒”许某等等20多人。这不是造反派的胡弄，是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行动。
据说，在收听宣判大会实况广播时，听到宣布父亲是“特务”，熟悉父亲经历的几个同辈朋友、同学在桌上画了大大的“？”。
“你究竟真的假的？” 此后我多次问父亲。
“假的！”父亲每次只答两个字。
“假的为什么承认？”
“他们说，你几个同班同学承认自己是特务，也检举你是特务，材料厚厚的，证据确凿。”“他们说，只要承认就没事，教师照当，工资照拿；不承认照样定案，马上上报枪毙！”
直到父亲“定案”后被送下乡当农民，才知道他们说的那两段话，全是“诱骗”。
明知是“诱骗”，偏偏还是有人“自投罗网”：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杨某，在后来的审查中，无法忍受折磨，不知如何是好，偷偷让人带一字条给妻薛某：“承认还是不承认，听你的。要我承认就送一包红糖果来”，红糖果带来了，他立马坦白了“特务”。我参加后来召开的万人大会，亲眼看到杨老师在大跳板上，作为“宽严”典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诉，在政策感召下，“坦白从宽，走上光明大道”。他被定为“特务”遣送丁堰务农，一度以敲煤油炉为生。推算起来，他当“特务”时才13岁。
父亲的判决书上，有化名、有代号，言之凿凿，父亲是怎么“交代”出来的？父亲曾经告诉我其中的细节。
父亲被逼承认“特务”后，要他交“化名”，审查他的人拿了一张当年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的报纸，指着头版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说就在这里面。父亲不敢念前面领袖的名字，从后面不大熟悉的名字念，每念一个，得到“呸”一声唾沫，“昏了你头，都是国家领导人，怎么是你的化名？”审查者说，“你们说在这里面呀”父亲不知究底。“化名的字在里面！”审查者提示。
父亲一个字一个字拆开念，不知怎么拼凑成了“胡传魁”，审查者哭笑不得骂道“放你个屁，你拿演戏的名字耍我们啊？”
以后父亲每念一个字，就看他们的眼神，直到念到一个“魏”字，他们说“再念一遍！”，父亲再念，他们微微点了下头，父亲猜想对上了，就把“魏”字写下来；如此这般，“西”字出来了，审查者愤愤然“玩挤牙膏，顽固不化！”终于父亲诞生了自己的化名“魏西”。
父亲也按这个套路拼凑代号，阿拉伯数字一个个来，直到他们点头，又制造出了自己的代号“504”。
如此看来，所谓化名、代号，他们早已创造出来，只等“请君入瓮”。
父亲“定案”下乡后，我曾骑车去某中学，找到时任校革委会主任的于某，他曾是父亲的同事、朋友，参加过父亲的专案组，我问他父亲的“特务”怎么来的，化名、代号又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出所以然，说是上面叫弄的，专案组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凭据。那年代，说你是什么，你就必须是什么！
如皋是浩劫年代的重灾区之一，多年前有资料记载，包括有名的“江安特务案”，全县被打成特务的有上千人，百分之百的子虚乌有，百分之百的平了反。我写本文再查找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近年出版物已找不到数据和记叙，整整十年一掠而过，而且网络上也是了无痕迹。
抹去了文字，就屏蔽了记忆？虚无了记载，就没有了史实？呵呵呵······
话说听到喇叭关于父亲的宣判后，公社书记叫我听从“发落”，公社为我的去留也不敢做主，便向城西区委请示。区委的一班领导邓兰芳、缪益清、许文友等，都说“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这伢儿表现不错，还留在公社吧！”我这才得以留下来，直至9年后回城。
