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卫国：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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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0日，2019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十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举行。复旦大学曲卫国教授做了主题发言。全文如下。

复旦大学曲卫国教授

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70年

文 |  曲卫国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来之前，我拜读了各位大家关于“中国语言学70年”的文章，写得都很经典，从体制发展、政府文件等大的、比较正式的角度进行了非常全面、系统地梳理。外语方面主要有王福祥和刘润清（1995）、束定芳（1997，2014）、吴尽善（2015）、文秋芳（2017）、李昶颖和徐锦芬（2018）等等的研究。我的思路可能和大家不完全一样，大家是正史，我可能更像是“野史”，想从一个相对非正式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一

总体发展阶段和关键因素

总体发展阶段

讲到“中国外语教学发展70年”，首先要处理的就是阶段划分的问题。学界基本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后面两个阶段，先是（恢复）发展期，再是快速发展期。文秋芳老师则划分为四个阶段：（1）动荡起伏期（1949—1977年）；（2）恢复发展期（1978—1999年）；（3）快速发展期（2000—2011年）；（4）深入发展期（2012年至今）。这样的划分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中国语言学或者外语教学领域，主要的阶段区分还在于“非正常的状态”和“正常状态”。“文革”以前，外语语言学研究及教学发展处于非常不正常的状态下；“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从非正常状态步入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关键因素

另外，我想谈一谈讨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发展时几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01

外语教师在不同时期的人群组成

首先是外语教师在不同时期的人群组成。考察外语界发表的相关论文就会发现，外语教学研究基本是老师在做，专职的研究人员非常少。外语教师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1949年）以前和解放之后培养出来的老师。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年轻教师出国，有的学成归来，有的在国外任教。在坐的孙朝奋教授就是这一时期出国的老师，我做本科生的时候，孙老师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做讲座，我们当时听了后感觉非常惊讶，语言学居然可以这样研究。还有在海外大学工作的、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等。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研究范式都不完全一样，因此中国外语界语言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代际传承关系。我觉得我们在梳理发展脉络的时候，应该把人群作为很重要的考察因素。

02

国外理论的发展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外理论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一些西方理论被引入（如乔姆斯基、韩礼德这两种流派），国外语言学理论从此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外语界的语言学本体研究甚至是应用语言学、教学理论等自此基本都跟着国外的节奏走。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步子。

03

政治开放程度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开放程度。外语研究其实在很多时间内是和国家需要相关联的。学科当然要服从国家需要，但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当一个学科完全只为了符合国家需要时，就违背了学科发展的道路。国家的需要是长期的、多样性的，在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需要，但学科有必须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不能跟着不同时间点的需要走，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前外语研究存在为了满足国家突然产生的需求而出现大家一拥而上纷纷跟着走的情况，这使学科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整个学科缺乏基本独立性，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以上是我对“中国外语研究70年”的一个引入，下面我想从外语教学和理论研究两方面细化地谈一谈。

二

外语教学领域的发展情况

外语教学领域主要涉及教材、教学重点、培养目标的一系列变化。

教材方面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在教材方面，70年里有两大“顶峰”。“文革”或“文革”以前应该就是许国璋、俞大絪、徐燕谋三位前辈合编的《英语》8册教材，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好的一套教材。很多老先生认为，包括我自己也认为，中国到现在为止编的英语教材没有能超越这一套的。他们三位是1949年以前第一批在国外的教师，基础非常扎实，对语言、文化及很多理念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另外一个“顶峰”是《新概念英语》。尽管后来优秀的教材很多，但对中国外语教学冲击最大的仍然是它。该教材引进以后基本推翻了整个传统教材的固有模式。

教学重点的变化

此外，这70年来外语教学的重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基本讲的是词汇和句子，中期讲怎么教这些词汇、语法，后来《新概念英语》引入了交际法，开始强调英语不只是能“读”，还必须要“说”。现在大家对“文革”初期的英语教学有诸多诟病，我一直不太赞同，因为当时没有听说的需要，所以去责怪那时的老师是不合理的。从教授以书面语为主的阅读、翻译，到引入口语、听力，重视发展语言交际能力，这是非常大的飞跃。

