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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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新栏目征稿启事

新栏目征稿启事亲爱的读者朋友:
202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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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人民检察》订阅中!可随时订阅、补寄期刊

《人民检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连接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司法改革,聚焦司法疑难,引领检察实践,为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2023年《人民检察》杂志火热征订中,半月刊,全年24期288元(含邮资)。本刊为自办发行。请直接汇款。汇款时请在信汇凭证用途栏或邮汇单附言栏填写订阅者收件地址及收件人名称。银行汇款单位:人民检察杂志社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账号:0200004909200061142联系人:简敏联系电话:010-8642355013810273102传真:010-86422281订阅网址:https://jc.zhengding.org.cn/订阅服务一条龙,哪种方式都轻松,若有需求请反馈,为您服务心意诚。订阅杂志找简敏13810273102010-86423550邮寄问题找琳琳010-86423533发票问题找洪坤010-86423548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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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人民检察》持续订阅中!自办发行,随时订阅

《人民检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连接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司法改革,聚焦司法疑难,引领检察实践,为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2023年《人民检察》杂志火热征订中,半月刊,全年24期288元(含邮资)。本刊为自办发行。请直接汇款。汇款时请在信汇凭证用途栏或邮汇单附言栏填写订阅者收件地址及收件人名称。银行汇款单位:人民检察杂志社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账号:0200004909200061142联系人:简敏联系电话:010-8642355013810273102传真:010-86422281订阅网址:https://jc.zhengding.org.cn/订阅服务一条龙,哪种方式都轻松,若有需求请反馈,为您服务心意诚。订阅杂志找简敏13810273102010-86423550邮寄问题找琳琳010-86423533发票问题找洪坤010-86423548
202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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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新型疑难典型案例征集令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背后蕴含的法律适用、办案理念、法治价值等均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2023年,《人民检察》杂志更加重视案例研究,现面向广大司法实务人员、法学界人士征集新型、疑难、典型案例。具体来说,有两种形式:一是重点写明案情简介,列举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和分歧意见,篇幅不限。本刊将根据案件的新颖性、疑难度及其理论和实务价值来决定是否选用,并视情况组织有关案例研讨,在本刊彩页“疑案精解”栏目刊发。二是围绕案件办理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堵点,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角度,对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篇幅一般为5500字至9000字。来文中涉及的案件一般应当已获生效判决、裁定,或者由检察机关作出终结的处理决定。来文请发送至电子邮箱:1793549168@qq.com,邮件主题注明“疑难案例投稿”。《人民检察》编辑部公告为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微信端征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邮箱rmjcwlb@126.com,征稿内容详见《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编辑:刘梦洁相关链接《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声明:本刊从未委托第三方中介征订杂志,在此提供正确订阅方式,谨防假冒。关于我们《人民检察》创刊于1956年6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办刊宗旨。它关注检察改革,探索法学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疑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投稿邮箱:rmjcwlb@126.com
202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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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新型疑难典型案例征集令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背后蕴含的法律适用、办案理念、法治价值等均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2023年,《人民检察》杂志更加重视案例研究,现面向广大司法实务人员、法学界人士征集新型、疑难、典型案例。具体来说,有两种形式:一是重点写明案情简介,列举案件办理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和分歧意见,篇幅不限。本刊将根据案件的新颖性、疑难度及其理论和实务价值来决定是否选用,并视情况组织有关案例研讨,在本刊彩页“疑案精解”栏目刊发。二是围绕案件办理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堵点,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角度,对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篇幅一般为5500字至9000字。来文中涉及的案件一般应当已获生效判决、裁定,或者由检察机关作出终结的处理决定。来文请发送至电子邮箱:1793549168@qq.com,邮件主题注明“疑难案例投稿”。《人民检察》编辑部公告为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微信端征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邮箱rmjcwlb@126.com,征稿内容详见《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编辑:刘梦洁相关链接《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声明:本刊从未委托第三方中介征订杂志,在此提供正确订阅方式,谨防假冒。关于我们《人民检察》创刊于1956年6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办刊宗旨。它关注检察改革,探索法学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疑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投稿邮箱:rmjcwlb@126.com
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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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研究综述

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更加深度融合助推案件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七申国军目
202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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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未成年人检察研究综述

未成年人检察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与展望——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六那艳芳目
202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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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公益诉讼检察研究综述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五胡卫列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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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行政检察研究综述

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完善中国特色行政检察监督体系——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四张相军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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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民事检察研究综述

加强民事检察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三冯小光
202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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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刑事检察研究盘点

刑事检察理论研究不断丰富深化助推刑事司法实践创新发展——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二苗生明目
202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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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 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检察理论研究综述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这在党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更是期待。2022年,各级检察机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丰硕成果。为及时总结和回顾一年来检察理论研究重点与检察工作成果,并谋划新一年的研究方向,本刊特组织“2022年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专题,涵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共8篇文章,即日起连续发布,敬请关注。持续推进新时代法律监督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022年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盘点之一目
202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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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首届全国职务犯罪检察论坛征文获奖论文和优秀组织奖单位揭晓

孙道萃、付奕11.企业职务犯罪合规建设作者:“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机制的规范化构建”课题组(郭志媛、姜淑珍、丁红琳、高磊、杨雨蒙、朱伟悦)12.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的司法限缩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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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刊从未委托第三方中介征订杂志,在此提供正确订阅方式,谨防假冒。

行号:102100000499开户银行:工行北京市分行永定路支行联系方式简敏订阅电话:13810273102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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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22期要目

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企业合规检察研究基地研究员。落实中央《意见》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增强能动履职意识
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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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21期要目

王志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解中国古代的秉公执法及其对当代的启示王立民司法改革探索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支持王
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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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20期要目

想象竞合作者简介:付立庆,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洁淼,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研究大数据证据在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的审查运用摘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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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9期要目

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新时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就与展望陈国庆落实中央《意见》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问题研究傅信平法学专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主体的认定徐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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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

《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为顺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及时传播法治研究成果,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检察》特开辟微信公号端投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主要刊发法治理念及制度研究、检察理论及实务最新研究成果、域外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学者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等。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我们将定期发布阶段性选题指引及长期选题参考,欢迎广大检察人员和法学界人士投稿!来稿请至邮箱:rmjcwlb@126.com。声明:本刊版权,包括纸质版与网络版版权,均属于人民检察杂志社,任何媒介的转载须标明来源。来稿要求1.来稿须原创。2.文章须兼顾理论性、实践性与可读性,做到选题新颖、有独到见解,逻辑严密、理据准确、引文规范。3.稿件字数以
202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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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23年《人民检察》

重点来了2023年订阅开始啦!2023年订阅开始啦!2023年订阅开始啦!订阅邮寄发票订阅服务一条龙,哪种方式都便捷,若有需求请反馈,为您服务心意诚。订阅杂志找简敏13810273102010-86423550邮寄问题找李季010-86423533发票问题找洪坤010-86423548公告为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微信端征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邮箱rmjcwlb@126.com,征稿内容详见《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编辑:刘梦洁关于我们《人民检察》创刊于1956年6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办刊宗旨。它关注检察改革,探索法学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疑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投稿邮箱:rmjcwlb@126.com
202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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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8期要目

推进少捕慎诉慎押贯彻实施刘艳红凝聚共识推动少捕慎诉慎押落地落实孙长永能动履职实现从治罪到治理模式转型张朝霞中国特色羁押听证制度的形成与未来冀祥德从刑事一体化角度看刑事司法理念政策创新万
202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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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7期要目

李先伟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难题及对策刘晓涛涉案民营企业的商业信誉保护张韫晖域外法治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法中逃税行为除罪条款完善方案赖早兴
202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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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6期要目

刑法经济学作者简介:王波,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徐玲,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法官;任海涛,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研究网络“黑公关”行为最新样态及刑事规制摘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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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23年《人民检察》

重点来了2023年订阅开始啦!2023年订阅开始啦!2023年订阅开始啦!订阅邮寄发票订阅服务一条龙,哪种方式都轻松,若有需求请反馈,为您服务心意诚。订阅杂志找简敏13810273102010-86423550邮寄问题找李季010-86423533发票问题找洪坤010-86423548公告为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微信端征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邮箱rmjcwlb@126.com,征稿内容详见《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编辑:刘梦洁相关链接《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关于我们《人民检察》创刊于1956年6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办刊宗旨。它关注检察改革,探索法学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疑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投稿邮箱:rmjcwlb@126.com
202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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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5期要目

余湘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理论与实践利用大数据挖掘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初探翁跃强等权威解读《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吕洪涛
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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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4期要目

人情作者简介: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评析专题虚拟货币领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立体化审查摘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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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3期要目

检察听证作者简介:王庆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潘一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实习生,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理论与实践数字赋能检察侦查的进路摘
202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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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2期要目

保障诉权实质平等作者简介:兰楠,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助理,法学博士。第三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专家评析专题检察监督推动“刑行双罚”统一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第146号评析摘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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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1期要目

治理模式作者简介:王莉,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国家安全学院)讲师、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域外法治行政人员与司法人员交流协作的域外做法及借鉴摘
202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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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10期要目

国家治理作者简介:王旭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落实中央《意见》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示范窗口的能动创建——以浙江杭州检察工作为观察视角摘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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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2022年第9期要目

行为作者简介:刘品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员;陈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智慧法律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犯罪结构变化下轻罪的刑法区别治理摘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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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品新:电子证据的连属式审查——以涉企案件为例