我在公社搞通讯报道和文字工作，上上下下对我都没另眼看待，公社干部贲义满、明道奎、戴广仁、顾怀旺、刘化达、韩忠植、范钦元等等，直到炊事员（我专门有文写《炊事员老夏》）都善待予我，把我当做正常的“人”，把我当个公社干部用，和他们一齐学习、工作、生活，还让我入了团，他们的眼神、面容传递着对我的安慰和爱护。
我帮助征兵工作写材料时，时任县征兵负责人、后任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的季秀英，原来就认识我父亲，看到我都说“来日方长，小朱啊，正确对待啊”时任县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的贲正祥（后为县政协副主席）、副主任薛平，长期把我借到办公室，跟着他们调研、写材料，叫我“不要有负担，好好工作”，还让我去南通地委，代表如皋撰写会议材料。防地震时，也给我安排了机关防震棚的床铺，和机关干部吃住、工作在一起。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邓兰芳，社教时和我们一家相熟，到何庄检查工作，对我问长问短，还到我宿舍摸摸床铺说“伢儿啊，铺要垫暖和，要让爸爸妈妈放心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来找公社。”
我作为知青回城安排工作时，经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秘书杨太生推荐，县第二工业局的负责人周荣美、许良、秘书汤德霖接纳了我，此时我还是“特务”子女，我在工业主管部门一呆就是10年，和在编干部一起分工，后来还让我脱产3年读电大。他们待我如友如子，我有文《二局的那些人和事》详记。
1977年恢复高考，好多人关切我为什么不报考？其实我有说不出的痛处：曾经推荐上大学，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刷下；恢复高考时父亲尚未平反，虽然政策有变，我却心存疑虑，对报考望而却步，使我终生无缘正规大学。
荒野之处有芳草，荒谬年代有好人。一个知青，“特务”子女，母亲出身大地主，我本是打入“另册”的人，然而，善良的人们没有因为时髦的政治蒙蔽了是非、曲直、善恶，他们以人性原本的光辉，点亮我心中满满的灿烂，成为我在沉重精神压力下，没有颓废、没有倒下的支撑，也成为我一生做人的前导！
我永远记念他们！
胡耀邦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平反冤假错案的暖风吹拂大地，机关和如皋各界被打成“叛徒”“特务”的人一批一批平反，然而父亲的案子迟迟不见动静。父亲找了好多部门和领导，都是含糊其辞，不置可否。父亲和母亲鼓了勇气，晚上走进了县分管政法的某副书记家，父亲未说几句，他便冷冰冰地说“你不要跑了，你的案子平不了！”
这里插一段后来话——多年后父亲从如皋中学退休，这位副书记代表市委，登门请父亲出来创办市老年大学，并出任领导，母亲一见，气不打一处来，说“我们家的是坏人，案子平不了，你走吧！”父亲直是打圆场“老太家事缠绕情绪不好，您别计较！”本来父亲想退休后陪伴母亲，却违心地以答应“出山”化解了这场尴尬。父亲后来担任市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20多年。此是后话。
明明是假的，怎么就平不了呢？审查他时说他中学几个同班同学都承认了特务，也检举他是特务，后来父亲与那几个同学联系，那几个同学都平安无事，反而惊讶他怎么成了特务。父亲这个“特务”，既无上线，也无下线，左右没有同伙，独此一个，有这样的特务吗？
无奈之下，父亲去了南通地委。到了组织部，已是中午下班。饭后，父亲早早等在门口，一点半，来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同志，短发，中等身材，一脸英气，一看就是位老干部。
“我找落实政策的领导。”
“进来吧！”
