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邱清：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
略说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也称土著文学民族主义（Indigenous Literary Nationalism），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于北美印第安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学术思潮。1981 年，批评家奥蒂兹（Simon J. Ortiz）首次提出民族主义批评的概念（12）。此后，民族主义作为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视角，吸引了土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1985年，《维卡佐萨评论》（Wicazo Sa Review）创刊，创始人兼主编库克林（Elizabeth Cook-Lynn）将“民族主义、主权、土著性”视作印第安研究的根本原则和办刊宗旨（Afagla 100），该刊随即成为民族主义批评的学术阵地。2006 年，韦弗（Jace Weaver）等学者联合出版了《美国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对民族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做了详细阐释。随后，沃马克（Craig S. Womack）主编《集思广益：本土裔批评家》（Reasoning Together: The Native Critics Collective），呼吁学界进一步探讨民族主义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合力建构土著学术共同体。到 2009 年《加拿大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Canadian Indian Literary Nationalism）文集出版，民族主义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印第安文学批评的主潮。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汇聚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他们充分调动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强调通过复兴部落文化来拯救日渐式微的印第安人文精神，形成一套以土著族群总体价值观为依托，以主权、自治、自决为根本诉求的批评体系。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在土著批评界独树一帜，丰富了民族主义政治美学的内涵，构筑了民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想，也为印第安人的政治实践带来了不同的格局。国内学界大多围绕民族主义批评的“派系化问题”（王建平，《世界主义》49）、“历史成因”（王建平，《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62），以及视角“平衡”问题（袁小明 101）展开论述，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并系统评述其中的核心思想，对把握印第安文学批评的走向至关重要。
综述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界定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是一个尚未被准确定义的术语，在这个组合式的概念中，“民族主义”显然是核心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通过后者演绎而来，两者构成派生关系。因此，追溯印第安民族主义的源起，不失为把握该术语的途径之一。
首先，“印第安民族”的说法并非不言自明，而是充满歧义。这一点可以在北美洲的历史中得到印证。据粗略统计，前哥伦布时期，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多达一千万”，散居各地，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信仰和政治体制（Lyons 114）。印第安人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权。如果从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的“民族先于民族主义”（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学说，以及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民族观来看，印第安人并不完全具备民族构成所必须的“语言、宗教和习惯、领土和制度”等客观条件（史密斯，《民族主义》 11-12）。但是，如果将民族视作抽象的意识形态建构，强调情感、想象、感受、认同等主观条件，“印第安民族”的说法则有据可循。政治哲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关于现代民族的论述，为理解“印第安民族”提供了基础。盖尔纳从“文化和权力”的“合作”关系出发，探讨民族的形成（《民族与民族主义》15），他将文化分成两类：书写的、开放的高层次文化（high culture），口述的、封闭的低层次文化（low culture；47）。文化可以定义人的身份、划分不同的阶层。只有将低层次文化转换成高层次文化，才能打破农业社会的阶层“固化”，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沟通无界限”的现代民族（“Do Nations Have Navels?” 368）。在工业社会，印第安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活动家在“印第安民族”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致力于推广通用的标准语言，努力改变部落之间以及阶层之间的隔绝状态，使得整体性文化观成为凝聚散居的印第安部落的重要方式。当这种整体性文化实践活动达到一定规模并拥有强大感召力时，“印第安民族”便应运而生。因此，具备清晰可辨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广泛的族群身份认同，是“印第安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构成文化意义上的印第安“民族性”（nationhood; Cohen 51）。
从以上所述的民族形成条件来看，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无疑是“印第安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民族主义者通过重温印第安历史，复兴口述传统、神话、歌谣、典仪等艺术形式，传承部落手工艺、音乐、舞蹈、美术等其他民间技艺，来搭建现代印第安民族与前现代族群的关联性，唤醒人们心中的认同感，起到鼓动和共鸣的作用。文化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基本要素。如果将“文学”视作广义的“文化”范畴下的分支，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就是“印第安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
批评家莱昂斯（Scott R. Lyons）认为“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意味着土著批评家致力于“在文学领域建构一种高层次文化，一种在某些方面可以清晰地与其他民族文学相区分的文学”（147）。也就是说，复兴独特的民族文学传统，发挥其重建民族特性的社会功能，成为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
