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笛：没有“人”的历史是枯燥的历史
受访学者：王笛，成都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成果丰硕。著有《显微镜下的成都》《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等。
访谈人：罗宇翔，成都人，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下文简称“学人”。
引语
这段饱含深情的叙述，出自历史学家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在题为“寻梦”的尾声一节中，他写下了这段极富感染力的文字。比起单纯诉诸理性的学术写作，他笔下的历史世界，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深情告白——这是王笛的“温情与敬意”。
访谈王笛老师的想法，最初也源于我的“小同乡”情结。
第一次接触王笛的著作是在高中，2018年《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出版，成为溢出学术界、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畅销书。被誉为“打开中国微观史学”的《袍哥》，带着我走进了一个朝夕相处却又似如初见的成都。
跟随他的脚步，熙熙攘攘的街头、坐无虚客的茶馆、“吃讲茶”的袍哥……近世成都的地道风物，宛如一张巨幅画卷，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0年7月版
今年由世纪文景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是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他在书中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普通市民等小人物身上，复活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同时考察了这座城市百年来的变与不变，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
有趣的是，王笛早年的梦想并非治史，而是画画。但另一个意义上，他在书写历史时所勾勒的一幅幅图画中，已然圆梦。
因此，我们的访谈就从绘画谈起。其中我们将看到，在王笛的“画”中，有着哪些场景、哪些群体、哪些色彩。透过一幅幅图画，理解他所关注的、他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01
一幅名为“成都”的画
学人：您年轻时的梦想是做一名画家，而不是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铁路局工作期间您也因为会画画而被调到工会做宣传工作。我想问的是，您在后来的研究中多次提到将历史图像作为资料来运用，这是否或多或少与您早年这一经历，或者说对图像的敏感有关？在您的研究中，这种艺术性思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王笛：谢谢你提这个问题，我青少年时代是想当一个艺术家，把画画作为终身的职业。在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之后，我也幻想过做艺术史，能够把历史研究和我过去的爱好结合起来。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教艺术史，也就是说进入这个领域没有领路人。所以我想，学术的领路人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一个学徒，需要有师傅领进门。
不过我现在对图像——不论是照片还是绘画——仍然充满着兴趣，我有时候喜欢把对艺术的观察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我发现，学术写作其实也像绘画一样，两者有某种共同的表达方法。
比如说一幅画总是有一个中心的部分（或中心点），欣赏者首先会被这部分的表达所吸引；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也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作者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论证什么中心思想和观点，也需要在一篇论文或一本书中充分地表达出来。
另外我认为绘画和学术写作的过程也是类似的。受过绘画训练的人都知道，一幅绘画总是从轮廓开始，这个轮廓就是大的布局，是非常简单的大线条，能够展示出一个整体的构想。而没有受过绘画训练的人画一幅肖像，一般先把一只眼睛画好，然后画另外一只眼睛，再画鼻子、嘴巴。没有一个总体的构图，那么最后的成相难免看起来别扭，因为缺乏各部分的协调。有经验的绘画者，他纸上的肖像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各部分不断协调的过程中，达到他所预定的构思。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都是这样逐渐清晰的，直到画完最后一笔。
其实写作也是这样，先有框架，然后不断地细化和具体，不要幻想动笔写下的每一句、每一段、每一节都是完美的，如果一开始动笔就把注意力放在细枝末节上的话，一篇论文肯定是写不好的。无论是词语、句子，还是段落，都应该是在对整篇文章的不断调整修改、不断打磨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可能是我从绘画的经历中悟出的写作道理。
摄影家陈锦先生镜头中的茶馆
有读者告诉我，我的史学著作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写作时，头脑中不断呈现出街头的熙熙攘攘，茶馆的座无虚客，袍哥的有仪式感的聚会……虽然文字是平面的，但是我的思考却是立体的。我的文字描写，就是力图要把我头脑中立体的画面表现出来。而且我还认为，写作就像拍电影一样，要有远景、中景、近景，甚至特写，这样才不至于看起来枯燥。历史的写作需要多角度、多层次，不应该是平板一块。
学人：您多次提到，自己更多是在赴美留学后才开始以学术的眼光重新审视成都，当空间上的距离被拉开，对以往朝夕相处的故乡才能看得更清楚。这种空间错位反映在学术研究上是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能否结合您自身的经历对这一点多做一些说明？
王笛：就如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人们喜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看到的东西能够触动他们。不管是视觉的还是情感的，人们对新鲜的东西自然会比较敏感，便会在自己的信中、文章中、博客中、朋友圈中、日记中……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
我们对自己司空见惯的东西会比较迟钝，没有要记录下来、去探索、去讨论的冲动和欲望，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对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本地人记录得很少，大多是外来者所描述的。因为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些新的东西是他们过去生活中所不曾有的，所以想把它们写下来。