父亲自报家门。
“哦，你的材料我看过，我们研究过，形成意见的。怎么，还没平反啊？”
没等父亲再说什么，她拿起笔来，刷刷几笔写了张字条，父亲一看，八个隽秀的钢笔字——“查无实据 应予平反”，落款“龚培年”。
“你回去交给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这是省委工作组在如皋研究的意见，县里知道的。他们再不平，我们来平！”
父亲恍如做梦，根本没想到好消息来得这么干脆利落！父亲一躬到底，千恩万谢。
父亲从龚同志的话中听出，他的案子，如皋有人从中作梗。应该不是与父亲有个人恩怨，而是阶级斗争、制造敌人的“极左”幽灵深入了骨髓。如皋挖出了那么多特务，不留下几个“标本”，他们不就彻底错了吗？
父亲回如皋出了汽车站，直奔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了去南通的情况，将字条交给张某。他在忧虑、忐忑中等待、等待。
一天他在新华书店看书，一个人从后面拱拱他，转头一看，是宗老师，她是父亲的老下属，落实政策领导组马某的夫人。宗老师轻声说“你的问题解决了，老马刚参加完县里的会议！”
1979年12月9日，县革委会颁发了《关于朱轩臣同志的平反决定》，主送县教育局，文曰: 朱轩臣同志“1970年9月县革会在体育场召开的对敌斗争大会上，被加上‘特务分子’的罪名，进行批判斗争，这是错误的，现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从宣判到平反相距9年多。据《如皋市志》记载，平反冤假错案至1981年10月全部结束，全县没有一个文革挖出来的真特务。遗憾的是，我的几位老师冤屈致死，没有等到云开日出。
奇怪的是，父亲后来多次去南通组织部，想当面向龚培年致谢，没有一次找到，向周围的人打听，竟然有的说“没听说过这名字”，有的说“从来部里没这个人”。我们揣测，可能她是省里的干部，在南通的工作结束后回省里了，但是，也不至于南通组织部一个人都不知道她吧？父亲偶遇的这位恩人，成为终生的不解之谜。父亲直到迟暮之年，还常常念叨这个名字——龚培年。
1973年，场南中学陈久儒校长与几个中学“争抢”，“斗胆”要去“特务”父亲临时代课，父亲在远离家庭四五十里的偏僻农村中学，走上高中语文讲坛，与74、75、76三届农村同学结下了终生师生情，成为那时的精神抚慰和晚年的精神寄托。那批学生，后来与父亲往来不断，每年都接父亲聚会，互诉离情别绪。说起场南中学的一段经历，父亲对陈校长敢于要他去代课充满感激，对和学生朝夕共处4年无比动情。两年前父亲去世，同学们冒着当年第一个严寒，连夜从上海、靖江、南通及如皋各地赶来吊唁，当场撰联，泣书挽幛，零下10度的凌晨又集聚送别；父亲离世后，他们邀我入群，参加他们的同学会，延续着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学生对父亲特殊的感情。
当年场南中学的学生、军旅干部王建明看到“西乡情韵”推出的本文（上），特地嘱我“下文要写被借到场中”，并附言：“歪打正着场中，愚生受教终身”。书法家顾建华读了（上），赋诗“怀念恩师朱轩臣······先生光辉照我行”。
父亲在场中代课期间，经过了一次“落实政策”，说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给出路”，恢复教师身份和工资待遇，政治上仍然背负着“特务”罪名。1977年调到靠近城里的大明中学。
1979年正式平反后，重新分配工作，父亲拒绝回到给他伤痕累累的教育局，而选择去如皋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师，不久被任命为副教导主任。
又不久，传闻要他担任县政协非党员副主席，父亲明知加入党组织便无缘这个位置，却毅然决然又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自1950年代起，父亲数次提出入党申请，历经30多年，终于在1986年实现了夙愿。县委宣传部吴光明为此撰稿，被《新华日报》刊用。
