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 | 不应忘却的纪念：高考时代的开始

不应忘却的纪念：高考时代的开始

刘海峰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7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2年8月15日，是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开考的日子。

1952年的高考是今天高考制度的起始，它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启了中国的高考时代，是我们不应忘却的一个重要创造。

因为没有1952，就没有1977。

然而，70年高考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许多跌宕起伏，也有过多次激烈的存废争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都相当明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6次科举利弊存废之争，其中有3次科举被停废。在70年高考历史上，也经过多次高考利弊存废之争。

一、20世纪50年代的高考存废之争
自1950年部分大区实行联合招生以后，关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还是学校单独招生的问题，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统一招生考试不过是解决考生少、招生多这一临时困难的过渡办法，学习苏联，由学校单独招生，才是招生工作的“正常轨道”；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考生少、招生多的情况下，只有实行全国统一招考才能完成任务，而且比单独招生节省人力、经费、时间。最终是统一招考的意见占了上风，高考制度于1952年建立。
1952年报考高校同等学力测验合格证明
高考制度创立几年之后，1955-1957年间发生了是否继续实行统一考试的广泛讨论。关于高考利弊存废之争在1957年表现得尤其明显，统一高考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战。1957年2月，高等教育部邀请京津两地的高校负责人出席关于是否继续实行统一高考的座谈会，并委托上海、江苏、湖北等8个省份的教育厅（高教局）分别召集位于本省的高校进行研究讨论。考虑到当年学生来源比较充裕，并鉴于以往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所产生的缺点，在部分高校的建议下，高等教育部提出了“高等学校招生由全国统一招生过渡到以联合为主单独为辅的招生办法的初步意见”。当时认为统一招考的弊病有：不能充分照顾考生的志愿、学校不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来选拔学生、以大区统一招生评卷录取由于过于集中而在工作上产生了许多缺点和困难。而主张维持全国统一招生的主要意见认为：统一招生通过集中调配能够保证招生数量和质量；可以广设考区，使考生就近报考，减轻考生的经济负担；考生可以广泛地填报学校和专业志愿，一次考试能减轻考生的精神负担；可以节省人力、财力、物力。经过反复考虑，高等教育部决定基本上采取以省、市为范围的统一招生办法，有些地方可以因地制宜，仍采取以原大行政区为范围或相邻的几个省市统一招生的办法。这次讨论使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得到充分的发表，高等教育部一开始设想改为由高等学校联合或单独招生的办法，并广泛征询意见。结果多数学校主张仍旧维持原来的统一招生形式。学生普遍认为，统一招生能广设考区，使学生就近报考较多的学校和专业，从而减轻经济负担，同时只需参加一次考试，更为便利。因此，1957年基本上仍采用统一招生的办法。1958年4月26日，教育部发出“特急”件通知：“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决定改变以往统一招生办法，实行学校单独或联合招生。”并定于5月7日在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教育部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开头便说：“为了使高等学校招生便于贯彻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发挥地方和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今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或者联合招生。”但是，教育部在同一天又下发的《关于做好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到，教育部于5月7-13日召开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对招生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并通知说：“在全国招生会议上，除过去已经实行单独招生的院校决定仍单独招生，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院校提出准备实行单独招生以外，多数院校拟采取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联合招生。”经过1958年的此次讨论，改为由各高校单独招生考试的设想没有实现，最后基本上都是采取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的联合招生，实际上就是分省统一招生考试。到了1959年，又回归到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二、“文革”前夕的高考存废之争
中国高校招生70年历史上最大的跌宕起伏就是1966年的废止高考和1977年的恢复高考。1966年4月6-14日，高等教育部邀请部分省市的教育厅（高教局）、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北京地区十余所大中学校的校长、党委书记等41人，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部长蒋南翔亲自参加。当时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至于怎么选？招生制度怎样革命？除了统一招生以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统一招考还要不要？……”与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对高考制度的由来、高考“指挥棒”问题、取消考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保送是否会降低招生质量、高考与高中毕业考试结合起来、高考录取是否分数挂帅等问题都作了讨论。会上，陕西省高教局局长说：“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办法，国民党时代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苏联也没有，这是我们的创造，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不是从外国搬来的。”还有人认为：“高考是新中国的创造，不是学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自己走的路，是我们的独创。”这个座谈会所说的“我们的高考制度，既不是欧美的，也不是苏修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对高考制度应该一分为二的来估计”；“总的说来是完成了任务，保证了质量，成绩是主要的。”这些观点在“文革”中遭到了猛烈批判，认为这个座谈会是“借改革旧的高考制度之名，行保护旧的高考制度之实”。1966年6月1日，高等教育部党委提交《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准备按计划实行高考，只是对文科的招生办法作了改变，提出“对于参加统一考试的考生，只要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达到规定的要求，高等学校文科可以根据学生的志愿择优录取，不再按分数高低分段录取”。相比1962-1965年的办法，1966年的计划不再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分段录取，这已经是一个反复了。然而，自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毕业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以及6月11日北京四中高三学生也写信给毛泽东，并“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写了倡议书，引起连锁反应之后，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1966年8月8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至此，高考制度宣告废止。
1968年地方印发的批判高考材料 
三、世纪之交的高考存废之争
在高考中断的11年中，最初几年有的高中生觉得挣脱了考试的锁链，十分轻松。到后来，大家都感受到“文革”带来的痛苦，普遍怀念高考，盼望恢复高考。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以后，知识青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高考成为千百万知识青年心目中无比重要和美好的制度。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终于明白我们多么需要高考。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日益突显，人们开始提出改革高考的各种意见。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些论者认为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像民国时期那样，改为高校单独招生。1995-2007年之间，在高考的统独存废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高考存废争论的文章，不时有人“炮轰全国统一高考”，或提出要“把高考送进坟墓”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理性认识高考的负面影响。不仅有大量学者“单打独斗”地展示自己支持或反对高考的观点，而且出现了“打擂台”式的正面交锋或商榷，唇枪舌剑，精彩纷呈。在恢复高考30周年的2007 年，高考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正式提交了《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提案，典型地体现出高考存废之争有多么激烈。以笔者为代表的稳健派发表了众多的论著，认为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高考确实存在局限和弊端，但并非万恶之源，而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它必须加以改革，但不能废止。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许多正反两方面招生改革实践的比较，多数人都认识到我们其实无法离开高考。2008年之后对高考存废问题几乎没有探讨，而是聚焦于高考如何改革。这说明，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经过20年的讨论、争议与反思，对坚持高考形成了共识。在中国这么一个考试文明古国，这么一个人情社会，高考是提高教育水平的助推器，是防止人情泛滥的筛选器，是改善社会风气的净化器，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总之一句话：高考是个好东西。45年来，经过不断改革发展，高考一直以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中国教育和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追本溯源，抚今追昔，高考建制整整70年前的今天，是一个不应忘却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参考文献略）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刘海峰：《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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