摘要电子证据在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存在明确的空间连属关系。办案人员可以进行连属式审查,包括审查物理空间的行为连属、信息空间的系统连属以及审查两个空间的混合连属。运用电子证据办理涉企案件对连属式证据审查有着天然的吁求。具体来说,办案人员应当掌握三大技巧:一是对电子证据形成前、中、后各环节人的行为进行连属式审查;二是对操作系统层、文件系统层、网络层的数据进行连属式审查;三是对物理空间各环节行为、信息空间各层次数据进行连属式审查。此类审查方式因由客观规律而内生,不同于纯粹人为性质的证据组合审查,可为精准办理涉企案件奠定基础。“连属(Ariticulation)”一词原意是指将各个部分通过关节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的各部分通过功能一体化而具有统一行动的能力。电子证据的连属关系存在三种样态:第一种样态是不同空间存在相同的电子证据;第二种样态是不同空间虽无完全相同的电子证据,但各电子证据却可以聚合于同一案件事实;第三种样态是指不同空间既无相同的电子证据,也未聚合于同一案件事实,但不同空间的电子证据之间隐含着对照、补充等关系。“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办理涉企案件,需要掌握连属式审查技巧,培养专业化审查能力。换言之,办案人员对涉企案件精准进行“外科手术式”审查时,可以将电子证据当作骨骼架构,进行物理空间的行为连属式审查、信息空间的系统连属式审查以及两个空间的混合连属式审查。一、涉企案件宜用连属式审查当前,涉企案件的司法办理在我国难度很大,要求很高。涉企刑事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力兼具,查处不当恐将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仅从司法证明实践来看,该类案件中电子证据的运用存在四种规律,决定了开展电子证据的连属式审查具有广阔的空间。第一,涉企案件日渐涉众,难以简单依靠传统证据同电子证据相印证构成有力的证据体系。实践中,除非部分员工认罪认罚或提供证言,否则难以收集到与电子证据相对应的传统证据。即便部分员工认罪认罚或提供证言,收集证据的难度也非常大。因此,办案人员办理涉企案件,可以电子证据为主要证据,重点查找能相互印证的服务器文件、电子邮件、办公文档等证据,而非过于依赖各种传统证据。第二,电子证据在涉企案件中多以转化形式使用。涉企案件举证方很少直接以光盘或移动硬盘中的电子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电子证据多以鉴定意见等转化方式呈堂。此时,能否准确地将鉴定意见与电子证据进行连属式审查变得至关重要。一旦审查错误,就可能导致冤案、错案。第三,若办案人员滥用权力、制造虚假电子证据,会酿成恶果。对于涉企案件要特别注意司法权力恣意越界可能引发的危险。涉企案件的办理错误,会对企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办案人员应重视涉企案件电子证据的审查,秉持审慎而精准的态度。第四,涉企案件中电子证据以服务器文件、电子邮件、办公文档等证据为主,这决定了在涉企案件中非常容易找到基于网络OSI分层的连属关系。展开来说,电子设备等系统根据OSI分层模型可以分成若干层级,不同层级间存在的电子证据可构成连属关系。二、基于物理空间行为连属的证据审查技巧审查物理空间的行为连属,实务技巧就是要将电子证据形成前、形成中、形成后各环节人的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审查。此处以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为例说明这种审查模式能取得怎样的效果。该案中,涉案公司被指控通过发展会员的方式销售产品,截至案发时该公司会员列表中最高层级94级,会员总数量高达35412人,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到2.5亿元。为支撑证明指控的案件事实,公诉人员提交了书证、被害人王某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涉案钱款等物证、司法鉴定意见及审计报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其中,核心证据是由某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以鉴定的方式下载所称涉案公司在国外服务器中的数据文件,证明了涉案单位的会员数量、会员层级、传销资金数额。办案人员进行连属式审查时,要认识到该服务器文件证据是以某计算机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同步录像资料的证据形式呈现的,并被转化为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还被转化为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具体审查过程至少包括三步:第一步,审查审计报告与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是否对应。这是在审查物理空间的审计行为与鉴定行为的连属关系。案卷载明,鉴定机构检验过程如下:(1)使用工作站进行杀毒,没发现病毒;(2)打开录屏软件;(3)打开网址,输入账号密码,据此查到了后台里的货币管理数据、开店管理数据、奖金明细数据、财务流水数据、会员管理数据、专卖店发货数据、电子币记录管理以及福利奖数据等,并将这些全部下载下来。被刻录到光盘里的检验结果包括:(1)将下载过程录制到“.avi”文件中并计算哈希值;(2)下载的数据打包为“提取数据(××公安).zip”并计算哈希值。鉴定报告后附有光盘及鉴定人执照。审计机构据此做了关于会员数量、会员层级、传销资金数额的审计。在这里,判断审计报告中的数据是否源于鉴定机构提取的数据的做法很简单,可以计算审计报告中使用数据和鉴定机构提取数据之校验值是否一致。第二步,审查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和鉴定报告、同步录像资料,判断鉴定机构在特定日期是否对涉案公司在国外的服务器有数据下载、提取行为。根据该案鉴定报告可知,检验过程并不符合鉴定规范,没有对IP地址和host文件的网络配置进行检查,也没有对浏览器有无cookie和缓存进行清查。这可以被理解为证据瑕疵,结果取决于公安机关能否有效补正。该案中同步录像资料主要存在四个疑点:一是该案鉴定报告不像是鉴定机构做的,因为录像中电脑屏幕显示的时间是凌晨4点,不太可能是鉴定机构的工作时间;二是没有全程录屏,只录了28分钟,这违反了鉴定规范,也不能保证后面时间段提取的数据是涉案公司境外服务器的数据;三是该案的电子证据鉴定过程本质上是远程勘验,涉嫌违法取证;四是取证过程中使用的账号、密码没有在鉴定报告里写入送检材料。而法律规定检材必须经过法庭质证,不写账号密码会导致其无法在法庭上被质证。这意味着检材可能来源不明。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侦查机关能够有效补正。第三步,将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和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等结合起来审查。例如,对于服务器里的转账数据,可以去银行查询转账记录以及使用证人证言进行核实。该案中,办案人员抽取了一些服务器的转账数据,经与证人证言、转账记录比对,发现不一致。这就使数据的来源产生争议。这是在审查物理空间的转账行为与鉴定行为的连属关系。三、基于信息空间系统连属的证据审查技巧电子证据会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磁盘编码层、操作系统层、文件系统层、网络层等层次同时呈现。审查信息空间的系统连属就是将出现在前述各层次的数据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审查,至少操作系统层、文件系统层、网络层是非常值得关联起来审查的信息空间。不同层次的数据信息呈现系统性规律,且相互之间不能出现不可解释的矛盾。此处仍以前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来阐明如何审查信息空间的系统连属。该案涉案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有的表现为文件夹,有的表现为excel文件、网页文件或其他文件。可以在文件系统层对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之属性进行审查,主要查看其名称、修改日期与案件是否有关。该案中电子证据的修改日期就是下载完成日期,比如某文件夹的修改日期是2017年8月30日4:41,通常是指该文件夹就是2017年8月30日4:41下载完成的。通过对该案开展连属式审查,可以发现整个下载过程是从2017年8月30日凌晨4:01开始,到2017年9月1日晚上为止,这是反常的。更令人惊异的是,其中一位鉴定人80多岁、一位鉴定人60多岁,如此高龄的鉴定人怎会在凌晨4点熬夜工作呢?该案还要审查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提取过程。根据鉴定意见中的文字描述,鉴定人不仅没有对IP地址、host文件、网络配置进行检查,也没有说明网址、注册信息、联系人、后台维护人等信息与涉案公司的关系,甚至不能解释清楚数据来源。因此,应当将服务器中电子证据的提取过程与鉴定文书对鉴定过程的描述结合起来审查。审查鉴定意见所附光盘里的工作文件有个简单技巧,即对照鉴定意见里的每个步骤中所附的图和光盘里的文件,观察光盘里文件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与鉴定意见中的顺序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不是如实取证。在该案中,将鉴定意见的图文与光盘文件进行连属式审查发现,数据的时间信息表明是先完成数据下载行为、后有登录账号行为。此外,将被告人供述与服务器中的电子证据进行关联分析,发现该案被告人完全不认可××计算机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要求补正。四、基于两个空间混合连属的证据审查技巧审查两个空间的混合连属需要将物理空间各环节行为、信息空间各层次数据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审查。因为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是关联的,电子证据不会仅仅在信息空间里面出现,一定有相关联证据在物理空间出现。电子证据所在的信息空间同相关的物理空间亦存在客观的连属关系,如时间上的顺位关系。以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买卖纠纷案件为例,甲公司与第一被告乙公司有长期供货关系,第二被告丙公司通常为乙公司做担保。2013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价值6000万元的货物合同,随后甲公司将货物运送至上海港,乙公司将货物提走并卖出,但是没有支付货款。于是甲公司起诉了丙公司、乙公司。该案第一被告乙公司承认取走货物,但是因为生意亏损无法支付货款,第二被告丙公司称其未对本次货物买卖合同达成担保意向。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丙公司有没有对2013年甲公司和乙公司的买卖合同提供担保。甲公司律师向法庭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是电子邮件,并称该电子邮件由丙公司员工丁发给甲公司,附件是丙公司的财务报表及担保书,担保书上标明丙公司对2013年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的价值6000万元的货物合同提供担保,并盖有丙公司公章。甲公司称三家公司以前签订担保协议的方式也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而非三方坐在一起签订。丙公司对该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法院委托某计算机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该电子邮件未发现异常信息,但是因检材的局限不能确定其真实性。”鉴定意见里有三封电子邮件,且内容相同,都附上了丙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担保书。这三封电子邮件之间是转发关系。鉴定意见还计算了该电子邮件的MD5值。“未发现异常信息”是指鉴定机构将发件人和收件人域名与服务器域名相比较,发现一致,另外发送时间和接受时间也符合逻辑无矛盾现象。这个鉴定意见中前一句话对原告有利,后一句话对于第二被告有利。那么,如何有效审查该案中的电子邮件及相关鉴定意见?一方面,可以利用物理空间的行为连属,包括镜像行为、扫描行为、盖章行为等进行连属式审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信息空间的系统连属,包括对关联电子邮件以及邮件附件、邮件列表、邮件头等进行连属式审查。混合连属的具体审查过程如下:第一步,将印章印文与电子邮件(附件)结合审查。担保书有公章,这说明物理空间有盖章行为。通过简单的比对检验发现,电子邮件附件中“××担保书6000万2013.jpg”上的印章印文同丙公司印章印文的大小规格、笔画刻画等特征明显不一致。但由于用作鉴定的不是合同原本,而是电子邮件里的一个扫描件,扫描容易变形。看起来,这种异常也可能得到合理解释。第二步,将电子邮件扫描情况与电子邮件(附件)结合审查。第二被告聘请某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主电子邮件的5个JPG图片附件的属性信息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表明其中4个JPG图片附件有EXIF信息,可以反映电子邮件扫描时间和使用的软件等,而第5个JPG图片附件(即“××担保书6000万2013.jpg”)完全没有任何EXIF信息,无法反映电子邮件扫描时间和使用的软件等。这是经混合连属审查发现的一个较小疑点。对五个文件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文件内容包含的时间逐一分析。可以发现,电子邮件发送时间是2013年6月24日12:55,而图片附件文件的创建时间是2012年12月31日(意味着半年之前该图片附件文件就已经制作完成)。这是经混合连属审查发现的一个较大疑点。第三步,审查鉴定情况和电子邮件,即审查鉴定机构鉴定的电子邮件和原电子邮件是不是同一封电子邮件。该案中审核发现两者一致,没有异常。第四步,审查关联电子邮件及其附件。该案三封转发电子邮件的转发时间分别是2013年6月24日、2013年7月23日、2013年10月18日。(1)审查这三封电子邮件的目的是看转发电子邮件之间有没有异常,特别是最后一封转发电子邮件所附带的内容应跟前面的电子邮件对应上,不能有矛盾。(2)要重点审查2013年6月24日的电子邮件,因为这是最早的电子邮件,是原始证据,其他几封公司间相互转发的电子邮件是复制件。该电子邮件是在甲公司一名员工的电脑里面找到的,并且放到了名为“丙公司”的文件夹里。审查2013年6月24号的电子邮件发现,发件人邮箱是hotmail的邮箱,这不符合丙公司的商业惯例,因为以前丙公司是通过企业邮箱发送电子邮件。再审查电子邮件头的IP地址,经查与丙公司没有关系。此外,该电子邮件被甲公司律师专门放在了新建的一个名为“丙公司”的文件夹里,而不是在inbox收件夹里。如果说该电子邮件原来在inbox收件夹中是原件,后来被放到“丙公司”文件夹就顶多算复制件。而且,该案没有提取到服务器中的电子邮件,那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邮件版本。经混合连属式审查发现如下重要疑点:(1)几封电子邮件(附件)里只有担保书没有扫描信息,并且扫描时间在半年之前,甚至比这个项目还要早。(2)放在名为“丙公司”的文件夹里的电子邮件不是原始证据,原告也不能提供企业邮箱服务器里的电子邮件。(3)邮件证据的时间有异常。(4)最重要的是邮件证据与被告单位没有任何关联,电子邮件并非被告丙公司的企业邮箱发送的,IP地址也不是丙公司的。最终,一审判决现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担保行为。五、区分连属式审查与证据组合审查连属式审查和证据组合审查方法有所不同。证据组合主要基于证明内容相近、相同或相反将相关证据组合起来。组合在一起的证据指向同一案件事实,如犯罪动机、犯罪组织架构等,因此这是基于社会属性的组合,是构建证据体系的前提。证据连属主要基于信息空间各层次数据的关联关系,及其与物理空间各环节行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将电子证据连属起来审查,这是基于客观规律的组合。以一起非法经营期货案说明连属式审查与组合审查的区别。该案中,被告人甲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采用打电话、朋友介绍等方式,利用某国际网站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该案的争点是经营期货数额是多少。该案主要证据包括:交易软件的截屏图片打印件,没有标明出处的交易清单,账户入金情况、证人证言等。组合审查就是将指向同一案件事实的证据组合起来,针对同一案件事实要找到两份以上的证据形成组合。例如,对于该案待证事实“经营期货数额”,可以多找被害人获取其账户交易记录证明,用以合计证明经营期货的数额。连属式审查方法则是尽可能利用电子证据规律进行审查,将同一行为在物理空间的证据和信息空间的证据结合审查。比如同一个系统操作行为产生了多份证据,要将这些证据关联起来审查。该案交易记录产生有两个阶段:第一,证据形成阶段。要形成交易记录,需要有登录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下单等行为,隔一段时间会产生交易报告,之后有退出行为、关机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中行为人在登录界面有两个选项:一是真实交易行为,会产生真实交易记录;二是使用模拟账户进行交易,会产生模拟交易记录。但根据被害人打印的报表,办案人员无法区分所产生的交易记录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第二,证据提取阶段。证据提取环节会有相关的笔录,还有签字、刻盘等行为。该案由于是被害人打印的报表,并提交了该证据,而非执法机关或侦查机关提取证据,故没有笔录证明。由于被害人提交的只是证据打印件,未能提交原始存储介质,证据真实性存疑,并且涉案网站被查封后已无法登陆,故不能再行取证。该案通过连属式审查得出的审查意见是:(1)被害人提交的证据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交易记录可能是模拟交易产生的;(2)被害人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其是打印件,可以通过模拟交易获得。本文系“电子证据的有效审查”系列讲稿之一部分,根据2021年6月刘品新在江苏省公检法司联合培训班上主讲“电子证据的连属式审查:以涉企犯罪案件为主展开”的发言整理稿改编而来,初稿及加注主要由陈丽完成,审稿及定稿主要由刘品新完成。作者:刘品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员;陈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智慧法律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有删减,全文详见《人民检察》2022年第9期公告为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适应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人民检察杂志特开设微信端征稿发稿渠道,建立“好稿快发”“网络首发”机制,来稿除微信公号端编发外,还将择优刊发于《人民检察》纸质版。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邮箱rmjcwlb@126.com,征稿内容详见《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编辑:徐贺相关链接《人民检察》网络微信端征稿启事关于我们《人民检察》创刊于1956年6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全国百种重点期刊,以“交流经验,指导业务”为办刊宗旨。它关注检察改革,探索法学新知,交流工作经验,解析司法疑难,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贡献力量。投稿邮箱:rmjcwl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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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的理解与适用

