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发展及金融合作分析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亚洲金融智库首席研究员、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融合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课题。本章通过政府政策、产业、金融供求和空间积聚以及区域内金融中心建设等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及金融科技运用的机遇,进一步推动金融融合。在金融融合路径选择上,建议在整体规划中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枢纽,以金融科技发展为推动金融融合的抓手以及重视金融风险的监测。
第四节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发展及金融合作分析
一、区域金融基础促进金融中心发展
金融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产业之一。从整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资源集聚,资产总量大,金融交易活跃,基础设施完备,国际化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在独特金融环境下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产生了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具备的核心功能包括:汇聚金融资源,形成资金集散中心;通过大量金融交易,获取金融资产的定价能力;提供金融信息交换和金融服务。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了对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资产定价等方面的影响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香港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深圳是国内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新与金融发展形成双向驱动;广州的金融体量已与上海、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接近,正通过金融深化向金融中心发展。
(一)金融体量保持提升,经济增长贡献度高
金融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业创造价值最高效的区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较高。2017年,香港、深圳、广州的金融业增加值在当年GDP中的占比分别为17.5%、13.6%、9.3%,金融业在产业结构中起到支柱性作用。
金融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实体产业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变化。2000年至2017年,香港、深圳、广州三市的金融增加值总体上保持提升趋势,金融体量不断增长。在产业结构中占比方面,香港金融业占比除2007年至2012年稳定在14%左右,其余时间均保持提升;深圳金融业占比在2001年至2004年区间出现下降,2005年后开始迅速提升,2010年后基本稳定在13.3%~14.4%区间内;广州存在类似的先降后升情形,金融业占比下降趋势延续至2006年,随后出现趋势反转,占比开始平稳提升。
图2-13:香港、深圳、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变化
(二)金融资源高度聚集,金融资产体量庞大
金融中心发展需要资本积累促使金融体量增长,金融资源汇聚为金融中心发展奠定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资源高度集聚,金融资产体量庞大,银行资产、股票资产、债券资产是最主要的金融资产类型。截至2017年末,粤港澳大湾区银行资产合计约为44万亿元,股票资产合计约为46.5万亿元(截至2018年8月末),债券资产合计约为4.5万亿元。
(三)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备,发挥重要投融资功能
完备的资本市场体系是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体现,资本市场繁荣将吸引全球资本和优质上市公司资源汇聚。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了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具有深交所和港交所两家全球水平交易所,融资规模庞大,交易活跃。截至2018年8月末,深交所上市公司共计2118家,上市股票总市值约为18.5万亿元。港交所上市公司共计2253家,上市股票总市值约为32.2万亿港元。2017年,深交所和港交所IPO数量、融资规模在全球交易所中均排在前列。
图2-14:粤港澳大湾区各类金融资产
债券市场方面,广东省2017年全年发行债券3218只、净融资额6200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78%和14.52%;存量债券2753只、余额38433.32亿元,分别占全国债券存量的7.43%和5.15%。香港债券市场融资币种繁多,包括港元、美元、人民币、日元、澳门元、欧元等。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2018年上半年,除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以外的港元债务工具的余额为7706亿港元。
图2-15:深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上市公司家数
(四)金融发展与外向型经济匹配,资金跨境特点显著
实体产业和贸易发展对于金融中心发展形成支撑。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往往伴随国际贸易扩张,金融的配置属性使资本跟随国际贸易和产业价值链扩张在全球范围转移,延伸金融业务链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具有较强外向型特征,跨境金融服务需求旺盛,跨境资金流动频繁。从进出口数据看,广东省是国内进出口贸易大省,进出口贸易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4。对外贸易产生大量跨境贸易资金结算、跨境投融资需求,广东省跨境人民币结算累积业务量连续7年全国第一。据央行广州分行公布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粤港澳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超过11万亿元。2018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为9856亿元,同比增长47.5%,人民币成为大湾区经贸往来的第二大结算货币。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为2988亿元,同比增长59.0%。
自由贸易政策、自由金融政策为金融中心发展提供有利条件。香港作为全球“自由港”和全球资本配置中心,资本流动完全开放,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金融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流入,外汇结算交易活跃。截至2016年末,香港场外日均外汇交易量约为4365亿美元,2017年结算所美元成交量为8.6万亿美元。
图2-16:港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上市公司家数
图2-17:广东、全国进出口金额
图2-18:广东、全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