当然，我并不认为非要离开了这座城市才能进行研究，其实还是在那个地区的人研究那个地区的条件最有利。据我所知，在城市研究中，一般来讲还是本地学者研究所在城市的为多，上海的学者研究上海，北京的学者研究北京，武汉的学者研究武汉，等等。因为在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方面都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熟悉这座城市，当然有助于研究这座城市。
那为什么我在到了美国以后，才开始对成都进行研究呢？我的确提到过，距离感反而使我对成都的一切更清晰了。因为远离这个地方，能够使我比较客观地来看待这座城市。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有了参照系。我到美国之前几乎都一直住在成都，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体会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还受到不同的学术训练，这使我有了一个比较的眼光。于是对原来所谓非常了解的城市，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观察的眼光不同了，过去看不到的东西，现在能看得到了；过去感觉不到的东西，现在能够感觉到了。
02
反思现代化：追寻消失的古城
学人：在此前的访谈中，您更多地被问到在留美期间完成的关键学术转型，比起这段经历，我更想问的是，您在成都成长的岁月中，有没有过一两件最为特别的经历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学术研究时将之有意识地作为一种价值关怀？如果借用画画这件事来说，在您心中是否存在一幅有关成都最为记忆犹新的图景，直到后来进行研究时仍旧清晰？
王笛：我自己曾经有过两段与劳动阶层打交道的经历，一是在“文革”期间下乡和农民一起生活，二是从乡下回来，到砖瓦厂工作。
这两段经历使我对民众生活有了一定了解，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让我更关注他们的命运。这种经历无疑使得我今后在写作时能够换位思考，想象自己作为劳动阶层、边缘人、无声无助的人的感受，想象他们想要争取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一种价值关怀吧。
至于我的心中是否存在一幅有关成都最为记忆犹新的图景，我只能说现在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变化，对消失的古城的遗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每次回成都，都发现我过去所熟悉的城市在逐渐消失，这对我很有触动。可能对一般的市民来说，这是正常的城市改造，但是我是一个历史和城市研究者，我不仅仅看到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还同时也看到了历史和文化的破坏。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掩盖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失误。就像他们所说的污染问题也是现代化必然的代价一样。西方的发展过程中早已经有教训，有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这些代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必付出的，如果说是代价的话，是愚蠢的代价！
朱毁毁镜头下的成都与京都
我为什么坚持城市发展完全可以不走大拆大建的道路？因为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例子，无论是我们的近邻日本，还是在欧洲和美国。
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唐代的木建筑都得到了完好保存，历史上的城市格局基本保留下来，也成了最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欧洲，无论是巴黎、里昂还是伦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城市和传统的保留一点都不矛盾。美国的波士顿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它几百年历史的发展在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上，完全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在哈佛广场，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墓地，仍然静静地躺在城市的中心。我现在居住的澳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澳门是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它的老城区依然如旧，游客不仅是去看那些现代化的赌场，还喜欢走在小街小巷去体会日常生活的文化。
不要说回到民国或者是1950年代的城市，哪怕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城市格局，把大拆大建之前的街区保留下来，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多少呢？
文化都是千年积累下来的，虽然那些街区和建筑不一定有那么久远，但是至少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演化的。一旦我们把它们完全拆除，一种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了。比如说过去通过街坊邻居所建立起来的邻里关系，随着人们搬进了高层公寓楼，这种关系就永远不复存在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令人痛心的。其实大家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挽回。我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述这个问题，发展和保护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但是关键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思路。拆了重建倒是非常简单的，包给开发商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像我们每天都在把古董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捣毁一样。
当我在阅读关于成都的历史资料、研究成都的老照片时，会不断唤起我童年的记忆。那个时候住在小街小巷的老宅院里，我的童年就在其中度过。随着这些小街小巷的消失，童年的记忆也只有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也写在了对成都历史研究的著述之中。
03
文化与生活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
学人：阅读您的作品时，我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比如您在《袍哥》开头对川西乡村农作图景的生动描写，在《街头文化》和《茶馆》中展现茶客抢着付钱的场景，等等。这当然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也是成都人，所以才会如此亲切。
套用您在《茶馆》中对自己的称呼，我在您眼中也是一个“小同乡”。在我们成长的不同时代，成都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但这片土地上的风物却仍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命力。这种文化上的韧性与延续是否也是您在作品中想要极力呈现的重点？