为深入推进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自2021年10月14日起施行。为便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就制定《指引》的背景和考虑、起草过程和把握的原则、主要内容、重点要求等作以说明。一、研究制定《指引》的背景和考虑干事创业,关键在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考核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干部考核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最高检党组主动跟上并落实,于2020年印发《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构建起办案质量、效率、效果三个考核维度的检察官业绩考评体系。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业绩考评在推进政治机关建设、检察忠诚履职,提升检察队伍政治、业务和职业道德素质中有效发挥了“风向标”“指挥棒”作用,检务管理水平和检察工作质效明显提升。随着业绩考评逐步落实落细,一些地方反映,对不同层级、不同规模检察机关、不同类型检察人员的考核机制和方法需进一步细化,对考核制度和工作的认识需进一步统一。在此期间,党中央对干部考核工作提出了完善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办法和指标体系,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公务员平时考核、公务员绩效管理、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更高要求。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2021年7月,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提出要完善“考责”制度机制,逐步建立起以办案质量、效率和效果为基本内容,体现人民群众综合评价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中央部署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更需要把强化考核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工作质效的有力抓手,树立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考核就是监督的理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高检党组在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将考核对象从检察官拓展到包括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在内的全体检察人员,将考核内容从业绩拓展到对德、能、勤、绩、廉的全面评价,将考核方式从注重年度考核拓展到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从最高检做起,逐步推向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实现对检察人员的“全员、全面、全时”考核。出台《指引》就是对上述工作部署要求的系统规范。二、《指引》起草过程和把握的主要原则《指引》起草工作自2020年下半年启动,历时一年多。起草过程中,最高检持续跟进了解各地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情况,总结提炼地方经验做法,广泛征求、充分吸收最高检各部门及地方检察机关意见,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作了调整完善。起草工作主要把握四项原则:第一,突出政治与业务深度融合。检察机关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机关,也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机关。《指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绩效评价和干部考核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起草的基本遵循。检察人员考核按照政治与业务深度融合要求,重点评价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第二,全面落实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要求。检察人员考核不是在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方式(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定期考核、任期考核)之外另搞一套考核方式。检察人员作为国家政法类公务员,应全面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同时,通过优化完善业绩考评对象、内容、方式,将业绩考评与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评价体系紧密结合,融合为“检察人员考核”,减轻基层考核负担。第三,体现司法规律和检察职业特点。落实司法责任制、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员额制管理等要求,按照最高检党组提出的质效导向、科学管理等新要求,细化检察人员考核的内容、标准、程序、结果运用及相关事宜。《指引》未作规定的,执行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第四,坚持问题导向。《指引》聚焦前期检察人员考核推进过程中各地反映集中的焦点、难点问题,注重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需要统一规范的,结合检察实际从顶层设计提出明确要求;需要继续探索优化的,在总结地方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思路和总体方案,给各地创新实践留出空间。三、《指引》的主要内容《指引》在《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基本理念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深化完善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要求。《指引》分为总则、考核指标和方法、检察官考核、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考核、等次确定及结果运用、附则等6章,共33条。(一)厘清检察人员考核的概念和基本要求第一,明确检察人员考核是检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贯彻落实干部考核、公务员考核规定,结合司法规律和职业特点,以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为重点,对检察人员德、能、勤、绩、廉的了解、核实和评价。第二,强调检察人员考核实行分级分类考核,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以及领导干部分别有不同的考核重点和考核方式。第三,提出检察人员考核应建立实时动态考核管理机制,发挥考核在日常检察业务和队伍管理中的抓手作用。第四,要求在推进检察人员考核的基础上,加强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的衔接,统筹开展部门考核、条线考核、检察院考核工作。(二)完善检察人员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检察人员考核采取量化评分的方式进行,得分由业绩指标得分、共性指标得分和综合评价得分三部分组成。第一,业绩指标侧重不同类别人员岗位职责、工作特点,主要从质量、效率、效果三个维度具体设置考核指标和计分分值。其中,效果指标突出政策性、灵活性和阶段性,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及时调整、动态设置,充分发挥抓落实、补短板、强弱项的“指挥棒”功能。第二,共性指标侧重评价政治品质、道德品行、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廉洁自律等。共性指标内容主要根据202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务员考核规定》关于德、能、勤、廉有关要求,结合检察工作特点具体设置。第三,综合评价则由一定范围人员对被考核对象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实现主客观评价相统一。实践中,综合评价可以结合民主测评等形式进行。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及《公务员考核规定》均对民主测评提出要求,《指引》第八条也对综合评价方式提出原则性意见。(三)细化检察官考核要求第一,明确检察官考核比较原则。考核应遵循人员类别、岗位职责、考核规则的一致性。《指引》第十一条明确检察官考核以同部门比较为原则、跨部门比较为例外的要求。这主要是考虑不同检察业务条线的办案类型差异较大,检察官岗位职责内容、考核项目、评价指标各不相同,即使效率指标可以通过设置办案强度系数、案件类型系数和个人贡献度系数进行换算,质量、效果指标也不具有可比性。检察官在部门内部或者职责相近的本院同类岗位之间进行排名比较,更具有可比性、科学性。同时,从全国来看,大部分基层检察院的编制少于50名。对于这些规模小的检察院,同一部门内的检察官人数较少、难以形成有效竞争,或者从事的业务类型差别较大、难以对其履职情况作出有效比较评价,因此对于“小院”有必要在全院范围内跨部门比较评价。第二,明确检察官考核跨部门比较方式。《指引》第十二条明确了检察官考核跨部门比较的两项重要参考因素,对从事相同业务的检察官进行“同业比较”。根据检察官所属部门条线在本地同级检察院中的考核排名情况,或者根据检察官在全市相同条线检察官中的考核排名情况,对检察官业绩指标原始得分进行调整换算。调整换算时,可以根据考核排名直接赋分、进行加减分或者按照一定规则转化为系数。详细计算方式可以参考2021年6月最高检印发的第一批检察人员业绩考评范例。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上级检察院要对辖区基层检察院各业务条线检察官分别开展统一考核,或者对辖区基层检察院的各业务条线开展业务考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不同检察院在编制规模、办案数量等方面的差异,科学划定比较范围,提高排名科学性。此外,政法专项编制在30人以下的检察院,检察官人数大约在10人左右,除去担任领导职务的,普通检察官的人数很少。如果再设置复杂的考核方式和规则,无异会加重管理工作负担,故《指引》明确此种情形可以由院领导或考核委员会统筹确定考核等次。第三,明确“一人多岗”检察官考核方式。一名检察官从事多个条线业务,或者在考核周期内进行岗位调整的检察官,可以根据《指引》第十二条跨部门比较方式计算各条线业绩指标得分后,按照平均分或者加权计算总成绩。权重的标准,可以考虑上级检察院业务考评的条线分值比例、不同业务条线的工作量、本院工作重点等因素研究确定。第四,明确检察官办案组考核方式。根据司法责任制改革有关要求,司法办案实行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的基本组织形式。以检察官办案组形式办理案件或其他检察业务的,可以由部门负责人或主办检察官根据办案组成员承担的工作量和发挥作用的大小,合理确定每名检察官得分。(四)细化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考核要求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作为检察官中的“关键少数”,应按照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带头办案。《指引》第十五条明确对入额领导干部的考核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第一,重点考核以“从政治上看”的站位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新类型案件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案件情况。第二,考核应契合领导干部岗位特点。除对办理案件等业务工作情况考核计分外,还要结合入额院领导对分管业务部门的监督管理、审核把关、业务指导等职责,合理设置考核分值构成,全面反映组织、管理、指导等履职质效。第三,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双重管理的有关规定,主动配合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做好考核工作,将入额院领导考核情况作为推荐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第四,健全和完善与考核相配套的分案轮案、监督管理、结果运用机制,推动入额领导干部办案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五)细化检察辅助人员考核要求第一,明确检察辅助人员考核方式。检察辅助人员考核总体上采用基础分结合加减分的方式,工作职责内的各项日常工作都包含在基础分里,再根据工作质效设置加减分项。基础分一般取平均分,可以根据检察辅助人员辅助检察官办案情况,按照所在办案组、所在部门的检察官平均分设置;也可以根据工作量、检察官考核结果、领导了解掌握的情况等因素对平均分上下浮动。第二,明确检察辅助人员考核指标设置内容。检察辅助人员考核,重点评价在检察官指导下参与和承担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检察辅助事务情况。2015年最高检《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官助理的职责,《指引》第十八条根据相关职责针对性提出了指标设置建议。第三,明确检察官对检察辅助人员的考核等次有一定建议权。2021年最高检《“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赋予了检察官对检察辅助人员的工作分配权和一定的考核建议权。《指引》相应作出要求,通过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绑定式”考核,实现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的良性互动,提升办案团队建设。(六)细化司法行政人员考核要求司法行政人员岗位职责种类繁杂、差异很大,日常工作既难以完全量化,又难以直接横向比较,很难有一种考核办法“包打天下”。《指引》第十九条提出了基础分(平均分)结合加减分、目标绩效评价、按件计分结合加减分以及综合评价四种考核模式,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人员岗位职责合理选用。此外,主要采取通用考核指标、统一评价标准的,可跨部门排名比较;主要以个性化指标考核的,可只在部门内部排名比较,也可结合对部门的考核结果、部门内排名等情况进行跨部门排名比较。(七)强化考核等次结果运用第一,明确检察人员考核统一执行公务员考核的结果等次、比例。即根据《公务员考核规定》及201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确定考核的结果等次、比例。第二,明确检察人员考核实行逐月累计计分、实时动态排名。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体现检察业务工作的延续性,有助于增强计分排名与工作实绩和综合表现的一致性,符合司法办案规律。二是有利于发挥检察人员考核的管理功能。分管院领导、部门负责人能够掌握检察业务和人员的实时状态,并根据考核数据反映的动态变化趋势及时作出调整部署。三是体现允许和鼓励“后来居上”的考核导向。第三,明确平时考核等次确定方式。平时考核的等次主要根据检察人员对考核周期内工作态度、工作质效、工作作风等情况的个人小结,并可将当期考核的实时累计计分排名作为重要参考。同时,根据《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时,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当期考核结果可以直接确定为好等次。第四,明确年度考核等次确定方式。年度考核等次主要根据检察人员全年累计考核得分排名确定。《公务员平时考核办法(试行)》规定,平时考核结果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指引》相应明确,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应当从得分排名靠前,当年平时考核结果好等次较多,且无一般、较差等次的人员中产生。第五,明确将检察人员考核结果作为绩效奖金分配、评优奖励、职务职级晋升、交流任职、检察官等级升降、退出员额的重要依据。需注意的是,绩效奖金一般按照考核等次发放,也可以根据考核得分排名划分不同档次发放,这主要考虑到“考核结果”不仅体现为考核等次,还包括考核得分和排名。具体到各个检察院,既可以根据考核等次(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设置不同绩效奖金档次,也可以根据考核得分和排名设置不同绩效奖金档次。(八)完善检察官考核退出机制《指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明确建立“考核+评审”的检察官员额退出工作机制。需说明的是,检察人员考核没有硬性规定不称职等次的比例,也不要求对考核排名靠后的检察官实行末位淘汰,但可以通过对排名靠后检察官的业务能力进行评审,让不能胜任职务的检察官退出员额。实践中,评审结果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经评审认定能够继续履职的,可以确定为称职等次。即,如果同一部门的检察官都很优秀,即使排名靠后,也只是“特别好”和“很好”的差别,仍应给予肯定。第二,经评审认定符合公务员基本履职要求,但不能胜任检察官职务的,应当确定为称职或者基本称职等次,免除检察官职务,按照人岗相适的原则转任其他岗位。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的干部交流转任,主要考虑检察官在办案业务素能要求上高于其他公务员,不能胜任检察官办案要求的,未必不能胜任其他公务员岗位,甚至可能在其他岗位上表现更为出色。第三,经评审认定具有不称职等次情形的,应确定为不称职等次,免除检察官职务,按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或者职级任职。具体程序执行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和员额退出有关规定。此外,根据2019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员额退出办法》有关规定,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的检察官具有退出员额情形,但下级检察院未启动退出员额程序的,应当督促下级检察院尽快启动相关程序。上级检察院应当压实领导责任,督促下级检察院严格规范开展“考核+评审”工作。(九)提出特殊情形考核指导意见《指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对考核实践中的特殊情况进行了规范。一是明确不便或难以累计计分排名的考核方式。对于参与重大任务、重点专项工作、岗位职责调整等特殊情况的,可以按照现任职部门同类检察人员相应考核周期内的平均得分赋予基础分并根据工作质效加减分,或者由考核委员会直接确定考核等次。二是明确统一调用检察人员的考核方式。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规定,上级检察院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与上述参与专项工作等特殊情形不同,检察人员被统一调用,主要是参与办理特定的案件,考核主体仍在其所在检察院。故《指引》明确由所调用检察院提供调用期间办理案件的质量、效率、效果情况,再按照被调用人员所属检察院制定的考核指标规则进行考核计分。四、适用《指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以检察官为重点,做优全员考核“全员”考核,就是将检察官业绩考评的理念和思路拓展运用到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同时,按照分级分类考核原则,“全员”考核不意味着“无差别”考核,还需要针对不同类别检察人员、不同岗位检察工作特点优化考核指标和方式。第一,三类人员考核都要将政治深度融入业务,实行指标化评价、量化计分排名,特别是要淡化单纯的工作量考核,突出质效导向。第二,检察官考核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做深做细。按照司法责任制改革“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检察官应承担更重责任,受到更严监督,接受更细考核,落实“能入能退”要求。之所以要求细化检察官考核指标,就是要压实检察官办案责任,让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差、是不是主动服务大局、是不是注重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区别开来,将不能胜任办案、不能独立承担司法责任的检察官比出来、把员额退出来,让优秀的检察官有动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退的动态管理机制。第三,对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考核更加注重简便易行。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职能定位、工作职责与检察官差异较大,考核管理模式应当有别于检察官。(二)以政治品质和工作实绩为重点,做实全面考核第一,检察人员考核是对检察官业绩考评有关理念、要求的重申和进一步明确。按照《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规定》,检察官业绩考评以办案和业务工作为考评内容,但最高检党组在部署业绩考评工作时反复强调,没有脱离政治的所谓单纯的检察业务。研制检察官考核的160项质量指标、106项效率指标、46项效果指标,核心就是将看似抽象的“讲政治”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考核指标,落实到检察人员每项工作、办理的每个案件中。《指引》是对上述理念和要求的进一步巩固、深化,以期全方位促进提升检察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第二,政治素质、履职能力、作风表现等不是孤立的,很大程度体现为“案”“事”等工作实绩。《公务员考核规定》明确,对公务员的考核重点在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检察官法规定,对检察官的考核重点在检察工作实绩。《指引》强调政治与业务深度融合,要求检察人员考核评分中业绩指标分值不低于满分分值的60%,就是上述考核导向的体现。第三,实现对检察人员的全面考核评价。考核是干部管理的基础工作,既是对人的考核,也是对事的考核,要以事察人、知事识人。《公务员考核规定》要求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检察人员考核同样要突出“人”与“案”“事”的结合,把反映“人”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情况融入对“案”的考核指标,通过业绩来印证和评价德、能、勤、廉。(三)以发挥检务管理功能为重点,做好全时考核检察人员考核不仅要落实公务员平时考核有关要求,把过去的“年底算总账”转为“平时算细账”,更重要的是树立“全时段管理”的理念,向科学管理要“检察生产力”。确定考核等次本身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实现“全时”管理,根据考核实时计分排名情况,分析点评工作,鼓励先进,帮促后进,更好地发挥考核的激励引导作用。《指引》明确建立“一月一分析、一季一报告、半年一评估、年度总考核”的实时动态考核管理机制,就是强调要把考核管理融入平时。第一,每月召开部门负责人办公会,汇总本部门检察人员考核情况,对指标计分、综合评分是否客观公正,重点工作质效评价和加减分是否准确等进行审核把关,对计分结果与实际表现有无明显偏差进行分析评判,统筹调整考核得分。特别是要结合部门例会、专题工作会等开展工作总结点评,更好指导改进工作。第二,每季度检察人员考核工作落实情况、考核结果情况应向院党组进行专题报告。院党组结合检察队伍管理、干部能力素质、业务数据分析情况,研究提出调整干部、优化分工、改进业务等工作举措。第三,每半年组织评估各部门检察人员考核开展情况。各部门评估本部门考核指标、计分规则及结果运用情况,进行合理化调整。第四,每年结合公务员年度考核有关工作安排,及时组织检察人员年度考核,根据得分排名开展等次评定、绩效奖金分配、交流任职、员额退出等工作。