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三）|| 吴笛&杨金才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2022-12-22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Author 吴笛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

/ WU DI & YANG JINCAI

吴笛教授

杨金才教授

壮士歌的流传与脑文本的呈现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吴笛

WU DI

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A&HCI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副主编，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主要从事英美诗歌研究、俄罗斯诗歌研究、文学翻译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已出版《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八卷本）《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哈代新论》等10多种学术专著、《雪莱抒情诗全集》《劳伦斯诗选》等30多部文学译著，以及《普希金全集》等60多部外国文学类编著。

在11世纪至17世纪的古罗斯诗歌中，“壮士歌”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在长达多个世纪的流传中，壮士歌充分体现了脑文本作为“实体”的存在。壮士歌是古罗斯文学中一种具有史诗性质的口头流传的诗歌作品，对应的俄文为“былина”。但在民间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俄罗斯的北方地区，壮士歌这种艺术形式一直被称为“старина”。壮士歌在说唱过程中，一般都有古斯里琴伴奏。这一特征，颇像古希腊的琴歌或笛歌。不过，有别于以抒情为特色的琴歌和笛歌，古罗斯壮士歌具有较强的情节性以及明晰的叙事特征，作品篇幅也长于琴歌或笛歌，通常两百行至三百行左右，较长一些的甚至达到近千行。壮士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具有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代表了人们在其生活的各个领域所积累经验的综合”。

一、壮士歌——基于史实的口头创作

壮士歌是典型的口头文学，

它是以“脑文本”的形式

在歌唱中呈现、流传、保存和成型的。

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作为脑文本存在的口头诗歌是书面诗歌尚未出现之前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文本和知识载体。古罗斯的壮士歌就是这种波及面极广、基于史实，而且成就甚为突出的诗歌文本。作为一种基于史实的民间文学创作，壮士歌这种诗歌形式既体现了一定的史料价值，也体现了文学创作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使得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叙事性。

“壮士歌”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Начати же сятъй пѣсни по былинамъ сего времени，а не по за мышлению Бояню.”（应当把这一支歌儿唱起，/但得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而不要按照鲍扬那样来构思。）此处出现的“былина”，强调的是当时的“时代”（сего времени），所蕴含的是历史时代的事件或传说，所以被《伊戈尔远征记》中文译者译为“真实”。壮士歌（Былина）这一名称源自于“往事”（быль）一词，因而具有“历史”的内涵，而且在上述《伊戈尔远征记》引文中，还存在着“鲍扬”之类的吟唱诗人。所以，有学者特别器重其中的史料性。俄罗斯著名学者格列科夫断言：“壮士歌——这是人民大众所叙述的历史。”尽管这一论断有失偏颇，但是，他将壮士歌与历史密切关联的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著名俄罗斯理论家日尔蒙斯基认为：“史诗情节的历史来源问题对于英雄史诗的研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英雄史诗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程度的历史呈现，可能包含不同古迹的始终一贯的历史特性。例如，在俄罗斯的壮士歌中，弗拉基米尔王子和多勃雷尼亚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圣弗拉基米尔时代。”就作品本身而言，壮士歌情节所发生的场景也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其史实性。有学者甚至将壮士歌中所涉及地理概念称为壮士歌地理学，认为在壮士歌中，存在着“典型的是空间描述、景观场景和壮士歌地理学。所述事件的主要舞台是俄罗斯的土地。它的形象由宽阔的田野，河流——第聂伯河、多瑙河、伏尔加河、沃尔霍夫河，城市——基辅、切尔尼戈夫、罗斯托夫、穆罗姆、梁赞、加利奇等参照物组成。提到的王子塔、基辅的堡垒墙、街道、教堂、沃尔霍夫的桥梁、从伊尔门湖驶向韦利亚海（即波罗的海）的船只，所有这些共同创造了10-14世纪的古罗斯的画面”。而且，就作者而言，由于壮士歌属于口头文学，因而是经过一些说唱诗人长久的口头说唱才得以流传下来的。与《埃涅阿斯纪》等大多数史诗类作品不同的是，由于不存在特定的某位说唱诗人，壮士歌便属于一种集体创作。更应强调的是，所谓集体创作，也不是为了某部作品的创作而让说唱诗人们人为地聚集在一起，而是自然而然地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脑文本”，然后又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部口头文学作品进行传承和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加工，从而逐渐形成说唱诗人们乐于接受也善于传播的“集体脑文本”。