王笛：是的，最近一些年我不断强调文化的持续性。我的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主要是讨论社会的变化，观察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但是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
到了美国以后，我开始关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持续性，就是说尽管受到现代化、西化、商业化、全球化的冲击，文化总是有其韧性，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变化得那么快。举一个例子，我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上海的居民中，一百多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习俗也保留下来了。一位朋友家里办丧事，还买了纸糊的豪宅和金元宝、银锭子，带到乡下去烧，这是我在成都也没有见到过的。
为什么要研究持续性呢？研究文化不同于研究政治运作。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政治运动像海面上的波涛，很容易看得到，是短时段的历史；波涛是受水下的潜流所影响的，即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这便是中时段的历史，经常几十年才能感觉到，但是往往可以决定政治运动的走向。过去近代史研究其实还是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比如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当然他所总结出来的这一套模式，能解释19世纪以来中国大的历史走向，但是这不是历史的全部，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当我们真的进入民众和日常生活，能发现从大历史看到的那种变化，不可能把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文化和生活方式经常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和基因中。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改变了，无非是因为它所存在的条件受到了限制，一旦给了适当的土壤和水分，立即就会恢复生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大众宗教和日常生活现象，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似乎一时间都消失了。改革开放后，一旦给了人们自由的空间，过去消失的许多东西，又迅速地死灰复燃。
因此，我的研究是想告诉读者，历史的研究是多层次、多面相的。我并不排斥研究变化，也不排斥研究大的政治运动，但是那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在研究变化的同时也要看到持续性，也要看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把一切都丢掉了。一些迅速消失了，一些在缓慢变化，而一些东西藏在个人、家庭、社会的深处，也可能它们还会延续下去，这就是我想要探索的——哪些消失了，哪些仍然存在；哪些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那些改变了的东西，改变了多少；那些保存下来的东西，又保存了多少，等等。
学人：在《街头文化》和《茶馆》中，您描绘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茶馆里喝茶的茶客抢着付钱的场景，这对茶博士来说是一种“收钱的艺术”——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茶客与堂倌之间形成的这种默契为抢付茶钱的茶客挣足了面子，这一特别的文化现象直到今天还发生在成都的茶馆里。
可问题是，不了解这一特殊文化行为的人看了后，多会认为成都人很“假”，事实上这也是外地人看成都人时常常会有的负面感觉。您认为，该怎么评估这种“假打文化”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呢？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王笛：你所提到的，与其说是成都的文化，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化。
在其他地区，其他城市，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同样的现象，不一定是为了付茶钱，争付饭钱的场景也经常可以看见。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中国的面子文化。大家认为这是一种成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无非是因为李伯清创造了一种“假打”的脱口秀的形式，或者是我在茶馆研究中描述了这种现象。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几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假打”都是存在的，当然各个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不同的表现程度。
我在茶馆的研究中讨论过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这种抢着付账的文化是一种社交形式，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是经营好自己小圈子的一种润滑剂。而且我在茶馆中所描写的那些“假打”，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们的生活条件有限，对钱的支配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但是又要顾全面子，那么出现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
04
人文关怀是一个城市的温度所在
学人：您的著作中总是蕴含着对下层的关怀，这使我们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弱者的反抗”成为可能。比如您在《街头文化》最后所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在我看来，这句话特别富有感染力，虽然您说的是百年前的成都人，但放在今天的语境下，一些在行进的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仍将我们导向您所说的这句话。
所以能否结合您的相关研究，对未来成都或者说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化、现代化工程，提出一些建议与反思。
