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民声 | 公共关系不是一锤子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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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关系”
赵启正:传统的人事表格中有一栏“社会关系”,指的就是你的至亲和你最密切的往来关系。社会关系对企业来说,就叫公共关系。有人认为,没有“关系”就做不成事,这实际是对关系的一种曲解。
有位英国企业家对我说:“你们的‘关系’一词,好像不能译成英文中的‘relation’。在中国,‘关系’意味着对于特别的人给予一种特殊的信任和照顾,换句话说,有关系的人,可以多得到信息或得到优惠,没有关系的人则得不到。”
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公共关系是重要的,但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和道德约束之内,否则就不健康。
吴建民:这是外国人在批评我们爱搞“关系”,中国人有时对于“关系”的理解和外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总觉得有“关系”好办事。
其实,公共关系指的是公司与公众交流、合作的关系,如果交流不畅通、关系不捋顺,就会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很多年了,应该宣传一下公共关系的正确意义。
赵启正:健康的公共关系可以使社会更和谐。比如说,一个产品出了毛病,也就是出现危机了,应该立刻向公众表达真实情况和采取后续措施,术语叫“危机处理”,这是对公众负责。如果不表达,隐瞒问题,就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公共关系,会带来腐败和其他负面影响。
吴建民:健康或不健康的关系的标准是什么?
赵启正:在私人关系中,如果只重吃喝,就不算上等的关系,再加之交谈的内容过于庸俗就是不健康的关系,这就是老话说的酒肉朋友。如果是一起违法乱纪谋取非法利益的关系,当然就是更坏的关系了。交朋友是很费时间的,要珍惜时间,避免交酒肉朋友。
吴建民:健康的公共关系,能否用两个标准衡量?
一是在法律范围内;
二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讲假话。
公共关系中,讲假话也许能够得到一时的好处,但实际上,最终会害了所代表的机构。
赵启正:您的意思是,通过公共关系,要对社会发展做贡献,而不能做违法的事。比如对劣质牛奶的宣传和销售,最后会害人害己;再比如虚假广告,就是欺骗公众,就是不健康的公共关系。
吴建民:从某种意义说,办任何一件事,都需要通过交流发展出健康的关系。
赵启正:多年前,我在美国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学——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大学(Carleton College)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的报告。该校校长路易斯先生说,他很受感动,愿意在两年内送给我两个留学生名额,每个名额每年的奖学金是4万美元,由他募集。
后来,我送了两位浦东的青年干部去了,得到了好的培养。他对我是特殊照顾了,但这是公开的,也是公正的,结果也是好的。这就是健康的公共关系。
吴建民:我在法国当大使时,法国一家大公司要大幅度削减在中国工厂的订货。我向这家法国公司的总裁分析了与中国工厂维持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一起回顾了朱镕基总理参观这家工厂时的赞誉。不久,他们决定,不但不削减订单,反而增加订货量了。
赵启正: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思路,才能成功地说服对方。
吴建民:还有个例子,我国民航总局在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进口法国的空中管理设备,到了90年代要更新,底线是1亿美元,但对方要价1.3亿美元,民航总局领导希望我介入。
我对那个法国老总说,中国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我们近几年要建几十个机场,如果这个生意做不成,你的长远利益就会受损失。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他们后来把价钱降了下来,这个生意做成了。
赵启正:您的两个例子都是凭借双方的信任感,而不是一时的利益,公共关系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既争取我方的利益,也为对方的利益考虑,特别是虑及了对方的长远利益,才争取到了“双赢”。
吴建民:人们对一个人的信任度,也就是一个人的信誉,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赵启正:您在外交工作中从事经济工作,并不是去替代我们的谈判代表,而是为我们的经济工作开辟道路。
我在上海浦东时多次说过“外事为刃,经济为体”。在浦东开发初期,有许多搞经济的人在对外交流方面没有经验,而许多外语好的人对经济又不甚了然。
如果不用外事去开辟道路,对外开放从何谈起?一旦开辟了道路,刀背和刀的重量就是经济实体了。
吴建民:讲得很对,我很赞成。大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商人,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就是您讲的“刃”的位置。
人家对你的尊重,是由你的信誉逐渐积累起来的。我当然要考虑中国的利益,同时也考虑法国企业的利益。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人家会感到,你讲话是比较公正的,是有权威性的。公共关系并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积累,是一个系统。
学生:柯唯
大家好,我是85后,刚刚参加工作半年,步入社会后产生了一些困惑。
我觉得,人与人交流时往往处于一段关系之中,因为有关系才有了交流的必要。关系,有的是一面之缘、点头之交,有的是长期的交往。
而在长期关系中,有些是不得不居于其中的。比如说我们跟父母之间,是固定的摆脱不掉的血缘关系;又比如商场上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乃至政治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得不居于其中的。
在这种长期关系中,如果我们处于弱势地位,该如何实现好的交流呢?