图2-19:香港场外外汇日均成交额、结算所成交量
(五)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进,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逐步建立
从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与金融中心影响力变化可以看出,国际金融格局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深刻影响。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都伴随着本国资本扩张和货币国际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动中承担重要作用,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合作产生大量跨境资金,经沉淀转换为离岸人民币资金,香港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图2-20: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贷款规模
二、独特金融发展环境下形成国际和国内双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的本质是金融产业的集聚区,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等作为金融中介,在区域内发挥货币结算及价值发现功能,形成金融产业链,进行资源配置(Charles P.Kinderberg,1974)。金融中心在发展规律上具有产业集群特征,长期历史数据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机构数量、资本市场规模及活跃程度会形成中心效应,吸引金融机构聚集(Choi,1986、2013)。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是实体经济基础支撑,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是金融业与其他外向型产业发生紧密联系后的演化结果(Park,1982)。
(一)金融发展环境独特:两个金融体系并存,形成国际和国内金融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金融中心的发展环境具有独特性:区域内并行两种社会体制,包含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存在境内和境外两个金融体系。1.粤港澳大湾区内流通三种法定货币,港元、澳门元在开放的体系下可以自由兑换和流通,而人民币存在资本金融项下兑换限制,在大湾区内形成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三种货币在各自金融体系下分别适用不同的汇率形成机制。2.粤港澳三地具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在法律管辖范围方面,大湾区内并存多个法域。同时,三地的法律体系分属大陆法和海洋法,在司法程序、法治环境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明显。3.粤港澳三地的金融监管体系、监管目标、监管模式存在差异,内地对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业务限制、审批程序等条件区别于境外。4.市场化水平、信用环境、财税政策等差异,境外金融机构与境内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商业模式等方面形成不同习惯和偏好。
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金融环境促进了区域金融的多元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大湾区的境外和境内分别发展产生了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分属于欧美国家发展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形成的国内金融体系。两个金融中心彼此独立又紧密合作,不仅是各自金融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两个金融体系合作的连接枢纽。另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格局中,广州和澳门也发挥重要功能。广州实体产业规模化和国际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依托实业金融需求,广州金融业发展迅速。2017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1998.76亿元,GDP占比接近10%,本外币存款余额5.13万亿元,贷款余额3.41万亿元。广州的金融体量已与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接近,但在金融深化程度上还存在距离,主要发挥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金融体量集聚构成金融深化的前提,广州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金融机构引入、金融创新等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正逐步追赶与国内金融中心的差距。澳门金融体量虽然不高,但具有开放的贸易环境和金融体制,并拥有旅游、博彩等特色产业,发展定位于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与区域周边城市相比,澳门在离岸人民币金融、融资租赁、财富管理等方面具备差异化优势。
(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内地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连接枢纽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4)发布的排名,香港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区别于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在以美元为代表的欧美金融体系中具备的政治经济条件,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浓厚的市场化色彩。
香港是天然深水港,地里区位上属于亚太地域的贸易及交通枢纽。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之初,香港即采取经济自由政策,定位为“自由港”,该时期香港建立了贸易、金融、航运三大支柱产业。在航运领域,香港发展成为亚洲交通枢纽,港口、造船等相关产业大规模发展。伴随贸易规模扩大,金融需求日益增强,结算、信贷、汇兑等金融业务发展迅速,奠定了香港远东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增长乏力,存在产业转移需求。此时期,内地改革开放,大量港企将生产环节转移内地,设计研发等环节留在香港。80年代末期,香港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服务业占比约为90%,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稳步提升。在该时期内,香港建立了具有其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领域实行系列改革,包括取消外汇管制,建立联系汇率制度,取消黄金进出口管制,放款外资银行准入,成立港交所,设立金管局,逐步形成自由金融体制。香港的金融开放政策及亚洲经济增长,吸引大量国际资本进入香港,提升了香港金融业的国际化水平。经历贸易和制造业增长的产业驱动后,香港金融业保持持续创新深化,金融市场不断培育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外汇交易量、股票成交量、总市值、信贷融资规模等数据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首先,香港金融业坚持市场化发展。香港长期坚持市场主导地位,香港建立以货币局制度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通过外汇基金行使港元清算职能,授权部分商业银行作为发钞特许银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汇率稳定成为唯一的货币政策目标,金融环境充分自由化。
