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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胡优中:村里来了一个上海女知青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下乡时的照片


胡优中,笔名红岭。1957年生,1976年应征入伍,1978年在部队参加全国第一次统考,考入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毕业后返回部队任职。1994年转业到河南省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2017年退休。

原题

 下乡的岁月是

一首入心的歌谣





作者 :胡优中


1975年,高中一毕业,我就下乡啦,这是高中毕业的唯一出路。不是你想下不想下的问题,是必须下的问题。临近高中毕业,我就申请书、决心书,用大红纸一抄,贴在教室外的墙头上。咱是班干部,要带头啊!

8月,通知来了,我被分配到市郊区的待王公社待王大队,距离市区也就二十多里。八月的一天,全市在东方红广场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分配到县里的都被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地用卡车送走了。到郊区去的,自行报到。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去待王公社待王大队报到。这个村挺大,用现在话来讲,是个千年古镇!

“待王”!听这名字就很有历史:春秋战国时,武王伐纣,先头部队在这里安营扎寨等待武王的到来,所以有了“待王”这个名字。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一千多户,三四千人,下有十几个小队,公社也驻扎在这里。

我被分到了十二小队。没人接待,甚至没人应承,只一句话:行李放这儿,回家等消息吧。

一直到九月份,才收到通知,让我去公社机械制造厂报到。去了以后才知道,待王大队原本就人多地少,地本来就不够种,还分给知青?哪个队都不同意。没办法大部分知青都是手续往这儿一放,就回家闲起来了,只有我和另外少数几个知青,被分配到了公社机械制造厂,那儿需要人呗。

公社机械制造厂就位于待王村的正街上,大门正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省级公路,是焦作市通往新乡市的必经之道。待王村的主路则是一条南北走向道路,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南26公里地就是黄河,往北望去,12公里就是太行山。待王村处在一个向阳、平坦的缓坡上,土地十分肥沃。

公社机械制造厂,用现在有眼光看,就是一个小作坊,生产乡村小造纸厂用的烘缸机。工艺很简单:将废钢铁熔化,倒进模具,形成烘缸机初形,然后刨光,钻眼、辔丝、上盖、拧镙丝。一个月也就生产二、三台,但销路挺好,生产出来,就有人拉走。

我们几个知青是在加工车间干,同班同学李九建也被分配到了这儿,正好有个伴。师傅带领我们,负责给烘缸机边沿钻眼,剿丝,上盖,拧镙丝。圆形的烘缸机直经一米五,长度二米,如果把两边的盖子盖上,长度约三米,近二吨重,挪动一下必须动用铁拉练,俗称“铁葫芦”。

活好干,只要肯吃苦,没有学不会的,领着我们干的师傅,人都很好,对我们也很照顾,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怕出安全事故。刚开始,只是让我们看,但很快就一起干起来了,中间累了,就一起休息,讲讲笑话。

吃住都在厂里,厂里建了个小食堂 ,就我们几个知青在这儿吃饭,中午有时家比较远的工人也在这儿吃饭。那时有没有工资?我都忘记了,反正都换成饭票了,有时候饭票还不够用,就先借点,再想办法还。

住就太简陋了。厂大门东侧一幢二层小楼,说它是小楼真是太牵强了,也就是比平房高一点,硬是隔成了二层,因为是斜坡式的屋顶,所以隔出来的二楼中间高,两边低,于是中间是走廊,两边又隔成小屋,每个小屋也就三米宽,两米长,还放了两张床进去,屋子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屋顶太低,我当时一米七三的个子,进屋子里是抬不起头的,要么坐个小凳子上,要么躺床上,伸手就能够着房顶,只好全用报纸糊上,有时就能看到老鼠在上边爬过去。就这环境,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我和李九建一个屋,硬生生地在这儿住了一年多时间。

原本把农村想得挺美,像《朝阳沟》里唱的那样,一道道山来一道道岭,想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想着在农村大展宏图呢,结果感觉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中间,我几次去我所在的第十二小队,找到队长、会计,因为,我人虽然在厂里干,但户口、粮食关系都在小队上呢。人家是一脸的不耐烦:“来这儿干啥,回家吧、回家吧。”

生活很平静,也很无聊,没有一点娱乐生活。单调枯燥,天天感觉没事干,也没书看,那时书很少,即便有,也买不起。晚饭后,没地方去,就只能沿着厂门口的公路闲逛,那时候车很少。有时候村子里转转,看看东家的院落、瞧瞧西家的晒粮。也有时候走到厂对面的铁路上遛弯,大马路的斜对面就是待王火车站,我们没事就沿着铁路线走到站台上散步,客车一天也就三四趟。

