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美日德国际贸易攻防战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继轻工、电器之后，日本质优价廉的半导体产品又占领了美国市场，同时还挤占了原来被美国所占领的欧洲市场。美国逼迫日本在1986年签订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要求日本减少半导体产品的出口。

但欧洲认为，日本的半导体产品大量减少后，欧洲将不得不购买价格更高的美国产品，这对欧洲电子工业是一个重大打击，于是欧共体上诉关贸总协定，最终撤消了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采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竞争策略：在产业发展上，确立主要竞争对手和次要竞争对手；而不能四面树敌，同时得罪主要的贸易强国。通过有打有拉，将欧洲作为利益同盟。美国虽然强大，但是也不能同时与日本和欧洲作对，于是贸易大棒抡出去，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只好悻悻而归。

8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以省油和低价著称的日本汽车热销美国，并超越美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这场日美汽车贸易战，堪称国际贸易战争的经典案例。

日本由于资源贫乏，国内燃油价格相对较高，一直执着生产小排量、轻量化车型。地广人稀，汽油价格低廉的美国，则一向偏爱造型拉风、后驱、大排量、高油耗的“肌肉车”。 

美式肌肉车

那时候美国人也没什么环保意识，按照今天的话来说，雾霾严重，经常pm2.5爆表，还发生了大名鼎鼎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光化学烟雾是大量聚集的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在阳光作用下，与空气中其他成份发生化学作用而产生的有毒气体。这些有毒气体包括臭氧、氮氧化物、醛、酮、过氧化物等。这种烟雾使人眼睛发红，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昏、头痛。

洛杉矶由于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不好，不啻于成为一座大毒气室。光化学烟雾事件致远离城市 100 千米以外的海拔 2000 米高山上的大片松林也因此枯死，柑橘减产。1970 年，约有 75% 以上的市民患上了红眼病。洛杉矶出台《洁净空气法》，采取各种措施治理空气污染，然而美国人仍然习惯于开大排量车，因此收效甚微。

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油价猛涨，1978年美国通过了燃油税的法案，明确要汽车企业生产的车型油耗达到每加仑18英里（百公里13升左右），并在1985年达到百公里8.5升。

这项法案的本意是在节约汽油消耗的同时，实现清洁环保的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激进的环保要求，对美国汽车打击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甚至是致命的。

燃油税政策让美国车企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此前轻视的小排量、前驱小型车。由于长期在小型车研发方面没有经验积累，因此每一项设计都是全新开发，不仅周期长，而且太耗费资金，所以美国汽车企业试图通过共享设计的方式节省成本，比如同样的翼子板、后备箱盖等用在不同的车型上。这样就导致了出厂的产品几乎没有吸引力，同质化过于严重。

美国车企全新开发的前驱车可靠性差，造型上又很鸡肋，无法与日本长期发展改进的成熟车型相比。日本人利用媒体趁势抹黑美国汽车企业，说它们顽固不化，费油污染大，而日本车省油经济环保，是美国人的明智之选。因此，日本车企很快占据了美国的小排量低端车型的市场。

美国汽车在开发小型车不利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皮卡来重振辉煌。由于燃油税法案的推广，中大型车的油耗逐渐优化到中级车的标准，所以家庭购车方面会逐渐向上攀爬而倾向选择更高级别的车型，因此美系皮卡的销量大涨。

日本人看出了这一点，利用当时环保的舆论优势大肆攻击美国车企蛊惑美国人购买皮卡没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在卖情怀。 美国媒体的宣传给了美国汽车工业沉重的打击。事后很多通用大佬的回忆录都提到了媒体的“逆向沙文主义”，也就是说媒体舆论倾向于进口品牌，打击本国品牌。

