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问我，知不知道最近“海边的西塞罗”卷入“洗稿”指控的风波。我知道，起初是原作者“码头青年”比照两人关于“美国斩杀线”话题的文章后意识到的，此后项栋梁发现了更多细节，说实话，我很难相信那只是巧合。不过这事本来也没什么好谈的，直到他写了一篇长文回应指控。朱与非有一篇《【拆文】海边西塞罗“洗稿门”自辩文的拆解和评析》很好地辨析了其中的话术：海边西塞罗提供了三个深处此情此景时的“市场假相”（套用培根说法）。第一个是穷究一下恶意，倡导我们不要“文人相轻”，第二个是思考一下道歉的文化错会，倡导我们“宽恕”；第三个是谈论自证清白的困难，倡导“污点伟人”的接受度。这三点放在任何一个空白背景下都成立。它们是非常正经的普通“常识”，唯独是放在此文的背景下，就显得不那么正经。因为它们似乎都在回应作者自身的“处境”而对读者做出的训导。他将“面对洗稿指控，我该如何自处”，转义成了“面对伟大作者，你们忠粉该如何理解”。直说吧，这些精巧的自辩，全都是扯淡——“扯淡”究其本质就是“根本不关心事实真相，也不打算尝试正确表述”。他扯到文人相轻、围猎、互害、宽恕、人性之恶，乃至“中国不配自由”，都是在回避最核心的真相：他究竟有没有洗稿？对此，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立足于一个暧昧的安全位置，要求读者理解他的难处（他无法“自证清白”），并对“污点”予以宽恕。话说得滴水不漏，但这也相当于是无意中自承其事了，只是“求放过”。然而，且不说宽恕这样的话只能由别人来说，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他那番话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想想看，请求宽恕的前提是坦诚（“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到接受“污点伟人”，而他抱怨“文人相轻”、“自证清白困难”却暗示着“我是清白的，只是无法自证”，这分明是在拒绝认错。问题就在这里：从逻辑上来说，你怎么能宽恕一个本来就没犯错的人？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拒绝面对真实的自我。于是，一边说“哪怕是伟人都会犯错，别拿完美来要求人，要宽恕”；另一边却不肯坦然承认“我犯错了，我也是普通人”，情不自禁地想要维护自己的完美人设。本质上，这就是自恋。实际上，如果真的勇于承认，我想肯定会有不少人选择宽恕，至少认错本身的勇气和坦诚就可敬。然而，这就需要暴露并面对那个脆弱而羞耻的自我，相比起来，既要面子，又要得到宽恕（“我没犯错，但假如，我是说假如，我犯错的话，你们也要宽恕”），肯定是更加无痛的选择、更严密的防御。我失望的也在这里：“海边的西塞罗”一贯以“真诚”示人，然而如今看来，至少在这件事上，却既不真也不诚。朱与非在拆解他的话术之后说，他只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者：就像我所理解的“常识”一样，我不想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我不反对“海边西塞罗”，也并不想借此而反对他。我只是觉得对他的读者抱有责任。读者的责任就是准确地理解他，而不是看到他写什么，就叽叽喳喳以为这只是表面所写的东西。忠粉不应愚蠢。是这样。反对某个特定的作者没有什么意义（虽然我也知道，写这么一篇难免树敌），这件事之所以值得一谈，是因为我觉得它涉及写作者的伦理：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不制造更多混乱，我认为是写作者的道德义务。正因此，在我看来，相比洗稿，伪饰是更难宽恕的——洗稿或许还可以说是用AI辅助写作时“误用”了此前的材料，然而，伪饰则是为了掩盖错误，人为地混淆是非。伪饰者或许因此自我开脱，但读者却无法从中获益，因为这既没有提供新知，也无助于他们思考，反倒可能损害他们的判断力。创立“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有一段格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客观地发出警告。这样的新闻理想或许已经显得很老派，自媒体写作者更无须以“新闻人”自命，但我想，当普通人面对生活中无数不确定的风浪时，写作者仍有职责尽其所能地提供理性的思辨——说这是道德义务，是因为读者对你寄予了信任，不可辜负。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或许还有人觉得我这样的信条不免显得严苛而迂腐，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早已不再被视为社会的良心（这倒也卸下了不少人责任的重负），公众之所以阅读你写的，与其说是想要理性思辨，倒不如说是为了寻求认同。坦率地说，当越来越多人只是想听一些顺耳的话时，坚持严肃写作也无利可图——因为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会逼迫人反思习以为常的现实，而那正是许多人想要回避的。最终，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们阅读、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人汲取知识、学会言说和写作，并不是为了构筑起越来越精巧的自我防御体系，回避审视自我，相反，知识和理性应该赋予我们更多勇气去正视自己和现实世界。相关阅读：真假难辨的时代，为何扯淡比撒谎更有害？谎话、蠢话与扯淡当你看清这个世界，也看见自己

在年尾的一场饭局上，谈到这一年来的种种现实，几个朋友都不免感叹。一切仿佛都是不可挽回的崩坏，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边缘化，而在年轻一代身上也很难看到什么希望。我并没有这么悲观。确实有很多意想不到、更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变化发生，但我们没必要把“变化”都看作是“坏”的。我想，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它。确实，我也常听到有人吐槽现在的人都不读书了，文化生产则大抵都是一堆垃圾，但与其抱怨人们没能按照自己期待的那样正确行事，不如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现实是：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严肃阅读，与其说是新一代素质下降，倒不如说是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多、注意力太分散，而书本上的知识也越来越难以回应他们的现实。实际上，有无数人都试图想看清这个世界，那倒未必他们出于对什么理论的热爱，而是一种本能：在一个既不确定、又快速变动的世界上，哪怕只是为了活下去，你也总得想办法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其结果，乍看奇怪的是，一方面是普遍抱怨“没人读书”，另一面是人们囫囵吞枣地借用各种理论工具来敲打这个让他们困惑的现实世界，诸如“内卷”、“附近”、“厌女”、“PUA”、“NPD”这样的概念，没多久之前都还不为人知，现在不仅到处可见，有的甚至在中国社会语境下衍生出新的意涵。尽管这也常被嘲笑，似乎什么东西一进中国就变了味道，但这种流行意味着，公众不但急于理解自己的生存处境，并且原来的概念已经不够用了，必须借入更加“高大上”、也更有解释力的新词汇。没有对自己处境的准确认知，一个人就很难采取正确的行动，问题是：只有那些能真正回应并解释他们处境的知识，才能被他们接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心里去。我当然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寻求看清现实世界，因为对也许是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看清又能怎么样？那反倒会妨碍他们更好地适应生活现实。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里，有一句看起来令人心酸的台词，那位父亲明白我们这个星球正在衰败下去，对着尘土满天的玉米地，他说：“我们曾经仰望星空，畅想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如今却只会低着头，忧虑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对无数中国人来说，“仰望星空”从来都是奢侈而无用的，“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才是每天的现实。如果你的感知太过敏锐、思想太过清醒，而行为上又过于执着，那你可能会活得很艰难。那是一个人难以平息的内在战争。勒内·夏尔在《筛分机》中道出了这种感受：“理解得越多就越痛苦，知道得越多就越撕裂。但是，他有着同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诚然，有时正是痛苦和绝望标识出自我的存在，然而人又总是本能地想要逃避痛苦的。前两年在西安访谈，有朋友提到，他这些年来他最常听到周围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然又能怎样呢？”这话委婉地道出了那种无奈：说话的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承认自己改变不了，而既然改变不了，那还不如“难得糊涂”，和光同尘。问题在于，对弱者来说，不论怎么选都是有代价的：清醒的痛苦需要耗费精力，而与世无争看似超脱，在现实中却常常意味着需要抹消自我——尽管这似乎消除了痛苦，但对自我意识强烈的现代人来说，却又恰恰是更深沉痛苦的根源，就像崔健唱的那样，“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此时，首先需要恢复我们的感知，从被磨得麻木无感的生活中抬起头来，找回自我，就像找回自己的灵魂。也是直到最近些年，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才开始引起重视，心理学也随之洛阳纸贵。这并不是偶然的，从心理学的发展史来看，只有一个社会在经历现代转型的普遍苦闷、加上个人主义兴起所催生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结构之间凿枘不入的痛苦滋生，才会催生出这样的热潮。诸如“父母皆祸害”这样对原生家庭的声讨，与一百年前“冲决网罗”相比，同样是“人的觉醒”，如今年轻一代所指向的主要是核心家庭，心理学探究的兴趣远超过制度性批判，事实上，将这种冲突心理学化，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淡化了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追究，显示出保守化的一面。不过，在我看来，这仍是极具价值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代人，如此深入到重新认识原生家庭、女性处境，当然还有对亲密关系中权力操控的警惕，没有自我意识的高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对自我的关注，有时也被看作是现代人的自恋，但自恋并非洪水猛兽，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恋，然而，“认识你自己”，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都是永恒的神谕。棘手之处在于，太多像这样的心理问题，仅仅在心理学层面其实是无法治愈的，因为那本身就是社会结构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换言之，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体觉醒，这本身就在召唤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心灵的健全和健康才能成为普遍的现实。道理或许是这样，但如果这铁屋没有改变，那么到头来我们又回到了一百年前鲁迅提出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觉醒到一半的人，并没有等来那架庞大机器回应自己的感受，看清了世界，也看见了自己，然后呢？要看清自己的来时路，看清还能往前怎么走，不逃避、直面它，这都是需要勇气的，尤其对孤立无援的人来说，每一步都很难，因为脚下可能就是万丈深渊。我想对每一个经历过自我怀疑和动摇的人说，痛苦并非一无可取，它也可以是成长的养分。项飙说得很对：“挣扎是活着的一部分，和不挣扎比，我肯定选择现在的挣扎。”我们正是在挣扎中不断认识自己，进而修正自我的。如果你还在为此挣扎，那未必是坏事，或许正是蜕变重生的阵痛使然。赫尔曼·黑塞有句格言，很能宽慰到像这样的人：“那些不适应这个世界的人，其实已经快要找到自我了。”在《格特露德》中，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觉得，人生好似深沉的、悲哀的长夜本来是无法忍受的，幸亏在什么地方总会闪出一道电光，那突如其来的光明，是如此奇妙又给人以莫大的安慰，因而这瞬间的光明竟能抵消几年的黑暗。我相信。那不仅是因为“希望是个好东西”那种抽象的信念，还因为我知道，只要坚持走下去，你自己就能活成那道光。每个人都是某个人的光。相关阅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当你察觉生活现实是一个悲剧三十年启蒙失败了吗？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因为心底里还有些东西没被生活磨掉在时代的变动中做自己

家族聚会的闲暇，表舅大谈对当下社会现象、世界局势的种种看法，他儿子忍了一会，到最后忍不住了：“爸，你这都是从哪儿看来的？现在网上那些短视频满嘴跑火车，都是扯淡，可不能信，不像当年的报纸了——就算是报纸，也就天气预报还有点准数。”说起来，你可能也有同感：这是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甚至你明知道有些话分明就是扯淡，但它们偏偏就大行其道。扯淡归扯淡，在一般人眼里，那好像也无伤大雅，难道这也值得认真对待？说起来，扯淡至少不是撒谎，至少不少人看起来是真信这些的，他说那些也并不是要欺骗谁。然而，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哈里·法兰克福认为，扯淡其实比撒谎更有害。2005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主任写了一本薄薄的哲学随笔《论扯淡》（On

哪吒降生的时候，母亲殷夫人很失望，没想到等了整整三年六个月，又是一个女孩。刚回到宅院的李靖，看到屋子里红光斗现，婴儿一声洪亮的啼哭，急匆匆赶到产房，看到他充满期待的神情，殷夫人气息奄奄躺在那儿，有气无力地说：“老爷，我对不住你。”“难道该我命中无子？”李靖长叹一声，沉默了一阵，他有了主意，“不，哪吒就是我儿子。”“你是说把她当男孩养大？那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只要我们不说，没人知道，她自己都不会知道。”哪吒这孩子也确实不像女孩，对女红、家务没半点兴趣，李府上下都只见她成天东奔西跑，追鸡撵狗的，没一刻安生。有一回她爹都气不过她太皮，把她锁在东宅小院里，哪想到她居然爬上院子里的大枣树，踩着屋瓦四处飞檐走壁。说实话，要说这是个女孩子，还真没人敢信。有一回她又闯了祸，捅了路边的一个大马蜂窝，蛰伤了好多人，她自己倒是跑得快没事，但来告状的人堵满了李府门口。李靖好不容易才一一打发走，罚哪吒跪祖先，她跪是跪了，但还倔着不肯认错，强辩：“我分明是一片好心，为免马蜂哪天蛰到人，才冒险去捅穿它的！我承认之前没充分警告那些人，但他们跑得慢，这也怪我吗？”李靖气得打坏了两块板子，愣是拿她没办法。夜深人静后，殷夫人在枕边忍不住啜泣：“吒儿这哪像个女儿家？以后长大了谁敢要？”李靖听了心烦，沉声说：“你趁早死了这念头！哪吒不嫁人，将来我还要靠她继承香火，统兵打仗，接管陈塘关的。她不是你女儿，是我儿子！”让她拜师太乙真人，其实也是李靖夫妇实在不知道怎么管教这孩子了，头痛之下偷个懒，但愿她不服爹娘，好歹在神仙师父那里能收收心，至于能学到多少本领，那倒还在其次。让这么小的孩子远离父母去学道，殷夫人心底里着实不舍，那毕竟是娘身上的一块肉，那年头又没电话、网络，天界甚至连邮局都没有，思念起来怎么办？但要不送走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学道毕竟还是有点用的，学成归来，殷夫人欣喜地发现，这孩子不但长高了，行为举止也多少有点小大人的样子了，只是她仍然没一点像女孩子家，这也难怪，本来跟太乙真人说的就是把她当男生看待的。另一点，殷夫人不知该不该高兴：三年不见，这孩子和父母也不像以前那样调皮打闹了，在外独立生活这么久，她现在显然有自己心事了，有什么事也不像以前那样告诉妈妈了。但说起来，谁不是这么过来的？那天从外面回来，晚饭时哪吒时不发一言，看起来心不在焉，食不甘味。小时候要是这样，殷夫人就知道她肯定在外面闯祸了，才会这么安分一会，但现在有点吃不准，只能等着她开口。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她才吞吞吐吐地问：“妈，杀人偿命，那如果杀的不是人，会怎样？”“那看你杀的是什么了，如果踩死蚂蚁当然没事，你杀死什么了？”哪吒嗫嚅：“我不知道。一个丑东西，像是一条大蛇。”殷夫人松了口气：“那不要紧。你没被咬到吧？”“没有。我没事。”哪吒怔怔地说，“那条大蛇还会说人话。它，它说我不是男孩子，是女孩子。”殷夫人惊地站起来：“它这么说？”“是啊，它还说我女孩子家不害臊，在它家里洗澡，它都看见了。”她说到这里仍然怒火不熄，当时还有更污浊的话，让她一想起来就恶心，“我气不过，用混天绫捆住它，拿乾坤圈在它头上敲了一下，没想到它倒地死了，变成了一条大蛇，头上还有角。”“你这是去哪里洗澡了？”“东海啊。”“老天！你这孩子可闯了大祸了，这哪里是大蛇，你这是杀了龙族啊！”殷夫人忍不住大喊，“老爷，可出大事了！”一声惊雷，黑云压城，一个巨大的龙头在云端若隐若现，半空中远远传来龙王的声音：“李靖，你纵子行凶，触犯天条，快交出你儿子，否则我不给陈塘关行云布雨，让你们大旱三年！”哪吒指天高声说道：“有种冲我来！小爷一人做事一人当，别牵连无辜百姓。”李靖拦下她：“孽畜，退后！”他随即向龙王拱手：“我孩儿哪有本事杀死龙族？这里面想必有什么误会，恳请龙王到敝宅一叙。”“误会？哪有什么误会？”龙王收云下降，站到李府里，冷笑着说，“令郎大闹东海，混天绫、乾坤圈搅得龙宫震动，我儿子敖丙劝阻驱离，有什么错？虾兵蟹将远远地都看到了，是你儿子一言不合猝然行凶，逃离了现场。”李靖不紧不慢地问：“令郎当时只是劝阻驱离吗？”这一问，龙王也老脸一红，其实这几天他听龙宫和人间都在传闻，说三太子意图对一个男孩动手动脚，结果还被打死了，堪称龙族一大丑闻，这事还传得越来越离谱，到最后有鼻子有眼的，说得十分不堪。实际上，他觉得就算儿子喜欢男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夜里想起，他甚至觉得儿子要是能早点对自己说实话，也不用偷偷摸摸还送了命。老实说，他那么多龙子，死个把倒也没那么心痛，但龙族的名誉可经不起这样抹黑。反正现在也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还不知道我儿子的为人？倒是你儿子顽劣的名声在外，我听说的可是你儿子要逼迫敖丙苟且，可怜我儿不从，无辜送了性命不算，还被剥皮抽筋，我龙族哪受过这等侮辱？”听到这里，李靖摊开底牌：“我就说是误会。我敢保证绝无此事，因为我家哪吒虽然当男孩养大，但其实是女孩，要论男女之事，肯定没有龙王三太子懂。这也好，咱两家仇家变亲家吧。”意外得知真相，龙王又惊又喜，得知儿子喜欢的不是男孩，老爹总是松了口气，丑闻也变成了喜事，他做出一副豁达的样子说：“其实我向来是开明的家长，年轻人自由恋爱从不阻拦，没想到他们玩闹成这样。哪吒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这么暴力？被我儿看上，难道不是你家的福气？这样吧，只要哪吒作为寡妇给三太子守节，我就既往不咎。”李靖拉住哪吒的手，说：“孩儿，快跪下拜谢公公。”他凑在她耳边说：“你消弭了这场大祸，陈塘关百姓和家族上下都会感谢你。”哪吒只觉得一阵强烈的恶心，心底的怒火在闷燃，她冲口而出：“不！我命由我不由天！”殷夫人拽住她衣角，低声说：“那女人的命也是吗？别任性了，吒儿。”哪吒捂住胸口，感觉不这样的话，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男孩，爸爸妈妈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今他们却又要逼她认自己是女儿身。她头脑里轰隆轰隆直响，身体都摇摇欲坠，此刻她才伤心地意识到，爸爸妈妈从来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先是无法接受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又接受不了她像男孩一样做自己。她拔出腰间的宝剑，迅疾无比地在脖子上一抹，苦涩地最后呐喊一声：“我不连累你们，都还给你们。”一阵剧痛之后，她感到身体一轻，灵魂飘飘荡荡在半空中，模模糊糊还听到下面在说话：“唉，这女孩子怎么这么烈性！李大人，殷夫人，你们两位节哀顺变，我也没想到事情走到这一步。”“龙王爷留步，让敖丙和哪吒配个冥婚吧，他们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同穴。我们两家以往冤仇，一笔勾销，也请继续保佑陈塘关风调雨顺。”*

在对集采药的一片声讨中，一位生物学博士独持异议，认为医生和患者对集采仿制药的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位Y博的公众号我也读了很久，在那三年里尤其受益匪浅，被科普了不少知识。也是因此，我相信他之所以连发四篇力挺国产仿制药，并无私心，而确实是基于科学主义的立场。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切身体会都无法撼动他的认知？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不值一提的“身边统计学”，个人的直观感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以很多人关心的集采仿制药质量为例，采用身边统计学，你想要什么结果，身边统计学就能给你弄出个什么结果。”他说，你如果要质疑，就得有严谨的研究证明，笼统而个别的经验感受是不作数的：说麻药不麻，哪一种麻药？丙泊酚？如果是丙泊酚，哪家仿制药企业做的丙泊酚有问题？是某个规格，还是所有规格？是一个批次，还是所有批次？他呼吁，“不要忽视医保的进步”，“不要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正是以一致性评价过评为准入标准的集采，开始让中国所有的公立医院进货标准有了极为必要的统一标准。考虑到开什么药很自由的以药养医时代里普遍的医疗腐败，集采将药品采购规范化、集中化，可能也是最大范围保障医疗质量的最现实办法。”在他看来，仿制药只要通过严格的程序，药效是完全可以得到保证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挽救公众对它的信心，而办法也很简单，“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把集采药物一致性评价的过评结果全部公开”，而“一些医保局官员在解释集采标准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适当牺牲一点隐私，告诉公众，自己是否在使用一些常见的仿制药。”他说的这些有道理吗？说实话，简直太有道理了。他所谈的，都是抽象的理论原则：仿制药也可以有药效，这是已经得到理论验证的，单凭经验性的个案不足以推翻这一点。只要通过一致性评价，遵循严格的流程，有好的监管机制，没有道理不能既有药效又能降低药价。正因为立足于理论这一坚固的礁石之上，他顽固地无视医生和患者的反应，暗示他们只是被非理性地误导了：“一切基于科学数据、事实的讨论都值得鼓励，但不要把偏见与误解，演绎成勇于揭露真相。”他甚至揶揄，没想到自己读者里有那么多相信身边统计学的，“不知道是科普道路艰难而崎岖，还是洗粉的道路漫长而遥远。”这是什么？这是理性的傲慢。他讲的原则都对，从理论上来说，仿制药确实可以有药效，印度就是，但中国的现实不是这样。他懂科学，但看来不懂中国。集采药降价80-90%，而集中采购又只看低价不管药效，仅此就足以击穿很多底线，很多难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药企生存都成问题，还要坚持原则不降药效就太考验人性了，这样一来，正常逻辑都会被打破，“一致性评价”就成了“一次性评价”。更何况，在国内社会，做不做、怎么做，常常也就是领导一句话。在完全合规的框架下原本是不可执行的，但领导偏要执行，那就必须执行，所有的流程都得为了执行这个大目标而扭曲，打上各种补丁乃至各种造假，那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国内的现实，有时是正常思维无法理解的。多年前，我的新加坡老板新上任，得知客户拖欠我们公司数千万广告费，惊讶之极，她之前在新加坡六年，纽约四年，没听说过这种事，于是召集我们开会，问：“是我们做的有问题吗？如果我们没问题，客户还不付钱，那我们就把他们告上法庭。”会后，我一位同事向我苦笑：“要是像她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说实话，我看完Y博那四篇之后的感觉也是这样：“要是像他说的这样就好了。”真的，我是多么希望那是中国的现实。他可能在美国太多年了，又在象牙塔里，本来他把这当学术问题来讨论也没事，但他偏又觉得现实没道理不按他那套原则来，却没想到现实不是理论，偏有那么多岂有此理的事。反过来想，他为什么如此坚持科学主义的立场？这只是出于坚硬的理性吗？却也并不然。说到底，他之所以这样力辩，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信念，因为他相信标准化的集采，对反医疗腐败是一件好事，更关键的是，他相信中国药企的在达到药效标准上是完全没问题的，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品质不行。他说得明白：“中国的药品制造行业明明具有全球影响力了”，他在美国多年，“我听说有人担心美国创新药体系被中国企业冲击，也听说有人担心会牵扯到地缘政治，唯独没听说有人觉得药品制造太复杂了，中国企业造出来的药质量不稳定”：为什么在一些人眼里如此艰难的药品生产，国产仿制药企业——哪怕是头部企业似乎永远做不好，欧美那么多在医药道上混的老油条，没人感同身受？相反，欧美更多的是担忧中国“逆向工程能力”太强，一不小心自己的创新会被逆向破解抄袭。中国医药行业似乎在全球引起恐慌，在海外是强大的制药能力（制造，不一定是创新），在国内，却成了极弱的制造能力。这，我真不懂。其实这没什么难懂的。有能力做到，和做出来什么样，这是两回事。国内食品企业但凡出口日本的，多严格把关，因为要遵照日本市场的品质要求，但对国内市场？既然品质没要求高，你花那么高成本去确保品质，在一个价格敏感的市场上，难道不是自找死路？当年厦门的px化工厂事件，清北的学生给网民耐心科普，强调从科学角度来说安全性很高，你们不要反智，别那么容易被煽动，要相信科学。结果呢？px工厂迁建后，不止一次爆炸，新浪报道的标题是“科学被不信任击溃”。知识分子的天真也在这里，这种辩论，对他来说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思辨，但在现实中却可能被人利用，恐怕不乏有人会怀疑他这么说是不是在为什么利益集团站台。这种理性的傲慢，伴随着对抽象原则的坚信，有时会造成可怕的灾难，因为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足以动摇他们的信念，因而可以对普通人的痛苦完全视而不见。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疯狂”，看似是在理性地坚持原则，但这种对信念的捍卫热情本身其实是非理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说理论本身有问题，只是如果你要秉持某一原则介入现实，切忌掉进自身理性的陷阱，抬起头看看现实吧，尤其现实中是他人在受苦。相关阅读：神秘属性的信仰

