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在线 | 古人如何做到“揣着石碑”走天涯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唐]韦应物《石鼓歌》

“风景与书：明珠美术馆两周年庆典展”展览现场

谈起书，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再细想可能会想到古书线装或者古书包背装的内外形象，但是书就是指这些吗？是否有更久远的书呢？

东汉时有个著名的文字学家，名叫许慎。他有一部著名的文字学著作，叫《说文解字》。许慎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相传黄帝时有位史官叫仓颉，他最初创造了文字。而这文字当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依类象形，叫做文；一种是形声相益，叫做字。将文字着附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就叫做书。由此可见古人关于书的概念，是凡有文字者都可称为书。

“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许慎《说文解字序》

所以，当我们想到包背装或者线装的书时，此类书其实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记录，例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这些也都可以称为“书”。而对于此类形态的书，在没有拍摄技术、也没有影印机器、甚至在雕版印刷未出现的古代，凭借着一种极具智慧的传统手工工艺薪火流传，让今人及后人也能有幸一睹这些“书”的神韵风采。

传拓

印刷术发明的前奏

唐人韦应物在《石鼓歌》一诗中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这里的“既击既扫白黑分”就是说的我国独特的传统手工艺术“传拓”，即制作拓片。

传拓，亦称棰拓，是指将石刻、青铜器上的文字、纹饰复制在宣纸上，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保存文献的传统方法。其基本方法是将宣纸用水刷湿覆在要传拓的部位, 再用棉花或打刷等一点点地按压捶打, 利用纸的韧性和蘸湿后的粘性, 令其完全附着, 再用沾了墨的扑子在表面轻轻扑打, 凸出的部分着墨变黑, 凹陷的文字和花纹空白显现。传拓适用的范围可以是碑刻铭记、钟鼎铭文, 也可以是紫砂、砖瓦、甲骨文字, 甚至像古墨、古币、玉器、 玻璃、造像等带立体感的图像均可传拓。

甲骨文拓片，《甲骨文合集》第116片，图源网络。

传拓技术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不但使石刻的文字和艺术得以流传和发展，而且是印刷术发明的前奏，也是雕版印刷的重要来源之一。不难看出，黑底白字的拓片和白底黑字的印刷乃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之间实质上制作方法一致，不过方向互逆而已。

《朝云墓志铭》展出现场，伊秉绶（书）、周小英（题跋）

清嘉庆，拓本，纸本水墨

33.3 x  38.9 cm x 10

作品展出于“风景与书：明珠美术馆两周年庆典展”

千年手工技法

刻石、纸张与墨共织的故事

根据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袁玉红所作研究：“传拓是在刻石出现，纸张和墨广泛使用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我国最早的正式刻石当从战国的“石鼓文”算起，从秦到汉代，刻石已有数百种之多。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为传拓技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刻石这种方式给阅读带来的不方便之处也很显然：不易挪动与携带。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冲突，让古人思考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熹平石经残石，此块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图源网络。“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因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乃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造纸术最早发明在西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得人们能够制造出质量佳、可用于书写、成本更低的的纸张。这为传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也是传拓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就可以看到使用墨的迹象，出土的战国和秦汉简牍也很多是用墨书写。东汉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制墨作坊，而且官府已有管理笔墨和纸张的专职人员，可见当时墨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

传拓产生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学者根据最早记载拓本的书籍《隋书·经籍志》，其中记载了汉魏石经毁于齐神武年间的史实，推断最早在汉魏之间，最晚在南北朝时期，传拓就已经产生了。也有学者根据现存最早拓本的年代信息，主张传拓开始于唐初。无论哪一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传拓技术至少已有千年历史。

故宫博物馆古物馆所拓青铜匜（yí）全形拓，图源《紫禁城》杂志2006年05期。

传拓技术发明之初，基本是应用于碑碣刻石，以取其铭刻文字，唐人拓碑已经相当普遍，比如，隋唐时期的石经拓片、碑刻拓片等。而到了宋代，随着传拓技术的不断提高，拓片已风靡盛行，刻帖业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传拓技术的发展，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拓片。明代在传拓技法、用纸及用墨上都有所突破，可以运用墨色的深浅、浓淡拓制拓片。到清代，传拓技术进一步发展，制作的拓片更加精美，拓制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出现了青铜器的全形拓法，达到传拓技术的最高境界。

拓片

原物“真实的”印痕

我们通常所说的拓片或拓本就是运用传拓这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单幅拓片一般称为拓片,割裱成册的称为拓本。

温泉铭拓片，图源网络。

现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温泉铭》，清末在敦煌石室中发现，因其后有“永徽六年”的唐人墨迹，可以断定为唐朝初年的拓本。

