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王学泰

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大业间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详。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库”馆臣说：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其实，《皇疏》非汉学代表。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代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学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说“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宋儒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学的实践性的。朱熹注解经典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于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有不少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其目的不过是增加其权威性，增强它们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也称道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修养跟不上就被称为“假道学”。

但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的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例如科举试题就可能是“子曰”、“公冶长”或是“礼云玉”（《论语》有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等。考生看到如此简单的或割裂的题目，要作文没有对《论语》和程朱注释熟悉是不可能的。

《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朝末年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时，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摘编自王学泰（《<论语>地位的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