对这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期待？如果拿这句话去问问周围人，得到的回答大概率是：“没什么期待。”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变动的时代，挨了太多锤的人们早已学会了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那样至少还能保持一点情绪稳定。“未来”从未如此令人害怕：人们不知道当下的日子能延续多久，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不会变动的。你大概也听说过“今年将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话对错且不论，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同这一悲观的预言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自动实现的预言。乐观在此刻不受欢迎，除非是像那个犹太笑话里所说的那种：“我当然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昨天比今天好。”对缺乏风险抵抗能力的弱者来说，这是可取的生存之道。无力又无助的人身处自己无法把控的风险境地，看不清自己能有什么样的道路可走，如果要问怎样生活，那答案无非是：“混呗。”“混”的人是看不见未来的，在他们眼里，未来笼罩在一团迷雾中，当务之急不是什么“开创明天”，而是先“熬过今天”——而明天，无非就是重复今天，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陷在这样的循环时间观里，生活就是无穷无尽的忍受。人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虽然并不总能），他们卡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里——这个短语的突然流行，折射出一种故作清醒的哀怨：“我”被扔进了一个自己无能为力又无法逃离的时空里，看不到更多更好的可能，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这像是存在主义和宿命论的奇怪组合，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现代人，却困在名为“时代”的茧中，并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了理由，甚至可以嘲笑那些努力的人，他们没看清才那么白忙活，所以才有那样的梗：“辛苦了一年，幸亏没努力，不然都白费了。”根据这种看法，努力是不必要的，因为既然努力也不能得到更好结果，那躺平至少没有白费力气。这样，人们在行动之前就取消了行动。尽管这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出现，但本质上说，这其实就是“无为”哲学的当代翻版。之所以不知道如何行动，与其说是人们对自身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不如说是他们看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一片混沌之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又似乎做什么都是错，那么在情况更分明之前，还不如什么都不做，那样至少也不会出错。有句话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那么你肯定到不了想去的地方。”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此时，一种害怕出错的意识又阻止了他们行动，于是他们决定“等等再看”。这种心态本身，就是时代处于变动之中的可靠表征，正是在此时，意识形态才尤为重要，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甚至哪怕是错误的，至少告诉人们大致可以朝什么方向走。我当然也没有水晶球可以“洞见未来”，但我想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我们正处于变动的过渡期。即便普遍预期是“变坏”而非“变好”，但对“变”本身没有异议。我知道，不乏有人选择随着时代的变动而随波逐流，变动对他们而言是机会，而对另一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弱者而言，变动的意味则迥然不同，因为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所言，他们长久站在齐脖深的水中，一阵细浪就可能是没顶之灾。有太多变动已经发生，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种系统性的不稳定中。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比亚迪巴西工厂被冲了。巴西劳工部（MPT）指控它“奴役”工人，并列出事实如下：护照全部被扣押；工资分三部分，每月只发40%到手；有时整周无休，每天工作10小时；住所无床垫无柜子；31人共用1个厕所；为免耽误5点半上班，工人们凌晨4点就得起来排队上厕所……此事传回国内，国人震惊的与其说是工人们的劳动条件之恶劣，不如说是震惊于这样在国内随处可见的劳动条件，在国外竟然被视为“奴役”！比亚迪巴西工厂的一位中国工人在回答“你们被解救了吗”时说：“我们在巴西上班不需要解救啊，这个事都是巴西人搞的鬼啊，他们想在这里上班啊，所以他们就想把我们整跑回国啊。”也是因此，承建这一项目的金匠集团公关宣称这是一个阴谋，甚至是国内自媒体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的抹黑，不存在“奴役”，因为中国员工接受这样的劳动条件都是自愿的。确实，不乏有人据此为它辩解。在微信群里谈起，就有不止一位认为这在实质上伤害了这些劳工权益：比亚迪解除这家建筑外包公司合约后，这100多位工人出海赚钱的梦碎了，而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回来大概率难以找到更好的机会出卖劳动力。根据这种看法，“真正的劳工权益”就是允许劳动者自由出售劳动力给企业，工人们希望加班多挣钱是真实意愿，但一些自我代入正义天使的自媒体人却无视这样的现实，渲染“奴工”话题，不知民间疾苦，“所谓给劳工的权利，其实是在伤害劳工自己”。有一位进而强调：在劳动力市场中，只要是基于自愿选择的行为，就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工人们自愿前往巴西工作，为了办理手续而上交护照，这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就像股市投资一样，有人愿意承担高风险换取高收益，这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农村的农民工，是中国观念最正确的人，他们知道，卖一份劳动力就拿一份钱，多拿钱有什么不好？居然去支持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加贫困的法律

在看了我近来几篇评论之后，一位老读者既给我赞赏以示支持，又加了一句附言：“你的文章，我越看越消沉。有的问题无解。”我能体会他这番话背后的无奈：很多事，看清又有什么用？甚至正因为看清才痛苦，连回归原本那种“傻乐”的天真都不复可得。罗曼·罗兰有句格言广为人知：“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但这之所以被称为“英雄主义”，就是因为太难做到了——大部分人在发现生活的真相之后，就很难再热爱生活了。想来这也是为什么“难得糊涂”这样犬儒的格言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既然现实无法也无力改变，反抗只是不断碰壁，那么还不如醉生梦死的混沌，那样好歹能轻松一点。这样的感慨，至少也有共鸣，只不过觉得“看清也无益”罢了；另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因此受指责。几个月前，有一位母亲私信我说：我的孩子被你影响得悲观厌世，她本来内向优秀、追求完美，读到了研究生，如今却消极低迷，承受不了现实生活，特别被你犀利剖析后。她现在每天待在家里，在虚拟世界中麻痹自己，怀疑这个世界，害怕踏上社会，不与外人交流。你是一个成年人，有家有业，我的孩子怎么办？？谁来给她饭吃？？她前几天跟我说：“这个社会有病，可生病吃药的却是我们。”你说，作为一个母亲听了这话得多心疼？我就身处你所说的现实中，但我很快乐，然而孩子不一样，你整天批判现实问题，很多观点都被我女儿接受了，入脑入心，这不是中毒是什么？我看了你很多文章，有些很好，恬静优雅。但是不要再写社会现象了，孩子每天看你的文章，极大地被误导了，却丝毫憾动不了你所说的社会。那些问题不是我们老百姓能解决的，不存在回避不回避。拜托你能不能站在还没定型的学生角度想想，这对他们有何正面力量和快乐源泉？试问，你难道不想传递正能量给你的孩子吗？你要真有力量就去帮助那些弱者，去支教、去养老院、去社区志愿服务……直接行动，岂不更勇敢？何必在自媒体上夸夸其谈？自媒体还是谈谈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吧。你身在云端，可以随心所欲，坐而论道，但我的孩子刚起步，起码得回到现实，先养活自己吧。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写这些文字是没有快乐的，还误导了一大批思想尚不稳定的年轻人。我相信你本意并非如此，但看到像我女儿这样，你心里也不好受吧？对任何社会现象，我都不想评论，但你这样的负面情绪我真心不喜欢。也是孩子说了，我才知道你，知道她受你影响这么深，是你让我的孩子变成这样，我想找你拼命。当然，我得知这事，心里也不好受，不过我很遗憾，这位焦虑的母亲似乎觉得最应该怪罪的是我，而不是社会现实本身。诚然，我本人认为对那些现实最好的办法绝对不是回避，但我也理解一些人的不同选择。我虽然不清楚她家的具体状况，但只要她女儿愿意，我随时欢迎她找我谈谈。她倒是也客气地说：“谢谢你，也许我会选择去上海，既然她认同你，还得拜托你能引导她。”我一位朋友后来听我说起，都惊呆了：“你也是忒大胆，她都要找你拼命，你还敢让她来找你？”不过，事后她既没来找我，她孩子也没加我微信。我不是谁的人生导师，也不是心理咨询师，更无法为自己的文章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承担无限责任，但我能理解很多人为何拒绝看清现实，因为当你察觉生活现实是一个悲剧时，你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否则，逃避现实的诱惑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可悲的是，往往正是善良、纯真、理想主义的那些人，在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时，陷入的内心冲突最为剧烈，适应起来最为艰难，以至于他们被周围人普遍看作是失败者。正是他们的处境，折射出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因为一个良好社会本不该如此。想必会有人说：“说这些有什么用？社会现实又不可能突然为你改变，那作为个体到底又该如何面对？”“认清现实”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在我们这个社会，一般默认似乎只有三条出路：要么接受现实，要么反抗到底，如果既不肯接受又无力反抗，那就只能逃避。然而，真正的关键是超越其上。确实，当一个人看清现实却又无力改变时，那种矛盾痛苦往轻里说也足以让他/她陷入持续的焦虑，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卡”在了那里，不知道能做什么，因而他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把自己的感受与现实隔离开来，因为只要你对现实无感，就不会那么痛苦——虽然对敏感的心灵来说，“对现实无感”本身就是深沉的痛苦。昨天还看到有朋友感慨，从小不知读了多少遍《红楼梦》，虽然一直看不懂，但现在知道人看见什么都是自己的心。年少时只看见青春似锦、看见悲欢离合，如今人到中年，看见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呼喇喇大厦将倾，所有过往欢喜的时刻，只觉都是灰扑扑的一片。这是“岁月磨人心”吗？我想这倒不如说是迟来的顿悟。鲁迅对《红楼梦》有一句著名的评语：“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也就是说，悲剧在无人察觉之时就已经是悲剧了，那些欢喜的时刻，就像浮冰上的晚宴，只有宝玉以其敏感，早就嗅到了悲凉。试想一下，曹雪芹作为亲历者，在后半生潦倒之际写《红楼梦》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知道结局？他无法改变现实，但带着一种宿命论者的领悟，将那个悲剧的全过程呈现在世上面前。韦斯·安德森在谈及他执导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时曾说：“生活所摧毁的，由艺术来保存。”这就像蚌含孕珍珠：痛苦升华为结晶，并最终让人超越了悲苦本身，在艺术中得到了救赎。当然，这对普通人来说，或许不免太难，但自我超越道路也并不只有这一条。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尔曾在自传中说，身为犹太人，他亲身体会到在纳粹集中营的炼狱中生存下来需要付出什么，但一个自我超越的人生目标可以创造出这样一种感觉：一个人的行动对世界是重要的，这可以让他即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去。他说：“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对一个深情期待他的人或对一项未完成的工作负有责任，他将永远无法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此时，“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并且能够忍受几乎任何形式的‘怎样’存在。”所谓“社会”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实体，它正是由你我这样一个个人组成的，我当然清楚它不可能迅速改变，但我们至少可以先超越自身的痛苦，超越自我。日本战后曾有“一人一杀”的说法，指付出毕生的努力去对一个人进行思想改造，说实话，要改变另一个人，那是极难的，但为什么不能试试改造自己呢？到那时，我想，正如罗素在《我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所说的，“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时，将会视为黑暗时代之最后一瞬。”相关阅读：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三十年启蒙失败了吗？不确定时代的乐观你还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吗？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

zong这两天，网上流传一个梗：“现在的中国股市，只能这么形容：‘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确实，自9月24日一揽子政策出台后，股市连日大涨，本来在2600点左右已徘徊许久，到现在已迅速突破3300点。9月30日星期一，A股市场超5000支股上扬，开盘仅35分钟，沪深两市成交额就超过1万亿元，刷新历史记录。前后六天的交易额，估计高达7.86万亿。新的都市传说也诞生了：88岁高龄的老人拿着证件去开户；和尚也出现在股市；甚至有着身残志坚拄着拐杖都挣扎着来到了证券公司。有人宣称“一早赚了52万”，还有网文作者断更几天后称自己在股市已赚了300万，财务自由了，干脆就此停更。有人据说连婚都不结了，先把钱拿来投入股市；还有人入市直接买了100万A50指数基金，当客户经理提示他风险时，他答：“知道。就是赌一把。”别看股市这么狂热，但许多上市公司的公告这两天都在宣布减持，而对一众老股民来说，反正到点位就清仓，千万别加杠杆，过节费落袋为安，这时候不见好就收，还等过些天再次被套牢吗？我有朋友精明扼要地概括：此轮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吃香+老股民相对解套离场+新股民接盘站岗。网上因此流传一个笑谈：网民A：我不会炒股，有10万现金准备再贷款60万，明天70万满仓干进去，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金牌总数并列第一！中国队创下境外参赛最佳奥运战绩！”巴黎奥运会落幕之际，这是国内媒体上最吸引眼球的总结。的确，40枚金牌的总数，可以说是超预期的表现，毕竟赛前的普遍猜测是：“中国队这次能否拿到35枚金牌？”那时，连一些机构对中美以37金并列第一的预测，好像都有点难以置信，但现在，看看网上，有多少人对于被美国队最后一刻追上而扼腕叹息。在此有必要追问一句：中国队这次的奥运战绩够好了吗？庆功之际说这样的话，难免讨人嫌，但此时此刻，才更需要复盘成败得失，不要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冷静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次的总成绩固然相当不错，但问题和隐忧也一样多，甚至老问题没解决，又多了一些新问题。全红婵女子10米跳台夺金后亲吻金牌这次的40枚金牌，中国队六大传统优势项目（跳水、射击、体操、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就占了27枚，近70%——以前更高，1984-2016年间的历届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共夺得163枚金牌，这六大项就占125金，占总数的77%。之所以比重降低，从好的一面来看，是因为中国队找到了更多新的夺金点，在新项目上有所突破了；而从坏的一面来看，则是传统优势项目失手了，乃至相对衰落了。郑钦文女子网球单打夺冠，这是历史性的突破；皮划艇静水2金（男子、女子都是500米双人划艇）也可圈可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子拳击的表现：常园（女子54公斤级）、吴愉（女子50公斤级）、李倩（女子75公斤级）斩获三金，杨文璐（女子60公斤级）、杨柳（女子66公斤级）再加两块银牌，这一表现甚至已超越了几个传统优势项目。有些新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惊喜：邓雅文拿下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冠军；速度攀岩，伍鹏、邓丽君分别拿下男女各一块银牌；霹雳舞、高尔夫球都获得一枚铜牌；滑板由上届第6上升至第4；冲浪首次参赛闯进16强。这对国内这些新兴运动都是极大的激励。还有的项目，中国队看上去也实现了突破，特别是花样游泳，拿下团体、双人两块金牌，艺术体操拿下团体全能金牌，然而，这其实幸亏了对手的缺席：由于俄罗斯国家队遭禁赛，中国队在这些项目上顿时少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俄罗斯强大到什么程度？以花样游泳团体为例，俄罗斯队此前的奥运会战绩是2000年以来六连冠，统治该项目已长达20年之久，号称其他队只有“银牌争夺战”的份；艺术体操队也是奥运会五连冠，直到上届奥运会才被保加利亚队爆冷战胜。虽然俄罗斯的缺席，其它国家也从中获益，但不可否认，中国队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谢瑜在那些传统优势项目上，跳水、乒乓球中国队这次都已经实现包揽全部金牌，树立了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但另一些就不免有得有失，乃至遭到了严重挑战。射击项目，这次中国队拿下5金2银3铜，看上去也还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曾出过陶璐娜、杜丽等诸多名将的女队在个人项目上竟然没有一枚金牌入账，只拿下1银1铜。谢瑜虽然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上夺冠，但其实赛前也不被看好，国内直播时，前两组打完，只给了他一个镜头，解说的意思大致是“去努力过就行了”，确实预赛也只排小组第6，进决赛的排名相当靠后，他夺冠完全是意外之喜。竞技体操，这次拿下2金5银1铜，男子吊环（刘洋）、男子双杠（邹敬园）夺金，为体操队挽回了颜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女子体操明显衰落了，只拿下两枚银牌（邱祺缘，高低杠；周雅琴，平衡木），女子体操团队仅获第六名。上届东京奥运会时我就写过，中国体操队未能及时顺应规则变化做出调整，现在这一忧虑看来成了现实。羽毛球队也夺得2金3银，看上去也还行，毕竟这一项目一向是诸多强队竞逐，但仔细来看，这次中国队拿到的是混双金牌，女双金银牌、男双、女单银牌，曾经林丹、谌龙长期称霸的男单，中国选手居然连一块铜牌都没拿到！这至少表明，男单的人才培养梯队出了点什么问题，新老没衔接上。石智勇失手后说自己“肉收肌可能断了”，他考虑赛后退役举重队的战绩看上去相当不错：5枚奖牌全部都是金牌，总共派出6位选手，拿下5金，这还不知足吗？问题是，这次旁落的那一金太可惜了：男子73公斤级的石智勇原本可以实现三连冠，但在完成抓举后已领先第二名10公斤的情况下，不是先稳一点保住奖牌乃至金牌，而是挺举直接开把191公斤，结果三次失败，成绩为0。这种过分冒险的策略，教练团队恐怕应该检讨。赛后，举重队的5枚金牌都挂在石智勇脖子上，宽慰这位老将。举摔柔运动的另两块，就差强人意：摔跤队这次战绩是1银4铜，这还是在俄罗斯这样的摔跤强队缺席的情况下；曾经几乎每届奥运会都有金牌入账的柔道队，只得一枚铜牌（马振昭，女子78公斤级）。跆拳道也曾斩获不止一块金牌，这次是1银1铜。自行车项目，中国队遭遇严重挑战，而上一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还实现场地自行车蝉联冠军，钟天使、鲍珊菊打破世界纪录，女子团体争先赛也夺得金牌，而这一次卫冕冠军只获得第六名。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规则的变化：团体争先赛由2人2圈改为3人3圈，欧美运动员在爆发力、耐力上表现得更胜一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队长久以来的老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优势项目，一直都是在那些小项上，田径、游泳、三大球，这些世界各国开展最广泛、竞争最激烈的项目上，中国队长期表现乏力，难以突破。田径，这次的成绩是1金1银2铜，并且全部是在传统的项目上：女子20公里竞走，杨家玉夺金；女子铁饼，冯彬银牌；女子链球，赵杰铜牌；女子铅球，宋佳媛铜牌。曾获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的切阳什姐（固然那次夺金也有运气成分，因为原金银牌选手都被查出服药而取消成绩），这次在马拉松竞走混合接力赛中仅获得第14名。潘展乐游泳队，这次获得2金3银7铜，应该说相当难能可贵了。中国泳坛长期阴盛阳衰，但这回不同：两枚金牌可以说都靠了潘展乐的强大实力，男子100米自由泳甚至以领先第二名1秒的恐怖优势夺冠。女队是明显相对衰落了，除了唐钱婷女子100米蛙泳夺得银牌，剩下6块都是铜牌——张雨霏一人就贡献了6块，其中3块是个人项目：5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蝶泳。田径和游泳，是中国队的老大难，北京奥运会曾制定战略，目标是分别夺得2金、3金，但最终田径只获得两枚铜牌（女子链球、女子马拉松），游泳则由刘子歌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4秒18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那一届中国队在家门口夺得51金，田径、游泳合计只有这1金，而美国队则斩获19金（田径7金，游泳12金）。多少年过去，中国队当年的目标仍未实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奖牌颗粒无收，女排获第五名，这与2012、2021年两届奥运会的成绩一样，现在回头来看，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夺冠，更像是一次超水平发挥的意外。女篮这次排名第9，虽然仍是亚洲最强（日本第12），但没能突破（上一届也止步八强）。至于男队，男篮还曾在姚明时期受人瞩目，男足、男排，大概国人已经习惯了不抱多大期望。固然，这些项目上要有所突破，本来就谈何容易，但这届奥运会中国队的表现，也可以让人看到，格局基本还是原来的格局，能快速出成绩的新项目、小项目也都已利用到足够了，剩下来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以后的路还能怎么往下走？相关阅读：奥运奖牌背后的综合国力中国体育在奥运会崛起的秘密

一位30岁的白领精英，直至大学毕业看来都是一路开挂的人生，工作三四年攒下三四百万，日前却突然自杀身亡。究竟什么才是压断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两天网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孕期抑郁，也有说是夫妻争执，还有人猜是房价大跌之后的房贷压力，再加上遇上所在公司减薪。也许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最终成了摧毁她的完美风暴。对于不清楚更多内情的人们来说，谈论这件事，无非就是投射自己关切的问题：有些人感叹女性（尤其职业女性）的处境，有些人坚信悲剧的根源是经济下行，还有人认为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是承受挫折的韧性格外重要。当然，也有人嘲讽她身在中金这样的头部金融机构，接触的信息和研判本应是最全面的，居然未能看清局势走向，高位买入15万多一平米的豪宅，给自己加了太多杠杆，最终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输光所有，可怜又可悲。然而，这是她的错吗？我想在四五年前，她绝对想不到自己会陷入这么多困境，事实上，越是像她这样的精英，越是会产生一种“那些问题就算别人会轮到，但不会轮到我，就算我轮到也能搞定”的错觉。她掌握的信息再多，也不足以研判局势走向，想想看，张雪峰2020年还曾向高考考生极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他可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但他能料到房地产崩盘吗？再怎么精英，是人都可能出错，那些侥幸躲过一劫的，与其说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倒还不如说是运气。这甚至也不是承受挫折能力的问题，因为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就像一条船设计了五个密封舱，本以为足够保证不沉，但你哪能料到偏偏就会遇到一场致命的海上风暴，竟然五个舱都进水了。微博“三石小记”日前也谈到自己的心酸故事：她2020年在河北永清县买房安家，140平米，2万2每平米，总价308万，当时业主群里都说以当地在京津之间的位置，将来能升到4万一平米才算合理，哪能想到现在暴跌到7800元一平米，加上还贷利息，血亏233万。曾经夫妻俩年收入40万，现在都失业在家，连物业管理费都交不起，不得已卖房回老家去了，她感叹：“一个小家也是国家的缩影，去杠杆是极其残忍和痛苦的。”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曾抱着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全力投入，憧憬着自己的生活能变好，但结果却没想到一把输光，连生存都成问题，掏空六个钱包，最终其实是普通人为时代的剧烈变动买单。我对当下舆论场非常反感的一点，就是当局势顺遂时，总爱说你只是吃到了时代红利，言下之意，成功不是你个人努力所致；但当情形不对，失败的苦果却要你独自吞下，只怪你自己有问题，除了个体之外，什么公司、社会、国家、时代，都撇得干干净净。在这件事上，关键之处在哪里？照我看来，是社会的长期信心正在被摧毁。我们每个人在设想自己未来时，都没有水晶球，只能按照当下不完整的信息进行预判。在2020年初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大概都以为自己当时的生活会延续下去，即便是那些嗅到点什么不一样的人，恐怕也料想不到在短短三四年内竟然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是普通人不可预测又无力左右的。彼得·沃森在《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美洲文明的形态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当地来自自然环境的威胁远比旧大陆严重——飓风、地震、火山喷发、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雷雨，还有美洲豹等猛兽的袭击，“重要的是，这些事的发生并没有规律，早期人类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找到规律。”因此，美洲印第安人在畏惧之下认为，灾难是由神灵的愤怒和不满引起的，这些神灵远比亚欧大陆的神更暴虐、更具破坏性，也更容易发怒，崇拜何时奏效也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只能碰运气。相比起来，旧大陆温带地区的自然规律是有迹可循的，因而其主神的反应也是可以预知的，这就让人们对自身行为有了信心，知道只要怎么做，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一个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实正是基于这种长期信心。好比一个农民，知道只要每天勤于除草、施肥，到秋天就能有可预期的收获；但是如果这一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投入巨大努力，最后一场龙卷风刮得一干二净，那还不如躺平呢。尽管在一些悲剧发生之后，人们议论纷纷说，本来可以如何如何，但面对一个超出自己日常认知范畴的变动，普通人是难以应对的。就算父母从小注重对孩子的挫折教育，那你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严重的挫折。正如有朋友感叹的：“一眼望不到头的下坠，很难通过这种经验来解决。”因为这超出了你的经验。本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不应该苛求每个人都有超强的预见能力、受挫能力，谁还是超人不成？既然是风险社会，那么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去管控这些风险，让每个人即便遭遇什么不测也不至于一蹶不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事实上，保险、失业救济、破产法等等一系列现代机制，都是为了保障一个人在失败之后还能东山再起，而我们这儿则是这些机制不完善，却独责个体能扛起所有。乍看起来，这倒是代价很低的方式：反正普通个体默默咽下了苦水，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当长期信心被摧毁之后，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也势必将遭受严重冲击。想想就知道，“三十年卷王一无所有一身负债”这种事一旦发生，那么年轻人都会收到一个信号：这样卷下去还有必要吗？你之所以愿意卖命，是因为对回报有一个预期，但现在都发现这样的投入不一定能得到预期的结果，那还不如及时行乐。至少在前四十年里，中国社会的繁荣，正是靠着无数人的长期信心，人们真心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工作，将有源源不断的回报，为了那个闪闪发光的未来，中国人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现在，当这种预期被打破，将会发生什么？信心一旦被摧毁，是很难恢复的，现在谁还敢做三五年后的长期计划？尽管这种“捞一票就走”的炒短线行为之前也存在，但到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变数太多太不可控的情况下，长远计划是没有意义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更麻烦的是：这会带来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底下，连动物都会减少生育，你如何能指望理性的现代人在明知风险增大的时刻去多生孩子？还嫌自己压力不够大吗？当然，也会有人认命，或者根本不去想这些问题，活着就是了，然而，不要忘记，这种长期信心最容易受打击的，恰是社会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这到头来会拖着整个社会减速。尽管现在还难以看清，但我相信，有一些深层的变动已经在悄然萌生。明智的管理者不能简单地将之看作孤立的个案，而应该着手完善一套机制来确保个体不至于单独面对不可测的风险，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相关阅读：当年轻人眼里的光熄灭无论没了什么都要能活下去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勤劳已经不能致富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