其次,香港金融业具有高度国际化。香港金融行业仅保持最低的监管干预,外资机构行业准入、国际资金流动不受限制。香港金融机构大多由来自全球各地的外资控股,香港资本市场参与者中,外资占据重要地位。
最后,香港金融业发展过程与内地紧密联系。香港与内地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贯穿香港金融发展整个过程。1890年,中港贸易在中国进口额的占比为55%,出口额占比为37%,英资银行开始通过香港经营中西方贸易融资。20世纪初期,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内地资本发挥了助推作用。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成为中外交流中转站,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参与国际贸易。20世纪90年代,内地国有企业赴港上市融资,包括建筑、银行、铁路、钢铁、医药等行业大量国内龙头企业登陆港交所。中资股在港交所主板市值比例,从1993年的4.78%,一路提升到2008年的峰值54.57%。截至2018年7月末,中资股主板市值占比为37.09%,成交量占比为46.34%。2000年后,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等协定,增进了两地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中,香港建成了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2014年后,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陆续建立,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
图2-21:港交所中资股股票市值占比、成交量占比
(三)国内金融中心深圳:内地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深圳是国内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内地改革开放“窗口”。1978年,内地推行改革开放,率先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推行市场化政策,并建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行政体系。20世纪70年代,香港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通过承接香港制造基地功能,完成制造业发展,与香港产业结构形成最初“前店后厂”的互补合作关系,并依靠贸易迅速拉动经济发展。
1980年至2000年期间,广东省通过对外贸易和产业升级,构建了完备的国际贸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同时期,深圳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融企业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此时期深圳组建成立的金融企业,包括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企业法人持股股份制银行、第一家上市股份制银行等。1991年深交所成立,深圳资本市场体系建立。
2000年后,广东省与香港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加速,深圳在促进香港与内地金融领域合作发挥关键作用。深圳金融机构将香港作为走进国际市场的首站,纷纷赴港融资或设立分支机构,港资金融机构也将深圳作为进驻内地展业首选。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方面,深圳在2009年成为首批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城市。2012年,深圳设立前海自贸区平台,作为自由贸易及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先行试点。
深圳金融业发展的特点,一是金融作为支柱产业实力逐渐增强,体系逐步完备。深圳的金融实力保持不断提升,已基本形成银行信贷、股权投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2017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3059.98亿元,同比增长5.7%,实现税收1118.7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0.5%;持牌金融机构总数达439家,其中法人金融机构188家。二是充分发挥政策改革先行先试优势,培育金融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国内率先建立资本市场体系,奠定金融中心发展基础,坚持与外部开放合作,特别是深港金融合作,通过培育和引进的方式,提升深圳金融机构整体实力。三是立足于服务实体产业,创新为金融发展增强动力。深圳目前已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比重不断提升。从研发投入看,2016年深圳PCT专利申请量增长50%,占全国一半;国内发明专利增长4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4%。深圳在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金融服务方面领先全国,包括建立培训科技企业融资、风险投资体系、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同时,科技催生金融创新,深圳金融机构开始加快科技投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不断应用,金融与科技形成双向驱动发展。
图2-22: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研发支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间经济和产业联系不断提升,邻近城市如香港与深圳、珠海与澳门之间的一体化趋势越发明显,要素跨境流动更加便捷。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分属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成为连接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的桥梁。两个金融中心在地域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熟悉彼此金融环境,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但总体上优势互补,相互合作,深化以金融中心为代表的大湾区金融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三、金融中心之间存在强烈金融服务相互需求和密切金融合作
金融一体化现象,是指在金融开放、科技发展等因素下,国际金融市场之间会发生相互渗透和影响,市场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表现在三个层面:金融机构之间因经营产生关联链条;金融市场之间的交易量出现增长;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趋于一致。金融合作深化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中出现的显著现象,以金融中心为代表的境内、境外之间的金融合作,为区域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提供巨大空间。