王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的重建，过去小商小贩所赖以为生的那种传统的小街小巷逐渐地消失，改造成以汽车通行为主体的交通大道，即使不考虑城管的限制，这种交通大道也不适合小商小贩的生存。由于我们城市管理者的观念就是整齐、干净、统一，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很难让小商小贩有生存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管理经常出现的现象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小商小贩、摆地摊对城市的交通和卫生会有影响，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管理者不在如何管理上下功夫，而是简单地禁止呢？
全世界的城市，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允许街头摊贩谋生的，关键是怎么管理。这反映了管理水平的高低、管理思路的优劣，还有管理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泰国清迈有专门摆摊的街区，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小商小贩都出来了，尽管客流量非常之大，包括各种贩卖饮食的摊贩，但是并没有出现在中国经常看到的那种污水垃圾遍地的现象，这就非常考验管理水平。一座城市要有小商小贩，除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之外，也要给下层人提供谋生的手段。
你提到的我在《街头文化》最后所说的那句话：“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普遍的规律。有的时候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城市改造的受益者，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建筑业还是城市中的其他行业，农民工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一些不公平的规定，他们却并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权利。因此，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应该把政策往弱势群体方面倾斜。
虽然我知道政府对小商小贩的限制，是为了建立一个正面的城市形象。但是我认为（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一座城市的形象好不好，其实并不在于有多少大楼、多少大道、多少广场，经济有多大发展，而在于对下层民众的态度。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是否有人文关怀，是否给我们的人民提供最方便的生活环境。
其实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明确讲了这个问题，建立一个优良社区，并非一定要有街心花园，或者美丽的环境，因为有的老社区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但是必须要有人气。怎样才会有人气？这个街区要有小商贩、小商店，要有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各种设施，而不只是为了高大上的建筑和以汽车为主的交通大道，也不是周围都是高档的购物中心，而是小孩可以玩耍的，邻居可以闲聊的，人们在走路的范围之内就能解决生活必须的，配套完善的社区，才是健康的社区。
05
历史写作可以有不同的视野和层次
学人：去年，您凭借作品《袍哥》获得了首届“吕梁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品奖。您怎样看待历史写作中的文学性，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哪里？您是如何挖掘来自日常生活的史料，并合理运用到历史写作中的？从零散的、碎片的材料，到有组织、有框架的研究成果，中间需要哪些构思与努力？
王笛：我很高兴我的历史写作也得到了文学界朋友们的认可，除了吕梁文学奖，还有好几个其他的文学奖。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著作，和虚构的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所描述的细节都是有依据的。我是把它作为一本历史专著来写作的，也就是写一部微观的历史，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界。
正是由于是微观的历史，留下了非常大的文学描述的空间。过去我们的历史写作着重叙事和分析，描述是很难用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是很少对细节进行描述。而我在写微观历史的时候，对文学写作手法有所借鉴，如形象的塑造、环境的刻画、气氛的烘托，等等。
但是我的写作不同于文学创作，历史的写作必须要有依据。依据可以是从档案或者其他文字的记录中去发现历史的记载，或者是口述历史，或者是田野考察，或者是亲身经历，而不是凭空地创造。例如我在《袍哥》中所描述的川西乡村的那些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有些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还有一些便是根据我在川西平原生活的经历所重构的。
其实，文学和历史经常是相通的，正如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Metahistory）中所说，它们有着相同的叙事元结构，从情节来看，有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从形式论证来看，有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从意识模式看，有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等等。
因此，历史和文学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区别在于历史是根据事实来讲述的，而文学可以进行再创造；历史写作可以是文学性的，而文学写作也可以很有历史感。
我自己在进行历史写作的时候，经常想象如何回到历史的现场，也就是说把自己置于过去历史的之中。作为一个普通人，当回到那个历史现场的时候，我会怎样看待城市的改造？我会怎么看待改良和革命？我觉得这种个体的代入感，对自己的写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不能凭空臆造，但是可以用推测的办法，特别是在没有资料记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演。但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告诉读者这是推测，而不是在描述事实本身。
成都花会期间青羊宫里的货摊，1911年春（摄影：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
比如《袍哥》这本书中，关于主角雷明远的最后结局，由于资料的缺乏，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结论，但是我指出他的命运无非就是以下三种可能：第一，由于过度吸食鸦片摧毁了他的健康，当共产党来的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坟头可能已经长满了荒草；第二，如果他能活到1949年，在共产党来以后，由于有好几桩命案，以及作为一个前袍哥首领和前副乡长，他可能被镇压；第三，他吸食鸦片耗尽家产，沦为了贫民，因此共产党到来之后，他甚至可能作为一个贫农而分到一些田地。
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进行的逻辑推论，这样在不知道其明确结局的情况下，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想象的空间。