奥德彪“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年轻的时候很穷，努力了几年终于不年轻了。”“钱虽然没赚到，但也没白干，起码是累着了。”“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我是今年的穷小子。”“早出晚归，财神来敲门我都不在家，我不穷谁穷。”你可能也听过这几句“奥德彪语录”，奥德彪这位用自行车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国网络上意外爆红，随即出现了许多借用他名义的“语录”——当然，那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说的，倒不如说那更像一场降神仪式：太多无名的打工人需要这样一个神灵附体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种对传统工作伦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激励在现实面前已经失效，努力的结果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无意义，人们也已不再期待“勤劳”能“致富”。另几句“毒鸡汤”也隐含着对说教、鸡汤的调侃：年轻时的开拓眼界、努力不会带来什么正向的结果，就算有结果也不是你原先想象的那样，宏大的意义在此都被消解掉了。“趁年轻要多出来走走，以后送外卖才认识路。”“高中玩三年，那么将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么将苦33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车的就少了。”“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被看见。”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上班的规训也就没什么说服力了，延迟满足更没有必要，至少当下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实的：“正义都可以迟到，为什么上班就不能。”“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乐趣可言，甚至也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明知不会带来什么回报，更谈不上乐在其中，却停不下来，只是在日复一日地机械重复这样的劳作：“不是单车没有刹车片，而是生活没有暂停键。”“我不能踩刹车，因为贫穷会追上我。”“如果我不会被生活压弯，那生活就会把我压弯。”“安慰别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总想绳子一套。”“我并非无路可走，我还有死路一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那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只有当下咬牙熬过每一天才是真实可感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活着”，正是如此：活着不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只不过传统社会还有血脉延续的永生渴望，而到现在，人们连这一点也都放下了。不要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几句自嘲和牢骚，在我看来，这正标示出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动。“勤劳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魔力，是因为它虽然谈不上是契约，但至少是一份有说服力的承诺，然而现在，年轻一代发现，原有的伦理期待已经落空了。在中国社会，一旦这种伦理期待（诸如“善有善报”）在现实中落空，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因为当原有的信条失效之后，在新的信条确立之前，就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很难有什么能说服人们照常行事了。这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你所想象。”如果你还以为这只是年轻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错了，这之所以构成精神危机，恰恰是因为这是新一代从自身处境出发的冷静思考。当人们意识到吃苦除了让自己痛苦之外，并未带来什么真正回报时，就会质疑那种“吃苦”哲学。这是一种基于反思的哲学转向。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当然不是第一回出现。19世纪初的法国，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仅仅劳作并无价值：“如今有什么东西便宜？什么都很贵。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钱不值！”反思都是从这种痛苦的质疑开始的，毕竟当人们发现自己原先为之努力的事情并无意义时，是很难不痛苦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开端：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意义的观念。确实如此，当下的“奥德彪语录”之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它以戏谑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犬儒的，乍看起来并未召唤什么抗争或行动，即便有也是消极意义上的，然而它仍然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实践可能：他们至少开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处境。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无论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庙堂，或醉卧街头，忽然怀疑自己，怀疑这眼前的一片繁华，这怀疑就是觉悟的种子。”觉悟当然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经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勤劳致富”的承诺，那么就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并不能带来预想中的成功，那么为什么要忍受？更进一步说，“努力”常常意味着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自我改善，不断进步，然而现在这一点也在迅速消逝，因为那个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标并不取决于自我努力，有时运气甚至还更重要，那么只有能真正提供内在激励的动力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这诚然是一场精神危机，但变化也都是由危机带来的。相关阅读：东哥保留对兄弟的最终解释权成功是靠努力还是靠运气？成功学的退潮在上班和上学之间，年轻人为何选择了上香？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

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许多成功人士都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他们之所以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努力。如果有人说那只是他们运气好，无异于是侮辱。这种信念能让人感觉良好，但问题是到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你该如何面对失败？社会学者卡丽·莱恩发现，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很多高新技术工作者在失业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寻求政府干预和集体行动，而是很平静地接受了下岗的现实，因为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效力和公正，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在他们眼里，傻乎乎地指望家长式的雇主提供工作只是一种过时的依赖心理，而他们则自视为“一人公司”（Company

刘强东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再次定义了“兄弟”。他在5月24日的一次线上讲话中，说到一些员工选择“生活第一，工作第二”：不想拼，我能理解，每个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错，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你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有人根据他多年来对“兄弟”的发言，总结了“京东的兄弟宇宙”：2018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2022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支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2023年：“我不会躺平，我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2024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当他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时，隐含的意思是“京东的每个员工都是我的兄弟”，也就是说，这家企业的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员工们不仅是受劳动报酬的激励，还受到这种（不花钱的）情感激励。然而，这种含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哪怕是去年的发言里，“东哥”仍然像是一个大家长：他强调了拼搏努力，而且他本人就是兄弟们的表率；但到如今，“兄弟”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资格——并非“加入京东就是兄弟”，而是“一起拼搏才是兄弟”，否则，你就被开除“兄弟”资格了。最妙的是，这还没有打破原有的诺言：京东的确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但根据新的定义，你不再是兄弟，那开除当然就不算违背承诺，并且过错在你。东哥保留对兄弟的最终解释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道德绑架：你必须拼尽全力符合我的期待，才能得到我的认可，不然就接受我的绝罚。像这样的逻辑，盛行于中国家庭内部，许多人可以说无师自通，早已习以为常，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起作用的关键所在。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受伤害的经历：你做了什么达不到父母期许的事，无论是考得不好，还是找了个他们不喜欢的恋人，爸妈就来一句“你不是我儿子/女儿”了。有的家长倒是没祭出这样杀伤力巨大的话，但仅仅是为了避免让父母失望，就驱使多少人努力去取悦家长，因为他们太想得到父母的认可，不惜拼尽全力去“挣得”那一份资格。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很多看似生来就有的身份、权利，你都得努力才能得到——好比说“人民”，乍看起来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然而，那前提是你遵循一系列规则，不然你就是“人民公敌”了。当然，最经典的是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本来，“兄弟”还带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个说辞掩盖了劳资双方的剥削关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幻觉，仿佛所有人都在这个温暖的共同体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付出，也得到肯定。然而现在，“不拼博不是兄弟”的说法，打破了这一幻觉。“兄弟”不再是一个纽带、一份归属感，而成了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工具，一种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悬在头顶的威胁：去为大哥努力工作，至于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算作是“兄弟”，由他说了算，并且他随时可以将你不再看作兄弟，而一旦失去这一资格，你将被随意处置。这也暴露出“兄弟”说辞的虚伪：它看似平等，但其实是不允许互换的施恩手段，要不然，你觉得不拼搏就不算自己兄弟？我还觉得你这样的嘴脸很不够“兄弟”意思呢！“兄弟”资格还真是值很多钱：虽然被称作兄弟也不会身上多块肉，但你最好努力去保持这一身份，不然代价将相当不小。这与其说是提供激励，不如说是以惩罚为后盾来驱使人拼搏。除了企业文化使然，这种图穷匕见的说辞，大概也反映出京东正面临拼多多的强大竞争：今年第一季度，据称拼多多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6%，高达280亿元，而京东是71亿，仅有其1/4。在经济下行之际，便宜才是王道，长此以往，京东的前景不问可知。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强东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他想不出什么新模式来应对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压力，转而想进行内部动员，驱使所有人强化内卷，将旧模式运用到极致。且不说这能否“卷”得过一向以低价策略主导的拼多多，关键在于：刘强东将个人的领导力无能，转嫁为员工责任，那言下之意无非是“企业要是经营失败，不能怪我，怪你们不够努力”。成为“东哥的兄弟”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你要努力也是为自己努力。“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没什么过错，错的是现在的商界精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伦理，提出新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模式，在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归罪于小人物没拼搏。中国人真是受够了这样的PUA。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就写过：“祥子一直以为努力拉车，就会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祥子到死都认为他未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拉车不够努力。”周慕姿在《羞辱创伤》一书中指出，这和我们的社会文化、习惯有关，那就是认定“惩罚，才会进步”：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习惯，使得“自我批评／自我怪罪”被喂养、几乎存在于每个受过创伤的人心中，那就是——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不够好，也应该要被惩罚；只有把自己批评、骂到一文不值，才能痛到记取这样的教训，不会再犯，或是，才会更进步。这种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一种罪责意识植入到了人们内心，利用了人们的自省，那些老实的孩子真的会去不断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么做，很容易导向自我厌恶和自我惩罚，为了得到权威的承认而不断自我逼迫，还将之视为“进步”和奖励。异化的大门就此洞开。我当然知道，当下的困局远不那么容易面对，遑论破局，但正如日前网易上一条评论犀利指出的：“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我也是小人物，也因此格外警惕和反感这种论调，一个良好社会应当容许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潜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名义驱使人们为某个未必符合自身利益的宏大目标努力，谁也不能让我承担超出我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我们是时候摆脱这些思想的枷锁了。相关阅读：交友别交吴京这样的朋友恩情的负担用后即弃的人困住骑手的是究竟是什么系统？年轻人更相信钱有错吗？

爱尔兰铁路公司的财务经理德莫特·米尔斯将雇主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工作太“无聊”，尽管他年薪高达10.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0.5万元）。他声称，自己上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报纸、吃三明治和散步”上，他认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是公司多年来对自己的“惩罚”，因为他无法使用自己的技能。在这一报道底下，不乏有人半开玩笑地留言：“让我来接受这样的惩罚吧！”“我也想要这样无聊的工作！”确实，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钱多事少离家近”难道不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工作？但这可并不只是“矫情”。我在实习时就深有体会：坐在办公室里整日无所事事，既没人教你也不给你派活，那种“吃不到苦的苦”，有时甚至比“吃得到苦的苦”更苦，至少后者过得还算充实，忙完了也多少有点收获，尤其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才是最尴尬难受的。不仅如此，这种“不知道能干什么”所带来的目标感缺失也会侵蚀人的心灵，让人陷入心慌而迷茫的状态，即便已经位高权重，你内心也清楚，自己“假装在干活”其实没创造什么价值，这种状态意味着你对组织而言是多余的，搞不好裁员时第一个就会轮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工作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仅提供了物质收入，还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身份（“我是谁”）和自我肯定（“我能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失业之后陷入抑郁乃至自杀，不仅仅是生活困窘，更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己“没用”的感觉，不知道生活如何继续，在他们走上绝路之前，已经被“活着没意思”的念头折磨了很久。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早就发现，在战后的富裕社会，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对人们来说才是更为致命的，因为寻求意义的意志是所有人最原始的动机力量。《毫无意义的工作》[美]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就此而言，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Bullshit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TikTok“不卖就禁”的法案之后，国内网上一片骂声。这种义愤当然不难理解（不然难道还欢呼？），但我注意到，这不幸加深了国人原本就不轻的受围困心态：“他们”正想尽办法打压“我们”。对于一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民族来说，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我只是想冒着挨骂的风险指出一点：这种心态本身就阻碍了我们与外部世界不卑不亢地交往。如果你自认受围困，就很难抗拒双标的诱惑：“我们”如何对待“他们”都是正当的，但“他们”凭什么那样对“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太多人都相信，中国的类似行为是抵御外国影响的自卫之举，但欧美日不应采取技术封锁、市场准入的手段，而应当完全向中国开放。吊诡的是，这些为国自豪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本国的强大影响力，因为在此它无形中采取的是一种无辜的弱者心态：我没有安全感，你应当容许我出于安全需求采取的防御，但你不可以那样对我，因为我是好人，你的做法伤害了我的感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早有一个精辟的断言：“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值得补充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无法平等地对待外国，往往要么以强者自居，要么不自觉地以弱者自居。在中国人的政治词汇中，“世界”往往特指“中国以外的世界”，所以看似奇怪的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常常不包括中国本身，犹如“国际新闻”也专指国外的新闻事件。有意无意间，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其实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当然也早有人发现了，历史学者罗志田在梳理近代史时就发现：“很多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的确是把‘世界’理解为‘非中国’的，它在很多时候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至少也是以西方为核心的‘非中国’区域。”他更进一步指出，“直到今日，中国人认知中‘世界’仍常常体现出这样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那个“世界”其实“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里中国人想要加入的那个部分。这样，‘进入世界’其实非常接近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这也不难理解，要不然何来“与世界接轨”一说？而我们所想要接轨的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亚非拉的穷国，而正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如此，在这心态背后还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那个外部世界对我们仅有工具性价值。我们之所以要和它打交道，是因为有利可图，无论是学到技术还是赚到钱。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去”和“阻止人进来”并不矛盾，那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很像一个农民进城打工的心态：他知道那里有自己的机会，只是非常担心遭到歧视和打压，但他未必喜欢那里，也没想过要融入，因为他自认不属于这里。实际上，中国人对那个外部世界的兴趣并不大。网上有个帖子《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议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起老家的熟悉风景，“这国出了，但又没完全出”。有一位坦率地说：“确实，我去旅游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里好像老家的哪条街哪个村，在我眼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江华县。”这看着很逗，却无意中暴露出自身的狭隘：他们对异文化难以理解，只有将之化约为自己熟知的事物才能消化，以至于看到什么都将自己内心最熟悉的景观投射上去。既然走到哪里都只看到一个中国县城，那你还能指望他们能真正看见、看懂异文化吗？现在尚且如此，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说了。1866年，斌椿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中国官员，然而他人虽然出去了，随身仍然带着原来的牢笼，一如谌旭彬在《大变局》中所言，他是“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所谓“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也是将异域景观来一番本土化处理的自我陶醉感。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国vs世界”的对立框架来看待国内外，另一面甚至不承认他者，因为那是他既不感兴趣，又超出其想象范畴的存在，只有将之熟悉化（“驯化”），才不至于扰人心烦。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我们的视野、态度都受到了文化心理的强大左右，而近年来尤为明显的一个变动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将那个外部世界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所在，而非机会之地。既然原本“接轨”也只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那么当风向发生变化时，人们最想要的还是想要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寻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获得安全感，原本倒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认定“国外危险”时，与其说是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出于无知和恐惧的心理投射。国内的新闻报道、影视娱乐这两年已经将东南亚渲染为无法无天的犯罪天堂，然而那些罪案其实往往是“中国人坑中国人”。去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游客在日本问路后，竟然见色起意，当场性侵帮助他的日本女性。这些事件背后，恐怕正是因为不少中国人的道德观只受熟人社会制约，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就自认不再受任何约束。凡此等等，都不难看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不妨直说吧：时至今日，中国人实际上仍不清楚如何不卑不亢地与“世界”打交道。太多时候，我们抱怨“世界”不肯对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乃至敌视我们，有时我们确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有时是误会造成，完全可以沟通消除，还有的时候，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遭致的回应。我知道说这些话肯定不讨人喜欢，但我想说的是：是时候真诚地讨论并反思这些问题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放、自信、成熟的心态，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国民“睁眼看世界”时所应有的。我想，这才是真正爱这个国家。相关阅读：外面有多危险？弱国时差综合征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以及小号（备份用）：

《三体》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科幻现象级的作品，其狂热粉丝更将之誉为“神作”，容不得任何批评。我虽然很多年前也曾追看过刘慈欣作品，《三体》问世后也第一时间就找来读了，但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神”，相反，它的缺点几乎和优点一样明显。和大刘以往的诸多作品一样，《三体》最吸引人的是其硬科幻的想象力（诸如二向箔、智子、水滴），但弱点则是其流露出的价值观（特别是社达、厌女）和文学性——最让人诟病就是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刻画的脸谱化。不怕得罪人地说，《三体》如果撇开“科幻”元素，单纯从“小说”层面而论，那这其实就是一部三流小说。当然，这并不妨碍它的流行，至于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是两回事。电影大导演希区柯克还有句名言：“三流小说出一流电影，一流小说出三流电影。”因为影视语言和文字表达全然不同，且越是一流小说还越难改编，哪部莎剧改编的电影能像原著那么经典？《三体》之所以和经典还有差距，根源恰在于刘慈欣的那两个短板：这固然不失为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但缺乏思想深度，就很难像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那样挖掘出更多深入的思考，而人物形象的单薄，则违背了现代小说最根本的使命，那就是呈现人性的深度。简言之，这两点都削弱了作品自身的复杂性和深度。程心这个人物代表着刘慈欣对女性的许多刻板印象虽然构思宏大，但细想想，《三体》的许多设定本身就值得质疑：三体人攻击地球的动机是什么？好像仅仅是看中地球这个家园比他们自家的更好。但试想一下，沙漠固然看起来荒凉，但适应了沙漠生存的物种，搬到热带雨林去就能活得更好吗？更进一步说，这样一个文明反反复复中断、摧毁又重建的星球，又是怎么发展出高等级文明的？毕竟文明进程需要连续、积累才能一点点突破，要是中国文明每次发展到农业时代就推倒重来，那能有今天？这且不论，要是三体人果真发展出了远比地球先进的文明，那仅距离这儿4光年之外，还需要叶文洁发出什么邀请信号吗？按说他们的宇宙探测器早就找上门来了——原先甚至不知道地球的存在，没多少年“智子”竟然了解了地球人的所有秘密，这合乎逻辑吗？再说，真要入侵地球，难道三体人不考虑军事行动的成本、胜算吗？载人恒星级航天飞行所需的能量极高，冯·赫尔纳认为，这种旅行所需的能量就算是用湮灭做能源也满足不了推力需求。在“合理”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的一生）从一个星系飞到另一个星系意味着要近光速飞行，其所需的湮灭物质量几乎相当于月球的质量。可想而知，这对技术、成本的要求极高。一说到“三体人”，仿佛他们就都是单一的他者，但想想看，就算当年十字军东征，联盟内部都争吵不休呢。三体人竟然那么轻信叶文洁的话，立刻投入巨资组成1000艘战舰的远征舰队，孤注一掷，难道不需要先探测一下，哪怕先了解下地球对三体人是否宜居呢！想想看，我们人类对火星殖民都探测了一次又一次。地球人最终用来反制三体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威胁向外太空发射其坐标，这样三体星本身就可能被更强的敌人摧毁。这看起来倒是一个有效威慑，但在超大时空尺度下，仍是这样吗？冯·赫尔纳假定文明的平均寿命为6500年，文明间的平均距离为1000光年。当等待回复的时间仅占（在局域性“灵生代族群”中）整个文明寿命中相对短暂的时段时，文明间信息的成功交换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如果距离太遥远，星际文明的互动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也有时间差——如果真有比三体星更高的敌对文明，但他们过1000年摧毁三体星时，人类已经在600年前被三体人摧毁，那这样的威慑对拯救人类有意义吗？何况，真有那么厉害的高级文明，要探知三体星的存在，还需要地球人给他们发射坐标？你在定向越野、探索目标时，需要一只猴子告诉你方位吗？当然，“艺术许可”（licentia

网飞版《三体》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这一版对原著的大量改编，例如背景放在了英国，而主角罗辑干脆变成了黑人Saul，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相比起早先的腾讯版，网飞版到底好不好？这一点已有太多人讨论过，但显而易见地，讨论完谁也没能说服谁。当然，“趣味”的问题本来就很主观，因为很多人理解的“好”，其实没什么客观审美标准，只不过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好”——至少，要让人承认“我喜欢的那个，其实不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但在简体中文网上，这个问题还有棘手的另一面：太多人是不可能承认网飞版好的，只因那是国外翻拍的。这些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输出到海外，那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大好事；但另一面，这个大好事又不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不够“原汁原味”了。问题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网飞的改编好不好，而是无论怎样的改编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的文艺作品对外输出，但仍全然按照国内观众的口味来制作，甚至制作方不是中国公司就是原罪，那当然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就此而言，这些人是不可说服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且抱着一种顽固的一元价值观：凡是偏离原著的，都是低劣的、错误的、不正宗的，而“正宗”的必然在“我们”这边。实际上，这是正统论的当代变形，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我很早就注意到，周围人对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嗤之以鼻地嘲讽他们不过是学了一点中国文化，加上本地元素，拼凑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低劣版本，跟我们的当然没得比。既然如此，那么改编版本的好坏根本不是一个可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答案是早已知道的——不正宗的怎么可能是好的？只有先承认大前提（“海外的改编、变异也有可能是好的”），才能讨论小前提（“网飞版的改编好在哪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像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当然也不是第一回了。201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猴王传奇》（Legend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兄弟俩春节在福州打乒乓昨晚6点，一家四口去东方体育中心打乒乓。

河北邯郸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园霸凌后，被三个男同学联手杀害后埋在蔬菜大棚里。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舆论的一大焦点无疑是：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人，却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应该如何惩处这些“小恶魔”？看看网上汹汹群议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主张严惩，“这么小就能杀人，长大了还了得？”有些人不满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凶手的免死金牌：历代法律规定，7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香港《少年犯条例》仍沿用，但国内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豆瓣上一位“午后的水妖”则主张让未成年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在权力框架中，对权力下游的保护，会转变成对权力上游的赋权。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实践结果。要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不但需要替刑，并且因教育无方剥夺监护权。两个监护人，冠谁的姓就惩罚谁。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能顺带改善出生性别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这个建议不乏有人为之叫好，认为能管用，但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危险，带来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为这一思路说到底是“一长制”的翻版：家里出了事，唯家长是问，其结果，势必会让监护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将“忤逆”的苗头尽力扼杀在摇篮中。不论出发点如何，这对儿童权益势必是不利的。当然，那种主张严惩的声音之所以高涨，也是出于现实的恐惧，因为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似有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湖南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孩持刀杀死母亲；2019年，大连一名未满14周岁的男孩杀死10岁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荆州一名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的女孩推入粪坑致死。对于习惯了“杀人偿命”的中国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凶手只因不到年龄，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凶手不到14周岁，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后照常上学。湖南衡阳一位差23天未满14周岁的男孩，将11岁的女孩抛尸湘江，还扬言：“我杀人不用坐牢！”每次出现这样的事，呼声最高的往往就是采取严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觉得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最好干脆肉体消灭，否则一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还能出狱，就感觉毛骨悚然。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引起轰动仅仅将凶手一杀了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这类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能更好地防范、减少这些不幸事件。每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萦绕在公众心头的一大疑问是，“孩子为何如此残忍？”在一般人的设想中，“孩子”应当是一个“天真纯洁”的群体，远离成人世界的污浊，至少是“未受玷污”的。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现实可能更为无情。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感叹，天京事变中，“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中，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确实，从缅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残酷著称，其狠毒有甚于成人。实际上，《水浒》里最残忍好杀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个巨婴。既天真又凶残，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为什么？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佐在《攻击与人性》中指出一个普遍现象：“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他提出了一种解释：为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攻击性在物种内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则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这个种群就会在进化过程中归于消亡，并且越是凶猛的动物越需要这种抑制机制（所谓“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险了；然而，人类本身不像虎狼那样天生就有锋利的爪牙，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文化机制来抑制自相残杀。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那么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我有了孩子之后就理解了这一点。小毛从小就很温和，幼儿园学前班时，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当被家长问起为什么时，她说：“因为只有他不乱打人。”然而那些“乱打人”的男孩子，并不是天生顽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表达自我。有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毛，但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紧紧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动手的时候又没轻重，结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湖南衡阳14岁男孩杀死11岁女孩的案子，两人都是留守儿童；那名持刀杀死母亲的12岁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儿童，他弑母的起因就是母亲打工回来发现他学业很差，暴怒之下打骂了他，而他对母亲既不畏服也无感情，当下暴起伤人，甚至在弑母之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相关阅读：当孩子遭遇霸凌正视人性才能解决问题