在此基础上，十几年以前由华师大、北外等老师发起了一次大讨论，认为应当重视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这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我经常做外研社英语大赛总决赛的评委，发现上台讲外语的演讲者很多思辨性很差。有一次比赛中，我们发现一个非英语专业的清华的孩子，她作为一个理科生，具备相当好的学术素养，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很有系统性。这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为什么相比而言，外语专业的学生思辨力比较低？如何发展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学术能力就成为了教学研究中的重点。学术英语的加入可以说是教学工作中一项非常重大的进展。

英语本科专业的争论

前一段时间，“英语本科专业大危机”在网上炒得很厉害，有很多对英语专业持否定态度的言论。我觉得有关讨论涉及的不是英语教学问题，而是英语本科专业本身的设置问题。

目前大学英语专业的课和大专没区别，而本科的学科定位与职业学校的学科定位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学英语本科专业究竟该如何定位？是只掌握说英语的技能？还是进行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从现有的课程体系中看不出这种区分。很多学生从英语专业毕业后，基本就只掌握了语言，外加懂一点背景知识，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复旦、北师大和北大都在做英语专业培养方案的调整，突出文学、语言学及英语知识的专业性，不像以往仅仅从信息切入，而是从构建知识体系的角度去切入。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老师上课讲一首诗歌，学生手机拿出来一查，解释全都有，而且提供的解释比你能讲的多得多，那么这样授课的意义何在？因此课程怎么样和学生发生知识结构的互动，我们的教学怎么由简单的信息传递变成知识体系建构，是现在综合性大学都在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

此外，现在还有很多人提出要培养“外语+”的复合人才，如像一些外贸学院提出“外语+经贸”。但我个人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在外语+的教学实践中，英语只是基本的技能，而所加的科目才是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这样，英语自身的学科性就被否定了，专业与非专业教学就很难区分了。鉴于英语已经成为所有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非外语专业的学生都可以算作是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了。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

外语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

刚才说到影响中国外语界研究和教学研究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国外理论的引入，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梳理70年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个人进行了一个阶段的划分：（1）前理论时期；（2）学用理论时期；（3）建理论时期。

前理论时期

第一个阶段主要指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外语界与国外语言学及外语教学界基本没有来往，国外的理论对我们影响非常小，国内语言研究主要围绕用法，而教学研究主要围绕如何掌握语言点等方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有葛传椝的《英语惯用法词典》、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姚善友的《英语虚拟语气》等。

学用理论时期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学习和借用理论，经历了“权威理论—多个理论—新理论—跨学科理论”这样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学科设立也经历了“单一外语学科—外、汉学科—多学科（语言、教育、计算机、心理学、社会学、媒体等）”的一系列转变。

01

引进理论的标志性成果

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引进理论的标志性成果做一个梳理。

前20年主要以198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现代语言学丛书”为代表（桂诗春《心理语言学》、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程雨民《英语语体学》、赵世开《美国语言学简史》、缪锦安《汉语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刘涌泉《应用语言学》、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王德春《神经语言学》、伍铁平《模糊语言学》、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和冯志伟的《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此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出版的“语言学系列教材”（伍谦光《语义学导论》、王钢《普通语言学基础》、何自然《语用学概念》、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桂诗春《应用语言学》、秦秀白《文体学概论》）影响也很大。

后20年最重要的就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国外多家权威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包括112种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涵盖33个分支学科。陆俭明先生曾评价道：“在我看来，《文库》不光对研究生，可以说对我国的整个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刘润清教授指出：“《文库》的出版对我们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推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02

理论介入后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国外一系列理论的引入给外语学界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其一是研究范式的转变。该阶段初期，理论具有权威性，主要用以指导解决现有问题而后逐渐指导认识问题和发现问题，但总的框架是“先问题后理论”；阶段后期则转变为“先理论而后问题”，用语料证明理论假设，此时理论的主要作用就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定性问题”。八九十年代，单一理论统治研究是非常明显的，如系统功能学派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群体。后来逐渐认识到语言有多层面的问题，应该从多层面解释，同一个语法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切入和解释，所以现在外语界的理论研究可谓“百花齐放”。