作者:丁旭涛,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二部部长;王一鸣,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二部检察官管理处处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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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持续完善落实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办案制度杨春雷法学专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构的定力和前瞻樊崇义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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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难点问题解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自觉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绝对领导,依法履行好新时代赋予的职务犯罪检察职能,目前已形成了上下一体、内部协调、横向协作、整体统筹的职务犯罪检察工作新机制,为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应有职能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检察机关坚持以宪法、监察法确立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为根本遵循,高度重视与纪检监察机关的沟通,适时将意见一致的成熟做法制度化、规范化,2020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意见(试行)》,对管辖、证据、留置与强制措施、移送起诉、审查起诉等各环节衔接工作予以规范,为建立权威高效、衔接顺畅的衔接机制,推进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实现有序配合、有效制约提供了制度遵循。笔者结合司法实践,解读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中的重要措施和难点问题。一、职务犯罪职能管辖分工与衔接职能管辖又称立案管辖,是指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查办刑事案件立案上的分工。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14个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则管辖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职能管辖范围以外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监察机关调查管辖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侦查管辖范围存在部分交叉和重合,司法实践中厘清职能管辖界限,明确管辖优先次序,对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减少管辖争议,推动后续司法程序有序开展具有积极意义。(一)监察机关调查管辖范围按照管辖罪名划分,监察机关有权管辖共计101个罪名。根据监察法等相关规定,监察机关对六大类88个罪名具有管辖权,2021年9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的《监察法实施条例》又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其中增加了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的危险作业罪,司法工作人员以外的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搜查罪,即共计92个罪名。此外,监察机关对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虐待被监管人、非法搜查、徇私枉法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14个罪名具有管辖权。由于该14个罪名与前述92个罪名中均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搜查罪,因此核减重复的5个罪名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罪名共计101个。按照管辖属性划分,可将监察机关管辖罪名分为专属管辖和交叉管辖。专属管辖主要包括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规定的罪名,以及相关章节中仅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犯罪。交叉管辖主要指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均可管辖的罪名,如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均能管辖重大责任事故罪、职务侵占罪等,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能管辖虐待被监管人罪、非法搜查罪等。在区分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职能管辖时,关键要审查把握涉罪人员是否属于公职人员,是否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实施犯罪,对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实施的犯罪,应由监察机关管辖,其他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二)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检察机关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立案侦查,共包括14个罪名。此类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犯罪主体限于司法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二是犯罪行为限于发生在司法活动中;三是犯罪手段表现为在司法活动中“利用职权实施”;四是犯罪客体为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和损害司法公正。(三)监察管辖和检察管辖的竞合和优先次序所谓管辖竞合,是指由于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14个罪名有调查管辖权,实践中会产生两个机关对此类职务犯罪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从法律职能配置初衷来看,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权是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体现和保障,其和监察管辖具有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对不涉及贪污贿赂等监察机关管辖的其他职务犯罪,一般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监察机关也可以立案调查。当然,由于监察机关职务犯罪监察全覆盖的职能属性以及监察管辖部分罪名的专属性和排他性,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嫌监察机关管辖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沟通。沟通后分情况予以处理,或者全案由监察机关管辖,或者分别管辖。分别管辖的,一般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检察机关予以协助。(四)互涉案件管辖中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原则由于调查管辖、侦查管辖权主体不同,实践中相关机关按照法定分工进行调查、侦查时,可能涉及对方管辖的案件,如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贪污罪、故意伤害罪,分别由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查办的情况。不同于刑事诉讼中传统的“随主罪确定为主侦查”原则,监察法确立了互涉案件一般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原则,这主要是考虑到监察权行使的特殊性和查办反腐败案件的实践需要。这里的“为主调查”并不是“一并调查”,监察机关不能一并办理其职能管辖范围以外的刑事案件,而是指在办理互涉案件中,由监察机关为主协调调查和侦查进度、协商重要调查和侦查措施使用等。而且,实践中存在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例外情况,对于普通刑事案件重大疑难,而职务犯罪案件轻微简单等不适宜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情况,由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分别依照法定职责开展工作并加强沟通协作。二、调查管辖、司法管辖的衔接与配合调查管辖和司法管辖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原则均不同,调查管辖主要依据干部管理权限确定调查机关,实行分级负责制;而司法管辖依据犯罪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确定地域管辖,按照审级管辖原则确定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的级别。这就造成监察机关按照调查管辖规定查办的案件,其本地同级司法机关可能没有法定管辖权,需要办理指定司法管辖。而具有司法管辖权是检察机关依法受理案件和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前提。因此,及时办理好司法指定管辖,才能使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确保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正常推进。一是商请指定管辖的方式。对于上级监察机关指定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一般采取先纵后横的方式办理商请指定管辖,即由立案调查的监察机关逐级报请指定其调查的上级监察机关后,由上级监察机关商请同级检察机关办理指定管辖;对于其他职务犯罪案件,一般采取先横后纵的办理方式,即由立案调查的监察机关直接商请同级检察机关,由该检察院逐级报请上级检察院办理指定管辖。二是注意审查监察机关是否有调查管辖权。司法机关办理起诉、审判管辖时,应当审查监察机关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包括依法具有管辖权和被指定调查两种情况。三是主案和关联案件应分别办理指定管辖。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管辖的效力只能及于因某一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具体案件,不能延伸至其他自然人。因此,对于指定司法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需要追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察机关应当再次商请检察机关办理指定管辖手续。但是,监察机关仅需要补充移送起诉犯罪事实的,可以直接移送原受理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无须再办理指定管辖。三、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和适用留置措施是监察机关调查措施之一,也是调查阶段限制人身自由的唯一措施。而刑事强制措施中除逮捕、拘留以外,还存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过渡性措施。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存在留置或未留置两种情形,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时,既要依法规范,也要充分考虑犯罪严重程度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以确保各项措施衔接有序、符合诉讼规律。(一)留置案件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强制措施衔接作出了原则性规定,2019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章第六节又完善和细化了执行拘留、审查采取强制措施、告知权利和通知家属、期限计算等内容。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先行拘留与留置措施的关系。先行拘留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先行拘留”,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拘留的概念。先行拘留是衔接留置措施的唯一的、过渡性的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在适用时无须进行实体审查,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一律以先行拘留措施对接。这是因为检察机关在正式审查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之前,需要时间对羁押必要性等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同时在程序上要和监察机关进行对接。因此,先行拘留措施更多地带有监检过渡的色彩,是强制措施衔接机制中的“衔接”所在。二是先行拘留与后续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关系。检察机关在先行拘留后,应针对刑事强制措施履行司法审查判断职责,即从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人身危险性、认罪认罚等方面依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能因为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就当然地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留置即逮捕的现象仍十分明显,这意味着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发挥不够充分,有待加强。三是公安机关是先行拘留的执行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于先行拘留,公安机关是法定的执行主体,其应当在收到拘留决定书等材料后三日内执行拘留,并在执行拘留后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实践中还存在已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因身体等原因不符合监管场所羁押条件,又不具备送往有医疗条件的监管场所羁押的情形,此种情况可能影响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根据前述的只能由先行拘留对接留置措施的原则,检察机关不能直接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只能在公安机关执行拘留后,及时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四是犯罪嫌疑人何时享有辩护权的问题。对于审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阶段性质曾存在认识分歧,有观点认为,先行拘留后检察机关决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期间,不属于审查起诉阶段,不应允许律师会见,正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才允许会见。也有观点认为,审查决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是审查起诉之外的独立阶段或特别程序,而是审查起诉阶段内的一个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环节,且律师在此阶段介入有助于检察机关全面、客观审查羁押必要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采纳了后一种意见,监察机关移送起诉后,案件即由监察调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二)未留置案件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未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检察机关受理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决定是否采取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强制措施。需要明确的是:一是对于未留置案件,不能适用先行拘留。刑事诉讼法作为授权型立法,对于未明确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不能认为司法机关享有该项权力。尤其是先行拘留还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更不允许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二是审查起诉期限何时开始计算的问题。对于监察机关未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由于法律未给检察机关设置审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专门时间,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的规定,从检察机关审查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我们认为,该条款针对的是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对未留置案件,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规范检察机关职权行使的角度出发,应从检察机关受理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避免实践中出现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长时间不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导致案件审限无法起算的情况。(三)互涉案件中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转换在办理互涉案件过程中,存在留置和强制措施转换的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拘留、逮捕后,监察机关为调查职务犯罪,需要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对于刑事强制措施与留置能否转换,转换后刑事强制措施属于中止抑或解除状态,以及解除留置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侦查尚未终结的,原刑事强制措施能否继续适用等问题,实践中长期存在困惑。我们认为,在查办职务犯罪的层面上,留置措施具有与刑事强制措施基本相同的性质。基于强制措施之间具有互斥性,不能对同一人叠加适用,尤其是具有羁押属性的强制措施,在适用时更应依法、审慎。因此,留置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之间同样具有互斥性,不能同时适用。在处理互涉案件中留置和强制措施的转换问题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首先,刑事强制措施可以依法转换为留置措施。监察机关对互涉案件中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留置措施时,刑事强制措施已不具有继续存在的法理依据,也不具备执行的现实可能性,应当主动解除或自动解除。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期满或者解除留置措施后,重新将犯罪嫌疑人移交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继续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此前已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时间计入本次同类刑事强制措施羁押时间。其次,留置措施可以依法转换为刑事强制措施。对监察机关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发现被调查人还涉及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经沟通一致,在监察机关依法解除留置措施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互涉案件中强制措施的衔接。对于互涉案件中依法将留置措施转换为强制措施的,在调查、侦查终结后一般分别移送起诉,监察机关负责统筹协调移送起诉工作进度。检察机关应当妥善处理好强制措施的衔接,如果公安机关采取的是拘留、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措施,则检察机关不能以先行拘留对接,应当及时审查作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者逮捕决定;如果在公安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办理换押手续。四、健全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补查体系退回补充调查、补证和自行补充侦查构建了职务犯罪案件补查体系,对检察机关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指控体系,履行证明犯罪责任,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具有重要意义。在运用各项补查制度时,要充分考虑监察调查权的专属性和完整性,准确把握适用条件,注意各项措施之间的衔接关系,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配合和制约职能。一是明确三种补查措施的适用条件。退回补充调查、补证和自行补充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并非无差别适用,适用条件根据审查阶段和补查内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对于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经与监察机关沟通协商后可以退回补充调查;对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仍有部分证据需要补充完善的,可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补证。而自行补充侦查主要限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二是准确把握自行补充侦查的范围。职务犯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指控犯罪职责、实现与监察机关相互制约的一项措施,适用时要坚持依法规范、必要适度、及时高效的原则。对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内容主要情节一致,个别情节不一致,或者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需要补充鉴定的,检察机关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其他由检察机关查证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形,检察机关应事先与监察机关沟通一致后,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并争取监察机关的协同支持。对于可能影响职务犯罪基本事实和性质认定,或者可能对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需要补充完善证据的,应当商请监察机关补证或者退回补充调查,不适用自行补充侦查。三是注意提前介入和补查的动态关系。实践表明,提前介入工作状况直接影响着移送起诉后案件办理质效和退回补充调查比例,检察机关应与监察机关一道,充分发挥提前介入工作的功能价值,向前传导刑事证据标准,促进依法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切实提升审查起诉阶段办案质效。作者:史卫忠,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厅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编辑:刘梦洁本文节选自2021年《人民检察》第21—22期推荐阅读🔵顺应新时代要求
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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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抗诉工作的定位与强化