“我就想不明白，都是一群什么人在上网？感觉现实中人都挺正常的啊！”日前“农夫山泉茶Π事件”后，我的评论《反日已经不是在反日》在百家号发布后，底下最高赞的一条留言大感困惑。这篇阅读量有35万，8300多条留言，唯独它得到最多点赞，可见这是许多人的心声。当然，这不仅仅是疑惑，也是一种感叹、一种谴责，因为那言下之意是：为什么现在每次一有什么事，最活跃的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那种“不正常”，你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大致来说就是反智、非理性、上纲上线、不能就事论事地好好说话。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网上喊打喊杀的人那么多？”有的人还记得，就算更早些年，似乎国内的网络都还不是这样，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有的人归咎于媒体生态变化导致的劣质化，“要是没有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这类傻逼事情会少90%，很多都是为了流量，屎它们都敢吃的。”——这当然是一种嫌恶的道德指控，不过这就得解释，为什么像这样激烈的民粹姿态得到的流量更大，其它声音都去哪里了？有的人则相信，“非蠢即坏”的这些人毕竟还是少数，但他们却是“被组织起来的少数”，在那背后是有推手的，他们有战术、有步骤，也知道如何利用规则，影响舆论，因而才造成一种他们“过度存在”的假象。还有些人因此强调另一重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舆论管控和暴民道德审判的夹击之下，导致温和的声音一再被边缘化，使得激进（且愚蠢）的声音在舆论场上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声量。在知识分子身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幻灭感：他们在不断被挤压、冲击之后，变得要么不想说话，要么越发愤世嫉俗，到最后甚至发现，为了能生存下去，连自己做个好人的底线都难以守住了。这诚然也是事实，我本人就深有感触。这些年来，太多人都劝我发言最好小心点，不少人都跟我说：“我已经不想说话了，懒得跟网上那帮人争辩，看到你居然还有耐心好好说话，实在佩服。”还有的读者跟我感叹，“有时都觉得你太温和了，没想到连你这样都快发不出声音了”。不过，即便这是现实，却未必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因为坦白地说，我不止一次感到，“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极少数”，就算不受那些限制和攻击，恐怕在舆论场上也仍只是“执拗的低音”。也就是说，就算放开，理性温和的声音极有可能依然不会占据主流。国内没有可靠的民调数字，但从前些年对美国大选和俄乌战争双方的支持率来看，国内左右两派大致是3:1，至于温和的理客中，可想就更少了。现实点，我们大概率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这儿，很可能喧嚣的那些才是大多数。为什么之前会有一种“我们是大多数”的错觉？那很可能是因为网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结构变化。2007年，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还占36.2%，但到了2020年就低至19.8%，跌了近一半，而初中和小学学历的则从27.8%暴增至59.6%。明明这些年里大学扩招，为什么低学历者大幅攀升？原因很简单：网络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上网了。2007年底，中国网民仅有2.1亿，而去年底已高达10.5亿，十六年里竟增加五倍之多！最早上网的那一批，当然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精英，因为那会不能上网的，大多都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买不起设备或无法上网；上网费用太贵了；没学会上网，不知道怎么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网民的构成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即推动着网络空间的舆论场转变：网络不再是知识精英的公共空间，而成了暴民的狂欢乐园。当然，这么说不免有几分简单粗暴，多年前我在豆瓣上说起，用网民成分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舆论场上变迁，被许多人痛骂是一种傲慢的精英主义，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样本的不同，势必造成呈现结果的差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并不沮丧，也不愤懑，虽然当下的舆论场肯定不完全是真实的，但网民样本基数的扩大，至少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具有代表性。让我们直面无情的现实：那些看起来非理性的喧嚣，恐怕才更接近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现实中的人看起来挺正常，网上却那么可怕呢？对此，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正常”，和网上表现出来的“可怕”是两回事，完全可以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门格勒医生（中）人称“死亡天使”，但生活中被称为“我遇到的最为正派的同事”在纳粹集中营里，许多人在生活中都是好丈夫、好父亲，可是转身就在从事着仇恨、屠杀的“事业”，这怎么解释？《纳粹医生》一书在分析大量案例之后的结论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我称之为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的心理学原理：自我分为两个运行的整体，所以一个部分自我的行为可被当做整体自我在行事。通过这种替身，一个奥斯维辛医生就不仅可以屠杀和协助屠杀，还可以为了这个邪恶项目悄悄构织一个整体的自我结构（或自我过程），事实上其行为的所有方面都包含在这个自我结构之中。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早就发现，周围不乏有人在现实中和在网上是两副面孔，有时我愕然发现，在现实中总是面带微笑的那个哥们，在网上的发言极为狂暴，攻击力爆棚，有许多骂人话居然是我听都没听说过的。这看起来相反的两面，都是真实的，往往只是在不同场景之下的无缝切换：一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超出自身认知的议题上喊打喊杀，这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从价值观的底层来说完全是相通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原本就是一体两面——正因为他们在社会日常中被压抑得太深，不得不循规蹈矩，其人格深处的攻击性遭到深深压抑，在网上才得以肆意释放自己的攻击性。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在现实中的“正常”只是在“扮演”社会角色，而网上才是在暴露真实的自我。对这些人来说，网络是一个减压阀，甚至，粗俗点说，一个排泄容器，他们可以将郁积在内心的狂暴、戾气，统统在这里发泄出来，且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匿名的暴民一拥而上，呈口舌之快，自己爽一把，至于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他们要有这共情能力，还会这么做吗？一个自身虚弱无力的人，别指望他能多有同情心。正因为在现实中无权，他们才愈发显得激进，因为话说得越狠才越爽，反正也无须他们承担后果。《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中指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果政治人物没有机会参与政府的管理，就会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姿态，“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表现’的目标往往超越了‘功能’的目标”。这也不难理解，反正没机会，还不如干脆走极端呢。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是这样：政治上较为成熟的那些国家，一般社会主流对打乱既定秩序没多大兴趣，只有少数小众且激进的边缘化团体除外，然而，国内则有大量躁动的人群姿态激烈，只不过这种激烈又是在维护既定秩序，以主流自居，手持大棒去敲打那些比自己更弱势或异端的群体，所谓“安全时最勇敢”。这常常也是“杠精”的特质：别看很多人表现得激烈，他们既不见得真信奉自己所说的（所以可以见风使舵，不断变化），也谈不上理性地计算过后果，他们只是在享受那种发言时获得的权力感。他们未必是坏人，往往只不过是一些可怜人，虽然在网上留下满地垃圾，但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个减压阀，也许更糟糕：天知道他们又会干出什么事。键盘侠好歹只是把力比多消耗在键盘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还一直坚持发声：当你看清楚现实就是如此，不要畏惧，也别退缩，我仍然相信，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理性温和的声音。如果你面对这样喧嚣的非理性浪潮，感到恐惧、厌恶和孤单，没有关系，坚持住，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相关阅读：反日已经不是在反日中国社会为何多杠精三十年启蒙失败了吗？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

《公诉》剧照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旅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当地农民，他好奇地谈到那会儿刚出现的“剩女”现象，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在上海真的这样，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挠着头一脸困惑地说：“怪了怪了，俺们这里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会嫁不出去。”在当时，大龄单身女性的确主要还只是一种大城市现象，然而现在，有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比大城市女性更不好找对象，那就是体制内女性——尤其是县城的体制内女性。大城市里再怎么难，至少“鱼塘”够大，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捞到自己想要的，然而一个县城通常不过数万人，可挑选的范围就窄了很多。与此同时，越是小地方往往越是注重“门当户对”的面子，而这在婚恋观上首先意味着就算女性本人愿意下嫁，父母也很难接受，那可挑选的余地势必就更小了。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体制内公务员，那都差不多是本地最好的工作了，如果不肯下嫁，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也找一个公务员，然而问题在于：这两年来体制内的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2021年上半年成都公务员拟录用公示的男女比例为148:249，下沉到县一级，女性只多不少。《重启人生》剧照欧阳静、马海鹏2018-2019年间调研了中部某县，发现该县2008年以来体制内新招聘2993人，女性就占了1895人（63.3%），而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就有248人，结论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教育系统里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大量未婚女教师，她们在县域婚姻市场上成了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的尴尬境地”。为什么体制内会出现这样“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杨诗栋等人的研究《女生，从高校学生会骨干到公务员？》发现，在高校学生组织中，“女性优势”普遍存在，女生在沟通能力、统筹能力这两个方面明显强于男生。女性更愿意向主流评价体系靠拢，将“稳定”视为自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评判指标，这又使得她们有更强的意愿考公，这是在社会价值观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选择。如果说以前的女性知识精英还能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大城市开启人生的无限可能，那么近年来的一个现实是：要留在大城市，机会越来越少，要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务实考虑“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那就是回老家的小城市。然而这么一来，她们又会遇到一个新的现实困境：越是小地方，“体面”的工作机会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考公就成了救命稻草，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女生及其家长的务实打算：只要进入体制内，至少工作安稳有保障，也不需要像做生意那样承担太多风险，婚后还能兼顾家庭（特别是育儿），哪怕收入不高，但个人生活质量有了下限的保障。相比起来，小地方的私企普遍缺乏劳动保障，风险很大，社会也不鼓励女性创业、闯荡，正因此，家长也普遍认为，女孩子最好谋一个安稳的饭碗，更倾向于进体制内。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比男性要少得多：虽然理论上说，现在绝大部分职业都向女性开放了，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社会角色期待，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都使得女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其结果，哪怕绝大部分同等条件的岗位，女性岗位的报录比是男性岗位的2-3倍起，如此激烈的竞争仍然没有打退女生的考公热情。有些男生可能考公一年没考上就算了，但女生有的却困在考研考编中五年之久，因为她们的生活通道更为狭窄。《黑暗荣耀》剧照然而，更难的还在后头：就算她们考编成功上岸，还有婚恋这一关。父母和女儿再三理性权衡下来，回老家小城市当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但随后就会发现，唯一麻烦的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在大都市里，婚姻还可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基于浪漫情感的自愿结合，但婚恋市场越往下沉，就越带有“拉出来配对”的粗暴风格。这样的配对，双方情感往往都根本来不及培养，首先就考虑各自出身的种种“硬指标”了。城里女性找对象难往往是因为条件太高（婚恋网站VIP付费找对象的都是大龄优质女青年，占了8成），这未必是她们自己“太挑”，有时也是“男强女弱”的婚配观念，使得许多男人担心自己“镇不住”。现在的年轻一代女性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变迁却严重滞后。她们但凡多去相亲几次就会心灰意冷地发现：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黄金期”很短暂，22岁大学毕业，在小县城25岁还未出嫁的话，父母就得着急了，一过30岁这道坎就更难了。不像男人30多岁只要事业有成，完全没问题，女性仿佛就急剧“贬值”了，不管你多优秀、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本质上你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你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子宫上。《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不久前，情感专栏作家连岳就提到一个案例：37岁女海归，对离异有娃无房的男人有所顾虑，就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了，底下一堆人说“男的是公务员，条件好，但她就要生不出孩子了”。时至今日，对很多男性来说，找老婆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只是找个子宫，甚至只要年轻能生，别的都可以不挑；但你可想而知，这样的价值观很难让觉醒了的女性接受，那些离异的女性甚至更挑，因为她们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跳出火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次？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占主导的地方，男性仍然普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生育，女人的基本功能就是生孩子，有时还必须得是男孩；然而对越来越多的新女性来说，抱有这种想法的男性本身就不是合适的婚恋对象，不仅因为这否定了她们的自身价值，也无法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南方周末》记者在皖北某县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时发现，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这有时是因为话不投机，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男性身上没什么特别能吸引她们的地方。有位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的老同学大龄单身，感叹家里什么都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每天回家来凉锅冷灶的；我这位朋友基于对本地男人的了解，当即就回了一句：“那你要是结婚了，回家来就是凉锅冷灶再加一个大爷。”按照经济学原理，激励相容就可以持续，否则就难以持续。传统社会的模式，婚姻对女性而言往往是一种谋生手段：女性不怎么在家庭之外工作，部分也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至少在当时也算是激励相容的。到了现代社会，像体制内的女性本身就已有了稳定的独立经济收入来源，很多女性赚钱能力甚至可能比另一半更高，还指望她伏低做小可就真太考验你的手段了。《我们的婚姻》剧照这种“结婚难”的问题，乍看起来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人的观念上：两边都无法接受“下嫁”，也都不愿意做出自我调适，与此同时，全社会又继续死守着原有的婚恋观念，爱情、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不可撼动。对无数焦虑的女生家长们来说，“结婚”仍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选项，然而对很多新女性来说，如果结婚到头来只是降低自己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非结不可？在前些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神话》中，有一点明确无误：在三位女人的生活中，男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男主角老白或多或少都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但她们没有他，也能过得不错，生活的精彩程度，并不会受到影响。《爱情神话》剧照《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说得好：“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这当然不是说女性都单身才好，而只是说，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先立足于独立自主的生活，爱情、婚姻和生育都应当是加分项和选项，而不是沉重的任务和枷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单身也只是一个选择，然而在我们社会，女性大龄未婚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问题”，并且主要根源是她们缺乏结婚意愿。当然，男性打光棍也是老大难，但社会认知是觉得他们不是不想结婚，只是结不了，所以才需要分配老婆。这其中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出现这样的状况，男性不用调整，而应当由女性做出自我调整，“往回走”，那就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真的在这里吗？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基层的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调适，响应这样的需求。《欢乐家长群》剧照本质上，这是两种旧模式（“不下嫁”和“必须结婚”）的拉锯与对决。真正的出路不应该是硬要求女性迫于现实勉强妥协（那样恐怕结婚了也不幸福），而是为她们提供更多选择，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观念，既不是“非结不可”，也不是不能下嫁，尤为重要的是男性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等到哪一天，这种“雌性选择机制”能促使社会有所改变时，或许我们才能说，积极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考虑到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不过，我之所以有此一说，是近来对孔子留下的儒家经典有了新的看法。《论语·阳货》中，孔子留下了一句在后世引发极大争议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女子和小人很难相处，近了不知恭敬，远了又怨恨不已。”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很明白，因而历来的争议点大抵都落在“圣人究竟是在骂谁”上。汉唐诸儒均认为“女子”是全称，即所有女性，但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释为“仆隶下人”，“女子与小人”即“臣妾”，也就是贵族家庭中的被统治者。然而，这话听起来还是有几分刺耳，难道弱者就应该被如此对待吗？因而另一种辩解方式强调，孔子所说的“女子与小人”，其实是“无德女子与无德小人”，这样一来，占据道德优势就合理化了。然而，原文并没有提到“无德”，何况，如果说是“无德”，那为什么非要点出是“女子与小人”？钱穆在《朱子读书法》一文（收入《学龠》）中则另有一番辩解：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如读《论语》，只抓得一言半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语，便滥肆批评，却不问孔子《论语》二十篇，其他又说了些什么？在此，他反对断章取义地解读，强调要完整地理解原著（好比说，不能抓住一句话就把孔子说成是男权主义者），然而，反过来理解，他这就相当于承认孔子这些话的确说错了，只不过意思是“不能因为这点小错就否认孔子总的来看还是圣人”。在我看来，孔子那句话并没有许多难解的深意，他只是直白地表达了“君子”的感受罢了（虽然或许他本人也没想到随口这么一说，也被人记录了下来），并且这种感受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优越地位紧密相关。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读心理学著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所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就是回避型人格的典型特征：他们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你对他/她太好了，他/她就会厌烦；但你如果冷落疏远，他/她又会怨恨你。《依恋的形成》一书梳理了这种人格特质的成因：从童年时起，他们的依恋要求经常被无视或怠慢，无法得到满足，往往还伴随着干涉与侵入，导致他们被迫学会在高度需要依恋的时候抑制自身的需求，因为他们的经历告诉他们，就算说出来往往也只是自取其辱。因此，处理亲密关系对他们是个挑战：与别人亲近，会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很难完全信任他们，也很难让自己依靠他们。如果有人对我太过亲近，我会紧张。恋人经常想与我更亲密一些，但那样我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孔子会觉得“女子与小人”会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在一个家长制结构中，实际上被视为类似儿童，他们既无法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对待，当然更不要说满足其依恋要求了，倒是经常要面临家长的干预。久而久之，他们对家长很自然地就会有一种矛盾的表现，既想依恋又害怕依恋。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极好地印证了“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一格言：女性之所以表现出那样，与其说是某种天性使然，不如说是其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塑造出了相应的人格特质。因为“小人”之所以呈现出同样的人格特质，与其性别无关，而与其处境紧密相关。豆瓣用户“川总”长期混沙井吧，观察到社会底层一群男性的生活情态，他发现：当这些摒弃了社会规训，躺平的男性，对于自身的“男性气质”也变得毫不在乎起来。比如前一阵子我看一个帖，有个在KTV上班的年轻小伙子，发帖抱怨有男同对他动手动脚，但是小费都是一两千的给。我以为回帖的老哥都会对男同这件事情表达憎恶与厌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回帖都以羡慕，鼓励为主——甚至还有睡长椅的挂壁老哥，被男同捡回家的帖子，回帖也大都看得很开。只要能搞到钱，自身被性客体化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这种帖子放到NGA或者虎扑这种中层阶级为主的社区，反馈会完全不一样。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女性是一种处境。城市里，底层的、被残酷的内卷所挤出的男性，其实就是女性。这一观察很敏锐。确实，虽然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性别歧视无处不在，但至少在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权利和行动自由更具有决定性的，其实是其社会地位。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明确指出：尽管男女有别，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限制个人权利的，是其在社会角色和权力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他进一步强调：“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这个道理，其实看过《红楼梦》的都懂：贾瑞虽然也是贾府男丁，但怎么能跟凤姐比？被她折辱至死都不敢怎样。贾宝玉作为男性继承人固然受到的瞩目比其姐妹们高得多，但想想看，只要贾母说句话，贾府上下哪个男人敢违逆老祖宗？到了当代社会也一样。电视剧《大江大河》第三部中，挑担走街串巷的商贩起家的杨巡和官商背景的梁小姐合作建大商场，杨出资略少，但具体事务都是他在操持，结果被梁父逮住，实锤了几万块劳保用品的假账，被扣上辜负信任的罪名，最后梁家摘了他的桃子，梁小姐的表哥掌握了在建商场的控股权，通过注资稀释他的股权，他失去实控权，财务权也移交了。杨巡后来站在在建商场的门口感叹，这么好的地段，地皮升值。然而，梁家有无数的办法，把账做成亏损，让他拿不到分红。编剧可能觉得杨巡不够诚信，得到这样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然而普通观众看完恐怕只会脊背发凉地感到小人物在权力面前有多难。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杨巡任何让梁小姐不爽、不快的地方，她都不会像传统女性那样表达出体谅或难以拒绝对方。这和谍战剧中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女性面对男性时都非常非常体谅、理解、一直让步，替人着想。因为谍战剧的设定的情节通常是：男性需要把她们牺牲掉来成全宏大的目标，她们就心甘情愿被人利用、欺骗、当作工具，还要表示自己爱他、体谅他、愿意成全他。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剧情设定中，女性的小我要为更宏大的目标让步；但梁小姐重要的不是女性身份，而是权力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梁小姐的反应倒也合理：只要她不愿意，就可以不必迁就，完全看不出普通女性那么憋屈。像杨巡这种人在她的生命里都是无足轻重的过客，她只觉得杨巡辜负了她的信任，欺骗她，她不想再和他合作，且不肯原谅他，杨巡下跪的行为让她更无法接受这个人。这就是权力的快意。可想而知，这种生活很舒展，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那么多体谅对方、替对方考虑。当然，或许没有家族撑腰，她可能也还是这种个性，然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她成长的环境要求她憋屈、理解，那她就不会形成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毫无疑问，这一点极具争议。一位读者梁宗祎对我坚称：“女性并不是这些人的唯一身份，不如说‘女性’之所以成为一种身份，不也是一种建构？”他说：怎么形容，就是说一个北上广的中产阶级女性如果真的在我面前大谈特谈她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即使我觉得她说的可能是正确的，她也是

两年前，在乌克兰战争刚爆发没几天，有一张照片曾让我深受震撼：当时俄军兵临城下，首都基辅西郊的一群平民在试图过伊尔平河逃难时，躲在被炸弹摧毁的断桥底下。桥上桥下，两个世界，但对一个和平安定的彼岸都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普通人在一场现代战争中处境的缩影：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即便舍弃家园，都还未必能安全抵达安全所在，随时可能和亲人失散、在路上丧命，此时人命如蝼蚁，只能拥挤在一些摇摇欲坠的遮蔽物下面，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每次看到网上一些人鼓吹战争，我就会想起这个画面，并对那种论调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想让自己、家人或其他人陷入那种处境。人不应该这样活着。当然，战争中陷入险境的并不只有平民，士兵的伤亡率高得多，有时是以相当惨烈的方式。《纽约时报》去年刊发了一张惊心动魄的照片，一位身穿俄军制服的士兵骸骨被完全碾压进了土路之中。照片的拍摄者说：我刚看到时以为只是弃在路上的制服，但仔细检查后，我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人试图去移动他。他被多次碾压，以至于身体与路面融为一体。然而，当有人因此感叹“战争太残酷”时，网上也有人讥诮：“很久没遇到这个装逼犯了。你咋确定那就真是一具尸体？你咋就那么确定是普京干的？你咋就那么确定臭大街的《纽约时报》的信息可信？”请注意，这是那些战争支持者的关键特质：当你同情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遇时，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却是立场，是划分敌我阵营。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录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观感，其中提到一位德国的D上尉也曾反对战争，但他的爱国心却又让他反感英国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对但泽的领土争议促成了二战的爆发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绘的影象，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对于那些认定某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压迫的和不公正的，因而战斗必须继续下去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何人被杀和被何人所杀。反战究竟是反对什么？她认为：“战争的毁灭性本身不能成为反对战争的理据，除非你认为（就像有些人确实认为的那样）暴力永远没有正当性可言，认为武力永远是、并且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越战时，美国媒体一度也曾坚决支持以战争手段解决所有问题，但196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绝不是一种正当的手段。最早反对越战的马丁·路德·金就是基于一种对人的同情，他说：“我们已经摧毁了它们最珍惜的两种机制：家庭和村庄。”反战的越战老兵领袖约翰·克里（后来他成为参议员并竞选总统）则对战争的正义性本身发出质疑，他有一个著名的质问：“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一个错误坚持到死？”像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这里大概率会被嗤之以鼻，因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鼓吹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甚至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手段，只要目的合理，就因此具备了正当性——对这些人来说，“有用的”就是“正当的”，实际上，这就是“不择手段”的真正含义。更进一步说，这还意味着他们自视正义化身而拒绝反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使用暴力手段辩护。这和家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你有错，所以我有权对你实施惩罚，包括动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没问题，就因为我判定你有错在先。战火后的乌克兰城市赫尔松你觉得那些被摧毁的家园和生命令人痛心？那些好战者却可能嗤笑这不过是你软弱的表现。当然，谁都不想成为被摧毁的对象，因此，对他们来说，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强大，在他们的设想中，弱者是没有完整生存权的，只能乞怜于强者。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哲学。公平地说，这样的人对自己也很无情，只是将自己所遭受到的打击、痛苦归结为自己还不够强大。在粗粝的生活现实中，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尊重与善待，当然也就不会这样对待别人。在这信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强权逻辑：“只要我足够强大，就不会挨打；至于那些挨打的，谁叫他们弱小？”他们的自我形象通常是坚定的，为此就有必要对他人的痛苦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然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圣母心”在国内会被污名化为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妇人之仁”。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某些宏大的事物凌驾于人之上：相比起家国大事，个体的悲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要是不够狠，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哭哭啼啼，那还能成什么大事？这么想的人相当之多，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经常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甚至必须得残忍无情，下得了狠手，所谓“慈不掌兵”就是这逻辑，也因此才“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某个宏大目标，个体是完全可以被牺牲的，这一推断要成立，势必基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底：集体利益高于个体。这就是现在许多人醒悟过来之后嘲讽的：对普通人来说，你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个“代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代价”？除了侥幸心理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态：他们习惯性地代入权力的视角，站在秩序而非普通人这一边，喜欢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实施惩罚。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这种心态实在相当常见，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人难免带有虐待狂的潜在倾向。乌克兰首都基辅遭无人机轰炸，2022年9月当下国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在乌克兰战争中力挺俄罗斯，这绝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相应的价值偏好，只有当更多人立足于普通人、共情个体的处境，并相信暴力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合理手段，才可能有所不同。之所以有必要警惕那些鼓吹战争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的观念的有多危险，毕竟怎么想都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你要跟他们做朋友，那最好小心一点，对战争的观点是一张可靠的试纸，可以测出那和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这也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心灵仍然迷恋权力乃至暴力，而倾向于贬低温和、对话和同情，将之统统不耐烦地看作是无力与软弱可欺的表征，对个体更谈不上多尊重。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体能否在其中充分享受权利与自由。前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发问：“我唯一的痛苦是：我们为何没有从苦难中吸取教训，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不想再受奴役了。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遭罪？历史为何依旧成为我们的重负和命运？我没有答案。”这个问题不必有答案，但我们理应去思考。相关阅读：对权力的共情弱国时差综合征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女教师出轨16岁男学生”的事件，连日来引发热议无数。说实话，我原本对这类桃色新闻毫无兴趣，更厌烦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八卦猎奇心态，但我随即意识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至少，对此事的反应本身就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真实心态与矛盾症结。在这一事件爆出之后，最大的争议无非是两点：一是师生之间的不伦恋是否违法；二是女教师的丈夫曝光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隐私）是否正当。按一些法律界人士的看法，答案是明确的：前者不违法，后者涉嫌违法，然而，公众的态度未必如此。实际上，可能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恰好相反：师生恋当然是不对的，有的人就直截了当对我说，如果它现在看起来不违法，“钻了法律空子”，那就应该修改法律，予以惩戒；要说侵犯隐私，这好像是不对，但那主要也是侵犯了其中那位未成年人，至于那位女教师，那这不是咎由自取吗？也就是说，世人的直觉反应主要不是基于法律，而是道德秩序，法律不过是维护这一道德秩序的工具。在这种反应的背后，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强烈恐惧感：像这样的不伦恋是洪水猛兽，务必加以阻止。既然大前提如此，那么当事人的隐私权受一点侵犯也没什么，甚至就是要严厉一点才好，否则怎么震慑其他潜在的犯事者？也就是说，这一立场其实与曝光此事的女教师丈夫是一致的，差别最多只是采用什么方式、如何把控惩戒力度而已。像这样的反应，当然也不意外，那两个当事人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事实上，也许他们后悔的不是“我犯错了”，而是“早知道应该更小心一点”。那么加大警示、惩罚力度能杜绝类似行为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可能对人性有多复杂太过低估了。国外早有一项心理学实验，将一群孩子分成两组，一组被告知禁止玩某个玩具，但只有轻微惩罚威胁；另一组也同样禁止，但予以严厉惩罚威胁。结果，前者真的不去玩了，因为他们成功说服自己“我并不真的喜欢它”；但后者却继续认为那是非常值得拥有的，甚至比受威胁之前更值得拥有，因为不玩这个玩具只有一个足够强的外部理由，不需要再为不能玩这个玩具寻找其他原因。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看法，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发现：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做了被禁止的、非法的、弄巧成拙的事情而受到惩罚威胁的人，最终可能会停止他们的行为；而且惩罚越严厉，他们服从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他们会将这类行为与恐惧或痛苦联系起来。但付诸研究时，这个假设却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当面对着轻微惩罚的威胁时，人们会讨厌被禁止的行为；而那些受到严重威胁的人，更可能受到被禁止的活动的吸引。说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感到惊愕：“现在严厉禁止尚且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事件，那放开了还了得，岂不是更糟了？”我理解这种担忧，也清楚这个问题极其复杂难解，只是想指出这么一点：不正视人性，一味“堵”而没有“疏”，是无法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在对这一事件的争论中，我经常看到对那位女教师的道德批判（特别是“有违师德”，并质疑她这样利用了师生的权力不对等），但有一点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现在一些16岁的男孩子其实比以前早熟多了，尽管在大人眼里他们还是孩子，但他们已经自视为成人，是欲望的主体了。如今这年头，孩子从小所处的环境、摄取的信息来源和父母辈的青少年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又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我们这社会上的大多数成年人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研究媒介生态的尼尔·波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将“童年”视为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是因为印刷文明在成人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文化鸿沟，毕竟只有成人才掌握文字为主的书本知识。然而，电视却不需要阅读能力，这就打破了原先的壁垒，成人与孩子共享几乎一切信息，孩子们提早进入了性爱、暴力、冲突泛滥的成人世界，比以往普遍早熟，“童年”由此消逝了。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电视文化而发，但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到了网络时代更为棘手：早先国内电视承载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受管控的，而网上的信息虽然也受管控，但毕竟是海量的，足够满足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要搜什么都能搜出一大堆。要说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懂得多、更早熟，那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当此巨变悄然渐变之际，整个社会秩序的运作规则并未出现相应的调整，不仅如此，近十年来倒是进一步保守化了。这就难免产生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张力：一方面，很多孩子提早进入青春期，就算他似懂非懂，至少也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家长仍然严防死守“早恋”，社会道德观还更为严苛了，谈论一些话题乃是绝对的禁忌。想想就知道，对一些欲望初萌的青春期男生来说，势必有几年要在苦闷、困惑和无处宣泄中度过。现在爆出了这样的事件，全社会舆情汹汹，当然不难将冒出来的苗头打压下去，但这并不能解决那种性苦闷。正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试图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惊慌之下的应激反应，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拒绝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作出调整，但这到头来只是拖延、压制了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长应当及早开诚布公，在孩子十三四岁时就可以坦然讨论此事，告诉他们那不是洪水猛兽，也不羞耻，只是生而为人最正常的欲望，但要注意安全，掌握分寸，清楚知道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当然，如果体内的力比多太过强烈而无处宣泄，那也要懂得如何去升华它而非压制它，无论是打篮球也好，阅读也罢，找到某个途径，将这股被堵塞的力量引入正轨。这肯定非常难，毕竟国内家庭常见的更多是这样：直到大学毕业之前，都严防死守“早恋”，但之后又忽然指望你无师自通，立刻把恋人带回家，似乎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在这种环境下，压制才是常态，然而，对身处成长期的未成年人来说，最需要的不是压制、批评，而是疏导和指引，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那还能怎样？我当然知道，任何解决思路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尤其是对这样复杂微妙的议题，但一味重申道德原则的“堵”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动，否则，就算制止了这一次，类似的事件迟早还会重演。因为，像那样的事件不是社会系统的异常，恰是其产物，以为排除、压制“故障”就能恢复正常，是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只有审视系统内在的问题，才可能看到改变的可能。

