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朱霁云：父亲蒙冤成“特务”，我的三次机会“被替代”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朱霁云，江苏如皋人，“老三届”高中毕业，插队8年。参加工作后，曾任如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编委办主任。现为退休公务员。

原题

我曾三次“被替代”

作者：朱霁云

1968年底，19岁的我从江苏省如皋中学高中毕业，巨手挥动上山下乡的锣鼓，把我敲到了如皋县何庄公社，开启了我插队8年多的知青岁月。其间，我曾经三次被他人替代，每一次的被替代，都折射出“文革” 年代的荒诞。

 大串联证明信

第一次“被替代”：

半脱产通讯报道员

我有实无名

我插队不久，大队党支部张书记叫我帮他写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员报告，他在社员大会上照本宣科时，正好公社党委苏人杰书记来视察，他在台下听了个全场。会后他问报告是谁写的，张书记如实回说是个知青小朱写的。

此后的一天，大队来人说，广播里公社通知我到戴庄公社开个会。从我插队的地方到戴庄有20多华里，我打好被卷，跳上队里派的一个社员的自行车绝尘而去。原来是县通讯组到城西区来开的通讯报道会议，5个公社，每个公社一个代表。我才知道从上到下通讯报道已然成了政治任务，风头正劲。两天的会议之后，我被公社借去搞通讯报道 ，像个公社干部一样，吃、住在公社，参加各种会议。

有一次，县广播站正在播一个公社的新闻，公社书记说，不晓得我们何庄什么时候能上广播呢。闻听此言，我脸上一阵发烫。从此，我不再吃在学校作文好的老本，我一边加倍看报纸听广播，琢磨写作知识，一边没日没夜往队里跑，收集写稿素材。

全公社17个大队179个生产队我都跑遍了，把所见所闻弄成文字，复写成稿，贴上8分钱的邮票，投递到各级报纸、电台，邮递员三两天就来收集我的一摞邮件。新闻、小故事、通讯、散文、随笔、杂文我都玩到了。不久，何庄的消息，几乎每周县广播站有广播，每月南通《新江海报》有见报，每季度《新华日报》、江苏广播电台有报道。

那时候，大批特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仅没有一分钱稿费，连作者的真名也不好署，说是署真名就要查三代。我所有的新闻稿全部署“何庄公社通讯组”，我的杂文署名“禾壮”，取何庄的谐音。1969年8月5日，我撰写的何庄《发动群众，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刊登，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何庄不仅通讯报道工作在县里叫得响了，随着报道的宣扬，好多工作在全县都有了名气，县领导经常来何庄视察。

1970年9月29日，县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对敌斗争万人大会，并用广播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我一边在刷拥护的大标语，一边在听广播里县军管会朱某某宣读判决书，突然听到宣读“特务某某某”我爸爸的名字，起初我还以为是别人名字读音相近，再听听，住址、工作单位都是我爸的，一下子，如五雷轰顶，把我打懵了······。

那边大会还没结束，我就回到公社宿舍，把铺盖捆好，把书本扎好，找到公社苏书记，“坦白”了我爸的事情，主动说我不适合在公社了，我回生产队去。苏书记说：“我还和你爸同过事，谁知道他还是潜伏特务，埋得好深！等公社党委研究了再说。”

公社想留我写东西，但也不敢做这个主，后来还专门请示城西区委书记，答复说，重在表现，还留在公社吧。就这样，我以“特务”子女的身份，在公社搞通讯报道，写各类材料，还为公社党委起草报告、讲话、党课教材。

1974年，县里决定每个公社定编一个半脱产通讯报道员，由公社财政每月补贴14元，等于是半个公社干部了。进编要过两个关，一是工作成绩关，二是政治审查关，第一关没话说，在城西区，在全县“土记者”里我都小有名气，第二关我估计难过。

公社韩政工找我谈话，我如实“招供”：我妈妈是夏堡季家大地主的女儿，季恺的妹妹（季恺，李大钊的学生，为红十四军和新四军东进提供抢支，陈毅推荐首任如西县县长，刘少奇批准入党，文革中被判死刑，经陈毅营救，免遭枪决）。我爸爸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