根据时代以及个性化特征，壮士歌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系列。一是前弗拉基米尔时代系列，二是基辅系列，三是诺夫哥罗德系列，四是莫斯科公国系列，五是哥萨克系列。前弗拉基米尔时代系列是指基辅罗斯形成之前所创造的作品，例如关于沃尔赫和斯维亚托戈尔的故事。基辅系列和诺夫哥罗德系列是比较出色的壮士歌。在基辅系列中，有多首壮士歌是围绕着弗拉基米尔大公展开的。很多壮士歌的主人公是弗拉基米尔为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内部敌人而派出的英勇骑士，如伊利亚·穆罗梅茨，就是一个被赋予超人力量的英雄。诺夫哥罗德系列的壮士歌主要出现在12世纪之后。在诺夫哥罗德系列中，主人公已经不是全部字面意义上的“壮士”了，而是发生了转型，其主要主人公是贫穷的古斯里琴琴手萨德科，他在海王的帮助下成为一个富有的商人。

就壮士歌的题材而言，所较多涉及的是反抗异族的战争，但是也不限于战争，常常也会涉及婚恋和神话题材。这一点，正如《剑桥俄国文学史》的观点：“在壮士歌中，历史元素与神话母题相融合。”关于沃尔赫以及萨德柯的壮士歌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流传下来的现有资料来看，最古老的壮士歌是关于沃尔赫（Волх）的传说。该传说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及传奇色彩。在古罗斯诗歌中，沃尔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他被描写成兼具魔术师和军事领袖的形象。他具有神秘的智慧和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还拥有将自己变成所有自然界生物的能力，无论进入自然界的哪一秩序，他自己都处于最高级别。而作为军事领袖，他总是让敌方感到恐惧。题为《沃尔赫》的壮士歌，书写了沃尔赫的奇特出生以及成为征服者的经历，其开篇写道：

穿过花园，穿过绿色的花园。/年轻的公主在那里漫步。/年轻的公主玛尔法·弗塞斯拉夫耶夫娜，/从一块石头上跳到一条凶猛的大蛇身上。/凶猛的大蛇扭动着身体，/缠绕着她的绿色高跟皮靴，/也缠绕着她的丝袜，/用尾部猛击她洁白的大腿。/于是，公主这时就怀孕了，/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孩子。/天上的月亮也在闪闪发光。/在基辅诞生了一个强壮的勇士……

可见，沃尔赫的出生是极不平凡的，具有鲜明的神话色彩，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神奇的出生，使得他具有特定的变形能力。在他对其他生物的征服中，这一能力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他变成了一头灰色的狼，/在黑暗的云杉林中驰骋、奔跑，/他还打败了有枝形角的野兽，/而野狼和灰熊则无路可逃。/他并不蔑视野兔或狐狸，/虽说黑貂和豹子他最喜欢撕咬。

此处，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变形和获胜之间的关联，同时，他的名字“沃尔赫”（Волх）与上述引文第一行他所变的狼（волк）之间无疑具有渊源关系。

不过，在其后流传的一些壮士歌中，往往将沃尔赫和伏尔加以及奥列格等人物形象相提并论或者混同起来。后来在国家意识以及爱国主义思想得以萌生之后，流行于民间的各种传说又增添了新的反抗异族侵略的内涵，壮士歌的情节中不断出现了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的英雄形象。

壮士歌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其叙事成分较为浓厚，部分作品还具有较为激烈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反映在各个方面，不仅反映在勇士与异族入侵者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在情人之间的冲突中。如在《多勃雷尼亚·尼基吉奇、他的妻子和阿廖沙·波波维奇》中，存在的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再如《伊利亚·穆罗梅茨和他的儿子之间的斗争》中，所反映的是父子之间的冲突，而在《多勃雷尼亚与蛇》和《阿廖沙与大蛇图加林》等作品中，所书写的则是英雄与野兽之间的冲突。