“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这句话现在恐怕已人所共知，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女性争取权利的关键点，就是她们身处于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不利地位。这决定了她们的处境不仅难以挣脱，甚至很难被看见，毕竟所有人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如果不加以改变，女性权利就无从谈起，毕竟不打破鸡蛋，就没办法吃到煎蛋。《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杰玛·哈特莉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的书名就鲜明地说出了核心诉求：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了繁琐的情绪劳动，被默认为要安排好所有家庭事务，且很少有人来分担，但她们感觉受够了的时候，却只是被看作是“唠叨”和抱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并不是找一个“好男人”就能解决的，有时结果甚至更挫败：丈夫觉得自己已经比一般的男性配偶做得多多了，但对女性而言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这首先需要女性的处境得到充分理解：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在东亚文化中，这样的性别分工更为刻板，社会上仍然固守着对女性“贤妻良母”的隐形要求。《五四婚姻》（孔慧怡著，岳麓书社，2023年9月）从民国时期的几对婚恋中，看到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批承受重负的女性两难的困境和有限的选择。《盐镇》（易小荷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则以当下四川小镇上普通女性的挣扎，看到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和经历的女性，都无不受困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只因为她们是女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男权社会的结构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虽然社会制度不断因应各种冲击而有所调适，但婚姻制度却异常地顽强，女性的处境的改善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恋爱、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也逐渐瓦解，然而女性在家庭里的处境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野千鹤子在《无薪主妇；以爱为名的剥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8月）明白无误地指出，“家务乃是无薪劳动”，女性对家庭的爱与奉献，实际上意味着身为劳动力遭到无情的剥削。她们疲惫不堪的结果，就是生育率的低迷，《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杉山春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有力地证明，女性的“育儿放弃”是她们对自身困境的被迫回应。这并不是偶然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中指出：一个社会父权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离，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况。若是女性不见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们去完成她们的工作。（与此形成对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内容，因此男性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够从容应对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情况：虽然某社会中大量男性因战争或贸易需要长期离开，但这个社会的生活并没有怎么被打乱。）他发现，女性劳动遭到了普遍的低估，因为全球70%的照料类劳动都是由女性承担的，但当下的工资劳动系统，却把大部分女性从事的劳动归为“非实际”劳动，“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毋庸置疑，财富即权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家务劳动有偿化”将可能改变当下的经济体系，因为正如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南希·弗伯尔所言，“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的确，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不仅有价值、一贯遭到低估，而且它实际上有效支撑起了社会经济体系的运作。尤其到了自动化的时代，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点。《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玛丽亚·米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8月）强调，劳动分工和性别分工的隐秘共谋，意味着女性劳动是资本积累的“内部殖民地”和根基，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换言之，对女性处境的理解和反思，不仅仅是为了共情其困苦，在制度上设法改进（例如男性也应当平等分担家务），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的重要视角。除了在家庭内部的困境之外，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有可能遭到物化和侵犯。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岳麓书社，2023年7月）一书，相当精彩地条分缕析了女性所经历的性暴力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那种男权文化如何阻碍了正义的实现。这不仅是一本冷静、犀利的论战手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物化”这一概念所隐含的8种意涵），这就让人们对遭受的困境有了清楚的认知和应对之道。女性要怎样才能活出自我？英国学者萨拉·艾哈迈德所著《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的书名就已鲜明地表达了她的主张：在一个非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世界里，与他人建立更平等的关系，设法去支持那些以往很少得到支持的人。与此同时，不断去质问、推翻不合理的传统和教条，“我们不必遵照别人的安排生活”，“女性主义的家务并不是简单地打扫、维护一座房子。女性主义的家务旨在改造房子，重建属于主人的住所。”确实，看清并认识到女性的处境，不仅是唤起权利意识，也是在召唤行动。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和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的对谈《身为女性的选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3月），就明确主张，女性应当摆脱那种意识与行为的割裂状态，认清婚姻并不是非经历不可的事情，容许自己有选择，这样才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进而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婚姻？什么才是好的家庭？“结婚和离婚都能成为一种选项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才是更好的社会。”要推动这样的改变，并不只能靠女性的努力，也并不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身为女性的选择》犀利地分析了家暴背后的男权逻辑，强调应积极探索世代之内的互助，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超越血缘与家庭的关系上。同样，即便是家庭内部的情绪劳动，也不应该只是女性的事，这需要重塑当下的性别分工，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何谓“男性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它不仅是看见女性的处境，最终也必将意味着全面批判长久以来的社会安排，让我们看到全新的可能。相关阅读：为什么女性主义可以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什么做个女人那么难职场女性为什么那么累？儒家社会中弱者的困境不被看见的女性女性为什么也反对女权？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象征符号随处可见，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似乎从来就没人能说清楚过。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最好从一个问题入手：中国人为何崇拜龙？图腾的社会文化功能对动物的崇拜，是几乎所有原始社会的共同特征。根据英国民俗学家考克斯（M.R.Cox）的解释，这种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论，即人们在观察自然界天然变形时，幻想自己的祖先也是像鸟卵生一样，由不同于自身的形象产生出来。这样，初民将动物看作是祖先和神，因为这两者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回事。不过，“龙的传人”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把龙看作是祖先，因为没有文献证据表明中国人曾认为祖先是由龙变化而来的，所谓“龙子龙孙”大抵只是对权贵子弟的一种隐喻。也是因此，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一书中主张，龙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密不可分，但否认它是民族图腾，理由是不符合“图腾”的定义。《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施爱东著三联书店，2014“图腾”（totem）源出北美印第安语，本意是“它的亲族”，即认定本氏族源于某个特定的物种，受此神灵护佑。在一般情况下，图腾信仰确实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连，但如果龙崇拜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这一点，又该怎么理解？根据涂尔干的经典理论，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要解释为何中国人崇拜龙，关键之处在于理解中国社会本身：为什么几千年前的中国人需要这样一种崇拜？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说为什么重要？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个民族文化在选择这样的崇拜对象时，必定是因为这一对象和他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其神力切身影响着他们的福祉。在古希腊文明里，海神波塞冬是大神宙斯的弟弟，但中国的海神出现得很晚，海豚形象也完全不重要，因为不像古希腊文明，海洋生活对内陆农业民族的中国先民影响很微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出那样的崇拜。公园3世纪画作中的海神波塞冬形象。（图/维基百科）在中南美洲的印第安社会，萨满巫师在出神状态下最常看到的动物是“鸟类、猫科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混合体，这些特殊的动物可以像萨满一样穿梭于不同层次的宇宙”，他们可以召唤这些变化多端的“魂灵助手”，来实施种种宗教仪式。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美洲豹，作为热带雨林中的顶级猎食者，它是野生的、未驯化的，对原始部落来说，它而非人类才是真正的热带雨林之王。人们既害怕它，又崇拜它，掌控着人类所生活在其中的周围环境，包括水、土地乃至天空。在许多当地部落中，美洲豹被视为“万兽之王”，控制着非人类世界，代表着不可驯服的自然力，“美洲豹与水、雨（它们的咆哮被视为一种雷声，暗示神灵发怒）、丛林、黑暗和洞穴密切相关——它们是地下世界的主宰”。萨满巫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设法驯服美洲豹所象征和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由此构筑起围绕着美洲豹形象的复杂信仰（洞穴、雷电、雨水、丰收、性暴力）。美洲豹是萨满巫师的保护神，又是他们的帮手，萨满可以随意变成美洲豹，从而更好地操控这种自然力量。玛雅浮雕随着萨满社会逐步向后萨满社会发展，统治阶级挪用了美洲豹的属性，借助其神力实现统治，发展出更复杂的神人关系，但萨满教的因素仍有所残留。统治者通过相应的仪式接触、调节并控制自然力量，让雷电、雨、水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这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试想一下，早期中国社会也盛行萨满教理念，最关键的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同样会发展出类似的信仰，寻求控制自然力量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只不过，在中原地区没有美洲豹，中国人找到的是“龙”这一象征。为什么是龙？中国人并不是最开始就崇拜龙的。民俗学者叶舒宪提出，中国文明早期曾有过“熊图腾”的时代，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就号有熊氏。这种熊图腾在东北地区的诸多民族文化中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对森林中的狩猎族群来说，熊就是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体现，甚至要向它祈祷，才能确保有猎物可得。中国境内有熊和虎，但这两种图腾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为何没那么重要？东北虎。（图/维基百科）因为对山林中的狩猎民族来说，它们才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但当中国社会转向农业文明时，尤其森林逐步遭到滥伐、土地被开垦为农田之后，它们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难免就此被逐步边缘化。对生活在东亚季风区的先民们来说，影响农业定居生活的最重要因素，是“风调雨顺”，渴望控制这些自然力量来获得更好的生活。中国文明中“龙”与“凤”对称，这不是偶然的。龙、凤两者都是天神的使者，也都是天上的动物，并且都代表的是“一类动物”而非“一种动物”。凤是早期东方民族鸟崇拜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就是“风”这一自然力量的化身，因为在先民们心目中，风就是天神使者，尤其像燕子这样的候鸟，每年定期出现，象征着一年四季自然节律的开始，而由此关联的农时、气候，当然与农业生活紧密相关，因为在温带农业社会中，每年春播、夏育、秋收的循环是一个周期变化。然而，这种与自然节律的关联，远不如雨水和农业生活更直接相关——“雨顺”其实比“风调”更重要，因为水利才是农业收成的根本。特别是对中原地区来说，不像沿海的东方部落那样能期盼更多季风带来的降雨，降雨是难以预测的，那种周期性变化远不如农时那样规律，雷电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和致命破坏力，因而雷电、雨水可想更为关键，崇拜需求也就更为迫切。此时，龙作为自然力的化身就体现出巨大的重要性了。就像中南美洲文明中的美洲豹一样，龙也和雷、雨、水这些自然力量相关。在中国文化里，龙一直是腾云驾雾、带来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都要找龙王。雷电带来丰沛雨水，而雨水又是农业收成的关键，那么很自然地，龙其实也相当于丰产神，因为正是它确保了丰收，这对于早期靠天吃饭的农业定居文明来说，几乎是命根子。周朝的“玉龙”。（图/维基百科）龙的地支是“辰”，雷为“震”，而农的繁体字是“農”，从造字上就可见，龙崇拜起初其实与雷神紧密相关，而早期农业其实就依靠雷雨带来的降水。《易传·说卦》：“震为雷，为龙……为长子。”可见龙王之所以司雨水，其实是从雷神演变而来。在风水术中，“来龙”意味着幸福的源泉，而在事实上，多指水源地。这一术语的本意是指潜藏于地下的龙，而龙为司水之神，平日潜龙在渊，开春升天，降雨至夏，到秋末再重返地下，因而人们相信地下的水流和水脉也归龙管理。既然如此，对农业定居者来说，水脉就是传之子孙的最大恩惠，对水脉的保全是村落共同体存立的基础。战国时期的龙。（图/维基百科）所谓“龙脉”，就是保有子孙繁荣昌盛的源泉，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其实都源于雨水对农业生活的重要性。那么，龙到底是什么？极有可能就是鳄鱼。上古的黄河流域远比现在湿热，二里头遗址就出土过鳄鱼的骨头。《翦商》一书根据这些考古挖掘，复原了商朝时的场景：在黄河平原沙洲上，“鳄鱼在水草间露出头，发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鸣叫。古人认为，它们在召唤雷雨。”和美洲豹一样，鳄鱼也是在湿地环境中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是野生的、未驯服的自然力量的象征，且其鸣叫让人联想起雷声。孟子曾描述大禹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也就是说，当时的“龙”是在湿地生活，然而，当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湿地逐步得到农业开垦之后，鳄鱼就逐步消失了。为了控制、驯化这一自然力量，古代还设有“豢龙”这一官职，晋王嘉

新的一年开始了，所有人或许都在期盼、祝福，这一年会更好——当然，每一年人们都是这么想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一个时间循环中，时间之流到达这个特定节点，都会重新开始。这更像是一次重启和刷新，却不必然指向更好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此刻的热闹、祝福，更像是一种自我打气的祈福仪式：与其说是人们基于理性判断真心相信“新的一年会更好”，不如说是他们内心觉得，只要履行这一套仪式，就有望得到预期的福气。春晚就具备祈福仪式的准宗教意味，然而现在，仪式本身正表露出其空洞的本质。龙年春晚，看得母亲昏昏欲睡，她很失望：“怎么就这水平？花花绿绿的，看着像幼儿园演出。”那呈现的与其说是艺术与真诚，不如说是空洞的排场。这也像是这个时代的隐喻：华丽的空壳之下，真正的问题被掩藏了起来。前一阵就听人说，对新的一年已没有多少预期了，“感觉我们是被时代绑架了，进入了垃圾时间”。一位朋友说，她甚至不喜欢“过去的年景都是好年景”这话，不好就是不好。这是一个对普通人来说平淡无奇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没有什么未来值得激动人心，在有生之年也很难期待像父辈那样经历戏剧性的生活改善。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一代务实得可怕，没有理想，充满算计——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未来正在缓缓封闭。与此同时，各种眼花缭乱的征兆转瞬即逝，此时此刻，没人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迹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能抓住当下。有人说“恐惧是因为看不见未来”，但马上有人说：“正因为看见未来，所以才恐惧。”实际上，如果未来真能被看见，那无论它多可怕，或许未必比得上它无法被看见那么可怕。《社会性动物》一书就曾洞察：“不确定性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的确，我们确信有坏事发生，比怀疑有坏事发生要好。”不论如何，近些年来，国人正在对未来失去信心。时间的推移不再指向一个更好的可能，有的人对此甚至已经不抱希望，转而把时间本身看作是一种不断消耗、流失的有限资源，豆瓣上的“朱欢尘”准确道出了这种心态：进入新年之后，我一直被一种时间的紧迫感驱使。有时候走在路上，想到自己还有父母都在变老，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使时间倒流哪怕一分钟，就感到无比沮丧和灰心。我知道这种心态并不好，但是一时间不知道怎样克服。我像一个因为害怕时间流逝而盯着钟表的人，事实上这样子时间只是过得更快了，人也被吓得更惨了。这么想之所以让人沮丧，说到底是因为人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个时空中，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时间，开辟不同的可能性。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说的，“我们奋力前行，逆流而上，但不断被浪潮推回到过去。”前一阵也有朋友和我说过，经历了半世的各种艰难困苦，“有时真不想生活在这个时空里，可能过了若干年后，后代看我们现在，就跟我们看毛时代一样，觉得那会的人怎么都活成那样。”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当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因为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现在已经无法立足于一个长远的未来——很少人能根据五年、十年的长远目标来规划当下“应该做什么”，因为没人知道这么长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这就让很多人不得不变成短期目标导向。短期当然也好，因为不论如何，它可以提供一种确定性：五年后也许连爱情、婚姻都过保质期了，但好歹最近这半年一年好好过吧。这样静下来一想，至少内心踏实许多。这是人的本能使然：现在的人都不敢做长远打算了，因为不可控的变数太多，只能尽可能把握当下。“把握当下”有时会被嘲讽为一种无视危机的及时行乐、一种缺乏长远规划的目光短浅，但在当下，或许也具备某种特殊意义：就像一局结局未知的球赛，如果还想赢，那么参赛者最好的选择就是每一分都要认真争取。罗新在他那本《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说过：

刘亦婷“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美国普通中产”近日来上了热搜，引发不少感叹和争议，这个当年无数中国家长心目中“别人家的孩子”，教育成功的榜样，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被遗忘多年之后，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再一次出名了。1999年刘亦婷考上哈佛之后，关于她的系列图书在数年内狂卖260万册，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不下上千万人的人生。在当年堪称神一般的人物，现在被嘲笑在美国多年也就只混到“普通中产”。当然，也有人争辩说，刘亦婷这二十多年虽然没做出什么“大事业”，但也足够跻身纽约的社会上层，其实已经是留学生奋斗的天花板了。然而，问题的重点其实不在这里。为什么人们突然又对这个过气的人物产生兴趣？因为社会心态已发生巨大变动：经济上升期那种狂热的“成功学”开始退潮，而刘亦婷作为当年成功榜样的明星级“学霸”，也是时候接受重新审视了。考上哈佛的中国学生当然远不止刘亦婷一人，但她当初之所以名气那么大，是因为她为无数中国家庭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很多父母都愿意相信，只要照着那套教育方法培养，自家孩子也有望像她那样，凭借学力，在高中时就通过特招申上哈佛大学——而一旦进入哈佛这样的最高学府，那接下来可不就是辉煌人生了吗？但是如今，“读好书肯定有个好工作”的预期已经被打破了。去看看机场书店就知道，卖得最好的畅销书已经不是成功学，倒是星座、命理、佛学这类。在不可测的风险面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那么天真乐观地相信只要读书够好，成功就能触手可及，以往那种“成功榜样”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大家冷静一打量，“也就那样，没吹的那么神”，又或，“你过得是比我强，但你成功又怎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成为你那样。”《风雨哈佛路》剧照这背后无动于衷的消极性，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现在新的一代人见过世面，以往那种外部成功已经不足以激励他们为之去努力奋斗了。他们需要新的驱动力，那意思像是在说：“奋斗？可以，那先告诉我为什么。”这诚然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心态。一代人之前，无数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努力，除了悬在前面的胡萝卜，其实常常也是因为后无退路。所谓“上进心”，乍看是内在的驱动力，实际上靠的更多恐怕是外部力量的推动——改变命运的激励、恐惧再过以往那种苦日子，你必须拼命努力才能过上点好日子，说到底，那也是因为以前太穷了。然而现在，社会学者李永萍发现，随着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化，不少富裕地区已经呈现出“无压力社会”的特征。不乏有年轻人很多年都不工作，说是“没找到合适的”。一位社工说“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时，问她“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答：“我喜欢不工作。”虽然有人看不惯他们整日晃荡，但他们自己认为这样过得挺好，也没想要如何努力去改天换命，“他们并不在乎工资多少，在乎的是有闲和自由”，其结果，“还没有达到成为贵族的经济水平，他们却过起了贵族式的消遣生活”。《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对这些家庭的父母们来说，“怎样培养孩子的上进心”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大问题。在浙江，许多富二代都不愿意继承家业，出现了接班人危机，而他们的父辈当年可是非常拼、非常实干的，但年轻一代似乎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他们既不缺什么，实在想要什么也可以买，剩下的大抵就无所谓了。要接班做父辈那些雨伞、纽扣之类的生意，他们很难有啥兴趣，但要说努力读书成才，说实在的，那又有多大吸引力？不仅如此，现在城市中产家庭的父母也不愿意孩子去吃苦了。像宁波商帮以往极具开拓精神，然而近十年来，很多人家甚至不愿意子女去上海闯荡，何必呢？在老家足可过得很安逸。这些年“鸡娃”的父母固然还有不少，但看到社会新闻里优秀学生得抑郁症的层出不穷，很多人就算没看开，也吓到了。很多学霸又事业有成的父母，面对子女都是这样的心态：反正你也不可能有我当初那么优秀，那开心健康就好。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胸无大志的一代”小富即安、躺平心态，那就错了。确实有不少父母痛感“为什么孩子不能像我当年一样有上进心”，但年轻人其实清楚地看到，时代巨变之下，初始条件已截然不同，无论是走父母的老路，还是拼命内卷读书，都已经不足以确保自己一定能成功——海归博士都去街道办应聘了，考上哈佛又怎样？《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形势早已变了，在这个时代，成功已变得距离普通人更遥远了，更重要的是你会赫然痛苦地发现，自己卷到极致，拼尽全力，最终人生尽头也就那样。曾经的偶像原来也就只混到个美国中产，那种预期落差感，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那我那么努力值得吗？苦读就只是为了这个？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要成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自身的限度：风险如此之多、竞争如此之激烈，自己也不是天才，想效仿刘亦婷那样？那多半最终的结果不是你也进了哈佛，开启辉煌人生，而是为她的书贡献了一点版税。恰恰是因为期望成功的压力太大，才使得预感到自己无法达标的那些孩子们要么摆烂放弃，要么无法放过自己就抑郁乃至自残。乍看起来“缺乏上进心”的犬儒退缩，换一面来看也是对“内卷”的抗拒，希望能有不一样的活法。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每当一个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难免就会出现反思和改变，毕竟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不可能一直在原有的路径上不断简单累积。这往往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低烈度紧绷感，有时连亲子之间都无法意识到，那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新旧价值观的内战在家庭内部的体现。如果还只想着让孩子复制别人的成功道路，那已经不足以引导他们，因为年轻一代很自然地会发现，那和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相悖的。《匆匆那年》剧照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指责年轻人“低欲望”，质问他们“是不是从来没奋斗过”，而是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至少容许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乍看是不愿走出舒适区的躺平、放弃，但也不失为一种反思精神：与其盲目地追逐成功，不如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尤其如果家境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足够支撑你的基本生活，那更应该想明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去为之努力的。当然，难免有人忧虑，如果丧失了奋斗精神，从未体验过出于热爱而奋斗的滚烫的激情，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但话说回来，当年万众效仿刘亦婷父母的教育方式，想要的正是成功所带来的功利，才不是什么“奋斗过程中的热血体验”，要说起来，卷到苦不堪言，还谈什么激情？要有热血，那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真正喜欢的非功利性目标。对当下的许多人来说，与其实现财务自由，不如实现人生价值——当然，老一辈的人或许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又或者说，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先实现财务自由。然而那样的成功人士势必永远是社会上的少数人，而且一旦你看穿“所谓成功的生活也就那样”，那成功本身就更难对你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了。《四重奏》剧照这当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这样。在美国经济数据统计中有一项指标：就业参与率（participation