韩政工叹了口气，没有下言了，我知道，他有心帮忙也无能为力。后经公社党委讨论，挑选出身贫农，在公社搞“阶级敌人”材料的陈某某，作为半脱产通讯报道员报县定了编。他此前以及此后一篇稿子也没写过。

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到现在，凡是认识我的，都以为我曾经是进过编的公社半脱产通讯报道员。其实，我一天也没有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过。公社上报的材料，县里批准的文件，财政发补贴的抄表，名单都是陈某某，我是“被替代”的，工作我做，名份没有，是个“有实无名”的半脱产通讯报道员。

上山下乡喜报。作者曾用名朱际云

第二次“被替代”：

我虽“积极”，

但与“分子”无缘

插队期间，我除了做通讯报道工作，还到落户的生产队做些农活，我挑河泥磨破了肩膀，肩膀溃疡发炎，衣服粘住脱不下来，输了7天7夜青霉素。社员们见我能写写弄弄，做活儿还不偷懒，和我处得很好，我的口粮在队里分，社员从不因为我不正常在队里而有怨言。

我还直接做了一些和知青有关的事。好多大队的干部群众对知青既关爱倍至，又教育管理，我专门到各大队采访、总结，我采写的材料公社干部在全公社传扬，促进大家争相把知青工作做得更好，干部高兴，知青满意。我还把四大队的爱国卫生、六大队的植树造林、九大队的棉花生产，全公社的水利建设、蚕桑生产、多种经营、知青工作等，写成总结材料和稿件，在省、地县的刊物登载，被各级报纸、电台采用。并由此引得县里的很多工作现场会都在何庄召开。

因为我的笔头出了点名，县宣传部、人武部、民政局、水利局、征兵办公室、上山下乡办公室等，经常向公社借我去搞经验总结，写会议材料。虽然我背负父母的出身之罪，但因为我的表现好，经公社向城西区委请示同意，还破例恩准我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南通地区和南通市联合召开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和南通市插队到我县林梓公社的知青“笔杆子”张君（后任南通制药总厂厂长），被借去南通搞大会材料。我临走之前，公社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刘主任对我说，只要我们公社有一个积极分子的名额，就是你。我自己也掂量，在知青里我还有点名望，算得上积极的，给个“积极分子”并不过分。

我在南通埋头搞会议的交流材料，写大会给全体知青的倡议书，还起草南通地区、南通市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但是，直到会议开始前也没有听到我是知青积极分子的消息。会前，上千的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先由各县、区用大客车欢送到南通，全部在南通市一中集中整队，如英雄般胸佩大红花，手挥语录本，步行数里路到地委招待所，沿途接受工农兵的夹道欢迎，享受漫天的红旗锣鼓。我本来是积极分子代表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成了路旁的看客。在如皋的队伍里，我看到了何庄的知青代表。我才知道，我又一次“被替代”了。

后来我听说，下达给何庄公社一个名额，贫下中农代表讨论时认为，不能光表现好，还要“根子红”，全公社几百个知青，总不能弄个“特务”子女做代表吧。如此这般，把我刷下，以和我同一大队的“革命干部”子女夏某某取而代之。那时候，弄个南通市级的积极分子，倒不仅仅是个荣誉 ，直接关系到今后的当兵、招工、上学、进城。那以后不久，插队不久的夏某某顺利当了兵。

后左二为作者，与插队朋友送同学入伍

第三次“被替代”：

砸碎了我的“大学梦”

1973年开始从知青中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年头，政治挂帅，出身首要。我爸爸被县军管会宣布为“特务”后，被清除出干部队伍，到加力公社谢埪大队当农民；我妈妈因为是大地主子女（如皋阶级教育展览馆第一馆就是她家的泥塑），早就没了工作，和10岁的三弟相依为命，居委会的干部成天逼她下乡，不让在城里“吃闲饭”。我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早就被“打入另册”， 我和二弟都插了队，逢年过节我们都尽量少回家，因为城里一有所谓“反动标语”，首先就查我们这种出身的。

