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女真是一无意思。”这是近几年来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作为独子，我听了当然不是滋味，但对她的控诉确实也不易反驳：尽管她承认，我从小就没给她添过麻烦，但却也“指望不上”，在爸爸病重之后，每天能来病房探望几个小时就算很尽孝了，此外还能怎样？儿女也有工作，总不能辞职侍奉；何况“你也不是医生，怎么，来看一眼就能当补药吃了？”在乡下，没本事的子女守在脚跟前啃老，有本事的远走高飞，想要老后让他们在病榻前侍奉，现实中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和邻居、亲友们对这个问题谈过无数遍，一致的感受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法像上一辈那样指望儿女了，将来夫妻俩哪个先走的还有老伴儿照应，少受点苦，后走的肯定是去养老院，这不是儿女有没有孝心的问题。”生儿育女没有“回报”也罢了，更让他们感到失落的是：儿女的生活他们已经无法介入了。有一次在来上海的路上，母亲和邻座的中年妇女聊了一路，那人是到上海帮女儿带孩子，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得久了，对女婿的有些生活习惯不免有点看不惯，私底下和女儿一说，不料女儿直接就呛得她噎住了：“两代人不同，你看不惯很正常，但要你看得惯干嘛？我看得惯就行了。这事你就别管了。”我妈事后跟我感慨：“这些年我听过无数人家的事，跟这真是一模一样！你只是因为体己才和儿女说说，结果呢，他们都把自己的老公老婆护好了，根本没得你插嘴。”这和他们那一辈全然不同，那会儿在婆媳争执中，我爸基本都向着我奶奶。对中国人的父母们来说，这可说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养儿防老”不再可行，生儿育女成了“纯属自愿”但没有回报的事；不仅如此，两代人之间的权利边界也比以前清晰了，父母难以再干预子女生活，而只能转而“自己管好自己”。这一社会变迁的意义确实再怎么都不会高估，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长久以来的传统社会秩序正在瓦解，新的个人正从中分化出来获得自己的权利与自由。被解放的两代人至迟从西汉儒家社会秩序确立起，“孝”一直是中国社会伦理关系的核心。因为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本源是祖先，而“孝”作为一种情感和伦理连系着个人与祖先——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从祖先那儿“继承”来的，同时又通过祭祀的精神媒介、侍奉的日常实践来传达后人的敬意。这是一种纵向的代际延续、支配，极为注重血脉的传承（故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次则是原封不动地遵行祖先和父母的意志。在儒家看来，社会秩序只有在这样基本的纽带上确保稳定，才能拨乱反正，扭转先秦时代那样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孝”不仅是代际之间的相处原则，还是整个社会的秩序原理：上对下的支配不容置疑，社会上所有人都有明确的序位，形成尊卑分明、等级森严的结构。这种状况，随着百余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冲刷，终于渐趋瓦解。尤为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总有一些老人比所有孩子都懂得多，但现代社会却相反，老人的经验迅速贬值，而新知识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往往倒是年轻人更好地掌握了这些新事物。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将之称为“前象征”（Prefigurative）的文化类型：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的经验，这使年轻人拥有了新的权威；她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化已经瓦解了老年人的权威和代际之间的联系纽带，使每个人成为平等的原子化个体，关注的都只有“我”自己，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没有‘子孙’的，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祖先’一样”。在近四十年来的中国，除了现代化进程本身之外，另一门轰击父权制堡垒的重炮是计划生育。孩子在中国的家庭里的地位从未如此高过，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所说的“孝子”是指“孝顺孩子”。数亿中国人涌入城市乃至远赴海外的情形，又打破了原先那种世代同堂的局面，这是早在民国时夏丏尊就已预见到的困境：中国从前的一切习惯制度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们生活在近代工商社会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难的。大家以农为业，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处过活，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汤药亲尝，对兄弟可以出入必同行，对长者可以有事服其劳，扫墓不必花川资、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么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还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里读礼守制，可是我们已经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面这种农业社会的习惯制度，还遗存着势力，如果不照做，别人可以责备，自己有时也觉得过不去。矛盾、苦痛，就从此发生了。由此而来的问题，不仅是老人的空巢化或“子欲养而亲不待”、老年人的失落、传统道德的难以践行，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无法跟上急骤的变迁。在原先的农业社会里，“家庭”而非“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生产、生活、抚养都是在“家庭”这个基本组织内完成的；而当个人逐渐从家庭中独立分化出来之后，按说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起养老等职能，然而这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各国都普遍做得不太好。在新加坡，法院一般都支持老人对子女赡养的诉讼，父母胜诉的概率高达八成；但2007年金融危机后，此类案件暴增，许多家庭无力承担年老亲人的养老院费用，这就让人陷入两难：不严格无法解决老人的问题，但更严苛的执法只会让成年子女陷入困境。当下中国所通行的是一种经过调适的代际关系：尽管60岁以上老人中超过半数未与子女同住，但父母经常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我一个朋友娶了日本妻子，妻子在家颇为贤惠，也不会只向着自己家里；住得不远的公婆经常过来帮忙（日本的老人几乎从不帮忙带孙辈），于是他们彼此都很满意，皆大欢喜。也正因中国老人无偿承担了部分家务和带孙儿的任务，才使得中国的年轻一代能更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其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各国中最高的。不过，如果说这样“家庭成员内部的合作”很有效地帮助了年轻人，那么在对老人的照顾上却做得并不好，2009年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调查：全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将近世界平均值的五倍。应该说，现代化的浪潮解放了两代人，让父母和子女都从家庭中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但问题是，年轻人能自如地利用这种自由，而老人却难以习惯——他们是“被解放”的，很多人长久以来为父母、为子女付出，到老了也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忽然到手的自由，去过自己的日子，那给他们的感觉有时反倒是害怕：他们既不被需要，也“没人管”了。不必嘲笑他们，因为这确实很艰难：即便是在五四那一代新青年，进城后的学生们在逐渐远离传统的生活世界之后，都仍然不时因新旧并行而处于矛盾痛苦之中，瞿秋白曾说这是“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那现在的中国老人也可以说是“小家庭崩坏而个人生活的社会基础还没有”，何况他们本来就更难适应新变化。这并不都是坏事。传统要在现代社会存续，就必须进行调适，增加新的内涵，这可能正是一个构筑新型代际关系的契机，正如社会学者姜楠所说的：“在现代社会，‘孝’的本质含义正在慢慢从‘顺’转化为‘爱’，由单向的‘服从’到双向的‘支持’。”这对两代人来说，都是真正的解放：那种基于等级服从的“孝”正在逐渐转化为亲子之间相互的“爱”。不仅如此，这还变成了一种新的代际传递：每一代都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再转而去爱自己的子女。这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爱孩子胜过爱父母”。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在原本的儒家伦理中，“孝”的遵行依靠的是强加的义务（人不能选择父母，父母生你就是必须回报的最大恩情），而非自愿的选择，这注重维系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不管父母怎样，孝都是子女不可逃避的绝对义务——这和“忠”是同构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怕皇帝不对，但你还是必须尽忠。由于是无条件、不对等的，所以子女的个人意志几乎被无视：不管怎样你都得尽孝；但“爱”就大为不同了：它是自愿、自发、双向的交流——没有人能强迫你爱他。如今人们习惯了说“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但传统上其实是“只有子女对父母的孝是无条件的”，而父母对子女的爱却是有条件的：你得是个好孩子，才值得被父母爱。新的观念本身就使人摆脱了原先那样沉重的义务，因为这不再是单方面的了，如今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对父母的付出与爱的对等回馈，如今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哪怕父母无情、不负责任，子女也要无条件尽孝。不仅如此，如果“孝”转而强调两代人之间的亲情互动，那么女儿就更有可能受到父母偏爱——这正是在我们乡下已经普遍出现的情形，很多老人都觉得“女儿更贴心”，比儿子更愿意抽出时间来探望父母。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大概走在全国前列，一贯就喜欢女儿更多，1997年的沪语电视剧《夺子战争》中有一段经典台词：“女儿是亲人，女婿是佣人，儿子是路人，媳妇是仇人。”其结果，“人们对女孩的新看法是，女儿比儿子更愿意提供给父母金钱与情感支持。这个观点使东亚城市家庭居民相信，女儿比儿子更懂得照顾年老的父母。”（《当世界又老又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变迁，很可能将推动中国社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瓦解的纽带对“孝”的重新定义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伦理原则也发生了动摇，但这还不是全部，而可说是更大范围结构性变化的征兆之一。因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正是中国传统礼法的根本，那种静态、超稳定的“和谐”原本就是“靠一个社会阶层对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一成不变的顺从来维持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就是其缩影。汉学家卜德（Derk

今天的题图，是家里老二阿福（9岁半）画的门神。中国人惯于新年贴门神，也是因为时间（新年）和空间（门）上的对应：新年就像是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在西方也隐含着类似的观念，每年的第一个月January源于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Janus，据说他一张脸看着过去，另一张脸望向将来。对我们当下来说，经历了过往这一言难尽的虎年，很多人恐怕都不敢抱有什么新年愿望了，没有勇气望向将来。有位河南朋友和我说，他感觉，这个新年周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放烟花爆竹，与其说是满怀喜悦地欢庆，不如说是有太多情绪需要宣泄。过往这一年，说实话，我也过得有些压抑，写作从来没有这么难过。有人跟我说：“你别写了，看你写再多，又能改变什么？”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生活本身，就算不能改变什么，记录本身也有意义。昨晚除夕之夜，有远方的朋友问候，说起一件让我颇感意外的事：元旦期间，我在一个每天只关心房子和股票，日常话语是“相信国家”、“有钱就是可以有很多特权”之类的微信群里，突然看到有人转发您的文章，当时又诧异又感动。因为群里有人转发您的文章，我也坚信思考和写作是有价值的，在有些时机，是能影响到一些完全想不到的人。我当时就特别感慨，因为这个人和这个群完全是自己信息茧房之外的人，希望维舟老师以后能有更多破次元壁的文章。前些天，也有人对我说：“谢谢你一直在写，让我感觉还有微光。如果你都不写了，那我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谢谢他们告诉我这些，仿佛自己许久之前在一片沉默之海中扔下的石头，没想到传来了回声，这多少让我觉得自己所做的，还是对他人有点意义的。前两天整理过往三年的文章总目，发现去年写了57篇新冠疫情相关的，比之前两年（分别是24、28篇）加起来还多，实际上还不止，因为另有一些随笔谈的是人的生存境况，其实也是由疫情触发的感受。新的一年如无意外，疫情也许将很快淡出公众话题（就像在国外那样），事实上，日前已有读者问：“你怎么还在写疫情？”我并不认为这已经失去意义、无须记起，但我和所有人一样，希望我们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能自由呼吸，只是这不应以遗忘为代价。去年因为封控，很多地方都没能去、回乡也少了，原先的计划不得不再三临时变更，“读城”的访谈只去了杭州一地，乡土散文也只写了一篇，来年我想可以多写一点。当然，还有我们这个不断变动中的社会，值得继续好好观察。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也知道，未来对一些人来说，与其说值得憧憬，不如说令人畏惧；但只要我们在这世上多活一天，那就得去经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可能就是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我自己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而全部经验，也只是一座拱门，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一步一步的前进，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最单调最沉闷的是停留，是终止，是蒙尘生锈而不在使用中发亮！难道说呼吸就能算是生活？呼吸当然不能就算是生活，但能自由呼吸却很重要。新的一年，愿你我蜷缩的身心至少能稍稍舒展，摸索中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经历了过往三年的种种变故，我比以往更确信，血缘、地缘等等种种人际关系，都不如价值观的契合重要。我们会见证这个时代。防失联，请关注我新号：

常有读者和我说，要翻找过往的文章很不方便，那新年了，就整理重发一下过往的文章索引（均已设置好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读取），篇名前的四位数字编号即文章发表的日期。今天先发2020-21年的总目，明天再发2022年的总目。当然，确切地说，这份“总目”缺了被消失的50篇文章，那些我已上传到网盘：https://pan.quark.cn/s/976d86a5e4c1这两年的文章共包含以下门类：新冠：24+28篇社会观察：64+97篇性别/婚育：16+18篇读城/游记：10+20篇国际政治：11+11篇体育：0+9篇社科散文：29+39篇生活/非虚构：9+12篇乡土散文：2+13篇崇明：1+3篇教育：5+19篇孩子：1+7篇文史：11+30篇阅读/演讲/对谈：8+5篇通告/公众号写作：9+19篇合计246+284篇=530篇各位，阅读愉快！新冠2020年（24篇）0205：与武汉有关0207：义人之死0212：为什么这些数字难以取信于人0213：标语治国0214：疫情蔓延时的义工笔记0216：野生动物复仇记0217：疫情过后，中国人的心态会怎样？0219：神秘属性的信仰0220：被延误的决策0303：我们都是湖北人0305：疫情的心理拐点0309：钟南山、李兰娟与张文宏0318：“德国钟南山”：一种中国式想像0319：远距离爱国主义0321：日常心态与战时心态0322：救经济，怎么救？0326：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0327：两个世界的相遇0328：优待外宾，为什么？0329：谎话、蠢话与扯淡0330：复工的怪圈0331：不能欺负老实人0401：战疫是决战，还是持久战？0418：为什么对抗也需要合作2021年（28篇）0118：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0121：疫情管控的宽紧之间0122：新冠嫌疑人：坦白、歧视与隐私0123：武汉封城这一年0124：在病毒和生存困境之间0125：通化的休克实验0126：关于“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0127：通化封城做错了什么0129：抗疫医护人员为何拒绝当英雄0130：用市场逻辑解基层之苦0201：逃避批评的艺术0202：核酸检测三问0203：精准防疫，上海为什么能做好？0204：上海的作业可以抄吗？0211：本号第一篇10万+，不，100万+！0214：在流动中管理0218：新冠时期的中国故事0716：疫苗接种：“自愿”的困境0815：如果张文宏不能再发声0816：“一人毁一城”，谁之过？0818：谁在递刀？0821：上海防疫做得好，并不只因张文宏0827：你为什么不愿意打疫苗？1104：不扰民的防疫才是好的防疫1113：扑杀猫狗能防疫吗？1114：孩子应该打疫苗吗？1120：“时空伴随”的风险1216：假如明天取消疫情防控社会观察2020年（64篇）0225：别把好人当圣人0302：被国际化0324：走自己的路，不让别人说话0325：单赢思维0403：中国人的有色眼镜0419：张文宏说错了吗？0420：攻击与人性0422：“窃·格瓦拉”现象0504：前浪驱赶着后浪死在沙滩上0508：两面人0509：正向的多元化0511：中国的无限责任制0512：中国有“忠诚反对派”吗？0513：非国民0514：无法无天的忠诚者0516：中国式中间层0517：中国有“社会”吗？0519：社会如何意识到自己存在？0520：社会如何是可能的0525：中国式风险社会0527：“你国”与“我国”0603：建构起来的中国心0608：地摊经济的怪圈0609：举报何以盛行0613：制造初心0615：优越性之虚幻0616：为自己而活着的第一代中国人0617：“不能做好人”0620：现代化的后坐力0624：无法选择的人生0626：权力的怪圈0627：人为造成的绝望0704：结果导向的正义0707：只有小道消息才能救中国？0709：从“纳税意识”到“纳税人意识”0713：阴谋论的土壤0729：战狼的时代0807：德性与个性0811：集体意志的幻象0817：做一颗新时代的钉子0821：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0824：抄袭为何难以禁绝0909：弱者的困境1007：你知道郎平是满族吗？1021：用后即弃的人1022：出什么事你要负责！1023：全员冷漠1102：困住骑手的是究竟是什么系统？1104：平等与不平等的两难1111：不受欢迎的改革1115：官出数字1122：权责不明的社会1129：国家政治中的多律背反1201：本国的移民劳动力1202：中国特色的“社会性死亡”1209：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1210：“拼单名媛”的前世今生1211：年轻人为何选择躺平1214：公信力从何而来1216：人杰与草芥1220：平等这么好，为何难施行？1221：你无法自证清白1223：中国人为何反感政治正确1224：中国社会中的权力博弈2021年（97篇）0104：中国逻辑0105：如何让人卖命0106：打工人的生存哲学0109：钱留给谁？中国家庭中的财产继承0111：工业党的翻车0112：“双标”：话语背后的中国社会心态0113：在体制内做自己0114：从高考工厂到互联网大厂0115：“车厘子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0116：“你也配？”：中国社会的“资格”意识0120：代孕弃养：闹剧还是悲剧？0210：马金瑜的悲剧0211：不完美的受害者0213：追星有错吗？0219：年味为什么越来越淡0220：中国父母为何逼婚0302：离开北方0303：北方最容易受伤害的人0307：货拉拉的苦果0308：“货拉拉女生跳车事件”后续讨论0311：言论正确的陷阱0312：中国社会为何多杠精0319：网络暴民：中国人为何热衷于道德审判？0320：“少管闲事”：中国社会的群己权界0326：权力不允许互换0329：对权力的共情0331：爱国的两种话语0401：交友别交吴京这样的朋友0402：我的态度0403：十五分钟的名人0404：人终有一死，问题只是如何告别人世0406：权力游戏0407：难以切割的连带责任0408：抵制行动的逻辑0413：当普通人面对系统0418：社区团购的创新在哪里？0419：用惩罚自己来惩罚别人0421：年轻人为何冷漠0422：任性的中国人0424：特斯拉的傲慢0427：中国人为什么浮躁0428：不可承受的无限责任0501：无法休息的中国人0502：如何面对内卷0505：连开五年的震楼器0506：谁是受害者？0512：孩子坠亡之后0513：我不吃人血馒头0514：真相何以难觅0515：中国式辟谣0523：“境外势力”的幻影0524：虚虚实实的敌人0525：袁隆平究竟养活了多少人？0526：白银马拉松：天灾还是人祸？0527：风险社会中的自信0528：谜之自信从何而来？0614：“进城拱白菜”是教育观的问题吗？0615：“非升即走”制之下的悲剧0618：王思聪的翻车0619：“PUA”的中国化0622：理解“黑话”盛行的原因，也就理解了当下的中国社会0703：杭州跳车事件：是舆论过度渲染的后果吗？0704：林生斌的人设0705：被选中的林生斌0707：猎巫林生斌0708：副院长被免职的台前幕后0715：中国人“恨人富笑人贫”吗？0721：吴亦凡的权力幻觉0722：河南暴雨：天灾在前，反思在后0723：下水道里的现代文明0803：被压抑的悲痛0805：被干涉的“自愿”0824：挖坟式斗争0903：“德艺双馨”的明星还能找到吗？0905：为主流人群服务0928：东北限电：无责任的悲剧1014：“调解优先”的回旋镖1016：宋冬野有权复出吗？1019：论“畏罪自杀”1024：李云迪活该吗？1028：情绪劳动者的困境1109：熟人社会中的众筹1110：我是我所拥有的1111：价值重估的年代1119：如何在消费社会当个穷人1121：加班文化的替罪羊1128：“两头婚”的婚姻模式，会成为新潮流吗？1130：“破防了”为什么成了流行语？1201：礼貌有什么用？1202：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1204：缺爱的孩子1215：控评的博弈1216：标准化的人1217：为什么是这些词流行？1221：所有发言都是平等的1222：日常生活中的民权政治1223：他们被消失，不该是件理所应当的事性别/婚育2020年（16篇）0428：把女人当人看0529：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0606：一妻多夫制在中国可行吗？0611：不婚不育就是反人类吗？0703：家庭主妇是“理想职业”吗？0726：要打请打自己老婆0904：父权制的回旋镖0924：他们眼里没有女性1005：完美受害者1009：代孕合法化，为什么？1029：婚恋市场的博弈1030：无人买单的困局1203：女权在中国为何是个新问题1204：田园女权有问题吗？1207：不婚不育：年轻一代的选择1218：中国女性地位下降了吗？2021年（18篇）0223：放开生，也不生0306：中国女性地位够高了吗？0308：新女性应当收彩礼吗？0309：底层男性的悲歌0325：国男的共情能力0328：回归家庭？这是个问题0417：如果女神也是女权0511：生两个好0520：人口变迁的经济冲击0719：男性女权主义者0915：女人反对女人0916：用男权反对男权0916：弦子败诉，但她没输0917：弦子撒谎了吗？0918：男人如何自证清白0929：老婆可以传统，女儿必须现代？1224：不平等的婚姻1225：我不关心他们是好人坏人读城/游记2020年（10篇）0404：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0715：临海（上）0716：临海（下）0721：平潭0722：余姚0926：南通1025：改变中国的湖南人（上）1026：改变中国的湖南人（下）1130：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1226：海口1227：文昌1228：三亚2021年（20篇）0131：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0304：都市圈竞争的时代0305：高铁的冲击0313：二十年来，哪些省份掉队了？0314：长三角

《疼痛难免》剧照如果你最近打开社交媒体，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顾三只羊”之类的内容分享。你很可能会对这样的表述一笑而过，但过后又觉得有地方不对劲，却又没法准确地说出到底有哪里让你感到不适。不少人会辩解道：“这只不过是玩笑罢了。”

著肖索未、刘令堃、夏天

黑暗时代的一个共有特征是：它们常常既激起争论，又难以言说。不同的人往往对此持有难以妥协的不同观点，而那种极端年代下人们的极端处境又是如此远离日常生活，以至于它不但常常令缺乏切身体验的后人难以置信，甚至即便是亲身经历的人，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那种炼狱般的感受。事实上，当那些黑暗时代过去，受难者往往比作恶者更经常受到记忆的折磨。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深知这一点。从集中营获得自由之后，他的后半生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记忆”：书写自己所经历的黑暗与痛苦、反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集中营记忆的漠视与淡忘、以及对逃避有罪记忆和隐瞒记忆的不断抗争。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从未真正离开集中营：从那里出来之后，有关的记忆仍一直如影随形，直到他终于无法抵挡而自杀。但如他所言，甚至这也是一种胜利——集中营里是很少会有人自杀的，因为只有当人活得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自杀。他给自己赋予的是一项继续受难的使命。或许可以这么说：不仅对于作恶者来说逃避记忆是自我开脱的途径，甚至对于受难者而言忘掉那噩梦般的记忆也是解脱，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再提起。这样的共谋我们并非不曾见证过：当苦难过去，所有人都默默选择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然而那并不会就此过去，它还会时时作祟，除非我们正视它、记住它。而这对个人而言却是一番受难式的拷问，因为正如加缪所说的，“写作，就是生活两次”，而普里莫•莱维，生活了不止两次。[意]普里莫·莱维

Levi，1919—1987）

一早醒来，回想起被封号这202天，真有一种字面意义上的“恍如隔世”感：4月26日被封那晚，我正处于上海封城的至暗时刻（我们小区4月22日夜里首次上硬隔离，拦起了一道柏林墙），而如今，似乎全国都在放开了。那是一段难熬的时光。不夸张地说，今年是我创作热情遭受最沉重打击的一段时期——公众号大小号都先后被封半年，我的豆瓣账号1月6日也被封半年，放出来说了一个多月，8月17日又被封一整年，微博则早在2020年春疫情之初就被永封了。6月17日小号“维舟的方舟”被封之后，我一度沉寂了几天，那时赫然发现，自己在网上竟然已经没地方发声了。很多人劝我别写了——有的是出于对我安危的忧虑，还有的则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觉得写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一位给我留言说：你写的这些东西，懂得都懂，不懂的永远不懂，甚至永远不会看到——这些人是蝗虫一样的存在，已经没救了。大概你也明白，所以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和执着。也许这个世界在你这样的人的努力下才有希望变得好起来，但是短期内没指望，我觉得要上百年才行。当然，我也知道，这么说的重点并不是“你做的都没用”，更多的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无力感；但追求外部力量并不是出路，而是一种应当自觉警惕的诱惑。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没有力量——又或更确切地说，那种“内在的力量”似乎给人感觉远不足以抵挡外部力量的进逼。“知识就是力量”在某些现实语境下，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想象的全球化》一书中说：“文化中有一部分生产知识，以知识之名，人们可以在政治或教会权力面前，坚定无疑地断定二加二就应该等于四。”这确实能支撑人们的信念，但在我们的现实中，人们看到的似乎是：你归你坚持，但别人可以视而不见，根本不予理睬，这时候你怎么办？有一位朋友说，在上海封城期间，她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困境：很多问题不容许公开谈论，和亲友私下谈论，又发现他们很难触动，在一片万马齐喑中不知同样感受的人在何处，只以为是自己有问题。这样独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之后，才慢慢找到出口，“那一瞬间才明白，是我在受苦，但错不在我。”其实很多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处境，但只要你发现有另一个人抱着同样的想法，瞬间那黑暗的日子就没那么难熬过来了。因为我在很长时间里也曾是个异类，所幸，那时我有个好朋友张晖——两个异类就足以对抗外部世界。昨天本号解封之日，正好也是他的冥诞。在我内心深处，他从未离开，我一直记得他和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确实有人看得见。在大号被封后，有读者和我说：“看到小号，突然放松了。上海虽然暗了，但是大家点起蜡烛，保存着文明最后的火苗。”这谈不上“举世皆醉我独醒”，但我深知，要坚持不同的看法，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多难。我们可能陷入孤立，可能暂时失散，但要相信，有共同想法的人总会重逢。昨天的留言里，有一位说的也让我很感动：“写的人都在坚持，看的人还有什么不能继续呢？”虽然时下很难，但绝大部分边缘群体可能一直都是这么过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一书中说：“和自己的同类团结在一起，从自己的不同中汲取力量的做法，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少还可能。写作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自我表达、一种自我反省，也是一种与他人产生联结的日常实践。很多人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那写作就是为了搞清楚。我本不算是一个激烈的人，看过我文章的人我知道，我更多的只是对分析一些问题、现象感兴趣，同时记录自己的经历。我从来不想改变谁，只是有了想法，写下来，有人看到就行了。在对现实的分析、书写和阅读中，我们有机会找到彼此。前几天看到有人写的一句话：“现在的社交状况：生死之交遍布天南地北，同城找不到人共进晚餐。”在疫情之下，这可能尤其能引发共鸣：我们的肉身被拘禁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周围亲友因观点分歧而疏离，但却灵魂出窍，通过网线与远方的人产生精神上的共振。当现实如此时，我们就尤其需要另一个空间来安放自己的心灵。苏珊·桑塔格有一颗敏感而早熟的心灵，对她来说，书籍就是她的“宇宙飞船”，让她暂时远离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生活现实，渐渐地，阅读让她与日常生活中必须接触的人疏离起来，但也使她接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精神生活。这是逃避现实吗？某些时候，也许是的，但在我们当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痛苦的社会现实中抽身出来，客体化地凝视自己的处境，更好地理解和反思那都是为什么，也由此找到属于自己的共同体，找到一条走出泥淖的道路。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家，现在被公认为对技术时代的现代性有极深的洞察，但他直到死后二三十年才真正获得重视和理解当你写的是自己想写的东西时，有多少人理解其实没那么重要。瓦尔特·本雅明说过：“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至少现在就收获了一些理解。类似的话，也有朋友忠告过我：“你可以记录下来，哪怕暂时不能发表，时间自会为它的价值作出判决。”谢谢她对我的信心，虽然我对自己写的也有一点必要的信心，但这样的鼓励还是帮助我渡过了最难的时刻。曾看到这么一个说法：“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在我的理解中，这是一种内在的、不受外部力量触及的自由，而与此同时，所谓“最小单位”，也意味着这种“自由”可能只属于个人，从而摆脱了迎合他人的诱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写作，很多伟大的思想者甚至都没写过什么，“写作”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但理解并超越自己的处境，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在经历漫长的旅程之后，最终抵达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段时间以来，有什么值得记取的教训，那便是：呵护好这座城市复杂的城市生态，就是呵护上海。因为上海不是别的，正是一片包容、汇聚各种人才、资金和商品的海洋，如果这一生态遭到破坏，上海才真的不再是上海了。撰