陈立人（左）、于璇（右）世人瞩目的“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目前还在审理，虽然已有不少媒体跟进，但整个案子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人们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毁前途？按说他们生活如此美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杀人动机又是什么？网上有人说，她的家庭状况和杀妻案的嫌疑人陈立人非常相似，因而大受震撼，在家里说到此事时反复念叨：“离婚总比杀人好，为什么要杀人呢？”她丈夫在旁悠悠地来了一句：“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婚。”这个答案或许令人震惊乃至惊恐，但确实极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对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人来说，没有另类选项（alternative），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住那种紧密粘缠的关系，得不到哪怕毁掉。你看着觉得恐惧吗？对一个尚未真正现代化、未能摆脱原基纽带束缚的社会来说，这却正是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是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电影《一代宗师》里，一线天因为想脱离组织，遭到追杀，杀手头领对他说得很清楚：之所以不容你离开，是因为你加入组织时立下过誓言，“如违誓言者，愿受任何严厉之制裁”。话说到这份上，就只能摊牌了：一线天：“操，八宝街、朝天宫的东西，到香港还能用吗？”杀手：“可是，我们的纪律还在，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一线天：“我现在出去，你能怎样？”在此，关键点是背后的原则：一旦加入组织，就不能自由退出，要离开除非死。虽然一线天最终独力击败十余人，但反过来也正表明，要活着离开就难免硬碰硬的激烈冲突，而绝大部分普通人毕竟战斗力远没那么强，何况即便是他这样的高手，活下来后也还是只能隐姓埋名，以防不测。你可能厌恶、反感这一套，但对捍卫它的那些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眼里，组织关系牢不可破，正如儿子永远不能反对老子，否则就是背叛。这么一来，婚姻与其说是两个自由人的自愿结合，不如说是一旦牵手就永不分离的庄重承诺，你可以自由进入，却不能自由解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自由的个体。然而，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这还常常被赞颂为“爱”，专一、彻底而无私，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如此令人窒息。有朋友说，她逢年过节特别恐惧回家，一想到要和母亲相处就头皮发麻。一次她妈让她做饭，说要吃番茄炒蛋，但女儿却特讨厌这道菜，所以就随口说了句“我才不做这玩意儿呢”，没想到的是，她妈用一种很恐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她说：“你现在是个陌生人了，你眼睛里都是陌生的光。”她措手不及，没想到母亲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突然说出这么狠的话，内心受了很大创伤：“从那之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妈，即使表面上做得特別尊重女儿，但她内心深处那种‘你是我养育的附属品’的控制欲从来就没有淡化过。”这还不算最狠的。我的另一位朋友，已在异国他乡多年，说起自己母亲时，淡淡说了一句：“她的爱就是——她可以为你去死，但是如果你不听话，她就跟你同归于尽。”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并不都是乖孩子，有时恰是严厉的家教逼出了叛逆。很多人在青春期都经历了与父母的激烈对抗，有的甚至以决裂告终，另一些则在经历痛苦的反思之后，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些阴影并达成和解；但不必意外，也有一些人恰恰延续了那种相处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只会这个。不幸的是，在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当中，反倒更有可能出现最后一种情形，因为他们在青春期不是叛逆的“坏孩子”，何况家长那种无微不至的控制欲（有时伪装成无微不至的奉献）可能确实帮助孩子通往了成功。然而成功之后呢？在世人眼里，像陈立人、于璇这样的学霸精英可谓应有尽有，但他们幸福吗？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过得非常累、非常焦虑，因为他们到此为止的生活，都是拼尽全力获得的，不容出一点差错——那种生活就像一个完美的花瓶，出现一道裂缝就可能瞬间破碎，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维持。事发后，很多人都说，这对夫妻平日很安静、温和、深居简出，料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然而，在那种极具欺骗性的平静外表之下，恐怕早就酝酿着疯狂，紧绷到窒息的压力一触即发。他们没有什么公共生活，不能融入本地社区，这种自我封闭倾向和外部压力难免更进一步强化了紧密粘缠的关系。事前，陈立人并未被裁员，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压力从哪里来，但如果你从小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环境下长大，哪怕是一点小错、甚至怕出错的心态，都能将细小的压力成倍放大。当他压力极大时，很自然地又会反过来依靠自己唯一的生活支点，那就是自己妻子。这也是在中国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一幕：控制欲极强的人，看似强势，其实对极少数亲人抱有高度依赖。然而，对那个被依赖的人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悲剧发生后，网上有人怀疑，这可能只是一直顺风顺水的学霸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挫折，揣测女方的可能出轨，深深刺激了他。不过，女方出轨的说法只是未经证实的网传谣言，并且极有可能是倒果为因的：她或许是想逃离，但这不是悲剧的原因，而是结果。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强烈的孤独感折磨着他，无法忍受又难以排遣，而他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向自己迷恋的瓦尼夏·斯坦利小姐倾诉，几乎天天跟她通信，以此逃避现实。开战不到一个月，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他最伤心的是太忙而未能和她见面，过她27岁生日。斯坦利小姐充满智慧和活力，也对他所倾诉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她也无法承受首相过度的关注和依赖，毕竟她也有她的压力，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情感索取，当另一个追求者出现时，她转而在此人那里逃避压力。当她最终向首相说出自己要订婚消息时，他受了沉重打击，当然他是体面人，既未狂怒，更不至于杀她，但他改变了吗？并没有。他又转向斯坦利小姐的妹妹倾诉，让她替代了姐姐原先的位置。不妨设想一下：陈立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以往他在成长过程中或许单一依赖父母，但在异国他乡，深陷孤独、重负又无法自我纾解时，就将自身的压力完全转嫁到妻子于璇身上，因为他没有其它渠道来释放或缓解这种压力。这当然是不堪承受的，当她感到窒息想要逃离（不一定是出轨，也许只是提分手乃至分居）时，悲剧发生了，因为妻子的离开等于拆毁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而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不可能认识到，让妻子选择离开的，并不是妻子本身背叛，恰是他给对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那种重负和窒息感，还不断发出矛盾的信号——既极度需要她，所作所为却又在把她驱离。如果他能稍具共情能力，意识到对方所处的困境，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走向极端。这样的亲密关系已成了牢笼，“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失去你”的甜蜜爱情言语，如果没有自由，瞬间就会转变为恐怖的束缚。身处这个局中的女性承受着双重折磨：既要承受对方的依赖所施加的全部重负，又被限制着无法脱身。但恐怕也正因此，她才更要坚决逃离，否则这简直要让人发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女性总是被刻画为依赖男性，但在这样的现实中，倒是女性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坚强，她离开了他能活，他却觉得自己离开了妻子不能活——固然，那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否则杀妻之后为什么还活着？如果我的推断成立，那么这一悲剧的根源其实早已埋下，那样的相处模式和心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说到底，这源于一种对“爱”的深刻误解，但正如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的，那其实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主义。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爱是由对象而不是由能力组成的。在《为自己的人》中，他再度反思了这种有毒的亲密关系：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分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复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一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一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他更进一步指出，还有一类“仁慈的虐待狂”，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来防止一件事的发生，即他的对象获得了自由、独立，因此就不再属于他了”。可悲的是，这正是许多中国父母一直在做的，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又可能不自觉地继续锻造亲密关系的牢笼。需要我们警醒并记取的正在于此：爱，首先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必要时放手，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恋，这种相爱不是榨取哪一方，而是在相互给予、相互支撑，由此从对方那里汲取力量，最终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爱不是牢笼。真正的爱必将使人自由。相关阅读：令人窒息的爱中国家长的控制欲有多可怕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悲剧发生之前聊聊清华谷歌工程师杀妻案​​​

张波、叶诚尘日前，福州弑母案的嫌疑人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嫌疑人张波、叶诚尘同日被执行死刑。这两件轰动一时的案子终于落幕，然而相关的争议仍远未平息。提到这几个凶手，网上的舆论常常将之称作“恶魔”，造成如此人伦惨剧，可见其内心残忍无比，而之所以做下这样的大案，只是出于极端的个人私利——许多帖子都骂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像这样的解释确实很吸引人，因为它为急于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然而，这个思路其实是循环论证的：“坏人之所以干下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更不幸的是，这会阻碍人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成因进行深入反思，何必呢？既然这只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极端个案，那么对公众来说，需要做的只是提高个人防范意识，在人群中预先识别出这样的坏人，免得自己下次遇到倒霉，不然还能怎样？当然，这些害群之马一旦暴露，就要将他们坚决清除出去。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观点，这种“人格倾向论”其实是有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过错者某种性格特质来解释其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恶之人”。大多数人，会在无意之中自发地这样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对各类信息加以组织和分类，从而获得对事件的控制感。这种有关人类行为的人格倾向论基于以下假设：做出疯狂举动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疯狂的人格，做出愚蠢事情的人一定是愚蠢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做好事的人一定是善良的，诸如此类。这样的思考方式颇能迎合人们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做坏事的坏人和我们这些“好人”区分开来。当我们想到令人厌恶的行为时，这种想法给我们以安慰——因为，作为好人，我们绝不会那样去做。书中更进一步指出：“人格倾向论会令我们自以为是，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在外部压力下是无懈可击的——而事实上外部压力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疯狂或残忍的举动。这种假设使得人们不再关注环境的改善，而是狭隘地去关注人格。”不仅如此，值得补充的是，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让人倒向“有罪推定”，理由很简单：“坏人”和“好人”不一样，如果被认定为坏人，那么怀疑坏事是他干的，又有什么不对？如果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能印证这种怀疑，那这就是板上钉钉了。被执行死刑的吴谢宇不管这些人怎么可恨，有一点是事实：他们在犯案之前，没有前科，像吴谢宇甚至看不出一点“心术不正”的迹象——别说我们了，连最了解他的母亲岂不都毫无察觉？在犯事之前，他们看着可也不像是“坏人”，那又有谁知道我们周围那些平日里很正常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说“残忍”，那也是个笼统的说法，在不同的事件中可能相去甚远。张波、叶诚尘的残忍，本质特征是“无情”：对张波的两个孩子，他们看起来毫无共情能力，仿佛他们需要新生活，旧家具就要统统扔掉。然而对吴谢宇来说，他对母亲则有着极深又极复杂矛盾的感情，恰在另一个极端，他的残忍，是意识不到母亲乃是和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不过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试图摆脱一段亲密关系时，都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世人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下如此狠手，是因为我们普通人都受到了一系列制约：“虎毒不食子”的文化心理；弑母的重罪当然更为社会所不容；更不用说，“杀人偿命”的铁律和法律的惩罚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在他们这里都失效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制约在他们这里是怎么在心理上被突破的？这是单纯的“生性残忍”无法解释的，因为就算残酷无情的人，也未必愚蠢，如果明知事发后自己也会被处以死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吴谢宇来说，弑母之后固然花天酒地了一阵，但就算没被抓到，自己的人生也肯定是毁了，难道这么简单的现实他都预见不到吗？顺着这个逻辑想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点：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极端举动，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矛盾冲突时，想不出别的办法，而把杀人看作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张波与前妻已经协议离婚，女儿归前妻，儿子归他，但叶诚尘仍一再说无法接受他有孩子，逼迫他“处理”掉。也就是说，哪怕孩子送人，她都不能接受，因为她要的是对方绝对属于自己，仿佛人生重启，之前的全部清空。这显然是蛮横的无理要求，问题是张波竟然无条件答应了。吴谢宇弑母的动机虽然复杂隐蔽得多，但至少从事后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要摆脱母子的粘缠关系，至少有不止一条路可走，然而他却选择了最具毁灭性的弑母一途。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面临问题时，反应模式都很僵化，不会理性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甚至想不出替代方案，却选择了最高风险的零和博弈。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很多事都具有绝对属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neglect）和过度反应（excessive

河南方城县学校火灾事故情况通报已经出来了。全文谈了学校基本状况、善后救治等等，但除了“事故造成13人遇难”一笔带过之外，只字未提这些孩子的状况，乍一看甚至不清楚遇难者都是年仅9岁的孩子，更未谈及最关键的起火原因。当地已经封锁消息，按媒体评论人张丰（他本身也是河南人）的看法，“这时候通报就是最后的、唯一的信息通道了，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诚意”，然而他失望地看到，这份通报“无主语、无愧疚、无责任”。他敏锐地意识到，整篇通报都缺乏主语，“一个句子要有主语，意味着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意识’”，“关于事故责任人，巧妙地使用了一个被动句……”（“涉事学校7名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这样的文风极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一丝“主观”或者情感的东西。同时它也意味着，在13个孩子遇难死去后，河南没有一个成年人“站出来”。如果你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文章，你马上会谨慎起来，因为所有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使用“我们”，则是诉诸抽象的集体，虽然正义凛然，但自己的责任也就少了几分。这可并不只是咬文嚼字——或者应该说，这份通告才是咬文嚼字写成的。确实如他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主语”就意味着“无责任”，那是一种刻意造成的模糊暧昧，暗示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责任在谁，不知道。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日本，体系内部往往也是谁都不承担责任。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这种心理状态与日本人喜欢用“是”（なる）多于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有关，这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事情是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然发生，既然如此，那么当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了。他发现，在大学里做会议记录时，如果写“こうしました”（我们做了这些），同事们就会愤怒地加以反对，而写“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就很容易通过，因为那看上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这样一来，哪怕是重大事件，决策、演变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因为既然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人去做，那也就无人会为此负责并采取行动。凡是个人主体性尚未充分觉醒的社会，都是这类心态的沃土。《刚果战争》一书中谈到中部非洲也是如此：送红包常用的动词是“流通”，而且通常是被动语态，好像红包自己长了腿一样。常见的说法是：“红包已经流通起来了。”红包给受贿的人保留了一点尊严：你不必因为直接接受对方现金而感到尴尬。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来自匿名人士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红包呢？显然，这不是语言无法厘清边界、责任，而是刻意如此，因为模糊暧昧才能留有余地，让人免于尴尬，哪怕自己心知肚明，但只要不点明，自己不尴尬，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和英语不同，汉语里“无主句”很常见，诸如“下雨了”、“上课了”、“开会了”都不需要说明主语是谁，看起来就是那么一件事发生了，大不了就是被动应对一下，但“我”当然既不是主体，也无须担责。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案件，肇事凶手的父母找到受害者家人说：“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实在遗憾，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这诚挚吗？那首先就应注意到，它只提到“事情发生了”，仿佛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却避而不谈造成这一不幸的主语正是自家孩子。如果连事实都拒绝面对，你能指望他们诚挚道歉吗？回头来看方城英才学校火灾的悲剧，公众和那13个家庭在追问事件真相时，最想知道的并不是善后救治，而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又该为这一悲剧负责，这首先就得直面问题。当然，这次调查组也控制了7名相关责任人员，他们作为直接责任人当然要接受审判和惩处，但这样的事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对系统本身的反思，那么处罚这些人，只不过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让人们相信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死难的这些孩子大多都是乡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也应承担责任，共同造成了这一悲剧，这么小的孩子，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脱离亲人的照顾，托管给这些不靠谱的机构。怎么说呢，对刚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还要面对这样的指责不免太残酷。一位当地朋友告诉说，她早些年得知这些孩子的境况，也一度觉得很不忍，仿佛被孤零零地抛弃到一个很荒芜的地方，然而，对孩子的父母们来说，又只能外出打工挣钱才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类寄宿学校？恐怕也是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们只能用一系列的话语来自我说服：学校会负责的，老师教得也好，寄宿后孩子能更集中注意力学习，如此等等。只有这样欺骗遮掩自己，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把孩子交给学校，外出打工去。换句话说，家长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说服自己，那就是最好的选择。然而，真相是：他们其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在非自愿的境况之下别无选择，那他/她也就谈不上责任——因为根据定义，“责任”是一个人充分自主的决定所承担的后果。这是我们在面对此事时所应牢记的一点：权责对等，我们不应苛责那些无权者没能做得更好，而应追问那些有权者为何没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否则就是又一次和稀泥：无人真正为此负责，最终不了了之，没报道=没发生=没问题。相关阅读：那13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当年轻人眼里的光熄灭

1月19日深夜10点，河南南阳一所私立小学砚山铺村英才学校的男生宿舍起火。一小时后，本地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火警后出警，38分钟后扑灭现场明火，然而此时，全宿舍总共14个孩子，已有13人葬身火海，1人重伤，年龄都只有9岁左右。火灾的起因，据说是宿舍里电暖器短路引发失火，但起火时孩子们应该也还未沉睡，难道没人能及时发现、组织逃离吗？据一位逃生的女生说，宿舍也有老师同住，考虑到学生起夜上厕所，宿舍不会锁门。《环球时报》根据当地消防队的官方说法，死难学生“在各自床上呈躺睡状态”，似乎走得很平静。然而，正如有人分析质疑的，“13个孩子‘步调一致’，竟然全无察觉和反应，整整齐齐在床上‘躺平’，连短暂的挣扎都似未发生。这更像三流的蹩脚编剧笔下的剧情。”据《扬子晚报》报道，有该校毕业生透露，“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宿舍是被锁起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也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有学生在窗户防盗网下侧打开了一个小口，从此口跳楼逃生”。这意味着孩子们并非在熟睡中毫无知觉。说实话，我更相信后一种说法。如果对这个系统稍有了解，你就会明白，在校生要讲真话，面临的压力比已毕业的学生大多了。不仅如此，火灾发生时，当地商户也说听到孩子们哭喊：“妈妈，救救我……”也就是说，他们察觉到了火情，但受困无法逃离，是被活活烧死的——烧得如此惨烈，以至于他们的父母得做DNA鉴定，才能分辨出哪一个是自家孩子。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极有可能，那13个孩子之所以葬身火海，是因为起火后无法逃生：窗户防盗网焊死，宿舍门也被反锁，应急通道也就无从谈起，他们无路可逃。此时说什么“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都是不着边际的胡话，对那13个家庭来说，这就是天塌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廉价的感叹，而是严厉的追责和深入的反思。我知道，谈到“追责”，人们的思路大抵就是针对这一具体个案的当事人而言，那无疑是直接责任人，但要避免悲剧重演，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源，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一时疏忽，而是社会运行中的一套隐蔽的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制度安排就是这样：一方面，权力自认对所有这些孩子负有无限责任，不容出任何差池；但另一方面，这又会造成管理上的棘手问题，于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很自然地就想把孩子们都关起来。然而，当内部出现火灾时，保护人的铁屋顿时就成了致人死命的牢笼。乍看起来，这只要管理者稍具责任心，就完全能够避免，然而这实际上却很难，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权力和责任完全不对等。孩子们没有逃生通道，窗户是铁栅栏，宿舍门就算没被锁也很窄小……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显而易见地致命，但这不是疏忽，而是管理上的必然结果，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方便管理——只要堵住一扇窄门、一把锁，就足以让十几个好动的孩子不至于晚上出去闹事、玩耍、夜不归宿。多年前，我有一次去郑州，走了一路，有点内急，旁边刚好有间公厕，但过去一看，却被挡在门外。因为那是晚饭时间，公厕管理员把门一锁，自己去吃饭了。这是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但一问本地朋友，他们好像见多不怪了。细想来，这倒也是个公共管理上的有趣问题：对这个公厕管理者来说，似乎压根没想到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开放性和便利性，而是把这看作一个不可损坏的公共财物，在管理上他只图自己方便——既然离开了，就把它锁起来。这当然也不仅河南如此。有一位建筑设计师曾不无沮丧地跟我说，他们团队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一座新潮建筑，规划好的是八个门，然而落成使用后，就被堵得只剩一个门出入，哪怕他们再三致函去抗议，都石沉大海。她抱怨这是“土包子式管理”，但为什么？因为这样“方便管理”。确切地说，这并不只是“土包子”的做法，而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基底之中。在我们的文化意象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想型就是“壶型宇宙”，想想看，桃花源的入口也是“初极狭，才通人”。别说是村落，就是国家也一样，在洋人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前，就只有广州一口与外界交流，因为这样最有利于掌控。不管怎样，这套秩序安排，哪怕经历了风吹雨打，至今仍牢不可破，即便不算多欢迎，至少也被无数人默默接受——有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这是限制，而欣然接受为一种保护。然而，正如火灾的悲剧所表明的，这样“方便管理”并不伴随着相应的高度责任心。那个权力只是随随便便交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宿舍管理员，而宿舍管理员恐怕没想过那么多孩子是把性命交托在自己手里，他拥有了那个权力，然后把钥匙往腰间一挂，自己呼呼大睡去了。你以为他们会认真对待，但他们其实是个草台班子。现在死了13个孩子，势必有人会追问：“出了事谁负责？”此时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熟悉的场景：此前拥有无限权力的人，真有事了却不肯承担无限责任。可想而知，所有人都会想办法淡化、撇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仅仅在个案中追责不能真正有所改变，因为类似的戏码已经上演太多次了，然而每次只是惩处了几个人了事，结构本身丝毫不受触动。实际上，这次也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迹象：火灾之后当地首先做的，是消防知识演练。当然，接下来电暖器是肯定会被严禁带入宿舍了。然后呢？管理模式会有所改变吗？这我不敢乐观。如果这一次我们能真正有所反思，那这13个孩子就没有白死。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至少去年就在网上传开了，近来尤为流行，时不时就看到有人或感叹、或嘲谑地说起。当然，绝大多数人这么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在玩梗，又或是突然发现了一句能恰巧表达自己心声的话，仅此而已，这也值得认真看待吗？任何流行语之所以能流行，都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不能被人广泛接受，它就流行不起来。何况，又为何恰好是此时才流行？在我看来，在这句看似玩世不恭的感叹之中，正隐含着当下社会心态的关键变动。这其中首先透露出的，是一种幻灭的意味，以及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一些看似专业、严谨、庄重的事物，当你窥见内幕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潦草敷衍、一地鸡毛，“原来也就那样”。抖音上一位经济时事博主的话，就表达了这种失望：“这个社会各行各业充斥着大量的糊涂混子，少数干实事的人在无处不在的推诿和敷衍中勉强的将集体工作维持在底线之上，整个社会运转的晃晃悠悠撒汤漏水，一切都是对付着能用就行。”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曾对外部世界的运行寄予期望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幻灭即便谈不上多痛苦，至少也难免感到一阵虚无，因为他们赫然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有时甚至连装装样子都谈不上。去年一位朋友跟我感叹，她在上海多年后回到内陆城市的老家，入职的单位看抬头还说相当正规的，结果呢？制定好的规则说变就变，重大招标流程如同儿戏，方案就交给没什么经验的下属随便写写，而领导甚至看都不看就发出去了。在此，“草台班子”乍看源于不专业，但背后的实质是权力的任意性：所谓标准、规则、合规，都可以随时不作数，操作的细节可能存在无数纰漏，但领导不在乎，因为权力不受制约，也不管专业细节，它在意的是权力本身对“全局”的掌控。这就不仅仅是幻灭了，还有祛魅：本来你寄予了那么多期待，结果，“就这样？”原先的敬意越多，落差就越强烈，难怪有句俏皮话说：“如果你喜欢香肠，最好别知道香肠的制作过程。”因为当你知道了其中的偷工减料乃至恶心之处，就感觉再也难以下咽了。在此，所谓的“世界”当然不是那个客观的物理空间，而隐含着某种伦理期待，就像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对“天”的理解，那应当是一个高远、道德的存在，因而当近代人发现“天理”崩塌时，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毕竟那原本是他们的生活秩序的支撑物。即便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世界”的伦理意味不至于那么强烈，但那种落差带来的失望，毕竟也是真实的。那些初窥内幕的新人，尤其容易有这样的落差感，因为他们原先多多少少为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赋予了一点光环，结果真正接触之后，发现竟然也不过如此，一些看似重大的决策，随随便便也就那么做出来了，你难免有点震惊：“这也可以？”那种光环，原本就需要一点距离感，所以西谚才说“熟悉产生鄙夷”——耶稣或许被陌生人视为救世主，但对他家乡的人来说，那不就是那个马厩里出生的木匠之子吗？近距离观察到“也就那样”，是很难没有心理冲击的。虽然客观地说，这种感觉也未必都对。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职场经历：年轻刚入职时，发现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同事按说更专业，但他们对待工作看来还没我认真，就只随便做做，或者就说“你先看情况做吧”。我也曾震惊过，但多年后意识到，他们那样也不完全是敷衍摆烂，而是他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知道那个尺度大差不差。有时候，这种潦草敷衍源于不可预测的形势和风险：在这个多变的市场上，要保持专业、规范是很难的，甚至艰于生存，原有的机制来不及完善，就又变了，人员则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切都有可能，并且是以料想不到的恐怖速度和力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永远都在形成（becoming）之中，似乎也没必要太认真。当现代社会的结构组织足够复杂、现实又变动太快时，指望它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始终那么全能，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的大亨》中描写过一个英雄，他最初想成为工程建筑的总管，“一个了解所有事情底细的人，”但是，当他作了总管以后，却“发现没人知道任何事情。”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感不仅有必要，也常被证明确实是正确的。美国总统J.F.肯尼迪曾感叹，他在就职时最使他吃惊的是一切果真都像竞选时所说的那样糟。就此而言，认识到“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至少有助于人们降低预期，保持清醒。当然，还有些时候，像这样的感叹不过是一种“中二病”的表现，仿佛只要祭出这句话，你就能迅速转变为一个世故、深沉、苍凉的智者，从宏大的尺度看穿了这个世界的运作不过如此。这时候你或许应该问下自己：真的是这样吗？不论如何，这种幻灭情绪还是值得重视，因为它会悄无声息地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一些年轻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震惊，只是初窥内幕带来的落差感，但却很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自己已“看穿一切”的信心；祛魅之后，不信任感尾随而至；质疑随时可能演变为对专业性的鄙视，乃至转向怀疑一切的虚无。更进一步说，当这样的心态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公信力的重建将加倍艰难：往坏处说，这可能助长民粹和阴谋论盛行；往好处说，这可以激发个体的独立性和怀疑精神，由此基础上建立的公信力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信力。至于这究竟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你下一步怎么做：对有些人来说，看到“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意味着幻灭后的绝望，自己不愿再为之投入什么，躺平拉倒；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恰恰意味着新的开端——既然不能对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寄予期望，“原来他们只是那样”，那么只能靠自己。知乎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底下就有这样一条回复：“其实早点想通这些，你就不会带着滤镜去看任何的人和事。于我这种从小有些自卑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跨越性认知。我不再苛求自己，不再妄自菲薄，向着自信而又强大的自己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如果看清楚“世界只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也行，把这作为个人觉醒的一个开端吧，那这痛苦就值得，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搭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相关阅读：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圣诞节前夕，有一位大学里任教的朋友跟我说，她不无忧虑地发现很多学生都在转发诸如“中国人不过洋节”之类的帖子，她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激烈，只是隐隐总觉得不安，这算是时代变动的不祥之兆吗？当然，说起来也不奇怪，年轻时总是很容易为这些“家国大义”的宏大叙事热血沸腾。前些年还有另一位朋友跟我慨叹，如今年届半百，回头看自己年轻时，也曾非常热血，“只是我很幸运，每次周围都能有一些师友能平和地跟我讲讲问题的另一面，我才没陷入一根筋”。也就是说，乍看上去的偏激，未必是年轻人自身性格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比较单一，既没有看到问题的其它面向，也难以设想和理解异己的存在有何好处。说起来这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褊狭，说到底还是因为从小没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才格外热切地拥抱国族的身份认同，那看似咄咄逼人，实则不过是弱小无助者渴望得到尊重。这也是当下让许多社会观察者为之困惑不解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又有那么多年轻人变成“小粉红”？毕竟像这样拥抱集体主义身份的狂热，看起来像是个人主义的逆反，相当不可思议。对这样的谜团，最简单的解释是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循环论，又或将之视为被洗脑的证明，然而，现实恐怕复杂得多了。在急骤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原有的纽带被拆散、冲决，越来越多的个体的确从宗法社会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了，然而，也正因此，人们就像刚刚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对传统仍怀着一种幻肢痛般的留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世界中漂泊徘徊时。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终生维系的归属感，那可以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安宁，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上，中国人都是从“家”这一源泉中获得这种归属感的，“回家”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哪怕漂泊异国他乡也总要“叶落归根”，然而，现代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没有故乡的。在近代之前，中国其实是没有“社会”的，“家”之上就是“国”，任何社会成员之间积极而自发的横向联结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即便存在，也并不重要，除了秘密会社或梁山好汉那样的法外之徒结成的帮派之外，极少能激发某一个体能为之效忠，更别提献身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个体以激烈手段脱嵌出来，“父母皆祸害”也有那么多人响应时，就兆示着熟人社会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了。然而此时，孤独的个体在面对一个庞大、陌生的外部世界时，才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脆弱，更致命的是有时还伴随着自我的无价值、无意义感，如果此刻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纳他，那要依靠自己熬过来是极其艰难的。这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向上走的时代，或许还不算是大问题，至少有二三十年里，人们确实真心相信梦想总能实现，然而到现在，梦想似乎逐渐表露出它的另一层含义：它多多少少是不现实的。对无权者来说，这是残酷的。他们被告知“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迎面而来的却是逆风的寒流，一再受挫的事实，只是让他们愤懑地确认了自身的渺小与无力。这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也无助于他们有勇气审视自我，倒更有可能将他们引导向另一个方向：通过积极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重新获得一种力量感。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现实难以排遣的不满。在愿望不断受挫之后，困兽般的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茫然失措，越来越深感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一些人求助于神灵、运气和彩票，一些人躺平退出，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重建某个强固的纽带来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通过对某个认同的狂热拥戴，人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重新获得了意义感，还能因为融入一个更高的团体而感觉良好。巴枯宁曾言简意赅地道出这种心态：“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无我”就不痛苦了，而作为“我们”的一员，可以使无力者变得自我感觉无所不能。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因为人们想要的恰恰是改变当下的生活处境，甚至自己也一无是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据此，他更进一步指出：“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这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这就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仅仅将人们看作是“被洗脑了”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感觉，也没有意义感，那是一种“一切都到了尽头”的绝望感，此时烦闷而孤独失意的人们渴望“有所归属”，就算没有一个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们也会制造一个。可想而知，对那些信奉独立自主的个体来说，这是一个艰难时世。毕竟那些好斗的言辞多半意味着自由空间的进一步消失，到头来即使只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都会异常艰难。前些天有朋友还说：这几天我想通了一个事情，就是为啥我没办法追星，也很难理解追星。人到中年，没啥乐趣，看到同龄人追小鲜肉很充实的样子，但放在自己身上完全行不通。想来想去，是我对“偶像”这件事情有一种本质性的警惕，娱乐界的明星实际上是巨大的资本和人力堆砌在一个人的符号上的产物，我没办法对这个符号产生太多幻想。不仅如此，我也没办法信神信教，没办法入任何党派，是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我也是这样。当然我能理解，很多人之所以追星、信教、拥抱宏大叙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个人在这动荡的世界上充满无力感，需要某种外部的支撑，但现代人原本就应该是自我依赖的自治个体，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只能自我边缘化？