2021年6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综合运用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及时纠正定罪量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意见》要求,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尤为重要。一、刑事抗诉的基本定位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刑事抗诉是刑事审判监督的重要手段,依照法定职权通过诉讼程序,对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要求进行改判。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的二审抗诉和再审抗诉制度,其性质都是法律监督。刑事抗诉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专有权力,是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检察改革的要求,履行刑事抗诉职责,依法办理了一大批抗诉案件,成效显著。进入新时代,为落实《意见》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决定由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牵头统筹刑事审判监督综合指导工作,并增设专门办案组,不断加强刑事抗诉业务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和监督智慧,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刑事抗诉工作能力和水平。二、刑事抗诉的现状及问题从业务数据来看,当前刑事抗诉工作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8903件,同比上升7.2%;法院同期审结6099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4069件,占审结总数的66.7%,同比减少0.4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2000余件,同比有所上升。2021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刑事抗诉6733件,同比上升8.9%;法院同期审结4275件,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2846件,占审结总数的66.6%,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检察机关撤回抗诉同比有所上升。从各地反映情况看,刑事抗诉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二审撤回抗诉率、二审抗诉意见采纳率、再审抗诉意见采纳率等方面同比均有所下降,部分指标下降明显,反映出检察人员对刑事抗诉标准把握不准,抗诉案件的质量下降较大。抗诉案件改判数及改判率的大幅下降以及维持原判率的大幅上升,反映出刑事抗诉案件的抗诉理由和抗诉意见被法院采纳的比例下降,而发回重审率的上升进一步增加了所办案件的“案-件比”,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司法成本,办案效果有待提升。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做了进一步调研分析。近年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刑事司法标准趋于统一,加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和量刑规范化的推进开展,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升,客观上导致可抗诉案件减少、改判率、发回重审率降低等情况,刑事抗诉面临着现实压力和新的挑战。如,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较大,有的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上诉,这种情形导致一审判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复存在,原本因“认罚”而获得的“从宽处理”应当被剥夺,故检察机关以“判决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而被告人在发现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以后,容易出现“上诉后要加重刑罚,将付出程序和实体代价”的患得患失心理,于是在上诉期内又撤回上诉,这样检察机关一般也会相应地撤回抗诉。因此,必然导致撤回抗诉数和撤回抗诉率在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不过,除客观性因素、制度性影响外,检察机关更要从自身查找刑事抗诉工作质量不高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督意识不强、能力不足。有的检察官司法理念存在偏差,重指控犯罪、轻审判监督,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还不到位,监督意识不强,对监督工作重视不够。刑事抗诉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实质性争议多、办理难度大,有的检察官能力不足,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能力和案件研判能力欠缺,职责履行不到位,责任心不强,担当精神不足,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还有的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释法说理不够全面、细致的问题,仅对刑期作必要说明,未能充分阐释认罪认罚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尚未真认罪、真认罚的情况下,单纯为追求从轻处罚结果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继而引发后续连锁反应。其次,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磨合期”有一定影响。内设机构改革后,虽然各级检察院都成立了业务研究指导小组等来解决共性、互涉问题,但有些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办案部门同时接受上级检察院二至三个办案部门的指导,如对因为自首认定的不同而提出抗诉的,上级检察院不同部门之间把握的标准不一致,作出的解答可能存在分歧,导致下级检察院无所适从。而对于因量刑情节问题而提出的抗诉,很难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最高检刑事检察部门职能重新调整,明确由第二检察厅负责刑事抗诉工作综合指导任务,加强对刑事抗诉的指导。再次,部分案件存在认识分歧。一些案件因检察机关、法院对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判断、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导致撤回抗诉或抗诉意见未获法院采纳,抗诉改判难度大。对于这类案件,上级检察院没有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指导,未与法院密切沟通协调,工作力度有待加大。最后,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还不够健全。下级检察院在提出抗诉之前,未能及时充分向上级检察院汇报案情、寻求指导,导致对案件症结和抗诉点把握不准;上级检察院在审查下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时,更多局限于书面审查,与下级检察院案件承办人沟通不足;在整个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上下级检察院在补强证据、完善证据链条方面配合不够,没有形成有效合力。一旦抗诉前指导或抗诉后补证工作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导致撤回抗诉。抗诉工作中,既存在没有拓宽思路、深挖抗源和找准抗诉点的普遍性问题,又存在意气用事、“一抗了之”,想抗、敢抗却又抗不准的典型性问题。此外,办案考核机制激励导向不明显。对检察官个人而言,制约多,激励少,存在“多做多错,构成犯罪即可”的消极心态;对单位和部门而言,基层检察院建设考核实施细则未能全面合理评价抗诉案件,影响抗诉积极性。三、强化刑事抗诉的建议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针对目前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第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持续更新监督理念,着力提升监督能力。一是强化监督意识,树立正确抗诉工作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要求,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提高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构建以二审程序抗诉与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并重、以抗诉精准化为目标的刑事抗诉新格局,正确处理抗诉的质量、数量与效果的关系,切实把法律监督落实到每一个办案环节、每一项检察业务之中。要正确处理依法指控犯罪与强化法律监督的关系,把刑事审判监督放在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同等重要的位置,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坚决依法提出抗诉。二是发挥专业条线优势,加强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提高监督能力。要积极适应内设机构改革和业务整合的新要求,加大培训力度,完善办案组织,深入推进专业化建设,有效提升各业务条线检察官的办案技能,着力增强审判监督能力,尤其要强化从审查判决裁定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研究,依托检察人才库,鼓励和推动对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发现和培养一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专家,申报相关课题,争取形成有分量的理论成果。三是树立质量与数量并重的观念,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求一定的抗诉规模,切实加大支持抗诉力度,着力提高抗诉率。准确把握抗诉工作原则,增强抗诉实效。二审程序抗诉要保证案件质量,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杜绝为面子而抗诉、为考核而抗诉的错误倾向;审查监督程序抗诉要注重抗诉的必要性,纠防冤错案件,同时深刻反省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倒查审查逮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问题和责任,吸取教训。刑事抗诉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判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坚持抗准原则,严格把握抗诉的标准与条件,夯实抗诉基础,切实做到精准抗诉。四是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正确处理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加强与法院的沟通配合,建立健全日常联系机制。通过刑事抗诉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对于正确的判决、裁定,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共同维护审判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第二,强化释法说理,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进一步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一是健全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对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未被采纳的,依法审慎提出抗诉。二是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释法说理工作,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就案件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主刑和附加刑的适用情况等,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进行全面、充分的沟通,尽最大可能消除分歧。在组织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应当明确告知其提出上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三是持续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稳适用,通过完善认罪协商机制,不断推动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展开实质性平等沟通与协商,以确定刑量刑建议更好地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激励机制”,以真实控辩合意防止事后因量刑问题引发上诉、抗诉以及程序回转等问题。同时,要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提升量刑建议采纳率,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平稳有效适用。第三,健全完善刑事抗诉业务指导机制。一是加强对案件资源、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提升业务数据收集、汇总、分析和应用能力,形成大数据驱动型的法律监督新模式。二是发挥各刑事检察部门“统一牵头、专人研究、类案指导、条线指导和个案指导相结合”作用,加强刑事抗诉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指导,精准发力。上级检察院重罪检察部门要承担起统筹协调和综合指导的任务,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联合其他刑事检察部门共同强化刑事抗诉工作指导,采取务实举措,加大督导力度,推动刑事抗诉工作部署要求落实到位。最高检第二检察厅组织编写了“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专刊”,总结推广各地经验做法,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理论和实务学习研究,及时反映全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动态,深入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三是积极开展抗诉案件质量评查和专项监督活动,深入总结剖析本地区抗诉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原因,研究解决对策,积极收集、整理、审查、编发相关典型案例。四是发挥检察一体优势,建立健全抗诉工作上下联动机制,加强抗诉前指导和抗诉后补证,降低撤回抗诉率,增强抗诉实效。五是抓好最高检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相关文件的落实。2014年最高检《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抗诉工作的意见》、2018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关于抗诉条件、抗诉政策把握等规定至今并未过时,应当持续抓好落实。第四,加强检法沟通,建立联络机制。一是积极探索检法沟通联络机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解决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以及证据采信等方面的认识分歧,统一司法尺度。通过双向沟通,解决疑惑、促进共识,赢得法院对抗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推动建立与涉案单位会商机制。对分歧较大的抗诉案件,根据情况主动联系涉案单位及评估、鉴定等有关机构共同协商,多方听取意见,确保案件既抗得准,又抗得恰到好处。三是推动建立抗诉工作汇报机制。主动向党委、人大汇报抗诉工作情况,邀请人大代表、社会公众等观摩评议抗诉案件庭审,增进社会大众对抗诉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实现刑事抗诉工作“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作者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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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新时代要求 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特别是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意见》明确提出,要“根据犯罪情况和治安形势变化,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格依法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演变,厘清新时代检察机关在执行刑事政策中承担的重要责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明确当下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方向,显得尤为重要。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的演变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在我国,刑事政策是指党和国家理性而有效地对付犯罪的战略、方针与策略方法的总和,是司法理念的政策化,更是指导刑事司法的灵魂。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政策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与宽大两个方面:既强调对一切犯罪分子必须严肃依法惩处,同时强调要根据犯罪不同情形,实行区别对待,打击、孤立少数,争取改造多数。与后来的刑事政策不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我们党长期以来领导对敌斗争和同犯罪斗争经验的总结。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进一步丰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镇压和肃反斗争中,党和国家又提出了“严肃与谨慎”的方针。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标志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正式成为刑事政策。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没有制定刑法典,刑事法律不够健全完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法律未规定领域事实上成为司法办案的依据。根据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刑法制定的依据,并将相关要求充分体现在具体法律条文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无论是指导立法,所谓刑事政策的立法化;还是指导司法,所谓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严打”刑事政策“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犯罪活动猖獗,刑事案件发案率急剧增多,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为扭转社会治安形势,维护社会稳定,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严打”刑事政策被正式提出,并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奉行的主导性刑事政策。“严打”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严”字。邓小平同志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谈话中曾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此后,我国大规模的“严打”斗争又经过两次:一次是1996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统一开展为期3个月的“严打”;另外一次是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毫无疑问,“严打”是在我国治安形势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提出的一项应急性措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并在实践中逐渐上升为重大刑事政策。在这一要求下,刑罚的谦抑和宽缓功能虽偶有提及,但仅是点缀,“严打”成为以严厉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单一的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一直坚守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逐步被淡化。1997年刑法修改时,删除了第一条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内容,主要理由是“由于刑法已经根据不同情况作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规定……这一政策已经体现在具体规定中,因此,刑法中不再单独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实际效果看,“严打”确实起到快速遏制犯罪增长作用,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严打”作为控制犯罪方式,从长远看确实有其局限性,伴随着社会秩序好转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于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逐步提出。200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条文及草案说明中强调,“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从严惩处严重犯罪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刑法中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义,促进社会和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总结,更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刑事政策有一个特别典型特征,就是适时调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根据社会秩序、犯罪情形等因素进行适时调整的产物,而且也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二、检察机关要承担起刑事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强调,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检察机关必须把政治建设融入具体业务当中,在具体检察履职中自觉、主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刑事政策是刑事实体法的导向和依据,刑事实体法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条文化”。司法办案讲政治与执行党的政策包括刑事司法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回顾我国刑事政策发展历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和刑事政策的双重执行者,要想做到讲政治与司法办案有机统一,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刑事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坚守法律但不机械司法,执行政策但不脱离法律。(一)注重办案效果刑事法律作为法律文本,更多体现的是法律的规范性;而刑事政策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时期党和国家治理犯罪的价值取向。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常见多发,无不关乎法律、政治,因此,不仅要关注法律效果,更要注重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执行好不同时期刑事政策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还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要求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不能只讲形式上的法律,必须把法律和政策融为一体,情同此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真正、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推动能动司法能动司法就是积极主动地理解运用国家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动司法与检察机关执行刑事政策具有一致性。张军检察长反复强调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目的就是推动司法检察的积极作为、能动履职。比如,一段时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正当防卫条款适用限制过于严格,以正当防卫进行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但获得法院认可的并不多。“江苏昆山反杀案”引发全民“围观”,主要还是因为检察机关积极履职,能动司法,在法律限度内灵活运用刑事政策,使司法活动既遵从法律规范,又符合道德标准;既守护公平正义,又弘扬美德善行,最终实现“法、理、情”相统一。人民满意是司法第一标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如何能够让人民群众满意,如何让司法有温度,能动检察,能动地执行司法政策显得尤为必要。(三)突出主导作用以往大家讨论刑事政策往往集中在实体法层面展开,对程序方面关注较少。事实上,刑事政策包含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刑事程序本身亦是刑事政策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具体体现为有关机关在犯罪追诉过程中,根据刑事政策之精神与要求,决定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程序处遇。”比如,“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就是最好例证。