《多勃雷尼亚与蛇》书写了主人公与蛇妖英勇的搏斗，歌颂了古罗斯传说中的杀蛇勇士。在诗的起始，母亲命令多勃雷尼亚不要去俄罗斯俘虏所在的原野，不要踩踏蛇类。随着情节的展开和事件的发展，作为怪物的大蛇出现了，诗中强调大蛇与雷、闪电、雨和水的关系，强调该蛇身上所蕴含的自然界中那些对人类具有破坏性的元素。它显然极为邪恶，对多勃雷尼亚不屑一顾。但作为勇士的多勃雷尼亚并不害怕，他与大蛇之间的战斗一直进行了三天，虽然中间有过停歇，也有过谈判，但多勃雷尼亚总是处于主动状态和优势地位，最后他完全获得胜利。

在这首诗中，蛇是异教的化身，多勃雷尼亚与蛇之间展开的斗争，是基督教与异教斗争的折射。多勃雷尼亚不仅是为了基督教而与异教进行抗争的英雄，而且还是作为爱国者而出现的。在这首壮士歌中，多勃雷尼亚的功绩在于他将俄罗斯土地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将俄罗斯俘虏从囚禁中解放出来。

壮士歌作为基于一定史实的诗歌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史诗类作品也是具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差异在于，史诗是特定诗人所创作的，属于书面文学，主要用来供人阅读，而壮士歌则是典型的口头文学，它是以“脑文本”的形式在歌唱中呈现、流传、保存和成型的。

二、“说唱诗人”——脑文本的“活体”

在文学经典刚开始生成的时候，

为什么首先出现的不是别的文学类型，

而是民间口头诗歌呢？

我们认为，

这与脑文本的流传方式密切相关。

聂珍钊教授认为，“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观点，口头文学也是有文本的，这个文本就是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口头讲述的是这个脑文本，口耳相传的也是这个脑文本”。与书面史诗不同，壮士歌不是为阅读而创作的。书面史诗是由诗人所创作的，用于阅读，而壮士歌是通过声音来呈现的，其生成与音乐元素密切相关，更与特定的说唱诗人密切相关，因为说唱诗人便是脑文本的拥有者，没有说唱诗人，就没有脑文本。而且，脑文本会随着所有者的死亡而丧失。所以，这类说唱诗人，便是脑文本的“活体”（живойочаг）。

作为脑文本“活体”的说唱诗人，在俄罗斯诗学领域，有人称之为“сказитель”，也有人称之为“скоморох”。如日尔蒙斯基认为，“英雄史诗的专业说唱诗人（‘сказитель’）是从古老的民间歌手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带有这种类型的生动的痕迹”，而且他呼吁，“应尽可能多地记录它们在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流派’的说唱诗人中所发生的变体现象。对同一故事情节的最大数量的变体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构建史诗的创作历史，弄明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条件下以及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所进行的修改”。而“скоморох”类似于西欧文学中的“行吟诗人”，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行吟诗人”（скоморох）参与了壮士歌的保存和传播，“使得壮士歌获得了最终的形式”。

就脑文本的“活体”而言，诺夫哥罗德系列壮士歌的传播成就更为突出。这一系列主要出现在12世纪之后，主题以及丰富的情节性更适合传诵。该系列主要与瓦西里·布斯拉耶夫、富翁萨德科以及斯塔夫尔·戈迪诺维奇等人的传奇有关，比较著名的有《瓦西里·布斯拉耶夫的青春》《瓦西里·布斯拉耶夫之死》《萨德柯》《斯塔夫尔·戈迪诺维奇》等。在诺夫哥罗德系列中，有关诺夫哥罗德的吟游诗人和富商萨德柯的传说最为著名，如《萨德柯与海王》《萨德柯成了富有的客人》等。