其二是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王福祥、刘润清（1995：4）谈到：“有的搞理论的人只是读洋书，讲洋道理，没有回头看看本国情况，把从国外学来的那些东西加以试用、验证、修正、补充。讲语义学的只讲英语语义学，讲语用学的只讲英语语用学，仿佛把外国教授的讲座搬到中国来……可是中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材料，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外语研究的对象也从外语使用者、外语学习者向中国外语使用者、汉语与外语的对比研究以及汉语本身不断扩展。

其三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国际上所有的语言学或与语言学关联的分支我国几乎都有涉及，包括词汇、句子、语篇、社会文化、认知机制、神经结构等。最近二十年，就外语研究而言，传统句本位的三大语言学核心内容——句法、语义、语音的研究正在退化，而有关汉语的相关研究却大幅增加。针对语言使用与语言使用者的研究不断增加，包括话语（超句本位）、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认知等方面。

其四是研究方法的变化。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目前比较多的是实验和语料库的方法。研究方法的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研究单薄、研究浅化、数据拼凑等多个问题。目前有许多实验样本的确定不是根据研究需要，而是根据研究者的方便，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在校学生，许多实验不具可重复性，变量控制很差。不少研究尽管有复杂的图表和数据，但基本概念混乱，研究数据基本不能支持相关假设。

其五是读者群的变化。现在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读者群已经从外语教师扩展到国内语言学学者，再扩展到国内外语言学学者。读者群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开始获得了其他各界的认可，表明外语界已经不再是简单地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语界研究内容的扩大，外语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研究内容，外语界的研究已经出现走出外语学科的跨学科趋势。

03

危机与问题

理论的引入为外语界的语言研究和教学研究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在国内外期刊、出版社发表的成果数不胜数。但和外语教学一样，空前的繁荣背后也隐藏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外语学科的语言学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跨学科的学科跨度究竟该有多大？外语学科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么？这些都亟待进一步思考。

此外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表现出太大的自主性，“跟风”严重，国外只要出现一个新理论，第一时间就有人用汉语例子去套用。汉语的弹性其实很大，任何一个理论你都能方便地找得到汉语语料去分析，这也是外语界越来越多的人把汉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这些新理论对汉语研究来说可能使视野扩大，但由于研究者只是盲目追新以快捷地出成果，相当一部分这类运用新理论的跟风研究对所用的理论没有基本的反思，缺乏严谨的考证，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

二是目前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如外语界出现的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研究方向。除了少数教师在这方面有较扎实的研究基础，大多数外语老师往往没有这方面相应的专业知识训练，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其实很牵强，无法得到相关学科的认可，在实际研究时的“寄生性”非常强。

建理论时期

第三个阶段就进入到理论的多元化时代，同时也掺杂了一些要建立我们自己理论的“野心”。很遗憾的是，这些建理论的努力并不是建立在语言学各分支本身的发展基础上的。所谓的理论构建，基本是以发展所谓中国特色为目的的。

文秋芳（2017）指出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在国际化浪潮中的两大难题：本土性问题优先还是国际性问题优先？英文发表优先还是中文发表优先？因此，在理论创建过程中，外语学界所面临的主要困扰是那些与学术发展自身没有太大关系的“理论的身份性”“问题的特殊性”“研究的文化性”三方面问题。当科学研究无视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只是去追求所谓的特色理论，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危险的信号和误区。研究有国界么？科学分人种么？我个人认为如果真有中国特色，所建理论假设成立，那也只能解决中国问题。如果只能解决中国问题，这说明这些理论并没有上升到普遍规律的更高层次。据此，我认为如果研究只强调“中国特色”，去构建所谓的中国视角、中国路径，这研究不仅投机取巧，更是背离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准则。

成果发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外语学界研究成果的发表情况。李昶颖、徐锦芬（2018）对2000—2017年间我国学者在SSCI期刊上发表的语言学论文进行了综合评估，结论是2000—2008年发表较少，2009年数量明显增加，语言学跨学科研究趋势明显，语言与语言学、教育和教育研究以及传播学发文最多。国外SSCI期刊发表数量明显增多由许多因素造成：一是外语界语言学研究已经与国际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接轨，二是许多在国外学成的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国际视野，三是外语界语言学研究汉语相关内容增加。

四

总结

总的来说，70年中国外语与教学研究的巨大发展告诉我们：学术发展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开放，与世界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要使我们的学术在世界上真有一席之地，多元学术对话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学术没有校门，更没有国界。

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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