上面喊破嗓子，下面毫无反应。这就是当下的现状：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同部分正趋向各行其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脱钩”。不像以前，普通人也都多多少少会关心一点国家大事，现在的人则只是埋头讨生活，而把那些大喇叭里的声音看作是自己生活背景中的噪音——既然宏大叙事不关心具体的人，那你又为什么要关心宏大叙事？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这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文化转向，谴责人们对家国天下的公共事务漠然置之，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对于无权者来说，这只不过是精疲力尽之余的一种生存之道：为了活着，必须先关心自己。原先确实不是这样，长久以来中国人信奉的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尽管这本来指的是对文明的一种特殊职责，但在近代早已被国家主义利用，借以使社会总动员化。根据这种视角，个人忘却超越个体的家国情怀，无论如何是难以得到原谅的。最初冲击这一叙事的，倒是网上流传的一些梗，诸如“地命海心”。虽然有时这被解读为知识精英对普通人的冷嘲，但这句话原本的重点，并不在于鄙视链，而是想讥讽一种国内普遍的社会现象：缺乏参政议政权利的个体，却偏好谈论宏阔的国家大事，反倒没怎么关心自己琐细的切身利益。为什么说这本意不是鄙视？因为在原本的语境下，说这话的人其实自我认同的也是“吃地沟油的命”，那意思无非是说：“大家都是普通百姓，你与其整天喊着反制美国、遥遥领先，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一点吧！”此前还流传着这样的梗：国内不同阶层，收入越高，操心的越是与个人实际生活相关的；而收入越低的人，倒是动辄都想着天下大事。这虽然看着似乎好笑，其实也不无道理，倒不是说穷人就都吃饱了撑的，而是他们的生活更有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社会心态恐怕正在发生变化。虽然这一年多来，生活似乎渐渐恢复了一点“正常”，然而更多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活着，怀疑是不是还有另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很多人已经没有勇气谈“未来”了，只能挣扎求生，过一天是一天。长久以来，一代代中国人都被教导着要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激发自己内心的奉献精神和喜怒哀乐，即便这意味着完全没有个人生活。然而现在，这样的人生已遭到年轻一代的本能质疑，那种宏大叙事真的与自己有关吗？小说《微物之神》中准确刻画了这种卑微的庶民生活：“即使是后来，在这晚之后的那十三个夜晚，他们仍直觉地抓住渺小的事物，庞大的事物永远潜伏在他们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什么也没有，没有未来。因此，他们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如此重大的社会心态转变，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很多人或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因为大部分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转变有何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就像是宿命论者默默顺应了命运的安排。真正为生计奔波的人，已经没有余力发出声音。确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仅仅活着就已经耗尽力气，甚至都不想开口说话了。何况，说了又怎样？有朋友说：“我觉得只有对现实生活祛魅，不活在宏大叙事里，才能更深地了解社会，在网上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再抱怨就把你清朗了。”以前有什么不同看法，人们至少还会表达下异议，但现在连异议的欲望也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你高兴就好”，也不争论了，“行行行，好好好，你都对”，因为你知道，他们既不会改变，也不会真正关心你的需求，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幻想，照顾好自己。像这样的变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肯定会有人说，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回撤，最终只是公共空间的荒漠化，社会则再度退缩回原子化状态，甚至于“社会”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因为根据定义，“社会”本应是自治的个体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自发联结形成的。不可否认，这样的危险性的确存在，小农社会中的个体，也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只关心自己那个小小的家园，用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来说，这些农民是彼此缺乏联结的“一袋马铃薯”。“脱钩”未必只是他们屏蔽了宏大叙事，完全也有可能是断开彼此的联结。然而，反过来看，这也会催生出更具独立意识的新人，因为在中国社会，个体的独立往往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过程：要从那个粘缠的宗法社会网络上脱嵌出来，首先就得以激烈的方式隔绝外部影响，必要时断开社会关系，有时是“自绝于人民”。从宏大叙事转向自我利益，首先意味着培养起这样一种“反介入”的免疫力。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相反，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历史一再表明，在这样的新旧交替之际，如果个体难以找到新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下一幕极有可能令人不寒而栗。《破碎的生活》一书在回顾二战前的德国时发现，“德国百姓在塑造个人生活与追寻个人幸福这些方面的才能，原本就不大比得上其他民族”，其结果是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不知道如何活出自我，因为他们觉得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太“无聊”、太“庸俗”和太“老掉牙”了：将近两代的德国青少年早已养成习惯，要从公共领域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内涵，并从中汲取免费材料来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爱意和仇恨、欢欣与忧伤。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令人耸动和紧张的新鲜事，纵使这同时意味着贫困、饥饿、死亡、混乱与危难也无所谓。现在，材料的供应来源却突然枯竭了，生活变得既贫乏又受到剥夺，他们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心中觉得倦怠不堪和失望至极。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该如何自力更生，该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得伟大、美丽和有价值，以及该如何享受这种生活并乐在其中。所以，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公共事务失去刺激性以及个人重获自由，这些都不但不是礼物，反而还夺走了生活的内涵。他们觉得无聊透顶，便冒出一些愚蠢的念头，并开始变得性情乖戾。比照我们当下来看看，就会发现其中惊人的相似之处：宏大叙事的退潮，并未让人们迅速找到生活的意义，反倒陷入了空虚、无聊的精神危机。在魏玛时代的德国，人们在痛苦中“用来解脱的工具则是酒精、迷信，顶多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大规模群众集会之中淹没一切的如痴如狂的激情”，而这最终又酝酿出了更大的危机。不过，宏大话语的祛魅，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重估私人生活的价值。千百年来，“私”在中国文化中相比起“公”总是处于道德劣势，作家阎连科前些年就曾不满地说，现在国内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已经没了宏大历史的苦难、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这种批评固然有其道理，却是错位的，因为中国社会缺乏的，恰恰不是宏大话语的意义，而是私人生活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很可能正站在一个关键时刻：“紧紧抓住渺小的事物”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一种对私人生活的回归，还应当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生发出社会的横向联结，重建秩序。往前一步究竟是坦途还是深渊，取决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出选择。相关阅读：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

最近哈尔滨旅游火热，挤满了对冰雪大世界满怀好奇的南方人，“南方小土豆”的梗也随之在网上流传开来，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一称呼原本出于戏谑，一般认为是针对南方人个头矮、风尘仆仆到东北搓澡又好似一锅土豆洗泥，但很多东北人坚称这不带歧视意味，“南方小土豆听着可爱又稀罕”。《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为什么称南方人为“小土豆”？》显然支持这种看法，认为“从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来说，这一称呼确实是褒义，甚至带点喜气洋洋的意思”，使用时“和歧视及攻击无关，而是饱含满满的亲切和宠爱”，而且“语气也是充满爱和温暖的”。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本能地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坦白说，我本人也是），这还不仅是南方人如此，一位北方朋友也私信跟我说，他也相当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是因为觉得这是在嘲讽南方人矮而不舒服，就是让我觉得很无语，让我不适”，那这种不适究竟是为什么？项栋梁日前在一篇《你好，我是有边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中认为，“‘南方小土豆’这种杂糅着宠溺与偏见的称呼，它最大的风险在于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他进而抨击，这种自以为表达热情好客的方式，折射出东北在观念上的落后，进而将“没有边界感”看作是没有规则、非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特质，认定这需要为东北这些年的经济落后负责：东北人认为的很多正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社会看来是非常扭曲、非常危险的。……边界感导向的不是疏离，而是规则。人和人之间按文明规则相处，而不是按关系亲疏来决定用哪副面孔。恰恰是这种必要的边界感，才让每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一个舒展的状态，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这种解释有道理吗？那先理解下什么叫“边界感”。一般来说，缺乏边界感是熟人社会的特征，彼此都很亲近，咱谁跟谁啊，你要是客套，那不是见外了吗？不分南北，中国人都很自然地知道，先拉近双方关系，做事就容易多了，所以才要“套近乎”。“缺乏边界感”的指责，意味着没能把握好人际交往上“亲疏有别”的分寸：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见面就嘻嘻哈哈打闹，互称“胖子”、“矮冬瓜”，那是亲昵，但你一个陌生人，也这么叫，那就算按捺住不揍你，难道还给你好眼色？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缺乏边界感”和“歧视”不是一回事，倒不如说是：“你跟我有那么熟吗？”因此，同样的称呼，熟人可以叫，也不介意（甚至还更亲切，有些铁哥们格外嘴贱，见面就相互笑骂“傻逼”），但你就不行。哪怕是褒义称呼，在某些语境下也会冒犯人。一个女孩子走在街上，小流氓对着她吹口哨，叫她“美女”，虽然这明明是美称，但她却很可能反感、厌恶。如果此时还叉腰去质问：“怎么，叫你美女还不乐意？”如果可以，她肯定会赏你个耳刮子。所以，“南方小土豆”的称呼，归根结底是“你跟我没那么熟”吗？恐怕不完全是。东北毕竟是国内长久以来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我认识的许多东北朋友，在人际往来时，好像也没比别处更自来熟。何况，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也不是因为缺乏距离感。上海人可能是国内最在意距离感的群体，我之前就有一些同事私下和我说，他们很不喜欢一些销售初次见面就“哥”啊“姐”啊地套近乎，“谁是你哥啊？”像这样才是对缺乏距离感的反感，因为“哥”绝无贬义和冒犯之意，相反对方明显是自居低位，想和你拉近关系，但你还是反感，因为你觉得跟一个陌生人保持距离才更舒服。然而，“南方小土豆”引发的不适，不是因为这样。至少有一些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其中隐含的负面联想——当然，“缺乏距离感”的意思似乎是说，哪怕这称呼有点冒犯，但只要够熟就没事（就像叫朋友“矮冬瓜”）。何况，为什么一些东北人看了这称呼，也感觉“尴尬得脚趾头抠地”呢？我想，这里的一个关键之处是：一个称呼是否隐含歧视意味，应以对方的感受为准。确实，对于同样一个称呼，有的人觉得冒犯，有的人却无感，有的人甚至喜欢，这取决于复杂微妙的社会互动。但问题在于：当对方不喜欢被这样称呼时，振振有词地辩解“我这都是爱称，你别玻璃心”，这就过了，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恰是在这里。因为这种“自以为没问题”其实隐含着无视对方的感受，乃是自我中心的可靠体现。这也远不止是东北的问题，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到处都存在这样的心态：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不管别人如何抗议，那都没事，甚至还很委屈；然而，反过来，对别人的任何有意无意的轻微冒犯，都可能报以猛烈的情绪反应。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北方人同样不舒服，虽然都是“不舒服”，但背后的意味大不一样——他们不是被冒犯的对象，但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很自然地就会对这种无视他人感受的做法产生本能的不安。为什么难以体察他人感受，这与其说是距离感的问题，不如说症结在于一种权力文化：它难以将彼此视为平等互动的个体，并代入他人的感受，设想自己遭遇这样的冒犯时会是怎样。换位思考之所以很难，恰是因为权力构造阻止了共情，因为权力不允许互换。至于这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潜在的影响，是否决定性的影响，这难以评估，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它既可能是市场经济薄弱的原因，又可能是结果。因为如果当地有发达的工商经济，那势必就会迫使个体与他人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展开互动，发展出经济理性，即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更多去体会他人的感受。问题或许就在这里。相关阅读：权力不允许互换对权力的共情哈尔滨不是东北城市吗？

“这一年来的一大新变动，就是那些中产高管们以前都忙着工作不管孩子，但现在意识到瞎折腾还不如躺平，对孩子的关注就比以前更多了，精英教育因此更卷了，但问题是卷得赢吗？”一位国际教育从业者日前如此感慨。确实，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恐怕没有哪个家长不焦虑的。计算机、大数据前年还是留美学生最喜欢的专业前三，现在马上变成回来都找不到工作，预言不仅正变成现实，而且远比料想的更快。在这不确定性更强的时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教育内卷的拐点会到来吗？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累？

新的一年开始了。无数人都在发新年心愿，当然，我也未能免俗，但我忽然意识到，当人们这么做的时候，还隐含着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现在时间重新开始，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前看，别回头”，我们想成为没有过往的人。诚然，这也无可厚非，谁都不想没事去搅扰过往的幽灵，然而问题是，在这里，时代的洪流太过匆忙，我们好像身不由己地跟枯枝败叶一起，被裹挟着冲下来，而那些过往尚未得到好好安葬，就已沉埋进地底，无暇乃至无法再被提及。此刻，记忆不是值得珍藏的经历，倒更像是干扰岁月静好的遗存，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而未来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闪闪发光，倒不如说更像是地平线上的阴云，让人恐惧多过期待。这就是当下的现实：我们丧失了过往，也不敢拥抱未来，而被囚禁在了当下。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说，真正的英雄主义乃是“认清生活后依然热爱生活”，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联系到约翰·列侬也说过，“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细想来，这背后其实都有某种“生活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荡的冒险，但你不应畏惧，能认清风险还能投身其中，这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然而，当下还有多少人敢这样自我期许？这一年来，人们多多少少都隐约感到，原先的那个时代正在远去，但新的时代究竟会是怎样、自己又应当怎么做，没人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发生动摇，或即便内心没动摇，但发现自己立足的地基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时刻，你可能陷入“不知道做什么好”的境地，哪怕看起来生活照旧，但其实秩序已经从内部崩溃。就像去年网上有人说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哭泣。大多数时候，是你茫然盯着某个地方，没有精力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几个月前，一位医生朋友和我说，她周围已有人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动，告诫她“主动适应，一切才都开始，我们的中年就要这样度过了”，但如果不愿意适应、或主动了也适应不了呢？如果出于违心，那谈不上“主动”，甚至也不叫“适应”，更确切地说是“屈从”乃至“变节”。作家徐锦川去年就有这样一番感言：“这十多年来，我的思想有变化，是：开始时我不仅自己要做个好人，而且还想要唤醒别人做个好人。后来我只想自己做个好人。现在我自己也不想做好人了。”也就是说，这意味着缓解外在环境与内在的紧张感，但代价则是多多少少放弃抵抗、交出自我。对很多人来说，连“做自己”的律令都有点显得像是“何不食肉糜”，因为对他们来说，当然谁都想这样，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太大，“做自己”又谈何容易？更有甚者，那些仍坚守着公共精神的人，还会被揶揄为只是铁拳挨得还不够多，他们的抵抗已被提前宣判毫无意义，否则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提醒其他人的懦弱。我们的道德标准已一再降低，能不去揶揄那些还在坚守的人，至少也表明还能有是非判断。说起这些，有朋友感叹：“都是悲苦，能坚持不堕落就不错了。”在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似乎都觉得很累，这种疲惫感，正表明我们受到强大外在系统的左右。且不说有余力去创造新的可能、开辟未来，甚至连坚守住自我都难，此时，“适应”似乎倒也轻松多了。然而，人活着的意义，既要靠卸下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内在的力量。卡尔维诺曾说过：“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于许多人，第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就不必看见它。第二种有些风险，而且必须时刻警惕提防：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习认识他们，让它们持续下去，给他们空间。”要做点什么，诚然很难，就像奥本海默曾说的，那“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单论结果，似乎很多尝试根本只是愚行，但我们不应该嘲笑勇气，不做选择本身也是在选择，只不过是以弃权的方式，那我们为什么要弃权？这两年，我之所以还在尽力做点什么，是因为我心底里还有些东西没被生活磨掉。我能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更粗粝、艰辛，以至于如果有所了解，很难去指责他们没能表现更有勇气，只不过，回避和放弃都不能带来改变。如果认定一切早已像命运那样注定，无力对抗那种决定着自己生活的结构性力量，那么一个人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行动——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生活”这回事，只不过是“生存”罢了。所谓“适应”，就是个体为了生存而做出的自我压抑。可想而知，且不说个体的解放，这样一个系统，从整体上来说必然是低效的。“开辟未来”，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显得太过大而无当，中国人嘛，只是“活着”而已。然而，即便如此，至少你也可以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活着。生活诚然不易，但不要让它磨平了我们内心所有的微小希望，否则我们也就丧失了指引：“上升或者下降的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星辰在下面跟在上面一样闪耀；与其说他在深渊的最深处，不如说他在深渊的中央。深渊同时既在天球之外，也在颅顶之内。”（尤瑟纳尔《苦炼》）在旧时代的废墟上，一边在升腾，一边在毁灭——火倒是既能升腾也能毁灭，也许新的火种也将在这废墟中重新点燃。哪怕对未来难以乐观，有限的人生里还是要尽可能燃烧。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状况当下解决不了，作为成年人，只能在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尽力而为，剩下的交给时间。当我们跳出自己的处境，就当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带着点打量异国的新奇感，或许还能看到点有趣的东西。如此，既身处其中，也要置身事外。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有句名言：“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样说来，那如果我们从未来回望，也会发现，当下我们做了什么，将有可能决定我们是什么，而且此刻历史尚未写成，我们还有选择的可能。相关阅读：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缺乏主体性的好处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不确定时代的乐观你还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吗？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小号（备份用，无留言功能）：

今春在成都寻麓书馆参加一场对谈，散场后有几个人走上来，他们既不是来找我签名，也不是合影，只是为了跟我说一句：“谢谢你写的，特别是去年封城期间那些，让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我也很谢谢他们特意来告诉我。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不确定在这里的喃喃自语，对别人究竟有何意义、又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也需要有人跟我说说。虽然我也经常挨骂（有时是暴风攻击），但重要的是，不时有人说：“你鼓励到了我。”有一位读者说：“当下能传播真实，感知真实，已殊为不易，读您的文章，也为无数读者找到了心灵的寄托。黑暗中，不必一直勇敢。”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去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绝大多数都是初次见面，而我们之所以相遇，契机就是我在这里的所思所写。其中一位对我说：“我这两年活得就像原子人，不和本地人发生往来，跟谁都不联结。”然而他还是来见我这个陌生人了，愿意和我谈谈他所了解这座城市，因为他读过我的文章。最初开这个公众号，我只是为了标注原创以免自己文章被侵权，后来则是为了多个渠道发声，但三四年下来，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持续的公共写作，本身可以提供一个纽带，让我们得以在时代的浓雾中找到彼此。长久以来，孤独原本是我的常态。大学刚入学不久，我就意识到，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老看别人都不爱看的书”的怪人，要得到理解是可遇不可求的奢望，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了解你呢？虽然看起来人缘不错，但那时我对于自己被人理解并没什么兴趣，更没有为此付出过什么努力，相比起在应酬中浪费时间，我一贯更喜欢阅读和沉思。我对此并不遗憾，更谈不上痛苦，事实上我享受独处，因为我相信人一旦到了某一境界都注定孤独，就像爬山时越往高处，同伴势必越少。黑格尔有句难说是伤感还是清高的话：“除了一个人以外，没有人理解我，而即使是那个人也把我理解错了。”我当然远未到那么高处不胜寒的境地，但这些年历经世事，我也知道不该天真地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多容易达成，事实上那艰难之极。然而，正因为体会过孤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多难，近年来我越发意识到人际联结是多么可贵。精神再独立的人，长久得不到任何回应也是难以忍受的，渴望并享受那种共鸣，原本就是人内心无法压抑的欲求。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过，一个人的主张，无论赞成与反对都有其意义，但新文化派当时的处境却是“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他所说的是先行者的孤独感，而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描述的则是现代个体更普遍的困境：K和弗丽达虽然相爱，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避免猜疑，彼此孤立的原子化个体在交往时遭遇数不清的不确定性和障碍，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悲观的预期——“所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体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韩剧《就算敏感点也无妨》那确实非常难，有时看起来毫无希望，连乐观都显得没有理由。我知道这一年里，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各有各的难，很少有谁还能乐观得起来，但不管世道如何，每遇到一个有趣的灵魂，我就觉得多一点希望。王小波说过：“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当然，有趣的人也很重要——我们活着是为了寻找同类，当通过文字遇见一个同类，我就又多了一分坚持下去的信念。当遇见了越来越多的同类，我挣扎求生的勇气也就越来越大。要不是因为当初无意中开始写了这个公众号，我可能很难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灵魂，只不过他们往往难以发声，就像暗夜里的萤火虫，只能照亮自己身周围的一片黑暗。虽然最深的孤独只能独行，但别忘了周围的微光。有时候，这不需要对方特地做什么，因为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就足以让我们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恰如其分地说：我们都是黑暗海洋上行驶的孤独船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船上的灯光，虽然我们无法触碰这些船，但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处境的相似，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安慰。现在，经由这个渠道构建的网络，我们得以形成一个组合体，包含着不同自我效能感和对于目标价值不同认识的个体，虽然未必总是“同频相吸”，但至少至少还有一些人在默默坚持。也因此，有朋友说：“公众号作者的群是我目前发现最有价值的了，因为读者画像决定了大家有一些共同认可的谈话基础。”《科扎克医生》这种联结，不仅可能是“空间式”的，也可以是“时间式”的：通过阅读，触及历史和记忆，我们能发现，和我们类似的、或更糟的处境，在过往的时代里比比皆是，从他们那里，我们得以汲取到力量。对于这些年的变动，我的不少知识分子朋友都怀有忧思，那是一种类似“担心我们的文明崩坏”的隐忧，而认为应当起而抵制一些新变动的侵蚀，这就需要找到某种精神来支撑着我们坚守下去。在这一意义上的精神联结，往往指向某种精神、文明的跨越时间的传承（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认定知识精英应当自觉成为这一圣杯的看护者。这当然也有其必要，任何时代都需要重新挖掘、解读过往的精神遗产，以抵御当下的时代洪流。不过我想，新的变动中也会有一些好的变化，并且我们的抵抗不是静态地守护某个不变的事物，还得不断推陈出新。仅仅坚守不足以应对时代变局，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个时代在晦暗表象背后有价值的新事物、新观念和新群体。正因此，除了跨越时间的共鸣，我们还需要留意公共文化空间里横向的联结。不论坚守还是抵抗，都不是真空中的抽象意念，而是结结实实的日常实践，而这首先需要我们找到彼此。今年不幸离世的一位朋友说过一番话，我觉说得很好，因为那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在宏大的时空尺度之下或许相当渺小且彼此远离，但我们并不孤独，可以彼此照耀，而相似的灵魂迟早相遇：“宇宙中有无数颗恒星，周围都是无尽的黑暗甚至黑洞。每当你以为这黑暗没有尽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遥远的地方、另一个时间，有人在靠星光指引道路。拥有燃烧的力量，就不要屈服于黑暗。而你，并不是宇宙中孤独的星球。我们终将会合。”相关阅读：我的2021年我们一起度过这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小号（备份用，无留言功能）：