2012年5月9日,吴建民在欧盟商会年会上发言。
吴建民:在商场上,在国际关系中,必定存在利益冲突,竞争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但是,整个关系当中也不完全是竞争的,你们也有共同利益,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避免冲突。多看合作的一面,从长远的发展来说,这并不一定是坏事。
我碰到过一个青年企业家,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1989年到法国时,一句法文也不会说,他现在做投资,做得很好。
他告诉我,他所在的法国公司派他到中国当首席代表,走之前,大老板跟他谈话,给他提了两条要求:
第一,照顾好合作伙伴的利益;
第二,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一样保管。
这两条要求很简短,也很有意思。如果你把合作伙伴的利益照顾好了,就一定会发展得更好。而这一点,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往往是被忽略了。捞一把就走,这样想的人比较多。
一个企业,要想长久发展下去,就不能在竞争过程中不择手段,久了之后,名声会很坏。一个人的名声坏了,或一个企业的名声坏了,将来是很难恢复的。
赵启正:你刚才提到关系,还作了分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确有亲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又有商场上的关系。在处理关系的原则上,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在处理过程中不要失去基本道德。
前两年,一个很好的大学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它是面对高级CEO办培训班的,所以,它的广告词是:“商场如战场,孙子兵法在商场上的应用。”
过了不久,我就看到俄国一家通讯上的文章说:“与中国人做生意千万要小心,他们用孙子兵法,我们如何对付得了?”用孙子兵法做生意,笑里藏刀,浑水摸鱼,就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
在战场上,可以作假。那么,在商场上难道也可以作假吗?
交流现场
在中国,到处都讲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是熟人,就可以在规则边缘互相照顾,有些信息可以给你而不给别人,也可以给你一些别人没有的实惠。
实际上,这就有可能越过了法规界限。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不良现象?很多时候是“关系”引起的。
有的外国企业家说中国的“关系”一词和“relation”并不完全对应,其含义比“relation”复杂得多。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以肆意而为。在处理关系时,不能越过道德底线,更不能越过法律法规。
做信息时代的智者
学生:何东泽
两位老师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广播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是85后。
昨天我们寝室的同学一起讨论了“世界末日”话题,据新闻报道,因散播“世界末日”谣言而遭拘禁者已有100多人,当时我们就讨论:到底应该抓这些传播谣言的人,还是应该去告诉普通民众不要相信谣言?
我说:“我们在新闻联播头条播放一则声明,告诉大家没有末日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我的同学说:“现在我们普通民众都不相信新闻联播了,我们官方的公信力都下降了,我们还不如相信谣言呢。”
我听了以后非常困惑,针对这种谣言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官方的公开渠道又该怎样建立公信力?
赵启正: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官方的话?是因为有少数的官员曾经说过谎,而要全体官员来承担责任。
比如说,在长江沿岸某城市,一艘运化学药品的外国货轮泄露,导致水污染,水就有了味道,而这个城市的自来水厂的官员说,水没有问题,是消毒用的氯气放多了。人们就会想,不对吧,我们喝了以后肚子不舒服。后来,这个水厂才承认是一艘外国货轮惹的祸。
因此,人家不再相信这个自来水厂官员说的话了。因为自来水厂是国营的,它是当地政府领导的,因此人们就怀疑城市的官员是否说谎。我认为,改变的办法就是不允许说谎,说谎的官员应该受到惩处。
至于“世界末日”,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的人,一般是教育程度较低,或者思想极端偏执的人。在我们上海戏剧学院大概没有这样的人,谣言止于智者。对正面的消息也一概怀疑就算不上是智者,智者是有高度分析能力的。
吴建民:现在确实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公信力下降,讲的话公众不相信。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应当怪老百姓。
公信力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次,你所讲的人家听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第二次、第三次………次数多了,公信力自然就起来了。
如果公信力出现了动摇,首先得反思:我什么事情做得有问题?我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或者讲了一点假话?
中国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是无本之源,总有一定的原因。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革命,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你们青年人对阶级斗争大概没有印象了,但这个思想曾经统治了中国很长时间。
那时,一切非黑即白,从斗争的角度出发。这种思想有一定的惯性,人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克服它,不懂得在信息时代讲假话是愚蠢的,你讲的谎话马上就会被拆穿。
公信力下降应该促使我们反思,促使我们今后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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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文字 | 《正见民声》赵启正、吴建民著
编辑 | 走近外交 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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