《萨德柯与海王》讲述的是诺夫哥罗德的商人萨德柯在蓝海上的一次航行经历。萨德柯在成功的海上贸易后驶回诺夫哥罗德。他用数不清的黄金宝藏造了三十艘红船，将这些红船装满了货物，沿着沃尔霍夫河航行，进入拉多加湖，又从拉多加湖进入涅瓦河，再从涅瓦河进入蔚蓝的海洋。在海上航行时，他转向黄金部落，卖掉了诺夫哥罗德的商品，获得了大量利润，船上装满了红金和纯银，然后驶回诺夫哥罗德。然而，当他在海上航行时，海面上聚集了巨大的风暴，致使他的船只停滞在大海上。他想尽办法，船只依然纹丝不动。萨德柯在得知这是由于海王没有得到贡品而发怒导致的情形后，立刻以大量金银向海王进贡，但仍无济于事。海王所需的，不是金银，而是活人。于是，萨德柯决定牺牲自己，保全大家。他合理地处置了金银财产，吩咐水手们把他连同随身所带的一把古斯里琴，一起扔到海里的一块橡木板上：

萨德柯自己说了如下这些话：/“把橡木板扔到海水里去。/我只要躺在了橡木板上，/我就不再惧怕死于蓝海。”/他们把橡木板扔在水面上，/然后，船只在蓝色海面上行驶，/像一群黑鸟一样飞走了。/萨德柯被留在了蓝海上。/带着这种巨大的激情，/他在一块橡木板上睡着了。/萨德柯在蓝海中醒来，/在蓝海里，在大海的底层，/透过水面，他看到了一轮红日，/还有傍晚的余晖，黎明的曙光。/萨德柯在蓝海中看到/那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宫廷。

在白色的宫廷里，海王要求萨德柯弹奏古斯里琴。当古斯里琴奏响，海上顿时波涛汹涌，造成无数海难。后来，萨德柯得到了圣徒的启示，折断了琴弦，回到了诺夫哥罗德，并建造了圣尼古拉大教堂。

从上述壮士歌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易于传诵的吸引听众的曲折复杂的叙事色彩，而且还可以看出浓郁的传奇色彩。从中不难看出壮士歌与神话故事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其实，壮士歌本身也是一种基于史实的艺术再现，真实与幻想是并行不悖的。有学者对壮士歌与童话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解释为从一个共同的源头独立发展出来的，也可以解释为两种体裁之间的主题交叉渗透，还可以解释为一种体裁是从另一种体裁演变而来的。”有关两者的起源以及相互关系，俄罗斯学者对此也存有争议。普罗普在《神话的历史渊源》一书中坚持认为，壮士歌是从童话演变而来的，“它们本身就可以用故事来解释，往往要回到故事中去”。他在另一部著作《俄罗斯英雄史诗》中，又认为壮士歌和童话是从古代神话中独立演变而来的。无论哪种体裁在先，两者之间的相似性都有利于理解壮士歌的诗学特质，更有利于思考俄罗斯诗歌这种艺术类型的渊源。而且，壮士歌所处的历史语境也是不可忽略的。在文学经典刚开始生成的时候，为什么首先出现的不是别的文学类型，而是民间口头诗歌呢？我们认为，这与脑文本的流传方式密切相关，因为只有韵文才更容易记忆和流传，少出差错，韵律为脑文本制定了一个价值尺度，韵律涉及格律、节奏、韵脚、诗节等方面，这些约定有利于脑文本中诗歌概念的形成。后来，随着印刷术的产生和普及，韵律的作用逐渐淡化。正是因为有了文本流传的更为有效的物质形式，韵律的作用得以消解，靠脑文本难以流传的长篇小说等艺术形式得以产生，即使是诗歌文本，也不再强调韵律的作用，自由诗体也就随之自然产生了。

三、壮士歌的伦理教诲功能

尽管作为脑文本的壮士歌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流传中会发生一定的变异，

但是，亘古不变的，

是其引领民众积极向上的

包括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意识

及其伦理教诲功能。

作为口头文学流传的脑文本，壮士歌由于存在于不同的活体，同一题材在流传过程中无疑会出现一些差别，但是，它所具有的伦理教诲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尤其是英勇尚武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热忱，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民族形象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壮士歌起始于基辅罗斯时代，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伦理选择以及“学以成人”的过程。尤其是作为民间集体口头创作，英雄主义精神在其中自然得以弘扬。壮士歌中的英雄常常是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俄罗斯土地坚定无私的捍卫者出现的。

