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 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

《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19 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

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 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夏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 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具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华夏意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限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

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