上海有别于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在农业文明的海洋中浮出水面的一个孤岛，带有某种既混血、又格格不入的气息，然而又最能折射出近代中国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图景。借用罗兹•墨菲的话说，它是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尽管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集中体现着西方现代性（或殖民化，取决于你怎么看）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回应。颇耐寻味的是，他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刚好是在上海迎来自己历史性转折点的1948-1950年间，但他的话或许也适用于此后的一个时期：上海在1950年代的经历，可能也是理解时下中国的一把钥匙。近代上海华洋杂处、五光十色，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也正在于那种缺乏中心的多元结构所造就的“无序的活力”，只是痛恨者聚焦于其“无序”，而赞美者则看到其“活力”。1949年后的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正在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迅速建立起一元化的秩序，这既结束了原有的分裂、冲突、重叠的状态，但也使原本的缝隙不复存在。此时原有的“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在行政上均被扫荡以尽，这个城市在革命国家中，将以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重组起基层社会政治生活。不难看出，这一重构进程，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新的秩序更像是对传统农村社会保甲制度的模仿。里弄、单位虽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物，但之前并不是基层政治组织。尤其像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很多人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里弄里，彼此的背景相去悬隔，谈不上有什么整齐划一的基层控制管理，更没有组织化的居民生活。此所以1952年的调查中说，全市三分之二的人群都是“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值得注意的是，从治安状况和组织管理上来说复杂棘手的“问题”，如果换个视角来说，正说明当时的上海市民社会丰富多元地容纳了各色人等。这对革命国家而言显然是个挑战。因为原先的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多都在社会组织较为简单的农村社会，人群之间很少会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但上海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拼图。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作为适应新执政者政治运作的基层组织，开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1954-1955年间计划供应的推进，粮油、棉布的凭券购买都直接与户籍人口挂钩，居委会扮演起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既有效承载着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又继续协调并密切联系着城市居民，毕竟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居民委员会”，听着似乎还有几分自治的色彩。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是上海近代最著名的大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停刊，旧址现为“申报馆”咖啡馆在文化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影响人们生活至深的媒体。外商外侨的报纸到1953年基本完全消失，剩下取向多元的民间报人所创办的媒体，也从上到下开始整改，因为“上海的报纸太多，群众不需要那么多种的报纸”，需要“调整集中办好一两张报纸”。在公私合营的体制下，民间报人转变为国家干部。在教育（1952年院系调整）、出版、电影制片等不同行业，都进行了各种调整：或北迁、或援边、或合并、或整改。一言以蔽之，上海可以继续成为经济中心，但不能再成为文化中心；而重整的过程既是建立新秩序，也是全面清理旧事物、旧人物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有一双“国家之眼”注视着这一切，认为这种调整是科学合理的、减少浪费的，且应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健康价值观、因而有助于引导群众的——当时对许多传媒或文化产业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竭力招揽广告或渲染低俗，任由市场摆布而“迁就落后群众”。这其中的尴尬在于，据说是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那些媒体、电影，应者寥寥，而对那些不合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反面人物和香港电影，倒是趋之若鹜。这未必是因为上海市民“思想落后”或“见过世面”，而只是人之常情：人们很容易察觉主旋律电影中的说教口吻，也不难看出所有的正面人物都很相似，仿佛他们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那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化身。《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张济顺

正当很多上海人挨饿吃不到蔬菜时，有一些运抵上海的蔬菜却被扔进了垃圾桶。4月14日，上海奉贤区南桥镇昊海社区居委会收到辽宁省捐赠的物资80份，用于救助辖区内低保、重残、重点优抚对象等困难家庭。两天后，有人在网上爆料称，这批物资中有一些并没有送到救助对象手里，而是进了垃圾桶。视频里一位阿姨惋惜：“人家辽宁捐过来的，这么多，全部都是浪费掉。我们那么多天的蔬菜都买不到吃不起，就是浪费！”舆论哗然之下，南桥镇官微4月18日出面“辟谣”，承认确实将部分蔬菜“扔进垃圾桶处理”，但澄清说这只是因为志愿者整理蔬菜礼包时，“发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颠簸，部分蔬菜已腐烂，便将已经发芽的土豆、挤碎的番茄、腐烂的黄瓜和包菜等蔬菜挑拣出来处理”，只是“整理腐坏蔬菜时，使用的是原包装塑料袋，且处理方式不太妥当，导致居民产生误会，对此我们深表歉意”。这一歉意是对居民说的，但却刺伤了辽宁人的心。4月19日晚间22:47，辽沈晚报官微迅速回应，拒绝背锅：辽宁这次2300吨援沪蔬菜全程采用冷链物流运输，确保蔬菜不会因长途运输或高温腐坏，每隔4-6小时开箱抽检一次，并全程录像，于4月13日18:30完好移交给上海方面。那条微博强调“辽宁挺沪，共同守护”，表态无可挑剔：“佘山与凤凰山，千山一脉；黄浦江与辽河水，万水同源。辽宁与上海必能穿越风雨，履险如夷，化危为机。”这样，一度出现了“辽宁辟谣上海辟谣”的奇观。4月21日深夜，辽宁日报官微意味深长地发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永远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持续做对的事。”到此为止，上海方面的回应可说完败。不管这批蔬菜是否真的有腐坏，那看起来至少没有证据表明责任在辽宁方面，要坏也是坏在移交之后、分发到居民手里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归结不到“因长时间颠簸”这一点上去。和一位东北朋友谈起此事，他笑：“上海干部还是太嫩。我们东北的干部，做事都至少会多看三步，斗争经验丰富，早留好后手了，那都是人精啊。不过一回生两回熟，上海的干部估计很快就能学会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看起来是真的：辽宁这次捐助的物资，运输过程是超规格的，全程冷链、全程录像、定时抽检，这固然也是为了确保新鲜蔬菜运抵上海人手里，但恐怕也是早料到可能出现什么幺蛾子，到时自己好心还挨骂，就防着你这一招呢。也就是说，上海这边肯定做得差，出了事就想推诿，但辽宁这边显然更了解官僚体系是什么样，做事滴水不漏，留好证据，确保出什么事自己不会背锅。对这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疑问，得出不同的答案。这原本就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诠释和归责方式，从不同角度去看是不同的归因和归责对象，就此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当不同的角度各相关方利用叙事和话语相互指责时，究竟以什么为准？在一些人看来，上海基层组织在保供中出现的混乱并不是因为做事毛糙，而是因为一个道德问题，网上有个新段子挖苦：“请用一句话形容上海目前的遭遇。”“上海贪把上海滩弄成上海瘫。”他们是不是贪了，这我没有证据，但这种思路似乎假定：如果他们不贪，上海就不会搞成这样。也就是说，它假定体系和方向都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个体的道德败坏、不够得力。这实际上是在召唤一种更严苛的道德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强有力的全能主义体系。上海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另一位北方朋友颇感不解：“上海的最后一公里，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体现在没人手送但是不耽误扔，还叠加了独有的高价问题。这到底是行政力量强的表现，还是行政力量被经济垄断过度渗透？”他怀疑，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地方特性：“这种高价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垄断本身）是受到特定文化的保护的，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獗，屡屡出现？还有之前那个疾控‘口哨’的录音，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基层医护乃至当地官方的放弃思路呢？为什么关于上海的地方性问题没听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反思呢？好像上海永远只是反思别人别地的主体，而本身拒绝被凝视。”他说，上海“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强调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所以自己（本不该做）是对的；它是在不同意见冲突中强调自己（做与不做）是对的，然后以此论证自己的行为。互相争论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以正义和先进为名的鄙视。”看来，在他眼里，上海是大局之下的特殊个体：它特立独行，自搞一套，直到搞出了一堆破事，仍然既不肯积极有为，也不反思自身的问题，甚至倒还带着某种看不惯他者的优越感——至少，不管别人怎么看，上海似乎都坚持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是这样，那我把这看作是对上海委婉的表扬。他说得对，大都市确实更容易有一种突出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主体性，这尤其体现在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Donald

应该有很多地方都像上海一样，在封城中迎来了世界读书日。被封在家里，每天除了焦虑地刷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闻，唯一还能让自己获得平静的活动，除了做家务，可能也只有读书了。这时候倒也理解了近代早期欧洲北部各国为何阅读率更高——这不仅是因为新教徒需要自己解读经典，还因为他们的冬季漫长，又不便户外活动，能打发时间的也就只有阅读了。在国内，疾病、医疗史原本只是一个新兴的边缘领域，一批相关的著作大致要到2005年前后才陆续引起学界注意，在疫情爆发之前长期处于主流视野之外，大抵只是作为理解历史或文化的“另类视角”。现在是到了重新认识它的时候了。这份书单一共18本书，涉及文学、历史、社科等不同领域，都是我从过去十多年所读过的中文书籍里遴选出来的，读完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当然，并非所有医疗卫生相关的著作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疫情（例如医学思想史、外科手术的发展等等），因而我会聚焦于疾病带来的冲击与社会应对上。《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

时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今天是我生日。我得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然而，它就这么发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为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以前，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当时代的大浪涌来，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在深深的水底，无法正常呼吸，但睁开眼睛时，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前些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担心我情绪太波动。还好，我并不焦躁，无悲无喜。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更需要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我的人生已过半，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留下什么，将证明我曾活过，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说起人生已半。她轻笑了一下说，哥哥，你比我乐观，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说，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人生如此无常，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就放过自己和孩子，过好每一天吧。我已经45岁了。父亲这岁数时，我已满18岁，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仿佛就在昨天，但那时太年轻，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22岁，在歙县渔梁坝回想起来，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其实算得平顺。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10岁，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尤其在进入高中后，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18岁，在高考失利后，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想想，如果迟早要幻灭，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但对当时我来说，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一年之后，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在那之后，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我被迫收敛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笛卡尔说得对，“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芜的青春期，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我已经27岁了，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开始那两年，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过。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那在国内毕竟太难。2013年，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沉重一击。那一年我36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活过。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但我想补充的是，当这些丧失时，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在那之后的九年，我又经历了许多。当然，就像许多人一样，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和18岁那时不一样，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对我来说，那是“换一种活法”的契机。或许那没什么不好。有一年在莫尔道嘎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过往，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成为一地废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问题》，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什么是人？/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他和我同岁，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选择英语，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平行现实，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它仍然是。”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时我也觉得（虽然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我不会别的技艺，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家会“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都是恐怖的现实。在被碾压之前，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而除了发声、创造之外，别无他途。人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躁。人过中年，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我在想，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不过，没有关系，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坚持自我，“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相关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生日感言》

这两天，不止一位读者和我说，看了我几篇分析俄乌战争的文章，深感困惑，“你讲得太复杂了”，似乎我既同情乌克兰，又预料俄罗斯可能占得便宜，同时还认为这是普京的战略失败，最后甚至都没说谁对谁错，“那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虽然在我看来，上述几点并不矛盾，但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理解起来可能是有点难，那我也试着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俄罗斯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要预测这样长时段的趋势当然风险很大，但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现实：俄罗斯选择开战本身就表明它影响力的衰落；战争是以进攻性掩盖自身的虚弱，但俄军的战争表现却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虚弱；战争结果或许能短期内得到一些小利，但遭到空前孤立，长远来看很可能加速自身的衰落。最后一点尤为致命。很多人都辩称俄罗斯早有准备，西方的制裁效力有限，倒是西方依赖俄罗斯的资源——确实，欧洲近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制裁意味着欧洲将吞下能源短缺和价格飞涨的恶果。但这么说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与欧洲的脱钩，长远来看伤害更大的是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年间在位）俄罗斯的现代化始于彼得一世，在他的伟大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灵魂就一直在徘徊挣扎之中：它需要西方的技术完成现代化，但对更深层次的文化流入则本能地抵触和排斥。欧洲对它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存在，可以引入“实用”的知识（技术和管理），但却与自己的身份认同构成冲突。简言之，它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在这一意义上，这场俄乌冲突不是偶然的，它就像一场地震，只是让地底下的板块断裂暴露了出来：对乌克兰（尤其是其西部）来说，西方是机会；但对俄罗斯来说，西方却主要是威胁。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许多欧洲帝国在衰落时都曾遇到的两难与挣扎：要生存下来，就有必要进行（有时是激进的）政治、军事改革，但这种改革对它原本的身份认同却又可能是颠覆性的，几乎无法兼容。就此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俄罗斯内在冲突的外溢。看看战后的英国就知道，要体面地接受自己的衰落是一件极难的事，管理衰落更需要复杂的技巧。随着国力不可挽回地下降，英国就像它的前辈威尼斯和荷兰一样，在失去自己的帝国之后，就逐渐虚弱到无力维持一支能使它们继续成为大国的强大海军了。所不同的是，英国在1914年之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相对衰落，因而通常仅限于有针对性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终于使它的虚弱暴露无遗。正如安德鲁·兰伯特在《海洋与权力：一部新的文明史》中意味深长指出的那样，“管理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灵活、让步和牺牲。”除了像1982年的马岛战争这样的“回光返照”之外，英帝国确实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小心翼翼地控制了自己的衰落。马岛战争中的英军士兵然而，即便后帝国时代摇摇欲坠的英国在1973年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仍遭到许多英国人谴责，因为欧共体被他们视为一个“大陆性的保护主义团体”，与英国是格格不入的。和俄罗斯一样，英国长期以来也都深深卷入欧洲体系，但却（至少自认）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很多人坚称，海洋帝国的衰落，原因正是它们未能将海洋置于国家身份的中心。英国人前些年决意“脱欧”，无疑与这种身份认同的挣扎紧密相关。作为大陆国家，法国在这一点上可能对俄罗斯更具借鉴意义。《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一书明确谈到，20世纪法国的两大忧患：一是德国，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如果把这里的“德国”替换成“欧洲/西方”，大抵也就是这些年俄罗斯的写照。流亡法国的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就已经预见到了欧盟的未来，他看到支配当时现实的是崛起的两大帝国：新教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和东正教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他正确地推断出，随着德国的战败，它将倒向文化上更亲近的英美一边，这就使法国陷入政治孤立，只能扮演一个“德国的军事、经济从而也是政治腹地”的角色，但即便它融合进去，也得牺牲自身的文化、语言、各种传统和生活特质，而这将是法国文明的终结。怎样才能重新赋予法国人“一种在政治上具有实效的理念”，实现“其集体生活的全面复兴”？他主张建立一个“拉丁帝国”，法兰西民族在其中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一个自主的拉丁欧洲的存在也将阻止苏联/俄罗斯所担心的欧洲被英美帝国吞没的危险。他的设想昭示了法国在美苏之间的独立道路，戴高乐简洁了表达了这一点：“永远不要把法国的命运托付他人。”图源：金融时报冷战后的俄罗斯，可以说正在步英法的后尘：它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帝国，也越来越无法维系其势力和国际地位，至于身份认同上的不情愿，它甚至比英法德挣扎更为痛苦激烈。与此同时，它所面对的局面甚至更不利，因为随着法德轴心的逐渐稳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在历史上首次面对一个团结而非分裂的欧洲。法国、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英国）的自主性其实已经弱化了，就像当年的法国一样，俄罗斯的决策者或许也在恐惧，这样下去，俄罗斯的结局就是成为欧洲（主要是德国）经济霸权的腹地，而融入进去便意味着俄罗斯文明的终结。如果说这种忧虑和挣扎有情可原，那么现实做法却很可能事与愿违。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的一番奚落已经道出了这一点：“普京想要的是一个分裂的北约，一个分裂的西方，坦率地说，一个分裂的美国。但他什么都没得到。”对乌克兰开战，或许能划下红线，使这一地带非军事化、中立化，但却难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世人眼里，这已经是过时的地缘政治玩法。由于将竞争者视为敌对者，它反过来使自己的忧虑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将原本犹疑不定的伙伴也推到了对立阵营。更糟糕的是，它的表现让人看到，俄罗斯虽然已在衰落，但却仍有能力造成一定的破坏，这就使它被归入危险的类别，陷入“越挣扎，越被孤立”的境地。问题已变成如何管理其衰落中释放的破坏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无疑是极其不利的。本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未尝不能走出一条相对独立自主的道路，在接受欧洲市场机会的同时，捍卫自己的特殊文化身份，当然这需要复杂微妙的技巧，但至少是有可能的，然而现在却是得不偿失的鲁莽行事。未来回顾，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这一点：在面对衰落时，不肯接受这一点的俄罗斯，逆势而为，结果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还反过来加速了自身的衰落。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俄罗斯可能赢得战争，但会失去世界俄乌战争将如何收场？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如何带孩子解读俄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关注乌克兰局势？战争不止是好人和坏人打架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已持续三周的俄乌战争似乎已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今早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俄乌双方最快有望在一两周内签署和平协议。即便如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不会同时解除。在此之前，由于双方谈判条件分歧巨大，看起来几乎根本无法妥协，有朋友和我说，她悲观地预期这场战争将会打很久，“搞不好会把我们一起拖进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知道，像她这么想的人恐怕为数不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中，谁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何况，让人担忧战争升级可能导致全人类同归于尽，这很可能本身就是俄罗斯此次讹诈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也正因此，我推断这场战争不太可能一直打下去——别看这场战争中的玩家像旧时代的君主们那样把刀剑弄得嘎嘎作响，但大山临盆，也就生下一只小老鼠。乌克兰士兵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射美制导弹在战争初期的3月1日，我就撰文预判过，“俄罗斯可能赢得战争，但会失去世界”。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有多了解（不同立场的人常常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是因为对局势的基本判断：北约（或“西方”）直接参战的概率极低；在北约不参战的情况下，即便乌克兰人英勇抵抗，有国际支援，但想想当年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就可知；俄罗斯也一定会力图避免重蹈阿富汗战争的覆辙，战争对它来说是获得利益的讹诈手段，得到即可停手，换言之，虽然它虚声恫吓不惜打核战争，但其实想打的是一场有限战争。这两周来的局势，大致可以印证上述判断。3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并不寻求与俄罗斯开战。他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保证我们30个成员国的安全。”同一天，北约正式拒绝了乌克兰要求在其领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因为禁飞区就意味着必须击退俄罗斯战机，斯托尔滕贝格认为这会使战争从乌克兰国内升级为“野蛮的、波及欧洲的战争”，他说：“我们不是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确保冲突不会升级并蔓延到乌克兰以外。”由于这些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6日谴责西方国家的“沉默”，“就好像西方领导人已经解散了”。3月8日他又表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已心灰意冷，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谈到北约，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早已变得冷淡了，因为我们明白，北约不准备接纳乌克兰。北约害怕与俄罗斯产生矛盾和冲突。”他同时强调，乌克兰不会“跪下来祈求”北约做任何事情。在此之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还曾痛批西方伙伴“胆小怕事”——但确切地说，这倒不是“胆小怕事”的问题，而不如说是国际政治中冷酷的自利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必须尽力避免被小国的纷争拖入大战。凭“铁与血”统一德国的俾斯麦，生前就对巴尔干的纷争极为厌恶，曾说：“务必让这些宵小明白，欧洲各国政府无必要因其贪婪或内斗而令自身缚手缚脚。”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1925年在致英国驻法大使的电报中说了类似的一番话：“任何英国政府不会、也永远不会为保卫波兰走廊而牺牲一名英国掷弹兵的生命。”不必说，这些话中隐含着令人不快的霸权口吻，而其一味绥靖也曾招致严重后果，但麻烦的是，热血上涌投身其中可能造成更棘手的局面。且不说和俄罗斯直接开战引发的天崩地裂，一些欧洲国家连一些更明确的决策都很慎重：3月7日，德国表态反对进入下一轮对俄制裁；德国和荷兰等欧盟成员国反对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因为连欧盟现在最穷的罗马尼亚，人均GDP都是乌克兰的4倍，接纳乌克兰可能将牵连很多富国。现实是：直接开战的代价不可承受，而不开战又很难阻止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说别的，叙利亚危机已持续十年之久，但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没能拿出一个统一且具体的方案有效应对，因为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对安理会决议有否决权。早就有人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地用“能力范围”做借口，以避免应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轰炸叙利亚等难题，这彰显出它的虚伪世故。那么对西方来说，什么样的决策才是最优的？那就是给予乌克兰广泛的同情、支援，供应物资和武器，严厉制裁俄罗斯，但不直接参战。这样既避免了与俄罗斯对抗的风险，也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和潜力，而无论乌克兰能拖住俄罗斯多久，或许都不是坏事。乌克兰士兵在基辅检阅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俄军前期打得不顺手，但单挑乌克兰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对孤立无援的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战场上惨重的牺牲，能争取到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同时在谈判桌上有更多一些筹码。实际上，开战不久，就能看出乌克兰是有意妥协的。对比下抗日战争陈嘉庚那句“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乌克兰至少没有拒绝和谈，泽连斯基一直在争取和谈，甚至谈判地点也同意了俄方提议的在白俄罗斯进行。从现在的情况看，乌克兰在战后大概率会中立化，无法加入北约，但会在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加速融入西方。美欧和俄罗斯在考虑地缘政治时，都有意无意将乌克兰看作是棋子、缓冲区，当下欧美一堆政客、政治学者都谴责说错在当初北约东扩，仿佛乌克兰人没有自己的意愿，但如果此前这个国家“左右为难”，在这次战后极有可能会明确自己的方向。2008年有一项调查显示，乌克兰全国竟有13%的人没有把乌克兰视为自己的祖国，更有高达35%的人不因为自己是乌克兰公民而感到光荣。本来这个国家在夹缝中生存，又苦于内部分裂，但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很可能就是通过外力使它团结起来。普京在发动战争时恐怕就已经知道：俄罗斯已经失去乌克兰了。对俄罗斯来说，这是胜利吗？这就取决于你怎么看了。这次很多人都说，俄军打得不怎么样，这或许是事实，但似乎无人提到的一点是，普京也借此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为了地缘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俄罗斯将真的不惜一战，不是虚声恫吓，同时也警告了乌克兰等挑战自己权威的邻国——西方不会为你们而战。这迫使对方更认真地对待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在决策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其实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如此：虽然骨头很难啃，但重要的是划下了红线，并向越南实际证明，苏联对它的担保是靠不住的。在北约不直接出兵的情况下，俄国熊确实有可能在乌克兰制造既定事实，捞取实际利益——虽然我也同情乌克兰，但不得不承认在国际政治中存在这样的可能。试看以色列多少年来一直实际控制着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国际上对之无可奈何。与俄罗斯此番举动更类似的是土耳其1974年入侵塞浦路斯后扶持的“北塞浦路斯共和国”，虽然始终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但塞浦路斯的分裂延续至今。俄罗斯这次硬啃，不仅能占到一点便宜，在国内的支持率也不低。2月底，俄罗斯一项独立机构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支持普京，34%反对，年纪越大的越支持（60岁以上支持率超过70%，18-29岁仅40%）；开战之后，50%的人对普京评价变好，23%的人变差。有60%的俄罗斯人支持战争，但看似矛盾的是：高达88.1%的人认为有必要跟乌克兰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当然，这样的支持率本身就耐人寻味——试对比一下，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时，俄罗斯民调对普京的支持率高达85%，这意味着现在的59%其实已经很低了。但重要的一点是，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乌克兰的，也是普京对国内反对派的，甚至是对白俄罗斯的——它将别无选择地与俄罗斯捆绑得更紧。战争的爆发，势必使俄罗斯国内那些想要“像一个欧洲人那样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更加幻灭，因而开战没几天，谷歌俄语有一个词条搜索量大增：“怎样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因为战争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并加速了一个已有的进程：俄罗斯既不愿意融入欧洲一体化，又加剧了被欧洲排斥。3月10日，普京在与政府成员举行视频会议时强调，俄罗斯会走自己的道路：“许多国家已习惯了卑躬屈膝，顺从地接受其宗主国决定的生活。但俄罗斯不能生活在这样可悲和屈辱的状态下。我相信我们能克服所有困难。”——这番话，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是乌克兰总统说的，表达出了对西方的怨恨，但也委婉地承认了俄罗斯将面临严峻的困难。不出意外的话，这场战争将在使俄罗斯得到一些眼前小利的同时，付出长远的代价，暴露出虚弱的诸多问题，甚至极有可能加速它的衰落。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Andrey

伊索寓言中有一篇《狼和小羊》：狼垂涎于小羊，但却反过来指责小羊弄脏了它的饮水、在背地里诽谤它，并不顾小羊的辩解，就扑上去吃了它。这个寓言之所以家喻户晓，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模式，即通过逆向投射转移自己的内疚感。弗洛伊德在剖析一个精神病个案时曾总结：“‘我恨他’这个说法通过投射被转换为另外一个说法：‘他恨（迫害）我’，这将为我恨他开脱。”这类心理在男权话语中极为常见，例如男性经常声称他之所以采取侵略性的行为，是因为女性在引诱他、或根本就是她们水性杨花，将女性描述为邪恶、欺诈、诱惑性尤物的指责，使得男性对她们采取几乎任何行为都合理化了。这不仅被用来给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甚至也用于对女性的谄媚语，例如“你使我发狂”、“别这样看着我，我会爆炸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蒂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谄媚语主要是排遣了男性的焦虑而不是反映了女性的真实”。在这种逆向投射的心理中，无论是严厉的怨恨，还是情人般甜蜜的抱怨，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被动地由对方引发的——其潜台词是：都是因为你（仇恨我，或太漂亮），才使我“被迫”做某事。作为群体集团冲突的产物，国际政治中也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这一心理。漫画上拎着公文包的男子质问以色列的坦克手：“你怎么敢自卫？”1谁是受害者？现代国际政治中公认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因为阿以双方都自认为是对方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在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指责中，仇恨越积越深，以至于彼此都难以接受妥协有效的国际仲裁。在这场争吵中，其他国家的立场往往是一个“你更愿意相信谁”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冲突中相互恐惧心理的极端个案。双方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语言：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为自己这种行为辩解的，则是对方的同类行为；以牙还牙的循环于是成为双方行为合理化的逻辑强化和合理化依据。通过这一逆向投射，也将己方转变为受害者：因为你先恨我，所以我有理由恨你，并完全有必要采取适当行为来对付你。这不仅可以避免对自己的极端手段内疚，甚至无需自我反省，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他自己就是美国犹太人）说的，“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逆向投射心理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基本的出发点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假设：我是完全无辜和清白的，不但如此，我还是被动的受害者。阿马利里克曾在1965年入狱，在那里遇到一个小偷，“他认为自己是不公平法制的受害者。后来我才明白，一般来说盗窃犯都有这样的特点。”（《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这是一种外归因倾向，即将自身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部。尽管这有时在外人看来荒唐可笑，但本人/本团体往往却坚信不疑，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凝结因素。1933年当选德国总理后，希特勒在纽伦堡受到支持者欢迎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是利用诽谤外国来煽起国民的战争心理，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在攻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使全体德国人受到屈辱。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载，在入侵波兰后，德国传单上却宣示：“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正是波兰人的残暴促使元首使用武力来保护德国人民！”对于一个采取强硬逆向投射心理的人来说，自省是极为痛苦的（这等于颠倒原有立场，承认自己有罪而对方清白），也是他们所坚决抵触的，因此不少日本右翼学者痛斥反省二战罪行为“自虐史观”。从心理学和归因理论来说，将责任归于外界对心理健康更有利——事实上，归咎于自身是悲观态度的要素和本质。现代的民族主义可说是古代部族对立的延续，一如王明珂所言，“部落先是仇恨那些使他们感到威胁的邻族，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邻族设想成邪恶、低下、荒谬或卑劣的，从而将他们的恐惧合理化”。在国际政治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将对方设想成无法自治的危险儿童，从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英国人与祖鲁人这类政治语言充斥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二战后，英国工党副领袖赫伯特·莫里森说，给非洲殖民地独立就像“给一个10岁孩子一把门钥匙、一个银行帐号和一支猎枪一样”；内阁大臣克里奇·琼斯则现实得多，他认为，不给这些特定的孩子一把门钥匙，将会使他们成为街头成群的歹徒（《帝国斜阳》）。将被统治者设想为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未成年人，事实上是家长制政府的合法基础和共同逻辑。投射的心理本身是一种强烈的男权话语，尤其多发生在具有强烈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群体之中。因为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容易指责他人，并反应过度，更倾向于先发制人。乔治·凯南曾说，俄国的强烈侵略性格，原因之一是俄国大地缺乏天然边界，历史上容易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因此它长期抱有受害意识，不断向前挺进以求获得安全感。事实上，一个抱有受害意识的大国，常常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侵略性视为对敌人的适当反应。2自卫：可疑的权利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突袭、安全和美国的经验》，其中把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政策都解释为对外部威胁的反应。然而，美国每一次自卫，最后都造成实质上的扩张。例如1898年在“缅因号事件”中声称受到西班牙袭击而发动美西战争、珍珠港事变后势力进入亚洲、以及911袭击后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权。美国正式卷入越南战争，当时也是以自卫的名义——1964年7年31日，美国宣称军舰在越南海岸遭到不明攻击，五天后，美国未经宣战就直接投身越南战场。自卫一向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且在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卫”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国际政治中的“自卫”，或有意或无意，往往都是一种逆向投射心理的体现。一般来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人们都经常拒绝承认自己对他人造成威胁，但却对来自对方的“威胁”极为敏感。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尽管这所谓自卫的“法律论据是谬误的”（《使日十年》1932年9月3日日记），但却被当时不少日本国民所信奉。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的宣战诏书上，日本的措辞也是“帝国至今为自存自卫决然而起，于破除一切障碍外别无他法”——如果一个政治家说服国民相信，如今“被迫只能采取这一政策”，那么他所要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得多。主动发动战争是一种恶名，希特勒也经常借“自卫”来粉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执行了代号为“鹅肉罐头”的秘密计划，伪装是波兰军人袭击德国边境哨所，并发表反德宣告，于是德军名正言顺地“反击”了。在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等中立国前，德国大使奉命通告四国：德国“坚决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但为了保卫它们免遭英法的入侵，德国必须帮助其自卫，所以请“不要抵抗”——这一逻辑以逆向投射心理来解释，即假设四国是无力自卫的未成年人，因此需要德国的“帮助”。同样，德国进攻苏联时，举出的三个理由也都是因为苏联的威胁，所以它“别无选择”地“自卫”了。1935年底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声称是为了“击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据苏联政治家阿尔巴托夫的观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是出于自卫：一是帮助阿富汗政府抵御外部入侵，二是防止阿富汗成为反苏基地。正因此，后来大家都羞羞答答地不肯承认是自己放了第一枪。朝鲜战争中谁先动手的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各执一词。因为先动手就是侵略，后动手则是正义的反击了。麦克斯韦在其名著《印度对华战争》中写到1962年那场边境冲突时说，中国人坚持声称是印度人先动手，但实际上，在现代战争中，抢先发动攻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军事角度，政治角度就不同了。争辩谁先动手，如今成了历史学家的繁琐考证式。不过不少真相也许是永远也不会见天日了。美国式的自卫更为高明：他们在“自卫”前，通常以经济封锁等手段，迫使对方先动手。珍珠港事件如今被渲染为一次美国在开战初期的惨败，但实际上此次袭击损失的飞机美国只要两天就可以造出来，但却使美国占尽道德优势，无怪有一种阴谋论怀疑罗斯福当年明知日本袭击而故意不阻止。心理学家Ted