与盖尔纳不同，史密斯从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延续性关系来阐释民族的形成。他认为现代民族建立在前现代的“族裔 / 族群”（ethnie）基础之上，两者既有重合之处，又有明显区别。“族群”是指“共享神话、历史、文化，与特定故土有关联的某一类人”（Ethnic Origin 130）。“民族”除了需要具备早已存在的共有传统之外，还强调“共享经济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130）。“族群”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提供“民族”形成的原料。“民族” 将“族群”的内涵从亲缘和文化层面延伸至相互认同、权利、责任等法律和政治层面，“民族”是“族群”的新发展。从印第安人的语境来看，不同部落具有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形成不同的“族群”。基于共同的政治权利和目标之上的“族群”最终演变为现代印第安民族。因此，维护民族地位和争取民族权利的共同目标，形成政治意义上的印第安“民族性”（nationality; Cohen 51）。
从“印第安民族”的政治属性来看，印第安民族主义旨在抨击政治权力分配不公，是“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促进民族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史密斯，《民族主义》 10）。主权是印第安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是基本目标”（10）。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印第安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不是为了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为了在诸如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中获得维护印第安文化整一性认可的目的，在不威胁国家凝聚力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政治自主权，重新定义印第安人的自决权”（Lyons 113）。同理，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从土著视角反对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将印第安民族视作“在文化、政治和法律上高度统合的实体”（Taylor 31），争取印第安人的文化主权、自治权和自决权。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与“印第安民族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两者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保持着基本内涵上的一致性。基于此，不难理解被土著学者广为接受的两条批评原则：“第一，充分挖掘印第安文学的异质性特征，使其区分和独立于其他民族文学；第二，除了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批评要注重服务于土著社区的根本利益，尤其要维护印第安民族的生存和自主权”（Weaver,“Splitting Earth”15）。因此，他们普遍反对将印第安文学纳入美国文学经典中，主张积极探求独立的印第安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的话语表述方式，重新创立土著文化符号系统。与此同时，他们紧密结合土著政治实践，关注印第安人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诉求，天然地充满斗争性、倾向性、政治性。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政治批评。
民族主义是一个人言人殊的复杂理论问题，这似乎决定了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命题对“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加以界定。然而不可否认，正是民族主义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理论迁移才生成了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聚焦两者的派生关系提供了一种了解其构成逻辑、主要内容和批评原则的方式。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语境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20 世纪中叶以来，异军突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和不断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显而易见的促动因素。此外，多元文化主义的节节衰退和全球化浪潮的日趋高涨，也对其诞生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战后，随着脱殖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日益突出。在美国，少数族裔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持续恶化，黑人民权运动、奇卡诺运动（Chicano Movement）、红种人权利运动（Red Power Movement）此起彼伏。激进变革的思想迅速波及教育界和学术界，极大地冲击了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文学研究现状，也引发了人们对印第安文学的兴趣。学界普遍将莫马戴（Scott Momaday）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日诞之地》（House Made of Dawn）作为印第安文学经典叙事的开端，并把随后发生的“印第安文艺复兴”（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视作印第安文学获得主流学界首肯的标志。这段历史受到土著学界的普遍关注，例如，批评家沃里亚（Robert Warrior）编著《飓风》（Like a Hurricane），详细考察了六七十年代印第安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文化意义；沃马克在《集思广益》中以印第安公共政策为着眼点，探讨民族政治实践和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不一而足。可以说，正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印第安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民族主义思潮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渗透提供了土壤。
20 世纪 80 年代，右翼势力抬头，新保守主义成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主导力量。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少数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受到扼制，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实践步履维艰，肯定和包容族裔文化的价值观出现动摇。为了消除社会和学术体制中的殖民暴力，土著批评家抨击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致力于揭示文学生产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重申印第安人的文化自主权。他们试图改变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倡导艺术和思想上的文化革命。