后来，如中某非党员副教导主任任政协副主席届满退下，县政协季主席、贲副主席找父亲谈话，准备在换届时提名他为副主席候选人，父亲说，我已是共产党员。二位政协领导此前不知其详，面面相嘘，贲副主席感叹“个大头儿梦啊！”季主席惋惜地连声道“罢了，罢了！”
我曾经问父亲，为什么选择入党，而没有去当政协副主席？父亲说了大实话“当非党领导，固然有名有利，但外界会以为是落实政策，有问题，没算账；只有加入党组织，才能证明我一世清白、一身清白！”也许用“伟光正”的标准衡量，父亲的入党动机不那么“纯粹”，然而却是他无奈而又必须，痴愚而又睿智的选择。
是的，父亲图的是——要留清白在人间！
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能幸免。忘记过去，过去会以“变种”再现；虚无历史，历史会加倍惩罚。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才能让每个人活得挺直、尊严、清白！
作者：朱霁云
在如黄路从城里向西30里的一段路上，尘封着我一家8个人四五十年前的往事。
1968年底，我和如皋中学二百多“老三届”，卷上铺盖，第一次踏上这条被称为如黄路的公路，来到18里外的何庄公社插队，从此，我在这条路上走了9年。
在这段路上，我难忘一个人的身影。刚下乡我就参加挑泥修大渠，几天下来肩膀肿得像馒头，咬牙坚持着，磨破了皮渗出了脓，大队赤脚医生说，严重了，要去医院。我步行回如城的家，医生剪了我粘在肩上的内衣，输了5天水。
伤愈后，要赶回队里，那时候没有到何庄的汽车，也借不到自行车，只能步行。谁知第二天大雪纷飞，我顶着风雪走到西门外，碰到苏鸿裕。他骑着自行车，一眼看到我。
“小朱，这个天气你去哪？”
“我要回队里。”
“啊呀，快上车，我驮你！”
刚认识老苏时我还是如中学生，他在大明农中做校长，因为参加特殊年代的“革命”，有过见面之交。
我跳上后座，他弓着腰奋力蹬踏，顶着漫天风雪十几里，一直把我送到何庄进小路的路口，我回望老苏消失在折返如城的皑皑苍茫之中，雪水和着泪水，流淌在我的脸上……他后来任市教育局人事股长，多少年来，这一幕常常在我心里浮现。但愿老苏在天堂常遇和你一样的好人！
在这段路上，曾经步行过兄弟俩，是我上初中、小学的两个弟弟。一个冬天，他俩拎着母亲熬制的一罐花生酱，到我插队的地方看我，走了20几里路，向北坐渡船过小溪河，登岸上了南北大渠，大渠刚修，融冻的路面泥泞不堪，偶有骑自行车的也是抗着车走。大的掺着小的爬爬跌跌七八里，到了我插队的地方才知道我回城了，他们留下了花生酱和字条往回走，直到天黑才满身泥水回到家。
在这段路上，我曾经悬在十里墩大桥半空，在两边桥拱上写下革命标语。插队期间，我8年在何庄公社搞通讯报道，5个大队在小溪河南的马路南，为写报道、总结，我无数次在沿路大小队的田头场边采访。
我插队不久，我的俩弟弟先后来何庄插队，我们兄弟仨的步履印在这段路上若干年，其间二弟作为临时“养路工”，在路上铺砂、撒石过一段时日。
父亲作为教研干部，随县机关干部来到陆家庄农场的“五七干校”，在家和何庄之间。一天，干校李连长通知我去，要我动员父亲坦白“特务”问题，说是顽抗的话，就拉到公社门口的何庄大桥批斗。我在公社搞通讯报道，他们是抓住了父亲怕儿子“出丑”的软肋。有一天，省里下放在陆家庄的老干部卢殿坤的老夫人，趁着在干校劳动空挡，抗着一把锄头，在这条路上走了七八里，来到公社给我通风报信“你爸想不开，神情不对啊！”我赶忙找了一张兄弟仨的合影，托她带给父亲，拜托她开导父亲。多年后，父亲说，就是看了带给他的照片，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1970年9月父亲和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被赶上拖拉机，拉到如皋体育场，在万人大会的大跳板上被宣布为“特务”；随即被清除出干部队伍，文化馆张宝蔚受命联系，护送父亲到加力公社谢埪大队7队落户务农，和队里的几只羊同住一间茅屋。那里经何庄，过加力四五里 ，折向南七八里，是加力离马路最远、最穷的地方。从此，如黄路上多了一个文弱教育工作者往来数年的足迹。