另外，美国工会也猛扯危机中的美国汽车业的后腿。美国汽车业的长期繁荣，造成汽车工人高福利高工资的优厚待遇，车企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使得一辆美国汽车成本平均比日本车高4000美元左右。而美国汽车业面对日本的严峻挑战，需要上下一心共渡难关的时候，汽车行业工会则忙着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医保政策，提高福利。工会甚至为这些没事做的工人争取到了全额工资。 

美国车企也尝试游说政府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车数量，给美国车企以喘息之机，逐步培育本土小型车的发展壮大。美国车企认为自己在小型车市场上无法与日本车企正面竞争，传统优势阵地不能丢，必须继续在传统的大排量高端车型上发力。同时也因为太多小排量车型的投放，让消费者越发追求高端的大排量车型，因此美国车企的大排量车型销量走高。由于大排量车型售价高而且销量好，所以导致美国汽车平均售价不断走高，被日本人拿来攻击美国汽车只会涨价欺骗消费者。美国车企因此失去了政府的信任，无法得到任何政策上的照顾。

日本车企趁势在美国推出自己的高端车型。正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德国车企此时也趁火打劫，大举进攻美国的中高端市场，美国的中高端市场被德日分食，低端则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和德国人携手共进，攻城拔寨，美国的三大车企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则进退失据，尽显颓势。

最近日本制造业频繁爆出质量丑闻，仿佛是历史的重演。习惯于高价优质的日本企业在面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同行的竞争时，无法在同样的价格制造出质量类似的产品，只好暗地里修改产品数据，以次充好，最终酿成连环质量丑闻。

等中国制造业稳固了中低端的地位之后，自然也会像日本当年一样，稳步上攻高端领域，“走对方的路，让对方无路可走”，这就是报日本当年侵华血仇最好的方式。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并且长期拥有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汽车王国”这顶桂冠，一直是美国最看重的荣誉，如今却被日本人夺走了，无疑是动了美国人的“逆鳞”。

美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采用新的武器来收拾日本，打赢这场关系到国家气运的贸易战。

善于玩金融的美国，将目标转移到汇率上。

汇率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范畴相关，可以同时影响钢材、彩色电视、电机电器、汽车等所有行业。对于美国来说，汇率实在是一个高效的金融工具，可以一揽子快速调控所有的问题。

1985年9月，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要求5国政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诱导美元有序的贬值，以帮助美国解决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美国的做法实际上相当简单粗暴，通过人为手段拉高日元的汇率，降低本国汇率，来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当时举国上下，笼罩在不理智的乐观氛围中。对于协议签订，日本一直是非常乐意配合，并希望以此显示日本正在积极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试图通过弱化美元以突出日元的坚挺。日本幻想着全球金融资本因为日元的升值而流入日本，从而使得日本从制造业大国进一步跃升为金融大国。

然而，日本实在是很傻很天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国家综合实力增强，货币当然是要升值的，但是要缓慢，不可过于激进，留下企业适应的空间，并且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过于激进的升值，必然导致经济秩序大乱，给他人以可乘之机，这就是“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节奏。

对于汇率战毫无经验的日本，就这样落入了美国精心布下的金融陷阱。

五国按照协议的约定开始低价大量抛售美元，这一行动立刻引来了市场投资者的疯狂跟进，引发抛售美元的狂潮。广场协议两年以后，五国汇率对美元大幅升值，其中日元升值最高，达86.1％，直接导致日本出口工业遭受致命打击，出口额锐减。

与此同时，日元升值导致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在此之前，手握大量外贸结余的日本财团在海外买买买，特别是房地产，例如洛克菲勒中心和帝国大厦当时都被日本人持有。据日本国内统计，日元升值造成对外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为3.5万亿日元。

大型日本跨国企业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其他的亚洲国家去，这样产品的出口国就不再是日本，因为这些地方不受广场协议的影响。日本国内为了降低纯粹依赖外贸的增长方式，建立了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为此日本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双松政策组合：银行利率降低，贷款额翻倍，造成楼市3年暴涨2倍。楼市的持续飙升，又推动股市持续上扬，到80年代末，东京交易所的总市值是其GDP的1.3倍，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股票交易所。