乌克兰战场上的硝烟，这几天来似乎暂得消散，但在中国，网上论战仍然硝烟弥漫。撇开双方立场的分歧不论，在这种争吵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通常伴随着对国家的人格化投射——虽然人们未必了解“人格化投射”这种术语，但都无师自通。这有时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刚见证了丰县事件的中国人一看就懂：“普京想打掉乌克兰的牙齿，再用铁链拴起来。”但却也有人说：“杀人是错的，那么长期遭受肉体和精神暴力的妇女求助无门反杀施暴者也是错误的吗？没有自控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未经看管过失杀人也是他本人的错误吗？并非为俄辩护，仅就事论事。”有一位甚至把这演绎成了小说：许多年前，小鹅和小武是村里两个快乐的光棍，他们一起打瞎子，骂哑巴，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日子过得狗都嫌，但是很快乐，很自信。怎奈好景不长，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小武渐渐的人模狗样起来，涂了胭脂，穿上了西服，还一连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小鹅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武为什么要用恋爱来影响自己的单身生活，自从小武恋爱之后，小鹅觉得床硬了，被薄了，手乏味了，更渗人的是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总之哪哪都难受，毫无安全感。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折磨，再三试探之后，终于提着枪冲进了小武的家。支持乌克兰的人说：“如果有人冲入你家，

1桂林现在给世人的印象主要就是其山水（当然现在还有米粉），我在来之前看到的所有关于桂林的图片几乎都是这一类风景，当然很少人会去拍摄桂林狭窄的小巷、混乱的车站、无处不在的拉客者，或那些和其它城市没多大差别的店面，虽然这些恰恰才是我抵达桂林后这个城市涌入我眼帘的第一观感。想来是因为城市名称中的“桂”字，这个城市的行道树很特别：除少数银杏、榕树外，绝大多数都是桂花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其实是一种双重误解造成的。现在的桂林，最初本是南朝的桂州，唐宋后却渐渐与秦代的桂林郡（秦之桂林郡范围很广，犹如中古以前的“山东”所指也远不止现在的山东省）牵合；而秦代“桂林”是因樟科的肉桂得名，与木犀科的桂花实非同类，两者也是在唐宋之后才弄混的。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得很清楚：“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这里说的是肉桂，到清代沈日霖《粤西琐记》中，对“桂”的理解已变成桂花树（木犀），但他也强调当时桂林很少桂花树：粤西称桂林，又称桂海，而桂却绝少。不特他郡无桂，即桂林府之八桂坊，亦空存其名而已。阳朔署中，有四季桂二株，惟腊月有花，花亦不多，嗅之绝无香味。而法国人所撰《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则明白写着，1850年代桂林附近，“这些小丘上面满生着肉桂树，几乎终年香气四溢”，是肉桂而非桂花。唐宋时起，“桂”才改指木犀科的桂花，而非樟科的肉桂现在，桂花是桂林的市花，百度百科上把桂林解释为“桂花成林”，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也出售着桂花香水、桂花酸梅汤之类，周围乡村中苗圃内桂花树的种植甚至已经产业化。说这些倒不是为了嘲讽当地没文化，事实上这种流变讹误乃至错上加错，本来就是各地的常态，犹如丰都鬼城是因把“阴王”曲解为“阴间之王”，乌镇则造出了“乌将军”的传说，此类事，所在多有。也不是现代人不熟传统文化了才闹笑话，因为这种事至迟宋代就有过了——《岭外代答》中就举过另一个例子：“象州郡治西楼，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云，状如白象，移时不灭。然不可常见。案：秦象郡乃交址，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门乃画一白象，不审何义。”台湾南部的牡丹乡，本得名自排湾族的Botan社，后人附会是因当地的一种野牡丹，如今此花已成为牡丹乡的乡徽。此事与桂林之桂不无相似。有了桂林这个例子，我也愈益深信自己之前的一个判断应该是对的：中国月亮神话中的桂树，本应是肉桂，而不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桂花树。桂林城里的桂花树、桂花酸梅汤，固然本出误会，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一种“地方特产”乃至“传统”了，至少它也不坏：我想秋天来桂林，必定满城飘香。2桂林城市不大，老城区更小；而老城的核心是王城独秀峰一带。闻名已久，花了70元门票入内，进去后才发现买亏了：明代桂王府的王城，在清初孔有德时就已毁于战火，虽名为“王城”，但现在遗存的其实大多是民国建筑。广西师范大学

近些年来，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洛阳这样，经历了如此戏剧性的复兴。尤其是河南卫视“唐宫夜宴”和“端午奇妙游”这两台火爆全网的晚会，无论是“唐宫”还是“水下洛神舞”，都充斥着洛阳元素，这座“十三朝古都”忽然变身为时尚前沿的“网红城市”。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洛阳”，也有力地提升了洛阳的城市形象，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毕竟游客总归是首先对一个地方产生向往和憧憬，才会被吸引前往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对生活在其中的数百万洛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要理解这座城市的现状，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一点：它其实是一座1949年之后建设起来的新城市，现代洛阳与古都洛阳之间的断裂大于继承，对于当地人来说，那些历史遗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的过去和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正因此，当洛阳想要迈向未来时，有一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个不同的洛阳，新洛阳究竟应该是什么样？2000年，我平生第一次去洛阳，这才意识到，我所知道的那个“古都”，除了龙门石窟等少数遗址之外，其实仅存于书本和想象中。那时的洛阳游客寥寥，也谈不上有围绕着文旅集聚起来的产业，很难说是一座“旅游城市”，因而在大部分当地人眼里，那些古迹与自己生活没多大关联。很多洛阳人的先辈当初之所以来到洛阳，并不是因为喜欢那些文化遗产，而是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此创建一座现代化军工城镇——这和洛阳的文化脉络无关，完全可以坐落在其它地方，之所以选在洛阳，无非一是因其扼守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二是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1954年郑州成为河南省会后，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而洛阳则依托重工业，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个落地洛阳（对比武汉也只有8个），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热电厂、铜加工厂等在涧西工业基地兴起，并吸引了相关产业链上的一大批企业在此集聚。这一举奠定了现代洛阳的工业基础和省内的经济地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当时的洛阳一度号称是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全国第五大城市”。1953年洛阳总人口仅为15.4万，短短三年后就飙升至23.1万。杨晋毅课题组1990年代对涧西区271407人进行的籍贯调查发现，外省籍占统计总人数的34.11%。在这些大厂中职工数量最多的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招收工人10216人，洛阳本地人仅268人，只是一个零头。这些工厂的基本配置是“东北的技术人员、上海的技术骨干，加上河南的行政干部和工人”，在这样的兼容并蓄中，作为一座工业移民城市的洛阳诞生了。一位洛阳朋友和我说，她家就是典型的缩影：爷爷是交大本科，分配到洛阳，奶奶则是武汉过去的，家里吃米饭，只讲普通话，以至于她都不懂洛阳本地话——在洛阳不会因为你说普通话而宰客。在涧西区有“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因为这两地过去的人最多，他们也不是知青，不能回城。她从厂里医院出生，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厂里的子弟学校，人们在路上都不问“你住哪儿”，而是“你是哪个厂的”。厂子可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求。然而，正是原先的辉煌，使它的发展模式趋于固化，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迟迟未能抓住机遇，且不说与东南沿海城市，就是与郑州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厂矿子弟的铁饭碗心态在转型期遭遇了尴尬的现实。在这样的彷徨中，1990年代成为洛阳失去的十年。在我那次去洛阳后不久的2001年1月，在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后不到一个月，新任市委书记孙善武提出改造旧城、建设洛南新区，并大力发展旅游业，利用其“北方少有城市”的生态环境打造出一个宜居的新洛阳。虽然他大拆大建的推进方式在民间引发激烈争议，被戏称为“孙善扒”，但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洛阳人，都承认洛阳城市建设真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始于他在任那五年。在那之后，洛阳一路高歌猛进，大力推动米字型高铁建设，力争将自身重塑为一个交通枢纽。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城市建设很急迫地赶上来，高架桥半年就会修一个。房价也随之迅速上涨：一位医生笑说，2007年他买2600元一平米的房子，“全科室都觉得那么贵啊”，到2017年春均价也就5千，但2018年下半年飙升至8千以上，2019年以后则达到了1万3。到2020年底，地铁也有了：随着地铁一号线试运行，洛阳成为第一个拥有地铁的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事实上，洛阳在经济上长期都号称“中西部最强地级市”，2020年GDP高达5128亿，排在全国第45，甚至超过不少省会城市：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12年起复建隋唐洛阳宫殿群“明堂天堂”，2019年应天门也得以重建，复原了古都的中轴线景观，2021年央视中秋晚会就在这里举行，“古建筑”成了“新地标”。虽然这座古都正艰难地向后现代城市转型，但“两个洛阳”仍然并肩存在：文旅作为新的增长点，或许象征着未来，但它带动的就业和创造的产值至今有限，洛阳经济的底气仍然主要来自工矿产业。2020年底，洛阳钼业以5.5亿美元收购刚果的超大铜钴矿，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钴生产商，也是洛阳目前最大的企业。工矿和文旅这两根经济支柱，至少还算不上同样粗细。与此同时，老城和新区也存在“两个洛阳”的明显反差，那几乎是新旧两重天的不同世界。在这里，落后与先进并存，城内外反差巨大，甚至跨过一条街就有两种风景。到如今，外地游客对洛阳的第一印象取决于他们在哪里出站：从老城的洛阳站出来，看到的就是各种老房子，所谓“踩着皇城的路，看着县城的景”，有人甚至觉得还不如三四线的县城；但如果是在新区的高铁龙门站出来，直观感受就迥然不同，几乎像是一夜之间从图纸上变出来的，在开元湖还建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对老洛阳人来说，南边的新区（洛龙区）在传统上都不算是“洛阳本地”的一部分，因为洛河南岸其实就是“洛阴”了，但如今俨然是“新洛阳”。有洛阳人跟我说，“新城区因为快速的发展，带着独属于大城市的发达和傲慢，而老城区因为不停往新城区输血，又有着小城市的破败和冷淡”，虽然地铁连接了两部分城区，缩短了距离，但这却也加速了老城区的年轻人逃离，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住”。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结果之一，是每天一早往新区方向单向堵，因为生活在老区，工作在新区，而下班则是倒过来，另外半城堵。像这样古今、新旧不同的“两个洛阳”都是真的，而这本身也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既丰富多元又割裂交汇的转型阵痛，现在的问题是：从中能孕育出一个什么样的新洛阳？这并不只是洛阳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北方工矿城市，都在城市转型阶段遇到了同样的瓶颈，而采取的做法也大同小异——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在工矿业日渐没落之际，未雨绸缪地推动城市建设和创新产业集聚，实现城市转型。在这方面，力度最大的还不是洛阳，而是“煤都”大同，那几乎是重建了一座古城。相比起来，洛阳在拆旧复建上没那么大动静，但城市形象的提振却更为成功，这除了主政者和市民的努力之外，恐怕不得不归功于洛阳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整个中国那都罕有其匹。在很多人眼里，这被看作是一座古城的“复兴”，但这并不仅仅只是“终于把城市建设和经济搞上去了”，还意味着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变：以文旅产业为抓手，它正逐渐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蜕变。讽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作为“现代生活”象征的工业，如今只能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好时光”，反倒是以往曾被看作过时的那些文化遗产，成了开辟全新未来前景的最重要“矿藏”。追溯这一历程，近二十年来洛阳的“复兴”，其实是危机的产物：如果城市也是一家公司，那2000年前的洛阳就像一家老国企，它原有的模式已经眼看着难以为继，要谋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新的出路。迟来的变革使得它想要迎头赶上，就不得不以大刀阔斧的方式推进，而此时它又发现，除了工矿产业的优势之外，洛阳相比起其它城市真正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是老祖宗留下的那些宝贝。换句话说，这些年来的“洛阳文艺复兴”，意味着“通往未来的道路经由过去”。直到2002年“天子驾六”车马坑出土，洛阳仍缺乏这种新意识。当时洛阳师专的老校长叶鹏看出其蕴藏的重大文化意义，然而当时的领导竟然想把它回填，继续建广场公园，最后只做了一个小型博物馆，这至今让不少人痛心，“本来这并不亚于秦始皇兵马俑的意义”。不同于河南其它地方，洛阳人有一种遗老心态：十三朝古都，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能挖到文物，好像“我祖上阔过”，所以这些都可以不在乎，没能特别珍惜。在洛阳，和西安、郑州的对比是长盛不衰的老话题。论历史上的辉煌，洛阳完全不亚于它们，然而深入了解后，连洛阳人也都不得不承认，洛阳即便历史文物并不逊色，但文旅差西安一大截；在计划经济时代，洛阳的经济水准曾远超郑州，而现在洛阳却似乎连三线城市也只勉强够格，这对洛阳人的自信心无疑是一种打击。它的城市定位级别无疑也不如这两个省会城市：洛阳的行业年会，通常也就说“豫西北地区”，到郑州才敢说是“河南”。尽管如此，一位洛阳本地河南科技大学的朋友说：“如果洛阳找到方法，未来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如果说郑州的城市发展是“人力密集型”的，那么洛阳依靠的则是资源和文化：无论是古代洛阳的遗产、现代洛阳的工业遗产，还是现在的新区，论丰富性，很少有哪个城市能和洛阳相比，“几乎每个年代的元素都能在洛阳找到载体，这是很难得的，但也要它自己能把握住前行的方向，才能把这些元素发挥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引发外界瞩目的洛阳元素，其实大抵都是“在洛阳的中国元素”，尤其是“作为大唐盛世缩影”的“神都洛阳”。在现代虚拟技术的加持之下，这既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令人向往的洛阳，给当地文旅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时却也有可能更加遮蔽了这座城市现实生活中的面貌——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因此慕名而来的游客，对洛阳的工业遗产既感陌生，更谈不上有多大兴趣，但这才是无数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洛阳”。我一位郑州朋友高卉曾说，郑州的关键词是“吞没”：郑州被吞没在河南的符号里，而河南又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这话用在洛阳可能更恰当：外界看到的“洛阳”，其实没什么洛阳本地生活的文化元素，而都被吞没在中国的符号里，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洛阳文艺复兴”并不是本地文化的复兴，只是中国想复兴时，不得不来洛阳找，而洛阳又借助这样的“文化寻根”来更新自身的城市形象。对很多洛阳人来说，这座城市的现实似乎被这些古代符号所遮蔽了。一位从小在洛阳长大的朋友说，说到“洛阳的未来”，“我想到的是一堆宣传片，都是古迹，把洛阳符号化了”，但对他来说，“洛阳是生活在大街小巷里的人”。那些符号太虚幻了，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那确实很美，“但跟我的生活是割裂开来的两个维度”，他是看着应天门和明堂建起来的，但感觉很不真实，本地人并没有参与进去的感觉，因为那就像是一个展示给游客看的舞台，与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正如他所说的，对一座城市来说，需要考虑的是这些对普通市民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的符号，干干的，明堂、应天门，里面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给我们未来指引什么？洛阳是有过开放包容的年代，虽然不知道开放性到底有多少，意味着什么，但文化符号应该承载这种精神内核。西安的秦制是遗害至今，但历史上的洛阳就不一样，总是孕育出一些不一样、很前卫的东西，何时能把城市内核发扬出来？”到了当下这个城市竞争的时代，洛阳靠什么来赢得自己的未来？问问洛阳的年轻人，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不容乐观：留学归来的、从事高科技的人才，觉得在这里找不到太多机会。有一位洛阳人痛切地说：“除了真的喜欢洛阳的人或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洛阳人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话，肯定同样会选择离开这里，所以洛阳稍微好一点的家庭特别热衷于送子女去留学。高速发展虽然能带来高楼大厦，可也让一座城市失去了最重要的特色和它的灵魂，新区的大楼没有北上广高、老城也不如更下沉的县城住的舒服，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一些出去看过世界、更具批判意识的年轻人来说，家乡的未来缺乏新的增长点：洛阳的好工作大多是在体制内，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了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大学等公共资源，涧西区的科研和工程人员占比之高，据说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市海淀区，但尽管这些年搞了一些科技园，其实很多都是用来避税的，真正入驻创业的不多，这些年来洛阳的开放程度其实是降低了。当然，也有像洛阳龙门文创院这样，打破体制束缚，破格引入创新化思维，让年轻人“喝着咖啡搞文创”，塑造沉浸化体验，但这还只是个开头：2021年是龙门文旅文创发展元年。今年要从河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位朋友说：“我不太可能选择在洛阳，它还是把自己定位为经济属性，中原唯一一个有地铁的非省会城市，但如果你的定位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经济更发达的城市？这不是让我值得留在洛阳的因素，有什么其它因素不一样的特色才是吸引我的。”在他看来，洛阳如果仅靠“搞经济”，那么跟国内其它三线城市没什么区别，没有把自己真正独特的地方发挥出来，“文化遗产、工业遗产都没发挥，就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洛阳真正的优势是什么？很多人都提到“宜居”——连郑州人也说虽然“郑州机会更多”，但“洛阳更宜居”。这在菜式上就能看出来：洛阳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小吃，但郑州是各地都有，本身的豫菜发展得不好，只是奔波于营生，慢慢地少了体会生活本身。相比起郑州是在“脏”和“乱”中有活力，洛阳则给人感觉安静、舒服，生态环境也好，尤其是小浪底水库建成后，抬高了城市的水系，更使洛阳郁郁葱葱。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节奏都不一样，有一位形象地跟我说：“在洛阳，打游戏隔壁就能成为朋友；但在郑州，不挤着，人家首选和你隔开一个位置坐。”另一位热爱家乡的公务员说：“郑州有的，洛阳也有；洛阳有的，郑州没有，非常适合生活、养老、躺平。”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宜居”只是“不宜发展”的一种委婉修辞，因为这似乎一般意味着工作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环境好，有较好的社群关系，但在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一般也很难具备以上特点。虽然说“大家都慢下来，内卷就没有意义了”，但另一面，“宜居”似乎不适合闯荡，年轻人还是得先出去拼一拼，其结果，就像有人说的：“我挺喜欢洛阳，但还是得在郑州工作。”尽管如此，很多洛阳人内心还是很认同家乡——在河南省内，只有洛阳人看不上郑州，就算在外读书后回去，也从来不说去省城，要回也是回洛阳。决定这种选择的并不只是经济发展机会，还有一种人与人的联结：洛阳这座城市的脉络还没有被急骤的城市化破坏，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生态，就像一片林子没被砍光。在西工区，很多老人甚至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有数不清的联结。在那听人说，街头不时遇到熟人，感叹世界真小，“其实什么世界真小，就是洛阳真小，是人和人之间相互需要”。有一位洛阳的年轻人自问自答：“真正的宜居是什么？是生活质量的高标准。”他虽然很爱家乡，说自己骨子里还是安土重迁，但他也客观看待：“洛阳人觉得郑州有什么好，脏乱差，但我去了发现，环境也很好啊，郑州市民也蛮不错，‘宜居’上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洛阳让他喜欢的地方，是它有生活气息：“洛阳有一堆老年人，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我对象说，在郑州没见到几个菜市场，晚上出去散步，没见到人群聚集，怡然自乐的。”在他看来，洛阳以往的城市发展“始终是个工具”，服务于战略需要，但“什么时候能反馈到本地的老百姓身上来，这样迈向未来，什么时候能绽放出自己的活力”。正因为“相比起国家的改变，我热爱这一小片土地”，他感兴趣的不是“国花”这样宏大的符号，而是河洛书苑这样落到实处的东西：洛阳市图书馆在各地建起了200多家这样的城市书房，往往外观与古都风貌一致，保持与过去相连接，但内在又设施齐全，是走向未来的一个很好的点，既人性化又有人文关怀，以此为联结，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河洛书院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但你需要的时候，它有。”医生荆晶也说，在有了孩子之后，她对这座城市寄予了更多希望，毕竟人最重要的是有希望、有盼头。虽然这个“盼头”具体是什么样，普通百姓可能也模模糊糊，但总是希望有一些切身的改变，除了有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精神层次上再往上有一点，就更好了。这两年来，她也看到有一些人愿意从一线城市回来了，带着新的经营理念，这本身就在推动这座城市发生点点滴滴的转变，而不只是顶着“十三朝古都”的沉闷名头。她的同事卢飞是“新洛阳人”，老家周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已十多年了。在他看来，洛阳是一座不落入俗套的城市，“高大上跟你生活有多大关系？洛阳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处处看，还是有收获的”。这种市民生活的实在和节奏，是这座古城“旧而能新”的深层力量。荆晶说，其实很多洛阳人偏保守内敛，“心底里很满意，嘴上只说还行”，也并不期望一下子发生大变化。这一点，卢飞看来也同意，他说，只要洛阳“一年年积累，肯定有很大改变。有时步子太大也不是好事。”这句话或许可以证明，他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洛阳人。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就算你不去上海，你的下一代也会去上海”住在上海：陌生人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三座城市，三种口吻都市圈竞争的时代高铁的冲击||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日前，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他说自己原本是一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国际政治更不关心，那仿佛“总得以中国为最小单位，才能唤起一种格外的激情”，但也正因此，他对最近俄乌开战以来的舆论气氛有些惶惑。作为一个不太热心于此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实际的政治生活存在，很多事别说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似乎除却去考公务员，便没有什么政治生活了”。所有对国际政治的参与，其实不过是隔着信息媒介的“观看”，如果把这些一关，对个人生活也并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观察到，绝大多数国人既谈不上对此有何切身利益，也不是要投身于此，更明知个人看法对推动国家方略转变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仅仅是在“讨论国际局势”——或者说，“赏玩这局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何许多人在谈论国际时事热点时，会有如此强烈的热情，甚至是强烈的“参与感”呢？为何会因为所谓的“政治理念不同”而相互争吵、憎恨乃至于谩骂呢？2月27日，德国柏林约2万人走上街头反战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可能是这样：中国人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欲望在国内政治上被严重压抑了，此时，像俄乌战争这样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了解其背景的遥远事件，反倒能很方便地投射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凭借一知半解得出的结论，反正也无从证伪，谈论的尺度又可以自由一些，由此获得一种“言说的乐趣”。也就是说，人们自己也不指望这言说能产生什么后果，但正因此，才能乐在其中。把这理解为“娱乐”而非“参政”，或许更为准确，就像那位读者已经注意到的，“大部分人关注政治与多看几部电视剧或球赛对人生产生的影响并无差别”。这大概也是某种社交需求，就像是一个无害的话题，刚好能引发许多人的谈论热情。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内舆论场上对这场战争的争论体现出常有的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关注的不是深入了解，而是自我表现。汉学家费正清就曾揶揄，学术界人物也常常不能免俗：人们告诉你种种事情，你却连个开口的机会都没有。那天晚上，只要我一谈农村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大家就会一哄而起，大谈其农村问题，以显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得并不少。当然，专业人士多少会有些不同：他们毕竟深知，只有专注的领域越小，才越有可能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所以专家往往是“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一群人。通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道路上堆积着被摧毁的俄军坦克（图源：英国卫报）然而，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就算对俄乌冲突的背景一无所知，也照样勇于下论断，微博上有人极其刻薄而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且不论结论如何支持哪方，有些中老年男性谈论起乌克兰战局那个斩钉截铁言之凿凿的劲儿啊，就好像他是玉皇大帝的二舅，刚从天庭听回来什么独家小道消息似的。讽刺的是，对立双方常常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攻击对方。我在微信群里就看到很多人怒斥那些支持乌克兰（被等同于“支持西方”）的人是“书生误国”，理由是俄罗斯倒下，下一个就会轮到中国；而另一位学者则认定反对北约东扩的米尔斯海默才“书生误国”，因为“苏联解体，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俄国进一步解体更好”。这种令人发噱的认真劲，仿佛这些讨论真的足以影响国政似的，“书生”能有机会“误国”吗？不同立场的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立场才是真正符合道德的、有利于国家的。很多人凛然说，此例一开，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道义基础当然无存，最终也不利于中国，那些“俄粉”眼里只有利益，还有良心吗？但另一派也挖苦说，“公知”就知道跟着西方的舆论起舞，你们是拿了钱为它说话，还有良心吗？这样的争论很少有信息量，因为它不是依靠论据而是依靠道德立场的高下来驳斥对方。这有点像是对鬼神的态度：虽然都没真正见过，但每个人对此都有一套不容置疑也无法调和的信念。因此，问题并不是“你都不知道，怎么却能如此铁口直断”，而是相反，“正因为缺乏经验和了解，才更能铁口直断”——就算是家务事，如果你对争端各方了解得越多，可能就越觉得“这事实在一言难尽”。前些天还有朋友和我说，他看了我俄乌战争文章底下的评论区后，觉得“你的公众号读者的成分太奇怪了”，想法不一样很正常，“我奇怪的是那些驴唇不对马嘴又很自信的人，比例居然这么高”。他猜测可能是这样：“那种容易给一个标准答案的口吻居高临下的公众号，往往读者都比较像盲目的教徒，而你这种开放的讨论态度，就容易招来各路人民教师。”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我几乎不筛选评论，相信读者自会评判，但你们都不难想见，有一些观点虽然颇有见识，却很容易被平台管理员删掉，以至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评论区虽然仍不失多元，但总体有所偏向。对于这种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大事务，特别容易出现二极管，因为人们失去了评判它的分寸感，往往就只能不断重申自己原本就坚持的道德原则——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只是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局势的复杂性，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一个人多少年来生活的立足点，几乎不会因为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道德原则很容易被教条化，到了这一步，人们感兴趣的就不再是讨论事实本身了，而是占据道德制高点。这在舆论场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最激烈的那些声音都抬出各种“事实”，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正义性，而辱骂对方是“精美”或“俄粉”，由此又扯到与俄乌冲突无关的种种新仇旧恨（例如，“你怎么能忘了美国人/老毛子在世界各地/对中国人做过的种种坏事”）。显然，在这里，立场是黑白分明的，没有含糊的。一位朋友说，他午休时听到几个小孩在聊乌克兰局势，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几个孩子都不假思索地回答：“反正都是美国人搞的鬼！”“对！我爸也这么说的！”在联合国投票要求俄罗斯撤军的结果出来后，仍有人坚称：投票支持俄罗斯或弃权的国家，加起来占全世界70%的人口。这是个数字游戏：其实支持俄罗斯的总共只有包括俄罗斯本国在内的5个国家。这也是敌我两分的思维，差别只在于究竟是“不谴责俄国的就是支持俄国的”，还是“不反对制裁俄国的，就是支持西方的”，但都排除了中间立场。讽刺的是，斯大林当年曾说过：“不赞同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倒是1956年苏联干涉匈牙利后，曾长期执政的匈牙利政治家卡达尔·亚诺什提出了相反的口号：“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赞同我们的人。”在这些立场背后，其实往往隐含着不同的理由。我知道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反对这次战争，同情乌克兰都还在其次，更谈不上支持北约和美国，只不过是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最重要的是，这场“强大欺侮弱小”的战争，挑战了他们自身的道德基础，使他们很难赞成。反过来，很多人之所以挺俄罗斯，说到底是挺中国，因为他们忧虑俄罗斯倒下后，中国面对西方时更不利；另一些人与其说是支持俄罗斯，不如说是反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还有一些人是普京铁粉，就像有人说的，“崇拜普京，崇拜‘战斗民族’，在中国很多人那里，跟抽烟、喝酒、打游戏一样，其实算是一种让自己爽到的嗜好。”在这看似非黑即白的对峙背后，其实是许多原则之间的冲突，体现出一个价值观相对单一的社会在骤然面对复杂事件时的不适。更典型的是，一个人甚至很可能同时持有不可调和的不同原则，造成一种黑色幽默般的“精神分裂”：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不满：“你说了这么多，都只是在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关注’，但你没说‘我们应该怎样关注’。”何况，挖苦普通人“关注的姿势不对”，好像也是国内知识精英的恶趣味，隐含着一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难道就仅止于此吗？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也要来一番“自我表现”，这对我没什么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场上的这些众声喧哗（我有许多朋友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低质量的），即便无助于我们理解乌克兰局势，但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如何反应——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深思熟虑的人保持了沉默。学会更多运用自己理性，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虽然我也在尽力分析，但我也注意到，日前在同一篇文章底下，就有两种对立的解读，真正让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他们骂我“精美”还是“为侵略洗白”，而是他们读完之后，就只关心我到底是“亲俄”还是“反战”。多年前，有一本《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提到谢伟思等“中国通”曾极具前瞻性地判断出蒋介石将会失败，但贬损他们的人“不能看出预言可能发生的事与希望发生这种事之间的差别”：美国的许多同情国民党的人总是觉得，谁要是说蒋介石要完蛋，那大概就是希望蒋介石完蛋，而且很可能就曾帮助促成过他的完蛋。这样一来，本来是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就被说成了行动；本来是分析，就被说成了对抗；本来是结论，就被说成了阴谋。战争中的乌克兰我们有必要想清楚：我们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说到底是头脑中的活动，那和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那个现实有复杂的面向，二极管式的单一观点是危险的，只有承认、理解这种复杂性，才能克服那种自以为是的直觉反应。我也清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都不清楚，那干脆闭嘴。在日前写的那篇《如何带孩子解读俄乌战争？》底下，就有读者说，放过孩子不行吗？还有人说，家长自己都不具备多少知识，何必讲。然而，这种观点恐怕误会了一点：你不讲，不等于孩子就不知道、没疑问了。这就像“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样，家长不愿主动谈，孩子好奇，家长还禁止谈，“这么小，还不懂，等你长大再说”——但其实这只是掩盖了问题。乌克兰局势也许离我们很远，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间接的、当下难以看清和预见的，但对这一局势的反应本身，却可以折射出中国人在政治理性上的限度。这不仅是因为它激发出了诸多原则之间的冲突，也能看出很多争论的根源是一系列不假思索的前提，以及个体缺乏独立性和对自身利益的界定不清晰。我说这些，并不是说对于“如何关注国际时事热点”有什么唯一正确的姿态，要求人们彼此理解，在当下也勉为其难，而是想说明，如果真的想多去理解现实世界，那恰恰有必要审视我们原有的信念，多去分析，少下判断。有关注的兴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