以往人民群众只关注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构罪即捕”“构罪即诉”被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逮捕是否必要、羁押是否必要、起诉是否必要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刑事政策要落地,就要积极作为,特别是在刑事程序领域,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要转变“以押代侦”“一押到底”观念,在捕与不捕、押与不押、诉与不诉上更好体现检察机关在执行刑事政策中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刑事司法过程更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当下检察机关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重维度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它要求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确保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当前,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从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三重维度,正确处理好从宽与从严、从重与从轻、从快与从慢之间的关系,全面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一)在提升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中进一步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2021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三周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提出到试点,再到全面实施,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或者政策出台背景回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无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直接产物。2016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出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时就明确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是依法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2018年10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随后出台《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首要原则写入该指导意见。2020年10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题报告工作时,重申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以来,案件适用率逐年提升,2020年全国适用率已达85%,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明显,司法能动性得到加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得到充分体现。当前,认罪认罚案件正处于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关键阶段,要在稳定保持较高适用率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提升认罪认罚案件质效,更加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与从严的“相济”与“相当”。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要注重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找准宽严相济的平衡点,避免一味从宽、片面从严两种倾向。特别是抓好2021年最高法、最高检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落实,及时修改《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对量刑建议、量刑协商程序,特别是律师参与量刑协商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发挥量刑建议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二)在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中进一步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少捕慎诉慎押”是党和国家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具体、更直接的体现,也是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一重大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长期稳定,重罪占比持续下降,轻罪案件不断增多。为适应刑事犯罪结构这一变化,进一步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机关适时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业已取得积极成效,党中央将其明确为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人员还存在着对政策理解不深、把握不准、不会用、不善用的问题,政策具体运用上还存在着诸多困惑,经常会面临捕与不捕、诉与不诉以及从宽与从严的艰难选择,直接影响政策运用的广度和深度。当前,需要深入研究“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衔接机制,并作为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两大重要抓手,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最高检也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有关实施意见,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供具体制度支撑。具体工作中,要重点把握“三个必要性”:一是逮捕必要性,要以案件分类、分流为基础,把好审查逮捕关,降低逮捕率;二是起诉必要性,要依法用好并逐步用足相对不起诉权;三是羁押必要性,要扎实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在有效减少不必要羁押、推动降低审前羁押率、依法保障被羁押人人身权利的同时,推动实现以社会危险性条件为重点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质化、规范化、常态化,引导全社会更新转变羁押理念,推进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在推动刑事和解制度促进恢复性司法中进一步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一重大制度安排,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体现了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也体现了加害人对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主动修复,即恢复性司法。而且,刑事和解是“漏斗式”出罪刑事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政策的重要体现,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适用较少,有的检察人员在办理轻伤害犯罪案件时,尽管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未能做好刑事和解工作,既不建议当事人刑事和解,也不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或提供法律咨询,而是将犯罪嫌疑人一概起诉至法院,法院大多判决适用缓刑或免刑,但双方当事人矛盾还在,导致办案效果受到影响。现在85%以上的刑事案件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如果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达成和解或和解工作没有做实,或者有的案件虽达成和解却没有司法救助的支撑,导致有些和解内容难以落实,最后将影响案件办理效果。当前,检察机关正在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这是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创新,也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恢复性司法的重要举措。在试点改革中,一方面,要坚持和落实依法不捕不诉;另一方面,依法对涉案企业及其负责人作出不捕不诉决定后,不能简单不诉了之,而要通过对涉案企业提出整改意见,推动企业合规建设,真正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恢复性司法理念落到实处。作者:苗生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编辑:刘梦洁本文节选自2021年《人民检察》第21—22期推荐阅读人民检察的发展历程与初心使命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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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就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作出明确部署,为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也为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最基本、最核心的业务,是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保障法律实施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和途径。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应当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创新发展之路。一、创新与引领——刑事检察工作的理念更新理念一新天地宽。先进的理念为刑事检察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引。伴随改革发展和法治进步,对刑事犯罪的立法规范和司法追诉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刑事案件总量不断增加,犯罪形态和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大幅下降,醉驾、电信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等新型犯罪大幅上升。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着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面对新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的变化,刑事检察工作相较以往要求更高,必须转变理念才能跟上。秉承正确之理念,以此为基石,推动刑事检察创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坚持讲政治、顾大局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大局是开展一切检察工作的前提和根本要求。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要创新发展,首先要坚持将讲政治、顾大局融入刑事检察履职全方面、全过程。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讲政治首先要求在司法办案中落实和维护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执行党的政策和执行国家法律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办理涉及国家利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案件中,善于把严格适用法律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二是紧紧围绕大局履行刑事检察职责。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找准刑事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检察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加大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等都内含政治、体现民意、影响发展。刑事检察应当找准结合点和切入点,运用好政治智慧、法律智慧、检察智慧,以扎实办好案件为基础,精准服务大局。比如,继续推进清理“挂案”专项行动,努力解决“挂而不决”“挂而不撤”问题,允许处于取保候审、社区矫正期间的企业人员赴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又如,依法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科研人才案件,正确把握违反财务制度和违法、违法和犯罪的关系,把握好刑法介入的尺度。三是将讲政治与讲法治深度融合。讲政治是引领,讲法治是底线。在讲政治的引领下,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刑事检察工作。比如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的决策部署,同时必须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的理念,严格依法办案,既不拔高、也不降格,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内运行。(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在每一个具体案件、每一项具体工作中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一是切实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刑事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其中90%以上又是常见多发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关乎政治、法律,关乎当事人的人生,案件再小,对涉案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案件”。检察机关要通过办理好一个个“小案”,引领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比如杭州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检察机关果断向网络诽谤亮剑,推动自诉转公诉,给无辜者撑腰,让无力者有力。二是扎实办好涉及人民群众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的案件。比如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危害安全生产等犯罪,切实保障民生福祉。推进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推进司法救助市、县全覆盖,坚持“应救尽救”,加强对受到犯罪侵害和因案致贫、因案返贫家庭的救助,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温度、检察温度。三是办理好刑事申诉案件,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依法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严格落实“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检察长带头办理申诉案件,带头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将公开听证作为审查办理申诉案件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一些申诉多年的疑难案件,积极开展公开听证,通过听证摆事实、举证据、释法理,以公开促公正、以听证赢公信。(三)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官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检察官履行职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社会上有人往往把检察机关只看作犯罪追诉人和惩治者,一些检察人员也存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制约的倾向,体现在办案上就存在可捕可不捕的倾向于捕,可诉可不诉的倾向于诉,可宽可严的倾向于严。《意见》开篇即重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定位决定了刑事检察官决不只是单纯履行追诉职责,而应把客观公正作为履职的本质要求,不能单纯地追诉犯罪,而应当既注重对被追诉者不利的方面,又注重对被追诉者有利的因素,依法收集、审查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切实做到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既无过度也无不及,既当好犯罪的追诉者,也当好无辜的保护者,更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比如,近几年检察机关通过客观公正办理江苏昆山反杀案、河北涞源反杀案、浙江盛春平案、云南唐雪案等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彰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弘扬了社会正气,引领了社会法治意识的进步。(四)坚持协作式司法和恢复性司法理念国家追诉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原则,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是如此。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也是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随着实践的发展,绝对的国家追诉主义在逻辑层面和经验层面逐渐显现出一些局限,比如过于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忽略犯罪的个体侵权性,被害人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其诉求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又如国家对诉讼进程的垄断与当事人的能动参与缺乏,使得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案件积压、诉讼拖延等现象不断出现,诉讼效率不尽如人意。基于此,让当事人充分地能动地参与诉讼以调和与弥补国家追诉主义的弊端,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诉讼协商即协商性司法的兴起,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国家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之间产生了合作,检察机关的追诉出现减缓甚至放弃,法院也可以作出相对轻缓的量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认罪协商程序。二是在国家的参与下,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产生了合作。20世纪70年代起,“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国家兴起,迅速普及到全世界范围内。恢复性司法将被害人—被告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位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和解方式、在案件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使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是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实现当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认罪、融入社会、改过自新,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补充及一种有效的刑事政策,对特定范围的案件采取替代性犯罪处理方式,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积极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均是在国家追诉与诉讼协商的不断融合中得以发展和完善。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表明我国在法律和刑事政策层面对诉讼协商、恢复性司法精神的确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认罪认罚中通常都蕴含着被告方认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被害人谅解等,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相融合,形成了当事人双方和解以及检察官、被告方在量刑方面进行协商并存的诉讼格局。(五)坚持“少捕慎诉慎押”近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比例持续下降,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的53.9%上升至2020年的77.4%;法定犯罪不断增加,比如危险驾驶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2020年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人,同比上升10.4%。与此同时,虽然审前羁押率从2000年的96.8%降至2020年的53%,但每年仍有大量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候审,带来羁押成本居高不下、交叉感染等问题。这与新时代犯罪结构的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发展的进程不相适应。在司法实践中,“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以押促侦”“以押便诉”等做法还不同程度存在。因此,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法治建设发展的要求,刑事检察必须转变“构罪即捕”的观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加大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扩大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用好起诉裁量权,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以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六)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检察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出抗诉等职能都统一于法律监督职能。刑事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必须落在办案监督这一根本职责上,正确把握办案与监督的关系。一方面,坚持在办案中监督,以法律监督为本位和目标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能,克服片面办案、孤立办案等倾向。要善于在办案中发现监督线索,找准监督着力点。比如充分发挥“捕诉一体”机制作用,在审查逮捕环节及时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督促纠正侦查工作的不规范不合法行为。又如,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刑事执行及监管活动中暴露出的执法不严、徇私枉法案件,依法立案查办就是最直接、最刚性的监督。另一方面,坚持在监督中办案,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能履行作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本手段,克服割裂监督、虚置监督等倾向。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派驻检察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侦查监督平台在发现监督线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围绕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漏捕漏诉以及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违法运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开展重点监督。(七)坚持“双赢多赢共赢”法律监督不是零和博弈,监督与被监督的目标和任务一致,都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检察机关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只是分工不同,新时代做好刑事诉讼监督工作,应当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新理念,从构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良性互动关系出发,加强沟通,构建新型侦诉、诉审关系,赢得被监督者的支持与配合,赢得社会的信任和理解。要完善诉侦配合制约机制,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作用,加强侦诉衔接,有效引导侦查取证;规范补充侦查工作,加大自行补充侦查力度;完善侦查监督平台,健全派驻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提升侦查监督质效。完善诉审配合制约机制,加强沟通,促进解决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政策把握方面的认识分歧,统一司法尺度;处理好审判监督与尊重法官权威的关系,既尊重和支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权威,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共同促进庭审实质化。