有一趟正好在这个时间段经过,我们喜欢看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大包小包匆匆忙忙地上车下车。待王车站很小,但却是一条相当有历史的铁路。前身叫道清铁路,上上个世纪设计建造的,而且是英国人为了掠夺焦作的煤碳而建造的,建铁路那会儿历史上还叫“清朝”。如果说京张铁路是全国第一,这条铁路绝对是全国第二,一百多年历史了。

闲逛久了,站上的工作人员都混了个脸熟。有一天,我们几个突发奇想,坐火车回家吧,从待王到焦作就一站路,十几分钟就到了。可是没钱啊,从待王到焦作,车票也就三五毛钱,但那会儿,我们兜里连五分钱的硬币都找不出一个。

“知道吗?外地知青坐火车都不要钱呢,天底下人人都知道知青没钱。”伙计们说。

“试试呗。”说走就走,也没什么可拿的,明天再回来就是了。

那天火车一到站,我们就往车上冲。列车员拦住,“票呢?”

我们面面相觑,实话实招:“我们是知青,想回家,就一站路,没票。”

列车员似乎想制止我们,可看了看站上的工作人员,又扭过头去,用手做了个暗示动作,我们立刻心领神会地冲上车去。说实话,那会儿,家家都有知青,人们对知青普遍有着一种怜悯之心。

上了火车,我们几个兴奋得不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又不敢大声。偏这会儿,列车长又过来查票啦,躲过躲不过呢,我们挺紧张。

“票?”列车长看着我们。

“知青,回家,一站。”我们小声而带点紧张地一起说。

列车长看了看我们,没吱声,走了。

就这样,我们生平第一次,没票坐了趟火车。

但回到家就挨了一顿训,母亲要求我以后不许再无票坐车。

训是训了,但这件事让我们几个人快乐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知青,在那会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许多地方,都是专门建个农场来安置下乡来的知青,偏我们公社对知青拿出一副散养的架式,没人管没人问。我们没事也就常打听别的同学下乡后都在哪儿,都干些啥。知道好多地方知青做饭没人做,吃饭吃不饱。我就思忖:我在这儿还算不错呢。

1976年下乡时,在农村供销社买的一本书,1.2元

在厂里干的时间久了,觉得挺乏味、挺无聊,内心感觉挺茫然、挺无奈,前途在哪里?未来干什么?不知道!全都没有个数。有时候漫步在农田的地垅上,望着那满眼的绿油油的麦田,心里不免惆怅:难道我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真的就这样扎根农村一辈子啊。

无聊的岁月对无聊的信息有时也会很感兴趣。有一天,一个知青伙伴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你们知道吗?咱们村来了一个上海知青,女的。”

哇,上海知青,还是个女的。“真的吗?真的吗?”我们都不相信,我们这儿如此偏远的小地方,来个上海知青,怎么可能?但透消息的人说,绝对可靠,他连那位上海女知青,住在村里哪条街,哪户人家,都说得清清楚楚。

上海,那会儿提到这个名字,心里都会觉得神圣的不得了,要知道,上海,那就是高贵高大高尚富足的代名词啊。自行车、缝纫机、奶糖、香皂,哪个不是上海造,全都离不开上海啊。

我们那会儿看上海,需仰望,人家上海人看我们,那就是土包子啊。

上海知青怎么会来这儿,八杆子下乡也下不到我们这儿啊?

“听说是下到安徽了,在那边受了欺负,呆不下去了,又通过亲戚关系转到咱这边来了,来了一个多月啦。”

还有这事,我们几个人立刻来了情绪。一连几天,有事没事就总忍不住议论她。越是神秘越是有兴趣,最后大家一致意见,天黑后,找过去看看。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我们几个约好的一起向村子里走去,时值中秋,天颇有些凉意,夜晚的村子静悄悄,家家都大门紧闭,那会儿村子街道上没有路灯,只有农户的窗户里透出些微弱的光亮,路坑坑洼洼,还好借着月光,我们摸了过去,在一家大门前,随同来的伙计说:“到了到了,就这家。”

大门关着,一点声息也没有。我们就蹲在距大门不远处的一棵树旁,聊着天,耐心地等着,能等着吗?谁也不知道。

约莫一个时辰,门“吱扭”一声开了,我们齐唰唰地扭身望过去,“哎呀!”还真走出来一个年轻女孩。

“就她,就她!”我们的小伙伴兴奋地低声叫着。

穿了一件深色的大衣,头发高高挽起,脖子上围了一条明显是白色的丝巾,尽管看不清脸,但感觉那气质绝对不一般,走路屁股都是一翘一翘的。她向东边走,我们就默默地在后边跟,也许让人家感觉到了,这女孩步子明显快了。