无论地形、生态、文化、宗教、族群等各方面，内部都充满了断层线。“乌克兰”一词的本义是“边疆”，一直是不同势力交锋的接触地带（contact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开打，很多家长可能都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怎样向孩子解释这场战争？别看现在网上对此事的讨论沸沸扬扬，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多，大部分国人既不懂俄文，恐怕也没读过任何一本有关乌克兰历史、文化、社会相关的著作，对俄乌之间的恩怨更是一知半解。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带孩子解读离我们万里之遥的世界时事热点？仅仅根据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碎片信息，就能给事件定性了吗？为什么要打仗？

战争中遭破坏的乌克兰城市自2月24日开战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已进入第六天。连日来，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当然，这种舆论战本身或许也是这场“混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人相信乌克兰不堪一击，另一些人则推断俄军打得很烂，而这种结论往往又和他们的特定立场紧密相连，到头来谁也无法说服谁。战场局势原本就瞬息万变，何况胜负也取决于太多因素，不过，一般都认为，战争最终取决于双方的整体实力。也因此，这场冲突被视为现实版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乌克兰能抵挡多日，已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就算是持有反战观点的人也大抵相信：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直接参战支援，仅靠乌克兰自身，短期内恐怕难以将入侵者驱逐出境。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像苏联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进攻一方在起初都势如破竹，但谁也没想到最后打成那个样子。越战时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还有一句名言：“我们在战场上没有输掉过任何一场战斗。”他在此表达了一位军人的困惑：为何军事胜利无法转化为政治胜利？俄军主要进攻方向是乌克兰的几个大城市：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赫尔松（靠近克里米亚），另，图上的“波尔市”应作“塞瓦斯托波尔市）。图源：联合早报现在让我们姑且假设一下：如果俄军彻底击溃守军，那就算俄罗斯胜利了吗？这取决于普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很多人或许以为他是要灭亡或吞并乌克兰，但实际上，就算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没多大意义，因为这会带来极高的占领成本，非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力量，反而会削弱它。因此，对他来说，军事胜利最多只是政治谈判时的筹码，他最终想要的东西不是在战场上得到的，而是在谈判桌上。那么俄罗斯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乌克兰的领土，而是自身的安全感。在此之前，俄罗斯一再宣称，它的激烈反应是出于对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的不满，普京本人也多次批评西方忽视俄罗斯在这方面安全需求的“根本性忧虑”。看似奇怪的是：俄罗斯的攻击性，至少在它自己看来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的“防御性攻击”（defensive

昨天下午，在早春的峭寒中，我去和一位朋友会面。他大学刚毕业，来上海既是会友，也意在探寻自己未来的方向。地点是我选的，本来只是想找个对彼此都方便的地方，但后来想想，那家书店的名字“神兽之间”倒也刚好契合我们对谈的话题：人的境况。落座后，我们很自然地就谈及最近的丰县事件。为什么它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我说，这事可能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很容易被淹没在很多“大事件”当中，而这一次甚至连春节和冬奥会都未能冲淡它，这本身就是我们在关注此事时的关键点之一。这次事发后，2007年上映的电影《盲山》因为揭示妇女被拐卖后的悲惨遭遇而腾于众口，还有人挖出徐宁、唐冬梅1988年的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开篇就引用当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的说法，谈到那些年拐卖妇女犹如一股黑色漩涡，而“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当初问世时，都不曾引发这么大的公众关注。因此，在我看来，公众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所基于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理，至少和事件本身一样重要。虽然丰县事件中那位女性的境遇格外令人震惊，但事实是，拐卖妇女并不是新鲜事，抨击农村社会愚昧也是老话题，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盲山》电影海报听到这里，那位朋友沉默了一下说：“这可能对你不是新鲜事，但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冲击真是震撼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啊？这都2022年了。”他给我看了一篇《目睹了丰县事件，一个上海女孩决定醒过来》，文中那个女孩Shelli从小生于富足又幸福的家庭，“一直被社会优待，从未被社会毒打”，所以，当丰县“铁链妈妈”的故事迎面袭来，对她造成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她以前连家暴都没有概念，一下子见到这种事，她感觉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她的心灵家园，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摧毁了。以前，这最多是影视作品或传说中的事件，又或是在“过去那个年代”，和自己的生活是有距离的，但现在却赫然发现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边，甚至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迫在眉睫的真实感所唤起的恐惧感是震撼性的，“岁月静好”已地动山摇。她想知道这都是为什么。这很好地帮助我理解了一点：一个事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激发什么样的公众反应。年少时读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我不时会感到困惑：这些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竟会轰动一时，甚至推动社会进程发生改变？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案情本身如何曲折离奇，而在于社会各方力量通过这一事件展开博弈，是它们“找上”了案子。从这一意义上说，丰县事件是当下社会心态的试纸和路标，在未来回顾时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这标志着全社会的权利意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有人讽刺说，很多城市中产女性这次“反应过度”，毕竟“中国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还有人说，事件所激发的不同反应表明了中国社会的折叠与撕裂，以至于在当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城里人”已感到完全不可思议，但事实是：此事之所以激发那么大反响，很大原因之一正在于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一个相对同质化、人们默认这些为“现实”的年代，这是难以引发震撼的，那不过是生活常态。我那位朋友也说，他小时候在江西老家，大人们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没钱讨老婆，就只能买个贵州女人了。”那时没人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妥，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受到其中隐含的残酷。Primo

近来的丰县事件，揭开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隐秘的角落：大量难以娶到老婆的男性光棍，催生了一个扭曲的“市场”。如果说以往像“光棍节”这样的戏谑中，“光棍”仅是单身男女并无贬义的自嘲，那么在当下的事件中，这一群体则激起了公众集厌恶、恐惧等诸多复杂的情绪。光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由来已久，回顾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1光棍的三重形象虽然“光棍”一词在民间广为流行，但文献上的记载却出现得很迟，只能追溯到元明杂剧。如明冯惟敏著杂剧《僧尼共犯》一：“佛公佛母，辈辈相传，生长佛子，哄俺弟子，都做光棍。”这也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光棍”含义的最早出处，注释古汉语词汇最权威的《辞源》就引这一条，解释为“单身汉，未结婚的男子”。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兴起，这个原先不登大雅的词汇，频频见诸文献，遂成为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常用词之一。如天启七年（1627）成书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六：“小牛又不曾有妻小，是个光棍哩。”五年后刊印的《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二也有这样一句：“又兼目下已做了单身光棍，种火又长，柱门又短，谁来要这个废物？”在这些例子中，“光棍”都明白无误是指没有妻小的单身男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光棍”一词在元明白话中，还有另一层含义，乃是指“地痞、流氓”。《元曲选》萧德祥《杀狗劝夫·楔子》：“却信着这两个光棍，搬坏了俺一家儿也。”明代天然痴叟著小说《石点头》卷八也提到：“被这班吃白食的光棍，上船搜出，一窝蜂赶上来，打的打，抢的抢，顷刻搬个罄空。”在这里，“吃白食的光棍”显然是无赖之徒。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提到“你是何处光棍，敢来闹我们”，也是这一意思。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刻画的市井这一词汇在当时甚至进入了正式的公文奏折中，如嘉靖年间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在《参究主苗酉阳宣抚冉玄疏》中称：“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住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腾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掜传是非，诳惑愚民。”（张岳《小山类稿》卷五）事实上，在当时白话小说中，更流行的含义倒是这后一种，《初刻拍案惊奇》中就有不止一次这样的记载：那太守就大怒道：“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罔法！……”（卷十）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轿抬到家，就有几个粉头出来相接作伴。（卷十二）元来临安的光棍，欺王公远方人，是夜听得了说话，即起谋心，拐他卖到官船上。（卷二七）听他说话半文半俗，看他气质假斯文带些光棍腔。（卷四〇）有趣的是，在一些方言中，“光棍”还有第三种含义，指“勇敢有胆识的聪明人”，如“光棍不吃眼前亏”，犹如自称“好汉”。这乍看与“地痞、流氓”的含义褒贬完全相反，其实却很可能是一体两面：因为这些单身汉无所顾忌，既可能悍然作恶，也可能有勇有谋，这都体现出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说的传统社会“游民”的特征之一，即一种强烈的“主动进击精神”。在这方面，金庸在《鹿鼎记》中提到的“光棍之道”倒是很吻合这种江湖气，也就是某种“盗亦有道”的“规矩”：韦小宝自幼在市井中厮混，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觉得神照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没给人留半分面子。市井间流氓无赖尽管偷抢拐骗，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但与人争竞，总是留下三分余地，大江南北，到处皆然。在《辞源》中仅有前两个正式义项，由于萧德祥是1311年前后在世，比冯惟敏（1511-1578）生活的年代足足早了两百年，因而《辞源》将“地痞、流氓”这一含义列为第一义项，而“单身汉、未结婚的男子”这一义项只能排在后面。“光棍”一词最初很可能是民间俗语，也称“光杆子”。1907年，章太炎在《新方言·释言》中认为：“古谓凶人曰檮杌，今谓凶人曰光棍，其义同也。”“檮杌”也是一种棒槌，此处章太炎说两者均指“凶人”，显然是就“地痞、流氓”的含义而言；但当代语言学家张惠英则认为这本是脏话：“骂人‘捣子、光棍’，如同骂人‘鸟、卵’，其意思和来历相同。”从词语理据、流变而论，它很可能是先用以詈骂单身汉，然后再衍生出“地痞、流氓”的含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恶棍（villain）在语言演变中，不时可见这样的例子：原先是一种身份，到后来因为这些人给社会留下的观感，而衍生出褒贬不一的含义。如古斯堪的纳维亚语karl（古英语ceorl）本意为“男人”或“平民”，在莎士比亚时期演变为churl（鄙陋、土头土脑）；“农民”（peasantry）一词另一个含义是指道德沦丧；“莽汉”（boor）本意其实就是“农人”，在德语和荷兰语中也一样（如南非荷兰人称“布尔人”），本无贬义；“下流”（vulgar）的词义则源出对底层人的称呼；villein一词本指“农奴”，到后来也演变为villain，衍生出“恶棍”的意思。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中世纪文明（400-1500）》中说，vilain/villainy本无贬义，“封建时代从’农奴’这个词语中引申出意味着道德丑陋的’恶行’这个词。攻击农民最为激烈的人是吟游诗人，即那些本身就差不多算得上是道德低下的教士，他们受到强烈的阶级偏见的影响。”据此来看，“光棍”从“单身汉”衍生出“流氓、地痞”的含义很可能也是经历了类似的历程——就像“流氓”一词本身原也只是指“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这一类人，后来才被赋予贬义，而其本义由“流民”一词承载。只不过“光棍”一词最初是民间俗语，早期见诸文献者极少，因而反倒是是它“流氓、地痞”这层含义更早引起社会注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单身汉”会和“流氓、地痞”挂钩呢？2危险的单身汉单身汉的形象并不必然糟糕。如英文的bachelor在最初指“年轻人”（young

前些天，有人在微博上说，当年一位女大学生被拐卖后遭囚禁17年，虽然最终获救，但是“这辈子毁了”。这说法总让我觉得哪里有点不对，日前就在那篇《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里说了一嘴：“这话像是贞操观的变形，但她的人生怎么就毁了？虽然不免有心理创伤，但后半生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吗？”我本意是想支持有类似创伤经历的女性好好度过余生，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昨天有一位读者却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读了：维舟，你这句话说得为何这么冷漠呢？每个人都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你并没有经历他人所经历的遭遇，何以轻飘飘地说经受不幸后还能阳光灿烂地活着？我不相信假如是你被囚禁17年，你还能做到“后半生有尊严地活着”。我解释说，其实我是出于同情，想说即便经历这样惨痛，但她不应遭受歧视，仍然有权好好过活。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就算一个人遭受无妄之灾入狱多年，但他仍可以有自由的后半生。然而，他显然并未被说服：这能与肖申克相提并论吗？另外，你的那句话就算不是冷漠而是同情，也好比给一个已经绝望到崩溃的人拼命灌心灵鸡汤，你觉得这样的安慰有用吗？现实吗？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他说，只要你看看那些女性回到家里还在遭遇着什么，“我想你就不会轻描淡写地，或者天真地认为她（们）后半生还能正常地、有尊严地生活下去。”电影《盲山》剧照他的这一反应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都同情那位女性的遭遇，但彼此的看法、评判竟可以如此迥异。他看来并不觉得说她“这辈子毁了”冷酷，反倒认为我支持她回归正常生活才是冷漠的、轻飘飘的无用安慰，因为在他看来，我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看得出来，他更强调那种创伤的深重、长期与不可补救，这当然也是真的，要从这种经历里走出来，确实得是特别强韧的人。我也看到过一个事例，那个不幸被拐卖的女性都已经脱离了买她的婆家，还是自杀了——即便离开了“盲山”，也不等于就走出了内心那个“盲山”，后者的阴影很可能会笼罩受害者的余生。想来正是基于此，他认为这种痛苦是无法消除的，仿佛我稍微说到她还有希望重新来过，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灵鸡汤，乃至是否认了她所受的苦难。问题在于，照此说来，那我们除了同情当事人之外，似乎就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创伤已经造成，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不可能再使她回归正常生活了。她本人就更不用说了，在经历了这一次创伤之后，好像就只能绝望地面对自己“人生已毁”的现实。这里的关键分歧在于：他认为我说她们获救后还能正常过日子是“轻描淡写”，而我则相信，不让她们尽可能地回归正常生活才是不负责任的。这实际上是侧重点不同的两回事。我绝对无意否认当事人所遭受的痛苦，更没有强求她们必须坚强——如果她们在离开盲山之后，挺不过来，我完全理解，毕竟换做是谁都不容易做到，但我想说的是，受难者在创伤之后有权拥有新生，轮不到别人怜悯地说她“这辈子算是毁了”——这种话恰恰会沉重打击她重启人生的希望。就像集中营的幸存者一样，好好活下去既不等于遗忘苦难，更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这恰恰是体现了人内在的精神高贵和不可击败。这当然不是说经历了这些之后，仍能没心没肺般“阳光灿烂地活着”。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生还，但一生都无法摆脱其阴影。受这一记忆的折磨，他最终自杀了，无人能指责他不够坚强，何况这也实践了人的尊严，因为就像他所说的，在集中营里是无人自杀的，只有当你活得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自杀。他后半生算是毁了吗？没错，他的人生确实被彻底改变了，从化学家变成了小说家，但这并不等于沉浸在过往的创伤中，什么都做不了——至少，他以巨大的勇气记录了那段可怕的经历。当很多人试图放弃、否认这段“有害的记忆”时，他却一直在正视它、讲述它。这是他对抗那个黑洞的方式。当我说“有尊严地活着”时，并不是指当事人完全当那些事没发生一样，甚至也未必是像莱维这样正视自己的痛苦（那毕竟也不容易做到），而只是说，当她们脱离那种人身不自由的状况之后，有权回归正常生活，而不应遭到他人的歧视性对待。电影《房间》剧照在电影《房间》里，女孩乔伊被“老尼克”拐骗后囚禁在一个狭小的后院窝棚里长达七年，并在遭强奸后生下一子。她竭尽所能地让孩子感受到一个正常的世界，在最终逃出来之后，她却萌生了自杀的念头。这里，受害者的痛苦并不是源于社会不能接纳她的过去、不让她重新开始，而是面临一种自我折磨的抉择：那几年里，母子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联结，但脱离那个逼仄的房间重获自由后，她被迫考虑是否分离才是对孩子更好的，而难以放手让孩子自由，则让她产生了“我不是个好妈妈”的歉疚。事实上，她已足够勇敢，毕竟她付出的所有努力，就是旨在保障一个生来就丧失自由的孩子能正常回归并适应自由生活。她做到了。这是一种西方的视角，在国内，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纪实报道《北京女孩被拐六年》以冷静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14岁的女孩子被拐卖、囚禁、毒打的惨痛经历，陷入黑洞般的绝望，虽然在六年后成功逃脱，但“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就连同情她的人，也认为她“生活尽毁”。但你想想，她那时也才20岁，还有漫长的大半辈子，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就算那个被拐17年的女孩，获救时也还年轻，断言她们“这辈子毁了”无异于武断地判处了一种社会死刑，何况此前的经历又不是她们的过错，为什么要剥夺她们重启人生的可能？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的心态在另一个关键点上也迥然不同：《房间》里的乔伊虽然遭际惨痛，但她显然认为，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但我发现，中国女性代入这样的处境中，普遍都不喜欢这孩子，有一位朋友甚至说，她告诉父母，如果自己沦落至此，最后被逼疯，那父母一定要找到她，把作恶者、她、孩子一个不剩全部杀死。这种强烈的道德愤懑，是和一种纯洁感分不开的，那个孩子就此成为自身被“污染”的标志，但一个人又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这段经历，重归“纯洁”，于是同归于尽也就成了最后的选择。我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这么想，除了强调创伤的深重之外，也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生只有一次机会。在我谈及那个女孩的遭遇之后，底下一条留言都得到了许多人赞同：“被囚禁17年确实毁了啊，找工作35岁的还不要呢。”这么想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坚硬的社会现实。这让我想起《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记述的小熊谦二的经历：他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被征入伍，刚上战场就被俘，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度过三年青春期后，九死一生回到日本，也失去了进入大企业的机会，堕入社会中“下层的下层”，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作为一个社会现实，这的确不是个人在短期内所能改变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是残酷的，有时甚至造成新的悲剧。为什么有些女性被拐卖后还留下来了？这有时是出于无奈，像《嫁给大山的女人》这种“正能量”影视剧甚至讴歌为奉献精神，但有一点似乎没什么人提及：她们可能清楚地知道，就算回老家去，也不能再被社会接纳了。换言之，她们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害怕回不去了。一个好的社会应当容许人们有第二、第三次机会，能重启人生。这不止取决于当事人的个人勇气，还应当在社会意识层面去接纳有创伤经历的普通人，并有相应的机构提供从心理咨询、就业安排到法律援助的一系列支持。很多年前，我小时候看过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女工卡捷琳娜年轻时被摄影师拉奇科夫始乱终弃，此时她未婚先孕，孤苦无依，看起来人生一片黯淡，但这些磨难并未打垮她，十六年后重逢，她能平静、克制又不失自尊地面对当初曾伤害她的那个人。当然，有人会争辩说，她所受的磨难和那些被拐卖、囚禁的女性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但我想，电影里她所说的那句台词，对所有曾受过伤害的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到40岁，我才觉得生活刚刚开始。”

丰县事件的真相至今扑朔迷离。不仅那位受难女性的身份网上争论不休，连她为何遭铁链锁颈的原因也有了不同说法。在2月10日晚徐州第四次通告之后仅1小时，知名编剧李亚玲在微博上宣称，她从个人渠道得知了一些“可靠消息”，描述了小花梅从老家云南福贡县亚谷村到江苏“走失”后的经历，最惊人的是下面这段叙述：大儿子喜欢玩抖音，是他告诉父亲董某，可以通过流量来变现，获取社会捐助。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董某特意把小花梅带到了以前的老房子进行摆拍，但一开始的效果并不好。直到某抖音博主的出现。在该博主拍摄的时候，小花梅并没有处于发病状态，因此没有拴铁链，是拍摄者发现地上有铁链子，就捡起来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平时铁链子不是一直都拴着的，而是她发病的时候才拴，一家人也不是住在视频中的那间破屋子里，而是当地政府扶贫修的四间房子里）拍摄者对办案人员说，这么做是为了帮这家人得到关注……这次拍摄的视频发布后，终于火了……她宣称：“我以我当过13年调查记者的职业信誉做保证：信息源绝对可靠！”而底下最高赞的两条留言也同意这个说法：“这个是目前看见最合理的。”“这个比较有条理，事情的顺序也比较合情理，这是这个事情出来后唯一的评论，很多的说法比较主观性强，这个在逻辑上说得通。”当然，也不乏有人对这个故事的诸多细节存疑，嘲讽这是编剧的脑洞，进而质问：为什么这些关键信息是一个编剧发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法律博主杨艳霞发出了许多有力的质问，但却避开了对“摆拍”说发问；另一位“庄无邪”对李亚玲几乎逐句质疑，但对“摆拍”，也只是奚落“这个大儿子太厉害了，居然还知道如何玩转流量”，董某又如何能“无师自通选景和镜头语音叙事的章法”。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质疑，都是针对李亚玲说法的真实性，但这恰恰也是很多人忧虑的，这两天就一直有人问我：“如果事件真相果真如此狗血，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在更具公信力的调查结果披露之前，我原本并不想特意为此写一篇，但我意识到，很多人在接收这个说法之后，潜意识里就觉得此事已经结束了，仿佛追一部连续剧终于看到了自己满意的结尾，就此“剧终”。这显露出中国社会的一种潜意识：一旦某件事被默认为“现实”时，人们就失去了对它的批判性反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想有必要说说自己的看法。乍看起来，李亚玲所披露的说法是相当颠覆性的：公众在视频上看到的铁链锁颈，只不过是为了博取关注的摆拍，是一场弄巧成拙的恶作剧。这一叙事似乎消解了“女性遭受的苦难”，倒是契合了当下许多人痛恨的“流量游戏”。追问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当然有其价值，但纠结于此，在眼下很可能没有任何结果，因为就算有更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最终仍有可能形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僵持局面。我并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内幕，但我想强调的是：即便这一说法为真，仍不能洗白罪责，相反，倒更能证明当事女性在家里是不被当人看待的。这个说法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至少在发病时，小花梅确实被拴铁链；她的悲惨并未得到同情，而是成为家里利用的工具；一位普通的拍摄者就能捡起铁链子来套在她脖子上；连儿子也不尊重母亲，为了流量变现，就乐于配合这样侮辱母亲；虽然并没有发病，但她不能反抗这种有辱人格的做法，拴不拴铁链不取决于她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家人，才能想出这么可怕的点子？但凡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稍有尊重，怎能容忍如此对待她？——当然，很多人坚信（尤其是今早董某民1998年的结婚证爆出后），还有一种可能：当初结婚证上的女性和被锁铁链的，已经不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大儿子如此对待的不是生母，而是继母。但不论身份如何，她受虐待都是不可辩解的基本事实。从李亚玲的描述来看，她似乎也并未察觉这样的做法有何不妥，但且不说她也是女性，任何一个人，如果家人跟你说，请颈部拴条铁链摆拍个视频上传到网上，你愿意吗？反过来说，一个人的自尊是被打压到何种程度，才会屈从于这样的要求？更惊人的是：包括她家人在内的大多数人，好像都觉得这很平常。这恰恰印证了我在《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所说的，中国社会默认人分三六九等，渗透到了何等深入的地步——这活生生地证明，人们在潜意识里的想法是：“对待正常人不能这样，但对待一个社会边缘人物的疯女人，那不过就是个玩笑罢了。”当然，我也知道，有无数精神病患者被家人用铁链拴在家里，但这出于无奈是一回事，拿这取乐是另一回事——后者甚至更恶劣。就像很多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追打乞丐、疯子取乐，从未意识到这其中的残酷，但家人无意识的暴力加上有意识的利益动机，则要可怕得多。我想说的是：无论背后的原因的是什么，都无法为此事洗白。在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网声讨的结果只是造成这“一家人四分五裂”，“最可怜的是那个疯娘，八个孩子，但凡有一个将来出息点，她就晚年有靠了，结果这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就她那个病，送到哪里去，最后不是被人冷落、凄惨而死？”微博主“胡斐大侠”也说，他虽然“很不喜欢李亚玲这个博主，但是她昨天的微博读起来有真实感”，因为“生活中的很多决定，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决定”，在当下，“把杨某侠送到什么精神病院什么福利院养老院，不会比留在家里更好”，“家庭关系一旦建立，除了家属，没有人能满足这个需求”。他强调，像罗翔那样维护当事人权利的观点很好，“但那不是生活”。可以说，这种观点在中国社会极为盛行，它强调：现实不但不可改变，甚至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大概也因此，这位“胡斐大侠”在2月3日的另一条微博里又说：无论男的女的，结婚生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成人。结婚是长大的量变，生子则是质变。说不结婚不生小孩都是孩子气。再说直白点就是冒傻气。至于女拳那套自绝于社会的理论就更不用提了。但这套理念有一个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那就是：它既认定现实是你的唯一选择，又坚称这是你的最好选择，而从理论上说，既然没得选，那就谈不上好不好。因此，从逻辑上说，“这是对你最好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别无选择”处境的一种无奈的自我催眠。就像这世上据说有2万人适合你，但当你无法离婚时，说服自己配偶就是最好的，这多少能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这常常还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律师彭瑞萍在《荒唐的判决：丰县法院不准被拐女离婚》一文中翻出丰县法院前几年的两份判决书，发现原告都是川渝女，都诉称是被拐卖来的，要求离婚，但判决都不准离婚，要求女方留下来，“只要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多为孩子和对方着想，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当然也知道，弱者最典型的处境就是缺乏选择，因而在裁判文书里，确实也不乏有在被解救后仍然愿意留在当地的女性，但这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保障生而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二是她们未遭胁迫，自主做出理性的选择。这在丰县事件中都是缺失的。不论是按此前的说法，还是按李亚玲最新的说法，她显然都未得到家人基本的尊重，无法反抗对自己的歧视性做法，甚至极有可能遭受长期虐待，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什么理由认定她留下来可以得到幸福？换作是你，是愿意铁链拴颈，还是去福利院？当说到这“一家人”，建议她“留在家里”时，首先要弄明白一点：这是她的“家”吗？不要忘记，当你权利得到保障、受到温情对待时，家才是一个巢穴，但当你受到家人虐待、束缚时，那它就是最可怕的枷锁。反过来说，在她的人格遭受侮辱之后，仍相信留下来对她是最好的出路，这与其说是真心为她考虑，不如说折射出建议者内心的想法：“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人格尊严不能当饭吃，它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她并不是只有“留下来”和“流落街头惨死”两个选项，在调查属实之后，应当做的是有公立机构妥善安置，保障她应得的权益。可能的话，我相信民间公益机构也多的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如果说此前相应的机制尚未完善，那么丰县事件正可以成为一块试金石。这并不只关乎她一个人的生活，因为公众对其共情的基础，乃在于她所受的遭遇侮辱了人的尊严。1789年，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Nicola