队里称父亲“朱先生”，安排在大场做“920”生长素，一天，在搬经区领导组工作的一位父亲的老同事来视察，和队里说“什么先生，叫他姓朱的。让他去田里劳动！”，年近50的父亲从此挖沟挑粪。一天夜里母亲做了个恶梦：有人要害父亲！第二天，母亲还心惊肉跳，待11岁的老三放了学，一起步行向西，到了十里墩天已乌黑，一个人影尾随而来，母亲攥紧老三，不知后面是人是鬼，阵阵冷汗，不敢回头，四五里后直到陆家庄附近，黑影哇啦哇啦手舞足蹈拐进小路，估计是个精神病。母子摸黑30多里，直到半夜后，才摸到父亲的茅屋。
县里知青“积代会”上相识的我妻，一辆卡车把她和同学从南通市区送到如皋插队，偏又是这条路南边的加力公社梅甸大队3队，是加力最东南的穷乡僻壤。她插队期间务工两年、天天双手泡在水里做丝绵的加力丝绵厂，任教4年多在朗朗书声中度过的倪桥小学，就在如黄公路边上；她参加公社文艺宣传队，唱遍、舞遍了马路两边的大小队。16岁的妹妹随她来插队，雷电交加的大渠上，一个炸雷把老农劈死在眼前，在她无助、绝望时，陌生农村姑娘领她回家过夜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条路边。
妻1975年招工，没有回南通，留在如皋分配到城西学校，绿荫围拱着好几排砖瓦平房的校舍，就在这条路上城西公社的路南。我儿子就诞生在这所学校 。妻骑自行车驮着儿子，每天早出晚归，来回18里，儿子颠簸在车杠上，一路望着桃红柳绿，嗅着禾风稻香，听着鸟叫鹅鸣，哼会了一首又一首唐诗……
曾经队里分别为我们兄弟和父亲建了房子，我们已接受命运的安排，准备在这条路的一南一北安身立命。在农民为我们建房“贺梁”时，母亲一句话惊得大家目瞪口呆“贺什么梁，早点一把火烧了回家！”
多少年后，时代的“一把火”熏得大地暖烘烘的。
我们兄弟仨和妻妹先后从这条路上回到城里、回到南通安家立业。
春风拂地，1979年父亲平反洗冤，经过这条路，重返教育队伍。父亲不愿回到给他累累伤痕的教育局，而选择去如皋中学任教。后来，他可以作为非党员进入县政协领导班子，然而父亲选择了入党。
1980年妻调离城西学校，儿子走出这条路，走向了城里的幼儿园、中小学，走向了省城的大学读书、任教，走向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
闲暇时，春光中，我不知多少次开车，载着父母、妻子、兄弟，重走老如黄路，经城西、十里墩大桥、陆家庄、何庄、梅甸、加力、谢埪、倪桥，一路向西30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曾与我们生命“交集”的城西学校、陆家庄农场、何庄公社、加力丝绵厂、倪桥小学早已隐入历史尘烟，片瓦不存。我驾车、乘船、登机可以到达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没有一样交通工具，送我抵达当年的它们，唯有心中的车舟，引领我与它们的当年相会。
我们插过队、父亲落过户的何庄8大队7小队、14大队3小队、加力梅甸大队3小队、谢埪大队7小队，曾是我们生命的“落脚点”，它们汇入了新农村建设的大潮，长成了农村随处可见的容颜。当年我们接到回城通知白天等不到夜、匆匆逃离的乡村，田沟草木、故人往事，不思量，难相忘。
在老如黄路的南边，崛起了两条西向通衢。老如黄路自红星桥到加力医院为止，便汇入了老334省道。仅剩的一段，冷落了、苍老了、衰败了。然而，在我眼里、心里，它的熟识、生动一如当年。我一家包括妻妹8个人，洒在一路30里12年的酸甜苦辣，和着世事变更的履痕，刻在我心底……
朱霁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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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