我们觉得再跟下去不太好,于是就退了回来。

第二天,大家兴奋地议论着昨天晚上的见闻,连师傅们也参与了进来,大家重点猜测,这女知青为啥来我们这儿小地方?她准备在这儿待多久,一辈子就在这儿了吗?她会嫁给农民留在这儿吗?那会儿下乡,就是要准备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呢。虽然女知青嫁给农民不多,但也经常听到类似的消息。

几天后,我们约好晚上准备再去,但突然发生的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大事让这件事瞬间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毛泽东主席逝世。

这年的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我们正在车间里干活,突然,厂里的大喇叭响了,中央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夏青用极其深痛的声音播诵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人民书。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真是震惊了!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活,全都无声地走到院子里,默默地听着广播,女工开始“哇哇”地大哭。我突然感觉:天要塌了。没了毛主席,中国还行吗!

1976年,真是个不平凡的年份,1月份周总理去世,七月份朱德委员长去世,七月底唐山大地震,九月份毛主席逝世。令人震惊心碎的事一件接一件。

所有的人心情都异常地压抑沉痛,谁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来了。没有交流,大家眼里都含着泪水,活是没法干了,全都散了。

完了,完了,天要塌了。我那会儿脑子里不停地转着这个念头。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唉声叹气,有几个女工哭得跪在地上起不来。

我心里慌得不行,我决定回家,我要去找我爸,他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他还是领导,我觉得,见到我爸,我心里就踏实了。当即立断,骑上我那辆旧自行车,二十多里路,一路狂奔,天擦黑时,赶到了家。父亲不在家,还没回来。我又骑车奔向他的单位。

已经晚上八点了,我爸所在的办公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上了楼,看到所有人都来回穿梭,早就过下班时间了,但人都没走,好像全都忙忙碌碌的样子。奔到我爸办公室门口,屋里人挺多,见我过来,人们立刻都散了。我爸那会儿是市里的化工局长,全市化工一厂、二厂、三厂、四厂、总厂、轮胎厂,大大小小二十多家化工企业,全都归化工局调度着。

看见我来,我爸问我:“你回来了?”

“下午刚回来。”我说。

“回家吧,我忙完事就回。”爸爸冲我挥挥手,没说更多的话。

我本想问点什么 ,见我爸冲我直挥手,也就不便再多说。见了我爸,心里立刻就踏实了,还说什么呢。

下了楼,抬头看我爸办公室的灯光,我想,这么多人在坚守岗位,估计也都是为毛主席逝世揪着心呢。

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农村。我也要坚守岗位,况且那是我的窝哟!

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全国陆续展开,所有工作都停了。

9月18日,追悼大会同步在全国举行,按区域划分,每个人都按规定参加追悼大会,焦作市在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举行,我所在的公社参加市下边马村区的追悼大会。我和其他人员一起步行了六七里来到马村区所属六中的北围墙外的一块空地,这里临时搭起了追悼大会舞台。

追悼大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悲伤的心情缓不过劲来,干什么都没劲。直到十月中旬,北京传来“四人帮”被粉碎了,华国峰同志当选党中央主席,心情才豁然开朗起来。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厂门口办黑板报,那会儿黑板报很流行,内容都是歌颂华主席,欢呼粉碎“四人帮”的。

我太专注了,没注意什么时候身后站了几个人。

他们是现役军人,从大路上进了厂门,正好看到我在办板报。

我冲他们笑了笑,其中一位问我:“多大啦?”

“十九!”我回答。

“哪个村的?”又问。

“知青,下乡在这儿。”我说。

对方立刻来了情绪,“想当兵吗?”他们问。

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是接兵的。这太好了。

“当然想,当然想。”你知道我那会儿得知他们是来接兵的军人,心里有多么的激动。

“小伙子,字写得不错,想当兵,后天就去公社报名吧。”

他们走了,激动得我一夜没睡觉,到了那一天,我和同学李九建一起早早就到公社去报了名,见到了那天在厂门口见到的接兵干部,其中一人是领导,叫马思强,是指导员。之前我专门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入伍申请书,这会儿毕恭毕敬交给了他,我估摸着可能只有我一人写了个入伍申请书,别人都是领了个表,填完就妥。

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当时的政策,重点接下乡知青、高中毕业的,我正好符合所有条件。

12月20日,入伍通知书下来了,我和我的同学李九建都被录取了,我们和厂里的师傅们依依不舍地握手话别,这些师傅有芦平安、郑丙辰、谷小四、王福林、李泉阳。我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交给了厂长买小慈。站在厂区大门前,回头望,我心中异常感慨:啊,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十八、十九岁的美好时光。

12月25日,登车,出发,告别故乡,告别亲人,告别朋友。列车启动了,风从身边飘过,天上的云在车外闪过,我走了,从故乡走了,我不知走多远,我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但我这一去,从此有了近二十年且一生无悔的从军经历。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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