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北宋陕西的社会危机与农民起义
北宋陕西的社会危机与农民起义
文 | 秦晖
原载《王气黯然》
秦晖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宋时期，在西夏的连续侵扰与抗夏战争的沉重负担下，陕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直受到很大限制。而贪官污吏的横行，专制国家的暴敛与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北宋中叶陕西大旱，“永兴、秦凤、河东路民饥死者相属”，而各种征敛却有增无已。司马光知永兴军时曾说：“及到关中，乃见凡百处置，皆为出征调度”，“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到元丰末年，宋廷又一次在陕西征调夫役，“民惩前日之役多死于冻馁，皆惮行，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山泽不受调，吏往逼呼，辄殴击”，北宋政府层层施压，“至械县令以督之，不能集”。持续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北宋亡。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早在北宋初已经出现。太宗末年，有“关中群盗”围攻富平县城的事件，四乡农民都“荷畚锸随之”，纷纷加入起义。当地的宋朝保安部队纷纷“弃兵而走”，望风逃窜。富平县当局向州城求救，同州巡检侯某率宋军赶来，在富平城西击败了起义者。起义首领被俘后抚颜不屈，把捕获他的巡检痛斥得“惭而退”。
宋太宗端拱年间（998-999年），关中又先后有“叛卒”刘渥与“大盗”侯和尚的起义。刘渥有众千余人，“寇耀州、富平县，谋人京兆（长安），其势甚盛。所过州郡皆城守”，“关右骚然”。刘渥作战“骁勇无敌”，声言“我草间求活，视死如鸿毛耳”。后战败负伤，被俘牺牲。侯和尚起义军活动于兴平、栎阳（今临潼渭北地区）一带，曾数败宋朝治安部队，“杀捕贼官二人”，又“薄南山，渡渭水，抵凤翔，复至耀州”，活动范围几达半个关中，最后才被宋华州巡检卢斌所镇压。
宋仁宗年间，又有“陕右群盗”活动于秦岭山区，杀死宋凤州巡检。宋延遣供奉官石全彬率部将其“擒灭之”。
李元昊侵宋后，宋朝内外交困，聚敛愈急，因而“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陕西也在这期间爆发了北宋时期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张海、邵兴起义。
张海兴起于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这里历来是农民反抗斗争的摇篮。仁宗初年，这里已活跃着郭邈山、李宗（李铁枪）等绿林豪杰。
庆历三年（1043年）夏，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其中不少人投奔了商洛山。这年八月，1000多农民在商州揭竿而起，分散的绿林好汉们开始汇成一股怒潮。
李宗的部将张海，出身逃军，勇猛过人，这时独树一帜，成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联合郭邈山、党君子、范三等首领，以商洛山为基地，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打击统治者，纵横驰骋于今陕西、河南、湖北、安徽诸省，兵锋直抵淮南的高邮（今江苏高邮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江淮州县，无不震惊，前后所遣使臣，悉多败衄”。统治者惊慌失措，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重臣纷纷上疏仁宗，说是秦末、隋末、唐末推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初起时都还没有张海、郭邈山这么强盛。如不赶快设法镇压，“恐逐处穷民，见其豪盛，各生健羡，聚成徒党，胁取州县，事势渐次张大”，赵家的江山将有覆灭的危险。
张海的义军打到了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县北）境内。这里有500多名宣毅（宋乡兵名目之一）士兵，他们早已不满知光化军韩纲的虐待，这时在军吏邵兴率领下起兵响应张海等，北上进入了商洛山区，在那里张榜号召宋朝商州铸钱监的重役配兵(服苦役的军奴）参加起义。宋永兴军路都巡检使上官琪率军前来镇压，大败被杀，官军溃散。邵兴义军攻入兴元府(今汉中市），宋军校赵明率众投降。此时张海也连续攻下了金州（今安康市）、顺阳（今河南淅川县）等地。义军兵锋所及，杀官吏、开府库、散钱帛予贫民。宋廷先是派曹元哲、张宏等率禁军前往镇压，后又令范仲淹等抽调抗夏前线的边防军杨文广等部参加围剿。他们在起义地区烧杀抢掠，连官方都不能不承认：“官军所至，甚于盗贼”。宋将崔德赞追剿党君子不获，竟把义军借住过的民家父子三人杀死，冒充义军首领党君子以邀功。统治者的残暴激起民愤，起义军越战越勇，又在兴元饶风岭大败官军。
北宋政府在连连失败后继续增兵，在京西建立了四个防区，防止义军东下，并把义军堵在陕西境内。同时集中边军八九千人围攻陕南起义军。
义军被分割数处，处境逐渐困难。十一月间邵兴在兴元、洋州交界的增水(今壻水河）畔为宋将陈晚所败，邵兴牺牲。十二月，宋禁军李用和部也击杀了张海，不久党君子也在商州被捕遇害。起义至此终被镇压下去。
张海、邵兴等虽然失败，但宋朝统治者也受到沉重打击。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宋哲宗时，朝臣们仍然心有余悸地写道：“张海横行半天下，所至溃坏，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卫兵，用边将，……民至今谈之。”