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沉浸在财富神话中不可自拔，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楼市与股市的双重泡沫，积累了太多的金融风险，他们的脚下，已经是金融炸弹密布的地雷阵。随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失去的二十年”的故事。

就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问题转变成了汇率问题，大国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关税和贸易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汇率和宏观经济相关的问题。

二战后飞速崛起的国家并不只有日本，还有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德国初始状况比日本还惨，被一分两半，战后初期60％的西德人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物资奇缺的同时还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冷战爆发后由于西德靠近前苏联，此时它有了新的价值。为了使德国能够成为美国对前苏联抗衡中的桥头堡和屏障，美国很快开始对德国采取扶持政策。

1947年下半年，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4年时间里，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35.6亿美元援助，这也给西德的崛起注入了启动资金。1949年建国后的西德开始加大教育投入，1950年代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1.4％。同时，美国还帮助西德加入关贸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国际组织，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巨大国际市场向西德敞开了大门。

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西德贸易总额于1953年超过法国，1954年超过加拿大，1962年赶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贸易大国，而到80年代西德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当时最大的出口国。

从1952年起，西德就出现对外贸易的年年顺差，从50年代的年均22亿马克，60年代87亿马克，到70年代更年均高达309亿马克。西德竟然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摩擦，这一点与日本侵入式的出口贸易有着天壤之别。

日本将大量商品销往美国，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大量采购，让美国集中承受巨额逆差，这样的做法很容易招致美国的不满。西德的做法就要巧妙得多：尽量分散出口商品的种类；向尽可能多的国家出口；并从出口比较多的国家进口大批商品，这样尽管从每个国家获得的顺差并不引人注目，但是积累起来就很可观。德国在尽量不触怒其他大国的情况下，极为低调地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可以算是德国式的“韬光养晦”。

德国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归根结底就是不注重拉拢盟友，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在贸易战的新形势下，德国人终于学聪明了，低调再低调，“偷偷进村，开枪的不要”，做国际贸易中的“隐形冠军”，成为德国人的努力方向。

广场协议之后，德国马克大幅升值，同样让德国的出口承受冲击，两年间经济增长率从3％降到了1.4％。然而，此后德国在汇率和货币上的不同做法，引导德国在广场协议之后走上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日本过于依赖凯恩斯提倡的货币扩张政策来发展经济，即：放宽贷款、增加货币，这样的负面效果是积聚大量的资产泡沫；而西德政府则是进行供给侧改革，采取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环境、改善就业服务来促进经济增长。

德国的领导人认为：贸易在这时候已经是金融、汇率、宏观政策的综合体现，德国央行更因其稳健和独立判断而著称于世。几年后，德国经济稳步反弹，1988年经济增长率以攀升至3.7％，1990年更是超过了5％，经过短暂衰退，德国很快回到平稳增长的路径上。而日本则经历了痛苦的金融泡沫破灭，此时美国转为强势美元，大举进入日本抄底，日本被美国利用金融工具大剪羊毛。

美国就是大赢家吗？也未见得。虽然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巧妙地榨取他国财富，但是要想减羊毛必须制造美元汇率的周期性涨落，而这种汇率潮汐对于长周期的制造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因此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制造业衰落与外流。在表面的风光之下，美国的经济的“内伤”越来越重，不可遏制地走上了英国的老路。

回顾二战以后到2000年的50多年里，全世界的商品出口总值从610亿美元增长到61328亿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韩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家，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承接了大量产业，改善了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金砖四国相继成为全球瞩目的新兴市场，他们的崛起，对原有的贸易格局带来了巨大挑战，一场新的贸易变局大幕徐徐拉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过去两千年大部分时间里都作为头号国际贸易玩家的中国，在阔别国际贸易舞台中央多年之后，又回到了聚光灯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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