学人：今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可以说是您聚焦故乡的一部研究精粹，从街头到茶馆再到袍哥、麻将，的确就如显微镜一般层层放大、视角下沉。
但这种微观研究有时是否也带来了忽略宏观的副作用，会给读者一种幽深狭窄的观感？我们该如何把握碎片与整体的平衡？而在面向大众进行历史书写时，又该如何避免误导读者形成“只见树不见林”的思维与视野？
王笛：虽然我强调微观研究，但我认为宏大叙事也是有必要的，只是说我们不能只研究大问题，因为要认识宏观的世界，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微观、个案、细节的研究，可能是虚假的、误导的大历史。有的时候宏观的历史解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进入细节，就会发现我们所认识的所谓宏观世界，是一种虚幻的、不真实的世界。
关于现在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担心，我觉得与其说是“副作用”，还不如说是我们对历史认识的一些偏见。现在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仍然习惯于宏大叙事，认为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值得研究。要让大家接受日常叙事，我想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为什么人们还是看重大事件和大叙事，主要还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国家叙事，不重视个体和个体的经历。
我一直认为写历史，必须要有个体的人，没有人的历史是枯燥的历史，也缺乏人的关怀。我刚看完80岁的老太太杨本芬的处女作《秋园》，她所描写的那种个人经历，是我们只讲大历史时所看不到的，就像余华的《活着》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些非常沉重的个体的历史，但是这段历史现在已经被有意无意地忘却。
另外，我认为历史的写作可以有不同的视野、角度和层次，宏大与微小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要重视个人的叙事，要考察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的大潮中所经历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我们从国家叙事中感觉不到的。千千万万的个人的经历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国史，就会把我们认识历史的眼光，引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天地。
06
行进中的研究计划
学人：最后，想请问王老师是否方便透露一下目前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以及接下来主要的研究计划？
王笛：目前正全力完成《美国与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中国》，这本书的特点是利用那个时期美国的主流媒体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也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中国。整个初稿已经完成，一共9章，我现在把每一章整理成论文发表，去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华盛顿会议与山东半岛的收回问题；第二篇论文是1913年到1918年的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刚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三篇是关于巴黎和会上美国的对华立场，第四篇是威尔逊主义在中国，这两篇也都已经给了杂志，正在审稿之中。其余五章也会陆续整理成论文发表。
按照过去的计划，这九章加上导言和结论，一本完整的书就已经完成，可以交给出版社了。但是最近我有了不同的设想，我觉得目前这本书的写法太严肃，对专家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他们可以直接阅读这些论文。为了使更多的读者也能有兴趣关注这项研究，因此我决定在这九篇论文完成之后，把这本书完全重写一遍，也就是说把这本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写成非虚构的形式，通过增加细节的描述，来使这本书更具有可读性。虽然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在成都城墙上眺望满城，眼前是灰瓦的海洋，1911年秋（摄影：路得·那爱德）
我现在也正在整理《茶馆笔记》，明年将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主要收集了我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几年对茶馆的考察。这些考察为我茶馆研究的第二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部分的茶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些笔记中的许多内容和细节实际上在都没有收录进研究专著中，现在提供给读者，可以看到关于茶馆原汁原味的描述。
另外，就是准备撰写已经酝酿了很多年的关于四川袍哥的历史与文化的三卷本专著。资料已经收齐，也一直在整理，等美国与五四那本书完成之后，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课题的写作，而且第一卷的标题也已经拟定，就叫《开山令：袍哥的起源》。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形式，我还在仔细地思考，希望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但是又能吸引学术界以外的读者。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是三卷写完了一起出版，还是写完一卷出版一卷，这两种形式各有千秋。全部写完再出版，能够保证整个系列的整体性和前后照应；写一卷出版一卷，则可以及时得到读书界和学术界的反馈，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不利的是后面的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么前面已经出版的部分就很难修改了。所以我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再做最后的决定。
关于澳门的秘密社会也是我关注的问题，现在既然在澳门大学工作，便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这几年也一直在搜集有关的资料，甚至试图找到当时秘密社会的一些成员进行采访，比如说电影《濠江风云》中的真实人物尹国驹（崩牙驹）就是我一直想采访的对象，一直在找关系和他联系上。不过这个课题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考察、收集和整理资料，要很多年以后才会见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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