拓片（或拓本）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是对原物的精确复制。传拓是从原物上直接捶拓下来的，尺寸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既可以避免简单自由抄录中的错误，又能够为书画家提供原物原貌。而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将拓片看作原物“真实的”印痕，往往凭借它去研究、想象、怀念原物。因此，拓片不是一般意义的“复制品”，它本身有着特定的身份。珍贵的拓片可以被收藏，而收藏者往往首先要强调所藏为“原拓”。在这种意义上，拓片是原物的化身。而对于那些已经残损的文物来说，一页拓片，本身就成了无法再复制的文物。

“那些崇山僻壤间的铭刻文字、高门大户内的秘藏吉金，凭借着纸墨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

——郑岩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次制作的拓本能反映出原碑的沧桑变迁。对于那些存世已少、传拓时代早的原石拓本，其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不可估量。拓片作为纸本载体，以一种特有的形式叙写着中华文字发展的脉络，彰显了中华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拓本小识之《玉版十三行》

此次“风景与书：明珠美术馆两周年庆典展”展出从宋、元、明、清到近代的一系列古籍珍品，在这场有关艺术、书籍、时间与记忆的“炼金术”中，数件珍贵拓本作品的身影尤为可亲亦可敬。此期我们先谈《玉版十三行拓本》。

“风景与书：明珠美术馆两周年庆典展”展览现场，图片中可见朱、墨两拓，即为展出的《玉版十三行拓本》。

《玉版十三行》又名《洛神赋十三行》，为王献之所书。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祖籍琅玡临沂，生于会稽山阴，著名书法家。他犹以行书及草书闻名，但在楷书和隶书上亦有深厚功底。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并有“小圣”之称。《洛神赋十三行》即为王献之小楷书法代表作，被誉为小楷的极品之作。该帖笔划隽秀挺拔，结字萧散逸岩，顾盼有致，盛名千年不衰。

“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整严。”

——[宋]董逌《广川书跋》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传到宋代仅留有十三行：从“嬉”字至“飞”字，共十三行，计二百五十余字，故历代都简称此帖为《十三行》。其墨迹在宋元时有两本，一为晋麻笺本，被认为是原本；另一个为唐硬黄本，上有柳公权跋，疑为柳公权临本，墨迹两本现均失传。

《玉版十三行拓本》

清代，杭州贾氏刻石

纸本水墨、颜料

27 x 26 cm

南宋权相、同时也是大收藏家的贾似道当时收藏了晋麻笺本十三行帖，据说他先得九行，续得四行，遂命手下能工巧匠转刻于水苍色石上，因其选石极精，小楷锋毫能显露无损，被后人称为《玉版十三行》。对于《十三行》，现代流传的版本有两种。一为南宋贾似道所刻，因原石近碧色，称“碧玉本”；一为乾隆时摹刻，原石白色，称“白玉本”。世以“碧玉本”为优。

此次在“风景与书：明珠美术馆两周年纪念展”上将朱、墨两拓并行展出，两拓均为碧玉版本。拓片侧置周小英题跋。在其题跋之前，周小英先摹书晚清碑帖收藏家棱伽山民顾大昌题跋一段，又以个人风格书短跋数语。两段题跋都指出碧玉本水平较高，远胜后来翻刻。

周小英另纸题跋

周小英题跋录文

右碧玉本十三行，宋贾似道所刻，旋沦入西湖，至康熙时始出。初出时晋字中画不损，未久即泐。乾隆时抚臣又摹刻白玉一本，远不能及。今虽二刻并传，终以此碧玉本为贵。

右录棱伽山民跋。先生爱重十三行，见其所藏三本皆碧玉，此册墨拓亦碧玉，朱拓则翻刻本也。

延伸阅读

《洛神赋》与曹植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文学名家曹植（字子健）的浪漫主义名篇，原名为《感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鄄（juàn）城所作，亦作《感鄄赋》。魏明帝曹睿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世人多认为其写作牵涉到曹植与魏明帝曹睿之母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顾恺之所作原本现已亡佚，仅存数套摹本传世。此为辽宁本《洛神赋图》局部，图源网络。

东晋顾恺之有感于曹植所作而绘《洛神赋图》。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文章参考文献：

1、马晓珣，《贾似道和“贾氏三刻”》，《紫禁城》，2011年第7期：103-105。

2、袁玉红，《中国传拓技艺——石刻拓片的传拓》，《新华书目报》，2019年8月23日：14版。

3、尹伊，《也谈“玉版十三行”》，《收藏家》，2000年第2期：44-46。

4. 马子云，《金石传拓技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5. 郑珊珊、纪宏章等，《纸墨留香 传继手的荣耀 传拓技法·全形拓》，《紫禁城》，2006年第5期：38-51。

6、吴梓林，《传拓技法》，《收藏界》，2002年第9期：51-53。

7、唐勉嘉，《从文本到绘画：<洛神赋图卷>、<女史箴图卷>、<列女仁智图卷>研究》，复旦大学，2011。

8、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

9、庆山、韦力，《古书之美》，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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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古人是如何做到“揣着石碑”走天涯（《玉版十三行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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