(一)金融服务相互需求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贸易双向特征明显
1.金融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度量方法
国际贸易中长期存在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现象,这种现象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针对某种商品或服务同时进行出口和进口,即两个经济体之间进行同类产品的互相交换,也叫作双向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代表两国之间贸易的紧密程度,可以反映两国某特定产业的融合水平。产品的异质性、消费者偏好多样性、产业部门追求规模效应、需求重叠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主要因素,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也会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Grubel和Lloyd(1975)提出了产业内贸易最具代表的测量方法GL指数:
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第i年某特定产业或商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i+Mi代表贸易总额,|Xi-Mi|为贸易净出口额的绝对值。产业内指数Bi的在[0,1]之间,某类产品只有进口等于出口时,Bi=1,即Bi越接近1表示产业内贸易值越大;某类产品只有进口或出口时,Bi=0,即Bi越接近0表示产业内贸易值越小。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两个经济体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是对彼此金融服务需求的体现,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出现是跨越国境的金融产业分工和合作结果。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高低代表两国之间金融服务的交换程度,也是双方金融产业延伸和金融融合水平的反映。内地与香港之间具有密切的金融联系,通过GL指数方法,可对两地之间金融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进而分析两地金融服务相互需求及金融合作情况。
2.香港与内地间的金融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水平度量
运用GL指数方法,选取2005年至2016年香港与内地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数据1,可计算出该期间两地金融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如图2-23所示:
图2-23:香港与内地金融服务贸易 GL 指数、 金融服务贸易额
图2-24:香港与主要贸易伙伴金融服贸GL指数、金融服务贸易额
表2-12:香港与主要贸易伙伴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金额
从合作程度看,香港与内地金融贸易服务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至2016年期间,金融服务贸易总额从16.25亿港元增长至119.1亿港元,年均增速约66%。从贸易方向看,香港对内地金融服务保持顺差,净出口金额保持提升,内地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扩大。从产业内贸易程度看,2005年至2016年期间,GL指数显示出香港与内地产业内贸易程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区间内并存在一定波动,香港与内地的金融服务贸易双边特征十分显著。
两地金融服务贸易GL指数在较高位区间内,出现了三次主要的趋势变化:2005年至2007年,迅速从0.79下降至0.36;2007年至2011年,保持上升,到达峰值0.79;2011年至2014年,趋势再次出现反转下降,之后保持在0.5左右的水平。结合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2005年开始两地金融服务贸易总额迅速提升,而在此之前,两地间的金融服务贸易较少,内地未进入香港金融服务贸易伙伴前五名。第一阶段,2005年至2007年,贸易总额上升且GL指数下降,双方金融服务贸易增长的同时,双方贸易从进出口均衡状态变为香港金融服务输出更多。可见,2003年CEPA等合作协议签署有效促进了两地金融服务贸易合作,香港金融机构开始对内地企业提供包括贸易结算服务、境外融资和上市融资等类型的金融服务,内地对香港的金融服务需求迅速释放。第二阶段,2007年后,内地资本市场不断成熟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程度提高,开始向外部输出金融服务。境内金融机构对香港的金融服务产生一定替代性,出现贸易总额与GL指数同步上升,双方金融服务贸易重新达到均衡状态。第三阶段,2010年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推动和内资企业海外扩张过程中,内地企业的境外金融服务需求大幅增加,双方金融服务贸易往来再次出现边际变化,GL指数出现下降,香港对内地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长期来看,内地与香港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往来虽然出现了一定波动,但总体保持在较高区间水平。
将香港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金融服务双边贸易情况进行比较,可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与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间的往来联系。在金融服务贸易总量方面,中国香港与美国、英国之间的金融贸易服务总额水平较高,高于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的金融贸易服务总额。从贸易方向看,中国香港作为国际资本中心,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金融服务贸易均保持顺差,金融服务输出大于服务输入。从变化趋势看,香港对内地的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增长的同时顺差保持增长;中国香港对美国、英国的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和净出口额近年来基本趋于稳定,变化程度不高;中国香港对日本的金融服务贸易总额保持增长,净出口额下降,即香港对日本金融服务的需求变得更多。从产业内贸易水平方面,中国香港与日本、中国内地的金融服务贸易GL指数高于美国、英国,金融服务往来更加紧密。综上可以看出,中国香港与英美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总量更高,贸易量变化较小,进入稳定状态,双边交换性相对较低;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的金融贸易总量处于增长期,双边交换性更强,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二)区域内金融合作使金融体系紧密性逐渐深化
前文分析,内地与香港之间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双向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产业在不断聚集发展,金融环境开放性和市场化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内金融合作,不仅是金融中心层面的合作,更是整个金融体系紧密性的深化,体现为:金融机构业务扩张及金融产业链延伸,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增强,区域内跨境资本的流动增加。
