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考验执政智慧与治理策略｜政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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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社会、大众均高度重视“双碳”目标。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制定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2021年3月15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智库学者们，也不断进行“头脑风暴”，积极贡献智库智慧和智库方案。
01
基础条件：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可以并行不悖
一边是碳达峰碳中和，一边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两者能不能齐头并进？
在政邦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政能亮特约评论员胡森林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胡森林认为：重大挑战更有着重要潜力。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更多依靠技术创新，发展新兴低碳技术和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二是能源转型，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能源供给的清洁化和低碳化，最终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三是消费模式转型，改变生活理念和消费模式，实行更加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目标，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的体量巨大，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对能源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还有限。与欧美诸国发展过程的自然达峰有所不同，中国是人为设定达峰的时间节点，过渡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高碳化石能源比重仍然较高，特别是煤炭占比高，而且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处于相对较高的状况。这些因素决定了，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更多的挑战，需要统筹好减排与发展、短期与长期、转型与安全、整体与局部等关系，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双重优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破解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不能同时兼得的“不可能三角”。
但胡森林依旧表示乐观：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绿色低碳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在局部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实现目标奠定了技术基础，碳减排取得的成效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公众和企业意识到，碳减排与经济增长是并行不悖的，可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建立在科学研究、审慎评估、全面考虑、系统预测的基础之上，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02
制度保障：深化体制改革，加紧制定法规
政邦智库研究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列举了一组数据：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是15%，2050年可能提升至70%，到2060年碳中和时可能提高到 80%左右。中国还有一部分的森林碳汇、碳封存、碳捕捉技术，可大体解决 20%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在他看来，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是发展转型的竞赛，也是思想的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中国发展转型，代表着人类转型的大方向，中国必须迎头赶上，而不是踟蹰不前。
李俊峰认为，减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凝聚共识，煤炭煤电行业要有历史担当，在不断减少煤炭消费的同时，承担起保障能源安全的重任。新能源行业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对煤炭转型存在的问题、困难要持包容理解的态度，支持煤炭行业公平转型。
与此同时，要形成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制度保障。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适应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要求，加紧制定能源领域法规，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保驾护航，还要建立煤炭公平退出的政策保障制度。李俊峰表示，面对碳中和的大潮，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孤岛。只有直面挑战，才会赢得未来。他同时提醒道：现在不要太着急，不要把未来的困难摆到当下去解决，而应该将未来的困难留到未来解决。
03
绿色金融：以金融手段供给环境公共品
202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常焦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当月发布的国家自主贡献综合报告显示，根据成员国目前的承诺水平，世界正走在气温上升2.7摄氏度的“灾难性道路上”，而不是各国在《巴黎协定》中达成的1.5 摄氏度目标。
古特雷斯强调，“科学告诉我们，任何高于1.5摄氏度的升温都将是一场灾难”。“为了将温度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我们需要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45%，这样我们才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中和。相反，各国迄今为止做出的承诺意味着，与2010年的水平相比，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16%——而不是减少45%。”他大声疾呼：“这意味着除非我们集体改变路线，否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国会议（COP26）失败的风险很高”。
政邦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政能亮特约评论员蓝虹教授也深有同感。她表示，碳中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通过绿色金融努力推进的，是让大自然生态经济系统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纠正传统工业革命以来排放远远大于吸收的不正常状态，使其恢复为碳中和排放和吸收平衡的常态。
绿色金融是以金融手段供给环境公共物品，特别是碳中和，具有全球外部性特征，因此，财政的支持和对市场的激励是必须的。就此，蓝虹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制定以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金融标准。实现绿色资金和绿色金融工具与碳中和的精准对接，迫在眉睫。制定公开透明的以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金融标准是绿色资金和碳中和项目精准对接的基础。只有绿色金融标准是公开透明的，才能消除绿色金融市场中的暗箱操作和寻租行为。
二是在绿色信贷中建立绿色项目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在绿色金融标准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如果绿色项目的环境信息没有公开，就仍然无法杜绝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寻租行为。目前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一般是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即使是银行环境信息披露，也主要是银行自身运营中的碳排放信息和环境信息披露。银行在碳中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运用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绿色低碳项目中。
三是出台更多的支持碳中和的专项政策工具。需出台更加完善和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以解决碳中和项目对更低利率的绿色资金、更好的风险管理的需求，并增加绿色金融资金的总供给。
2021年9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发布的研究报告《碳中和：中国在行动——基于国际形势下的政策布局与行业动态分析》也提出建议：应探索可持续的、符合碳中和长远目标的绿色金融体系与服务模式。中国需要不断推动绿色融资的多元化，更需要根据具体的产业特征将金融产品细分，按照碳减排、环境污染治理、气候风险管理等方向来发展不同的绿色金融工具，并推动各种第三方绿色服务统筹发展，建立符合碳中和要求的绿色金融全方位服务模式，推动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
04
治理逻辑：警惕出现两种认知误区与误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提出一个“终极议题”：……是继续一切照旧，冒着严重崩溃和永久危机的风险，还是齐心协力，突破重围，实现一个能为人类和地球服务的国际体系？
这个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
政邦智库研究员胡森林认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世界各国有各自的优秀实践和良好经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完全可博采众长，结合自身实际加以运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减排之路。
减排离不开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方面欧盟有着成功的经验，通过教育引导，提高民众的能源素养，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与自身幸福感的关联，从而积极投身减排当中，形成人人尽力、人人参与的局面。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则主要是走了一条市场化的减排道路，构筑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将减排交给企业和市场自主选择，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把政策理念融入市场行为和消费习惯当中。
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中，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实施能源双控的国家。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借鉴欧盟唤起民众的经验和美国善用市场手段的做法。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独特优势，压实各方责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重大战役应抓好重点工作。3月15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等工作。
可以说，这些部署是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构导向的统一，指明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取向与工作方向，确定了“十四五”期间的路线图和计划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场大考，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责任主体政治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检验。
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认为：不少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是技术、经济等多种因素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中国是为积极因应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主动加压路径。在目前宣传力度逐渐加大的情况下，也需要警惕并力避地方出现两种认知误区。一种是将碳达峰视作“碳冲锋”的机会，赶在2030年碳达峰之前，快速上马一些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另一种是将碳达峰误解为“碳骤降”，这种相对极端的减排冲动，容易滋生“一刀切”的思维，并且在现实操作中既容易违背生态环境保护的初心，也很容易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和企业的权益。惟有秉持系统思维，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出现指标攀比、减排竞赛、能源短缺等潜在的问题。
高明勇还提醒道：农业农村不只是“诗与远方”，不只是忘不了的“乡愁”，而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样的农谚，标示着中国农耕文明与农民智慧。然而，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看天”这样的经验已不再精准。这倒逼着我们在农村地区持续推广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当然，在推广的过程中，切忌只盯着农村的“灶台”和炉火是否“环保达标”，而对农村的孩子和老人是否受冻不管不顾——平衡好这个关系，其实非常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与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