全球化给民族主义政治带来了新的变化。土著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意识，文化趋同阻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世界公民意识的增强加剧了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全球治理不利于土著族群在国家内部争取民族权益。“反全球化”的势头在土著学界高涨。为了抵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批评家强调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表达土著族群的政治诉求，捍卫民族文化的疆域，维护印第安文化的多样性，积极配合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植根于土著文化传统，寻求具有印第安文化特质的批评话语是其核心理念。一方面，正是土著族群的总体价值观、世界观为其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土著民族主义思想家丰厚的理论遗产对印第安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影响。据莱昂斯论证，印第安民族主义始于 19 世纪初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的“条约签订期”，此后，因保留地制度的实施，从 19 世纪末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才迎来全面“复兴”（126-32）。在百年积淀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传统中，当代批评家大多继承宽容、和平、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坚决与偏激、暴力、分裂的极端思想划清界限。
具体而言，布迪诺（Elias Boudinot）是 19 世纪十分活跃的政治家。他兴办第一份部落双语报纸《切诺基凤凰》（Cherokee Phoenix）来弘扬民族文化（Lyons 127）。布迪诺反对美国的同化政策，但坚持认为现代性和民族传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他主张印第安人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持理性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情怀，重塑消极的部落文化传统，建设有活力、有包容性的文化机制，以对抗美国霸权逻辑下的文化错置、断裂和同化，维护民族文化发展的延续性（128-29）。同时期的民族艺术家库斯科（David Cusick）摒弃主流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打破神话和历史的二元对立。他以绘画和文字的方式生动再现蒙豪客（Mohawk）等六个部落的历史，还原印第安人的世界观，追寻印第安传统文化精神（Round 273-78）。民族志学者科普威（George Copway）在《奥吉布瓦族的历史传统和特征》（The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 Sketches of the Ojibway Nation）等著作中，采用独特的身体书写策略，塑造高贵、挺拔、典雅的印第安形象，通过英雄人物代表民族整体气质的方式，传达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Lyons 130-31）。这对民族主义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此外，艾普斯（William Apess）的神学救赎观和沃伦（William Whipple Warren）的新历史编纂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土著批评家的关注。
20 世纪社会活动家的杰出代表阿尔弗雷德（Taiaiake Alfred）在《关注我们祖先的声音》（Heeding the Voices of Our Ancestors）和《和平、权力、正义》（Peace, Power, Righteousness）等著作中为“民族主义者和学者提供了有效的政治语汇和有吸引力的政权模式设想，代表了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Lyons 133）。阿尔弗雷德强调现代印第安民族主义运动不是要破坏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或者驱逐殖民者，而是要在思想上重建印第安民族性，通过“复原神圣、传统的土著哲学，形成印第安人在精神和文化上与过去的连接纽带，在政治关系中注入传统价值观”（36）。神学家、历史学家德罗里（Vine Deloria Jr.）以近30部论著系统阐释了印第安人的主权和自治问题。其中，《卡斯特负罪而死》（Custer Died for Your Sins）和《红色地球，白色谎言》（Red Earth, White Lies）犀利批判诸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白令海峡理论”（Bering Strait Theory）等学说，号召用科学手段复原真实的印第安历史和文化，严密论证美国的强权政治逻辑，一度在土著族群中掀起激进变革的浪潮（Deloria 123-25）。当代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还包括托禾（Laura Tohe）、格劳狄（Eva Garroutte）和曼森（Spero Manson）等。
虽然学术立场、价值取向、话语策略、侧重领域多有不同，但总体而言，上述思想家的观点呈现出共同的、积极的、进步的理论旨趣。从印第安人和主流社会的关系来看，他们质疑高度同一的绝对民族平等，追求“具有差异性的平等和文化生存策略”（Lyons 133）。在争取自主权的过程中，印第安民族主义将重心从外在对抗转移到民族性和民族身份的内在建构（Poliandri 7-8），重视印第安人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合作和共存关系。从印第安民族的内部关系来看，将印第安人统合到民族的范畴之中不是为了规避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承认土著族群内部多元、复杂的构成特点。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聚合力和驱动力，能将不同的部落统合在一起。但是，如果不协调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民族主义有可能产生离心作用，导致民族复兴的幻灭。这些思想被土著批评家广泛接受和借鉴，成为他们的理论基础。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此前，西方主流文学理论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批评家要么关注文学文本的内在审美价值，退缩在语言和形式的迷宫之中，要么借鉴后殖民的研究方法，忽视印第安人所处的真实政治语境，要么采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研究范式，陷于考据式的科学实证主义模式。这些理论很少从民族文学的角度探讨文学表征、文学功能、自主权和文化认同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土著学者开始搭建基于民族内部视角的文化政治批评体系。从最初零散的、碎片化的批评随笔逐渐发展为学术性的文学批评，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不同批评家具体的、特殊的批评理论丰富了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整体思想。