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因灾荒与伐夏之役征调过繁，陕西又一次出现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这时因行置将法，内郡各州县散驻的禁军均调归边将节制，镇压力量有所减弱，反抗者乘时而起。永兴军一带“盗贼屡发”。而张海当年起事的商州地区，又出现了“军贼”王冲的造反队伍。王冲的活动范围东至徐州，北至太行，与张海当年一样飘忽不定，但主要以商、虢(今河南卢氏县)二州为中心，“踩践乡县，杀害官吏”，“寒饥猖狂之人，附之者众”。都转运使吴居厚为官贪酷，“最为掊克”，王冲“因民不忍，聚众数干”，企图在他出巡时抓住他为民除害。吴居厚闻讯，狼狈逃道。后来宋朝“烦遣兵将，重为骚扰，大劳大费，仅能散扑”。王冲死后其余部又推成俊为首，“啸聚渐盛，讨捕愈难”，弄得陕西当局焦头烂额。
综观陕西境内北宋一代的人民反抗斗争，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它们与北宋陕西社会的结构特征也是密切相关的。
一是北宋一代陕西的起义者明显地以“逃军”“叛卒”“军贼”等军人身份者为多，如刘湿、张海、邵兴、王冲等都是。此外从今陕西最北隅的府州庆历年间的“军贼”折高留，到今陕南地区南宋时的史斌起义与“军士”张福、莫简的红巾军之变，都是士兵(包括乡兵)起义或以土兵身份者为首的起义，而这一时期的平民起义却相对罕见。这与当时陕西社会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都带有军事化色彩是有关系的。士兵是穿上军装的农民，而“乡兵”更是农民中服军事摇役者。他们以晾面涅臂之身，受饷乏粮匮之苦，冒矢石锋刃之险，还要忍受贪酷将校的虐待。北宋军队中的种种腐败使他们有冤莫诉，而一旦逃亡，由于他们脸上、手上被刺了字，也难以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军旅生活又给了他们打仗的勇气与经验，甚至给了他们武器，这就有利于他们成为向这个黑暗世道复仇的造反者了。另一方面，因战争而来的沉重的军役负担，尤其是乡兵那种无郡饷而为军，远戍边州，既要服役又要纳租赋的双重重负，更使人不堪忍受，也给社会带来极大骚扰。如张海起义前，“朝廷于诸道州府招宣毅兵事及添置乡兵弓手，当时搔扰，次第不小”。又如元丰年间的保甲保马之役，也使社会不胜其苦，因而也成了社会动荡和人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宋廷有关方面在总结这些事件时，也认为乡兵、保甲之征对社会的危害和军官不恤士卒，是两大致乱之由。然而积重难返，谁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陕西平民社会中纯由财产关系而产生的贫富对立，远不如官民对立那样尖锐。在极权统治下的小农社会里，主佃关系与主佃矛盾也难于充分展开，因此这一时期陕西并未发生宋朝许多地方在租佃关系发达的条件下出现的佃户反对地主的斗争，也没有出现土豪大姓挟其庄客佃户对抗官府的造反活动。相应地，这时陕西的起义者所争取的只是死里求生，“草间求活”，因而不可能提出宋代其他地区农民战争中常见的“均贫富”之类要求。与此相联系，北宋陕西人民起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流贼”多而“土贼”少。以前曾有人把“流寇主义”说成是我国农民战争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其实，历史上守土不“流”、据地自雄的起义者为数并不比“黄巢、李闯式的流寇”少，就是在两宋，方腊、王小波、钟相等人都有明显的守土倾向，而北方宋金、金蒙之际不可胜数的“山寨豪杰”也多半是小则占山为王，大则拥兵保境的。但是北来陕西的农民起义则确实有明显的“流寇”特征，他们队伍不大，但活动范围不小，张海、邵兴那样“横行半天下”者且不论，就是候和尚那支小小的队伍也在东起临潼西凤翔、南迄秦岭北耀州的大半个关中平原上纵横掉阔。即使险如商洛山，也没有成为他们赖以踞守的根据地。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其实，在我国古代，造反者是流动还是守土，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个社会背景问题。一般地说，具有地方利益纽带和自治性地缘、血缘组织资源的造反势力和真正具有经济目标的狭义的“农民”运动（如佃户的抗租夺地运动等)都是倾向于守土的。然而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这种性质的反抗在北宋时期的陕西难以发生。在上有专制王朝，下有小农海洋的行政——军事一体化体制下，地方上难以产生土豪大姓、强宗右族，难以出现代表地方利益的“家资武艺众所服者”，宗族与地缘关系也难以自外于政权体系而成为凝聚一方的力量。而基本上由专制国家控制下的小农组成的关中社会也不易产生抗租夺地的佃农运动。因而造反者就难得有什么根据地的概念，而只能以横行天下为快了。
北宋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们与宋夏战争及改革运动密切相关。反抗运动的两个高峰期，一是庆历年间李元昊入犯时，一是元丰年间北宋大举伐夏前后。而保甲、保马、免役、置将诸新法与元丰年间陕西的社会动荡，按保守派的说法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使这种说法有偏见，但改革与社会动荡都与宋夏战争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这二者彼此间也就不会了不相干。因而下节我们将考察战时社会背景下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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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王气黯然》
秦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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