本文是根据复旦大学郭建教授的一场演讲“上海的居住文化”所做的笔记，下面第1-3部分即源自他所谈，第4部分是我的评论。1住宅的类型上海传统的乡村住宅与江南各地一致，一般是开放式的，又因富人不多，故式样较均一；本地早期城市住房也是开放式的。但现在通常认为最具上海地方特色的石库门建筑，却是封闭式的，其封闭特性与江南民居不同，倒与皖南的徽派建筑相似。石库门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为了节省地皮，英国人在18世纪初就已在城市推行联排式住宅；但西欧建筑的特点在于其正立面是山墙，而传统中国建筑的山墙都在正立面的两侧，而且英国这种住宅是一排排单列的，没有上海这种弄堂。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石库门的这种里弄布局有里坊的因子。这张示意图非常生动具体地展现了石库门建筑的透视结构，这是一位夏宇（音）老先生画的，上次还被上海电视台盗用了，劝他去告，结果他说，算了，我这图被人都盗用了无数次了，他也懒得花这个力气了。以前不少人不明这种石库门结构，把“亭子间”什么的都解释错了，其实这原本是灶披间和晒台中间的一个夹层，易于漏雨，最不舒适。石库门居住起来其实很不舒服，尤其在后来被切割成七八个单元给人住后，更是如此。现在北外滩那边还有一些石库门房子，很多人说这是文化遗产，有旧上海情调，其实这个房子没多少保留价值，建筑的容积率低，而且早过了设计年限：砖木结构使用年限只有40年，现在已经两个40年了。这种1930年代的石库门，很难保留，最关键的是它没有下水道。住起来其实也很不舒服，你要觉得有情调你去住？新式石库门基本是1927年后发展起来的，当时租界住宅升级换代。其特点是：除大门和天井外，房屋结构已全部西洋化，砖承重，不用木柱。在此之前，1924年建的霞飞坊（现淮海坊，已是保护建筑），结构上就已完全和西方的房子一样。石库门建筑前后断断续续造了六十年（从1870年代算起）。当时还有一种公寓房，原本是有大片公用区域的，供出租用，大致类似于现在的酒店式公寓。1949年之前租界建的房子，如新式里弄等，一砖一瓦，95%以上都是进口的——我们那时修房时一次师傅给我看，钉子是方形的，叫“花旗钉”，美国进口，地板木料是北美洋松，解放后用的是国产的杉木，杉木最不耐磨，所以完全不好比。传统中国的建筑，不耐久存，原因之一是为节省材料，一平方米的墙，实砌的话需144块砖，半实砌76块，但民间多是空斗，只用58块砖。解放后第一座工人新村：曹杨新村1949年后，建筑式样大为变化。最初是1952年建的“两万户工房”，它完全是抄自苏联的工人住房式样。其建筑群无封闭概念，两层，灶间等几户公用。之前工人、平民很多住在棚户区，这种式样已相当不错。但袭用苏联时较少考虑本地情形，例如楼梯开在南面（后来改为缩进）、很费木材，因为苏联不缺。1956年后再不造这种式样，太费木材，中国不像苏联那样不缺木料。1960-70年代初则兴起集体住宅，当时的典型是改造的番瓜弄。这种住宅奠定了之后20年的基础：6层，无电梯，多户公用灶台等。其实当时上层也知道是独用好，康平路100号，1960年代初造给干部的，也都是独用的，但给工人的，还是公用的。当时的房屋质量，差得现在难以想像，几乎刚建好就要开始修补。集体住宅很失败，1970年代初开始破除，逐渐改为煤卫独用。到1970-80年代则是曲阳新村为代表的公房，煤卫等已经开始独用。1990年代之后则是延续至今的商品房。2上海居住的特点再说上海居住的特点。大致归纳为三点：住宅类型：弄堂房子为主；居住方式：租赁为主，历史上上海不买房，大多是租的，1990年代后才变为买房为主；居住的环境：高密度为主。为何是租房为主？原因是近代上海人口巨大的流动性。不仅是流动人口的庞大基数，而且上海城市的不同区域之间都还有流动，因为近代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不相同，所以本城内部也在不断流动。老上海十里洋场上海在根子上是个在租界里发展起来的盲流城市，人口流动性极大，因此现在的上海人上溯三四代，没几个是真正的“上海人”——复旦法学院55个老师，数到三代以上还是上海人的，只有3个，而且这3位的老家原居住在程家桥、江湾等地，都是“乡下人”。程家桥当年算是偏的，但名为“程家桥”，却没有一个姓程的，当地大姓姚氏原也是从川沙“移民”到程家桥的。上海近代的繁荣，实有赖于苏州：上海真正的母亲河不是黄浦江，而是苏州河，上海在历史上是苏州的一个外口，只是它在开埠之后，苏州受太平军打击而自此一蹶不振，江南的财富和对外贸易遂汇聚到上海。总之，近代上海不断涌入新的居民，内部流动又大，这种居民的流动性，便造成居住方式很难以住房买卖为主。人口涌入上海，因此近代上海长期住房短缺，但上海的土地却最复杂。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但没规定怎么做。就像现在上海自贸区，中央说，你们地方自己去闯吧！外国人要住就想盖房，而这就得先有土地权，不然盖好后，土地所有者又收回土地怎么办？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健彰跟他们签了个《租地章程》，里面和洋人约定：你们可以和地主租。但老外说，这样还不行，要永租——就怕土地又被收回。当时洋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非常困难，像广州人就不愿给洋人，但上海这里相反，上海人是非常踊跃地租地给老外，租出后得到一张“道契”（官方证明），然后再让老外写一个证明，永久给我使用。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绕一大圈？因为上海人太聪明了。土地如果你保留在自己手里，每年要向官府多交3-4倍的税费——江南这里和别处不同，原本的土地税不高，每亩地每年交1000个铜钱，一两银子都不到，但附加的各种费却很高，有时达到正税的5倍；现在这样在外国人手里过一下手，土地费用就低了。这就像现在的合资企业，好好的国营企业为什么要改合资？因为改后可以享受到各种政策优惠和减免，然后经营权还是一样。这样形成一个链条：地主-->外国“永租人”-->可永久性转让，房产商-->大房东-->二房东-->小租户。由于人口不断涌入，造成极旺盛的租房需求（如日本人两次打上海，都攻华界而非租界，故人口涌入租界），是一个典型的出租方市场。链条上的每一层都想快速回笼资金，所以房东常要求房客一下把一年的租金都交清，以此为条件允许你长期居住，这种一年的租金谓之“顶头费”，当时十分盛行，交后房东也不能把你随便把你赶走，因为要让你走得先交还这一大笔顶头费。这和现在市面上预先交给房东3个月租金不同，那是担保性质的，即为免房屋万一出现损坏，而当时的则是用以换得长期居住权。也是为了快速回笼资金，所以将原本住一户的石库门房子分割成八个单元，可以租给八户，“七十二家房客”说的就是这种事。现在说打击群租，可你看，上海人祖先在石库门就是群租。这种局促的空间里住得很痛苦，石库门承载的不是有些人想像的“情调”，而是苦难。也因为空间局促，所以上海房子惯用晾衣架。你说上海人洋派吧，这个晾衣架却一点都不洋派。欧洲人19世纪晾晒在地下室，而且欧洲的住房里常有壁炉，中国则没有这类整个房间的取暖设备。这种租赁盛行造成一个新的难题：传统中国社会财产权利未得到法律明确规范，两千年来没有一条有关租赁的法律，因为政府觉得这是人民自己的事，结果全靠社会习惯维持。上海老式房屋楼道中的亭子间房屋里不同楼层和单元住了不同的住户，如何区分责任和权利？比如两层之间的楼板，其责任分界是在中间吗？那很麻烦。因为楼板的钢筋结构都在下半部分，如果下一层的住户说要为了自己空间拓展把它敲掉，那楼上非塌下来不可。又如房东和租户的责任义务如何区分？在国外也有这样的纠纷。1804年拿破仑《民法典》规定房内墙壁如有损坏，1米8以下归房客修，1米8以上归房东修——你们不要笑，真的就是这样，西方人很死板，但好处是规定得清清楚楚。这个权利归属的问题在西方也是个大难题，吵了几百年没搞清，到后来，在大的建筑所有权里才出现“区分所有权”，即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而此外的公有部分则为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这是物权法上的重要概念。中国没有这个。其结果就是上海近代这样，产权普遍细分，各层次流转。3居住塑造文化心理这种居住环境，对上海人的文化心理颇有影响。在房屋装修和布置风格上，上海人普遍偏好淡色调，简约为主，很少有传统的轴对称，而偏向西洋式布局，所谓”中国式“也就是加些中式元素而已；同时，由于空间狭小，遂促使上海人花大精力尽可能利用空间，也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居住心理上，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这是被迫的杂居时代创伤造成的反弹。此外，个人在在一个巨大城市里有可能隐瞒实际身份，而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又有提升地位的可能，其结果是，近代的上海人一方面极力寻求出人头地，抓住实现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设法隐匿自我，形成一种尽可能保持居住隐私的心理。上海在1949年之前，市场化过了头，没有任何管制，很多人都是在白手起家暴发的。上海与中国传统社会不一样，它完全是个陌生人社会，住在一个石库门房子里的人也互不相识，俗话说“黄牛角、水牛角，角归角（各归各）”。邻里关系很微妙，看民国时的电影《十字街头》和《乌鸦与麻雀》就非常典型，这两部片子对描述那种邻里关系和心理，实在太精彩了。《十字街头》中，赵丹和白杨就住在同一个石库门房屋中的隔壁，彼此有矛盾，但却互不相识；而在公共场合，他们交往密切，却不知彼此就住得只隔一堵墙；后者更妙，房东和不同的房客之间，完全是弯弯绕的关系，人物心理非常复杂，很能折射出那种纠结的关系。上海人惯会在这些方面动脑筋。在房子的装修上，上海人力求精致的程度，有时真是搞得过了头，上海人也不觉得，但有时在外地人看来简直不得了——当年复旦一个武汉的老师惊叹，说看了一位朋友的房子，很小，才12个平米（“在上海算是大的了”），可里面布置之精致，“简直像皇宫一样”。要说上海住房的缺点，也很明显：住宅的阶段性特色过于明显，常是“一窝蜂”上。某一个时期就大批上一种板式的建筑类型，与欧洲一些城市的建筑相比，上海的风格太单调，像现在看着挺新的，过了一个时期，便一齐老化，到时就难看了。最大的问题是有“小区”而无“社区”。大概上海人被迫杂居了半个世纪后，一旦有了独居的机会，就千方百计地将一切挡在自家门外，越高档小区这种状况越严重。上海到现在没有社区文化。像瑞虹新城曾很想打造社区活动，但和瑞安集团在香港的项目不同，在上海这里难以形成居民经常自发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因买房造成的问题：小业主没有共同利益，不要说别的，就是更换电梯这样的事，一家一户登门去要求投票，投票率也只有60%，参与率很低。而上海偏又是个强势政府，很多事插手干预得太多，比如租房的事，本可让业主委员会自己来办，结果政府又不高兴，房地局说这归我管，出来个标准合同，要去它那儿备案。所以要说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区文化，我很悲观。4居住塑造文化心理演讲就到这里。有北方人提问：上海的里弄，北方似也无，更没有“弄”之一称。郭先生也不清楚“弄”字的起源，猜测是吴语特殊词汇。按，“弄”疑应与“巷”字同源，“巷”上古音*grooŋs，而“弄”为*rooŋs，非常接近。又，“港”上古音*krooŋʔ，与“巷”应该分别指村镇中和通道和水路通道，此与藏语grong“房屋、村庄、城镇”亦应同源。准此，“弄”即表“巷子”意的吴语音俗写，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里弄与里坊布局的相似之处。“住在上海”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所涉领域很多，郭老师重点讲的是石库门建筑特点和物权相关的法律观念，但我最感兴趣的则是这一居住文化对上海人文化和心理上的潜在影响。有人提到，这次讲座中漏掉了上海的棚户区。的确这次讲的上海近代住房，是以石库门、新式里弄、公寓楼作为典型来分析的，这些其实是近代中产阶级的住房，尤其公寓楼，一般人根本住不起。近代上海城市形态太过复杂，熊月之就曾总结过，近代上海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建筑形态自然也不止一种，其阶级地理也很明显。只不过棚户区的房屋虽是一个侧面，但对上海而言自然更不具典型代表性。陈映芳主编的《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中甚至明言：“在许多人的上海记忆中，棚户区是不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棚户区的居民自己，也会把进城叫做‘到上海去’。”棚户区居民，长期是处于一种城市生活区隔的状态之中。如果要说居住的舒适性，其实单元分割后空间局促的石库门房子也不舒服，只是正因空间狭小，才迫使人们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展现其才智、活力和灵巧，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就像“全能改造王”一样，这种意识对上海人“精明”、“计较”的整体性格恐怕不无影响。郭先生一再强调当时老房子不舒服，但问题是：为什么即便如此，当时的人们仍不断涌入上海呢？除了他说的近代战乱因素的“推力”外，上海显然也有巨大的“吸力”，促使人们到这里来冒险，来寻求机会，何况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此外，近代上海高度的人口流动，使得其人口结构上可想相当年轻化——大概很少人会拖家带口一齐移居过来，也很难找到房子让一大家人住（或者即便有也很贵）。这个都市演进的节奏，在无形中消解了传统大家庭的权威，而推动了核心小家庭的普及。此即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所言：“按照当时上海人的看法，亭子间宜于单身汉或小户人家赁房，‘一人最好，三人嫌多’。因为‘一桌一椅之后，已无盘旋余地了！’”这使社会组织的单元大为改变。最值得审视的可能就是讲座中所说的，上海邻里关系中的那种微妙，以及浮现出来的陌生人社会形态。这一点来说，上海的确是近代中国的异类。上海人口头禅中常说“关侬啥事体”或“跟侬搭界伐”都表明了一种陌生人社会中才有的意识：我的事轮不到别人来管。这句话被许多非上海人讨厌，但它典型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人，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自我作主的个人。上海人对私人空间的极为重视，与之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事。1943年，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一文中有一段话：“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在这里谈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隐隐于市”，而是一种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才有的意识：在城市自己住宅的空间里你才有完整的个人隐私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用理会令人厌烦的闲言碎语。陌生人社会或匿名社会的另一方面是：自我形象塑造首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在宗法社会和熟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彼此知根知底，一个人根本无须为自己的个人形象而费心思。然而在一个匿名社会中，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得展现自己，至少“给人留下个好的第一印象”。所以常有人发现，从上海的老弄堂乃至棚户区里，走出来的人却穿得一身济楚。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身衣装就相当于他在匿名身份之上的面具或自我认同；何况，反正没人知道你原本是谁。近代上海人讲究打扮，或许原因就在这里。此外，正由于个人居住空间太过局促狭小，大概也愈发迫使人们走到公共空间中去？只是近代上海社会似又缺乏共同体意识，官方又垄断了“公”的意涵与组织，最终迫使人们又退回到隐秘的个人空间中去（现在大概整个中国都差不多如此了），说上海人“躲进小楼成一统”，大概也未必全是出于自愿吧。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就算你不去上海，你的下一代也会去上海”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三座城市，三种口吻都市圈竞争的时代高铁的冲击||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十几二十年前，无论我坐火车去国内哪个地方旅行，都不时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邻座一旦得知我是上海人，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上海人如何“小市民”乃至“小男人”，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相当排外，因为上海人出了名的瞧不起“乡下人”。对上海人的这种负面印象又难免影响了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很多人都跟我吐槽说觉得上海“人情冷漠”且对外地人“不友好”。然而，近些年来，上海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口碑却仿佛时来运转，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上海以其高效、精准、人性化的防控措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甚至被赞誉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连一贯被贬为“小男人”的上海男性，随着电影《爱情神话》的上映，其形象也被新女性重新定义了。一个70岁的上海老爷叔前一阵还跟我说：“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见过全国这么多人夸上海好，还真有点不习惯。”确实，这相比起以往实在是反差太大了。三十年前，余秋雨在收录入《文化苦旅》一书中的《上海人》一文里还曾这样总结世人眼里的上海人形象：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喜欢上海人，可说从小在内心深处就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老家崇明岛虽属上海管辖，但交通不便、甚至方言也不同，市区对我们岛民而言，就像是遥远的海市蜃楼，隔着长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高楼。从小在乡下长大，在我们的话语中，“上海人”都仅指那些傲慢的城里人，没想到上大学后，我也被贴上“上海人”的标签，虽然很多人说我“不像个上海人”——这在当时，据说是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真正让我感受到文化冲击的，是刚工作不久的2000年，受公司委派去河南做调查。因为要把洛阳下属的几个县都走一遍，抽样做问卷，这就需要一个本地的老司机。但我没想到的是，第一天谈好的价钱、条件，第二天真正上路后，司机就不断找我软磨硬泡，以各种理由要求加钱。虽然当地的合作伙伴后来帮我解决了问题，但他又叹气说了一句：“这不是在上海，你不能把上海那一套带过来，要适应这里。”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老司机的行为那么意外和气愤，是因为我习惯了在上海默认的契约精神：在上海，谈合同是个艰难的过程，前期往往要磨很久，条件都一个个摊开来，斤斤计较，抠各种细节条款，反复讨论，但一旦谈定，就必须照着合同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很多地方的惯例却正相反：一口答应，先揽下来再说，正当你误以为很顺利时，其实相互折磨才刚开始——真做起来了，就出现种种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此事让我意识到，很多事物有着非常复杂的面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能评价极为悬殊。由此我也想到，上海人常被诟病的另一些“缺点”，例如人际之间非常冷淡——几乎很少人会用“热情好客”来形容上海人。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就发现，其它省份的老乡会都热热闹闹，唯独上海的老乡会，聚了第一次后就再没下文了。既然如此，那么“散漫”和“不团结”也就顺理成章了：每个人都自行其是，也不会看在都是上海人的份上，就在这异乡的校园里彼此多照应。上海人不喜欢拉拉扯扯、厌烦刚见面就套近乎，连亲戚之间都很冷淡。上海人给人的感觉因而是高傲、冷淡、散漫的，甚至拒人以千里之外，但真正回到上海工作后，我倒慢慢地发现，上海同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难相处。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那是因为上海自近代以来一向是个陌生人社会，因而看起来人际冷淡，但也因此，人们既不怎么关心你，却也没多大兴趣打探你的私事。近代上海不仅是把一堆陌生人密集聚集到一起，可能更关键的一点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以至于每个人不太需要像传统农村里那样求助于亲戚和邻里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这样，陌生人之间自然形成了边界感，不必屈己求人套近乎。去年有一项关于上海社区凝聚力的调查，结果在某老旧小片区的调查显示，上海人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情况各异，但有些观点却出奇地一致：“不会去邻居家做客”，也“不会和社区居民借和交换东西”。只要工作表现出色，在上海的职场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需要有点“关系”才能立足。上海当然也会有人“搞关系”，但相对而言，程度要轻得多。对“关系”和“能力”，上海人分得很清，人们默认的共识是：“关系再好，你活得先干好。”我刚毕业那两年，几份工作都是同事介绍的，而其中有些人跟我交情并不深，其中一位很坦率地说，之所以引荐我，是因为我的能力，而另几位同事虽然玩得更好，但不会给他们，因为如果做不好，那他作为推荐人也“坍台”。对于像我这样只能靠自己的人来说，这样的环境不仅更为公平，而且由于不怎么需要搞关系、担心他人看法，甚至还让我觉得有几分自由。上海肯定也不乏有人相当势利、排外，但看似奇怪的是，有时这种势利也会消解歧视本身。因为不管怎样，上海是个尊重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地方。很多上海丈母娘反倒还挺喜欢在上海混出头的外地小伙子，因为你在这里没有根脚还能混出头，说明有本事，而且更妙的是你在这里没亲人，只能贴近岳父母家。这样盘算下来，上海人家反倒乐意把女儿嫁给这类出人头地的外地人。这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底色：哪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可以通过利益的算计来消解掉；与此同时，正因为人人都讲求私利，所以它尊重个人财产和各种规范流程，任何事都可以在细节层面进行理性计算。它看起来可能显得很冷淡，但也因此，你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权利边界以内不必担心遭到干预——别人有什么闲话，一句“跟你搭界伐”就足以挡回去了。虽然上海这些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越年轻的上海人通常越不排外，不过总的来说，这座城市的精神基底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不过是世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重视，以往被人诟病的“精明”和“计较”看起来倒像是优点了，“自由散漫”和“好标新立异”这种甚至都算不上是缺点，至于人际冷淡、注重隐私、不那么讲关系、边界感清晰，对日益注重个体独立性的一代来说，正是求之不得。无论是商业还是生活，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也让人不用那么担心会出现意外，至少有章可循，不会“乱来”。更重要的是，评价的主体也变了。十多年前，有一次在外地赴宴，席间一位北京爷们得知我是上海人，当面问我：“听说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你觉我说得对吗？”当时一桌人都看着我，我苦笑一下说：“确实，我只听北京女人说上海好，没听过北京男人说上海好。”这一点，在近些年来随着女性主张的崛起，变得更为明显：如果说男性或许鄙夷上海的“小男人”，那女性对此倒没那么在意，至少这往往也避免了“大男子主义”。上海女性地位向来很高，喜爱女儿多过儿子，当年在上海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夺子战争》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就点明了上海人的态度：“女儿是亲人，女婿是佣人，儿子是路人，媳妇是仇人。”一个外地来的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注意到，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相对便利、精致又时尚，非常适合购物，对女性也很友好。如果说以往人们聚焦于“上海人”，表达的是重情的乡土社会对一种“冷淡”的城市社会的距离感、受排斥感，但现在则更聚焦于“上海城”，更关注一个城市能否为自己的生活、发展带来适宜的生存环境。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体现出城市竞争力已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今比拼的已不单单是高楼大厦这类“硬实力”，还有管理水平、文化吸引力等所体现的“软实力”。早在二十年前，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就曾提出，上海要建设“人才高地”，但他强调：“什么叫人才高地？年轻人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人才高地”，上海要尽其所能地营造一个能吸引他们留下的环境，排除障碍：“人才高地不是看现在有多少高职称的人，而是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有作为的人才都愿意向那里流动，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才高地。”这些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提出全面加强“软实力”，让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宜居程度，激发科技文化创新和商业辐射能力。这些软实力的重要性，其实很多决策者也都知道，然而它却通常因为涉及民生而不容易被“看得见”，直到这次疫情，很多人才赫然发现，在种种细节上暴露出不同城市之间内在的差距。网上有句感叹简洁明了地折射出这种新意识：“也就魔都尊重点人。”在这里，“上海”已不单单是一个城市，而代表着一种可欲的良好生活。对人们产生吸引力的，财富、机会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种“把人当人看”的市民身份。有一篇《孩子，希望你将来去上海》的文章就道出了这一点：不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能得到个性、包容和解放。我还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姑娘，老家在一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家里都把她毕业后的生活安排好了，但她却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去上海，为什么？因为她老师的一番话对她产生了触动：“就算你不去上海，你的下一代也会去上海的。”这就是城市软实力。软实力的根本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种诱惑、吸引对方的能力，它改变的是人群的认同。它是无形的、不可计量的，但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却大得多，因为在一个相互影响、自由流动的开放网络中，吸引力胜过强制力。文化学者陶东风曾说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层面是‘好生活’。”这一点看来在城市竞争上也完全适用。事实上，现在国内城市的硬件环境普遍都有了质的提升，即便是三线城市的道路等设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正的短板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以上海为标杆，就让人们察觉，本地的弱点和差距更多表现在软实力上，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精神的现代化等各方面相对滞后。无疑，如今对上海的广泛赞誉，并不是说上海就没问题了，倒不如说是折射出很多人对本地城市管理的不满——因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下对上海模式最不吝赞词的，往往倒不是上海人。上海是不是真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良好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和预期，此时又不能说“外国的月亮更圆”，那么上海自然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沪吹”的潜台词通常是：“看看人家上海。”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口碑的翻转，折射出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心理变动：在温饱已经得到满足的年代，人们想要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更有保障的权利，以及更人性化的对待。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上海才能做到，更不必照搬上海，人们只是借着对上海的赞许，含蓄地表达一种普遍的愿望：他们不甘愿就这样活着，因为那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任何一个地方的决策者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吁求改进的强烈信号，毕竟正是有了不满，才能催生改变和进步。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三座城市，三种口吻都市圈竞争的时代高铁的冲击||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图源：微博“迷彩利刃”这些天来，一直有人跟我说，你写写丰县事件吧，那个生了八个孩子、被铁链锁在脏屋子里的女人太可怜了。确实，这事看起来善恶分明，足以触发强烈的情绪共鸣，但也正因此，反倒很难找到什么角度可深入分析的，而我本能地觉得，这事的发生，应当有更深层次的逻辑。时至今日，这一事件仍有不少疑点未澄清。1月28日，当地初步调查后的说明是：当事女性杨某侠1998年8月与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两天后的说法是：此女当初在丰县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家收留。昨天最新调查进展是：经查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已调查确定其原名为小花梅，曾嫁到云南保山，1996年离婚后，被同村桑某某（女）带到江苏“治病”，后在江苏东海县“走失”。从警方公布的情况看，目前还无法认定她是否是被拐卖到董家的，但她的遭遇已足以唤起无数人的同情与恐惧。围绕着这件事，其实可以激发许多相关讨论，但我发现，最能引起公众愤慨的两个话题，一是拐卖/虐待妇女，二是控诉农村的愚昧落后。这样，2007年上映的电影《盲山》在时隔十五年后，又一次获得极大关注，因为它正好集中体现了这两点，点燃了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义愤。电影《盲山》剧照不幸的是，这样的关注视角也会很自然地有一个附带后果，因为它会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样的惨事不大可能落到我自己头上，并且是在一些“愚昧落后”的遥远角落里，是前现代的残余，只要尽力打击、开化，就能消灭这类现象。也因此，很多人（老实说，包括我自己）第一反应是震惊：“这事竟然发生在江苏！”仿佛这样落后的现象“本应当”发生在更偏远的“盲山”才是，但“发达地区”至少是“安全”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前些天偶然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你看了徐州那件事了吗？太难以置信了，那个女人真的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不会那样对你的。”“也该让你们男人尝尝被拐卖的滋味。”“拐卖我干嘛？我又不能生孩子。”这个男生无疑是以一种轻松调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对他来说，女友之所以关注，似乎只是出于对女性处境的共情，但在他看来，女友既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他自己更没有可能。这样，他人的悲惨遭遇，就此被消解为“吃饱了撑的”才会去关心的一个于己无关的八卦新闻。丰县事件中，八个孩子的父亲董某民即便是关心这些事务的人，有时语气中也未必包含对当事人应有的尊重。曾听人说起一份对农村底层生活的报告，作者是少有的愿意书写这种真实面向的一线社工，但在谈到那些贫困的光棍时却有这么一句话：“他们娶不起媳妇，只能捡媳妇。”这在无意中也渗透了那种意识：“女人”似乎是一个物件、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前些天，微博上有人谈到曾有女大学生被拐卖后囚禁17年，末了感叹她“这辈子毁了”——这话像是贞操观的变形，但她的人生怎么就毁了？虽然不免有心理创伤，但后半生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吗？这次事件发生后，在媒体上普遍将这位受害女性称为“铁链女”、“8孩妈”、“丰县生育八孩母亲”等等，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固然也是方便指称的权宜之计，但无疑也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作家严歌苓也写了一篇《母亲啊，母亲》，痛心于“母亲”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在现实中的遭遇，期望那些孩子至少能给生养自己的母亲基本的报答。但我想说的是，这位受害者最基本的身份既不是母亲，甚至也不是女性，而是人——不管她有没有生孩子，是男是女，看到她的处境，任何一个稍具同情心的人都会震惊：“这难道是人过的日子吗？”电影《盲山》里，女大学生白春梅被拐卖后遭囚禁丰县事件激起公众对拐卖女性、拐卖如何定罪、女性遭家暴和虐待等问题的关注，这本身当然很有价值，但真正的重点是：即便她不是被拐卖的，她也不应沦入这样的境地——铁链锁住脖子所侵犯的并不只是某个个体、某个女性，而是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虽然此事很极端，但却决非偶然。我老家在上海远郊，很多老人在年迈后，被家人赶到楼房边的小屋子里，就在那又脏又破的小屋里。我曾听到一个老人的女儿当面呵斥：“看你屋里这么脏，脚都放不下，没事我真不想来。”但她也没想过把老人接到自家的楼房里去，似乎觉得老母亲就该呆在这样的地方。乡下还有一个女孩子，患了精神病后，就被长年关在柴草屋里。小时候听说有一家，儿子疯癫，发作起来会殴打家人，听说双脚也被拴了链子，关在隔壁小屋里，我当时不免震惊：“还拴链子？”村里人似乎觉得我大惊小怪：“不拴那不就跑掉了？”后来看电影《朗读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汉娜在战时曾是集中营看守，在转移犹太人囚犯时，房子失火，但她却关上了大门，导致数十人烧死，战后在法庭上被质问为何关门时，她吃惊地说：“那不关门，犯人就都跑掉了啊！”这与其说是“愚昧落后”，不如说是“恶的平庸性”——人们甚至谈不上“主动作恶”，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反思过，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丰县事件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反映过这件事，那都不需要他们结成牢不可破的黑暗网络，只不过是被默认的生活现实。为什么有人能这样对待亲人？我想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人”并不是生来就具备完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而是需要“挣”来的。吴飞在《浮生取义》中说，中国人对“人”的基本理解是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个体，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家庭，能够过正常日子的人”，这样才被视为“全乎人”，而对那些社会边缘人，则可以被肆意凌辱：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人”看待，可以拿他随便取笑。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他观察到，有时会出现一种关于人格的悖谬：疯子、傻子等边缘人自杀，就是因为希望被当作正常人对待，“但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却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当下或许倾向于认为人与人的权利应当一样，但这种文化则默认人分三六九等：“全乎人”才拥有100%的完整权利，少数人甚至可能有120%，有超出的特权，而包括孩子、女人等，可能都只有70%的打折权利，他们不能上桌是正常的，等而下之堕入“非人”境地的，那怎么对待他们都是“合理”的。珂勒惠支一百年前刻画的人的处境，至今是现实为什么丰县事件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政府机构介入？微博上有人讥讽：“当地是连夜成立了派出所吗？”因为当一件事被默认为“正常”的时，就不会被问题化，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熟视无睹。更进一步说，这也折射出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长久以来，只要没引发公共纠纷，个人权利保障并不是相关机构的重要职能。就像在传统时代，预防疾病、促进民众健康等公共卫生职能不是政府的事，这根本不被认为是它应该管的事。如果你还不理解，那试想一下这个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父女一看就不同，为什么能隐瞒过关？答案恐怕是：官府根本不在意。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发现，明代福建的军户经常雇人“轮替”从军，官府不是不知道，但只要这一家有人承担军务，不妨碍国家治理的目标实现，又何必去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因此，在丰县事件里，公众反应、当地社会、官方调查，遵循的其实是三套不同的逻辑。这不单单只是“愚昧落后”，也并不只是一次异常事件，似乎不可能出现在我们“正常”的生活里，而是如果不去保障基于人格平等的完整权利，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境况。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因为他意识到，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条件不是被削弱，而是加剧了“人的兽性特征”。换言之，那并不只是前现代的残余，恰恰是在新旧交替的现代化过程中恶化的处境，这首先就需要正视问题的存在，更新我们的意识。如果以前这些曾被漠视，那么现在是时候睁开眼睛看看了，因为那并不仅仅关乎他人的痛苦，也关乎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对：“如果你感受到了痛苦，那么证明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到了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算是真正的人。”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每年有1000万人进城，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进城，进哪座城？在人口大省河南，无数学子都曾听师长们叮嘱：“考出去，别回来。”有时候，“出去”意味着进省城郑州，有时候（尤其是对郑州人来说），则意味着出省。很多家长都告诉孩子，对老家抱有感情是一回事，回来发展就又是另一回事——老家是根，但不管有多少乡土热爱，还是得回到理性选择。这样，对年轻一辈人才来说，那些城市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更像是一家家“公司”：你加入它，是因为看到某些机会，但你也不打算在里面干一辈子，当你成长起来，或有更好机会时，也随时可能想要离开。尽管还有很多城市在卖地、招商，但近些年来各地的“抢人大战”表明，很多地方主政者已开始逐渐意识到，城市发展真正的引擎乍看是如何吸引产业，但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吸引人——有了人，才能吸引产业落地，推动楼市繁荣，也催生一个蓬勃的消费市场，而没有人，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人才的竞争，而最难的问题也正在于此。经济学者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一书中总结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模式的三大特点：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虽然十八大在十年前就已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核心，缩小城乡二元鸿沟，但客观来说，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不高，当时城镇化率虽已高达52.6%，但“人的城镇化”只有34%——剩下有接近19%的人，虽然身在城市，但并未真正被当作“市民”来对待。在这些方面，郑州都可说表现得极为典型：它的城市扩张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偏好大项目（最著名的无疑是富士康入驻），房地产和工厂如雨后春笋，但本地消费反倒再未能重现1991年“商战”时的风云。如果说中国是用三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程，那么在郑州，这一切又压缩在十多年里完成。然而，正如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所说的，“每一项进步都增加了这一事业本身的难度。”当你起点很低时，或许怎么做都对，但越是往上，要再想突破自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不仅对郑州，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这都是当下很现实的问题：到了今天这一步，还能怎么往上发展？郑州能从一个小县城成长为大都市，靠的就是源源不断涌入的人口，近十年的势头之猛更是罕有其匹：2010-2020年间，郑州常住人口暴增398万，占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增量，增幅46.1%，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根据2019年出台的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到2035年还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新增300万-800万人。问题是：那么多人，都从哪里来？实际上，在很多郑州人看来，郑州已经很难再像之前十年那样大量吸引人口流入了。在郑州做了很多年记者的韩青在2016年初就曾预言：“城中村拆完之日，就是城市丧钟敲响之时。”因为郑州大量的城中村原本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进城的小人物、做小本生意的人，但当郑州最后一个城中村陈寨爆破之后，这些人的处境就变得很难了，不得不搬到偏远的城市边缘，很多孩子变成留守儿童，造成空间和亲情上的距离感。他本人2010年到郑州工作，报社月薪七八百，但城中村月租金才三百，生活也很方便，那会住三环，感觉已经很边上了，但这些年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新来的人口也被一拨拨驱赶到更外围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得在一线城市工作，才能供养得起郑州的房价。他直言：“郑州是跛足的，对外来人口不够友好——以前可能也未必是主观上的友好，但生活成本低，至少在客观上是友好的，但现在连这也丧失了。”郑州在此前十年之所以能吸引庞大的人口流入，首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它作为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唯一的中心城市地位，对上亿人来说，郑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上河南每年高考考生多达100多万，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一线城市留不下来，那最好的出路就是回郑州：郑州消费低、机会多，又聚拢了全省的资源。在郑州，人口的流入与房价有明显的相关性：2009-2010年间房价上涨，全省资金和人才都开始急剧流入，受此刺激，生活成本在2014年后剧烈上升，2014-2016年间又涨了1-2倍。来买房的主要是本省的外地人，特别是由于省内教育分层严重，郑州和地市的师资差距促使很多人为了让子女来郑州上学而买房，县市的老师甚至用请假的方式来郑州代课。十年下来，城中村原本两三百元月租金也能活，现在至少两三千，而郑州能买房的基本都买好了，楼市已很难再现火爆，偏远的航空港区房子只能卖给周口人——因为他们觉得那就算郑州了。虽然郑州仍有多达100万在校大学生，但近两年留郑州的正在逐渐变少，因为很现实的问题是：考公务员竞争激烈，而去公司吧，好的公司又不多，加上房价太高，很多人难以留下来，就只能回各地市老家。据说五六十年代那批郑州移民的二代、三代，有点门路的大多都在外省，净资产一千万以上的，子女也纷纷入了外国籍。在郑州长大的媒体人郑子蒙坦言：“郑州本地人混得好的都在外面。我在郑州一中的同班50多人，留在本地的就10个人，还没有在美洲的多。搞金融、科研等等的人才回郑州几乎不可能，没有相关的产业，回来了也留不住。”在郑州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本地朋友也告诉我，他这些年来接触到不同层次的家长，明显感觉到高层次的家长都早早布局孩子的省外教育，有很多升学的链条和途径，而越是顶尖的人才越少回河南发展。现在教育行业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如果不能增加对教育资源的投入、给工作人员更多的机会和希望，提振信心，那他将来等孩子长大了，也不愿意她回来。这在各方面都可能造成一种“逆淘汰”的效应：高端的人才不愿或不能来，而留在本地的也发现，郑州作为一座很平民的城市，他们高端的需求满足不了，只能去其它地方满足——也因此，郑州的代购生意非常大。现在的问题是，高端的人才/消费力固然在流失，而高房价又把无数想要进城的小老百姓挡在城外，也难怪有一位深谙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老郑州悲观地断言：2020年可能就是郑州人口的顶点。这个判断对不对，姑且不论，但对郑州以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如今都面临着一大挑战：要想继续升级，就得转变发展模式，而要想转变模式，就得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而这又得营造丰富、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兼顾不同层次市民的多样化需求？巨量的人口涌入，在任何城市都会催生出无穷的生活需求、市场机会，也倒逼城市管理水平升级，这一点在郑州表现得格外突出。由于当地城市化在如此急骤地推进，这让许多市民产生了一种无根的“悬浮”感；无数人来到这里寻找新生活，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却缺乏当下的联结。观察郑州多年的郑子蒙发现，很多新移民对郑州都缺乏认同感：如果你在街头随便问问，就会发现，很多人哪怕来郑州十多年了，但不会说自己是“郑州人”。这种情况虽然在别处也有，但都不像郑州这么明显——尤其像深圳，所谓“来的都是深圳人”，人们很快就认同了新的市民身份，而在郑州，很多人在很多年后，仍未感觉自己扎下根来，这也说明主城意识不强。郑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几乎没有什么“世代居住的老郑州”，人口真正开始大量涌入要晚至1954年成为省会之后。对绝大多数郑州人来说，他们的祖辈或者父辈都不是郑州人，而是从别的地方来到郑州或“支援”郑州的。这意味着，如果郑州想让这些移民成为“郑州人”，就得让他们感觉融入其中，形成地域认同。但是，郑州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似乎也没为此想过多少办法。即便这些年郑州的经济早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公共服务（尤其是文化、教育、城市环境）却仍是短板，没有充分的积淀，不足以留住高端人才。123有郑州朋友道出了那种“悬浮”感：“就觉得这是打拼的地方，但住了多少年，都还没有家的感觉。”甚至哪怕是已经在这里一两代人了，潜意识里仍未准备安顿下来，郑州就像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块跳板：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随时准备离开去别的地方。就像那位郑州朋友说的：“我虽然郑州土生土长，但依然觉得自己只是郑州的过客。”这种高度的流动性，一方面能不断带来新血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另一面，却可能因为难以形成稳定的城市文化，很难激发出市民所有的创造力，缺乏为它付出所有的那种归属感。尤其是近十余年郑州的狂飙突进，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了一种“所有人都被社会裹挟着走”的焦虑感和紧张感。城中村的拆迁不仅仅是城市面貌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被急骤的城市化进程所打散，造成人的散沙化，个体只能在巨大的城市中孤独地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们想要在郑州找到个人发展机会，但在这里难以产生“家”的感觉。郑州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不拘出身，这是它基因里的活力：一切都尚未定型，阶层也不那么固化，凭本事就能吃饭。一位70后的郑州朋友说，她当年读书的郑州八中是最好的，班上同学一半都是干部子弟，但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的，倒是有很多平民家庭出身的，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虽说如此，但作为一个崛起于乡土社会的都市，郑州仍然很讲关系：南阳、信阳、周口来的移民，内部相互照顾，带编制的岗位拉关系尤其严重。一位河南朋友在省外读完硕士回郑州，刚上班那会和同事争执，结果上司叮嘱：“你要记住，你毕竟是个外来户。”——这既像是警告，又像是善意提醒，但在深圳，恐怕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对话。可想而知，这种关系网络本身就会导致对外来人才的排挤，不利于落实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更重要的是，教育、科研一直是郑州的短板，一流的大学、医院和企业不多，在医疗、教育这两个领域的垄断倾向尤为明显：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之外，没什么好医院，好的小学也就那么几所，初中更是挤破头，郑州外国语学校六年级只考英语高考卷，都能考八九十分，内卷非常严重。好职位的稀缺性、竞争的激烈，又反过来强化了关系网的重要性，加上出不起高工资去聘请，这都使更多高端人才望而却步。如果城市是一家公司，那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人才的流入流出，本质上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城市固然在选择哪些人才，人才也在根据综合条件来选择哪个城市，当然越是高端的人才，他的选择越是谨慎、选择也越多。一位郑州朋友就和我感叹，郑州还是不够以人为本：“政策一宣布，你们弄去吧。”并不考虑个体在细节上的感受和困难。见得多了，她虽然仍相信“郑州的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好”，但就“会很缓慢，反正别抱太大期望”。很多人都意识到，郑州以往的城市化模式太粗放，只重数量和规模，今后必须要往高精尖、重质量的方向去发展，但没有环境的改善，吸引来的人才和产业也都留不住，难以生根。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很可能不是它一时的GDP产值，而是整体的组织生态：它能不能培育起一个汇聚、容纳丰富多元人才和产业的复合生态？能不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促进整个生态的“物种多样性”，创造联结，催生新生活、新机会？滑动查看更多图片郑州以往也曾吸引了无数人口流入，但那却并非因为它宜居，而在于它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之地。它那种城市基因里的强大流动性，既带来了迅猛发展，也拆散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没有社会学上说的那种“附近性”。城中村拆迁完之后，郑州城看上去更“现代化”了，但也意味着原先的有机体被破坏了，整个社会无机化了，现在人们面临的状况是需要重建有机的联结。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现代城市”的理解其实是相当狭隘的，以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有朋友回忆，早些年刚到郑州时，“分不清郑州是城里的村，还是村里的城”，这固然是因为郑州还保留着它的“土气”，但也意味着它还有鲜活的社会生活。然而在地价上涨之后，原先的城中村变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最后一个城中村陈寨号称“小香港”，生活便利而热闹，但却被周边楼盘的居民看作是“毒瘤”，“拆掉了我们小区能升值”。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郑州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郑州城？是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还是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一位当地朋友感叹：郑州这些年“经济跑太快，很浮躁，没有人想要文化”，公共生活逐渐丧失，像“黄河青年读书会”一度办得不错，但没有时间给你生长。长期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卉说，直到如今，市民文化仍然缺乏生机，极度缺乏公共体验，都嵌套在垂直关系里，很难体会到什么社区服务，而市民看起来也缺乏建立共同体的热情。在郑州这里没有行业组织，没有第三方协会，职位也很难平移——不能做得不开心了就换一家同类组织，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就只能熬下去。可以想见，很多人陷在其中会感到苦闷，但就像高卉说的：“苦闷，才有希望，快乐是僵尸的快乐。”这意味着更多人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进而务实理性地做出选择——回郑州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刘向对此有一个生动的形容：“在玻璃渣里找糖吃。”她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在城市里通过探索附近的生活，发现微小的乐趣，例如素人出演的教育戏剧“绘生活”。虽然她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郑州这类非盈利运营的组织奇缺，并且“困难在于，你得一直做，过程有多久也不知道，而要渗透这个认知，在郑州也很困难”。高卉补充说：“如果别处是从0起步，那郑州是得先填坑，填到平地再起步，得先做启蒙。”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创造联结、培育文化生长这些方面，必须得慢下来。何况经济本身也有周期，随着地方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转型，郑州未来必将回归到服务业——事实上，郑州也“快不下去了”。“慢下来”的好处是能够沉下来，积累、挤压出来一些尖端人才在前沿做高壁垒的技术行业，慢慢形成一个同气相投的小圈子，从文化的基础性层面往上提升，这对人会是好事情。就像一位郑州朋友说的：“慢下来，每个人都得去丰富自己，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当下“城市化2.0版”正需要反思原有的模式，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改变“重土地、轻人”的城市化模式，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民生支出的投入，让城市更“以人为本”，充分释放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有可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这首先就得改变原先那种对大项目、大投资的偏好，教育是郑州的短板，但即便是这一领域，郑州在新区开发时也是大集团入驻早，造成小机构、小企业难以生存。与此同时，很多私企都是“亲属性私企”，在权利上不完善（企业普遍每周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而没有一金），因而有“私企没有孕妇”的戏言。踏入职场的年轻女性会发现，整个环境对女性都不够友好，她们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获得喘息和复原。作为一座平民化的城市，郑州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活力，像海底捞、小肥羊最早都是在郑州火起来的，这绝非偶然；很多外人不知道的是，郑州有相当发达的本地咖啡文化。也因此，这两年来各种天灾人祸导致的封控措施影响尤其大，经济暂缓倒也罢了，真正致命的是对信心的打击，因为经济本来就依赖大众的信心，有信心才会扩张消费、多生孩子、安居乐业。不止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郑州人被弱化得太久了，稍微放手一点，就能冒出不少生机。”这种坚韧顽强，本身也是这座城市的希望所在。回郑州做教育的徐琛说：“我相信人有自主选择，是这片土地需要我留下来。我对郑州的观感更多来自于人，是人让我感到很亲切。我也做好失败的准备，没抱着成功的期待，对我来说教育没有成功和失败这一说，没有KPI，影响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这些社会自助网络、民间的创造性力量，都需要得到支持，给它们松绑，才能一点点生长。从小在郑州长大、也从未离开过的阿珩说：“郑州这座城市往后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还是得看年轻人生活得是否舒服，在这里有没有发展、有多大发展。”确实是这样，唯有释放人、解放人，整个城市生态才有活力，因为自组织涌现的就是人的活力。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三座城市，三种口吻||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通报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现居城乡结合部，流调显示这位岳某的生活轨迹异常复杂：18天里辗转多达28个地方打零工，一天都没休息，工作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不停地奔波穿梭于这座大城市的各个角落。由于北京每天6-23点货车禁运，他身为搬运工只能通宵达旦地忙活。这份流调在通报时足足念了五六分钟，勾勒出一个普通人艰辛的生活细节，他也很快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外来务工没多久，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零工，也不知到底挣了多少钱，最后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感染上的。无数人在看到此人流调轨迹时，都为之心酸。在公众的关注之下，更多内情随即揭开：他是河南台前县人，来北京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而唯一的线索只是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他们一家原本在山东威海打工，但2019年8月12日上午9点，他那个时年18岁、个性内向而略暴躁的长子，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东山镇东山汽车站候车厅走失，从此消失在人海中。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他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天津一路摸索，边找孩子边打零工维生。虽然有那么多人同情他这些年的经历，但从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的话来看，他自己坦然受之：“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事后，他婉拒了许多人捐钱捐物，只希望社会各界能一起帮他把儿子找回来，因为那才是他最大的希望。舆论场上的反应就复杂多了。除了下意识的情绪触动之外，很多人隐约感到这一令人心酸的生活轨迹多多少少折射出某些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一个“好人”的生活如此艰难？有人感叹这真是“命运专找厄运人”，但也有人说：“不是命运专找厄运人，而是制度欺负老实人。”他儿子的失踪，在三个月后才立案，在这次突然引起社会关注之前，似乎也没有什么机构帮他，只能靠个人这样大海捞针的努力。也因此，有人注意到不无讽刺意味的一点：“大数据可以轻易将一位苦苦寻子的父亲挖出来，具体到他每天几点几分在哪里做什么，却未曾帮他找到失踪的儿子。”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强调，“让苦命流调后的生活被看见，这就是新闻理想”；而作家郝景芳则由两份反差鲜明的流调，意识到这印证了她以前在科幻小说里写道的“北京折叠”，进而话锋一转，谈起“为什么有的人收入高，有的人收入低”。北京近日两位病例的流调轨迹，右边是岳某随着更多内情的披露，人们对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同情，已经从他的辛苦劳作本身转向了“苦苦寻亲”，但微博用户“黄斌”将坊间对这位父亲的同情一概斥责为“廉价的同情”：朝阳区这个新案例，除了孩子的事情非常不幸之外，其它方面都很正能量啊！自食其力，靠自己堂堂正正辛苦劳动养活一家三代人。有困难有痛苦有意外，但是也有希望。怎么就轮得到社交媒体上，一大帮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公主小王子们同情他，说什么“最惨打工人”之类的。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黄斌和李铁是一类人，他们热衷于做的事情，就是去消解朴素道德冲动的积极意义，论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更关键的是，这种视角对社会的基本认知其实基于权力关系——这么说吧，它看到的不是人对人的“共情”，而只看到“不食人间烟火者”居高临下的怜悯。这样一来，根据这种愤世嫉俗的特殊认识，这位父亲几乎就不可能得到同情，而只能得到“怜悯”，而它又拒绝了“怜悯”，于是最终在赞美他“自食其力”的同时，相当于阻断了任何人施以援手。这实际上是道德绑架。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它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理解当事人，其他人都只是“何不食肉糜”，然而又正是这种视角本身将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父亲看作是“底层人物”而不是“人”本身。据此，它断然否认了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同情心是可能的。在我看来，这种自发的同情心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贵的。如果说当下舆论场上对此事的各方观点所关心的大抵是“这一事件的影响”，仿佛此事刚好印证了他们自己原有的理念和立场，那么这种自发的同情所触及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这原本就是人心最自然的东西，所以孟子再三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用大白话来说，自发的同情就是本心中“仁”的萌芽，是社会产生联结感的第一步。只不过当社会日渐机械化，我们对他人生活的内心感觉也钝化了，以至于需要某些特殊的契机才被唤醒。为什么这位工友激起公众如此普遍的共情？不是因为可怜他，而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的处境。事实上，没人能有资格可怜他，一个人能这么做，肯定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看到他的故事，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代入进去想：“换作是我，我不一定能做到他那样。”他如此执着地寻找失踪的儿子，恐怕就是出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信念：“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存在论的意义。人们努力付出，无非就是想在其中得到整全的生活，找到自己生而为人的意义。当然，我谈不上对他的生活有什么了解，但像他这样的人却并不少见。对于处境逼仄的穷苦人来说，宿命论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哲学，但他看起来并未听天由命，默默活着，并未失去希望。这些人一直都在，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活法、处境容或不同，但都挤在某个角落里，面目模糊、神色隐忍，过着一种鼹鼠般的生活，几乎不被人看见。作家周宏翔在谈到此事时说，“人生很苦，大家都是负重前行”，“其实每天全中国失踪寻亲的事情数不胜数，很多时候都是个人疾苦的事情，而让人心酸的是，要不是岳某患了新冠，也不会特地为此报道他的寻亲故事，要用一次患病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受了。”可以说，流调揭开了社会上平日不被关注、不为人知的面相，它以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性，将普通百姓的生活带入舞台中央，仿佛你在角落里的生活突然被头顶的聚光灯照亮，瞬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夸张地说，流调将来可能会成为不可取代的重要史料，因为它是一个如此真实而又精确的切片，表明不同的个体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如何生活。尽管那有悲有喜、有酸甜苦辣，也因为隐私而不知道具体的信息，但是足够了，这种匿名性或许反而使它显得更具代表性。当网上说，流调表明“有的人光是生活就已拼尽全力”，很多人可能都不由自主地以为那就是在说自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流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非虚构文学。这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他笔下描绘的都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穷苦人，大多数人似乎都谈不上有多少英雄气概，但都在一个粗鄙、平凡、苍白的世界里摸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那就是凡人的英雄之举。在这个庞大无边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为自己寻找答案。那位父亲也许很辛苦，但活得有意义，也不失坦荡，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人的尊严：尽管命运可能给了他一手烂牌，但他已经尽力了。正是这些真实、具体的人，才让我们本能地有所触动。他们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投射理念的对象，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有共情当然是好的，毕竟一个对此无动于衷的社会才更可怕，只不过仅有共情是不够的，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事后也就不了了之，因为人们在共情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一种深切的无力感：“那我还能为此做点什么？”是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为之追寻的答案。

