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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丨从翻译硕士到公益人,他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

佀新艺 NGO观察 2023-03-15


导  读

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社会给他们贴上各种固定的标签——阳光、正能量、励志等等,可是,如果除去这些标签,他们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神秘的、遥远的。他们就是残障群体,一个平日里在街道上很少出现,像是被“折叠”在城市中的群体。


由于遭受着刻板印象,很多残障者已经默认自己就该有着“阳光、正能量”的人设,却很少跟外界有丰富的交流,久而久之, 他们不仅没法融入到社会中,反而圈地为牢,一直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在北京,有这样一个男孩,他叫张炜军。身为国内首个视障翻译硕士,他在考研、找工作之时,都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如今,他在乐平公益基金会做残障融合实验室的工作,他的人生轨迹,也许就是对“融合”最贴切的写照。


通过他的故事,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的种种选择貌似都在与社会的那些刻板印象背道而驰,就像他自己所说,“残障者的人生选择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01



要“走出去”,而不是圈地为牢


为什么大街上不见视障者?


这个过于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在年年的“助残日”都会被提一下,也许大多数人想到的答案是“现实中过多的物质障碍限制了他们的出行”,比如盲道没有铺好、人行道上有很多柱子等等。


然而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想想平时我们在看似没有任何屏障的互联网上是不是也很少遇到视障用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各大网站的无障碍不够完善吗?


张炜军发现,限制住视障者的有时候恰恰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很多视障者在上网时,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专门的盲人论坛或主要受众是视障者的软件,圈地为牢,不愿迈出“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互联网上的视障者也成了隐形人。


仅凭“互联网”这一工具,并不能破除残障群体“走出去”的屏障。“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残障与非残障之间的那道“围城”只会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高,最终让残障者彻底成为被隔离的一类人。


想要推倒“围城”,张炜军认为,视障者要不断走出舒适圈,扩大自己的圈子,主动去融入社会。这些年,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倒身边的“墙”,让外界看到自己。





02



线上线下,

他是一个“不想混圈”的视障者


2019年6月,张炜军决定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给北二外校长信箱发去电子邮件后,他顺利获得盲文试卷,并于2020年9月正式成为北二外硕士研究生。


除了在北二外的经历,他还一次通过雅思,持有CATTI英语二级笔译资格证。可是为了这一刻,为了走出“舒适圈”,踏入大多数视障者不会踏入的领域,他之前有过多次“扩圈”的尝试,但基本上都失败了,可以说,考研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图注:张炜军的CATTI二级笔译资格证


炜军是一个武汉人,在初中之前,他一直都在武汉上学。在盲校读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可他总觉得盲校的生源太有限了,接触的同学太少,即便是升入高中,接触的很可能还是同一批熟人,所以从初高中时代,他就有了想“扩圈”,走出视障圈,进入更宽阔的社会中去的意识


2013年,由于没有别的选择,他走了一条当时几乎所有的盲人高考生都会走的路——选择单考单招。在2014年对视障者开放普通高考渠道前,国内只有少数几所高校的固定专业对盲人考生开放单考单招,为他们提供读书的可能,如北京联合大学和长春大学。视障学生进入这些学校后,基本上只有针灸推拿专业和音乐类专业可选。


2015年,炜军通过新闻知道自己的学妹黄莺通过普通高考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心生想要复读的意愿,可是考虑到已经读了两年大学,想要再把从前的知识捡起来比较困难,他还是读完了长春大学的推拿专业。


正是由于不想循规蹈矩地做一个推拿师,他以考研的方式将推拿证变成了CATTI证。


在互联网上,他同样想“走出去”,但那些盲人论坛似乎效果不够好,他选择用知乎这个海纳百川的软件,让大家了解视障者。


“微博上有很多科普动植物的、天文的,他们平时会幽默一点,但到了掰开揉碎讲的时候,你一定要严肃一点讲,而不是只有幽默。”炜军这样认为。他在知乎的回答也是沿袭这种风格。


比如,他在“盲人做梦是什么样子”“在盲人心中美是什么”“2022年全国助残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这些问题下面的回答都通过轻松幽默的段子和真实的小故事,来让大家了解视障者生活中真实的一面、跟大家所想的“悲惨”大相径庭的一面。


他像是《脱口秀大会5》中的黑灯和小佳,打破传统的“励志”风格,用调侃的方式把有关残障的故事讲出来,把传统观念中给残障盖着的一层“悲惨”的布扯下来


“但是该严肃的时候还是要严肃。”他说。当他在知乎里介绍“为什么盲文是汉语完全注音化”的问题时,他向大家解释,盲文所有的字都是由拼音组成,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表音不表意。


在知乎的很多看似跟残障无关的话题下,他也会先讲讲话题相关的内容,再顺带讲讲残障,“如果专门找个固定的论坛讲这个东西,又形成了一个壁垒,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很可能不会点进去看,压根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会在一些看似跟残障没有关系的话题底下回答一些问题,然后瞬间顺带出一个残障的概念,捆绑销售。在不知不觉中让别人了解到残障的相关的一些意识、理念。”


在线下,他不想待在推拿圈;在线上,他不想待在盲人论坛圈。于是,张炜军不断地冲破无形的壁垒,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一个并没有什么障碍,“乘风破浪”的视障者。

▲图注:张炜军在知乎“盲人做梦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下的回答引来很多关注





03



视障者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单一


视障者也能发表情包斗图吗?