壮士歌作为古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成就，不仅反映了对抗鞑靼军队等异族入侵的英雄壮举，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民众对自然力的恐惧，以及对战胜自然界各种敌对力量的民族英雄的向往和颂扬，体现出豪迈的英雄史诗风格，呈现出在对抗自然的成功中所表现出的自豪感。

在壮士歌的五个系列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首先是基辅系列，其次是诺夫哥罗德系列。基辅系列的壮士歌主要流传于古罗斯的南部地区，流传于特定的基辅公国时期，主要是在10-12世纪，其内容较为丰富，情节也较为曲折。在题为《苏赫曼》的壮士歌中，主人公承诺给弗拉基米尔王公带去一只活的白天鹅。他到安静的后海去打猎，到过多个地方，但没有所获。后来，他遇到了一支鞑靼军队。苏赫曼用一株从根部拔出的橡树作为武器，杀死了所有鞑靼士兵。不过，他也受了重伤。可是，弗拉基米尔王公却不相信他的壮举，苏赫曼最终自杀身亡。这首壮士歌结尾凄凉地写道：

“太阳从不知道如何爱抚我，/太阳从不知道怎样怜悯我，/而现在无法看到我的清白。”/他从血淋淋的伤口上，/拔出了罂粟的叶片，/苏赫曼自言自语地说：/“从我血液中，从我眼泪中，/从我的燃烧着的血液中，/徒劳地流淌出一条苏赫曼河……”

在基辅系列的壮士歌中，尽管包含多勃雷尼亚传奇等相关的内容，但是流传最广的，是有关伊利亚·穆罗梅茨的传奇。基辅系列中有多首这一主题的壮士歌，如《伊利亚·穆罗梅茨与夜莺强盗》，叙述的是伊利亚与一个半鸟半人的奇异生物的相遇。此外还有《伊利亚·穆罗梅茨和伊多里什在基辅》《伊利亚·穆罗梅茨和伊多里什在皇城》《伊利亚·穆罗梅茨与弗拉基米尔大公发生争执》以及《伊利亚·穆罗梅茨的三次旅行》《伊利亚·穆罗梅茨与斯维亚托戈尔》等。

其中，《伊利亚·穆罗梅茨与夜莺强盗》是各种古代诗歌选本中最受关注的一首。这首壮士歌描写了伊利亚·穆罗梅茨的机智与勇敢无畏，他在奔赴基辅城向弗拉基米尔王公效忠的途中，遭遇到很多的阻碍，但他坚守信念，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而且，他不仅力大无比，又极具仁慈之心，不会倚仗强权而滥杀无辜。当他遇到三位王子时，他没有俘获他们，也没有伤害他们，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国教着想，放过了他们，好让他们能够皈依正教。当与夜莺强盗相遇后，他竭尽全力控制了夜莺强盗，没有受到夜莺女儿的诱惑，而是义无反顾地奔赴基辅城并因此在宫廷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在这首壮士歌中，伊利亚·穆罗梅茨与夜莺强盗的搏斗是作品中的重要情节，但是，诗中所着重强调的，则是伊利亚·穆罗梅茨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去为弗拉基米尔王公效劳的决心。

与伊利亚·穆罗梅茨一样，斯维亚托戈尔也是基辅系列壮士歌中具有非凡力量的英雄形象。“斯维亚托戈尔”（Святогор）在俄语原文中具有“圣山”之意，表明这一英雄具有身材高大的特质。不过，在壮士歌《伊利亚·穆罗梅茨与斯维亚托戈尔》中，更多体现了时代的更迭以及斯维亚托戈尔甘于奉献的精神。斯维亚托戈尔与伊利亚·穆罗梅茨相逢并且交好：

“告诉我，剽悍的善良的男子，/你来自哪片土地？来自哪个部落？/如果你是神圣罗斯的勇士，/那么我们同去空旷的场地。/让我们比试勇士的实力。”/伊利亚说出了如下的话语：/“你呀，也是个剽悍的善良的男子，/我看到你具有伟大的力量。/我不想和你比试，与你争斗打架，/我想和你建立起兄弟的关系。”