1月16日，西安一场例行公事的疫情防控发布会，意外在网上引发热议。起因是：在这场总共不到35分钟的发布会上，为了回答一个颈椎问题，就占了近12分钟。当时，有西安广播电视台记者问：“请问：居家期间市民看电视刷手机会造成颈肩疼痛，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西安红会医院首席专家、脊柱病医院院长郝定均应声答：“这个问题很好！”随即详尽说明了颈椎病的相应问题。从直播回放来看，提问结束时是22分19秒，专家答完是34分06秒，总计费时11分47秒。这一幕引发舆论哗然，广为流传的一条评论揶揄这是“三敢”：“一个敢问，一个敢答，一个敢播！”“这个问题很好”的肯定也被群嘲：这个问题真的好吗？好在哪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这个记者提问发生在全国其他除了西安的城市，我都能理解。唯独发生在西安我不能理解。西安人民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管理不当出现了多少问题？我就不信没有别的问题可以问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台上台下早就彩排过的一出双簧，微博上的评论满是这样的：演员，都是演员，我们看到的是演员想让我们看到的。大家都在配合表演，并且知道该怎么演，如此默契。并不简单。国产发布会不都这样么……先上报问题提纲，再根据情况选人提问，或者干脆直接对好台词。还有人戏仿：“下一个问题记者可能会问，请问隔离期间因为吃得太饱了，长期不运动导致长肥了怎么办？”底下有人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下次不许问了。”疫情防控发布会上答复问题的西安红会医院首席专家、脊柱病医院院长郝定均有人惋惜这样“配合演出”，对郝定均这样曾被提名工程院院士的专家而言，有亏清誉；曾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王天定则在微博上指向新闻人的操守：西安市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西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提问遭遇全网群嘲，有了解内情的朋友发私信说，这种新闻发布会，提问是事先分配好的，这位记者倒霉抽到一个糟糕的问题而已，这事儿由不得他自己。这当然也可能是实情，但是，像新闻发布会上配合发布方表演，这是典型的羞辱公众，有违最基本的职业良知。记者不敢尖锐质疑提问，我们可以理解，但主动配合愚弄百姓，这就有些下作，做了就有违底线伦理，你不做也不会因此丢了饭碗，更何况，现在媒体的那个饭碗，也不值钱。更多人关注的则是西安这座城市本身。有人揶揄：“黑红也是红。自西安疫情开始，这个网红城市又一次掌握了流量密码。”也有人指出，这并非西安特有，各地都差不多：“手机里存的3个关于新冠防疫的新闻发布会，分别是湖北、南京和西安的，可以说是难分伯仲了。”还有人发现，天津也半斤八两：“今天天津疫情发布会，儿童心理治疗问题占了很大篇幅。”一位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一线的西安人“树薰”，在知乎上说了自己的看法：大部分人可能连西安疫情一场完整的发布会都没看过，“实际上在这场之前，随着西安整体疫情的好转和很多舆论关注问题的解决，真的没有什么好聊的了”，剩下“有的问题可能下面敢问，上面真的不一定敢答”，这样，到头来就是“上面下面一起坐着尴尬着走程序”。他说，其实此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发布会也曾长篇大论聊过居家期间用眼保护的问题，除西安之外的别处在疫情防控记者会上也聊过类似养生保健，也没见谁出来说一句不合适，仿佛“西安干什么都是错的”，“要说这次唯一不合适的，可能就是专家因为专业对口，太开心了一不小心聊太多了而已”。他所说的，很可能是实情，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无从得知什么才是真实的，在舆论场上，“真实”的意思通常就是“大多数人相信并认定的事实”。那番问答是不是一出双簧，这不得而知，但人们普遍认定这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太普遍了：你能看到的，都是让你看到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真正重要的不是字面上的信息本身，而是这在回避真正的问题，试图操控你的感受。然而，正因此，这反过来激发了人们的不满。知乎上对此次西安“颈椎问答”的一个高赞回答就表现出这种愤怒：他们把我们当傻逼，我们也知道他们把我们当傻逼，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把我们当傻逼，可他们还是把我们当傻逼……不过，“表演”并不必然引发这样的情绪反应，危难时刻的表现，有时能极好地宽慰人心——“虽然我知道这只是做做样子，但心里还是感动了，连样子都不肯做，更让人寒心。”西安这次在疫情发布会上的做法，与其说是“表演”，不如说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仪式”：问答双方都默契地回避了冲突，以免让权威陷入难堪。在整个东亚文化中，这一点都是共通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指出，日本人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冲突，通过调解来保持各方颜面：在日本，等级和仪式是种奇妙的机制，可以让弱者向强者屈服而不失尊严。[……]既然所有的冲突都是坏的，那么争论和讨论一般也就不会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健康方式。日本基本上没有学术争论，大部分日本学者也不知道如何争论。外国的访问学者和知识分子几乎总是得到赞誉，很少有人和他们争论。这样一来，丢脸的风险也就降到了最低程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西安的那番问答：这一提问好就好在它既避免了敏感尖锐的质询，又和疫情期间的生活沾边，顺便还做了下颈椎病的科普。然而，它在直播后却在网上翻车了，这意味着，公众的反应已超出了那种彼此体谅默契的熟人社会文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与尚礼重义的社会价值取向，正是一体两面。此前，西安送菜上门的一段视频也在网上引发了群嘲，但对身处那种文化语境中的人来说，这就是人际之间平常的礼尚往来，是必须履行的一套仪式。“礼”本身就是一套仪式规范，对信奉它的人来说，形式和实质一样重要，因为这就是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表现。甚至可以说，他们未必是有意如此，只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做了。正因此，他们对外界的反应才会那么措手不及。如果说西安的形式主义相比别处更严重，这恐怕正是因为它所植根的社会土壤保留着更深厚的传统价值观。从好的一面看，这带来“风俗淳厚”、为人诚朴；而坏的一面则可能是繁文缛节盛行，偏重形式主义。尽管有很多人讽刺西安这次疫情防控发布会上的问答是“表演”，但反过来说，舆论的翻车却恰恰表明它并不善于“表演”。在当下的舆论场上，好的“表演”其实需要某种“舞台自觉”，即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共舞台上当众表现，并充分预见到台下公众反应，随时灵活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西安的反应来看，它还并不习惯这样站在舞台聚光灯下接受审视，更多的是按自己原有的一套行事，这隐约可见深厚的传统价值理念在此不像别处那样遭到了冲击乃至瓦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如果它真想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那就有必要作出改变，更大程度上开放自己。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已有5天，但如果你问问天津人，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风暴眼里反倒最平静”的感觉——事实上，在这一波新疫情中，有时倒是外地人看来比天津人自己还更紧张。