早在 80 年代，以艾伦（Paula Gunn Allen）、奥蒂兹、库克林为代表的批评家开始探索源于部落传统的文学批评，成为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早期奠基人（Weaver, “Splitting Earth” XX）。艾伦在《圣环》（“The Sacred Hoop”）、《远离保留地》（“Off the Reservation”）、《我生命中的陌生人》（“A Stranger in My Life”）和《遗留的恩典》（“The Grace That Remains”）等文章中，从拉古纳普韦布洛（Laguna Pueblo）的母系社会语境出发，认为女性和典仪为部落提供精神养分，是拯救濒于灭绝的印第安文化的重要力量。艾伦打破文学体裁的界限，将自传、历史、诗歌、文学批评和口述传统相结合，建构部落“女性中心主义”（gynocentrism）的批评理论（Pulitano 23）。批评家奥蒂兹将作品植根于奥珂玛（Acoma）的部落传统之中，代表作《朝向印第安民族文学》早已“成为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宣言之一”（Weaver, “Splitting Earth” XVI）。与那些认为印第安典仪、故事、语言等文化遗产行将消逝的悲观论者不同，他认为文化冲突不会导致一种文化的必然灭亡，也不仅仅只是产生文化杂糅的模式，而是具有“变形”（transformation）的可能性（XIX）。奥蒂兹反对具有相对论色彩的文化主权观以及印第安文化不能被表征的观点，多角度论证和维护印第安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合理性。苏族（Sioux）批评家库克林积极探求土著“第一民族主权” （first nation sovereignty）的文化表述形式，提出文学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是否推进民族主权事业的发展（26-36）。库克林始终坚持政治功能高于审美愉悦，主张部落与国家政权之间是民族与民族的对等关系，批判任何有悖于此原则的文化活动。
进入 90 年代，沃里亚、沃马克、韦弗成为民族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言人。沃里亚在其印第安学术史著作《部落的秘密》（Tribal Secrets）中，首次提出了印第安“智识主权”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的概念，呼吁印第安文学批评应重视民族内部的学术资源（87）。在沃里亚看来，印第安人拥有独立于西方的文学传统，土著思想家关于土地、社区、文化的阐释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实用的策略。同时，沃里亚认为批评家应该将视野扩展到经济、阶级、性别等更大的社会议题。沃马克在《红色与红色》中试图重新利用印第安思想资源，建立克里克（Creek）部落批评模式。他建议印第安作家和批评家采用克里克人的“面具政治”（persona politics），呈现克里克人的声音和价值观，保持部落传统的延续性，一切批评都以克里克人的政治权益为指向（101）。在《民族将继续生存》（People Might Live）中，韦弗从印第安作家和土著社区的关系入手，将“社区”（community）和“行动主义”（activism）思想相结合，发展了“社区主义”（communitism）的理念，主张文学服务于社区利益（XII-IX）。这三位批评家被誉为印第安文学批评的三架马车，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三部曲（Weaver, “Splitting Earth” XV）。相似的批评立场和学术旨趣使得三人合著《美国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该书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充分考虑印第安人所处的殖民主义语境；维护印第安文学的独特性，反对将其纳入美国文学经典；印第安文学批评服务于民族政治实践；其旨归是培育更好的新生代印第安人，因此不能牺牲民族利益来谋求个人的发展，同时摒弃受害者的陈词滥调，不对殖民时期以前的部落文化做浪漫化处理，不充当反智主义角色（Weaver, “Turning West” 23）。同时，该书强调尊重异议，在重视民族内部资源的同时，与其他非印第安学者共同致力于文学民族主义体系的建设。
本世纪伊始，新一代民族主义批评家开始崭露头角，如贾斯汀斯（Daniel Justice）、图顿（Sean Teuton）、库克斯（James Cox）等。贾斯汀斯《雨后复燃》（Fire Survives the Storm）中设想基于切诺基部落的批评模式，认为土著世界观和文化观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排外的、理想化的文化纯粹主义，而是强调部落文化知识对理解作品至关重要（10）。图顿在《红色土地，红色权利》（Red Land, Red Power）中借用莫汉蒂（Satya Mohanty）的“后实证现实主义”（postpositivist realism）理论，发展了“部落现实主义”（tribal realism）的批评概念（31）。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批评策略如同“贸易语言”（trade language），不仅不会弱化土著文化自治的诉求，反而具有增生性，会促成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28）。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一直保持发展的延续性，最近几年，福斯特（Tol Foster）和布鲁克斯（Lisa Brooks）等新生代学者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批评范式，而是意义丰富、结构复杂并以多样化形态出现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批评话语，有着诸多的问题领域和阐释策略。然而，在名目繁多、方法各异的文学民族主义体系中，仍可以找到共同的政治诉求、美学原则和批评策略。其中，维系文化整一性、弘扬民族性、彰显身份主体意识构成了民族主义批评的价值指向和现实关切，也被视为其最重要的政治承诺和文学评判尺度。与此同时，“定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追求政治、知识、艺术、文化的自主权，抵抗殖民主义，重新勘测印第安民族与美国国家之间的界限”都是贯穿其中的主线（Huhndorf 2）。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价值与局限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批评视角的重大革新。首先，它用一种基于民族内部的多元视角拓展了主流话语普适、单一的言说方式。20 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在美国印第安人研究（AIS）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普遍将土著族群视作无差别的群体，机械地采用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笼统地诠释印第安文化。长久以来，印第安文学批评沿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思路。然而，这些以西方认识论为基础的批评方法不能真实表征印第安文学和文化。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通过强调批评家的土著意识和土著视角，形成了对主流批评范式中虚假的印第安性的纠正和反拨。总体来看，大多数批评家是具有部落血统或者亲缘关系的印第安人。批评家奈尔森（Joshua Nelson）认为，正是这种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在批评理论的建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更具文化真实性的阐释途径，“因为每个部落的内部文化机制都各具特色，并不是其他印第安和非印第安学者所熟悉的”（14）。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民族内部的视角并不完全局限于内部空间，土著批评家重视民族之间的联盟。正如沃里亚所说，“事实上，我们的民族主义是部落跨民族主义的产物，注重部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125）。沃里亚的观点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互渗互透、互为延续的思想，高度评价了其灵活性和开放性。