后来，斯维亚托戈尔经过巧妙的周旋，躺进棺材里死去。在死之前，他把自己的部分权力交给了俄罗斯土地的保卫者伊利亚·穆罗梅茨。伊利亚·穆罗梅茨骑马穿过广阔的原野，到了基辅，并向弗拉基米尔王公深情地致敬。由此可见，无论是斯维亚托戈尔还是穆罗梅茨的形象，都有一定的伦理教诲功能，体现了与时代相吻合的英勇善武、忠于君主以及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世界文学史上，属于中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尽管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但口头诗歌已经相当繁荣，只是缺少记录和整理。这一时期的诗歌，长期遭受忽略，在研究方面更是不受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文学史的生成过程表明：俄罗斯诗歌并不是直接从民间口头诗歌中发展起来的。古罗斯文学（书面文学）不知道我们所理解的诗歌的意思。俄国教会文献中没有诗歌传统；民间诗歌被轻蔑地看成是孩童的玩物，或者被视为一种鬼把戏（教会和世俗权力机构长期为此毫无结果地争斗）。只是到了17世纪，俄罗斯文学才因诗歌而丰富起来”。这一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17世纪之后的俄罗斯诗歌也是具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诗歌艺术根基的。基辅罗斯的确立为古罗斯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诗歌艺术成就发端于17世纪后半叶，定型于18世纪，然而，其源头却是在漫长的中世纪。壮士歌就是俄罗斯诗歌发展的重要源头，它是古罗斯文学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其口口流传、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充分体现了脑文本作为“实体”的存在，以及韵律等艺术结构在其“实体”的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作为脑文本的壮士歌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流传中会发生一定的变异，但是，亘古不变的，是其引领民众积极向上的包括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意识及其伦理教诲功能。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论域与话语建构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杨金才

YANG JINCAI

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当代外国文学》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4部，教育部国家级规划教材4部，编、译著12部和其他教材多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省级、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宝钢优秀教师奖和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学术成果曾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2013、2020）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2011、2018、2020）等。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和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

聂珍钊教授立足中外文化和理论互鉴，提出了基于伦理选择的文明三段论、基于脑文本的文本观和基于伦理教诲的文学观，已建构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积累了大量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成果，正以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广泛的传播力而成为引领中国外国文学批评新风尚的一面旗帜。正如聂先生所界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既有理论思考，又以批评实践为支撑，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涵容。聂先生坦言：“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伦理的产物，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伦理教诲功能。只要是文学，无论古代的还是当代的，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教诲都是它们的基本功能。”

文学伦理学批评

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

力图在理论体系上

构建一个融多学科于一体的研究范式，

实现了方法论创新。

面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几乎一统天下的现象，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思潮冲击下普遍存在淡化文学教诲功能和漠视社会问题等不良倾向，聂先生前瞻性地提出我国学界应主动参与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话语权的设想并为之耕耘探索。为了确立自己的学说，他一方面深耕细作，深入研究现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及其批评范式，挖掘其共性特质和各自存在的理论盲点，另一方面又将理论思维和文本批评相结合，从文学文本的伦理道德指向出发，总结和归纳出文学批评理论，注重方法论提炼，旨在突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宗旨，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并主张“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回归到文学童真的时代，应该返璞归真，回归本源”，充分体现文学的教诲功能和伦理取向。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既回答了何为文学的问题，深入并动态地考察了文学观念及其衍变，又创造性地塑形自身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洞见，在梳理定义文学内核的同时创设了“伦理选择”等一系列核心术语，彰显出以我为主参与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研究的诉求和使命感。从中可以窥见聂先生渊博的文学知识、丰富的文学批评经验、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元涵容的跨学科学养。正如聂先生所言，“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起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先生正是在捕捉、查验和质询学术弊端的基础上不断给予理论新解。由此可见，聂先生创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力图在理论体系上构建一个融伦理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和叙事学等于一体的研究范式，实现了方法论创新，具体体现在跨学科视域和话语形塑两个方面。