1.金融机构业务扩张,金融产业链延伸
在粤港澳推进经贸合作的背景下,内地政府以CEPA协议为基本框架,政策上放宽了港澳金融机构的行业准入限制,消除减少包括机构注册、股份比例、经营范围、资质认定等多方面限制,港澳金融机构开始进驻内地设立或注册分支机构。在证券业方面,广东引入部分外资证券、期货及基金公司在境内设立合资金融企业,如2017年批准设立汇丰前海证券和东亚前海证券。广东的自贸区成为承接港资机构进驻的重要平台,截至2018年3月底,前海港资注册企业8031家,自贸区成立3年来,年均增长80.8%;港资注册资本8397.26亿元,年均增长100.5%。截至2018年3月,前海自贸区累计注册的金融类企业约6万家,其中持牌金融机构228家,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金融相关服务机构5万余家。在银行业方面,据银监会公布数据,截至2017年5月,共有15家香港银行在内地设立了8家法人银行(下设112家分行、306家支行)、11家母行直属分行(下设11家支行)和5家代表处,香港银行在内地营业性机构总数为448家(含总、分、支行)。截至2017年4月末,香港银行在内地营业性机构资产总计11440.96亿元,约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39.64%。
另一方面,内地金融机构进驻香港拓展国际业务,在香港金融市场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17年末,共有30家中资券商设立香港子公司并取得营业收入,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的会员数量由成立时19家已经发展到120家。开展业务范围包括:经纪业务(1号、2号牌)、投资咨询(4号牌)、投行(6号牌)、贷款及融资(8号牌)、资产管理(9号牌),以及金融产品做市及投资业务等。在银行业方面,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7年5月,2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香港地区共设有分支机构50家,其中银行业机构23家,附属公司27家,中资银行资产总额约占香港银行业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
2.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增强
在金融全球化格局下,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各大交易所积极推进互联互通合作。内地交易所与香港交易所之间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加深了资本市场的联系和相互影响。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沪港通”“深港通”机制分别开通,港交所陆续与上交所、深交所之间互联互通形成“共同市场”,交易所成为境内外股票市场连接枢纽。2017年7月“债券通”的上线,增加了境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参与内地债券市场的渠道。从市场运行看,两地金融市场互相影响力不断增加。在股票市场方面,“深港通”每日额度使用呈现放大趋势,双向资金流动各有增加;在债券市场方面,截至2018年8月末,425家境外机构接入“债券通”。2018年8月,债券通交易量约为812亿元,其中境外机构买入量占比68%。
3.区域内跨境资本的流动增加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联系加强及企业跨境投融资活动开展,区域内产生的跨境资金流动不断增加。广东省每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约占全国1/3,跨境资金经过转换,在香港沉淀为离岸资金。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双向流动的机制逐渐丰富,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联系加深,区域内的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进一步增加。例如,前海自贸区推出了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等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通道。截至2017年底,前海企业跨境人民币贷款累计提款371亿元;在跨境双向股权投资方面,前海自贸区重启QDIE,累计注册QFLP企业和基金148家,注册资本342亿元。
(三)金融中心合作促进金融服务国际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现有金融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之间合作深化将促进区域内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提升金融运转效率和效能,增强金融资源集聚,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促进金融中心发展的有利条件,能够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竞争力,同时也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1.国内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互补,促进大湾区金融服务国际化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合作,定位上形成优势互补。大湾区内两个金融中心在发展程度上处于不同阶段,发展方向相互错位。一方面,香港具有成熟的国际金融体系,广泛覆盖的全球金融服务网络,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连接。在双方金融合作中,香港可注重利用国际金融体系服务内地企业的境外金融需求,以及内地投资者的全球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另一方面,深圳作为境内金融中心,处于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的阶段。深圳可更注重外部资源引入和承接,包括外部机构和外部资本的引入,成为国际金融体系连接内地市场的纽带,与境外金融中心形成产业链合作,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体系。
其次,境外金融中心在市场化环境和制度灵活性上与境内金融中心形成互补。在内地企业国际化战略方面,香港具有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环境和与适应的全球金融服务体系。可利用现有自由市场环境,支持内地企业进行海外战略实施,服务内地企业海外投融资、跨国贸易金融需求,形成“产业+金融”互动模式。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金融监管体制下的创新更加灵活,例如港交所通过发行制度改革,允许未实现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及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上市融资,服务新经济企业融资需求。2018年4月,央行宣布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内的11项金融开放政策,外资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大幅放宽。随着内地金融改革推进,境内金融环境将更加开放,金融服务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香港的金融创新可为内地金融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2.在岸中心和离岸中心联动,促进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支持实体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可围绕资本跨境流动,在促进跨境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形成合作。加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符合内地与香港双方利益:香港已在以美元代表的欧美国际金融体系具有重要地位,可借助人民币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于境内金融中心而言,可通过承接境外资本促进金融体系深化和国际化,利用外部金融资源支持实业发展。