天津1月8日，天津爆出奥密克戎确诊病例，这座城市立即进入国内疫情动态前沿。昨天，天津官方公开发布《致全市父老乡亲的慰问信》，呼吁众志成城抗疫。值得注意的是，这封公开信的称呼是“亲爱的全市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有天津朋友跟我说：“这个公文抬头我还真是头回见。”确实，“父老乡亲”以往感觉是和村民说的，就像那首传唱全国的同名歌曲里唱的：“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想来，在艰困之下，“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这样称呼可以突出那种亲近感，唤起一种虚拟的血缘情感，更好地把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但这个微妙的社会关系还有另一面，就像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所说的：在一个“乡邻乡亲”的熟人社会，任何政治行为不只是靠“目标”或“理想”能解释的，“乡亲们”对许多事务的评价或者参与，总是与对行为者的评价相联系的。天津的这份公告看来对此也完全心知肚明，因而在称赞“广大市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之后，又预先留下伏笔，请大家手下留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深知工作中一定还有很多不尽完美、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考虑不周之处，我们在此谨向大家的理解包容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在身段柔软地诉诸情理、求取体谅之后，它末了还趁着腊八节之际，“给大家拜个早年”，并允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有父老乡亲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温情坚守”，我们“一定能够开创我们天津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耐人寻味的是，这甚至不是“公告”、不是动员令，而是“慰问信”，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它本应当是“正式文本”，但却诉诸一种非正式关系——就好比你的上司忽然跟你称兄道弟，一时之间就算你有牢骚，现在碍于情面都不知道该不该发作出来。王小红摄影作品：《我的家乡将永沉水底》别小看了一个小小的称呼，这是乡土社会的通行证。在我老家，常有人说：“叫人不蚀本，舌头上打个滚。”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套个近乎，拉近距离，人际关系一顺，事也好办得多了。多年前，我一个朋友初到广东，在一个小路口没了方向，他找一个老太太问路：“请问某某路怎么走？”对方不答。他以为她没听见，又追问了一遍。这时老太太生气了：“你为什么一句‘靓女’也不肯说呢？”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一种微妙的人际操控。Suda这两年去买菜，有两次回来就沮丧地跟我说，被卖菜的叫“阿姨”，我说：“那你买她的菜了吗？”她做出恶狠狠的样子说：“还买？谁叫我阿姨，我就灭谁的生意！”而另一个摊位的就很会做生意，总是叫她“小妹”，买不买且另说，总归在那边多站一会不至于影响了一早的心情。回到天津那封公告来说，它确实还挺合天津人胃口的。当地朋友跟我说：“天津人有个特点，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也不相信政治，你很难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去驱使天津人集体做某件事——我们可以配合，但你别把自己当大爷，我们打哈哈，你也得忍着。说得越土，越是低三下四，老百姓心里越舒坦。”上海石库门换作别的城市会怎样？出于好奇查了下，“上海发布”的公告，抬头多是“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连如我老家崇明这样乡下人居多的远郊，在致崇明人的倡议书里，明明多是“父老乡亲”，也是这样开头，看来这是魔都的标准抬头。不过，崇明在防疫时也有将外地人称作“来沪朋友们”和“各位来沪人员”——我一位在沪外地朋友说，“一听我就是个劳动力……”当然，到网上随便搜一下就会发现，“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也算是最平常的抬头，北至青岛、黑河，南至杭州、深圳，到处都这么说，未必有什么地方特色可言。要说“父老乡亲”那种口吻，在上海该说“阿姨爷叔们”了，但这好像也不上台面，就算是小区喇叭里，一般也总要说“居民朋友们”。实在要说，那或许是上海人对“市民”身份真的比较在意，并且不太喜欢套近乎，就算说“亲爱的市民朋友们”，给人感觉也有几分冷淡——“朋友”在上海话里并不真是“朋友”的意思，当一个上海人说“朋友，帮帮忙”时，他其实既不是把你当朋友，也不需要你帮忙，而类似于北方人说“得了吧您”。再看西安发布的公告，那气质又不一样。在“西安发布”扒了半天，都没找到那种致全市人民/群众/市民的公开信，通告多半也没有抬头、没有称呼，很“硬”也很“正”，就给人感觉像是一个严肃的倔老头，对一团空气发出自己不容置疑的指令——可能他自己觉得肩负重任，但显然也并不打算跟谁进行平等互动。百度了下，发现西安的公告也还是有称呼的，但找到的寥寥几个案例大抵是这样：西安城墙、大唐不夜城在公告中称“亲爱的/尊敬的市民、游客朋友们”或“亲爱的游客、市民朋友们”，还有长安区在2020年的一封公开信中称呼“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倡议“市民朋友们，文明连着你我他，城市文明靠大家！”西安由此大抵可见，西安要看口吻应用于什么场合：在争创文明城市时，“市民朋友”的身份就得到了凸显，景点对游客也总得客气一点，但对于疫情防控这样的“大事”和“正事”，那大概就更接近层层下达的指令了。这种细节不必深究，称呼也不过是个形式，完全有可能在它说着“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时，你也不得不照指令办。何况，像“亲爱的全市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这样的口吻，即便在天津也并不多见，本来就不过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姿态。然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三个城市的公文完全符合人们的刻板印象——如果城市也像个人，那不经意中的措辞所流露出来的，或许真有几分折射出他们如何看待其居民的潜意识？试想一下，如果这三个城市的口吻调换一下会是怎样？如果天津也像西安那样发公告，那天津人该不高兴了：你谁呀？如果上海的公告说“父老乡亲们”，阿姨爷叔们大概率也会觉得奇怪，谁跟你“父老乡亲”？而西安要是说“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我的西安朋友说，他会心里冷笑：“大人何出此言？有话您就直说吧。”每个城市的市民，可能早就习惯了原有的语境，谈不上是好是坏，倒是突然转变会让人不适——就像我老被人叫“大叔”，忽然有人改口叫我“帅哥”，我第一反应会感到不自在，毕竟我有自知之明，搞不好还会怀疑他是不是别有所图。不过，如果没什么损失，我当然也喜欢得到尊重——我想你们也都一样。只是除了“叫得好听”之外，还要看对方是不是做得也到位了。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城市就像物种，兴衰是常有的事。多少古城都已沦落为废墟，而从小地方崛起为大都市的也所在多有，近代以来的上海、香港、厦门、哈尔滨、石家庄、大连、青岛等都是，不过，要论最近这一百年“逆袭”最成功的城市，郑州可能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上海也曾是个小县城，但有所不同的是，郑州的起点更低、兴起更迟，也没有上海那么好的内外部条件，更特别是：上海早就不在意自己的出身了，但郑州对此仍然相当焦虑。虽然现代郑州其实是个全新的都市，在省内都被视为“暴发户”（尤其在洛阳人眼里，是“羡慕你有钱，但没文化，就是个县，扩大版的村子”），但它却格外在意将自己打扮成自古以来的“天下中枢”，同时又有一种追求“高大上”的倾向，因为连郑州人内心都觉得它“没青岛洋气”——且不说上海了。这仿佛是在用一种文化自豪感来掩饰自己的文化自卑感。这些年和郑州的朋友聊起来，发现无论对这座城市是爱是恨，有一点是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的：河南是中国的缩影，而郑州又是河南的缩影。相比起也许其它任何中国城市，郑州都更典型地体现出一个农业文明在急骤的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挣扎，既传统又现代。它其实历史文化浅短，但正因此才没有包袱；它虽然被讥为又“土”又“乱”，但反过来看，这又正是它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之源。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在郑州读懂中国。时至今日，但凡有人揶揄郑州，还会称之为“郑县”——在1928年“郑州市”出现之前，它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确实只是个开封府下辖的小县城。甚至在“郑州市”设立之后仅三年，又被改回“郑县”，直到1948年才重设郑州市。虽然在1954年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新省会，但很长时间里，它也仍只是个普通的省会城市。郑州不是沿海开放城市，不是计划单列市，更不是经济特区，甚至也不是1994年确立的15个副省级市之一，虽然在国家十五规划（2001-2005）中总算跻身第二层级的20个“跨省区中心城市”之一，但大部分人对它的认知恐怕更接近第三层级的“省域中心城市”——它是“河南的郑州”，而非“中国的郑州”。然而，到2016年12月，郑州入选当时仅有的8个“国家中心城市”俱乐部，也是唯一一个行政级别低于副省级市的城市，是不折不扣的黑马。回头来看，郑州的崛起在当初就是个意外。常有人说这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这虽非全部事实，但它兴起的契机确实离不开铁路带来的现代交通枢纽地位。郑州发达的交通在清末创设铁路时，由于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一带多沙土，只有在黄河出邙山口处地质坚硬，适合选为铁路桥的桥址，于是芦汉铁路（1906年完工）、汴洛铁路（1909年完工）最终在郑县交汇，形成一个十字形枢纽。人流、物流随之涌来，到1922年郑县辟为商埠，中原腹地一个新兴的商贸中心由此成形。从现代郑州爆发的原点起，有一点就是明确无误的：这座城市的兴起取决于人的汇聚——它要么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要么就什么也不是。和沿海通商口岸或哈尔滨等东北城市不同，郑州在很长时间里都既没多少外商投资，也缺乏国家投资。驱动它城市发展的不是资本，而是源源不断流入的人力。虽然郑州在此前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如果不是作为铁路枢纽，那它显然无法吸引人流、物流，因为郑州的兴起所依靠的其实是集散经济。郑州最早的产业工人来自铁路、纺织两大产业，这都与其交通辐射能力密不可分。到1954年省会搬迁过来，郑州又迎来数万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教师和管理干部，作为新确立的“新兴工业基地”，各地工人因“援建内地”而来到郑州，城市人口飙升至15万，经济总量也很快跃升至全省第一，由此占据这个宝座至今。建国初期，河南与两湖同属华中大区，而这一区域的中心，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城市实力，当时无可争议的是武汉。事实上，在芦汉铁路通车后的多年里，郑州在经济上就曾是依附于汉口的一个货物集散地，但1925年陇海铁路延伸至海州（连云港），使郑州聚集的陕豫货物可以改道向东出海，1929年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又打击了汉口的转口贸易，再加上1954年后郑州城市地位的提升，它才逐渐挣脱了武汉的束缚成为一个新中心。郑州国际陆港在郑州早期的城市发展史上，除了铁路枢纽带动起来的物流、贸易等产业之外，就是靠各种厂：例如西郊的国棉六厂，但到了2000年前后，为了给城市开发让路，大量工厂都在往外搬迁。不过，郑州真正爆发，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1990年，郑州GDP总量在全国城市中仅列第29，只比江苏盐城（第30）稍好，还不如山东淄博（第27）；迟至2005年，也只勉强爬升到第27位。然而在那之后，它就以几乎每年向上一位的惊人速度攀升，到2019年已高居全国第16，且与前几位的长沙、无锡、青岛、宁波不到4%的差距，不出意外的话，要不了几年，它就将高居全国第12，在北方仅次于北京和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不夸张地说，在过去这二十年里，郑州是“逆袭”最成功的城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郑州崛起的最基础条件，无疑是铁路所带来的交通枢纽地位。在这一点上，和它最为相似的恐怕就要数芝加哥了：芝加哥同样地处平原腹地，同样作为交通枢纽而骤然繁荣（1833年居民仅200人，1850-1890年间从3万人暴增至110万人），并且最初的城市发展动力也来自大宗农产品催生的产业——尤其是谷物交易和食品工业，以至于芝加哥一度被戏称为“猪肉城”（Porcopolis）。也正是依托于它极其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邮政系统现代化，像蒙哥马利•沃德和西尔斯-罗巴克这样的大型零售企业才得以诞生在芝加哥。对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芝加哥的发展是疯狂的，但仍然跟不上移民不断涌入的速度，其结果是芝加哥的土地价格飙升，一块1832年芝加哥建城时标价100美元的土地，两年后已炒到3000美元，再过一年竟高达1.5万美元。整个城市在辽阔无际的平原上呈多中心散射，不断向外蔓延。曾有人嘲讽当时在芝加哥，“‘巨大’是口头禅。‘最巨大’深受欢迎，‘世间最大’成了所有人通用的自夸说法。芝加哥发生了‘世间最大的’火灾。它宰杀的猪比‘世界上’其他城市都要多。它是最大的铁路中心，这也最大，那也最大。”这样一个城市是不会安分的，就像《摇滚成金》一书所说的，芝加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城市，一个随时准备好变化的地方”。虽然“暴发户”似乎不好听，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白手起家。作家索尔•贝娄曾说过，芝加哥是“农民的欧洲”，这不止是说位居美国大粮仓中心的芝加哥汇聚了很多农民，也透露出它活力的本源和自我形象。在这些方面，郑州都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早在1912年，日本经济学者林重次郎就在其《河南省郑州商情》中将郑州称为“中国的芝加哥”。尽管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一样，但郑州确实也是作为农业省份的物资交易中心爆发式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新移民，并且同样有一种随时应变的灵活性——跟其它城市不同，郑州像是一个尚未定型（becoming）的城市，没有成熟的城市文化，又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一位在郑州生活了30年的山东人把这归结为河南人的特性：“河南人很有灵活性，变得快，山东人就迂腐，变得慢”，但这种灵活性的另一面，则是“什么都浅薄，各种都是浅薄的拿来主义，文化断层没有续接进去，导致断层之后没有沉淀下来”。不过，这与其说是某一省的文化根性，不如说与郑州的城市发展历程有关：当它吸纳巨量的移民时，就盘活了一个原本长久停滞的农业社会，使无数普通百姓看到了全新的机会而流动起来，此时，越是原本一无所有，就越不惧怕改变，在追逐明天时拼尽全力。另一位郑州朋友一语道破郑州人的心态：“灵活性是因为受到巨大外部力量的左右，这与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是一体两面。”虽然洛阳人或许瞧不起郑州历史文化浅短，但也正因此，郑州在向前奔跑时没有包袱。人们之所以来到郑州，并不是被它的历史底蕴所吸引，而基本上都是因为那里有机会。这激发一种无处不在的竞争，既成就了郑州难以匹敌的活力之源，也给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洛阳俯瞰图这些年为什么是郑州快速崛起？有一种看法认为，郑州近20年来的发展是“卖地卖出来的”，600个城中村，每个村2000人，这催生了大量热钱。2000年东区2万一亩地都没人要，到2014年就飙升到480万一亩，2019年郑州出售的土地面积达到杭州的2倍。虽然郑州据说是全国唯一一个还大量依靠土地财政的大城市，然而，土地财政几乎是这些年所有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秘诀，很难解释为什么郑州单靠“卖地”就能比其它城市发展得更快。不过，有一点不可否认，郑州之所以能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交通枢纽所“自然”带动的市场集聚效应（“无形之手”），政治力量的“有形之手”也一直很关键。2003年启动建设的郑东新区就是最典型一例：它远不像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那样是国家级新区，行政级别仅为副厅级，以郑州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远未重要到能规划那么高标准的新区，然而它拿着自己手里那点钱，竟然硬是撬动起了中部唯一一个CBD中心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这个对标北上广深的高端CBD，与老城区各处的疲态相比，就像是一块贴近郑州的飞地。郑东新区的个案是近20年来郑州发展的最好缩影：虽然郑州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行政级别长期都并不高，但在河南省内，它足以调动、聚集起大量资源，尤其是庞大的人力资源——郑州没有矿产资源，也长期缺乏外来投资，它唯一真正无穷无尽的，是来自于源源不断涌入的劳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郑州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充分释放了人的潜力，激发出了无穷的活力。现在的问题是：当郑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它还能怎样自我突破？▼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这些年来郑州城市化狂飙突进的一个附带后果，是其城区面积与其经济、人口地位严重不匹配。郑州只有6个区，在全国3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中仅列第19；市区面积1010平方公里，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50强中位居第46。这就像是一个突然长身体的孩子，不知不觉中，原来合身的衣服已变成了紧身衣。在和郑州的朋友们谈起这座城市时，我的一个普遍感受是：大部分人都觉得郑州原本那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瓶颈阶段。郑州的未来没有回头路，如果不想陷入停滞，就必须下决心“革自己的命”，但这毫无疑问是极难的。郑州目前的城市规划，一言以蔽之，仍维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张的态势：郑州都市圈的郑开一体化将提速，并加快许昌、新乡、焦作、平顶山、漯河与郑州融合发展。根据近期公布的郑州都市圈扩容规划，它将由原来100公里半径内的1+4城扩展为150公里半径内的1+8城（新增洛阳、平顶山、漯河、济源），常住人口4671万，2020年经济总量3.28万亿（占全省59.6%），体量已超越武汉都市圈，晋升为中部六省第一大都市圈。这种都市圈扩容的做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来强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在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层面的一体化，但从经济的层面来说，这意味着城市发展更注重向外横向扩张，但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其实本应当是它在管理水平、产业梯度等各层面的纵向升级。事实上，由于郑州摊子铺得太大，这些年郑开一体化反倒把主城区给拖累了。郑州以往的发展模式，高度聚焦于“城”本身，年复一年，整个城市都像是个大工地，一如本地顺口溜所说的：“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叫郑州。”但在2018年以后，郑州主城区的地产开发就已开始放缓，随着郑州最后一个城中村陈寨于2021年春爆破，如今郑州城内已基本无地可卖，不仅如此，城中村的消失也意味着郑州生活成本和落户条件已今非昔比。在以前的高速发展中，许多问题都被掩盖了，但一旦城市缺乏新的增长引擎，此时就面临艰难的转型。在疫情过后，郑州的房地产就像很多地方一样面临寒冬（某些楼盘已打5折），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也难以为继（疫情期间富士康从鼎盛时的30万工人降至3万），而本地的商业则受到疫情、暴雨、封城等的连番冲击。原来的模式无疑是难以为继了，郑州如果要求得突破，就必须追问：新增长点和新模式在哪里？任何一个城市的变革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必须在善于利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打造新的产业集群和新的增长点。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郑州提出，作为国内七大城市圈之一，郑州应当进一步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以中欧班列来看，郑州2020年开出1126列，这一数字远低于西安（3720列）、成都（2800列）、重庆（2177列）。成都所生产的体积小、高端的电子产品可以通过中欧班列直达欧洲市场，郑州作为“一带一路”的中欧中心点之一，为何不能充分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围绕陆港发展高端出口产业，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这当然不失为一个新思路，然而再好的设想，最终还是要落在“人”上面：高端出口产业就需要高端人才，并不是哪个城市交通便利就能办到的。郑州以工业起家，不需要太多高精尖，倒是密集了大量工厂、工人。从这些年来看，郑州孵化出的全国性品牌，也都是那些贴近平民消费的，诸如蜜雪冰城、巴奴火锅。郑州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资源是人力，而要释放人的能量，这就需要在机制上的变革。事实上，当初芝加哥也有过这样的瓶颈阶段：作为一座爆发式崛起的城市，芝加哥一度是文化沙漠，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市政府创建了一流的芝加哥大学，兴修了大量博物馆和艺术中心，还成立了知名的交响乐团。这也是郑州当下面临的现实状况：它在城市建设上的硬件早已今非昔比，但软件却还有待加强；整个城市的框架是有了，但里面的却没填补上，商业、文化都支撑不起来。长久以来，郑州过于注重量的增长，缺乏内涵的外延性建设，但如果无法激活市场，增加对教育、科技的投入，给年轻人更多创造的机会，那么仅有量的增长就难以带来质的突破。毫无疑问，增长模式的改变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全新的治理思路。在越来越难以依靠外部投资驱动的当下，郑州唯有依靠内聚力量，从低端产业链向上爬升——它的这一阵痛，同样是中国的缩影。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城市系列：《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1月3日午间，有读者告诉我：“‘清风明月楼’抄袭你的文章。”其实那天一早，我也看到了，因为到处都有人在转发那篇。我读了个开头，就察觉第一二段都是熟悉的味道——那就出自我12月30日发的那篇《西安之苦》，只不过因为迟了三天，他把“整整一周”改成了“10天”。当然，说他“抄袭”不太严谨，毕竟那篇也有大量新内容，确切地说，他是未经注明地大量照搬我那篇里的句子，可算是“洗稿”。不仅如此，他其实还洗了“乱花迷眼”公众号12月30日的一篇《西安：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现已被删）——那篇是辛辣尖刻的论战式风格，和我那篇很不一样，能把这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内容捏合在一起，也难为他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篇文章的影响力比我自己的原作大多了。我自己写的《西安之苦》发出来6天，也就15万阅读量，2622赞、1768在看；而那篇到1月3日晚间20:43，也就是它发出来近24小时之际，就已经达到4.5万赞、3.6万在看，推算起来，阅读量可能有300万：起初，我并不在意，毕竟让更多人关注西安人在封城之下的处境，也是好事；但有几位朋友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一码归一码，我还是应该在平台发起投诉。我想想也对，于是还是投诉了，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不通过。虽然我还是认为这就是洗稿，但在法理上，似乎我还无法指控他“洗稿”——可见他洗稿水平确实还是挺高的，毕竟这位宋汶洮是中国文学硕士出身，大概深谙这其中的窍门。戏剧性的是，在我发起投诉、还未等到结果时，他那篇倒是自删了，原因是他照抄了我文中的一段，提到西安这次密接隔离须自费5000元，被很多人抓住攻击，即便他被迫宣布“24小时删”，但还是有人不依不饶地把他发到了“黑榜”上。那一处问题，我那天文章底下也有不止一位读者指出，我当晚在小号“维舟的方舟”备份时，也做了修改，但原文一直没删，我想看到留言的人自会判断。直到昨天，有读者提醒我，还是删了为好：我去搜了下，才知道事情发酵到了什么程度，大概只是因为我人微言轻，读者又通情达理，才尚未被殃及。公众号只能修改一次，限20个字，且标题、图片都不能动。我那篇本已修改过一次，已没法再改。考虑到当下的舆情，还是把原作自删了事。为免被侵权，在小号又标原创重发了一遍（12月30日晚小号发的时候只是“转载”，并不能标原创），有兴趣一读的请看这里：《西安之苦》（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读取）。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但也可见当下舆论环境之一斑。实际上，在这篇和《西安情绪稳定》发出来后，虽然管理员还没动手，但一直有人劝我自己动手删了，连日前那篇《都两年了，为何防疫还这样？》，也有读者觉得不安全，建议发小号。我也不是不知道。封城当日，就看到了西安发布的公告，那几乎意味着但凡谈论西安疫情都可能触碰到红线。真的，第一周可说悄无声息，很少看到有哪里谈论封城之下西安人的生活。我那天写《西安之苦》，直到写完也还有些惴惴，一度考虑是不是发小号为好，但想了想，还是想更多人知道。虽然写完之后，阅读量早已远超我的预期，但就像前面说的，“清风明月楼”的阅读量又是我原作的20倍。所以有朋友感叹：“你毕竟还是小众啊。看看人家写的，比你通俗易懂、情绪饱满，所以才能引爆传播。这大概就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差别。”这当然我也没办法，我的风格就这样，也学不来。不过我发现一点：我的文章在被洗稿、传播、引用时，往往别人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观点。比如这篇《西安的苦》，我自认有价值的观点是：西安在城市管理上擅长“管人”而非“管事”。但这一点，宋先生看来并不在意，倒是对我一些随手写的句子颇有兴趣。另一篇《西安情绪稳定》，我自认最重要的是需要反思：吃这样的苦究竟是不是值得？前面的论述都是在为此做铺垫。然而有一篇《是同一个西安么？》在引述我这篇时，却唯独留意到我其中讲的一个越战期间的故事（它的文章标题看来也是受此启发而来）。本来，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不重要，只是分别摘取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东西。如果在留意到一点我的观点之外，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西安人的真实处境，那我也很知足了。他们不应该被人无视。

这是最近这些天和朋友聊起疫情，听到最多的一句感慨。当然，较真点说，也不是没改进，至少像武汉，在经历那样的惨痛之后，从地方官到百姓，都绝对不想再来一次，此后都尽量搞精准防控，有多好且另说，至少不会像当初那么手忙脚乱了。不过，“为何防疫还这样”有时像是质问，有时只是感叹，是失望，甚至也未必是失望于“毫无改进”，而是“本该改进更大啊”，这常常倒也未必是针对哪个地方防疫中的哪个具体细节，只是一种宽泛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不要防控，而是想要“更好的防控”。是啊，为什么还是这样？这让我想起生态史上一个著名的谜团：新大陆上的那些史前巨兽一度挺过了种种天灾，也几乎没有天敌，为何都在人类出现后不久纷纷灭绝？现在一般都认为，这些庞然大物正是被装备原始武器的小股人类猎人灭绝的。这乍看起来着实令人难以置信。Alfred

12月31日，即将在封城中度过元旦的西安，有一个小区想出一个“别样的跨年活动”：到晚上8点整，所有楼栋在倒计时中齐声为西安加油并唱《歌唱祖国》，完毕后再一起呐喊：“西安加油，战胜疫情，西安挺住！”只不过，末了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所有业主禁止下楼。不管外界怎么看待，西安人总体上看来情绪稳定。像这样齐唱国歌的活动，且不说最终有多少人响应参与，它确实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一种心态：在面对不安时，人们通过融入一个更高更大的力量，获得了某种安慰和力量。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这差不多就起到了和祷告同等的功效。情况看来也确实在好转。这两天好多西安人向我证实：不同城区都可以买到菜，不至于买不到菜要饿死了，城中村也只是封了村子，里面的菜摊、小店一直可以买到菜——当然，肯定比平日困难，菜价也贵了不少。在此之前，“西安买菜难”一度是热议话题，有读者很委婉地跟我表达了这其中的微妙感受：“西安很美好，你们很努力，我们很饿。”另一位家住莲湖区的12月30日证实，派送物资的说法都三天了，什么都没见到影，物业、12345客服、区疫情指挥部要么无法解决，要么根本打不通，“家里啥都没了，泡面也快没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12月29日，“西安雄师哥”也在微博上说：这次免费发放蔬菜，大多都是先在曲江等有钱人多的小区和市中心城区的小区锦上添花，截止目前，灞桥区这里好多老纺织厂困难人口较多的小区没有雪中送炭，连菜毛都没有见到。即便是接到免费发放的生活物资的，城区各地也种种不一。截止12月31日，大体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区（曲江、高新）是高配：肉、蛋、菜、奶齐全；经济发展一般的区（新城）：肉、菜，没蛋没奶；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区）：菜，大部分还没收到。垫底的则是老城莲湖区。12月30日微博：西安各区的配菜这当然也是事理之常，毕竟仓促之间，哪能一下子为一千万人准备完全相同的标准化配菜？加上落实到各区时，在财力、执行力等各方面的差异，甚至做事的人也都还在摸索适应新任务中，势必呈现出千百不等的状况。有一位热心帮助了不少人“吃饭难”的西安人，说自己“天天吐槽”防疫中的种种做法，那“对不起这么冷的天长时间辛苦在一线工作的防疫人员、对不起我们这些积极配合政府在家潦草度日的人、对不起在学校天天吃方便面和速冻水饺的学生”，但有一说一，他身周没人真的吃不上饭菜。他的朋友去当志愿者，已经尽最大努力不眠不休地在帮居民分菜，“真正辛苦、劳累的是一线人员——测核酸的医护人员、物业、保安、志愿者，普通人就居家测个核酸”，他断言：“在网上嚷嚷的人，大部分都是看别人有免费的菜自己没有，或者不愿意掏比平时贵的钱买菜，或者不愿意自己生活水平比平时差。”确实，此前也有家住碑林区的读者说，她家小区周边有确诊，业主自发组织团购买菜，“并没有觉得多苦，只是不方便了，以前是吃多少买多少，现在要多买些存着，自然需求量大。真没听说谁家断粮了的。”不仅如此，由于这样自发组织的互助活动，倒还因为封城而改善了邻里关系，“大家互相交换物品，拿菜时互相礼让，总有小区业主自愿为大家统计数量，帮商家收款。另外，一个群里竟然还聊出酒友来了，相见恨晚，要知道他们可是住上下楼啊。”很多收到菜包的市民，也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拍照分享，“感恩”和“感动”是压倒性的主题，很少人抱怨。看到很多这样的截图，虽然是不是真心，我不得而知，但你可以设想，这种展示本身会具有感染力。大概也是看多了这样，12月31日，有一位“嚼物理的小锺”在微博上说：政府送菜还送菜上门感动了，我问了下楼上楼下的，之前网上说的“不同区菜品质不一样”这个说法不对，我楼上的邻居有鸡翅，我就没有。她家菜花超大一个，我家一个都没有。随机发的，不存在网上谣传的什么好区菜好。这些个体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真的，毕竟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仅执行时有无数不同的细节，更关键的是每个人的具体需求也千百不等。所谓“众口难调”，你觉得一碗方便面能管饱，另一个人可能根本不够吃，又或难以下咽——所以才需要有市场来满足人们自发、多样、庞大的需求。更何况，不同人的视角、重点也会不同，哪怕看到的是同一个状况，观感也完全有可能相去甚远。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两位工作人员赴越南调查，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几乎相反。肯尼迪仔细听完，最后问道：“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西安当下也一样，在这一封城的战役中，每个人的经历事实上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无病呻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切肤之痛。虽然你坚信自己感受到的才是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相反的感受就不真实。任何调查者可能都无法穷尽所有这些个体化的“真实”。有一位家住西安莲湖区的读者也说，他自己平日就喜欢囤一些生活基本物资，所以这次封小区对他影响不大，“毕竟一个人，怎么都好说，但是我们小区很多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他们的压抑是写在脸上的。”他很感谢不同岗位的防疫人员，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每天4:30起身，一直忙到半夜12点，工作量和压力可想而知，听说一线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有十多天没回家的，然而到头来是基层疲于奔命还未必能让所有人满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一线城市的假面能否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妆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安一个小区门口等待分发的菜包但也有人相信，西安做得已经够好了。在微博上有近700万粉丝的足球评论员克韩说：换一个西安体量的城市，同等程度的封城，我不认为别的中国城市一定能做得更好。这不是预演、操练、SOP能解决的问题。确实，我相信，如果上海也来一次封城，肯定也会闹出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因为那么庞大的城市，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听到的几乎所有证言中，都说基层防疫工作者和志愿者已经非常投入、努力，也无疑极其劳累，他们很可能已发挥出了个人能力的极限，但这和城市管理水准是否一流，是两回事。换言之，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问题本身超出了个人努力所能解决的地步。这绝不是说否定他们的付出，只是说，此时过于关注个人努力，反而可能使我们模糊了焦点。一位西安朋友跟我说，这些天因为工作人员连夜挨家挨户现场收费电卡，用户为此自我感动不已，但问题是：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先继续放电，等疫情过去后，用户再补缴电费不是更省力？目前看到的关于西安封城的几乎所有争论，大抵都聚焦于一点：某些具体措施（例如买菜、配菜）做得好不好，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怎么做”（how）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要这么做”（why）——一旦封城，别处可能也半斤八两，但为什么要闹到封城的地步？当然，我也知道西安这一波疫情凶猛，之前几轮全城检验核酸就已出现很多流调之外的确诊病例，说明社区感染外溢了，看来“不封大概是不行了”，但我也注意到一点：在武汉之后，西安是全国同等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里唯一一个正式封城的，此前哈尔滨严格的第43号公告让一些人觉得“基本算是封城了”，但它毕竟没有。7月20日南京爆发的那一波疫情同样来势汹汹，同样是机场破防，但南京始终没有封城，7月24日网传“南京要封城、在封城”，官方还辟谣称“上一个这样造谣的已被刑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因为有重庆的病例去西安旅游，西安全城严防死守，网上都说它是“全球首个确诊病例0，却几乎要封城的城市”。2020年11月，我在川北旅途中忽然得知上海浦东爆出零星病例，返程时一问，西安的一些酒店已不再接待上海游客，不得不改变计划，抵达西安后就直奔咸阳机场返沪。那会上海都一切如常，但我在西安高铁站、地铁、机场，一路都看到身穿防护服严阵以待的防疫人员，然而我当时就发现，这似乎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如果你在手机上如实填报自己14天内去过上海，就会非常麻烦，但假如你勾选“否”，那就啥事都没有，很容易就混过关了。这就是西安在防疫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它将巨大的资源倾注在一些形式上，但这反而可能让它无法快速有效地应对，就像是用正规军来打一场反恐战争。西安现在专业流调队伍有多少人？最新的报道是300人。上海人口是西安近2倍，但流调人员却超过10倍：2020年4月底的报道是逾2000人，但为应对疫情，在半年多后就已急速扩充至3100人，正是这确保了上海可以精细防控。相比起来，西安不仅人手严重不足，还因为组织调配不专业、过于偏重形式，那么多轮检测只发任务不给培训，督察做得也不到位，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无用功，医护人员忙死忙活都无法应对。当然，我也知道，现在谈“西安本来可以不封城”可能让人不快乃至愤怒：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有西安人跟我说，她最近一个多月来，由于工作原因，导致每天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在去做核酸的路上，但她发现，每次和亲友谈及这些话题时，他们普遍在抱怨一两句以后就会说没办法呀，情况复杂呀，要理解呀。当她说自己吃上了发的菜可是很多人还没有时，甚至还有朋友说：“谁让他们不囤东西？”一直有人说，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能忍且顺从的国民了，如果是这样，那西安人大概又是中国人里最能忍且顺从的群体之一了。这种顺从是一种默认的交换：让渡部分权利并高度配合，换取事态尽快平息。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一千万人这些天所受的这些苦，到底是不是值得？有人说，西安的封控是在为全国做出牺牲，不然可能会失控，14亿人都没法安心过春节了。但这仍然是“事已至此，只能如此”的“没办法”逻辑，这就回避了我们是否有其它更好选择的追问。在和一位西安朋友谈及这些时，她说：“其实西安人不怕吃苦，如果像武汉那样，确实为全国防疫做出了贡献，真的，再苦我也认了。我真正怕的，是这个苦吃得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本来根本不用吃这个苦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你觉得“这都没办法”时，就更能接受当下的处境，而为了避免自己的受苦没有意义所带来的那种折磨，也肯定有人会为之赋予意义。但我想不止西安人，所有人都希望，至少下一次，自己所有的付出，不必用在这些时候，而正应该用在竭尽全力避免这么大一座城市陷入封城的境地。往期相关文章：（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跳转阅读）《西安的苦》《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