“其实当时我看她很勤奋，我希望她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说你在我的身边当秘书。当秘书连个文都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秘书，反而借助我们平台变成个网红，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样的人在格力电器，所以把她开除出去。”日前，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怒批自己的前任秘书孟羽童，那是在格力大学生入职仪式上，她说完还以此为反面榜样，劝诫在场的新人们“钱不是你的梦想”，要是没有人生理想，“你无非今年挣的钱多一点而已，那我觉得这形同行尸走肉，没什么差别”。她这样骂有效果吗？有的，骂完之后，孟羽童的个人账号“涨势喜人”。很多人感叹，像她这样的前辈，没必要那么针对已经离职的下属，既不体面也没什么意思；年轻一代则更不想听这些说教，考虑到董明珠去年年薪高达1142万，网上就有人揶揄要人“不谈钱”实属虚伪：“钱不是你的梦想，你给自己分那么多红干嘛？”虽然现在俨然成了冤家对头，但当年孟羽童可曾是董明珠高调钦点的“接班人”：2021年，孟羽童在参加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时脱颖而出，由实习生转正为董明珠的秘书，这对“伯乐”与“千里马”的传奇，也让她们享受了很长时间的媒体曝光。仅仅两年后，孟羽童就从格力电器离职，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外界大抵只能停留在揣测上，但有一点似可确定：双方从一开始其实就有着完全不同的预期，随着这种分歧逐渐暴露，原先的合作终于渐渐无法维持，只能走向终结。《初入职场的我们》剧照孟羽童在《初入职场的我们》中首次面试格力时，不仅表现无可挑剔，而且选择了转正期望月薪四千元的座位，董明珠当时称赞她“有正确的价值观”。还说：“你身上具备着一个最大的竞争力，就是能比别人吃苦。第二个是，你比别人多了一个亮点，非常的活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学习反应能力很强。”董明珠说到的三个优点，与其在说孟羽童，倒不如在说她自己——她本人当年就是从一个普通的业务经理，靠着自己能吃苦、活跃、学习反应能力强，一步步走上董事长宝座的。换句话说，她想要的，其实是一个“年轻的自己”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并相信同样的特质可以引领企业复刻过往的成功。既然如此，那么“不务正业”，只想着出风头当网红，当然有违她的价值观。11月初，她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暗讽孟羽童：“有人认为自己用一个网红来认为自己有价值，那就是无本之源。你不可能在格力这个平台上，然后到外面去做广告，这肯定是不合规的。”更能说明董明珠管理哲学的，是不久前格力电器渠道改革负责人王自如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有那么一段经历，可以跟在一个顶级的企业家身边，从事工作、展开工作，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看她怎么开会，我听她每天讲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于待遇，他宣称从没看过格力给他的工资条，“我来格力电器的时候，我就说董总，能不能给我一间离您比较近的办公室，我要随时跟您汇报，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不重要。”若说拍马屁，这番话也只是平常水准，但最耐人寻味的是，镜头里，当时旁边的董明珠听得面带微笑，显然十分乐于领受。或许这才是她所真正欣赏的下属特质：以无限谦卑的低姿态和高忠诚，吃苦耐劳、不计名利，全身心地向她本人学习。可想而知，这样她将处于“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安全位置。然而，对于孟羽童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愿景想必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你再成功也不过只是“董明珠第二”，早早地就被限定了职场天花板。本来，对董明珠来说，选择孟羽童当秘书既是在考察接班人，也是一场公关活动：只需要给这个年轻人付月薪五千，就能四两拨千斤地为格力和自己赚到无数媒体曝光，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孟羽童并不只想安于做一个工具人，她反过来也在积极主动地利用这次机会，积累起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和人气——董事长秘书基本上就是个传达者，这样做几年，又能积累起什么核心竞争力？当初在职场选秀节目播出时，就有人评价孟羽童：“个性强势、能力一般，但胜在会表达自己。”是的，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我”才是主体。他们当然有缺点，但可以不断成长，孟羽童日前的一段演讲或许能引起很多打工人的共鸣：“当你愿意袒露自己的无知和局限，反而会变得特别轻松舒适。不怕暴露自己的问题，不怕别人嘲讽的眼光，不会‘看不起’暂时笨拙的自己，不会因为暂时的窘境而对未来无望。‘渴望风浪，也准备好重生。’”问题就在这里：在这个局里，究竟以谁为主？董明珠当然认为，必须以公司为主，你得老老实实工作，才能被一步步擢升，而开除就是对你不听话所实施的绝罚；然而，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孟羽童却利用公司提供的平台和机会，去达成自我实现的个人目标。如果是这样，那孟羽童的结局对外界传达出了一个信号：进入格力电器就应当为这个集体和老板努力忘我工作，个人发展必须服从这一大目标，否则不会得到容忍。所以说到底，这并不只是董明珠/孟羽童的个人恩怨，而是当下许多组织所面临的难题：老板原本想招的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工具人，服从集体利益；然而对现在的年轻打工人来说，“一步步从头扎扎实实做起”，不但没有吸引力，也早不像老一辈那样，还能通向成功了。对前者来说，“借公司平台当网红”不可容忍，甚至嫉妒其成功；但对后者来说，当然自己才是那个主体，一个好的平台，难道不应该支持我实现梦想吗？老一辈人适应的工业时代里，主流的产品模式是“以物为本”那么到了后工业时代的“网红模式”就势必更注重“以人为本”——标准化的“物”当然比千差万别的“人”更好管控，但问题是控制思维是否还适用于当下？更深入一层来看，到了后工业时代，一个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其人力资源了，哪里能为人才提供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舞台，哪里才能吸引到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光明网一位评论员曾意味深长地说，到今天，“公司结构对个人命运的掌控已经被解构了”，因为现在并不只是公司在选员工，员工也在选公司。不止是企业，国内许多工业时代的城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城市结构不太“柔软”，它是把人塞进“体制”这样的结构里，就像是“让人适应机器”，而不是“让机器适应人”。可想而知，这样的结构比较刚性，适合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但代价则是牺牲个体的多样性和能动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创造性，尤其是那些旁逸斜出的部分。《初入职场的我们》剧照从这一意义上说，董明珠失去的并不只是孟羽童，更是一次组织转型的机会：作为一家生产空调为主的工业企业，在这个后工业时代能否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探索新的方向，让年轻人能人尽其才？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网红当然也未必就能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改变，但这原本确实给原有的组织型态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孟羽童人气也真的起来了，但问题是怎么变现，公司如何借助这一人气，实现双赢，看起来董明珠并不知道怎么做。孟羽童被辞退，只是她个人职场生涯告一段落，但对格力来说却标志着自我变革的一次失败，它拒绝做出相应的调整，而选择了继续固守原有的模式。在日前的一场直播中，董明珠否认了对自己“眼力有问题”的质疑，说：“这不叫用错人，是她自己的选择吧，人生的道路是自己选。人生价值观是她自己定的，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是你自己决定的。现在很难说五年后是什么样。”当然，她这里说的是孟羽童，但实际上，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她自己。也许要不了五年，时间就将会做出评判。

“魔女”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围绕着她的争议和谜团并未就此消散。此前，我曾写过《无责任之恶》和《劳荣枝的两面》这两篇，试图分析她复杂黑暗的内心，然而，我当时就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兴趣。对于像劳荣枝、弑母的吴谢宇这样的人物，总有一派人声色俱厉地主张，对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了解其人格，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重、从快地对之除以极刑。根据这种看法，理解罪犯不仅不必要，甚且危险，因为“理解”势必意味着认识他们身上的复杂人性，但这些审判者恰恰是想要确证他们早已丧失人性，承认其身上的人性，岂不就意味着坏人还能赢得一部分人的同情？激烈者甚至认为，这些罪犯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解和陈词与其说是他们的权利，不如说是“给了坏人机会”（而这是他们不应得的）。如果你试图理解他们，那就踏入了陷阱，仿佛稍稍能理解其行为动机和逻辑，就被诱捕到罪犯那一边去了。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中间即便有灰色地带，通常也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所恐惧的与其说是罪犯本身，不如说是恐惧对罪犯的理解动摇了自身的道德秩序。所谓“理解即原谅”，他们担心理解的下一步就是自己说不定对之产生同情，有人因此戏仿：“反对劳荣枝，理解劳荣枝，成为劳荣枝。”根据这样的三部曲，“理解”差不多意味着自身堕落转变的危险开端。这么想的人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真不少，说不定甚至倒是人群的多数。他们不止是把这些罪犯视为不可接触的他者，对这些他者也没有好奇心，似乎那是什么病毒，靠近了就会感染。既然如此，对待这些他者的主要做法并不是客体化地加以了解、认识，而是隔离、排斥、清除。如果处理这些异类、他者不是靠理性认知，甚至拒绝去理解，那究竟该怎么做才好？从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来看，通常的步骤是：识别（有时是直觉式断定某人是坏人）、定性，最终清除出去，维持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纯洁。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本位的理念：相对于道德共同体的纯洁本身，那个自甘堕落的他者内心究竟如何，确切地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其本身都不重要，就算错杀又怎样？重要的是原有的道德秩序得到了捍卫和重申。照此，答案是在事先就已知道的，那犯罪心理学还有必要存在吗？为什么还需要审理案情、当庭辩护？又或，这些就算存在，也改变了含义：那是为了在技术层面搞清楚问题，履行一定的程序，并让罪犯更加心服口服。然而，根据这一逻辑的犯罪心理认知，不能包含着“同情”意义上的深入理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势必要求先“把人当人看”，而不是看作一个本质上不可理解的怪物和他者——然而，这却又是与上述道德逻辑相矛盾的。《追缉：炸弹客》第一季

阿福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接连遭受挫败、宣称要回老家之后，峰回路转，没几天忽然又说要留下来，准备在郑州创业了。消息一出，公众的反应似乎并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而是普遍的失望，因为太多人都怀疑，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时来运转，甚至都谈不上是自觉自愿，而只不过是被“招安”了。这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想想看，这对小夫妻三年来的种种经历，早已成了普通年轻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郑州）安家梦想破灭的代言人，如果郑州没为此做点什么，那才太奇怪了。不难想见，让他们表态“留下来创业”，当然是一波“正能量”——这才符合“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郑州更有为”的调性。如果这是年轻人自觉也想要的，那当然不坏，问题只是做得太迟、太少，更未必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对他们“留下来创业”的选择，有的人认为那也算是这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不然还能怎么办？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据说都没有公司敢要他们，回河南灵宝老家难道就能更好？当然，这一表态肯定是对他们原先形象和人品的祛魅，难免丧失一些支持者，但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没错，那或许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难说还有麻烦等着你。话是这么说，即便意识到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种失望是基于难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来你同情的基础，是因为代入他们的处境，以为他们是自己一样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成了合作者。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他们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给人的观感如此，这无疑是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消耗——尽管你也可以说，本来这形象放着也难以变现，留在郑州创业，总好过回乡去带货卖农产品。然而，不论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你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共情他们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转变，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网上形象的终结——这种终结伴随着相应舆论话题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杀，而这，恐怕正是郑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们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了。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论，判定他们原本就是粉红，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认知的必然后果，甚至他们买到烂尾楼也是活该。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动机可疑，“即便他们要钱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确很不妥”，有的人进而怀疑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赚眼球，别有用心。当然，还有人觉得他们既然那么惨，为什么还能用那么好的手机。这是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众同情在这类事件中特别重要，往往充当着引爆剂的作用；但另一面，这种同情却又是极为脆弱的，人们对同情设定了苛刻的条件，有时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拒绝给予当事人同情。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论：要让人能代入他们的处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无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观者的道德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然而，到了社会价值立场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要得到不同人在这一意义上的同情，事实上是越来越难了。其结果，人们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价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倾向于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异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该——毕竟这既不用调整自我，还能让自己感觉好多了。虽然此前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确实得到了大量公众同情，但这一事件的重点却不在此。我的意思是，关键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眼里有光”到“眼中有泪”才获得被同情的资格，而是他们作为遵守购房契约的普通人，就理应能得到那些基本权利——例如，在要回自己应得的2万元时不至于挨打。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得到帮助，也不应该与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资格”挂钩。虽然我也知道这在情感上可能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容易产生一种受背叛的感觉，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这一点。我刚进大学不久，曾和一位同学谈起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出身乡下，对生活的艰辛已经算得有所体会，但和他谈过后才知道，他老家乡下的贫困生活，是我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我们坐在海边，他感叹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穷志短。”我有几分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未被生活所压垮，便说：“‘人穷气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说‘志短’呢？”他说：“不，就是‘志短’。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意味着什么。”他望着大海，对我说：“贫穷是腐蚀性的。我从小在乡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穷困之际会不顾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对他们都是奢侈。穷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余力，我还是想去帮助那些穷人，没有人天生就活该过那样的生活。”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番话。相关阅读：当年轻人眼里的光熄灭靠努力奋斗就能在大城市安家的梦想，破灭了到底是谁的错？

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数百年来，曾经有无数人真诚地相信，现代化就是一条不断进步、笔直通往未来的高速公路；然而近些年来，至少在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欧，这么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即便“进步”和经济繁荣仍然是一件好事，它能持续多久也越来越让人疑惑。无处不在的风险引发普遍的焦虑不安，此时上上下下却又缺乏必要的政治意志去解决它，未来看起来阴云密布，难以再为人们提供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如果未来不见得比现在更好，那它还值得期待并为之努力吗？这并不只是西欧人的困境。在日本，已持续一代人之久的经济不景气，让全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怀旧气氛，未来已失去吸引力，现状一言难尽，许多人甚至怀念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那“过去的好时光”，当时日本人还无须“到世界上去讨生活”。这种心态，几年前中国人恐怕都还难以理解，毕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国度一直以激烈的态度抛弃过往、拥抱未来，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一直是远古的“三代”，而非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凡此等等，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所谓“时间”并不只是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是通过文化和权力的棱镜去感知时间结构的，而这种时间感又反过来可能对人们如何思考、选择、实践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时间与权力》[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梦想改造家》剧照这是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父亲早年抛妻弃子，二十年对妻儿不闻不问，老了半身瘫痪，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个儿子。他不肯住疗养院，在家有人照顾也不满意，两个月换了四个阿姨。谁能侍奉这么难伺候的主？还得是他曾背叛过的前妻——虽然她牺牲自我，本意只是心疼儿子，但结果都是她回来给前夫当“保姆”。也就是说，这个爹和妈回到儿子身边的初衷就不一样：爹是来索取的，妈是来奉献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儿子为了“一家人”住一起，更好地照顾父亲，想要重修一下老房子。改建后的新房里，父亲的房间独占一层，最为宽敞舒适，甚至还有他的茶吧、院子、假山、棋桌，小夫妻的房间至少也有工作台和休闲区，连猫都有属于自己的“猫别墅”。所有人都被精心考虑到了，但留给老母亲的，给人的观感就像是洗衣干活的“保姆房”，唯一为她精心考虑的就只有厨房，用儿子的话说，那都是为了“方便母亲今后洗衣服做家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房屋改装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个父亲作为残疾人如何便利地享受生活，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健全人，本可以更好的活动能力，但屋内完全没有留出空间给她打乒乓球，她的爱好完全被阉割，变成马桶上方的装饰品，这实在是太讽刺了。《梦想改造家》剧照原本这只是《梦想改造家》的一期装修故事，播出后却遭到全网声讨，被骂出了圈，有人尖刻地嘲讽：“谁说中国不能拍出恐怖片？”这里的恐怖之处在于，母亲的付出，被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都视为天经地义。连家庭内部都是“按闹分配”：父亲如此任性，结果是儿子认为必须先取悦他（“爸爸开心最重要”），而母亲是来帮他尽孝的，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要求，最终所有的设计也就都围绕着让她如何干好这份母职展开。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只要看看这一家的住宅空间布局就能一目了然——想想看，现在城市中产家庭远比上一辈更精心布置儿童房，这本身就是孩子重要性上升的彰显标志。相比起来，在我老家乡下，很多人家翻建楼房之后，老人却仍然住在旁边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你在自己家里占据多大空间、能拥有什么样的配置并伸展自我，就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家长在分配资源时内心认为你应该得到多少。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事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女性的结构性困境：她们被困在自己的角色身份中，哪怕做出了许多超常的自我牺牲，却都被看作理所应当。身为女性，哪怕她曾遭背叛，在法律上也早就不是他妻子了，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孝心，还得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回来帮助收拾这些烂摊子，而她自己似乎不需要得到照顾，因为母亲被默认为是“照顾者”而非“被照顾者”。《梦想改造家》剧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暴力”：当一个人身处某个结构时，别人就会按照他/她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待之。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发现，中国人有一种对“人”的特殊理解，只有那些“全乎人”才享受完整意义上的权利，而那些社会边缘人则只有一些打折的权利，甚至可以被肆意凌辱：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在以往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里，当有人在门口喊：“屋里有人吗？”有些地方的老一辈妇女甚至会习惯性地回答：“屋里没人。”难道她自己不是人吗？因为在那样的传统价值观里，只有成年男性才具备完全的社会活动能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梦想改造家》剧照卡罗琳·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社会系统往往默认以成年男性为“标准设置”，“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默认的。但还有些人的身份并非不言自明。还有些人的需求和观点经常被遗忘。还有些人习惯于对抗一个没有考虑到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的世界。对这些人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她们的特定需求被无视，而她们的劳动（特别是无偿的照护工作）、妥协和牺牲则被看作理所当然。确实，女性很难被看见。千百年来，注重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社会，为所有人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角色规范，虽然它也允许某种弹性，但那都有一个阈限，仿佛看不见的透明天花板。基于此，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服务于家庭大局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正当化，否则就可能成为受人侧目的特例——身为人母的奉献牺牲得到鼓励和赞扬，但她甚至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丈夫一样的待遇。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为人所知，很多年前就有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一位妈妈总是将更有营养的鱼身给儿子吃，托词说“妈妈爱吃鱼头”，而儿子成年后，仍然将鱼头留给妈妈，因为据说“妈妈爱吃鱼头”。不过，在当时，这被看作是一个“儿子要学会如何体谅母亲”的问题，而不是“母亲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权利”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事件的舆论哗然，好歹也算是一点进步，毕竟，在人人都习以为常的时代，连这样的翻车都不会发生，因为人们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现在，至少是女性，大多都会本能地嗅出这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在这个住宅改造的故事里，母亲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反抗，而是屈抑自我，以极大的耐性承受了下来，她甚至说，对前夫当初背弃家庭也并无怨恨：“没恨，就不恨，之前也没恨。不恨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假如恨的话，自己也会很痛苦。”这种“宽恕”以前或许被看作是美德，然而对新一代女性来说，这更像是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逆来顺受，并且和童话不同，如今逆来顺受已被证明并不能换来幸福。《她们的名字》剧照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这很难被年轻一代肯定为一个“美满家庭”的童话，倒是被普遍视为一个“恐怖故事”。教训很清楚：只有明白无误地大声说出自身的需求和权利诉求，才能迫使他人不能无视自己。日本学者关根英二的法国妻子一再提醒他“我不是你妈”，这种与日本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直白声诉让他心烦意乱，然而却再也不能忽视她的主张。实际上，那位母亲的需求之所以被无视，极有可能是因为她长期对家里两个男人的无条件容忍，不曾坚持自己应得的权利。吊诡的是，这一期《梦想改造家》虽然对这个家庭中母亲的处境无所察觉，但正因此，它倒是毫无遮掩地真实呈现了问题本身，只不过所起到的效果恐怕是节目组全然始料未及的。长久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乃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黑箱，往往只有自家人才知道，但现在，通过家居改装设计，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进入了公共讨论，激起无数人的关注和反思，这至少是改变的第一步。《婆婆媳妇小姑》剧照诚然，对设计师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只能遵从主人家的要求，毕竟这是他们在居住使用。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梦想改造家》之前有一期翻车，正是因为设计师没有充分考虑主人家的要求，将农村住宅改造成红砖房；而这一次，当舆论期望它反抗主人家的不合理要求时，它却又没这么做。本来，建筑设计也可以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美国建筑评论家莎拉·戈德哈根就曾说：“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能让更多人平等地享有绿色生态、自然光线和宽敞空间，就越能改善人的处境。在这方面，国内其实有着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改善，何止是住宅内部，我们的社会公共空间，也大多都是为“主流人群”设计的，无障碍设施要么付诸阙如，要么只是做做样子，仅此就不难看出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少被看见。《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没有这样的反思，仅仅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就像那一家的房屋虽然翻新改造，但母亲的困境却没有任何改善。事实上，那种以成年男性为默认标杆的社会，到了工业时代可能还强化了，因为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产品，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人，只能适应极少数标尺，不被看见的不仅是女性，还有残疾人等种种非主流群体。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应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但它并不会自动到来，我们首先得看见那些需求和处境本身。

亮亮和丽君

一对河南小夫妻亮亮和丽君，经历了八年恋爱长跑，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2021年11月在郑州买了房，贷款102万，月供6300元，30年。买房后不到半个月，女生公司全员降薪，但乐观向上的他们没有被这点挫折击倒，几个月里成功怀孕、领证、结婚，一有空就去工地看看自家的房子盖到了几层。直到去年融创地产爆雷，他们才真正失去了希望，女生那双不久前还曾那么明亮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光。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种种挫败，他们在直播时被打，终于决定放弃，回老家去了。一年多来，他们的经历引发了全网关注，但大部分人恐怕只是把这看作是一段令人唏嘘的个人遭际，然而在我看来，那也是时代变动的一个缩影。虽然也有人傲慢地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自身的“认知”，但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这对小夫妻只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怀揣着梦想，而那个梦想原本看上去也确实触手可及，他们没做错什么，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此事的影响，并不随着这对年轻人回老家而就此结束，相反，它那严重的后坐力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后，还想要劝年轻人遵循原来的道路和预期，就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老实做人不会换来幸福。无数人在看到他们的遭遇之后，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因为你遭遇到的对待，不是你行为的后果。这违背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伦理期待：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人需要在自己的行为和应得的结果之间建立一个稳定预期，就像小时候你当一个好孩子，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然而，但这样的预期一旦被打破，后果是致命的，因为你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没做错，却得不到奖励，还受到了惩罚。我曾访谈过一个小男孩，他父亲原本奖励他考中班级前三就带他去上海迪士尼，当他真的做到时，其父却食言了。在那之后，大人无论许诺什么，他都不再相信了，哪怕奖励，他都面无表情地说“随便”。因为他正确地理解到了，那份奖励不是基于契约的承诺，而只是“大人一时高兴”。当一个人发现最终得到的，并非自己行为的预期后果时，这会对心灵产生深远的腐蚀。他由此得知，世界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安全感随之丧失，也没有动力再去努力——何必呢，努力就能得到小红花了吗？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无论是什么影响、对他是否有益。一百多年来，各种实验证据都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也就是说，人天生需要察觉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原因，由此才能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产生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这种原始的效能感被称为“婴儿期全能”（infan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