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离信息越近的人，离财富越近

“人类曾经以采集食物为生，而如今他们重新要以采集信息为生，尽管这看上去有点不和谐。”——马歇尔·麦克卢汉

如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

大家都知道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但大部分人都无法说清“信息是什么”。因为能用信息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社交软件上的消息，随处可见的广告……光肉眼所见的信息就已经够让人感到信息的“庞大”。

事实上，信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从非洲鼓到现代通信，信息传递有多难？

在《信息简史》中，作者詹姆斯·格雷克讲述了一个关于非洲鼓的故事。

1841年，一个叫威廉·艾伦的海军上校在一次尼日尔河的探险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音乐通信工具”，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比世界上最好的信使骑着最快的骏马在最好的道路上通过驿站层层接力还要快。

擂出的鼓声可以沿着河流，穿透静谧的夜色，传出近十公里之遥。这样一个村庄接着一个村庄地传递下去，一个钟头，消息就可以传至一二百公里开外。

如何传递信息，在信息革命之前，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据荷马、维吉尔和埃斯库罗斯的记载，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时就已经使用了烽火。在山顶燃起一堆篝火，就能够被三十多公里外的守望台哨兵看到，有时甚至可以距离更远。

要是传达的情报内容不那么特殊的话，所需的信息容量就更大了。人类尝试了各种方法，如旗帜、号角、时断时续的狼烟和反光的镜子等，甚至想象出天使和灵来传递信息——天使，顾名思义，就是传递神的信息的使者。

在艾伦上校发现会说话的鼓的1841年，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则在为他自己的击键编码大伤脑筋。

这种编码相当于一种电磁鼓点，可以通过电报线路以脉冲形式传播。

如何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即日常语言，转换成另一种适于在电线上传输的形式呢？这种发明此前从未有过。

最终，他们的研究变成了给字母编码，即先用符号表示字母，然后再用字母拼出每个单词。

摩斯密码表

这就是摩尔斯电码。现在，它已经是种神奇密码了。

信息时代的来临

在信息科技发展的早期，虽然出现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录音录像等近现代信息技术，有了莫尔斯编码、早期密码学、载波通信、布尔代数等和信息相关的理论，但是人们对信息科技的规律缺乏本质了解，以至很多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要以大量的失败为代价。

比如，特斯拉在无线通信上的失败，巴贝奇在计算机上的失败，都是因为缺乏理论指导所致。至于在信息保密等方面的失败，则更是家常便饭。

现代信息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也就是一切的开端，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两个信息革命的鼻祖。

吴军在《信息传》中写道：

“到了20世纪中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信息理论的成熟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的阶段可以讲是信息科技史上的自觉阶段。”

1948年，一篇连载于7月和10月出版的两期《贝尔系统技术期刊》上，共79页的论文《通信数学理论》是一个撬动整个地球的支点。

和晶体管一样，这项发明也引入了一个新词：比特（bit）。

这个名字是由这篇论文的唯一作者、时年32岁的克劳德·香农选定的。现如今，比特已经跻身英寸、英镑、夸脱、分钟之列，成为量纲的一员。所谓量纲，就是测量的基本单位。

但它是测量什么的呢？

“用于测量信息的单位”，香农写道。

克劳德·香农

它的出现最终引发了光盘和传真机、电脑和网络、摩尔定律以及世界各地的“硅巷”。人们开始将铁器时代和蒸汽时代之后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

香农解决了信息的传输问题，也给信息处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没有涉及信息处理中两个非常根本的问题：首先，什么样的信息有可能用机器来处理，什么样的信息处理必须要由人来完成；其次，对于那些能够用机器处理的信息，如何用指令控制机器去完成复杂的处理过程。

这两个问题是由另一位天才图灵彻底解决的。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机——今天计算机的数学模型。

图灵

图灵机为信息处理划定了一条分界线，界线以内的事情，有可能让机器来处理；至于界线以外的事情怎么做，暂时不得而知。图灵将机器完成信息处理的过程，称为广义上的计算。

此后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图灵和香农等人理论的指导下，有目的地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改进技术，采用新的工艺。由于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失败，成功才成为这个领域的常态。

信息的另一面

2018年，世界上制造出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首次超过1万亿片，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种日用品中，帮助我们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替我们节省了许多体力和脑力。

今天，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对经济生活的维持，都是在上万亿片芯片的帮助下完成的。而这些芯片的背后，则是流动的信息。

信息在让大家广泛受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信息的外泄和错误信息（谣言）给人们造成的巨大损失。

虽然在古代，情报也会泄露，也会给人们带来损失。

重大信息泄露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中国。

1894年，日本海军让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的春天，在春帆楼下，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迎接了李鸿章。

第一天双方只是一些礼节性的会谈，未涉及任何具体问题，会场上也没有显出剑拔弩张的气氛。在会谈中，伊藤博文还特许李鸿章使用中日之间的电报专线和清廷进行密电联络，以示友好。而此前，日方则断然拒绝了中方代表向中方本土发电报的要求。

据日本记者报道，李鸿章在会谈结束后走出春帆楼时神态怡然，甚至还面带笑容。但他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他不知道的是，那条看似为他提供便利的电报专线，完全泄露了谈判时中方全部的意图和底牌。

李鸿章

接下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28天之后，也就是4月17日，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方称为《下关条约》）。这是清朝立国250多年来签署的最屈辱的条约，赔款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日方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已经破译了中国的密电码。也就是说，李鸿章和清廷来往的密电，在伊藤博文眼里毫无秘密可言。当时光绪皇帝也因为中日海战的惨败而早已没了开战前的意气风发，希望早日缔结和约，了结此事。于是他给李鸿章的电报讲“总在速成”。

光绪皇帝

由于日方给出的谈判条件太苛刻，李鸿章一人根本做不了主，只好不停地向朝廷请示。他曾经表示，如果谈判破裂，他就回国了：“乞预密示。否则，只能罢议而归。”

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了解了中方的和谈底牌，又了解到李鸿章极有可能放弃谈判，于是故意做出了一点儿小的让步，以此来牵制住李鸿章，与其继续谈判。

但此后，日方不肯再做一点儿让步，因为日方早已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鸿章“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不管李鸿章如何再三恳求，日方就是不肯做丝毫让步。最后，以善于和洋人打交道著称的李鸿章，只好签了一份连“欧美列强”都看不下去的屈辱条约。

当然，因为不善于信息加密或者不注重密码保密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不仅仅有中国。在出现完整的信息加密理论之前，任何加密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历史常常爱和人们开玩笑，就在日本人庆幸自己从破译清政府密码中获益时，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早已被别人盯上了……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从1844年开始，商用电报持续了100多年，从1876年发明固定电话到现在有140多年了，互联网从发明到现在才50年，而移动通信从发明到现在还不到40年……这些都是现在身处洪流般信息中的人们很难感知的。

从这方面来说，只有了解信息的历史，才能够解答现今我们对于信息时代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困惑。

参考资料：

《信息传》 吴军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信息简史》詹姆斯·格雷克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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