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9年，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他们首次从长安出发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大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塞尔甘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达安息-今伊朗，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使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丝绸之路由此始然。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在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壁画、器物、服饰和碑刻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贸繁盛，敦煌经济得以发展，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宫廷吉庆、天宫仙界的飞天、供养伎乐，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有的历史学家说，它好比古代的上海和广州，也就是交通要道、军事重镇、文化传播、文化汇聚，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用他的话就在新疆和敦煌，敦煌是重要的文化汇聚的地方，在壁画里、藏经洞里都能发现。”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的峭壁之间。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艾力·吾甫尔）“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而且比较完整的、里面的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它体现的内容主要是以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可以说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

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利用骆驼驼运丝绸、水、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驹良骥的典型代表。

（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区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比如说什伐赤，这个什伐和波斯语的马-赤拔很接近它也是个转音，什伐赤据我们现在来看它是一个浑身全赤全红色的马，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还有这里面有特勤骠，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大多数是双峰驼。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牵驼胡人俑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牵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狮子在中国倍受欢迎，被视为吉祥物。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以镇宅护卫的石狮子。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而是非洲、印度等地。司马彪《续汉书》中说，条支国出狮子、犀牛。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中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也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哈桑·塔瓦纳）“狮子，我们在波斯语中也说Sheer，外来的人或者外国人叫‘胡’，同时有一些植物、有一些东西，前面有一个胡，比如说胡椒或者胡萝卜还有胡桃。”

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1974年，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渚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当即轰动世界，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型深.27米，船身扁阔、船底尖削，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二至三层木板叠合制成。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

（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名誉馆长王连茂）“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是以丝绸、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还有瓷器就是陶瓷器最大宗，进来的是香料药物，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跟广州、跟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不一样，因为它满载着中国的陶瓷器，是出去的，这样一来一往，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

宋元时期，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舳舻千里、数以万计，时至今日，泉州晋江的陈埭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郭氏两大家族，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做撒奔（Saben）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为适应货物转运，商民往来的需要，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座。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宋皇佑五年至宋嘉佑四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桥系花岗石砌筑，长834米、宽7米，该桥创造筏形基础、种蜗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安海安平桥骏工，该桥长5.4华里，故又称五里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

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唯有这块树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亿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

泉州城南为番舶客航聚集之地，南宋时在这里建庙祭祀海神妈祖，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

宋朝，官府为迎送蕃商首领、鼓励来泉贸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祈求赐风，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

（九日山文物管理所所长胡家其）“然后宴请各国的商家和有关的人员，然后来登高，那登高完以后，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这就是祈风石刻的由来。举行完仪式以后，就欢送这些船队出去通商贸易，那么要回去的话一定要到来年四到五月间，如果我们刮的是东南风，所以要逆东北风而去，迎东南风回来，这就是冬谴舶夏回舶这么一个意思。”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文化特色，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罗马城，人口达100万之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来自欧洲、亚洲、四夷的胡族人、西域人族居长安的极多。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准许他们开业经商、购置土地房产，娶唐人女子为妻，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使节、传教士等达数万人。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包括波斯、伊朗的银币和拜占廷的金币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还有来自日本的和同开宝银币，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在当时的长安城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无稹有诗句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彬）“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形，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女装也好都有反映，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胡服有长有短，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还有不对称的领式。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件，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都是胡服，各民族的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

唐代的软舞、健舞，大多源于胡乐。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当时都很流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安禄山、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跳的便是柘枝舞。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身穿长袖罗衫、头戴胡帽、足穿高筒软靴。

公元627年，也就是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继续西行经中亚各国，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到达天竺-今印度。42岁时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前后翻译佛经74部、约1300多卷，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到了唐代通过丝路，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内地的寺院、石窟寺壁画、塑像多带有印度健陀罗风格。此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相继传入，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其中殿、台、楼、亭琉密相宜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礼拜大殿宽七间，进深九间，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飞檐斗拱宏大。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版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三十幅，是目前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与此相比，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安眠着两位阿拉伯穆斯林先贤。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哈知·伊麻自穆罕默德·优努斯·马良骥）“伊斯兰教到中国最早是长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唐朝的京都在长安，所以，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商人、珠宝商、各种商人到长安来进行贸易，随着贸易的过来伊斯兰教也就过来了。”

此外在泉州草奄寺中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伽虔诚地献上莲花，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这是一位名叫安德胁主教的墓碑。公元1313年，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公元1332年，他长眠于刺桐-今泉州，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它揉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学者丁美娴）“上面这个尖顶，它是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这个顶的象征，而中间这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圆的传说的一个象征，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个是天使，基督教里面的天使，它上面有四个翅膀，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番丞相。在这天使中间有个十字架，希腊式的十字架，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而十字架底下有一个莲花，就是佛教的象征。但是天使是呈叠坐形状的，是当时一种道士的、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而这旁边还有一个飘带，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里面仙女的飘带。”

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这个取藩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名誉馆长王连茂）“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块墓碑，他的父亲是死在元朝初年的大德年间，后面阿拉伯文的翻译，他说他的父亲叫奈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

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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