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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 朱霁云：写文章“穿靴戴帽”，扭曲时代的别扭文字
朱霁云，江苏如皋人，“老三届”高中毕业，插队8年。参加工作后，曾任如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编委办主任。现为退休公务员。
原题
笔下飞鸿 时代爪痕
一个“土记者”的沉思
翻捡张张泛黄的报纸，半个世纪前我发表在各级报纸上的篇篇文章，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旧文重读，恍如隔世。
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正值“文革”时期，我高中毕业，插队在如皋何庄公社，当了8年通讯报道员，即“土记者”。
“土记者”每个公社都有，都是插队知青或回乡知青，生活在农村最基层，与农民同甘苦，一边劳作，一边写稿，文字总沾着泥土的芬芳，沸腾着乡土的气息，充满了农民的语汇，比起专业记者显然更“接地气”。
然而，“土记者”毕竟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行文风格、表现形式、遣词造句，都受着时代的局限，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字里行间，勾起了我青春稚气的记忆，也展现了特殊年代新闻报道的一个缩影。
那时候我发表的文章，和报刊上的所有文章一样，无论是报道、故事、杂文，哪怕是两三百字的新闻，每一篇在宋体铅字中，都夹杂着粗粗的黑体字，那是领袖的语录，有的是大段引用，有的一篇中引用好几段，有的引用文字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我发表在《新江海报》的一篇1200字的报道，竟然引用了7段语录！
我发表在1969年8月6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发动群众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从工作初始，到排除障碍，到具体做法，到工作成效，事实都是真的，但都是语录“开路”的。那是个无语录不开口，无语录不写信的年代，作为报刊上的文章，当然要为时代立“风范”。
“跟风走”是那时文章的基本要求，大多发表的文章，文字就是“风向标”。何庄先后接受了近200名插队知青，关心、管理、教育知青确实做得很好，全县在何庄召开了知青工作现场会。
当年，全国上下号召大学领袖哲学思想，我以《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教育知识青年》为题，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报道，发表在1970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
现在重读，文中的基本事实有根有据，但通篇贯穿了哲学味道，干部、农民都像哲学家一样，用哲学思想做工作。
我的另一篇“红小兵学哲学”，也发表在《新华日报》，把我的哲学知识和认知，安放在“红小兵”学习、生活上。写一个贫下中农得了阑尾炎，及时得到了救治，写成“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救了他”，并用贫下中农的口，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基本事实不假，“跟着风向转”也不假。
标题的“革命性”，是典型的时代特征，大多文章从标题就能辨别出时代。
我发表在1972年8月1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杂文，提倡学习鲁迅文风，写短而精的文章，本来的标题是“短些，精粹些——学习鲁迅的文风”。
为了提高稿件的“命中率”，投稿时改为“为革命写短而精的文章——学习鲁迅的革命文风”，果然“命中”，还被编入大学中文系读物。写一个老干部下放务农的事迹，用了“老乡长回乡干革命”的标题；写某大队精细培管棉花夺得丰收的新闻，标题是“革命统帅生产，夺得棉花高产”；一个新发展的党员，在挑河时吃尽辛苦，写成故事的标题是“他是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无论什么题材，都要拔高到“政治”高度，这就是所谓的“穿靴戴帽”，或叫做“上纲上线”。
我发表在1971年《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减产的原因在哪里”，写某大队夏粮减产，干部群众排找种子、化肥、农药和培管的原因，都很实事求是，但追根溯源，追到了“批修”不彻底，“就生产抓生产”的思想作怪。
同年我在《新华日报》报道何庄公社合理调整茬口布局，实施粮棉夹种，增加三熟制面积，本是个科学种田问题，升华到“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其实农民对此不甚了了。
有个知青，城里医药公司招收临时工时他没去，采访时他说道，当时有的社员也劝他去，他还不经意说其中还有个出身富农的子女。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故事的主题和标题成了“不忘阶级斗争，扎根农村革命”。这些现在看来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但那时不这样写就发表不了。
为了突出某个主题，跟上某个“旋律”，往往会在报道中顾此失彼，甚至有违应有的科学性。
有一个大队有线广播管理员，在雷雨交加的时候，“为了保证红色电波及时传送”，在空旷的田野维修线路，明显有违安全，充满危险，却以“红色线路管理员”为题被发表。
1970年3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报道，题为“带着阶级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新党章”，把一个大队党支部的建设，归结为“阶级斗争”，把一般的思想问题从“阶级”找根源，把“后进”群众，当着“反面教员”，无疑会给一些干部群众带来了压力。
“沉舟侧畔千帆过”，但愿那有些别扭的文字、文风，随着那个扭曲年代的过去，永远成为过去！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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