要说那些坏消息，我岂有不知？但单纯谈“乐观”与“悲观”并无多大意义，这不过是我们基于自身经历、处境和价值观得出的个人判断，也不必彼此说服，就像我也从未试图劝告别人“你没必要悲观”。

1相比起惊心动魄的2020年，2021年我已平静了许多。我猜想很多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的生活早已回不去了，但再异常的生活，在常态化之后也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我们就像那些在大灾变之后幸存下来的那些物种，凭借着自己的本能，默默地设法活下去。相比起很多生活受到更多限制的外地朋友，我在上海其实还算好，除了戴口罩、刷码，表面上一切照常，有时甚至给人一种“疫情没有发生过”的错觉。然而在这平静之下，这一年再一次证明，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个易碎品。在年初的时候，我原本已适应了自己新的生活节奏：在写作之余，每周去一家教培机构兼职半天。收入当然远不及从前，但至少可以自我宽慰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确实多了。只是没想到，连这样短暂的平静也不可得，5月间教培风暴已山雨欲来，在失业一年多后，我终于连这份短暂的兼职也失去了。当然，这也不过是疫情之下无数微小的风浪之一，好歹我也还有一点稿费可以托底。家人没有给我压力，我只是需要想想下一步得怎么走。到8月初，我得到了在“中欧商业评论”的机会，开始撰写“维舟读城”系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把工作和兴趣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好像分成了不同的三截，但只要有书可读，我就还能获得那种持久的平静。那是我在动荡生活中的锚。戴安娜·格哈特在《夫妻和家庭治疗中的正念与接纳》中说过一段话，原本当然与疫情之下的冲击无关，但当下读来倒也同样贴切：宁静的关键在于意识到，生活就是会在三种时间之间游移——好的、坏的和两者之间——以一种频繁的、难以预测的节奏流动。就算我年轻时读到这番话，很可能也无法真切地理解，唯有在经历了这两年的浪峰波谷之后，我才目睹了生活的真相，也更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值得自己过的生活。2看到德国一个关于疫情的短片。儿子问妈妈圣诞愿望，妈妈答：我希望你不要总在家里颓着……你可以偷溜出去……我们不会知道你去了哪里。我希望你需要爸爸把你接回家，因为你会喝醉。我希望你在学业上能放松一点。最好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我希望你能在家里举办一个派对……告诉那个女孩，你爱她。我只是希望你能找回你的青春。中国人可能未必会有这样的感叹，相反，很多人会说“没办法”——不管多么可惜，为了保命，那这就没什么可想的，在我们的文化里，对生活现实一直都是“认命”的态度；更进一步说，既然只能如此，那甚至也就谈不上“可惜”。这两年来，时代的大浪已让无数人站立不定，很多人在彷徨之下，转向自我压抑，屈从于谋求一个安稳而逼仄的生活。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难以避免地，这随之催生大量的心理问题。豆瓣上的“臧舟壑”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最近总是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水手在海上被鲸鱼吞了下去，困在鱼腹中十年，最后被捕鲸人救出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只回应鱼的语言，故事最后说道，“他剩下的不多。”这句话一不经意就在我脑海中浮现，这两年格外地感到被时代吞入腹中，一切思考、一切生活都被时代卷着向前，无法听到自己，也无暇思考自己，十年之后，如果十年之后就可以，当我被时代再吐出来时，我是否也将剩下的不多？如果说去年疫情刚爆发那一阵，很多人还抱有一种“它可能很快过去”的感觉，那么到了今年，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感受是：我们的生活仿佛卡在了这里。在被时代大浪淹没、裹挟之际，个人如何自处？在欧美，这两年也常有人抱怨“the

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了斗志，没有雄心，只想躺平，不婚不育，不争不抢。连“双11”这样年年火爆的购物节，如今也在退潮，任你再怎么费劲降价吆喝，他们也都是一副“都好，还行，随便”的样子。有一些老板特别警惕“95后”，就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佛系”，没欲望、没梦想，也没干劲。据说360总裁周鸿祎曾说过，要定期清理佛系员工，否则，整个工作氛围就像死海那样毫无生机。这样的情形，不论好坏，在日本早已出现。曾有机构调查1000名生活在东京首都圈的年轻人后发现，非常野心的人仅有12%，想要出人头地的有28.8%，对此没有执念的有43.4%，而完全没有想法的有15.8%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将之称为“低欲望社会”——一个几乎可说达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却似乎丧失了进一步前行的动力，人们普遍满足于“简单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从消费中获得快感。这种生存状态的标记随处可见，所谓“草食男”、“干物女”这些新出现的类别就是证明：年轻一代觉得生活的很多方面凑合着过就行了，而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精神生活、家人和朋友上面。当红作家青山七惠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好天气》等小说中，描绘的都是“飞特族的青春”：一群宁可四处打零工，不愿意担负责任、面对未来的年轻人。这一趋势早就引起了注意，社会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早在十多年前就主张，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年轻一代的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全面下降，可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在此意义上，“低欲望社会”一词确实非常简练精准地概括了日本社会当下的特质，因而一经问世，就迅速广为人知。这之所以是一个严重问题，是因为作为个人而言“不增长也坏不到哪里，粗茶淡饭的生活便可心满意足”的心态或许并不坏，但对国家而言税收就会萎缩，持续下去的话，不仅很多公共服务难以维持，还会面临国债不履行、恶性通胀的风险。因此，大前研一的问题意识是有指向性的，那就是：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怎样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相当于把日本全国看作是一家衰退中的企业，而他则是以管理咨询顾问的身份来分析诊断它的问题（业绩增长低迷、“员工”士气不振等等），以及判断企业CEO（日本首相）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并最终给出自己的建议。日本当下的问题在哪里？按书中的分析，这是一个相当平等、几乎充分就业的社会，但在一个主要依靠个人消费的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后工业国家里，日本的个人消费却难以增加，原因是“如今的日本，人人丧失了欲望不说，还对将来抱有不安”。确实，很多年轻人不再为了买房、大件消费而奋斗，这种“选择不拥有”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到来，因为住宅和汽车是任何一个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支柱；但从现实的处境来看，日本买房居住需要缴纳的各项房产税高达房价的5%。如果卖房则须缴纳房产转让税（39%，5年以上住房20%）和资本利得税，这些都极大地打消了年轻人买房奋斗的兴趣。既然未来不明朗，只能过一天是一天，那么购置那些成为自己沉重债务负担的大件物品就没有意义，所以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为了刺激消费，就必须消除人们对将来的不安。”那么正确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他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要从国民心理入手，刺激社会再度活力化。首先，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公平，财富集中状况最为少见的国家”，因此真正的高消费倾向很难实现。很多日本企业实行的还是“年功序列制”，上班族的收入与绩效不完全挂钩，这在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人有饭吃，但经济低迷时期则是人人苦熬，想像以前那样快速爬升到职场顶层已不大现实，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在此，大前研一的视角是亲企业家的，主张要激活企业活动，就必须削减目前相当高的法人税、所得税，并用强势领导力推动改革。其次，他强烈主张将日本的国家构造由中央集权改为地方分权。在他看来，领导人不应该事无巨细都管，而应当给地方充分赋予自主权，由此激活它们的活力。对比一下就可知，这与美国保守派的共和党所提出的减税、反对大政府的方案如出一辙，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度强大”（Make

史景迁（Jonathan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时，曾有一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话可说适用于几乎所有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穷人、女性、孩子等等。在以往，他们都很少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的文献记载，大多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正因此，这本《桑切斯的孩子们》就显得愈加有意义，因为作者所想要做的，正是“让穷人为自己说话”。《桑切斯的孩子们

1584年，一个意大利北部小城蒙特雷阿莱的52岁磨坊主梅诺基奥第一次受审，原因是他公开传扬异端观点。他不相信圣灵主宰着教会，不相信圣母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后仍然还是童贞之身，认为上帝“不过是一缕气息”，因而“我们所见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而我们就是诸神”。他还持有一种特殊的宇宙起源论，认定世界之初一切都是混沌，万事万物都是在混沌之质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众天使就像是出现在这奶酪中的蛆虫。对审判他的教士们来说，他最骇人听闻的地方可能在于：他不仅仅是亵渎神圣，竟然还坚持认为亵渎神圣并不是一种罪。神圣性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生活实践，别无其它，他希望教会去除那么多浮华夸耀，能出现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自认对上帝的了解要比这些教士更多。也因此，哪怕他在受审后暂时退却，实际上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当时，他被认定为异端分子而遭到再三起诉，但一百多年后，他很可能会被判定患上“宗教妄想症”，被送进疯人院；然而，四百年后，当现代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时，他又对我们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奶酪与蛆虫》一书在问世后就迅速成了经久不衰的微观史名著。《奶酪与蛆虫

昨天那篇发出来，评论区争论激烈，可说相当两极分化，还有几位读者追着要我回答一下对李靓蕾人品的看法。这原本没什么好说的，何况那会我正和朋友见面，实在无暇回复，但静下来想想，觉得还是有必要解释几句。我发现，这些争论大多聚焦于李靓蕾的道德评价：她到底是一个受苦的“好女人”，还是一个暴露前夫隐私、不择手段的歹毒妇人？奇怪的是，王力宏似乎反倒不是争论的焦点。在此我想首先说明一点：我其实完全不关心他们是好人坏人，对我而言这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所体现出来的家庭权力构造，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现代婚姻内部的风险。所以文章的标题是《不平等的婚姻》，而不是诸如“李靓蕾的冤屈”之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我们根据不同的信息、角度来判断，加上我们自身道德观的棱镜，完全可能得出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的道德判断。昨天有人留言说，对这类事的评价，“所依据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而且是真实的全部事实”——这想法很常见，也不失谨慎，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任务”，别说我不像神一样全知全能，就是那两位深知内情的当事人，也无法做到。要求掌握“真实的全部事实”才能发言，在现实中就相当于剥夺了几乎所有人的发言权。我的兴趣并不是要在知道所有事实后，给两位当事人是非功过下一个评判——那即便可能，在我看来也毫无意义。就算我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别人凭什么相信我的判断就是最公正的？给他们定是非，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坦白说，这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研究者应该关心的问题。当然，反过来说，就这类言论所体现出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观而言，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恰恰表明，中国人高度关注当事人的道德品性，但也正是这种浓厚的道德观，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判断。这么说吧，就算李靓蕾没有五年三胎、没有含辛茹苦，王力宏也没那么渣，既然他提离婚了，婚后共同财产就应该按法律判分，这是应得的权利，而和好人坏人无关。事实上，如果这些交割清楚，也就不至于闹到暴露隐私才收场了。我知道，有些人对这类明星八卦清高地嗤之以鼻，但如果仅仅把这看作是“戏子的家丑”，那就低估了它的典型性和社会冲击力。起初，不少人问我的看法，但我一直不想写，因为没找到什么可以一写的角度，仅仅对谁道德谴责一下，那和吃瓜也没两样，直到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案例涉及到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个案例其实相当丰富，而且涉及的都是重大争议，比如：家庭内部双方的权利地位；曝光配偶的隐私是否道德和违法；离婚分财产是否应该尊重婚前财产协议的法律效力；婚姻财产的分配怎么样才算公平；今天次条还转载了一篇人类学者王芊霓的评论，她的角度也很值得关注：女性谈论利益时存在一种“道德失语”，即很多人似乎觉得，只要女性离婚时要求财产分割，就显得道德不纯粹了。正因为当下社会对这些新议题仍然缺乏共识，所以人们才会激烈争论。虽然有人感叹，这样狗血的事造成了社会“撕裂”，但确切地说，以前也没有达成过共识。何况，争议暴露出来总是好的，就算不能促进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至少你想清楚了风险再结婚，总比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就结了好。重要的不是这些“豪门恩怨”本身，更不是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这事能推动我们对家庭、对社会有什么样全新的认知。否则，我们可能在这些事件中投入了太多自己的情绪，但仍然没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仔细看你会发现，王力宏抱孩子的姿势很奇怪，想必平时很少抱在王力宏公开道歉之后，他和李靓蕾的离婚大战已大致告一段落。在当下的舆论场上，像这样的“豪门恩怨”经常被当做“娱乐八卦”，集合了明星人设崩塌、道德腐化、夫妻反目、财产分割等诸多元素，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引发无尽的口水战，也难怪哪怕类似的话题每隔一阵就会爆出一件，但每次一旦引爆，总是经久不衰。不过，如果仅仅是看热闹，那对普罗大众而言不过是不同的“瓜”罢了，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反思。在我看来，这件事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把原先私密的纷争带入到了公共领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在“家”这个隐秘的角落里，本该温情脉脉的关系中，其实充斥着权力支配和利益算计。王力宏的自恋：家庭的权力构造根据李靓蕾的长篇控诉，王力宏在婚后这些年里的种种作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身为公共人物如何且不论，至少在家里是没有尽到自己身为丈夫、父亲的责任的。相比起来，李靓蕾不仅要牺牲掉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在五年内生了三个孩子，而且几乎是独自在承担抚养孩子、操劳家务的职责。像这样的景象，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毕竟“男主外，女主内”是默认的性别分工模式，在家务上的不对等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否则就没有“丧偶式育儿”一词了。不过，传统上男性至少总要在道德上予以认可，就像《大话西游》结尾，猪八戒转世高中状元后，回乡来对辛勤付出的妻子连声说：“辛苦娘子磨豆腐，辛苦娘子磨豆腐啊！”这多少宽慰了付出者，似乎得到权威的一声肯定，多少年的含辛茹苦都值得了，至少也没有错付。然而，王力宏令人侧目的一点在于：他对此看来没有什么歉疚感，即便是在那封最后的道歉声明里，他说的也是“没经营好婚姻，给家人带来困扰，没给大众做好偶像应有的形象，都是我的错”。言下之意，他歉疚的主要是自己在离婚这件事上“处理不当”，以至于给家人、大众添麻烦了，并不是歉疚于过往那些年里没能好好对待妻子。这么说吧，如果这次李靓蕾忍气吞声，拿钱走人，两人和平分手，那他很可能不会做任何形式的道歉。这其实在他此前接受陈鲁豫采访时就能看出端倪了。当时鲁豫问他：“你为爱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王力宏目光回避，只是说：“结婚就是很疯狂的事啊！生孩子就是很疯狂的事啊！孩子出生那一刻，所有的情绪涌来，我整个人好累……”鲁豫忍不住刺了他一句：“说得好像你生的一样。”从这样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王力宏是一个相当自我乃至自恋的人，他所理解的“为爱付出”，着眼的并非对方的感受，相反只聚焦于自己的感受，虽然孩子出生时，当妈的毫无疑问比他更累。同时，在他眼里，结婚、生娃都是“很疯狂的事”，是他本能地避之不及的，这或许意味着，他所说的“累”，不是指为之操劳过度的那种“累”，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逃避和厌倦。既然如此，那他很自然地就会把家务事都丢给妻子去处理，自己能躲则躲。|

B站UP主“大程子好妹妹”一个特别的B站UP主最近爆红，这位“大程子好妹妹”制作的视频既不是动漫，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她坐着轮椅在国内各大城市体验无障碍设施的经历。她5岁时就因患小儿麻痹症，只能坐轮椅出行，这样的切身经历让她经常“被现实打醒”：很多城市距离“无障碍社会”还很远。当她把这些经历做成视频后，引起了无数人关注，从B站火到《人民日报》，白岩松主持的央视节目《新闻周刊》也对她进行了报道，并将她评为本周人物。在节目里，她用近8分钟时间阐述了自己测评各地无障碍的经历。她自己也慢慢意识到，公众对城市无障碍水平等内容还挺有兴趣，“跟大家的生活比较贴近，换一个视角看世界的感觉”。不可否认，她所指出的是国内城市里的普遍现状：“很多残障者更多的是他/她很难出来，而不是他/她不愿意出来。”她不仅点出了很容易被一般人所忽视的非主流群体生活体验，甚至她本人在网上走红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新变化。1当隐身人现身今年9月初东京残奥会闭幕之际，我就曾在《为主流人群服务》一文中说过，“国内的公共设施，基本上都是为主流人群服务的”。国内虽然有高达8500万残障人士，但他们中仅有9%持证工作，剩下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隐身状态，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残障人士才需要无障碍设施，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在婴儿车里、病倒或受伤难以出行时，又或是老了腿脚不便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有了孩子以后，才赫然发现，国内的无障碍设施对于婴儿车来说有多不友好。微博大V管鑫在看到“大程子好妹妹”关于无障碍出行设施的“黑榜”视频后说，八年前他在谈及国外无障碍出行的一些经验时，评论区大抵还是诸如“哎呀我们正常人出行也不算多有尊严了”这类抬杠的声音，到这两年终于开始渐渐关注和强调无障碍设施的全民需要——哪怕是你拖着、背着沉重行李的时候。“大程子好妹妹”发现，上海算是国内城市里无障碍设施相对完备的了，但尽管硬件不错，软件上还是有不少细节可以改善。让她颇为欣慰的是，当她把这些意见反馈上去后，市政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在镜头里，她有一种让人愉悦的开朗，这可能也因她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她说，已经看到有变化，并且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让残障者出现在大众眼前，就已经是我一个很大的成就”。当然，她在此说的是公共服务的提升，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变化，其实是像她这样的非主流群体，开始借助视频和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她承认，在19岁时也曾一度消沉过，忧虑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但正在此时，她看到了Amy

一个广告：画面中一个小男孩推开父母的卧室门，见到他们还在休息，心想；“妈妈还在睡觉。”然后拿出米老头蛋黄煎饼，自己开心地吃起来。等妈妈醒来，看到儿子在吃饼干，又惊喜又爱怜，儿子则举着饼干说：“妈妈你看，以后你可以多休息十分钟了！”片尾则是包括两个老人在内的一家五口快乐地吃着早餐。这看起来是个极普通的广告，但在一些女性受众看来，可说是女性刻板印象的范例：虽然是父母都在安睡，但早起十分钟给孩子准备早饭被默认为是妈妈的事。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敏感的是：为什么家里那么多人，而‘妈妈’是唯一被设定为不能再多睡一会儿而要起来给全家做早饭的人？”1敏感？那就对了这在网上也激起了一阵讨论。最常见的反驳是“你想太多了”、“玻璃心”，而另一种反对声音则认为，这不过是信息传播中很平常的事，因为如今没有任何一则讯息可以让所有人满意，该广告也不过是想“找对人、说对话”罢了。也就是说，广告没有义务去做政治正确性的教育，它只是希望这个画面能打动那些善于自我感动的中国母亲去购买而已。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即在一个多元的环境下，各种声音都会有，也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但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广告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隐含对女性的歧视？你不能因为反犹的言论有人听，而当人们批评时就来一句：你们不是我受众，我只针对有限人群说话。在我看来，不论如何，这种对女性身份预设的敏感是值得珍视的。我时常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们这些中国第一代网民，可能也是对大众传媒中隐藏的歧视性话语敏感并抗议的第一代中国人，这应该和个人权利意识的普遍强化有关。由于缺乏类似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那样深入全社会的经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常常人们常常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偏见。“阿三”、“黑鬼”这样涉嫌种族歧视的蔑称，在网络上、甚至在公开场合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一个信息技术的高级经理在微博上评论说，以后微软的项目都会外包给阿三——他这样说并不担心会被找麻烦。何伟在《寻路中国》中曾说：“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不仅如此，招聘时对年龄、性别乃至星座、血型的歧视都存在，你可能会被告知，对于你所应聘的这个职位，你“性别不理想”，又或者是星座不合（虽然这未必直接说出）。当有人质疑这些行为时，他们最经常得到的答复通常是：“你想太多了”、“你太敏感了”、“都这样啊，这有什么问题？”就好比男人常用“你能不能冷静点”试图剥夺女性言论的自由和合理性，并且默认生活在某一价值体系下的人不需要甚至不值得思考和改善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文明的进程

在一场公司大会上，在领导们说完之后，一位新来的实习生举手说：“我也来说两句。”她走上台时，很多人都在台下议论：“这是谁？”“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实习生来发言吧？”无论这意味着年轻人的“勇气”还是“不懂规矩”，这事能成为受人议论的话题，本身揭示了我们所身处社会的一个侧面：在中国，发言是需要某种“资格”的，而这与发言本身是否有道理未必有关，倒是和发言人的辈分、资历、身份密切相关——“资格”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词汇，既可能指你辈分、级别低（还可以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来训斥人），也可以指不具相应的专业知识。在生活中你会发现，人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设法剥夺别人的发言权：“你不够资格”、“你的观点不值一听”、“你的看法是错的”，以及最厉害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都假定了一系列前提：只有重要的人物、权威的看法、正确的观点才是有权说出来，而身份低微者或错误（更不用说虚假）的看法都是没价值的，不应有发言权。“发言权”一词本身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在发表这些看法时也无须具备什么资格才能说话。在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中，首要的规则就是：把你第一时间的想法说出来，畅所欲言，哪怕异想天开，不必顾虑对错，更禁止评判、扼杀他人的观点。很显然，这需要参与者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激发每个人的主动性，并容许各种天马行空的奇怪观点，因为说不定其中就有一个能成为创新的起点。与之相比起来，很明显的一点是，如果发言是需要某种“资格”才能谈的事，那意味着很多人只能闭嘴，即便心里藏着有价值的看法也不敢拿出来说。当然，任何社会中总有一些人握有更大的话语权，然而中国人说的“资格”和话语权还不是一回事，而是预先判定了什么人的话更值得倾听。这就自然造成某种“让尊长先说话”的氛围，固然这在大部分社会里恐怕都是礼节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往往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点：发言有时是一种姿态，重要的未必是说的内容，因而在多数人没资格发言的同时，对领导则常常让他们“随便说点什么”。因为“资格”意味着一个人的说话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样的话，你没资格说，但别人却可以说。这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气氛，仿佛只有那些权威的、正确的观点才容许在社会上传播。这无疑是一种正统的意识，因为这意味着默认符合现有的权威所确定规则的话才是对的。很多人也许觉得“那些没用的废话、错误和虚假的说法是没什么必要让它们发声”，连作家巴金也曾呼吁：“我们要保护说真话。”真话当然有必要保护，但只保护真话恐怕迟早会出事。因为问题在于，谁以什么标准来界定哪些话是有用的和正确的呢？毕竟，像“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看法，也曾被人视为荒谬不堪。如果只有真话才受保护，那么别人就能以“你说的不是真话”为由理直气壮地阻止你发声。更进一步说，由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的存在，人们习惯了将发言分为三六九等，这不仅让许多人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知识优越感和智商歧视，强化社会等级观念，还会使人常常去主观判断（有时甚至在其说话之前就预判）别人的观点不值一听，尤其难以容忍一个自己看不惯的观点——而在此时，却又不是去技术性地讨论问题本身，而是去说对方“没资格”谈论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仿佛是只有他本人才有资格判定谁有资格谈。这就使得我们难以宽容分歧，正如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所说的：“虽然我们表面上都同意观点会因人而异，但由于自己的观点通常看起来极为明确，以至于我们忘却这只是个观点，而以为是事物的实际状况。这是种强烈的错觉。”在我看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是这一逻辑中衍生出来的。虽然它乍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也常被借用来剥夺没做过调查的那些人的意见，还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做了调查就掌握了真理。没做过调查者的意见未必就不值得倾听，如果事事都要调查，逻辑推理就毫无用处了。更何况，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那些走过场的“调查”常常被用来强化已有的定论，一如当年“调查武训历史”时，使用的都是一些带结论暗示的引导性问题，诸如“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其结果，“调查”的结论都是事先就已定下的，而其他人则或是其调查不被认可，或是因未作调查而被剥夺发言权。这样，如果事先认定只有一部分有价值、正确、权威的观点才能得到传播，还会使得人们往往会歧视、乃至打压那些在他们自己看来是无用和错误的意见。这恐怕就是为何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常常见到“碾压式讨论”——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平等地讨论，而总是以一副论战的架势，在讨论中试图完全彻底地驳倒对方，不断追击以求完胜。无论其观点对错，这基于一种自我中心的威权主义设想：我掌握着真理，而你的意见是完全不值得倾听的，与此同时，却又格外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考古学家李学勤1958年曾撰文抨击“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的谬说更彻底破产了”，即便是学术性的假设，当时的人们也常常使用诸如“猖狂进攻”、“组织反攻”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军事隐喻。显然，这里不承认所有观点都不过是平等的假说。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常常描述的“真理战胜谬误”的图景本身也是可议的，倒不如说在诸多假说中，某一个假说逐渐被认定为更具有解释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而其余假说也并不见得就是一无可取的“谬误”。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争论中，人们常常用“讲理”或“评评理”来解决争端，那么这前提是社会对“道理”本身还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在缺乏共识的多元化时代，一味寻求压倒对方，恐怕无助于增进社会的文化丰富性。在欧洲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观点分歧也曾极为激烈，自诩掌握真理的那些人甚至不屑于论战，而只是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别人，“不仅如此，他甚至把这看作是一种让步，一种恩惠；这时，在基督徒眼里，与异教徒讨论问题已成为一种多余的事了。”（《法国文明史》卷一）大概正因此，曾坚定捍卫达尔文进化论的英国学者托马斯•赫胥黎才说了那句看似费解的话：“没有理性地坚持真理，可能比理性地坚持错误更有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曾抱怨过，认为许多科学探讨的争论几乎总是毫无成果，“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彼此理解，而是彼此压过对方。”——这样的场面，想必中国人也不会感到陌生。人实在是一种极为顽固的动物，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得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再是宇宙中心之后，达尔文进化论又粉碎了人类是世间之灵的神话，然而，人们在下意识中其实仍然依赖自身来把握整个世界。再加上中国人长久以来习惯了一元化的价值观，总认为所有的看法都要分高低对错，所以不免有一种想要以自己为标尺去判断人的冲动——因为他们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观点，而那不必意外，通常恰好就是他自己持有的那个观点。到头来，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幻象，认为“只有我自己才是对的”。就目前来看，中国人已经在儿童教育中慢慢接受一点：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在大人看来幼稚可笑的，也不要紧。如果你问问他为什么说，会发现他有他的理由。孩子的想像力，正是因为他们尚未接受成人的那些规则和框框，在画画时他可以说“我觉得雾应该是蓝色的”，此时如果你非要去纠正他说那“应该”是白色或灰色的，那无异于扼杀他的想像力。然而我们的宽容似乎仅适用于孩子，等他们慢慢长大了，我们就又开始觉得那些异想天开不是“有想像力”，而纯粹只是“错误”的，这就让人不敢说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被“纠正”过来的，到最后又想着去“纠正”别人的观点。平等交流是需要长久学习的。如果一个人只能容忍在他看来是那些权威、正确的声音，并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那些看法灌输给别人，把讨论仅仅视为“为了说服对方同意我是正确的而谈话”，进而轻蔑地认为仅凭对方的身份就表明他没有资格谈或即便谈也只是错误的看法，那么，这也就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但合作就得尊重彼此，去理解那些即便在我们乍看起来是匪夷所思的想法，因为历史一次次表明，很多变革，正是那些身处边缘的人物所发出的让人不适的奇思怪想引发的。这就不能急于去压制不同意见，并对看法的分歧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但首先一点，得给予所有发言以平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