对于这个很多人都在疑惑的问题,炜军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斗图的人。平时跟别人聊天时,一些表情包有文字标签,用读屏可以读出来,如果从别人那里偷到没有文字标签的图,偷的时候就让对方给自己描述一下上面的内容。他还跟我们偷偷爆料,最近乐平公益基金会有意要设计一套倡导残障文化的有趣表情包,但具体是什么样子,他先保密。


视障者的生活并不是跟视觉化体验完全绝缘——不仅仅发表情包斗图这件事能够证明,还体现在别的方面。比如,视障者也有逛博物馆的需求,只要有无障碍服务,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湖北博物馆的编钟表演让视障者可以通过听来欣赏音乐;意大利弗洛伦斯的乌菲兹美术馆为游客提供立体再创作的画作,视障者通过触摸可以知道画作的内容。


此外,视障者还有普遍的读书需求。从前视障者如果想读书的话,需要学习盲文,从特定的特殊学校或盲文图书馆借书,对于那些没有盲文版的,他们就只能“望书兴叹”。而如今,随着各种无障碍产品的亮相,读屏软件成为视障者的好伙伴,有了读屏,他们不再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借到书,可以读到很多电子书。


平日里,张炜军就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到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再到各种英美文学名著,他在书海中恣意徜徉,以书中的知识武装自己。





04



不做加法,是不想“被选择”


张炜军透露,来到乐平公益基金会做残障融合实验室的工作后,身边陆陆续续地有视障的朋友联系他,说是有了他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也想选择跟他相似的路;他在读翻译硕士时,也是有刚刚开启大学生活的视障学生找到他,说自己也想试试翻译硕士。


对此,炜军表示,他虽不至于阻止,可是并不太赞同这种“抱团”的做法。为自己树立一个榜样当然是好事,但在效仿别人之前,更要看清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如自己对这一行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热爱、所学专业是否契合、有没有一直做下去的打算等等。


至于为什么视障群体喜欢“抱团”,炜军认为,是因为大家只是在想视障者到底能干什么,能有什么谋生手段,渐渐地,很多视障者自己也默认了这种逻辑。总结来说,就是视障群体的选择太少了。


按照那种“抱团”的逻辑来看,大家可能会认为,视障者可以做按摩,那么他就适合做按摩师;如果他又可以录有声书,这时大家就会形成一个概念,认为他可以做按摩和录有声书,不断地做加法——先看到视障者有什么本领,然后就下结论说他适合做什么,无形中是在默认视障者就应该选择那些既定的道路


由于“残障”的标签过于醒目,很多非残障者没法打破残障壁垒,看到身份标签之外的更多特征。


实际上,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残障者就业不应该做加法,应该做减法。比如说对于视障者来说,应该默认自己可以去尝试生活中大多数的事情,给自己多些选择,多些路径,然后再去理性地做减法,排除掉“不适合我的”、“我不能做的”。


此前,炜军在北京丰台区的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金盲杖”)接受过培训,那里所做的就是为视障者“做减法”——先给他们提供多种选择,让他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新事物,然后再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在“金盲杖”,视障者可以体验做手冲咖啡、包饺子、录有声书、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等等做推拿之外的事情。


▲图注:张炜军在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工作照





05



未来,国内的“残障观”还有待改善


因为身兼译员、视障者、公益人的多重身份,张炜军在平日里会自然而然从翻译的角度来剖析国内外的残障议题。


说到最近的White Cane Safety Day到底该怎样翻译才更合适,炜军更倾向于直译为“白手杖安全日”。至于为什么这个日子目前在中文里还叫“国际盲人节”,他说,这个日子成立于1984年,当时,欧洲国家的盲人们经常在秋天举行文艺活动,就将活动的纪念日称为White Cane Safety Day。在西方的语言环境里,人们自然而然觉得白手杖可以跟盲人群体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80年代的中国,提到手杖,大家不一定能将其跟盲人联系上,所以就意译为“国际盲人节”。


其实这样的在译名上的中西方差异还体现在别的很多方面,如视障者玩的游戏在国内一般叫“盲人游戏”,但国外一般都是叫audio game,直译为听觉游戏或者听游;中文里的“导盲犬”在英文中则是service dogs。


如此看来,国内与西方在看待残障议题的视角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逻辑——英文名称侧重于对功能的强调,忽略了作为动作发出者的“人”;而中文译名则是通过意译,将残障者的“缺陷”与“劣势”置于中心词的位置。可以说,二者各有优劣,但中文译名明显更带有对残障者能力的否定和忽略。在未来,国内的“残障观”还有待改善。




作者:佀新艺

编辑:张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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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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