文学伦理学批评

与存在主义哲学交叉互鉴本身

就彰显了某种伦理价值与教诲功能。

与此同时，

即便是人工智能时代，

文学伦理学批评

依然离不开跨学科论域的开掘。

只有多元涵容的学科构成

才能蕴育更为丰富多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可谓海纳百川。聂先生从跨学科出发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交叉问题纳入视野，从方法论上阐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历史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生态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叙事学研究等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吸纳和跨越。正是这种多元吸收的开放品格赋予文学伦理学批评独特的生命力。

从一开始，聂先生就思考文学的本源问题，注意到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文学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生关系，并藉此引向对伦理维度的考量。就其伦理学维度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必然要借鉴一系列伦理道德的观点，分别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入手考察人的理性与情感，这就牵涉到文学批评与伦理学的跨界思考，进而引发诸多有关两者间性层面的跨学科论域问题。其实这只是狭义上文学与伦理学思考的跨学科嫁接，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如何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论域与演绎方法论才是聂先生最关切的问题。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伦理批评与美学的密切关系，于是从审视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演变中进一步推衍两者的交叉点，并确定指出，“只有建立在伦理道德上的美学才能凸显其存在的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因为伦理的核心元素可以与其他不同学科建立不同程度的联系。聂先生就此所做的探讨是深邃且卓有成效的，例如，他曾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存在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不仅从哲学层面思考人性与自我救赎，而且深刻认识到像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同样存在误读伦理的可能性，认为其存在主义哲学既从根本上否认绝对价值的存在又排斥一切可能的道德系统。正是在反思存在主义弊端的基础上，聂先生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伦理主张，认为“我们可以在伦理选择的实践经验中体会自由的价值，伦理选择过程中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都是指向外部，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聂先生坚信，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存在，在一定的伦理关系和环境下，自我的选择和价值是可以实现的。毫不夸张地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这一伦理思考具有宝贵的价值引领性，对我国“外学”（Foreign Studies）长期以来单一迷恋援用西方理论的痼疾起到很好的医治作用。从此意义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存在主义哲学交叉互鉴本身就彰显了某种伦理价值与教诲功能。

只要仔细切入聂先生提出的每一个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就不难看到其跨学科思考和理论论域的推衍。可以说，聂先生的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凝聚了他的跨学科理论思考，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功地解决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的一些基本学术问题，实现了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转型。该书立足文本细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做了系统阐述，“既为重新阐释文学经典提供新视角，又为文学批评方法注入新的活力”。在其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一书中，他和团队成员一起深入阐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论域，分别论述文学与历史的伦理交汇、美学伦理批评、精神分析伦理批评、后殖民伦理批评、生态伦理批评、叙事学伦理批评、形式主义伦理批评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批评等，系统展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论域。最难能可贵的是，聂先生总能敏锐地观察问题、捕捉问题，并站在学术前沿予以评判，给出新解，譬如他一边还在继续阐明和不断完善基于脑文本的文本观的同时，一边又转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伦理思考。在他看来，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正日趋密切，而且越来越多地同科技相融合。他通过一系列研究深入考察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并专题撰文《文学跨学科发展——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给予阐述，认为“由于科学技术不断地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有关作家或读者的研究如人的意识、认知、思维和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由完全抽象的问题转化成更为客观的科学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伦理选择”。相信即便是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依然离不开跨学科论域的开掘。只有多元涵容的学科构成才能蕴育更为丰富多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

积极践行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

在国际传播和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成就卓著

如果说跨学科论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生命线，那么话语建构是其核心要素，彰显了学术创新，在建构理论体系方面可圈可点。首先，聂先生利用各种学术平台，通过组织研究学会、创办学术期刊、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等发表观点，阐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基础、研究方法和现实意义。他不仅培养团队聚集了一批学者进行集体攻关，而且笔耕不辍，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研究，经过近20年的辛勤耕耘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并被广泛运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系列成果五卷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将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指导性有机结合，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范例，充分见证聂先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其次，聂先生在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的同时，发表相关论文，出版专著，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建构，并逐步予以推广，深受学界青睐。再次，聂先生十分注重国际发表，积极践行中国学术“走出去”战略，在国际传播和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成就卓著，堪称楷模。他主编的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等学术期刊影响深远，助力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是中国学人参与国际理论话语权的见证。

原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限于篇幅，注释删略。

责任编辑：曾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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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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