(八)坚持法、理、情相统一近年来,司法办案如何兼顾法、理、情广受关注。前些年,天津大妈摆射击摊获刑案、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获刑案等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办案人员单纯地考虑法条,而违背了常情常理。所谓法的精神,就是司法处断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条件,必须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古今中外均是如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过,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也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的制裁职能是次要和辅助的保障。在中华法系里,司法一直被赋予能动积极的作用,也一直要求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即指出:“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其内在含义就是司法办案不能单纯考量法律,而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综合衡量各方因素,更好实现法、理、情有机统一。进入新时代,在个案处理中强调三者的统一,实际上就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让每一个案件处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刑事检察监督办案要充分体现人民国家之情、人民立法之义,决不能只守住形式上“不违法”的底线,必须将天理、国法、人情融为一体,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执法、司法的温暖。(九)坚持办案数量、质量、效果的统一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最高检党组提出要以“求极致”的标准大力提升刑事检察工作质效。“求极致”要求刑事检察工作应当从“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应当努力提升办案质效,坚持办案数量、质量、效果的统一。数量往往体现了某一项工作的力度,比如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案件的数量,2019年“两项监督”(即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数据降幅较大,很大程度上表明,“两项监督”工作开展得不尽如人意;又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数,2019年上半年适用率不高,表明制度未能得到广泛适用。质量是关键,案件质量是刑事检察工作的生命线。效果是根本,一些案件表面上看依法办了,但是社会并不认同,这说明办案效果不好。没有好的效果,就无法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机械理解办案数量、质量、效果相统一,而应当结合具体工作整体评价。比如数量能够体现工作力度,但并非数量越多越好,过于追求数量往往会忽视质量。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为例,针对制度适用滞后情况,检察机关自上而下,大力推动,2020年实现了85%以上的较高适用率,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质效不高的问题,为此,最高检党组及时调整工作目标,提出要在“保持较高稳定适用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升案件质效”。(十)坚持“四大检察”协同发展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四大检察”构成了检察机关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刑事检察处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中最基础的地位,刑事检察应当树立战略思维、全局观念,通过刑事办案,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提供助力。一是健全刑事公诉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践中不少基层检察机关建立健全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证据共享、线索移送、协同配合机制,有效解决了基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线索发现难、案件数量少、成案率低的问题。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犯罪时,要善于发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及时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共同推动案件办理和普遍性问题解决。二是刑民联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比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刑民交叉案件不断增多,在办理此类犯罪时,应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防止通过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又如,刑事案件涉及损害赔偿时,应运用好民法典,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向犯罪嫌疑人讲明赔偿的法定责任、方式及对量刑的影响,向被害人释明依法获得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赔偿的具体事项和计算标准,引导被害人提出合理的赔偿诉求。再如,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应及时将民事诉讼监督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及时纠正错误的民事判决,既打击违法犯罪,也帮助被害人维护合法权益。民事检察部门在开展民事诉讼监督过程中,如果发现虚假诉讼线索,也应及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查办。二、构建与完善——刑事检察工作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和发展刑事检察工作创新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理念更新、职权配置、制度设计、机制完善等,把握好发展的维度和路径十分重要。当前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在更新理念的基础上,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刑事检察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实现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推动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为克服传统审查逮捕单方审、书面审、封闭审,司法审查属性不够,辩护权保障不足等问题,自2000年以来,最高检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审查逮捕方式改革。从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审查意见”的单方、书面审查模式,到2009年最高检《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09-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可以试行当面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委托律师意见的机制;从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第四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探索公开审查案件的办案方式”,到2016年最高检《“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围绕审查逮捕向司法审查转型,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建立有重大影响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从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增加公开审查的内容,到2021年8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对羁押听证的案件范围、听证形式、程序适用等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对于具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利益、民生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等领域,听证审查有利于实现案件办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的等情形之一的案件,可以进行羁押听证,审查逮捕司法属性不断得到强化。下一步,检察机关应当将审查逮捕诉讼化审查机制作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举措,将审查逮捕听证作为审查逮捕诉讼化转型的具体形式,落实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在办理审查逮捕、审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中,对符合法定情形的案件,积极组织开展听证审查,确保准确作出逮捕羁押的决定。(二)完善非羁押诉讼机制非羁押诉讼是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实践中,一些地方对非羁押诉讼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摸索出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做法,有效降低了审前羁押率。比如,山东省东营市检察机关探索实践的“电子手铐”,浙江省杭州市检察机关探索实践的“非羁码”,均对非羁押人员实现了有效监管,有力推动审前羁押率的下降。又如,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大力推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适用,“取保是常态,羁押是例外”的理念日趋深入,十年来审前羁押率持续降低,不仅没有影响诉讼进行,人民安全感、法治建设满意度等指标还不断攀升。为贯彻落实好“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效降低审前羁押率,检察机关应当大力推动完善非羁押诉讼机制:一是探索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标准,对轻罪犯、过失犯、未成年人犯等尽量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二是强化非羁押监管措施,借鉴东营、杭州、苏州等地的经验,用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和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替代性处罚,推广“电子手铐”“非羁码”等电子监控手段的应用。三是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检查活动,重点对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逮捕案件、涉民营企业案件、久拖不决案件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稳步推动降低审前羁押率。(三)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进入新时代,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庭审、指控证明犯罪提出了更高要求,履行检察职能不能满足于只要案件诉出去就了事,而应更加自觉、主动、高水平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最高检党组提出了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典型的以检察官主导责任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其本质上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诉讼模式。检察机关要通过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履行好主导责任,以此推动刑事检察工作转型升级。2018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制度全面实施三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制度整体适用率已稳定保持在85%以上。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提出总数的90.4%,同比增加21.6个百分点;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人数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议数的95%以上。总体上,制度运行顺畅,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制度适用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办案质效有待提升,衔接配合需要加强,办案人员能力素质尚有不适应的地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刑事检察必须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做实、做好。一是推动刑事诉讼模式转型。检察机关应当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由被动司法走向能动司法,改变以往消极的、被动的办案模式和履职状态,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姿态履行职责,主动开展认罪教育、量刑协商、当事人和解等工作,履行好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同时,自上而下积极推动构建新型侦诉审辩关系,引导侦查机关从接触犯罪嫌疑人开始就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工作,为顺利、快速侦办案件创造条件。在检察环节要注重推动繁简分流、强化控辩协商、促进审判模式转型,推动辩护模式由庭审阶段前移到审前阶段。二是坚持依法该用尽用。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刑事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从宽处理,促进社会和谐。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入党和国家大局,在涉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等案件中,教育促使更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更好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更加注重提升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全面落实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检《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通知》,从严规范检察环节适用程序。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防止虚假认罪。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依法不捕不诉。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抗诉标准,对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后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反悔上诉,或者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而未被采纳,选择典型案件依法提出抗诉,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性运行。健全控辩量刑协商机制,全面推开控辩协商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控辩协商的透明度、公信度。出台“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规范量刑建议提出程序,推广量刑智能辅助系统,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度。四是强化协作配合,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发挥“捕诉一体”作用,引导尽早开展认罪教育工作。加强与法院沟通,细化量刑标准和量刑指引。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协作,充分发挥值班律师、辩护律师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作用,推动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实质化,构建多元化法律援助机制,推动退休法官、检察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师工作,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权。五是强化监督管理。落实2020年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处理好员额检察官履行职责与部门主任、检察长监督管理的关系,严格按照法律、上级规范和本院权责清单的要求规范权力行使程序。严格执行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记录报告的“三个规定”,坚决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四)完善起诉裁量制度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为更好体现刑事政策,使刑事追诉实现更好的社会效果,检察机关享有公诉裁量权。比如在美国,一方面,实行国家追诉,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另一方面,诸如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又充分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在日本,起诉便宜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已写进刑事诉讼法。德国的“微罪不举”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对起诉裁量权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第18条指出:根据国家法律,检察官在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或者受害者的人权的基础上适当考虑不起诉,有条件或无条件地终止诉讼程序,或使某些刑事案件从正规的司法系统转由其他办法办理。为此目的,各国应充分探讨转用非刑事办法的可能性,目的不仅是减轻过重的法院负担,而且犯罪嫌疑人也可避免受到审前拘留、起诉和定罪的污名以及避免监禁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也充分体现了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融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和第一百七十七第二款关于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规定,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精神。当前,随着“捕诉一体”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等的深化,刑事检察的主导责任和审前过滤功能进一步强化,起诉裁量权的行使则是履行主导责任和发挥审前过滤功能的重要方式。我国的起诉裁量制度虽然已初具雏形,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作为起诉裁量制度之重要组成的撤回起诉制度仍无立法依据;又如,不起诉制度运行不理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过窄等。刑事检察应在秉承国家追诉、起诉法定的前提下,适应新形势需要,吸纳起诉便宜主义的有益精神,对起诉裁量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一是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探索扩大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不起诉标准,充分发挥其诉讼过滤功能和质量传导机能。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的适当扩大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有效对接,可在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对不起诉“情节轻微”的基础上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将适用条件把握在“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二是探索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处罚权,包括社区服务、罚没权。不起诉案件能否没收违法所得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处理紧密联系。赋予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权,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一,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行为中得到利益,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其二,目前不起诉案件中建议主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执行得不够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主管机关”指向不明,执行的刚性不足。其三,在国外的认罪协商机制中,通常被告人在与检察官达成的认罪协商协议中,会将放弃违法所得予以列明。其四,对不起诉案件由检察官直接没收违法所得更为可行。我国检察机关与法院同为司法机关,并且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对不起诉案件直接没收违法所得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一方面应当严格限定没收违法所得的审批程序;另一方面应完善救济方式,赋予犯罪嫌疑人不服检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决定的救济权利。三是完善撤回起诉制度。现代公诉理论认为,公诉作为一种追诉权,天生具有主动性的特征,它不但主动纠举犯罪,提起控诉启动审判程序;而且在发现指控有错漏的情况下,可以主动予以补正。撤回起诉是诉讼的一种过滤机制和救济措施,也是衡量公诉案件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撤回起诉制度适用中存在相关规定缺失、权力滥用、程序启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影响了制度功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对撤回起诉制度予以完善,推动在立法上确立撤回起诉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人员应当严格按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201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审查案件,严格证明标准,确保案件质量,尽量减少撤回起诉案件;确有必要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范围和程序适用撤回起诉。(五)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深化执法办案公开,主动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近年来,一些地方试点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派驻检察室,效果良好。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给检察机关“两项监督”提供了新的平台,通过派驻检察,可以实时掌握执法办案信息,也为及时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侦查提供了条件。自201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总结推广地方探索经验基础上,秉持“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各级党委、政法委领导和支持下,因地制宜推进派驻检察机制改革,但也存在着理念认识不统一,职能定位不清晰,派驻机制保障不到位,派驻检察机构自身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协作,加强理念引领和对下指导,推动、引导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树“大控方”理念,健全完善侦查监督和检警配合工作机制,以此推动检察监督质效和刑事办案质效不断提升。同时,加强规范化建设,推动办案信息双向共享。各级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应依托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联合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共同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积极开展侦查监督和协作配合相关工作,对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意见进行跟踪指导和督促落实,协调督促庭审阶段侦查人员出庭和联合督办案件的沟通协调、信息通报、督促办理,跟踪督促监督意见和检察建议的整改落实,对公安机关要求说明理由、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申请复查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跟踪反馈,并积极推进完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和侦查监督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六)完善补充侦查制度补充侦查工作对于及时固定完善证据,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也是有效指控和追诉犯罪的需要。