推进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应该提高离岸人民币的境外使用频率,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包括:提高人民币境外流通程度,提高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使用频率、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体系。香港具备足够体量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储备,依托成熟的国际金融体系,逐渐建立体系完善、多层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包括离岸人民借贷市场、离岸人民债券市场、离岸人民外汇市场和人民币计价衍生品市场。从境外使用频率看,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增长和离岸人民币债券融资增速低于跨境贸易结算量增速,表明存留离岸的人民币的使用率不高。目前离岸人民币在境外的主要用途为投资或套利,很少流向实体产业或贸易融资。从人民币跨境流动方式看,人民币主要流出方式包括跨境贸易结算、ODI等,回流机制包括贸易结算、FDI、RQFII等。可通过引导离岸人民币回流境内,增加离岸人民币资金使用频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探索人民币离岸与在岸资金的双向循环流动。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重要功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目前国内基建融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PPP融资等方式,境外机构和资金参与程度较低。根据广东省“十三五”规划,2017年至2020年期间规划的基建项目投资约2.5万亿元,具有较大资金需求。2018年8月,广东省发行了总额为341.9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多家澳门境外机构通过结算代理方式参与分销,这是境外金融机构首次参与地方政府债分销。因此,通过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流动机制创新增强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提高了境外资金的使用频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有效服务于内地实体经济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编委会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
学术支持单位: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课题协调小组:
王志峰 (组长) 谌 鹏 宋 昕 姚 飞
课题执笔人:
孔 颜 胡未名 白海峰 郑伟一 刘 璇
李瑞雪 喻 奇 朱伟豪 方堉豪 钟凯扬
唐时达 孙 旭 徐 亮 王 珂 陈 昊
冷 冬 黄泽娟 胡文韬 赵一迪 郑嘉伟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课题组简介
2018年7月,考虑到金融发展在全球大湾区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持续跟踪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进展,由巴曙松教授担任课题主持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研究项目启动,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由王志峰博士担任课题协调小组组长。课题成果于2018年11月发布。其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喻奇、方堉豪、朱伟豪、赵一迪参与了课题研究和报告撰写。
征订信息
由巴曙松教授担任项目主持人、由亚洲金融智库隆重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已上市发行,这被视为第一本由金融专业人士担纲、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组织推出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专业研究报告。本书定价58.00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请有意订阅者与出版社联系订购。订阅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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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系人:王玉莎 王雪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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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382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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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编
前言和执行摘要
以“金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与沟通枢纽
第一章: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主要湾区的金融运行对比
第四节:对标全球主要湾区金融监管
第二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与融合的进展研究
第四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融合与发展
第三节: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推动金融对外开放与大湾区金融市场融合
媒体报道
巴曙松领衔发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我院提供学术支持
财经网丨巴曙松:粤港澳大湾区有助于中国居民实现资产国际化配置
大公网丨巴曙松:香港金融机构加速布局湾区,外资银行网点占比过半
央视财经丨海闻: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措施(含精彩视频)
课题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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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等,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整理
本篇编辑:黄宇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