其次，它改写了“后”学理论的话语模式，参与了民族主义知识谱系对既有文学批评的修正。尽管后殖民、后现代等西方理论在印第安文学批评中被广为使用，但是它们与土著研究的兼容性一直备受质疑。沃里亚曾说，印第安人难以迈入“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之列，后殖民的理论指向与印第安人的政治诉求相去甚远（122）。后殖民主义借鉴西方高雅理论构筑了抽象化的、单一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批评体系，脱离了美国印第安人、加拿大印第安人等其他民族的经验。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探求新的理论资源，建立更符合印第安人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批评话语，在发扬民族文化的同时，强调合理利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人文传统，代表了从边缘—中心的对抗模式到边缘—边缘的建构模式的转变，推动了印第安文学批评朝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印第安民族主义批评以主权、自治、自决为根本诉求，抵制西方权力话语，形成了独特视角，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政治理论家布鲁尼尔（Kevin Bruyneel）指出，“为印第安人发明永久的单一身份（monological identities）”是美国殖民政治中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否定印第安人政治身份中的多元性、偶发性和可能性，以及他们的能动性和自主性”（25）。美国将自身视作欧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按照国家政权的需要，限制印第安人的主体性，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表达权和自主权。因此，文学批评和民族政治实践相结合就产生了学术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意义。正如沃马克所说，“主权”包括印第安人享有展示自我和评价自我权，“主权的魅力在于将印第安部落从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中解放出来，承认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实体地位，为偏离历史语境的本质主义批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Integrity” 111）。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批评推动当代印第安人在现实语境中争取民族权益，改变了印第安人政治实践的格局，挑战了美国民族—国家的权威性，打破了稳定的地缘政治边界。
当然，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在其理论建构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印第安人以“离散”（diaspora）的形式打破传统社区的架构模式，他们所代表的印第安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新发展成为民族主义批评的盲点。土著批评家回避与全球化语境相联系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其他作用方式，忽视了全球化对印第安人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其他方面的影响（Huhndorf 3-4）。此外，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在守护民族疆域的同时，有可能加深了印第安人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裂隙，导致一种地域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意识形态。后殖民理论家德里克（Arif Dirlik）曾强烈质疑完全基于地方的抵抗模式，并不仅仅因为地方本身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而是“地方主义有可能只是粉饰后的另一种压迫机制和狭隘视野”（22）。也就是说，一旦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地方主义，所谓复兴土著文学传统就会变成空洞、分裂的虚假工程。最后，不得不说，主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强化主权具有反殖民的政治功能，但也可能带来很多隐患，主权和能动性的增强不一定必然提升民族的凝聚力。相反，如果过于强调主权，民族主义批评容易产生一种高度排外的认同政治，将“民族”看成是一个超历史的静态范畴，在政治理念上不可变，在文化影响上不可渗透，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乔克托瓦历史学家克洛普特克（Brian Klopotek）曾警示过：“民族这个概念有可能转变成另一种内部殖民意识形态，使得印第安人作茧自缚”（qtd. in Huhndorf 12）。因此，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有潜在的问题。
结语
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在批评实践还是理论探索方面，都可圈可点，业已成为当代族裔文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在美学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框架下重新审理印第安文学的性质和功用，致力于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传统，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学，彰显民族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尽管这种批评范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生成积极的抵抗诗学，延续着以民族建构为己任的批评意识，从文化方面为印第安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人文关怀。由于强调“本土化”的批评视阈，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试图改写西方批评话语所主导的学术史，对印第安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新考量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和矛盾，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做出新的抉择，这是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面临的新课题。
西方文论关键词 | 申丹：隐性进程
西方文论关键词 | 金莉：奴隶叙事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