2020年3月,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指导意见要求,推动补充侦查工作不断完善,取得了较好成效,存疑不起诉数量明显下降,多次延长期限、退回补充侦查现象明显好转,侦查监督得到强化。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侦查人员执法理念、取证规范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提纲质量不高、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查而不清等问题,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意识、能力和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办案期限,导致程序空转的情况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一是充分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优势,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对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为保证案件达到起诉标准,积极提出捕后侦查意见,消除“捕后诉前”监督盲区,尽可能把证据问题解决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有效降低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率。强化因证据不足不捕后提出补充侦查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规范补充侦查提纲的制作,继续推进案件证据的收集、固定,积极履行司法办案的主体责任。二是强化对补充侦查工作的监督。加强对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跟踪监督,实时掌握侦查进展情况,及时审查已补充调取的证据、了解未落实事项的原因与困难,确保补充侦查实效。加强对补充侦查活动合法性、规范性的监督,对公安机关未及时有效开展补充侦查工作的进行口头督促;对因不及时补充侦查导致证据无法收集影响案件处理的,必要时可制发检察建议;对非法取证等情形依法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涉嫌犯罪的应依法进行侦查。还要特别加强对补充侦查后未重报案件的监督,审查逮捕阶段补充侦查后未重报的,及时与侦查人员沟通查明原因;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期限届满未重报的,依法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发现公安机关违反法律规定撤销案件、终止侦查,或者长期“挂案”等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三是加大自行补充侦查力度。在具备自行侦查条件、具有自行侦查可行性、自行补充侦查更为适宜的情况下,依法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推动自行补充侦查从轻微刑事案件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扩展适用。(七)健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加强行刑衔接工作,是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实践中,行刑衔接的重点多在民生领域,受到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检察机关开展行刑衔接已有多年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实践中“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现象依然存在;检察监督手段单一,有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检察监督不支持、不理解;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就是否继续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予以监督存有疑惑,工作积极性不足;等等。为此,《意见》着眼于民生司法保障,在第5条明确提出“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在新的更高层次上推动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最高检在总结行刑衔接办案难点和突出问题的基础上,于2021年9月发布了《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明确由负责捕诉的部门负责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刑事检察部门应当落实好规定要求,推动做好“双向衔接”,提升监督质效。一是主动做好与相关单位的沟通配合。通过主动通报情况、走访等多种形式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争取理解与支持,推动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检察意见书的质量,加强释法说理、跟踪反馈,帮助、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职,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二是健全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制度。检察机关对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环节的拟不起诉案件,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向有关主管机关移送案件。三是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注重在检察履职过程中发现线索,尤其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领域的线索摸排,对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依法开展监督;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与相关部门主动对接,挖掘线索,跟进监督。信息共享平台是发现案件线索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平台建设;已经接入平台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录入审查有关信息,及时提出移送、监督意见。(八)繁简分流,完善多层次诉讼程序体系从理论上讲,诉讼程序的运行,必然需要相应诉讼成本的投入,程序愈加完善复杂,则必然要求更多的成本投入,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资源配置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将是司法公正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言,正义与效益这一对法价值,并不总是对立排斥的,相反,对效益的追求由于避免讼累、节约资源、缩短时间等特点而有助于正义价值的实现,所以“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效益”。可以说,如何在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中取得平衡是任何一个司法制度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国的司法实践证明,必须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才能解决刑事案件总量不断上升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比如,在日本,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按照略式程序处理,只有不足10%的案件请求提起公审。又如,德国有处罚令程序,即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官可以直接向法官申请实施处罚令,而省略案件的初步庭审和正式审理程序。再如,在美国,没有高达90%左右的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程序得到快速解决,那种建立在极高诉讼成本投入基础上的对抗式诉讼制度,将处于不堪重负甚至濒于崩溃的境地。对案件进行难易分类,对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强化审前程序的作用,提高诉讼效率,已越来越成为共识。总的原则是“轻轻重重”,轻的更轻,重的更重,简单案件尽可能简化审理,复杂案件尽可能细化审理。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速裁程序,至此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初步构建起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多层次诉讼程序体系。应当注重改进办案方式,完善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衔接的诉讼体系,推动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一是完善检察机关适用普通程序办案机制。实质化的庭审实际上就是严格适用普通程序的庭审。对重大疑难复杂、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关键证据有争议的案件,应当严格依照普通程序进行较为彻底的实质审理。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庭前要全面梳理、编织与公诉指控相匹配的证据体系,还要注重庭前的程序净化工作,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庭审中加强当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当然,对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如果被告人认罪的,程序可适当简化。二是完善检察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办案机制。当前,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仍然存在“简易不简”的问题,表面上庭审时间缩短了,但刑事检察部门庭外的工作量增加,造成一些地方检察院不愿意适用简易程序。要真正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不仅要简化庭审程序,还要合理简化庭前准备程序。比如对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简化审查报告制作,在庭前准备阶段不制作“三纲一书”。同时,会同公安机关、法院健全简易程序案件“三集中”办案模式。三是大力推动速裁程序适用。速裁程序自2014年在部分地区试点,到2016年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再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增设该程序在全国推开,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实践中,还存在速裁程序适用率较低,程序从简价值未充分发挥的问题,部分地区速裁程序适用率不足20%。究其原因,既有主观上不愿意适用,也有客观上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沟通不畅、快速办理机制不健全的因素。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大力推动速裁程序适用,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协调,通过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派出所、交巡警支队等设立派驻中心检察室、速裁办公区等形式,建立案件快速分流和流转机制,对认罪认罚案件集中移送、集中起诉、集中审理,构建“全流程”简化速裁模式。(九)完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近年来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持续加强,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有新的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比如,随着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以及法院量刑规范化的推进,刑事审判质量不断提升,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难度加大,刑事抗诉结构面临调整;又如,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容易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和量刑不均衡,如何有效监督这种量刑失衡问题成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任务。一是完善和细化控审分离的具体制度。诉审关系中坚持控审分离是研究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应重点完善以下制度:其一,建立诉因制度。未经起诉之个人和事实,法院不得径行审理并定罪科刑。这是调整诉审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诉因制度,现行的公诉方式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表现有三:(1)起诉书往往呈现的是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以及案件相关事实在内的庞杂的图景,构成犯罪的事实不能通过诉因明示出来,在数罪案件中尤其明显,这就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难以充分意识到审理活动的对象范围界限。(2)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问题规定得不够明确,使得“审判突袭”现象并不鲜见。实践中审判对象超出起诉范围,法院认定罪名与起诉罪名不一致,以及对在审理中发现可能影响定罪的新的事实,在未经检察机关补充起诉或者变更起诉情况下,法院可以径行审理并改变罪名等情况时有发生。(3)前述现象使得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的诉因制度,有助于弥补现行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是促进完善控辩审三方关系的重要途径,这也契合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改革要求。其二,完善公诉变更制度。这与诉因制度也密切相关。要推动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变更、追加起诉制度,如果法院认为指控的罪名与指控事实不符,而检察机关不同意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动议时,法院应当告知控辩双方改变指控罪名的意图,在控辩双方进行必要的准备后,再行审理和判决。二是完善审判监督工作机制。强化审判监督,促使法官谨慎用权、依法公正裁判是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应当以抗诉为重点加强刑事审判监督,面对以审判为中心带来的审判监督难度加大的情况,积极拓展“抗源”、找准“抗点”,注重抗诉的精准性,对重大典型案件要发挥检察一体优势,接力抗诉,通过一个案件纠正一片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诉案件包括抗诉案件法院开庭几年不下判的情况,要加强监督,切实纠正“审而不判”。针对近年来无罪案件抗诉中存在的随意性问题,要深入剖析“诉判不一”的原因,对判决裁定确属错误的,要依法提出抗诉,防止“该抗不抗”;对属于证据体系存在问题或者理解适用法律存在认识分歧的,慎重提出抗诉。需要注意的是,对法院错误适用法律以及存在重大程序违法等具有示范意义和导向作用的案件,即使量刑没有明显不当也要依法抗诉。还要注重抗诉与其他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根据刑事审判违法和瑕疵的不同情况合理选择和适用监督手段,在重视抗诉的同时,也要重视运用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口头监督等监督方式,提升监督效果。(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检察机关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检察机关对于办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或者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轻缓量刑建议等的同时,针对企业涉嫌具体犯罪,结合办案实际,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推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2020年3月,最高检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基层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第一期试点工作,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不捕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同时探索督促涉案企业合规管理,促进“严管”制度化。2021年3月,最高检印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21年6月,最高检联合司法部、财政部等八个部委共同印发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进一步完善企业合规制度。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刑事检察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刑事检察部门应当按照上述试点方案要求,积极开展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将涉案企业合规及其成效作为司法裁量的重要情节。对轻微刑事案件,如果企业认罪态度好,主动做好合规管理,可以考虑作不起诉处理;对普通犯罪和严重犯罪案件,企业认罪认罚且愿意做好合规整改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同时,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包括市场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工商联等以及律师、审计师、会计师、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在内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机制。通过第三方监管,监督、促进企业践行合规承诺。检察机关要定期检查合规建设情况,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并根据试点效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总结试点经验,适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建立涉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三、基础与保障——刑事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随着检察工作的发展、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内设机构的调整、“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确立,刑事检察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检察人员的能力素养与新形势下刑事检察工作的需要仍有差距。加强刑事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四个铁一般”的刑事检察铁军,事关刑事检察工作发展的根本。(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讲政治要求刑事检察必须旗帜鲜明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体现在检察监督办案的具体实践中、效果上。(二)加强专业能力建设讲政治与抓业务是辩证的统一。每一项检察业务、每一个具体案件办理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要落实“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的要求,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本质,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中取得最佳的检察监督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面对刑事案件的复杂多样,检察官不仅要熟悉法律规定,还必须熟悉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一是加大与相关行政部门的沟通交流,通过互派干部交流学习,丰富检察官在金融、知识产权、食品药品、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等领域的知识储备。二是大力培养刑事检察领军人才。多年来刑事检察部门培养了一大批全国“优秀公诉人”“侦查监督能手”,为检察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捕诉一体”新背景下,应当探索适合新工作布局和办案模式的优秀人才选拔方式。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继续大力培养一批善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承担重大理论和实务研究,在检察系统内外具有影响力,得到法律界和社会公认的高层次领军人才,通过领军人才发挥“头雁”的引领作用,由点带面,推动提升检察人才队伍的能力和水平。(三)创新教育培训理念和方式根据检察工作的需要和检察官能力短板,开展分专业、分层次、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一是注重刑事检察工作理念的教育培训,将法律政策和检察工作要求真正传导至基层检察人员。二是积极借助内外脑,开展集中教学、专家讲座、观摩交流、高校进修、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提升检察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实战能力。三是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培训教学经验的检察官教官,鼓励检察官研发刑事检察业务课程,提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四是加强与相关政法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同堂培训制度,增进法律职业共同体交流与互动,统一执法司法理念和办案标准尺度。(四)加大检察官助理的培养力度检察官助理占到检察人员的半壁江山,是检察官的后备力量,也是检察人才的蓄水池。目前检察官助理的职责定位、办案权限、司法责任仍不够清晰,各地做法不一。要结合刑事检察工作的素能要求,明确检察官对助理的带教责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检察官助理专业培训,将传统的带教方式与阶梯式培养紧密结合。要明确界定检察官助理在协助办案中的职责和权限,检察官助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优秀的检察官助理充实到检察官队伍。(五)完善统一调用检察官办案工作机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四)可以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这为异地跨区域调用检察官办案提供了立法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此进一步细化,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2020年1月,最高检又下发了《关于规范上级人民检察院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理案件工作的通知》,对统一调用检察官办案程序进一步细化。异地跨区域调用检察官参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是检察一体化的充分体现,有利于确保重大案件的办案效果,也有利于提高基层检察官办理重大案件的经验和能力。下一步,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调用检察官办案工作机制,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注重配强公诉人,对需要多个公诉人出庭的,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组成优秀公诉团队出庭支持公诉,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统一调配业务专家参与指导。(六)完善规范刑事检察权高效制约监督体系近年来,随着司法责任制、“捕诉一体”、认罪认罚从宽等改革的推进,检察职责任务越来越重,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实,被围猎、干预、影响会明显增多,廉政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职业道德养成,守住纪律底线,是新时代刑事检察面临的重大课题。要结合实际,突出问题导向,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司法责任制落实等廉政风险点完善规范细则,明确程序流程,扎紧扎牢廉政“篱笆”,让检察官办案有规可循、有规必循、违规必究、自律与他律并重。健全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案件审核把关机制,完善审核案件的范围、程序和责任承担,行使监督管理职责须书面全程留痕。全面推行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无罪判决、撤回起诉、撤回抗诉等案件反向审视和分析报告制度。狠抓干预、过问案件“三个规定”的落实,对过问插手干预办案的情形如实记载,严肃追究责任。通过严管、厚爱,教育引导刑事检察部门广大检察人员培养职业尊荣感,培养对刑事检察工作发自内心的热爱、尊崇、敬畏。作者:陈国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编辑:常锋制作:张倩本文选自2021年《人民检察》第21-22期推荐阅读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看刑事检察理念的转变——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破除思想藩篱——专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行政检察创新监督理念回应人民群众更高要求——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民事检察监督理念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深化——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新
2022年1月10日