但是，凭着自己在中学一贯成绩在前茅，凭着自己在农村的种种表现，凭着自己写写弄弄有了名气，我还存有大学梦，企盼着公社和贫下中农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但是，第一年没有推荐我，大队、公社没有讨论我，想想自己是个“黑崽子”，还做大学梦，确实是不自量力，自作多情。

我扛着不可名状的精神包袱，强迫自己不想那黑不见底的前途，自觉不自觉地不停看各种书 ，没书看了，就读《汉语词典》《成语词典》，学会了查阅《四角号码词典》，复习中学的知识，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我还在搜集写作素材的同时，学习农村工作经验，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就这样，稍稍淡忘那些不想记忆的东西，麻木那些不该存有得奢望。我在中央级、省级报纸、杂志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感慨要提倡写短文章的杂文《短些，精粹些》，被《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登载，还被南京、内蒙古和扬州师范学院编入中文系的课外读物。我还经常被请去给花园中学的高中生讲语文，讲写作。县和南通也常常借我去撰写各种样的典型材料和会议材料。

这些引起了县里和南通的关注。在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第二年，南通招生部门专门下达了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给如皋，意欲让我通过这个途径招进大学。一丝阳光投进了我的生命，我重新拾起了大学梦，重新把高中的所有课程过了堂。大队、公社以这个名额推荐，让我参加县里以区为单位的考试，来我们城西区的主考和监考是如皋师范的许老师，城西区文教辅导员邵老师。考的作文题是《下乡纪事》，我一边写，二位老师在旁边一边看，我写好了，他们也看完了，我交了卷，他们不约而同向我竖起大拇指。接着，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各科目均“正常”。

考试、体检过了关，最关键的是有了那个“可以教育好”的名额，其实，只要能读大学，就是顶个“不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我也认了。我怀着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情，翘首等待录取通知书。然而，一等再等，终如泥牛入海，直到我们公社推荐的知青都卷了铺盖到大学去了，我终于绝望了……

但我不得其解。

直到半年以后，我才从县里负责招生的人那里，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在最后的政审时，把我对号入座落实政策，查对我是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据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分子”的子女，而1970年县军管会对我父亲的宣判是：定“特务”，不戴帽子。也就是说，我爸是“特务”，而不是“特务分子”；我是“特务子女”，而不是“特务分子子女”，我不能享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待遇！再后来，我听说，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由一个“地主分子”子女的知青替代。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我是阳间不容，阴间不收，上天不得，入地不能！我被彻底剥夺了大学读书的权利，我的大学梦彻底化为粉齑！呜呼哀哉！我本是个“乐天派”，下乡后的各种遭遇和压力，我都没沮丧过，如中老师徐尔昌曾题字赠我“乐以忘忧”，而此时，我诉已无言，悲已无泪，只有在深夜的被子里，蒙头哽咽，吞饮苦涩······

三次被替代，每一次都如炸雷，炸得我日月无光，天崩地塌。我以“戴罪之身”在农村苦苦挣扎，“一个雷神天下响，我不是知青中最不幸的吧”——这样的聊以自慰，让我不至破罐破摔。而每一篇得到认可的文字，每一次报刊、电台发表的文章（我至今收藏着当年的用稿通知书），成为支撑我生命的阳光和乐趣，不让我沉沦，不让我堕落。直至文革结束，1977年，我才最后一批从农村回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获彻底平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江苏省如皋中学副教导主任。我回城后，先被借调到县机关工作并成为党员，以后又脱产读了三年电大；改革开放以后，我以如皋第一名、南通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国家干部，进入县（市）委办公室工作，后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任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编委办主任。我深深感悟到，个人的境遇、前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没有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何谈个人的理想前途！

1972年《光明日报》寄给作者的用稿通知

朱霁云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上海《知青》杂志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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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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